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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等教育論文范文1

[關鍵詞]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發展

1981年1月，國務院批轉《關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試行辦法>的報告》，這標志著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以下簡稱“自學考試制度”)正式誕生。自學考試制度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制度創新，具有鮮明中國特色，適合我國國情，一經產生，便顯出強大的生命力。自學考試制度已經成為我國規模最大的社會化開放高等教育，成為滿足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徑和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增長點。然而，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發展歷程并非一帆風順，人們對自學考試制度還存在許多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而且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本身還不成熟、不完善，其今后的發展還需要進一步探討。本文試論述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內涵剖析

國務院《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指出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是“對自學者進行以學歷考試為主的高等教育國家考試，是個人自學、社會助學與國家考試相結合的高等教育形式”。對此，本文認為，“自學考試”(又稱為自考)不是專指自學考試系統中的國家考試工作，而是指包括個人自學、社會助學和國家考試在內的自學考試的全部活動。如果把自學考試看作是一個實體，圍繞著自學考試活動，包括一定的實施機構、人員和制度，這樣，自學考試教育就和其它的教育組織一樣，是一個社會組織。

二、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促進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

近二十幾年來，我國高等教育迅速發展。其中不乏自學考試的功勞。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以其獨特的形式吸引了一大批學子，同時也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1、擴大了高等教育的規模

高等教育相比，自學考試具有開放性、靈活性、經濟性等特點，使那些不能進入高等學校的人們，同樣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自學考試吸引了社會公民廣泛參與，經過25年的發展，自學考試制度己成為我國規模最大的社會化開放教育。截至到2005年底，自學經過25年的發展，自學考試已經取得長足發展，據有關資料統計，累計報名考生4300多萬，畢業生累計達625萬人；自學考試全國開考的專業有600多個，開考課程2000多門，涵蓋了理、工、農、醫、教育、政法、管理、語言等普通高校開設的所有學科；除臺灣、澳門外，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均己設立了自學考試考點。自學考試如此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進步。此外，自學考試具有較高的權威性，自學者的學習成就由國家統一考試認可，通過自學考試獲得的學歷證書社會認可度高。

2、節約了高等教育經費

高等教育是一項高投入的事業，在大眾化進程中需要雄厚的經濟實力作為支撐，經費不足一直是制約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瓶頸。自學考試制度以其制度優勢，充分整合了社會資源來發展高等教育事業。自學考試制度調動了各級各類教育機構的積極性，參與到助學活動中來，同時吸引社會力量辦學，帶動民辦高校的發展。自學考試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支持了我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發展。“十五”期間，國內著名教育經濟學家靳希斌承擔了一個自學考試制度效益分析的課題，課題研究報告指出：“從經濟投入看，對自學考試學生的培養，國家公共教育投資僅占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的5%。以北京為例，一個普通高等院校培養一個學生，國家要投入10000多元，而自考生每人每年只有200多元，還不足5%。按此計算，25年來自學考試培養了625萬多畢業生，已經為國家節省了公共教育投資1000多個億”。

3、促進了高等教育的多樣化

自學考試制度優化了我國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促進了我國高等教育的多樣化發展，突出表現在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辦學體制、經費來源、教育形式、課程標準等方面的多樣化。如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興起得益于自學考試制度的發展。自學考試制度創立以后，由于自學考試具有權威性，社會聲譽良好，因而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吸引力，帶動一批自學考試輔導班形式的民辦高中后教育培訓機構迅速發展；同時，自學考試的低廉考試費用，也使個人分擔了一定的教育成本。自學考試制度推動了高等教育經費由政府、社會、個人共同投入的格局的形成，促進我國高等教育實現經費籌措渠道的多樣化；再次，自學考試制度促進了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樣化。自學考試制度“以考促學”的基本運行機制是自學考試作為一種教育活動的根本特征，確立了自學考試制度是一種新的高等教育形式。“以考促學”這種教育形式充滿了活力，學習者可以參加普通的面授助學班接受助學，也可以通過音像材料接受助學，還可以借助計算機和網絡參加“網上助學”，學習者能夠按照個人情況接受助學輔導，充分滿足了學習者的個性化要求。

三、目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存在的問題

在我們看到自學考試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自學考試發展中存在的種種問題。

1、以學歷教育為主

高等教育自考創辦的初衷是實施成人學歷教育。1988年國務院頒布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明確指出：“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是對自學者進行以學歷為主的高等教育國家考試。”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進步，今天的情況與20世紀8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由于高校不斷大規模擴招，招生年齡條件放寬，民辦高校、成人高校增多，人們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大大增加，人們有了選擇的空間。與高校實施的學歷教育相比，高教自考沒有什么優勢可言。在全社會都在積極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學習化社會的大背景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仍局限于實施學歷教育為主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將面臨生源減少、規模萎縮等嚴峻挑戰。

2、“應試”教育傾向嚴重

由于高教自考是以自學為主的一種國家考試教育，國家考試在自考中處于核心地位。基于大規模考試運作因素的考慮，每個專業考試計劃規定的經過精簡，多則13、14門，少則10門，比同專業、同層次的其他教育形式要少6——8門課程。另一方面，由于深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影響，高教自考的實踐性課程比較缺乏，實踐環節一直很薄弱，還不能與專業、理論知識的學習同步運行，對實踐能力的考核也存在著紙上寫實驗、背實驗的現象。因此，在教育過程中存在著圍繞考試這一“指揮棒”轉的現象。

3、缺乏制度優勢

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學系統所依托的普通高等學校的師資、設施及其它教育資源，將因高等學校規模的迅速擴大、產業化運行機制的逐步形成和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而出現短缺或配置上的困難。其他高等教育的制度創新，將進一步突現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的供給滯后，從而影響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育的持續穩定發展。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育制度的供給滯后主要表現在：培養目標缺乏特色；適合個人自學、社會助學、國家考試教學特點和學生學習過程中認識規律的課程教材體制并未完全建立；有效地為學生提供自學和助學服務的體制，包括與專業培養目標和課程教材要求配套的相對穩定的技術培訓、教學實踐、專業實習和社會實踐的機構和基地，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規范尚很不健全，造成自學考試有關專業教學實驗、實踐環節較為薄弱；以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這一教育產業的消費者—學員為中心的、周到而便捷的服務體制尚不完善；國家考試的方法單一、手段落后；缺乏對自學考試向薄弱地區廣大農村發展的制度優勢等等。

四、目前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面臨的挑戰

在發現自學考試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的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其目前面臨的挑戰。我國普通高等院校在連續幾年的擴招的基礎上，招生規模大幅上升；成人高校、電視大學、網絡學院、民辦大學等多種教育形式發展迅速；同時，境外教育機構不斷介入國內教育市場，出國留學持續升溫，等等。新的形勢使自學考試事業在發展中面臨著新的挑戰。

1、生源問題

由于高校擴招，原來20%-35%的自學考試生源不再需要通過自學考試來獲得學歷文憑，另外幾種高等教育形式也與自學考試形成強有力的競爭，眾多的教育渠道形成了生源重新分流的格局。就全國近幾年的情況而言，參加自學考試學歷教育的人數在全國范圍內呈現下降趨勢。例如，2007年自學考試學歷教育的報考人次數比2006年減少了370多萬人次。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參加到自學考試中來是自學考試事業面臨的一大挑戰。

2、生源結構問題

一直以來，自學考試以專科學歷教育為主，隨著新高職的發展，專科層次畢業生大量增加，本科教育需求相對不足，大量的專科層次畢業生參加自學考試來接受繼續本科教育。部分本科生、特別是有些研究生為適應工作需求，也參加到自學考試隊伍中來。據統計，2005年，自學考試考生中具有專科和專科以上學歷的達到55%，江蘇省就有幾千名具有研究生學歷的考生參加自學考試，全國參加自學考試的研究生超過10000名。天津市2006年4月份舉行的自學考試中也有803名具有碩士以上學歷的人員報考。生源結構的變化及如何適應這種變化對自學考試事業發展提出了挑戰。

五、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發展前景中的三個創新

在正確認識到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面臨的挑戰后，讓我們來正確地分析一下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發展前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改變。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要求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中央也提出“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同時，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崗位適應性成為勞動者面臨的新問題。提高勞動者素質，適應轉崗需求，為自學考試事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1、觀念創新是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發展的基礎

對于自學考試而言，理念創新，就是指自學考試要按照新的環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要求，按照社會的需求和應考者的正當意愿，對考試功能、考試內容、考試過程及方法等基本問題的認識和看法進行及時更新和轉變。

第一、樹立品牌觀念。自學考試要面向學習化社會，樹立品牌，要根據當前市場經濟的需求，有必要把企業經營的戰略思想和方法納入到自學考試的運作管理上，要牢固樹立競爭意識。一是要充分發揮自學考試自身固有的優勢和特色。自學考試的靈活性、多樣性、調整快、效益高、針對性強都是自學考試的固有優勢，也是它的特色。發揚這些優勢和特點，不僅可以加快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滿足不同類型人員的需要，而且還可以解決我國教育發展和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難點問題。當今教育市場競爭異常激烈，沒有特色的東西必將被淘汰，在開拓自學考試新領域、發展新專業等時一定要揚長避短。要根據自學考試的特點和優勢，一些學術性很強的和實踐性要求很高的專業，若缺乏必要的教學條件，就不要開設，如臨床醫學專業等。

第二、樹立開放的教育觀念。自學考試要發展成為終身教育的一個最大的教育考試平臺。當今時代，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知識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隨著市場經濟的加速推進，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就業崗位的頻繁變動，各類繼續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生產、工作技能過時成了普遍現象；隨著我國建設小康社會的推進，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也使人們更加注重提高生活質量，學習的愿望和需求越來越大。因此自學考試一是要發揚原先門類齊全、多樣和靈活的優勢，大力發展學歷教育，但同時也要充分利用自學考試的開放性，利用國家考試的權威性，大力發展非學歷證書考試，滿足社會和人民的實際需求。

2、技術創新是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發展的手段

技術是自學考試中的“軟件”。為了適應學習化社會的要求，自學考試的技術創新也是其發展中的重要一環。具體而言，要加強對社會助學組織的指導、監督和服務，強化服務意識，提高服務水平，調動高等學校、行業培訓機構等各類教育組織參與助學的積極性。依托民辦教育機構、職業院校等一切可以利用的社會教育資源，建立一批自學考試學習服務中心，形成自學考試學習服務聯盟，為考生提供咨詢服務、學習指導和實習訓練基地，提高學習成功率。在符合條件的學習服務中心開展終結性考試和形成性考核相結合的評價試點。加強教材建設，建設符合自學考試教育規律的現代化、立體化教材體系。注重利用現代遠程教育技術手段，搭建覆蓋全國的網絡助學平臺，建立自學考試“虛擬校園”，提供網絡課件、遠程答疑、網絡講座、電子圖書等遠程學習支持，為考生尤其是偏遠地區、農村地區的考生提供學習服務。

3、制度創新是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發展的保障

制度建設是影響自學考試事業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新形勢下，自學考試事業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制度創新是自學考試事業發展的根本保障。

第一、明確自學考試制度的發展目標。目標使事物被理解，制度使事物可操作，目標和制度的意義統一于目標的實現。自學考試制度創新應首先明確制度的發展目標。《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指出：“完善自學考試制度，形成社會化、開放式的教育網絡，為適應多層次、多形式的教育需求開辟更為廣闊的途徑，逐漸完善終身學習體系。”《決定》明確了自學考試制度在構建我國終身學習體系中的作用，是指引新形勢下自學考試事業發展的綱領。自學考試制度的發展目標應由“補償”、“補充”教育向終身教育轉變，面向農村、等教育面向職業教育和非學歷教育，實施結構調整；搭建繼續教育平臺，搭建高“立交橋”，構建終身學習體系和建設學習型社會，構建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為公民提供充足的教育機會和優質的教育資源，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第二、創設有利于自學考試事業發展的制度環境。凡是與自學考試制度相關聯的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等都可看作是自學考試的制度環境。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都有與自學考試制度相關的法律條文，在這方面可以說具有了一定的基礎。當下急需的是，需要有一部《終身教育法》或《終身學習法》，還需要有一部經過修訂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條例》。同時，教育行政部門要持“大教育觀”來指導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要把自學考試制度納入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劃體系，把自學考試制度的建設、發展提上議事日程。此外，教育行政部門要克服傳統的觀念，克服用“正規”、“非正規”的標準來區分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要沖破傳統思想的禁錮，創設有利于自考生發展、有利于自學考試制度發展的環境，這也正是高等教育大眾化所需求的。

第三、優化自學考試制度的組織結構。對于以社會性、開放性為主要特點，以“以考促學”為基本運行機制的自學考試來說，傳統的教育組織結構方式不能適應事業的特點和發展，必須把社會中與自學考試事業利益相關的主要團體如行政組織、學術組織、服務組織、學習者組織、評估組織等都吸納到統一組織中來。自學考試制度要建立和完善“自學考試專業建設委員會”、“自學考試教材建設委員會”、“自學考試教學督導委員會”、“自學考試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考校工作聯席會”、“自學考試戰略發展咨詢委員會”等，建立考試研究單位，加強自學考試制度研究，保證自學考試科學健康發展。吸納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自學考試活動中來，并處理好相互的關系，樹立共生觀念，消除種種隔閡。充分發揮行政、學術、市場、社會等各自的作用，使分散的力量合成為整體的力量。

總之，對于自學考試所存在的問題，要有效地克服，就必須對自學考試組織的方方面面進行綜合創新。只有這樣，才能形成自學考試具有競爭力的特色，才能為自學考試的發展爭取到更大的空間，使自學考試能夠持續、健康地發展下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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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等教育論文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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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等教育論文范文3

《中學課程資源》雜志是由中國新聞出版署批準，由中國教育部主管，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語文教育專業委員會、大連理工大學主辦的面向廣大中小學教育、科技工作者的教育類國家級學術刊物。旨在推廣新理論、新經驗，為廣大教育、科研工作者提供學術交流，推動科教事業發展。國際標準刊號：ISSN 1673-2634，國內刊號：CN21-1526/G4。本刊為月刊，16K本，官網網站：zxkc.省略，郵箱： ，電話：024-81305007。

期刊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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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對象：

全國教科研工作者、廣大中小學教師、各級科技與教育管理部、科研院所、科技教育人員、科教領域管理人員、各大院校的在讀博士生、研究生及社會各界關心科教工作的人士。

稿件范圍：

課程資源開發與利用 備課、課程、課評、課后輔導；學生思想品德教育、心理研究。學生學習方法、技巧研究；課程內外、學校內外教育延伸；教材、教法研究，課改實驗探索；教學、教研心得體會，經驗交流；學生和學校管理，教育論文、成果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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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等教育論文范文4

關鍵詞：約束權力；消費文化；元制度創新；大學制度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14）01-0050-07

收稿日期：2013-09-14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消費文化影響下中國大學的‘元制度’創新”（10YJA8801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大學制度創新研究”。

作者簡介：潘藝林（1963-），男，四川武勝人，教育學博士，華東理工大學高教所教授，主要從事高等教育哲學、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有關大學制度的學術論文呈現爆炸式增長趨勢。以“大學制度”為主題在中國知網搜索，2013年5月27日高達3037項“文獻”結果，2022篇“期刊”論文。2006年，有人搜索到3460篇[1]。但現有研究卻存在兩個明顯的不足。第一，對高學歷人群的制度觀念以及他們對中國大學制度的真正態度等內源性的因素，缺乏實證調查。相關的調查報告有100余項，但大多為單項的、局部的具體制度。整體調查僅林杰的1項，限于“滿意度”這一層次，對深層次的內在體認、真實的制度觀念等因素缺乏具體分析，大學元制度的研究更是罕見[2]。第二，對制度創新的背景與阻抗因素挖掘不夠，特別是對消費文化及其給大學制度創新可能帶來的內在阻力，缺乏充分的認識。

這樣的不足是根本性的，它也折射出我國大學治理實踐中難于擺脫的困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制度創新”在年復一年的疊加中，中國大學“制度”已經變得繁多而雜亂，出路在于探索能夠生成新制度的，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元制度”創新。對此，筆者近幾年開展了專家訪談、問卷調查等實證性調研，發現了消費主義的膨脹、權力約束的缺失和對制度的“集體無意識”等大學制度創新的內源性阻抗因素，值得深究。本文從簡單的問卷調查入手，探析這種內源性阻抗因素及其化解策略。

一、問卷調查的對象與目的

2000年就有人指出，“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是新時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及發展的必然要求”[3]。我國高等學校需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需要制度創新，特別是元制度創新，這在教育學學術界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共識，因此問卷只向非教育學專業的高學歷人群發放。

高學歷人群是大學制度創新的主體，是內因。這些人的閱歷、學力，使他們對大學制度建設和元制度創新有著更為理性、更為直接、更為深切的感受和更為強烈的體會，他們的態度往往直接成為動力或阻抗因素。因此，被調查者以博士后出站人員和博士學位獲得者為主。問卷面向某大學2011、2012兩年到校工作的新教師，隨機發放150份，收回131份（回收率87.33%），有效問卷128份。

問卷調查的目的，不是大學制度創新的必要性（這早已成為共識），而是努力把握制度創新的難度，分析實際推進過程中會遇到的文化矛盾、阻抗因素，如：在高學歷人群的心目中，制度到底重要到何種程度，他們對大學制度建設的現狀持何種看法，他們堅守著什么性質的制度觀念？消費文化背景下，在元制度創新與大學制度建設、以及與一般性的去行政化呼聲等現實訴求之間，高學歷人群到底持何種態度？

帶著這些疑問，課題組設計了13個問題，用12個單項選擇題（4選1）和1個開放式問題制成問卷，旨在一般性地了解高學歷人群最強烈的有關意識，據此分析其內在的文化矛盾。單項選擇擬把握被調查者對大學制度的總體認識、對運行情況的意識、制度觀念、消費文化影響的現狀等4方面的明顯傾向性。

第一，對中國大學制度建設的總體認識。從有無制度、有無根本制度、制度是否完善、制度是否需要創新四個方面，了解高學歷人群對中國大學制度建設的總體認識，分別為“我國高校師生的教學、科研、服務等活動都有制度在規范”、“我國高校師生的教學、科研、服務等活動建立了發揮根本作用的基本制度”、“我國大學的基本制度已經很完善了”、“我國大學制度急需創新，尤其是發揮根本作用的基本制度”4個題目。

第二，對中國大學制度日常運行情況的意識。從中國高等教育“評估有無制度”、“行政管理有無制度”、“日常事務的主導因素（行政主導）”三個方面，把握高學歷人群對中國大學日常運行情況的制度學感知或態度，分別為“中國高等教育評估有制度可循”、“中國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有制度可循”和“中國高等教育的日常事務由行政主導”3個題目。

第三，大學制度觀念的性質。從“制度與道德”、“制度與誠信”兩個維度了解高學歷人群對制度的重要性的認識，了解他們所持有的大學制度觀念（觀點、信念）的基本性質，分別設計了“對我國大學的發展而言，道德修養好的校長比循規蹈矩的校長更重要”和“我國大學的教學、科研與管理需要誠信，更要制度”2個題目。

第四，消費文化影響的現狀。從教育質量觀、對學生意見、對學費與學生地位關系等問題的態度三個方面，把握高學歷人群對消費主義教育傾向的態度（意識或無意識中，在多大程度上受消費主義影響），分別是“對高等教育而言，最知道教育質量好壞的人”、“在高校教學活動中，師生雙方意見不一致時，學生意見具有決定性作用”、“學生交費上學，因此，課程設置、教學內容、講授方法必須適應學生”3個題目。

當然，每個被調查者都可能有更多的意見或認識要表達。為此，設計了開放式問題，擬調查各自在整體上更為強烈的傾向性認識或意見。

盡管問卷的設計較簡單，但作為一種經驗性、傾向性的調查，筆者有理由相信，從其選項中，特別是面臨困境時的選擇，可以析出被調查者持有的態度。如，當制度與道德（含誠信）兩者必選其一時，即假設兩者處于矛盾情境時以何者為先，可顯示制度在觀念中的位置。

二、調查結果：大學元制度創新的內源性阻抗因素明顯

調查采用匿名方式，以排除各自利益對認識的直接影響。被調查者地域較為分散、學緣分布較為廣泛，基本能夠代表不同地域、不同學緣高學歷人群對調查內容所持的態度或感受，說明其來源具有抽樣意義，調查具有隨機性，結果基本達到了調查目的。

在128份有效問卷中，博士（含）以上84人，占總數的66%。其余20%（25人）為碩士，13%（17人）為學士。2人沒填寫學位。

有6人來自海外4國6所大學，其中，美國、德國各1所，英國、韓國各2所大學。110人來自國內16省（自治區、直轄市）各類高校，另有中科院系統6人，未填寫學緣的6人。

在110位來自國內高校的被調查者中，22人來自12所985高校，其中北京、天津、南京、廈門、武漢、合肥、濟南、西安、大連各1所，上海3所。76人來自3所211高校，北京、上海、重慶各1所。12人來自11所其他類型高校，其中上海、江蘇、浙江、山西、內蒙古、河南、四川各1所，山東、天津各2所。

專業技術職稱方面，正高級2人，副高級（含）以上，12人，中級（含）以上60人，初級及其以下（含未填寫者）以下，68人。

填寫出來的行政任職情況，1人任過副處級，1人任過科級，89人填寫的“其他”，10人明確填寫“無”行政職務，27人沒有填寫。這基本上說明，被調查對象總體上不屬于行政人員，對消費文化、大學制度建設等情況的認識，基本上反映了高學歷教學、科研人群的態度與體驗。

（一）95%的人認為中國大學基本制度不完善、須創新

對“我國高校師生的教學、科研、服務等活動都有制度在規范”持肯定回答的僅12人，占9%，只有1人持完全否定的態度，選擇“無制度”。選擇“有但不一定遵從”和“有但不完善”的共計115人，占89%，這種傾向可視為“建設性否定”。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人出于制度建設的良好愿望，意識到目前中國大學的運行還沒有良好的制度。直觀地看，好象覺得有制度，只是制度還不完善，制度還不一定被遵從，而不被遵從，就等于沒有有效的制度，因此，這一選項實際上是否定中國大學有制度、有規則的。

與此相似，對“我國高校師生的教學、科研、服務等活動建立了發揮根本作用的基本制度”一問持肯定回答的也很少，只有19人，占15%，完全否定的為5人，占4%，絕大多數人也持建設性否定態度，這兩項共有102人選擇，占79%。這部分人覺得基本制度是有的，但不一定遵從，無法執行，這其實就是沒有基本規則、沒有基本制度的表現。

在“我國大學的基本制度已經很完善了”的判斷中，只有4人完全肯定，認為只是比較完善和不完善的，有121人，占95%以上，這些人內心，對中國大學“有基本制度或元制度”也是持否定性態度的（詳見表1）。這就是說，絕大多數高學歷人群認為，中國大學缺乏“元制度”。

與這95%的人對制度的完善性持否定態度完全吻合的是，需要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我國大學制度急需創新，尤其是發揮根本作用的基本制度”。對這一判斷，持“無所謂”態度的僅6人（5%），超過95%的人（122人）選擇了“急需”（52%）或“需要”（43%）創新。

（二）97%的人肯定中國大學的日常治理由官員決定或行政主導

對“中國高等教育評估有制度可循”的判斷，9%的人持肯定態度，89%的人持否定性態度（詳見表2）。也就是說，這個領域實際上還不能說有“可循的制度”，盡管出臺過不少規定或文件，但至少讓高學歷人群感覺制度沒有完善，或者雖然很完善卻沒有作用，沒有作用的制度其實就是沒有制度。

行政管理方面的調查結果與之相似，只有11%的人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有制度可循”，而82%的人都持建設性否定意見，認為制度不完善或無用。還有6%的人持完全否定意見，根本就不認為有制度可遵循。這就不難理解，行政權力在大學的行使難以得到約束，更不難理解，大學實際處于人治狀態，而非由法律規則所主導。

結果，對于“中國高等教育的日常事務由行政主導”這個判斷，持肯定態度的高達97%，他們認為日常事務“官員具有決定作用”（75人，59%）或行政主導“較明顯”（49人，38%）。僅4人（不足3%）認為行政主導不明顯，而對“行政沒權力”一項，則無人選擇。

（三）97%的人肯定制度不如道德重要

選擇道德比制度（循規蹈矩）更重要的、事實如此或應該更重要的，占了97%，只有3%的人認為“不應該這樣”，不足1%的人認為“不一定”。這說明，在被調查者的觀念里，還是沒有把制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道德是根本，如果掌握權力的人道德過了關，也許就不需要什么制度了，正因為如此，選擇道德“應該”更重要的高達45%。

對于“我國大學的教學、科研與管理需要誠信，更要制度”的回答，雖然沒有人在觀念上“完全否定”制度的價值，但完全肯定制度優于誠信的，只占23%，將制度與誠信等同看待的，高達56%，還有20%的人將誠信置于制度之前，選擇了“無誠信，制度沒作用”。

“制度不如道德與誠信”，一方面反映出目前高等教育行政與管理活動中道德、誠信的缺失，如同許多公共管理部門公信力缺損一樣，其負面影響在大學也很嚴重。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高學歷人群制度意識的欠缺。這是大學制度建設可能遭遇的來自大學自身最大的阻力，是內因。內因是變化的依據，是無形而巨大的，如果高學歷人群沒有擺正制度的位置，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道路必將更曲折、更遙遠。

（四）至少60%的人消費主義傾向明顯

超過60%的人完全肯定，最知道教育質量好壞的人是“學生和家長”或“用人單位”（各占30%），這與“教育質量由顧客定義”等消費主義教育觀念不謀而合。盡管有36%的人選擇了“教師”，5%的人選擇了領導和管理者。

對學生意見的態度，調查設計了“師生意見不一致時的學生意見”這種極端的情況，設計者認為，往往是對極端情況必須做出選擇時，最能檢測出人們的傾向性。不過，在選擇項的設計上，調查者采用了一點迂回的策略，設計了“事實”性的判斷供選擇，以免答案過于簡單化。結果，對于“在高校教學活動中，師生雙方意見不一致時，學生意見具有決定性作用”只有15%的人持明確的否定態度，沒有消費主義傾向的人實在太少了。其他85%的人都可視為對這一判斷多少持有贊成態度，其中13%的人持明確的肯定態度。

對“學生交費上學，因此，課程設置、教學內容、講授方法必須適應學生”這一判斷，只有11%的人覺得“不應該”。這比對待“學生意見”方面的消費主義傾向更為明顯，明確否定的人數僅為11%，其他89%的人都可視為“態度曖昧”，而且，其中有45%的人持完全肯定的意見，選擇了“是的”或“應該”。

從另一角度看，觀念里沒有受消費文化影響，觀念里沒有消費主義傾向的人士很少，如前所述，在教育質量觀、對學生意見、學費與學生地位的認識等方面，分別只有30%、15%和11%的人無消費主義傾向。事實判斷的選擇，正好可以旁證他們傾向于消費主義的理由――教師權力過大，教師事實上有決定權，分別為66%和49%的人選擇。這勢必要求強化學生消費者的意見，勢必在行動上走向消費主義。

三、討論與建議：化解內源性阻抗因素的策略

調查表明，高學歷人群認識到制度缺失，但在思想觀念上，甚至在治理大學的具體行動中，很難把制度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問題的實質和根源在于，他們內心充滿了矛盾：第一，實質正義與制度所要求的程序正義之間的矛盾。制度要求程序、形式、過程的公正，認為形式上的合理性是正當性起碼的要求，程序公正是最基本的，比實質公正更重要。第二，人治、德治傳統與制度要求的法治精神之間的矛盾。制度建設遵從法治精神，要求權力有約束，行為不失范，這難免困擾高學歷人群信守的人治、德治傳統。第三，高學歷人群身臨其境的“疊加式制度創新”與制度建設要求的元制度創新有矛盾。

這些內在的、深層次的文化矛盾相互交織，使得大多數高學歷人群對大學制度的認識很矛盾，內心很糾結，矛盾與糾結的結果，則可能簡單行事，要么訴諸長官意志，表現為權力無約束的“”，要么訴諸“民眾意見”，表現為“消費主義”。在道德、誠信、科學、民主、民眾利益等各種正義的目的或名義之下，很難真正把制度擺在恰當的位置，很難把制度當回事。在大學培養方案修訂過程中，一些教授“服從領導決策，尊重群眾選擇”的無奈感嘆，便是這種矛盾的一種具體反映[4]。

這種情況，往往使大學制度建設陷入消費主義的困擾、權力約束的缺失、以及對制度的“集體無意識”等窘境。這種窘境，構成了大學制度創新的內源性阻抗因素，只有切實予以化解，才能有效推進大學制度的創新。

（一）扼制消費主義的困擾

近年來，筆者對教育領域的消費主義傾向有一些思考和回應，深感消費主義對制度創新的制約和消解[5]。對消費主義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大學制度建設的方向。60%-89%的高學歷人士消費主義傾向強烈，是制度建設必須正視的一種強大的阻抗因素。面對復雜的認識、利益和教育問題，在民眾利益等言路之下，消費主義的誘惑與欺騙性更強，它同“投機文人挑唆起來的”民粹主義一樣，往往比其他主義更為簡單、方便，更好操作，更容易受到“利益攸關者”的歡迎而暢通無阻[6]。

現實利益固然是最為重要的，教育消費者的現實利益是大學制度創新的宗旨，然而，大學這種教育文化組織的性質從根本上決定了，它除了對現實（民眾的現實利益）負責，還必須對歷史負責，要承擔歷史傳承的重任。而且，更為重要的，教育是面向未來的事業，大學還必須對未來負責，對民眾的長遠利益負責，絕不能只考慮“現實利益”。消費主義的治理方式，往往難于保障大學承擔更為普遍和寬泛的社會責任，甚至連最起碼的“現實”的責任也難于擔當，難于真正對廣大教育消費者的現實需求負責。愈演愈烈的大學生就業難題從一個側面說明，只顧“現實利益”的大學是連現實責任也擔當不了的。

消費主義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本來應該是最需要重視規則的。但是，消費主義有關一切由顧客說了算等主張擴展到高等學校，依據商業化領域顧客就是上帝這類金科玉律將教育過程的最終裁判交給學生和家長，交給現代教育形形的消費者，這與大學自身的規則是根本不相容的。受其影響，為了爭取聲譽、爭取生源和市場，大學對學生、對社會的道德是非最好不要發表什么見解，以贏得消費者的青睞。為了讓管理者或學生消費者滿意，大學教師甚至可能一味地迎合學生，制造分數膨脹等滑稽的景觀[7]（P214）。大學及其教師的這種價值取向與行為方式，盡管是理性選擇的結果，卻不是制度所要求的理性，它最多不過是孔孟所指的“鄉愿”，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好好先生，做事遮遮掩掩，專想討好別人[7]（P233）。“好好先生曲阿于俗，不問是非曲直，一切聽群眾，一切聽輿論。大家說好，他就說好，因此大家說他好”[8]。

總之，要探索大學制度、元制度創新的價值取向與路徑選擇，就不可忽視當前的一個重要社會背景――消費文化的蔓延與強化，特別是教育領域消費主義傾向的出現與強化。這是因為，對高等學校的教育教學、科研服務等重大權力的運行和使用來說，如果采取消費主義的態度，而不是通過制度創新，從制度建設上去約束權力，問題只會越來越多，矛盾只會越積越深，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道路自然只會越來越漫長。

（二）有效約束權力的運用

大學的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往往交織、扭結在一起，權力主體的構成比較復雜，很難區分出純粹的行政領導或學科專家[9]。因此，大學治理的關鍵，不在于學者或非學者掌權，而在于如何約束權力的問題，在于靠人多勢眾、道德誠信或制度規范來約束權力。

對權力的約束來說，守制度與守道德，重制度與重誠信之間，有時是有矛盾的，認識上有分歧，制度建設不可低估這種矛盾的力量。問卷調查顯示，97%以上的高學歷人群把道德放在比制度還優先的選擇。然而，用什么來保證掌握權力的人道德能夠過關？自古以來，人們一直在探索，但至今沒有找到比制度更好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把制度放在約束權力的最重要位置，才是現實有效的。高學歷人群都不太認可這一點，可以想象，中國廣大民眾、廣大學生或手握大權的人把制度置于何等位置。誠信是一個道德問題，因此，解決誠信是治本之策，但與其他道德問題一樣，這也沒有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不從制度入手，有關誠信的宣傳、教育或規定，都必然流于空談，流于形式。

權力沒有約束，出現腐敗就不足為怪，行政權力也好，學術權力也好，沒有約束的權力必然滋長腐敗。因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中國高等教育系統見怪不驚的各種腐敗便是權力缺乏約束的必然結果[10]。

一般認為，行政權之行使是否“拘束于法規”，是人治國與法治國的分水嶺[11]。誠若是，中國高等教育的行政和管理還談不上有制度可遵循，也就不能說是法治的，談不上是依法辦學的。其必然結果，就是已廣受詬病的“大學行政化”現象。

然而，需要約束的，絕不只是行政權力。調查中國大學日常運行的制度學認知，其實隱喻了對制度缺失給中國大學治理所帶來的危害的部分調查，如通常所說的行政化，學政失序、效率低下、不講理、不公正、學術腐敗、大學官員腐敗等等。這方面的報道和研究成果相當豐富，本調查絕不只是驗證了有關研究和結論，更重要的是，本調查的有關選項表明，這些問題的出現原因雜多，而其中最為深層次的因素，還是缺乏約束權力的制度（當然，這并不是說政策、文件和法律規定等成文規則的缺少。種種文件有的太少，有的太多，需要實施“簡單的加減法策略”），尤其是缺乏富有創新性的元制度對權力的約束[12]。

（三）根除對制度的“集體無意識”

有人看到，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實體正義，輕視程序正義，對宋江坑蒙拐騙不予譴責，沒有道德質疑，對集“偵查官、官、大法官、執行官”四任于一身、如此專制、恣意的包公崇拜千年有余，“認為只要目的合理，即可不擇手段”[13]。這種傳統對規矩（制度）呈現出明顯的“集體無意識”。更有人指出，中國人并沒有因經過了“”的傷痛而變得尊重法制，尊重規矩，“尤其當眾多的管理者都是在‘無法無天’的環境中成長并仍迷戀于不受約束權力的時候”[14]。

中國高等教育領域也是這樣，對制度（特別是顯性的制度，如法律法規）的忽視還相當普遍，前述調查表明，即使在高學歷人群中，也具有這樣的普遍性。開放式問題收到了許多建議，如英國留學歸來的某博士“行政以服務教學、科研為主”、來自上海的一位博士后“完善制度，嚴格執行”的建議等，但沒有關于強化制度觀念的任何建議，大家都沒有意識到，這的確是“集體無意識”。筆者這幾年對教育專家的個別訪談，一再印證了這種無意識。一位知名的大學校長的觀點很有代表性，“讓什么改革都在法律法規內進行，肯定不現實”[15]。制度不合理或存在不足是肯定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盡善盡美，而關鍵的問題在于，是根據變化了的情況事先及時修訂制度，還是先行動再改制度？這其實是人治與法治在行動上的分水嶺：變革先指向成文規則或先指向具體的行為。

可喜的是，一些教育學學者已深刻認識到，“改革應當在法律與法規的規約之下，尤其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強調不能因為實質的正當性，就忽略過程的正當性，“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因此，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需要“良法善治”，需要遵從制度之治、規則之治、法律之治[16]。這就急需探索，如何真正擺正制度的位置，讓制度的力量首先化為高學歷人群內心的信念與行動的支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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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謝泳.1955年學部委員中為何沒有法學家[N].社會科學報，2012-10-11（8）.

[12] 閻光才.關于高校“去行政化”議題的省思[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1（1）：18.

[13] 郝鐵川.世人對宋江坑蒙拐騙為何不予譴責？[N].社會科學報，2012-11-01（8）.

[14] 陳四益.規矩[J].讀書，2012（9）：封二.

中國高等教育論文范文5

關鍵詞：地方高校;財務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校地合作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4-0123-04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創新能力形成的唯一動力源。人才的創造性主要是在實踐中培養出來的。實踐教學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重要環節，是培養大學生系統思維、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關鍵手段。同時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需要大量的具有動手實踐能力的創新應用型高級人才，地方高等院校承擔著這一任務。

一、當前地方高校財務管理專業

實踐教學面臨的挑戰和困境（一）財務管理工作特點對實踐教學的挑戰

財務管理首先是一種創造性價值管理。而價值管理是基于資本市場這個主體的，而資本市場本身就是千變萬化的，市場是沒有標準化的作業。環境造就千變萬化的市場，如何在學校課堂上模擬出這樣的市場環境呢？這是當前財務管理課堂實踐面臨的難題。其次財務管理是一項綜合性管理工作，與企業各方面具有廣泛的聯系。透過財務信息企業每個部門都會通過資金的收付與財務管理部門發生聯系。這樣我們發現要在財務管理實驗室復制企業的全方位活動和安排完全獨立的財務管理實驗，也是實踐教學安排的難點。

（二）企業財務管理主體內容對實踐教學的挑戰

財務管理的基本內容總括兩項：籌資管理和投資管理。要求學生的專業技能中包括必須熟悉國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融資政策、未來產業發展政策和經濟法律法規等，這樣的專業人才對不管是宏觀層面如政府的項目投融資還是微觀層面如企業的項目投融資都是非常適合的，讓學生在學校期間就參與到實際的投融資項目中去或者高仿真的項目運作中去，這樣的人才成品在進入社會時才能縮短學生的繼續培養的時間成本和物質成本。而我們的純粹課堂教學是不可能復制國家經濟環境或者地方政府環境的。

（三）財務管理專業現有主要實踐教學設置的困境

1. 純粹校企合作的挑戰

應對財務管理的管理內容，大多數地方高校都努力提高學校實訓的仿真性和實踐多層次性，其中校企合作就是比較好的實踐培養方法。我們在肯定這種實踐教學的時候，要談的是純粹的校企合作是難以長期維持的。從企業來說投融資項目都具有一定的商業機密性，要讓學生 真正參與這樣的項目是相當困難的，學生畢竟不是員工，是不受企業體制約束的。從學校來說，這樣的方法只能解決極少量的學生，對擴張后的高校是不適合的，而且高校不可能讓很多的企業都接受并參與到學生的實踐教學培養中去，可以說雙方缺少一個類似公證和溝通的服務者、監督者，這樣就極可能形成人才培養的惡性循環：企業需要學生畢業后能迅速成長，但不愿提供讓其成長的時間和金錢成本，學校想提供企業需要的財務管理人才，但缺少強化學生應用性的基地和平臺，這樣實際雙方都達不到目的，但校企要真正合作又缺少具有公信力的媒介。

2. 學校實訓的困境

實踐教學課程的仿真性一直是實踐教學追求的目標。長期以來該專業的實踐教學課程設置依附于會計學的情況較多。由于財務管理專業本身從會計專業中分離出來，帶上會計的深刻烙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財務管理活動更傾向于沒有完全制度框架下的創造性活動，所以完全標準化的會計仿真實踐教學是不能適應我們對財務管理人才的培養目標的要求的。

二、實踐教學創新模式

――校地合作的可行性校地合作是院校與院校地理位置所處或者其他區域范圍內的地方政府、企業等部門的合作。［1］

（一）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共識基礎

2009年7月世界高等教育大會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巴黎召開，會議最后通過的公報在“學習研究與創新”中提出 “高等教育機構應拓展研究和教學領域，找出與人口健康發展有關問題的解決方法，并為與地方相關的科學和技術構建強大的基礎。”“本土的知識系統能擴大對新興挑戰的理解，高等教育機構應與社區和民間團體建立互惠合作的伙伴關系，促進相關知識的共享和傳播。”這些成果在2010年第四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再次成為重要的議題并達成基于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共識。我們從這些信息中能夠充分體會并理解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地方化是高等院校的社會責任的現實體現，同時創新并靈活組織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研究體系促進服務地方社會也成為現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

（二）地方高等院校和地方政府的雙向良性互動的需求

當前，我國地方經濟發展迅速，各地競相挖掘地方特色經濟，甚至組成區域聯盟，尤其需要強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就地方政府而言，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對高等教育社會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強化政府職能，統籌規劃地方高等教育，高度重視地方大學的建設發展，在政策導向、城市規劃、經費投入、校園建設、師資隊伍建設、學科建設、學校周邊環境建設等方面給予高校更大的扶持，促進區域院校盡快提高辦學水平，提升服務地方的能力，在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真正發揮作用；就高校而言，要充分認識到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動因和條件，轉變教育觀念，創新教育理念，加強與地方的合作和交流，主動承擔起促進地方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神圣使命。［2］

（三）地方高校財務管理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和要求的需求

我國高等院校的分層次人才培養體系已經逐步形成，地方高校大多數都根據自身特點提出為地方經濟服務，培養適合地方發展的應用型人才。對財務管理人才的培養定位地方高校具有一定的同質性，如要求掌握管理學、經濟學、財務與金融管理、會計學、財政學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掌握投資和融資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計算機輔助解決管理問題的能力；熟悉我國有關財務與金融管理方針、政策、法規，以及了解國際相關慣例與規則；具有較強的語言與文字表達、人際溝通以及分析和解決投融資實際問題能力等。

這些具有同質性的目標定位和培養要求都直接表達了人才的“應用性”、“創新性”和“學科融合性”特色，這些要求從財政、金融、管理等各個方面貫徹在財務管理的投融資里面。投融資從主體來說，不外乎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政府投融資和企業投融資都是財務管理，而政府的投融資是企業投融資的導向，所以校地合作就可能成為財務管理專業實踐教學的一種有效的體現創新性、應用性和學科融合性的手段，這樣可以在盡可能的程度上緩解單純校企合作和課堂實訓的壓力。

三、地方高校培養財務管

理人才校地合作探索（一）基本原則

1.創新應用型人才必須創新實踐教學。學生的應用性離不開實踐教學，創造性離不開創新實踐教學。學生只有在實踐中追求創新才能成為具有創新能力的應用型人才。也就是說在校地合作這樣的實踐教學中要將實踐教學的創新型和人才的創新教育結合在一起。

2.校地合作可以開展多種形式，應因人、因時、因地制宜，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和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將教學計劃中的社會調查、學年論文、畢業論文、課程實訓等融合在校地合作中。

3.創新實踐教學必須能體現校地雙向互動。雙向才能形成良性循環，這樣的實踐教學才能持續下去。

（二）校地合作的探索

要開展有效的校地合作，培養創新型財務管理專業應用型人才，可以探討如下：.

1.一個目標

創新財務管理實踐教學，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政府在現代社會有著引導社會投融資的責任，地方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各項產業、經濟、金融等政策的引導，而這些正是財務管理人才的作用領域，因此我們將財務管理的實踐教學融入地方經濟發展中，實現地方高等院校服務地方經濟發展，同時促進專業實踐教學創新的良性循環。

2.兩個層次+八個模塊

應用基礎實踐和應用發展實踐，并拆分成相應的細化的實踐模塊，分解應用性技能需求，再掌握綜合分析能力。應用基礎模塊主要針對財務管理人才培養的某單項技能，應用發展模塊傾向于人才培養中財務管理能力的綜合技能。見下面實踐教學課程體系構成圖。

3.三種合作流向

這種合作是雙向的，從企業投融資到政府投融資都在這樣的校地合作模式中。

4．四種合作模式：

（1）校地合作以科研項目為合作基礎。這種模式是地方政府首先表現為主動，通常的模式是地方政府圍繞產業投融資等課題，要求和熟悉地方經濟環境的高校合作。地方政府出資，高校出人，這樣高校既解決實踐不足又有資金支持，更為地方發展服務。企業有政府扶持，不會排斥參與到學生的實踐教學中去。

（2）校地合作建立實訓基地。建立實習基地，是保證實踐教學的重要條件。按照校地相互提供服務、互惠互利的原則，比如和地方財政局合作，由學校財務管理專業人員為企業的財務、會計人員進行繼續教育培訓和職業教育培訓，企業為財務管理學生提供實習場所和其他條件。

（3）財務管理人才的創業教育實踐

財務管理的特點向我們展示了這是一項富有創造性的工作。尤其是投融資的主要內容更是為大學生創業打下了理論基礎。目前大學生作為人力資源中的優質資源，具有一定的研究開發能力和創新能力，自主創業理應成為大學生就業的新趨勢。而且在國家鼓勵政策的出臺下，有很多地方政府專門開辟大學生創業園區或者大學生創業教育基地。任何創業都離不開投融資，可以說財務管理專業是最適合進行創業實踐教育的專業。要提供這樣高實踐性的教育，和地方合作進入地方的創業園或者創業基地，與正在創業的團隊進行合作、組織創業團隊或者進行創業可行性規劃等是非常理想的模式。而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據自己對人才的需求，從創業教育中獲得適合地方發展的財務管理人才。而且還可以通過校地合作，利用當地政府資源，聘請校外專家進行兼職指導，引進企業家導師，在企業設立各類實習實訓基地，能為學生創業教育提供專業性指導，也能為地方性高校的創業教育提供較多的實踐平臺。

（4）校地合作提供投融資調研報告。這種模式和科研項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這種模式的主動權在高等院校的實踐內容的設計上。在社會調查和創業實踐環節的設計上，教學內容緊緊圍繞地方經濟文化發展的重心，這也是實踐“校地合作”成功的關鍵問題，如對市場區位與產業投融資趨勢等問題進行實地觀察和調查, 以便于對區域投融資信息系統相關問題進行分析研究，為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布局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很容易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視并予以資助。這種模式下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和優勢尤其突出。沒有地方政府的“通行證”，學生不可能到機關或者企業進行調研，而財務管理本身涉及的面廣，如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業，提供未來投資方向的發改委，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投融資所涉及的行業等等。校地合作讓學生參與到地方政府中的投融資的領域調查，為政策決策提供調研報告依據。

總之我們認為財務管理是一項創造性的資本市場活動，實踐教育應貫穿該專業教育的全過程。在設計出的基礎模塊和實踐模塊基礎上，教師應著重進一步研究每一項實踐教育和校地合作的可行條件，這樣才能推動財務管理專業實踐教學課程的優化和整個教學課程的完善。

［參考文獻］［1］何根海，張勇.校地合作共建視野中政府與高校角色定位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09，(9).

［2］何根海,劉國慶.池州學院實施校地合作共建模式的實踐與研究［J］.池州學院學報,2009,(4).

［3］程光旭.創新人才培養模式，著力培養創新人才［J］.中國高等教育，2009，（1）.

［4］蒲蕊.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J］.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3）.

［5］王,宋斐.淺談廣東校地合作中的問題與對策［J］.當代教育論壇(宏觀教育研究)，2007，（2）.

［6］彭曉英,張慶華.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實踐教學一體化模式改革的研究［J］.經濟師，2011，（4）.

［7］劉巧芝,柯羽.校地合作：地方高校大學生創業教育模式探討［J］.科技創業月刊，2010，（10）.

中國高等教育論文范文6

開幕式上，國家旅游局副局長王志發稱贊《旅游學刊》培養了一批大家、專家，希望《旅游學刊》能夠越辦越好，為我國旅游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他還從旅游行政管理部門的角度，提出了四點建議：第一，希望與會專家多做一些基礎理論的研究；第二，加強對發展戰略的應用研究；第三，加強對國際經驗的研究，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特別是始終把握國際發展的前沿動態，以引導我國旅游業科學發展；第四，需要加強對熱點問題的研究，不僅要關注導游管理、職業分類、產業政策等“老大難”問題，還應該留意空白性的問題。

一、主題報告

來自國內外的4位著名學者為大會做了主題報告。

北京聯合大學教授、《旅游學刊》名譽主編劉德謙以《學科成長的時代推手――關于我國旅游學科成熟度的討論》為題，探討了旅游學科基礎理論已經建立，并在不斷地得到豐富；旅游法規體系和旅游標準化體系的建立，有利于旅游合作和旅游行業運行的規范，從而優化了學科研究的對象等10個旅游學科成熟的表現。

中國旅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魏小安教授做了題為《頂天立地――關于中國旅游研究的幾點認識》的演講。所謂頂天立地，涉及中國旅游研究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回歸原點，是立地；一個是引領前沿，是頂天。目前的旅游研究首先需要回歸原點。而原點的研究，一是旅游的元哲學和元理論；二是描述，對涉及旅游的各個方面進行完整的描述；三是解釋，對各種現象進行深入的解釋，形成理論的說服力；四是分析，需要建立體系和框架，形成理論的系統化。

中山大學校長助理、旅游學院院長保繼剛教授以《中國旅游研究：回顧與展望》為題，分3個部分梳理了海外學者對中國的旅游研究、中國學者對中國的旅游研究的特征，以及未來中國旅游研究的發展方向。關于中國旅游研究的未來，保教授指出了4點方向：第一，持續關注旅游研究的理論建構；第二，強化旅游研究的知識／理論輸出；第三，提升旅游學術刊物(平臺)的水準；第四，提升旅游應用研究的水平與深度。

英國薩里大學教授、國際公認的權威旅游學術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主編John Tribe結合近年在Annals上發表的研究成果，介紹了國際旅游研究的現狀、趨勢及創新，為國內旅游學術研究在基礎理論、研究方法等方面帶來很多帶來很多新的理念和思考。

二、主題論壇

本次年會設置了4個主題論壇以及教育論壇和博士論壇。

第一論壇為“‘十二五’期間中國旅游研究的五年規劃”，由中國旅游研究院院長戴斌主持。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游業管理學院教授宋海巖，北京大學旅游規劃與研究中心主任吳必虎，北京首都旅游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裁、首旅建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潤鋼，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崔鳳軍，去哪兒網副總裁張澤，北京聯合大學旅游學院教授寧澤群圍繞此議題進行了探討。

宋海巖、吳必虎、寧澤群回顧總結了中國旅游研究的變化及旅游研究對象等方面的轉變。宋海巖介紹了國外的經驗，例如政府提供研究經費和教學經費，學校研究成果要能夠應用到實踐當中，而業界也參與學校的教研和課程設置，同時企業也可以提供一些研究經費，但學校研究體系跟實際有差距的現象是一直存在的。崔鳳軍特別指出，目前中國旅游學術研究亟須解決兩個問題：建立旅游研究的范式；旅游學科借鑒吸收其他學科的一些方法和理論問題。張潤鋼、張澤作為旅游業界的專家代表，從企業的具體實踐提出，目前的研究成果很難在企業轉化成實際成果，迫切希望旅游研究能夠有更新的實踐性成果。

此外，論壇嘉賓還對如何將中國旅游研究推向一個新高度進行了討論。吳必虎指出，應該做些應用理論研究；教育部要推進旅游學科的一級學科建設；國家旅游局要重視專家的作用。

第二論壇為“‘十二五’期間城鄉統籌與旅游發展”，由青島大學旅游學院院長馬波主持。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光，著名農村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海南省旅游委巡視員陳耀，四川大學旅游學院教授楊振之，華東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汪宇明參加了討論。

光首先表示，目前的城鄉統籌有很多內容，主要是政府主導，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考慮，是城市的發展。具體到與旅游相關的方面，現在城市旅游是要考慮如何能夠提高水平，而鄉村旅游重點是考慮如何進一步開發，城鄉旅游都要做出自己的特色。于建嶸提出，要把人文、文化、愛心、物質融合在一起，公益旅游是一種好的方式；要從人文的角度來理解城鄉統籌，一定要尊重農民的利益、尊重農民的權利，使農村生活多元化，而不是大規模搞土地流轉。楊振之結合成都近年來在城鄉統籌方面的實踐，分別從城鄉統籌中涉及的制度問題和旅游發展在協調城市和鄉村發展關系的作用兩個方面進行了論述。汪宇明提出，上海要率先建成全國城鄉一體化格局，路徑有很多，但最新的動向集中在公共服務的根本性并提出了一個顧慮，即鄉村被城市化。陳耀結合在海南的工作經驗談到希望由旅游推進城鄉統籌，提出“鄉城統籌”的概念，認為在科技進入農村、資本進入農村的同時要保障農民的利益。此外，專家們著重探討了土地流轉、尊重農民的權利和利益、公正性等問題。

第三論壇為“中國旅游研究的國際化”，由華南師范大學副校長朱f主持，東北財經大學旅游與酒店管理學院院長謝彥君、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游業管理學院副教授肖洪根、安徽師范大學旅游學院教授陸林、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游管理學院院長鄒統釬、南開大學教授李天元、北京聯合大學旅游學院教授李享參與討論。

謝彥君表示，中國旅游研究的國際化應該體現在3個層面，即視野、方法、規則。研究者不僅要有更加寬泛的、世界性的視野；進行科學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和交流核心研究成果的平臺要國際化；科學研究的基本規則也要符合國際規則。肖洪根分別從技術和知識兩個層面進行了分析，第一是非英文國家開展的旅游研究，走國際化的道路應該是一種趨勢；第二是知識傳播過程當中，或者是科學傳播過程當中的“大同”主義。陸林從三方面進行了論述，第一，中國旅游研究首先要接受西方的一些研究方法、價值觀、思想，然后用這樣的 視野來開展中國的研究；第二，中國旅游研究要有更多的獨立思考，立足于本土，立足于民族化；第三，貫通中西文化。鄒統釬列舉了一系列數字，顯示出中國的旅游研究在世界范圍取得的成績還是值得肯定的。李天元闡述了他對中國旅游研究國際化的理解，即國人的旅游研究要能夠融入到國際社會當中去，擁有跟國際溝通的共同話語權的平臺，并通過國際化更好地了解別人、宣傳自己。李享則圍繞世界關注中國，中國的旅游研究關注國外的旅游情況不足，以及中國更應該關注世界3個方面進行了探討。

第四論壇的主題為“30年來中國旅游研究成果總結與當前走勢”，由北京交通大學教授張輝主持，北京聯合大學旅游學院副院長石美玉、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游發展研究院院長張凌云、陜西師范大學旅游與環境學院教授馬耀峰、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莊志民、湖北大學旅游發展研究院院長馬勇參與討論。

論壇專家認為，30年來中國旅游研究有了一定的進展，但是學科建設、理論研究亟待提升。在總結成果時，專家們圍繞重新回歸到旅游學研究本質、旅游研究范疇、旅游的研究角度等最基本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在談及未來旅游研究的走勢時，馬耀峰提出旅游學從借鑒、整合到提升、優化的轉變的趨勢，學科融合、學科深化和學科體系的構架亟須共同努力。莊志民提出要從辯證思維來理解走勢，旅游產業研究要從經濟為中心向以經濟文化為中心轉變，并且搞清楚旅游研究和實踐的本源和去向問題。馬勇提出學科引領、產業支撐、產業融合三大走勢。石美玉提出了消費者的問題是未來研究的一個熱點。

該論壇的討論吸引了臺下嘉賓的積極參與。保繼剛提出，希望增強旅游研究者內部的凝聚力，旅游學科應為產業發展解決更多實際問題，并培養一批堅定的旅游研究追隨者。朱f也認為，過去30年旅游的發展，最大的成就是有一群數量龐大的、有無限熱情和能力的一個群體的出現。

本次年會特別設置的教育論壇以“‘十二五’期間旅游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創新”為主題，由吳必虎教授主持，東北財經大學旅游與酒店管理學院院長謝彥君、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游管理學院副院長谷慧敏、北京聯合大學旅游學院副院長王美萍、中山大學旅游學院常務副院長彭青、湖南師范大學旅游學院副院長夏贊才、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教授趙黎明參與討論。

吳必虎與嘉賓們分享了目前旅游高等教育的基本情況，首先是中國高等教育在旅游方面的增長情況；其次，學院辦的旅游系專業方向非常多；最后，是專業教授的從業經驗豐富，有70％的人教學經驗豐富。謝彥君談及目前國內旅游教育現狀的3個方面：全國的院校數量很多；各院校教師數量差別相當大；教師的實踐經驗不足。谷慧敏談及目前旅游教育受到了教育體制的制約，使得很多老師不能深入到行業一線進行深度的接觸。夏贊才認為旅游教育的問題是其結構性的問題。王美萍認為在“十二五”期間旅游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創新這個階段，教師的創新和發展顯得更為重要，教師隊伍應該是以規模為基礎，以質量為榜樣，以功能為特征。彭青提出課程計劃應該兼顧職業導向和未來導向兩個方面，或者是通識教育導向。趙黎明認為，老師應該在完善自己的同時，還要站在更遠的角度看旅游學科發展。

本次年會還專設了博士論壇，為學術新秀提供展示成果的機會。共有16名博士代表做了精彩演講，并得到了宋海巖、張輝、許春曉、肖洪根等專家中肯的點評。

三、學術委員工作年會及頒獎典禮

本次年會專門召開了《旅游學刊》首次特邀學術委員工作年會。學術委員們首先投票評選了“大地風景杯?《旅游學刊》2010年度十佳論文”，然后圍繞如何進一步提高辦刊水平和辦刊質量、如何更多的吸引國內外優秀論文、欄目設置、封面風格等展開了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