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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論研究在如何處理與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之間的關系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如，針對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涉及的理念、措施、模式所進行的研究日益增多，而針對教學理論基本問題所開展的研究卻明顯下降。筆者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以“教學規律”為“篇名”，在“全部期刊”范圍內“精確”檢索，1991年至2000年有相關文獻151篇，2001年至2011年有相關文獻135篇;同樣檢索條件以“合作學習”為關鍵詞檢索，1991年至2000年有相關文獻136篇，2001年至2011年有相關文獻5651篇。可以看出，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影響下，研究者對具體的尤其是近年來提出的與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相關的主題關注較多，而對一些傳統的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有所忽視。我們知道，一個學科的基本理論研究是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根基，也是該學科理論創新的源泉。目前的教學理論研究由于過于依賴或者說依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相關政策，糾纏于個別概念的辨析、個別理念的解讀，而這些概念與理念會因相關政策的變動而過時，因此，相關的教學理論研究也會隨之無疾而終。這一研究取向如果得不到改變，勢必會影響到教學理論建設的可持續發展。畢竟，根基不牢，終究會影響到枝葉的繁茂。所以，教學理論研究在為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服務的同時，不能忽視對自身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正確的做法是我們應該將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平臺搭在教學理論研究的大地上，但是不能將這一平臺凸出地面過高，而使之成為狹窄的舞臺。
二、教學理論研究與教學實踐:在沖突中走向融合
由于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推進的過程中，一些新的教學理念在實踐中遭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使得教學理論從何處來，以及能否指導實踐的問題引起了人們廣泛的討論。教學實踐者和理論研究者之間的隔閡有逐漸加深的傾向，具體體現為許多一線的教師對不斷翻新的理論話語表現出一種表面的迎合和內在的漠視，這一畸形的關系使人擔憂。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盡管教學理論遭到了教學實踐一定程度的質疑，但是，教學理論研究者依然主導著話語權，即便是反思也大多為教學理論研究群體的內部反思，單純的教學實踐者由于理論素養的缺失而只能通過自身教學生活的簡單敘事來提出問題，很難有理有據地通過自我理論建構來直接參與到理論研究中去。
這一情形所帶來的結果是，教學實踐中的困惑和不滿本需要專家們的解讀，而因作為理論研究者的專家和作為教學實踐者的中小學教師的身份、知識結構以及生活閱歷的不同又會產生種種的曲解和誤讀，進而又會引發新的困惑和不滿。這種狀況無論是對教學理論走向教學實踐，還是對教學實踐中的教學理論生成都有著很大的負面作用。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的這種雙向作用導致了雙方處于僵持狀態，即教學理論研究者有走進教學實踐的愿望卻找不到合適的合作模式和溝通方式;教學實踐者有尋找教學理論支持的要求卻困于自身理論素養不高所帶來的表達不透。隨著課程改革的持續推進，尤其是大規模的教師培訓活動的開展，教學理論研究與教學實踐之間的關系慢慢走向融合，其中，教學實踐對教學理論研究反向影響日增的趨勢更為明顯。引起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小學教師學歷層次不斷提高、國家大力實施教師培訓計劃、教學理論建設不斷進行自我反思等多個方面。
與教學理論研究最為密切的就是教學理論建設的自我反思，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有兩點，一是在方法論上發生了新的轉向，即從重視思辨演繹走向重視實踐生成;二是在理論話語表達體系上進行了自覺的調整，從追求抽象生澀走向追求平實易懂。比如，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十年來，通過教學理論研究者與教學實踐者的合作，發展和涌現出很多在教學實踐中生成的教學理論觀點，影響較大的主要有:由葉瀾教授主持的新基礎教育實驗中所生成的教學理論觀點，其“新”主要體現在“著眼于人的變化”、“著眼于改變日常的教學生活與班級生活”和“轉變師生在學校的生存方式”三個方面，特別注重課堂教學的過程改革研究;由裴娣娜教授主持的主體教育實驗中所生成的教學理論觀點，它具有“理論性”、“社會性”、“主動創造性”和“綜合整體性”的特點，關注的焦點主要指向“主體教育視野中的基礎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學生學習方式的變革及其發展性教學策略、主體教育管理與教師培訓、教育實驗的研究方法論”四個主要方面;另外還有朱永新教授主持的新教育實驗、郭思樂教授主持的生本教育實驗等比較有影響的教育實驗，它們都分別建立了基于自身教學實踐的教學理論觀點，并且這些教學理論觀點已經開始進行教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工作，而且，由于它們在進行話語表述時注意運用形象生動的教學案例，因而更易于被一線教師所接受，表現出了較強的指導性和可操作性。
三、西方教學理論與中國教學現實:在本土化中漸趨理性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西方理論研究的對話渠道日益增多，人們愈加關注現代以來西方哲學的發展情況，相繼引進了存在主義、現象學、解釋學、批判理論、交往實踐理論等觀點，特別是一些學者撰文集中介紹了建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的課程與教學觀。在這種研究取向的推動下，西方教學理論在國內的影響不斷擴大，甚至一度成為解讀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新理念的主要理論依據。但是，這種狀況并沒有持續太長的時間，在與我國教學實踐進行深度接觸之后，西方的教學理論在我國經歷了戲劇性的變化。隨著這些有著深厚西方哲學意蘊的教學理念在我國教學實踐中的推行，人們開始發現，一些引進過來的西方教學理論并不能很好地被我國的教學實踐者理解并應用到自身教學實踐中去，甚至于為了應付由西方教學理論主導的教學評價，教學實踐中產生了形式化的傾向。
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一些教學理論研究者開始就這方面進行了思考，比如，有的學者認為，我們在日益擴大的國際交往中還沒有處理好文化導向問題時，就近乎草率地借鑒或移植了已經步入現代工業文明的或正趨向后工業文明的發達國家課程與教學改革的經驗，甚至只是經驗性的理論，于是才造成了變革中的所謂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問題。還有的學者從教學論研究本身來說，認為教學論要實現超越和創新，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東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融通思想資源，超越體用之爭，從知識移植走向學術自主性發展，去建構本土化的教學論。一般的教學實踐者尚不能像學者一樣深入地對這一問題進行剖析，他們迫于評價的威力，只好采取對不斷涌現出的新教學理念進行精神上重視行動上輕視的策略。
也正因為如此，近年來對西方教學理論需要本土化以及亟待加強本土教學理論研究的呼聲日益高漲，正如有的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教學論研究已經由過分注重‘借鑒性、移植性研究’轉向‘本土性、建構性研究’”，也就是說，我們“要在課程與教學變革中守護中國的文化傳統。”理性地看待西方教學理論是建設中國特色教學理論體系的應然要求，也是教學理論走向本土化研究的題中之義。這就需要教學理論研究者要擺脫那種“盲目地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式，注重探討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的優越性以及啟示、意義等，較少關注它們自身的局限，片面追隨時髦、玩弄辭藻”的功利化取向，“尊重自己精神家園里的歷史智慧，需要在這個基礎上借鑒外國的文化精神，生成時代覺悟。”當然，理性地看待西方教學理論并不意味著要排斥引進西方教學理論，更不意味著對已經引進的西方教學理論一味地否定，這將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要真正地使我國的教學論研究本土化就應該需要在充分吸收豐富的傳統教學理論和西方教學理論的基礎上，深入到真實的教學實踐中去。它的理論依據是傳統教學理論和西方教學理論的融合體，其中在一些方面傳統的教學理論會起主導作用，在另一些方面西方教學理論也可以起主導作用。但是，它所面對的，一定是中國的教學現實，解決的是中國的教學問題，并在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雙向作用的過程中形成的是中國特色的教學理論體系。
未來的十年，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深入推進的關鍵階段，這也就意味著，教學理論的發展將會面臨新一輪的機遇和挑戰。那么，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下一個十年里，教學理論研究將會呈現怎樣的發展趨勢呢?經過新世紀前十年的探索和努力，教學理論研究已經逐漸有了合理的定位，教學理論的本土研究也將持續地進行下去，同時，更多的西方教學理論也會繼續被引進過來，日益理性和成熟的研究取向將使傳承和借鑒的矛盾變得緩和，使其共生共長，一起作為教學理論發展的推動力而存在。相信我們的教學理論研究者也一定能夠更加自信地參與到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去，同時為加快教學理論自身的創新而不斷努力。
作者：齊軍 單位：曲阜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