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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文范文1

〔摘要〕在異國形象的創造過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形象是一個文化事實或文化的集體想象,它與一個社會組織、一種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時期都可視作一個創造、生產和傳送符號之地。同時,書寫者自身的文化立場和社會意識形態對建構異國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研究異國形象實際是在研究這種文化體系之間的力量關系,異國形象是這些力量關系的表述。

跨文化的文本敘事中,文化是創造異國形象的一個結構性力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這個跨文化的異國形象里,凸現了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描述,顯示了本土文化對異域文化的形象“再現”,在這個“再現”里,實際體現出了“自我”的需要,是自我需要的延伸。因而當代形象學認為異國形象不再是對異國現實的簡單復制式的描繪,而是在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文化關系中的一個“想象性再現”,在這個想象性再現里,透視出了自我的文化心理。

比較文學形象學專門研究一個民族文學中的異族、異國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體系中文學作品如何構造他種文化的形象。異國形象的建構由此上升為一個文化的形象塑造,是一個文化的表征。

一、異國形象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異國形象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形象,更是一個文化形象,代表著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看法和態度。同時每一個被描繪的國家也都有許多側面,選擇其中的一個側面來代表這個國家也不

僅僅是文學問題,其背后一定會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論文。研究異國形象,文化問題總是作為形象形成的大背景以及形象形成的意義和原因出現的。事實上,異國形象研究也只有在文化這一更為廣闊的領域內才可能得到更為深刻、更為全面的闡述。異國形象的建構包含了創作者對一個不同文化的總體認識和態度,同時又代表著一個群體對另一國家、民族的文化觀照,是一個文化對另一個文化的言說,它涉及人物、物質精神生活、觀念思想等。形象不僅展現了與本文化相異的他者文化的某些特性,也傳遞著形象建構者的信息。1951年,卡雷明確提出形象學的研究原則,指出在研究事實時不應拘泥于考證,而應注重“研究民族間的各種游記、想象間的相互詮釋”〔1〕。基亞進一步歸結為:“不再追求總括性的影響,而設法深入了解在個人和集體意識中那些主要民族的神話是怎樣制作出來的,又是怎樣生存的。”〔2〕顯然,兩位學者都意識到“他民族神話”或“異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民族對異國文化的看法,折射出異國文化在本國的介紹、傳播、詮釋的情況。這就

給當時已趨呆滯的實證方法注入了活力,同時也使傳統的國際文學關系影響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20世紀60年代,形象學進一步發展。德國學者胡戈·迪塞林克開始提出擴大研究領域、注意視角轉變的問題。他對“形象”和“幻象”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象”或“幻象”,亦可稱“異國形象”,是一種“人為的形象”〔3〕,要求研究者對“人為的形象”深入探討,發現和確定該形象的形成過程及根源;“正確提出有關影響的問題且力求尋出答案”〔4〕。這里強調的是對“形象”及“幻象”的研究要包括求證其影響方式,決不僅僅是單純的羅列。這一探索和思考體現了異國形象研究背后哲學和文化的普遍性研究更為關注的問題,凸顯了異國形象研究的文化構成。另外一位對比較文學或者說對比較文學形象學做出突出貢獻的是法國學者巴柔。1989年他發表的《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象物》被認為是當代比較文學形象學的里程碑。他在文中真正明確提出了當代形象學的基本原則,其核心是對“他者形象”的定義,此定義內涵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形象是對一個文化現實的描述,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個人或集體通過言說、書寫而制作、描述出來的,但這種描述并不遵循真實的原則,即并不真實地描繪出現實中客觀存在的那個“他者”。事實上,形象是對一個文化現實的描述,顯示或表達出形象塑造者樂于置身其間的那個社會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虛構的空間。也可以說,形象是對一個作家、一個集體思想中在場成分的描述(對異國的理解和想象),這些在場成分置換了一個缺席的原型(異國),替代了它,也置換了一種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因此,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并非現實的復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視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組、重寫的,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5〕

其二,形象是一種象征語言。形象是可以用來言說和思維的象征語言之一,其作用是說出跨人種、跨文化的關系。在言說者、注視者社會與被注視者社會間的這種關系主要具有反思性、理想性,而較少具有確實性。這種人類學實踐意義上的形象在我們稱之為“想象物”的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由于“想象物”與一個社會組織、一種文化是不可分的,所以它被稱為社會總體想象物。〔6〕

由此可以看出,不僅注視者審視被注視者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建構了異國形象,此異國形象同樣也能夠說出對本土文化(審視者文化)有時難以感受、表述、想象到的某些東西,即“我”注視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時也傳遞了“我”這個注視者、言說者、書寫者的某種形象。正如讓-馬克·莫哈所指出:“異國形象屬于對一種文化或一個社會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學本來意義上的范疇,而成為人類學或史學的研究對象。”〔7〕我們可以看出,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已經轉移到對文化給予高度關注。與此相應,形象學研究所處理的文本也從文學文本的范圍擴展到文化文本的范圍。文學文本與其他類型的文本的關系不僅構成互文相涉,而且是同一個文化想象的不同表征,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有機的。

二、異國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義

形象是對作為文化他者的異域進行的描述,通過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對立,確認自身的身份及其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空間。他者的功能建立在文化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和對立關系上,而這種差異對立關系,又被結構到整體性想象的世界秩序中。異域形象的意義體現在特定本土文化秩序中的功能上,其產生與交流,都必須分享與遵循該文化有的結構原則,這一結構原則是由差異系統構成的。

事實上,對形象的研究應該較為注重探討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視者文化,而非被注視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圖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實”程度及其與現實的關系。因此,我們就必須先了解注視者文化的基礎、組成成分、運作機制和社會功能。形象是一個文化事實或文化的集體想象,它與一個社會組織、一種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時期都可視作一個創造、生產和傳送符號之地。既然他者形象是一種文化描述,那么形象的符指關系永遠都會多少被習俗所限定。社會、文化規約解釋、擔保了形象的傳播及其有效性。〔8〕形象創造者總會自覺、不自覺地依附于本國文化,以本國文化作為參照系來審視異國文化。這種對本文化的依附現象正是觀察和創造異國形象的出發點。就西方的中國形象而言,西方二元對立的原則,構成一個總體性的想象世界秩序的基礎,而西方中心的文化秩序,則構成西方的中國形象生成的意義語境。西方不同語境下產生的中國形象,是西方文化構筑的他者。西方文化構筑中國形象,重要的是確立中國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觀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國形象與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認同過程中形成的差異對立關系。中國形象的功能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或認識中國的現實,而是作為他者幫助確認了西方有關地緣文明的觀念秩序。西方的中國形象是一種社會想象,是協調權利的話語或整合權利的意識形態,我們從中可以獲得批判的立場。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不是研究中國,而是研究西方文化。西方對東方的再現“,有助于歐洲(或西方)將自己界定為與東方相對照的形象、觀念、人性和經驗”〔9〕。因為形象建構者一般都是以自我文化認同為基礎來對異文化進行審視和改造的,其先在的文化視域決定了他如何建構敘寫異國形象。通過他者形象的創造,其背后的文化動機得以凸現。法國學者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形象研究的重點:“事實上,所有具有學術價值的形象學研究一般都注重⋯⋯研究創造出了形象的文化。”〔10〕簡而言之,我們研究異國形象實際上研究的是文化體系之間的力量關系,異國形象是這些力量關系的表述。

〔參考文獻〕

〔1〕卡雷.比較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51.

〔2〕基亞.比較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106.

〔3〕〔4〕胡戈·迪塞林克.有關“形象”和“幻象”的問題以及比較文學范疇內的研究〔A〕.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80,83.

〔5〕〔6〕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形象〔A〕.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56,157,158.

〔7〕〔10〕讓-馬克·莫哈.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及方法論〔A〕.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7-18,26.

文化論文范文2

“酒酒酒，好朋友，自古人人愛喝酒，喝完消遣又解愁。”青海青稞種植歷史悠久，是青稞酒的故鄉。在釀造青稞美酒的同時，農耕文化由來已久，保留了許多古老的民間習俗，根深葉茂，也釀造出了許許多多酒的禮儀，鮮有流傳。家里不管有什么重大事兒，如升學提干，女兒出嫁，兒子娶媳婦，給長輩賀壽，蓋房子立大門打莊廓等都要喝酒，于是酒與禮儀同在，成了一種文化，一種禮儀，“桌上無酒不成席，桌上無酒沒禮儀”，好像缺了酒，該行的規程沒法進行。“酒是先行官，萬事它為先”，“三杯通大道，話在杯里說”。筆者記憶猶新，每一樣大的事情上，如果沒有酒，似乎就缺了什么。如缺了就該說的話或者不該說的話兒沒法說出來。于是有了這樣一句話：“草里的兔兒只有狗才能趕出來，心里的話兒只有酒才能攆出來。”青海人的喝酒有兩種情況平分秋色，一種是干喝（所謂干喝，只喝酒，沒有什么下酒之菜），另一種是在重大的活動中，如婚喪嫁娶，蓋房立門或家中來了尊貴的客人，炒菜煮肉，搟長面等為儀式助興喝酒，酒在青海人生活中密不可缺，是精神文化中的主要組成部分。眉飛色舞，手舞足蹈，摩拳擦掌，莫此為甚。高興了喝，憂愁了也喝，找個朋友邊喝邊聊，把中心的怨氣晦氣全部釋放出來，一醉解千愁。家中來了客人，就要拿出酒猛喝一頓，使出渾身解數，不醉不罷休，直到將客人喝醉放翻為止。盡管在吃的方面欠缺一點，但只要把酒拿出來讓客人喝個夠，就是最好的“當人”（招待貴客之意）。人愛喝酒，有關酒上的規矩也很多。發生過這樣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家庭，男人大喝特喝，我行我素。媳婦一怒之下提出離婚，當然男人不同意，說以后少喝酒，沒有事兒絕對不喝酒。空口無憑，立字為據。媳婦聽了信以為真，回心轉意，讓男人寫下保證書來。男人立下這樣規矩：“以后陰天下雨喝一點，人來客去喝一點，單日雙日喝一點，有事沒事喝一點，以此為憑，讓賢媳監督”。媳婦一看說：“什么保證書？你的保證把我氣醉了！”趣味十足。酒是糧食之精華，是上蒼賜于人類的瓊漿玉液，喝的時候不得隨心所欲，各行其是，須要有喝酒的禮儀和規矩。于是有了“酒令大過軍令”的說法。酒場上規矩一經確定就得無條件執行，酒場就有了“監拳”“當關”和“應關”的稱謂，各司其事。“監拳”的執壺監督；“當關”的以拳過關；“應關”的專心觀拳，“當關”的劃到那兒就得“應關”，來者不拒不得三心二意，東拉西扯，這叫“喝酒端喝酒，不提馬明有”、“酒中不語真君子”…….和長輩劃拳前，先要給長輩敬上兩盅兒，而且要雙手舉盅，恭敬有加，要長輩“雙雙兒喝”，這叫“免罪酒”。只有長輩喝了免罪酒，才能伸手劃拳。與長輩或老人劃拳前一定要用左手托往右手的胳膊肘才行，劃拳時拳心向上，手要平出平收，不得左右晃動。劃拳還有一個規柜，就是出手指頭時，最講究拳拳不離大拇指，除了“寶拳”外，主動示好，決不允許捏掉大拇指出拳。意思有兩種，一是酒是精食的精華，是好東西，出拳伸拇指表示聲聲贊揚；二是對對方的尊敬稱贊，親密無間。劃拳如果不出大拇指，舉措失當，對方認為你對他不尊敬，可有手不出拳，舉目不爽之嫌。

2.喝酒的酒令

酒令包括劃拳和酒曲兒。劃拳的樣式很多，也很復雜。但開宗明義，最傳統、最規矩、最精美的要屬“官樣拳”。和盤托出，就是每拳四個字，不多不少，喊出來時抑揚頓挫，呼之欲出，字字珠璣：寶拳送你，一品當朝（或一心敬你），二朵梅開（或雙喜臨門），三級連升（或三元報喜，桃園結義）四季發財，五經魁首（或五子奪魁），六連順喜（或“六六大順”）七賢竹林，八仙慶壽（或八福長壽、八馬分駿），九盞蓮燈（或酒滿倉庫），十滿大堂（或全家富貴）等等。全是文縐縐的吉祥如意之話。婚宴上這些吉祥拳語須要喊出口，這些拳語，開門見山，直呼直出，不是簡單的數字表達，都是有意思和來歷的。寶拳送你，意為送你寶貝，還有直呼寶疙瘩送你，一品當朝也叫當朝一品，意為對方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一品官員；二朵梅開是象征像梅花一樣高潔；三級連升是希望對方連續升官三級；三元報喜來自于宋代科舉考試中，那是考生參加考試需通過三試，即鄉試，會試，殿試。三試的第一名分別稱為解元、會元和狀元，是表示有極大的喜事；三星高照有三星高照，新年來到的意思；桃園結義表示志同道和、意氣相投；五經魁首有魁星點元，獨占鰲頭的意思；六連順喜表示祝福的涵義；七賢竹林，歷史典故，是一塊喝酒、一塊快樂的意思；八仙慶壽、八福長壽是尊重對方，意為大福大貴、健康長壽的意思；九盞蓮燈象征對方的威望和地位；十滿大堂即兒孫滿堂之意。此外還有許多賦予文化內涵的拳語，無不瞻顧。光喝酒沒意思，還要唱一唱酒曲兒。酒至半酣，熱鬧非凡，劃拳的人就會邊表演便唱起來，有的唱《十道兒黑》：“吃上一杯兒酒呀，心兒里醉，聽我們來唱上個一道兒黑，白布的汗答青絲帶（來吧）太平年，勒在（個么）腰里一道兒黑，年太平哪，太平年……”有的唱《數麻雀》“:一個（嘛就）麻雀一（呀嘛）一個頭呀，兩只眼睛明（呀嘛）明丟丟，兩個爪爪站（呀嘛）站墻頭呀，一個尾巴丟在個后呀頭……”每唱完一段就要劃一拳，非常熱鬧，扣人心弦。有個令兒叫《滿堂喜》拳拳不離喜：“滿堂喜，二梅喜！滿堂喜，七巧喜！滿堂喜，三元喜……”如有一方贏了，就得馬上接一句“請酒喜！”輸拳的一方就緊接一句“我的喜”，提盅干了酒。酒曲說來酣暢淋漓，膾炙人口。也有一問一答的“天上的安羅樹什么人栽，地上的黃河什么人開？天上的安羅樹西王母栽，地上的黃河禹王爺開。”這也應了這樣幾句話：青稞煮下的好燒酒大禹留給君子喝，好酒三杯過肚腸，不成神仙也壽長。

3.喝酒的酒話

文化論文范文3

（一）優勢（Strength）

1、歷史悠久，馳名中外。如果說曾經溝通東西方的商賈和文化交流的橋梁為“絲綢之路”的話，那么福安茶葉的傳播，則可以稱得上是閩東近代的“茶葉之路”。福安市產茶歷史可追溯至西晉溫麻縣治時期。清咸豐、同治年間，“坦洋工夫”紅茶脫穎而出，并于1915年榮獲巴拿馬國際博覽會金獎。同時，閩東茶葉對外貿易也十分活躍，明末清初，福安茶葉融入“海上絲茶之路”和“陸上絲茶之路”大聯通，可謂“四海共飄茶葉香，五洲同賞福安茶”，奠定了世界名茶的地位。然而因為長期缺乏一個知名品牌和拳頭產品，導致在茶類中缺少競爭力而一度處于衰弱境況。從2006年起，福安市確定挖掘這一歷史名茶作為該市茶葉公共品牌，于是經過幾年的品牌打造，獲得“中華名人特供茶”、“福建十大名茶”、“中國申奧茶”，“國家地理標志保護產品”、“國家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省著名商標等榮譽，加工工藝列入福建省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地理標志產品——坦洋工夫》也已通過國家標準協會組織的專家論證，這為坦洋工夫現今的長足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內涵深厚的茶禮茶俗。茶與其他旅游資源不同之處在于，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有些嗜茶的人更是到了“不可一日無茶”的地步。所以茶文化它更多地體現在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在福安，茶以一種文化的觸角深入到人們生活中，它不僅是解渴的飲料，更是一種厚重的禮儀。大年初一喝“過年茶”，新娘過門喝“新娘茶”，親人出門喝“出行茶”。福安廣泛流行“茶哥米弟”之說，有客來先敬茶后吃飯，生活中稱“喝茶”為“食茶”，表示茶似飯食，一日三餐不可無。福安茶與婚姻的關系密切而獨特，男子在向女子求婚的聘禮中要插上一枝茶枝，聘禮中帶茶枝表示今后家庭興旺，茶樹又是一種獨特的植物，茶樹開花的時候其茶子還在樹上，叫做母子見面，寓意今后兒孫滿堂；女子在出嫁的嫁妝中要放入幾粒茶子，古有“種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不可復生也。”用茶以寄寓，既反映了中國古代婦女從一而終的儒家道德觀念，也體現了中國青年男女祈求夫妻恩愛、白頭偕老的美好祝愿。

3、旅游資源豐富。福安旅游資源豐富，省級風景名勝區白云山風光秀美，其南部的第四紀古冰川遺跡——冰臼群是我國低緯度地區保存最多、最好和發育最典型的地區之一，保存完整的廉村宋代古城堡建筑群、神秘古老的瓜溪“活化石”刺桫欏、古樸奇特的柏柱洋明清古民居、別具風情的溪塔葡萄溝、絢麗多彩的仙岫畬族風情以及閩東蘇維埃舊址構成了獨特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都是令人神往的旅游勝地。

4、當地政府大力引導和支持。福安市重視坦洋工夫茶文化的傳播與茶經濟的發展，在加大對“中國茶葉之鄉”、“坦洋工夫”紅茶品牌的宣傳力度的同時，致力推動坦洋工夫品牌與中外知名品牌的合作交流，推動東方文化的傳播，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借茶文化辦旅游、以旅游助茶業發展”已成為有關部門的共識，包括茶博物院、烏龍茶都、畬鄉茶藝表演隊等在內的一批與茶葉相關的景點和節目相繼形成，為茶文化旅游創造了條件。近兩年來，坦洋村已經投資1000多萬元完成主題公園、橫樓民宿文化茶博館等工程的建設，“坦洋工夫”生產性非遺項目，目前正在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14年9月1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關于提升現代茶產業發展水平六條措施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和主管部門大力挖掘、弘揚茶文化，積極開展茶事、茶藝活動。支持茶產業與旅游業融合發展，開發推廣茶園生態觀光游和茶文化體驗游。加強對外交流，學習借鑒其他產區的先進經驗，不斷增強茶產業競爭力。

（二）劣勢（Weakness）

1、高質量茶文化人才較為缺乏。茶文化旅游從業人員不僅要具備豐富茶知識，還得掌握旅游知識，做到在旅游服務中能將茶文化融入旅游景點中，茶景相融。當地政府雖然抓住茶文化旅游這個旅游熱點來推進福安市旅游業發展，但與之相關的茶文化人才從業素質不夠高，相對較為缺乏。福安茶文化旅游的大力推廣和穩步發展，需要大量高層次專業人才的支撐，人才的缺乏導致福安茶文化旅游發展程度不高，個性化不強。

2、茶文化旅游的開發程度較淺。福安市茶文化旅游多集中于坦洋村，多是對環境資源進行觀光式的淺層次開發，缺乏針對深層次內涵式產品的開發，未能在業內打造獨樹一幟的旅游品牌和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茶文化旅游是主題性旅游，但多數茶文化旅游景區的開發沒有融入到福安特定的地域文化中，難以展現歷史文化發展的傳承性和地域文化的獨特性。觀光型的茶文化旅游使得游客走馬觀花，停留時間短，未能將茶文化傳播出去，也未能最大程度地對當地旅游產業進行開發。

（三）機會（Opportunity）

1、借海峽西岸經濟區之東風。中國政府批準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提供有力政策支撐。自“十一五”規劃以來，海峽西岸經濟區獲批，為福建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巨大的發展空間。作為福建的產茶中心，福安借助此次政策東風，吸引外資注入，建立海峽兩岸旅游合作機制，共推雙向旅游線路，充分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優勢，增強各景區對兩岸游客的吸引力，拓展茶文化、畬族文化、媽祖文化等兩岸共同文化內涵，突出“海峽旅游”主題。

2、借力福建自貿區，發展以對臺為特色的茶文化旅游。2014年12月12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依托現有新區、園區，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園區。而福建自貿區則突出對中國臺灣自由貿易將是其最大的特色所在。福建與臺灣在交流上具有多種優勢，主打兩張特色“牌”即對臺和生態。福建省內交通方便，溫福鐵路、福廈鐵路等多條鐵路對福安市茶文化旅游的發展提供了方便。而臺灣茶文化發展迅速成熟，通過福建自貿區的建立，加強閩臺茶文化旅游的交流與合作，發展以對臺為特色的茶文化旅游。

（四）挑戰（Threat）多數茶文化旅游資源單體差異不大，旅游資源類別少，造成茶文化旅游系列內各景區景點內容相似，這就決定了茶文化旅游區域間的可替代性，容易導致區域間同質旅游產品的競爭。隨著茶文化旅游的發展，全國各地將出現大量同質性的茶文化旅游景點，進一步加劇了茶文化旅游產品的競爭。福安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相對福建省內其他市而言較為落后，豐富的茶文化旅游資源得不到有效開發，從業人員及旅游基礎配套設施的建設等跟不上旅游業的發展。因此，與北部的浙江、南部的安溪、武夷山等擁有知名品牌的茶葉大省市相比競爭壓力較大，茶文化旅游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

二、福安茶文化旅游發展的對策

（一）整合旅游資源，樹立大牌意識

福安有著豐富的旅游資源，整合旅游資源，將茶文化和自然景觀等旅游資源進行整合，建立屬于福安自己的茶文化旅游。加強紅茶的品牌建設，借鑒立頓紅茶、大紅袍、鐵觀音等國際品牌的經驗，樹立大牌意識，實施品牌戰略，打造有影響力的福安茶葉品牌。

（二）加強區域聯動合作，多元化品牌宣傳

在區域合作上，一方面要加強省內各市茶文化旅游的合作，聯動發展，打造茶文化旅游區，共創區域旅游品牌；另一方面要加強省與省之間茶文化旅游的合作，在福建茶文化旅游線路的基礎上打造精品線路，實施客源共享。在旅游營銷方面，可利用網絡平臺如新浪微博，淘寶以及其他茶葉專門網站等方式宣傳茶葉產品和茶文化。同時，通過舉辦一系列茶文化賽事、活動等措施，加強茶文化旅游的宣傳，努力打造茶文化旅游品牌。

（三）著力加強茶文化旅游人才隊伍的建設

文化論文范文4

徽文化積淀深厚,普通旅游者對很多徽州文化旅游景點捉摸不透,走馬觀花看“熱鬧”,看不出多少“門道”。導游員作為傳播文化的大使和橋梁,應該對徽州文化系列景點了如指掌,并能以科學為依據,就每一景物娓娓道來,經得起旅游者的“追根溯源”,既不走“神話加傳說”的老路,也不只重視其娛樂功能而忽視其教育和文化功能,徽文化旅游資源的講解離不開對徽文化的涵義、精神內涵、現代價值的準確把握。

(一)徽文化的涵義

徽州文化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以徽州地緣為紐帶,以程朱“理學”思想為核心內容,產生于徽州,以明、清最為鼎盛和典型的影響遍及全國并流傳于今且保存較為完整的中國歷史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它以徽商的發展為經濟基礎,內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貿易、徽州宗族、徽州歷史、徽州人物、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學、新安醫學、徽州樸學、徽州戲曲、新安畫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畫、徽派建筑、徽州工藝、徽州刻書、徽州文獻、徽州文書、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動植物資源等方方面面[1]。

導游認識徽文化,還要意識到徽文化不是單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華多種文化在徽州這一特定地域的匯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區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華傳統文化的特征。它的內核應是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說是“以徽州為中心的積淀和融會于徽州土地上的中華傳統文化之精華”。

(二)徽文化的精神內涵

要想向游客講清楚徽文化,導游首先必須明確徽文化的內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價值是什么?

關于徽文化的精神內涵,國內學術界眾說紛紜,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徽文化精神給予不同的闡述。徽文化的重要特點是它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個濃縮和匯聚,含有中華文化的一個標本和縮影。正因為它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始終受到這個大系統制度文化的制約和支配,所以它具有兩個鮮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義的徽商,他們身上的“徽駱駝精神”是中華民族頑強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開拓創新精神的一個生動體現。以徽商為代表的“徽駱駝精神”向世界表明中華民族并不乏開放、進取精神和沖破“停滯不變的社會”的能力。中華民族有能力創造歷史,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來,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與動力,是最有價值的,是徽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是徽州作為“程朱桑梓”,程朱理學成為徽文化的指導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這是需要堅決摒棄的。

(三)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物質遺產,但其中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導游在向旅游者介紹徽州文化時應明確:徽文化的講解應當是有關徽文化的解說和其現代價值的傳播,其目的是發揮徽文化的旅游教育功能而非徽文化中封建禮教的傳播,導游應從以下幾方面認識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1.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教育意識

導游在講解中要弘揚徽州文化尊師重教的傳統,徽州對教育的極端重視,恪守古訓: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重文興教蔚然成風。所謂“兒孫不讀書,養了一窩豬”,在徽州即使是窮鄉僻壤,也“莫不有師有學,有書史之藏”、“雖十家村落,亦有諷誦之聲”。因此,造就了科舉場上的空前盛況,其中有“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有“一科同郡兩元”者,更有備受稱頌的“同胞翰林”及“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2]。

2.愛國愛家、勤勞忍耐、和睦鄰里的人文精神

徽州人遠祖多從中原遷來,長期受中原儒學文化熏陶,特別是程朱理學深入人心的浸潤教化,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核心的徽文化精神,深深蘊藏著的愛國愛家、勤勞忍耐、和睦鄰里的人文精神,是徽文化精神的精華。在徽文化的導游講解中,導游還要把誠、信之類儒商準則介紹給客人,弘揚徽州孝悌仁愛、急公好義的傳統,使其在構建誠信友愛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

3.自強不息、百折不撓、開拓進取的“徽駱駝精神”

導游在徽文化講解中離不開徽商,講徽文化精神不能不說“徽駱駝精神”。“徽駱駝精神”就是矢志千里,吃苦耐勞的精神。徽商在商海中善于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競爭中“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徽商賈而好儒,在經營活動中重視人文精神理性地追求,自奉儉約,卻能慷慨地將財富奉獻社會,他們大多在致富后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他們大多能熱心公益,濟困扶危,助餉賑災,修橋鋪路,急公好義……導游講解徽商,弘揚“徽駱駝精神”中蘊含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使旅游者在旅游中受到影響和感染,進入人性升華的境界,使旅游的教育功能達到極高境界。

4.徽州文化崇尚自然、注重環保的精神

旅游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讓旅游者從行為上成為自覺維護旅游環境、遵守旅游規范、堅持文明旅游的表率。導游在徽文化的講解中,導游引領旅游者去欣賞徽州村落和民居建筑的選址和布局;引導旅游者去發現古村落的選址和布局具有周密地觀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依山傍水、隨坡就勢的特點。導游借此向旅游者介紹徽州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觀念和環保意識,在古徽州的官府碑文和民間族規家法中都有許多禁止亂砍濫伐、開山鑿石、破壞水土的環境保護的內容,啟示旅游者在旅游和以后的生活中應當認識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以和善、友愛的態度對待自然萬物;反對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對片面地利用自然與征服自然,對于促進人和自然的和諧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二、正確運用徽文化的導游講解原則

雖然導游講解的方法千差萬別,各人在運用時又千變萬化,然而,各種方法和技巧有其內在的基本規律,徽文化導游在導游活動中也必須遵循如下三個原則:

(一)客觀現實為依托的原則

徽文化導游在進行導游講解時,無論采用何種方法或技巧,都必須以客觀存在的景觀為依托,傳遞正確的徽文化,切忌張冠李戴,杜撰史實。

(二)針對性原則

導游人員的服務對象復雜,層次懸殊,審美情趣各不相同。因此,要根據不同對象的具體情況,在接待方式、服務形式、導游內容、語言運用、講解的方式方法上應該有所不同。

(三)靈活性原則

導游講解貴在靈活,妙在變化,不同景點的美學特征千差萬別,大自然又千變萬化,游覽時的氣氛、游客的情緒也隨時變化,徽文化導游必須靈活地選擇導游知識,采用切合實際的方式進行導游講解。

三、創新徽文化的導游講解手段

導游員在領悟了徽文化的內涵和把握其現代價值的基礎上,要使游客更好更深入地了解徽州文化,導游員還要善于根據徽文化的特點從以下幾方面創新傳統的導游講解技巧:

(一)善于確定專題

徽文化博大精深,內容包羅萬象,要針對不同的旅游動機、不同期望值、不同特點的旅游群體或個體,選好徽文化導游專題。如徽商創業發跡專題、徽州民俗風情專題、徽派古建專題、徽州文房四寶專題,而不同的專題又需不同文化重點。例如,對于古建筑考察旅游團,首選是黟縣宏村的承志堂。就規模、布局、結構、設施、裝飾藝術綜合評價,承志堂不僅是徽州古民居中最恢弘、華美的徽派建筑,而且堪稱中國古民居中的精華和瑰寶。其建筑、布局、雕刻集中展示了大鹽商汪寶貴“官運亨通”、“財源廣進”、“貴富延綿”和“讀書進仕”的全部內涵和思想。

(二)善于挖掘徽文化內涵

對于選中的題目,導游人員要善于挖掘其內部深層次的徽文化內涵。比如,在宏村承志堂中門西側邊門的上方,精雕有一個碩大的“商”字形圖案,許多人須從“商”字下走入。為什么在這兒刻一個“商”字,很多旅游者可能很難理解。其實,屋主汪定貴于清道光年間外出經商,后以貶運海鹽為主業,短短幾年一躍而成為徽商中屈指可數的巨富,但是,“富而不貴”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實乃不孝,汪定貴在鹽業發財后,花錢捐了個“五品同知”官銜。汪定貴雖然經商發了財,而且捐了官,但經商在古代仍是一種劃分在九流之外的賤業,這使得主人心里忿忿不平,于是想出此策,意思是說從邊門出入的人,不管你從事何種職業,到我家來,都要從我“商人”的腳下過,可以看出房屋主人的矛盾心理。

(三)善于因人(時、地)而異

導游對徽文化的講解貴在靈活,妙在變化,不同景點的美學特征千差萬別,導游人員的服務對象復雜,層次懸殊,審美情趣各不相同,大自然又千變萬化、陰晴不定,游覽時的氣氛、游客的情緒也隨時變化[3],徽文化導游必須根據季節的變化,時間、對象的不同,靈活地選擇導游知識,采用切合實際的方式進行導游講解。

(四)善于借題發揮

徽州文化積淀深厚,導游在講解中對于所見景物,如果就事論事,泛泛而談,徽文化的潛在價值是很難發揮出來的。導游要準確把握徽文化導游的切入點,善于借題發揮是講解的關鍵。在黃山市及其周邊地區,成百上千的徽州古村落是徽文化的“天然”博物館,是形象化、可觀性的徽文化,導游在講解中要善于借助這些向客人講解徽州文化,多角度、多方面的展示其文化內涵。從而讓客人去認識了解徽文化。

徽文化博大精深,要想更好地傳播徽文化,導游人員還要勤于學習和思考,善于創新,把徽文化講深講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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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徽州文化[EB/OL]./article/huixueyanjiu/2008-05-28.

[3]杜煒,張建梅.導游業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20-223.

文化論文范文5

這次會議討論的主要話題是如何對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大量面臨著被破壞甚至被毀滅的民俗文化進行保護的問題。會議一開始，主持者陶立璠先生就針對目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所出現的、大量民俗文化由于沒有得到妥善和有效的保護而遭到嚴重破壞甚至毀滅的現象，列舉了一大串典型的事例。比如天津老街的改建、趙紫晨故居的拆除、定海古城的毀滅、東岳廟及觀音街過街樓的失于保護等等。這些現象伴隨著大開發的呼聲而凸現于祖國遼闊大地的角角落落。對于專門從事民俗文化研究，從而對民俗文化的每一筆無論多么細小的遺產都視若錙銖的民俗文化工作者來說，這的確讓人感到痛心疾首。怎么去搶救，如何去保護？與會的不少專家學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呂微先生提出了兩個保護的途徑：一是開發它的實用性，二是把它舊有的實用性轉化為審美性。而苑利先生則提出，應主要依靠民俗主體的自覺傳承和傳統觀念的維護作用對民俗文化進行保護。他們并且都列舉了大量親自調查的生動事例來對自我主張的可行性進行了論證。

不可否認，每一種主張的確有它一定的可行性；但是，這些主張一旦施諸于現實，究竟能產生多大的效果？我們暫且放下這個疑問不提，先來關注一下這次研討會中所存在的絕對不能夠忽略的爭議，即有另一部分學者跳出“如何對民俗文化進行保護”的圈子，對所謂的“保護”產生了懷疑。我們所竭力主張的保護究竟給原著民帶來了什么？他們是否就因此而感受到了幸福？這是戶曉暉先生提出的質疑。

的確，對于從事民俗文化研究工作的人來說，任何一種民俗遺產，從實物形式到觀念形態，都可謂是奇珍。因為我們認為在這種民俗物質中凝聚了一種特定的文化，而這種文化能夠反映這個民俗主體的群體結構、社會習俗、精神信仰等深層次的東西。真是敝帚千金。然而對于民俗主體來講，他們卻不一定就這樣認為。在他們的心目中，那居住了幾代人的破房子，再也不能住下去；那走了無數代的小巷子或羊腸小道已惡劣到極點。他們已對那陳舊的習俗、繁縟的禮儀、落后的觀念等所產生的束縛感到窒息。他們要發展，他們要打破這個舊有的世界。他們也渴望和向往城市里寬闊平整的大馬路、高大舒適的現代住房、快捷便利的現代交通及通訊設施、豐富奇妙的現代娛樂生活等。一旦他們打開自己的眼界，發現在他們那狹小、孤陋的世界之外還有這么一個奇妙而精彩的世界時，心里難免會產生極度的不平衡。于是，他們就再也不愿意囿于原先那個在他們現在看來如此落后甚至丑陋的世界。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現在看到很多走出了原先居住地而到外面學習、工作甚至定居的人，正在逐漸擺脫甚至完全擺脫了其原有的觀念和習俗特征，而變得與現代城市人無異了。

由此，希冀靠民俗主體的自覺傳承和傳統觀念的維護是不可靠的。當然，在一定時期，他們還是能夠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的。其前提是他們對外界還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他們還生活在一個封閉的圈子里，他們的觀念還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一旦他們活動的范圍擴大，視野拓寬，從而被融入現代化生活的大潮中時，利益的驅使會使他們的觀念發生根本變化。就拿陶立璠先生所舉日本某村的“花祭”來說吧，當這個村子里的人在外面從事各種層次各種行業的工作--有些人的工作性質比較特別，或者性質雖比較一般，但社會地位較低，工作的獲得來之不易等等，諸多因素決定了他們不能隨便脫離崗位，那么在這個時候，工作、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就顯得比參加祭祀活動重要的多，于是，他們就可能不會或不能來參加祭祀活動，如果這樣的情形多了，久而久之，這項祭祀活動也就會被忽略，最后甚至被遺忘了。再如苑利先生所舉的依靠傳統觀念中的咒語禁令來保護一片森林的原始性狀態而不被破壞。然而，一旦這個群體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人因受了外界的影響，產生商品利益的觀念而發生動搖時，他或他們可能會感到驚喜--祖先竟給他們留下了這么一個珍貴的寶藏，等待他們去開發。于是一切所謂的咒語保護禁令也就土崩瓦解了。

正如苑利先生所感嘆的那樣，大開發就意味著大破壞，哪兒開發就意味著哪兒破壞。但是，又有誰能阻止大開發的浪潮呢？誰又能阻止發展的動力大車甚至包括民俗主體他們自身的發展欲望與要求呢？

人要生存，就無法最終擺脫利益的驅使。我們看到落后民族在他們落后的民俗生活方式中辛勤地勞動著，為了什么呢？不也象我們所有人所追求渴望的那樣，希圖過得幸福、美好、舒服些嗎？他們之所以在一定時期內還能固守傳統的習俗與禮儀，僅僅是因為他們受到地理位置偏僻、文化落后、生產力低下等因素的阻隔，還沒有體會到高文化所能帶來的另一種我們現在所感受到的幸福和舒坦罷了。

其實，我們很多人也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如苑利先生所說，就給他們一點實惠吧，讓他們意識到保護好民俗文化就能掙到錢。怎么利用他們手中的這一點資本去掙錢呢？最好的途徑莫過于呂微先生所說的重新開發其內在的實用性，如發展旅游業等。我們不是經常看到改革開放后各種民俗文化包括民間藝術的再度復興嗎？比如戲曲、泥陶、剪紙藝術，再比如現代商品生產與開發中所謂的祖傳配方、秘方等等，這些都可以看作是民俗文化實用性的再開發和再利用。這的確是保護民俗文化的一個很好的途徑。然而，它的適用范圍也是很有限的，并不是所有的民俗群體都能夠這么幸運。舉個例子，在我的家鄉襄陽一帶，留有多處民俗文化遺跡，象三國時期留下的劉秀墓、龐統宅、躍馬檀溪處和米公祠、鹿門山、魚梁洲等等，很多都是與一定民俗文化包括傳說、故事和習俗的產生、發展和演變等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其分布特點是，絕大部分都很偏僻而且很分散。這樣的文化遺產是否具有開發旅游的價值呢？我想不太可能。因為不具備形成旅游資源開發的條件和優勢。試想一下，有誰愿意花費很大的代價包括時間、金錢、精力去那里觀光旅游呢？再如，小時侯曾看到鄉下不少嬰幼兒的腳上都穿著老祖母給做的“虎頭鞋”，象征著一種吉祥。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的觀念改變了，不再需要以這種方式來獲取吉祥的含義，甚而認為它丑陋的，或者即使仍然比較喜歡這種傳統的文化方式，但由于其工藝的復雜性和現代生活節奏的緊張性，很少有人愿意去學，也很少有人會做了。改革開放后，受政府的提倡和商品經濟的影響，少部分人尤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了增加收入，重操舊業。也許是一定時期內傳統文化思潮的回歸，小孩兒穿“虎頭鞋”或收藏了作為一種藝術品來欣賞成了一種“時髦”。于是，那些制作這種——商品的人恰恰就滿足了這種需要，從而使得這種傳統民俗藝術形式出現了“中興”。然而，這種“中興”就如“時髦”一詞自身所表達的含義那樣，稍瞬即逝。由此可見，開發實用性也仍然不是一個絕對的辦法。

另有一部分人也想自覺去維護傳統習俗，比如苑利先生所舉一些地方的祭祀活動。我自己也親眼目睹過一些。然而，不光是民俗工作者，就連我們民俗者本身也感覺是越來越假。其原因就在于民俗文化包括民俗活動，它們的傳承是靠口耳相傳的，很多后來有資格主持祭祀活動的人在組織這種活動時，也不過是根據早先的見聞和經驗，因而導致的訛傳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換個角度說，就算我們在一定條件一定時期內，勉強把它保存下來，又能怎么樣呢？比如趙紫晨先生的故居，落落“寡居”于現代城市的高樓大廈之間，能夠與周圍的環境和氣氛相協調嗎？能夠產生很好的觀光旅游價值嗎？如此種種都保存下來，那真如魯迅當年所說的“國故”，可是多了，但它們究竟有多大的存在價值就難說了。更多的只是起了一個博物館展覽古舊之物--供人看上幾眼、發幾聲感嘆的作用。由此可見，政府的決策、開發商的選擇，也未嘗不有它的理由。

再從科學的角度而言，有些民俗是不得不改變的，比如禱神祈雨、驅鬼祛病等。我們可以不說它是迷信，但它的確是不科學的。究竟科學不科學，其爭辯也沒有多大的價值，關鍵在于這種民俗會給民俗者本身造成損壞和傷害。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某些落后民族的“割禮”帶給女性的傷害、跳神延誤人的性命等，這種民俗與其說是一種信仰和風俗，倒不如說成是一種愚昧。由于固守某種群體的、習俗的觀念而造成自我戕害的悲劇，在中國古往今來的遼闊的大地上也不知發生了多少起。按照的觀點，對人的尊重是在懂得了人的價值后建立起來的，我們習俗中有很多東西，實際上是在沒有真正認識到生命的價值時所產生的。所以我認為，我們的民俗工作者在研究民俗文化、呼吁保護民俗文化的原生態時還應作一定的價值判斷和區別。

如上種種，給予了我們從事民俗研究的工作者什么樣的啟示呢？

首先，我們要意識到，當觀念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并發生變化時，一定程度的毀滅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歷史演變的進程是無法阻止的。演變中總會有發展和淘汰；不能完全否認這種演變是一種進步。事物有它自身的規律性，就如人類在地球上的生長繁息，最初因為環境惡劣，生產力低下，人類的生存繁衍受到限制；等社會發展了，生產力提高了，人類生存條件得到改善時，人口數量也急劇膨脹，直到發展成今天這樣一個擾攘紛繁的世界。然而，不管人口數量的膨脹相對于有限的生存空間來說，矛盾趨于怎樣的激烈，人類自然有它解決的辦法。房子不是越做越高嗎？立交橋也達到了好幾層。地下還有地鐵，海底也有了隧道，甚至還到宇宙中去探索生存空間。真是上天下地，無所不盡其極。再不行了，還有一個條件可以扼制，那就是個人生存與發展的代價。現在不是普遍認識到一個人從小到大培養經費的巨大嗎？尤其是在城市發展比較快的地方。所以獨生子女成為一種需要，單身也成為一種時尚。可見，當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而產生危機時，總有它自行解決的辦法。

總之，無論是自然的因素也好，還是社會的、人為的因素也罷，當我們一旦面對變化與發展這個自然規律時，就顯得無能為力了。明白了這個道理，也許我們的民俗工作者會感到心里輕松一些，好受一些了。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民俗文化就不需要保護和研究了，否則就犯了“虛無主義”的錯誤。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在力圖保護那些民俗文化時，心中還要有一種理念。正如王娟先生在會中引用鄧迪斯的觀點時所說的那樣，民俗本來就是變化的東西；消失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你沒有注意到它的價值。我們在試圖對一種民俗文化進行保護時，首先要考慮清楚為什么要保護。這自然是因為它有價值。弄清了它的價值后，再把這種價值營養提取出來，用以構建更高層的人類文化。至于原有的東西，無論是實物形式還是觀念形態，都可以通過綜合權衡后再決定對它們的取舍了。

其實，說到底，我們之所以對每一種東西都割舍不得，是因為民俗工作者所特有的某種“情結”在起作用，這種情結可以稱之為——“戀舊”情結——在我們民俗工作者的眼中，任何一種代表了一定民俗文化的東西一旦消失，就意味著永遠不再存在。所以，它們都是寶貝啊。然而，任何迷戀太深的情結都是容易受到傷害的。對此，我們應該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文化論文范文6

隨著各級政府不斷加大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方面投入力度，我國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已經初步的表現出繁榮的景象，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各種各樣管理難題的顯現，我國自80年代起進入改革開放的歷程，但對文化體制的改革明顯落后于經濟體制的改革，文化建設明顯滯后于經濟建設[2]。目前在文化設施規劃建設中，還采用統一的規范，使用剛性的定額、指標，忽略了文化設施與各地民俗民風、經濟差異、群眾文化需求差異的關系。

二、我國城市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的問題

1.公共文化設施建設資金緊缺

公共財政投入是公共文化設施發展的堅實基礎。目前許多城市里的社區和街道所能得到的用于文化設施建設的資金少之甚少。他們所得的資金無法達到他們對文化的需求，所以導致文化設施建設受到阻礙。城市里的那些文化設施也都是政府出資金的，但是政府用于文化建設的資金也是有限制的。總的來說，被安排用于文化設施建設的資金無法滿足公民的需求，所以最終造成了整個文化設施管理的失敗。

2.現有的公共文化設施不能夠被充分的利用

雖然近幾年來，公共文化設施總量在不斷增大，但由于相對落后的管理和相關配套措施，最終導致公共文化設施作用不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一方面，公共文化設施數量不足，另一方面，已經建設的公共文化設施的利用率比較低，運行狀況非常的不理想。有些設施名義上是文化設施，而實際上并沒有起到文化的作用。有的還將文化設施用于其它事情或者是閑置在一邊。政府在搞不清情況的前提下，進行公共文化設施的配置，最終造成了缺失與利用不能夠平衡，設施的價值無法體現出來。

3.公共文化設施管理不夠完善

由于城市公共文化設施管理的內容非常多，范圍非常廣，涉及的管理部門和層次都很多，所以在實踐中，城市公共文化設施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也是多個方面的。首先，城市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管理的制度不完善、執行的效果不夠明顯，過于僵化。我國城市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的管理體系沿襲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管方式，已經跟不上國際的管理步伐。其次，我國的城市公共文化設施管理效果不夠明顯，財務損失嚴重，背負較高的債務。近些年，雖然我國投資在公共文化設施管理方面的財務較以往有很大的增加，但是相對的說還是很少，資金也不足，大部分是沿襲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撥款方法，即政府撥款。另一方面，我國還沒有形成規范、合理的城市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管理團隊。最后，我國的市民素質相對來說較低，城市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管理工作不能深入民心。

三、城市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措施的完善

1.進一步提高對公共文化設施建設與管理工作的重視程度

公共文化設施是實現文化繁榮發展的媒介，是滿足群眾文化要求、保障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的基礎。各級政府及領導應加強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站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提高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樹立科學、統籌、均衡發展的思想，建設和管理好公共文化設施，努力達到人民的需求水平。

2.合理安排文化設施規模，提升公共文化設施的質量

文化設施的分布的數量不應該都是一樣的，應該根據地點和實際情況而定。要考慮到面對的群眾的數量，也要考慮到設施的種類、地理位置等[2]。通過全方面的考慮，合理的安排文化設施的數量。同時可以實行一館多用的制度，這樣既可以節約資源，又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方便公民。如果能夠將規模合理的安排好，那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的完善就又近了一步。目前的研究者大多都是把重點放在文化設施數量的研究上，進而忽略了文化設施的水準建設[3]。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在達到文化設施數量目標的同時，也關注一下文化設施的水平。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替換，節約人力物力財力，更好的去關注、去滿足那些沒有設施的地方。

3.優化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格式布局

文化設施的合理布局并非是簡單地均勻分布，應該做到與經濟發展相配合、與群眾需求相對應、與城市地位相匹配的文化格局。在合理安排文化設施地點布局的同時，也應該優化這些公共文化設施的管理布局。應該對運營管理機制進行進一步創新，對社會資金參與管理運作進行鼓勵。對有公益性質，又有市場化操作的公共文化設施項目，政府管理部門在其建設項目竣工后，面向社會進行公開招標，將其管理和運行委托給社會主體。社會在政府的指導與調控下進行管理，不但能夠解決政府不能直接管理的問題，同時也能使社會的管理有條不紊。

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