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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江蘇是我國的高等教育大省,現階段內涵式發展成為進一步率先建成教育強省的核心要素。近年來江蘇高等教育存在相對投入滯后、多元化籌資體制不夠完善、區域不均衡等問題。對此,應建立高等教育投入穩定增長機制,既要保證“投入規模”適度增長,又要注重提升“投入質量”。要堅持以公共財政投入為主,多舉措拓展高等教育投資渠道;建立省內高校教育聯盟,加大區域間高等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推行經費績效撥款模式,健全經費監管機制。
關鍵詞:
內涵式發展;高等教育投入;路徑
內涵式發展是高等教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趨勢,也是世界教育強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由之路。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經過了大約30年的規模發展階段,于20世紀80年代先后進入以提高質量為中心目標的內涵發展階段。1984年法國通過的《高等教育法》,強調“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核心是提高教育質量”;1999年,29個歐洲國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亞提出歐洲高等教育改革計劃,目標是整合歐盟的高教資源,打通教育體制;2009年,奧巴馬政府出臺了《美國恢復和再投資法案》,全面推進從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改革,旨在提高教育的持久發展水平。提高質量,走內涵式發展之路,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迫切任務。《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提高質量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核心任務,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基本要求。”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2012年,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提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走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道路”。2014年,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指出“全國高等院校要走在教育改革前列,緊緊圍繞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加快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學校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可見,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是在遵循高等教育內在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以質量為核心,通過體制創新、結構優化、效益提升等多方面舉措,實現高等教育規模、結構、質量、效益的統一協調發展。
一、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對教育投入的要求
內涵式發展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目標和方向,內涵式發展對高等教育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拓寬高等教育投資渠道
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以提高質量為核心,以人才培養為目標,敞開大門辦學,走出去、引進來,積極與科研院所、企業、社會組織及國外相關機構等開展多方面的合作,優勢互補,互相促進,是高質量的發展模式,因此必然要求教育投入渠道多元化,廣泛吸收各方資金。
(二)完善公共財政撥款模式
現階段實行“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的財政撥款模式,綜合定額部分以生均定額經費為撥款標準,是以“量”為基數的平均撥款;專項補助部分也沒有制定明確的完成質量撥款標準或績效考核撥款標準,對撥款使用“質量”的考核流于形式。這樣的撥款模式不利于提高教育經費使用的“質量”。只有將“以質量為核心”納入公共財政撥款模式,將教學質量、科研質量、管理質量與財政撥款直接掛鉤,引入績效撥款,實行競爭撥款,才能真正促進高校深挖潛力,苦練內功。
(三)側重扶持特色學科專業
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各級各類人才,目前我國大學“同質化”程度嚴重,辦學層次特征不清晰,專業設置陳舊、雷同,人才培養與實際需求脫節。因此,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在高等教育經費投入上,政府就應圍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需要,重點支持有國際競爭力、前沿性、戰略性的特色學科、優勢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發展,進一步下放區域教育自主權,合理定位各層次高校發展方向,支持地方高校特色發展,合理配置教育資源。
二、江蘇高等教育投入的現狀分析
(一)投入總量居全國前列,但相對投入滯后
自1999年我國高等教育實行全面擴招以來,江蘇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多年來全省高校數量和在校大學生人數均居全國首位,2014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51%,率先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教育經費投入持續增長,2013年全省教育經費總投入2166.78億元,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1692.81億元,普通高校教育經費投入612.29億元,三項均居全國第2位。因此,從投入規模來看,江蘇是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大省。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江蘇高等教育存在相對投入尚顯滯后的問題。2013年江蘇省國內生產總值(GDP)為59753.37億元,居全國第2位,但全省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僅為2.83%,居全國第30位,且自2001年以來全省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又如,2013年全省財政性教育經費占教育經費總投入的比例為78.13%,在全國僅排第26位;普通高校教育經費占各級各類教育機構經費總投入的比重為28.26%,居全國第10位;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經費29995元,居全國第6位,生均公共財政教育經費16587元,居全國第8位。因此,從反映高等教育投入的各項比較指標來看,江蘇省高等教育相對投入尚顯不足,與全省經濟總量在全國的地位不匹配。
(二)財政性教育投入增長放緩,多元化籌資體制不夠完善
近年江蘇公共財政教育支出增長逐年減緩,如2010—2012年的平均增速為22%,而2013、2014年公共財政教育支出僅分別增長8.35%、8.50%,同期政府財政經常性收入卻分別增長12.43%、10.22%,出現了公共財政教育支出的增速低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速的現象。公共財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例也由2010年的17.86%下降為2014年的17.53%。伴隨公共財政教育支出增速的放緩,全省高等教育財政投入增速下降,2013年全省普通高校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較上年增長0.7%,而教育經費總收入卻增長4.05%;地方普通高校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增長率由2010年的20.8%下降到2014年的6.01%。按照以舉辦者投入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擔培養成本、學校設立基金會接受社會捐贈等多渠道籌措經費的高等教育投入機制的要求,江蘇省高等教育還需擴大事業性收入(以學雜費為主)、社會捐贈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然而,以學雜費為主的事業收入因受收費標準和招生數量等因素的制約,多年來變動幅度不大,占高等教育經費總收入的比例保持在30%~35%。另外,由于我國尚未形成促進全社會對教育贊助捐贈的有效機制,社會捐贈對全省高校教育投入的影響極低,2010—2013年捐贈收入占普通高校教育經費總收入平均不超過2%。總而言之,目前江蘇省高等教育多元化籌資渠道尚不夠暢通。
(三)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高校投入存在差異
江蘇省高等教育資源區域分布不均衡:70%的高校分布在蘇南地區,蘇中地區占12%,蘇北地區占28%;優質教育資源分布極不均衡,“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和“985高校”有90%集中在蘇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決定了教育供給能力的差異。江蘇省三大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與此相對應,三大區域的教育投入水平也呈現不均衡狀態。如:2012年蘇南地區人均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是蘇中的1.8倍,是蘇北的2.2倍;2012年蘇南地區普通高校生均事業性經費是蘇中的1.90倍,是蘇北的1.52倍;2013年全省普通高校公共財政預算教育經費增長放緩,但蘇南地區卻增長明顯,蘇中三市均不同程度下降,蘇北五市則與上年基本持平。一直以來中央部屬院校有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撥款,近年來各級各類高校的經費投入差距有所縮小,但這類院校的教育投入仍高于地方本科院校。例如,從公共財政預算教育經費占教育經費總收入的比例來看,2012年地方院校與中央部屬院校相差23.74個百分點,2013年相差13.35個百分點。另一方面,高職高專院校的教育經費投入雖然增長較快,但與地方普通本科院校還有一定差距,近年生均教育經費基本維持在0.65∶1的水平。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緩慢,學雜費收入趨減,雖然公共財政教育經費投入逐年小幅增長,但教育經費總收入呈下降趨勢。
三、內涵式發展背景下江蘇高等教育投入的路徑
新常態下,高等教育投入既要保證“投入規模”的適度增長,又要關注“投入質量”的提升。江蘇省要率先實現教育現代化、走內涵式發展之路,必須堅持高等教育投入總量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堅持高等教育投入結構與教育協調發展相適應,堅持高等教育投入管理與公共財政改革相適應。
(一)堅持以公共財政投入為主,多舉措拓展高等教育投資渠道
《江蘇省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明確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財政資金優先保障教育投入。要明確各級政府承擔的教育責任,明確公共財政教育投入與GDP的適度比例,明確各級政府教育撥款增長與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長的比例關系,要確保生均高等教育經費實現逐步增長,確保高等教育財政投入與財政教育投入總量的適度比例。總之,高等教育財政投入要與江蘇省在全國的經濟發展地位相匹配,要與建設高等教育強省的目標相匹配。因此,必須拓寬高等教育投資渠道。一方面,各級政府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法規制度,從政策上保障多渠道籌措高等教育經費的路徑暢通。比如,積極鼓勵捐資助學,建立全社會捐贈助學的激勵機制;積極鼓勵股份制辦學,大力發展中外聯合辦學、校企聯合辦學,推動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積極鼓勵產學研聯合,制訂科技創新創業的優惠政策,落實“實業興教”“科技興教”,將高校科研優勢轉化為吸引產業資本投資的法寶。另一方面,創新融資方式,引入PPP模式。近年來流行于國外公共產品領域的PPP模式是指政府與私人組織之間,為了提供某種公共物品和服務,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彼此之間形成一種伙伴式的合作關系。在這種模式下,政府從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轉為監管者,可以減輕財政負擔,社會主體則可以降低投資風險。在教育領域,PPP模式已經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互聯網+”的課程創新和網絡教學體系建設等方面,體現為直接吸納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領域,成立“民辦公助”的混合所有制學校。PPP模式在我國已引起了廣泛關注,進入實踐探索階段,江蘇省可積極嘗試將PPP模式引入高等教育投資領域,創新高等教育融資方式。
(二)建立省內高校教育聯盟,加大區域間高等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力度
一方面,應組建省內高校的“教育聯盟”,各高校圖書資源共享、實驗室互相開放、學生跨校選課、教師互派、學分互認,充分實現不同高校的資源共享、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協同創新,共同發展。應鼓勵省內不同區域高校因學科專業同質而結盟,鼓勵優質高校的對點幫扶結盟,也要鼓勵高校間的強強結盟,使學生享受到優質教育資源,提高經濟不發達地區高校的教育質量,提高教學科研成果產出率,提高全省高等教育資源的利用效益。另一方面,要建立省內教育專項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蘇北、蘇中經濟不發達地區高等教育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提高蘇北、蘇中地區高校的生均財政補貼,縮小與蘇南地區的差距;要向蘇北、蘇中地區高校的優勢(重點)學科培育、品牌專業建設、創新創業工程等重點項目傾斜,增強蘇北、蘇中地區高校的整體實力,最終促進區域間高等教育協調發展。
(三)推行高等教育經費績效撥款模式,健全經費監管機制
全省現行以生均定額為基數的財政撥款模式,沒有將高校教研質量和辦學效益的評價作為財政撥款的考量依據,難以實現高等教育投入數量與產出質量的統一。因此,為提高經費使用效益,應借鑒國際經驗推行績效撥款模式。財政預算撥款應劃分為基礎撥款和績效撥款兩部分,可設定績效撥款占總撥款額的一定比例。采用這種做法應循序漸進,開始時績效撥款比例設定低一些,等實施辦法成熟后再提高績效撥款比例。同時,應制訂高等教育投入績效考核辦法,明確績效考核的范圍、內容、評價標準、評價方法等,明確高等教育經費績效撥款與考核的關系,切實將考評結果與績效撥款相掛鉤。健全高等教育經費監管機制。伯頓•克拉克認為中介組織是20世紀高等教育的重要發明,它可以在中央和基層單位之間發揮緩沖的作用,可以有效地保持高等教育系統內部各部分之間的相互制約和平衡。因此,加強對高等教育經費的監管,首先,應在政府與高校之間設立一個獨立機構,作為績效評估機構和撥款的具體執行機構,這個機構應是公益性組織或非營利機構,以保證撥款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其次,各級政府要將教育行政權與監管權分離,成立獨立的教育監管機構,代表政府實施監管。如省級設立教育經費監管中心,對全省高等教育經費實施統籌管理和監督,地市級則設立相應級別的監管中心,設立監管中心的目的就是要實現教育經費管理的常態化、規范化和制度化。最后,要充分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建立高等教育經費信息公開制度,增加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頻率,建立高等教育收支公告制度。這些信息要及時通過報紙、網絡等媒介向社會公開,使高等教育投入與經費使用情況始終處于全社會的監督之下。只有將政府的專門監管和社會監督結合起來,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高等教育經費投入使用效益。
作者:黃建元 王靜梅 單位:南京財經大學校長辦公室 南京中醫藥大學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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