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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安保工作意見范文1

下午好！

首先歡迎各位領導來我院檢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

今年以來，我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在縣委、縣政府有關部門的統一部署下，在縣城區社會治安綜治辦的指導下，領導高度重視，本著“誰主管，誰負責，落實措施，確保工作崗位安全”的原則，認真完成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責任書》中的各項任務要求，維護了社會政治穩定，取得了顯著成績。

一、領導重視，責任明確

為認真貫徹落實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精神，積極參加城區安全文明創建活動，我院領導高度重視，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納入日常工作計劃，增強了干部職工的安全防范意識。并為此專門成立了以院長張衛華為組長，院委會、總支成員及保衛科科長為成員的醫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堅持每季度召開一次綜治委全委會，定期研究工作。每年進行兩次治安形勢分析，并撰寫分析報告，及時開展公眾安全感調查，全面了解干部職工對社會治安的感受和意見。把安全教育做為日常工作的一個重點，不斷加強干部職工安全意識教育，增強了干部職工的防范意識。向社會開通了安全工作監督電話（2411353，內線8067），接受廣大患者及社會各界的監督、指導。

二、加大基礎設施力度，認真做好“三防”工作

醫院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場所，擔負著病人就醫、康復、保健的重要任務，因此醫院的防火、防盜、防爆三防工作顯得尤為重要，對此，我院領導亦高度重視。

一是遵照中央“隱患險于明火，防范勝于救災，責任重于泰山”的重要指示，我院專門成立了由分管院長為組長，臨床、醫技、后勤科室主要負責人等為成員的義務消防領導小組，制定了消防安全制度，要求全院干部職工都要認真學習有關消防安全法規，做到經常地對職工進行消防安全教育。為使大家時時處處提高警惕，自覺加強防范意識和責任心，我院定期對義務消防員進行培訓，每月集中學習一次消防安全知識，要求人人建立學習筆記，從思想上高度緊張起來。對不符合《消防法》和《消防條例》規定，存在火災隱患等不安全因素的科室、倉庫等重點要害部位，實行重點防范。對因消防安全防范失控或處置不當造成嚴重后果的，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責任，并把落實《消防法》和《消防條例》的情況，作為科室及個人獎優罰劣的重要依據，納入年終考核。義務消防領導小組做到定期對全院進行安全大檢查，并備有詳實的實地檢查記錄，發現問題及時處理，力求將火災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以遏制和杜絕各類火災事故的發生。

三是為確保病人、醫院的生命財產安全，在做好防火、防盜的同時，把防爆工作又作為一個重點，時刻提高警惕。對易發生爆炸、引起火災的地方配有專人按時巡查，責任到人，并配有充足的滅火器具，做到重點對象重點防護。

三、進一步規范工作制度

根據全國、省市縣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管理法律、法規和標準，制定了《鄄城縣人民醫院綜合治理工作制度》、《鄄城縣人民醫院安全工作制度》、《鄄城縣人民醫院消防安全工作制度》、《保衛科工作人員職責》等有關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方面的十五條規章制度和職責，明確了社會治安管理責任。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我們不僅只是寫在紙上，掛在墻上，更重要的堅持落實到行動上。做到有部署、有落實、有監督檢查，并做到了與個人經濟利益直接掛鉤，責任落實到位，做到獎罰分明。尤其是近期我院對保衛科進行了后勤服務社會化管理改革試點，改革后的保衛科，成為獨立的二級法人科室，更加明確了科室工作職責，極大地調動了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和責任感，使我院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日益規范化、科學化。

四、成效顯著

醫院安保工作意見范文2

被告：向文姣，男。

被告：張光艷，女，系向文姣之妻。

第三人：黃永剛，男。

第三人：吳捷，女，系黃永剛之妻。

1997年10月17日晚，第三人吳捷臨產，住進原告婦幼保健院一病室二床。當晚23時35分，吳捷順產一女嬰，體重3200克。護士楊素芳按醫院規定給女嬰稱了體重，蓋了左足足印，填寫了分娩記錄單、手圈及胸牌（紅色）。此時，因其他病員輸液需要續藥，楊未按規定將寫有“1－2吳捷之女”的手圈及胸牌給吳捷的女嬰帶上，而是交給了吳的丈夫黃永剛。黃永剛收下手圈、胸牌但不知用途。10月18日早上7時5分，住原告二病室三床的被告張光艷也順產一女嬰，體重3000克。護士楊素芳按規定在分娩記錄單上蓋了女嬰左足足印，將寫有“2－3張光艷之女”的手圈戴在該女嬰的左手腕上，胸牌（紅色）放在女嬰的被褥上，由護士劉春勤將張光艷和女嬰送回病房。此前，劉春勤因張臨產時間較長，曾為張寫了一套內容不全的手圈、胸牌（藍色）放在嬰兒秤旁備用。劉在送走張后清理產房時，發現自己寫的手圈、胸牌未用，誤認為張分娩的女嬰沒戴，遂將手圈、胸牌內容填寫完整后，交給了被告張光艷，致使張分娩的女嬰有兩套手圈、胸牌。當日上午八時許，原告嬰護班護士張巧玲將吳捷的女嬰抱到嬰兒沐浴間放在保溫床上準備為其洗澡，因有他事，女嬰待浴。此時，原告護士劉華云也抱來張光艷的女嬰洗澡，將其也放在同一張嬰兒保溫床上，摘下了其被褥上的胸牌（藍色），導致床上的兩女嬰外觀上無明顯區別。劉先轉身到嬰兒洗澡桶處換水，然后回到保溫床前，又未按規定核對手圈，確認誰是張的女嬰，便憑主觀印象抱一女嬰，給其洗澡打針、穿好衣服后，將女嬰交給了站在門外等候的被告向文姣。此后，張巧玲給保溫床上的另一女嬰洗澡打針，也未按規定核對手圈，穿好衣服后，將女嬰交給了吳捷夫婦。10月19日，被告向文姣、張光艷攜女嬰出院回家，給其喂養的女嬰取名向雪梅。10月20日，第三人黃永剛、吳捷攜女嬰出院回家，給其喂養的女嬰取名黃琪。

10月21日上午，第三人黃永剛的母親在給女嬰洗澡時，發現其右臂上的手圈標記為“2－3張光艷之女”，遂對該女嬰是否為黃、吳親生產生懷疑。黃永剛等當即到原告處反映情況，原告即與張光艷夫婦聯系。張光艷稱自己喂養的女嬰也有手圈，但已丟失。原告為慎重起見，于10月22日委托襄樊市公安局對兩女嬰做足印鑒定。襄樊市公安局在提取兩女嬰的足印和分娩記錄單后，于10月27日以（襄）公刑技痕字第97088號《刑事科學技術鑒定書》作出鑒定結論：“襄樊市婦幼保健院吳捷分娩記錄單上足印是張光艷喂養的女嬰左足遺留，張光艷分娩記錄單上足印是吳捷喂養的女嬰左足遺留”。10月28日，原告將公安鑒定情況告訴被告向文姣，要求被告夫婦將其喂養的女嬰交還第三人夫婦。但被告向、張夫婦認為公安鑒定有假，不足為信，要求另做親子鑒定，原告同意。鑒于吳捷、張光艷均在產褥期行動不便，原告于11月4日請同濟醫科大學法醫學系兩位教授赴襄樊采取親子鑒定血樣。但被告向、張夫婦又以原告與同濟醫科大學關系密切，要求到上海或北京做親子鑒定為由，拒絕采血，致使同濟醫大只能對第三人黃永剛、吳捷夫婦及其喂養的女嬰采血。此后，同濟醫大作出97－W136號《法醫物證學鑒定書》，結論為：“被鑒定的女嬰（代稱136號）與黃永剛夫婦不是親生關系。”原告在要求被告交換女嬰無果的情況下，于1997年11月16日向襄樊市襄城區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被告將錯抱的女嬰交回，由其交還第三人夫婦，并由被告領回自己的親生女嬰。

被告向文姣、張光艷答辯稱：張光艷于1997年10月18日上午在原告處分娩一女嬰，原告醫護人員在其右手腕上系有“2－3張光艷之女”的手圈，腰部有一個“2－3張光艷之女”的藍牌，爾后將其抱出產房交給其外婆照料，其外婆通過仔細觀察認為女嬰與二被告相貌十分相像。同日上午，原告護士抱女嬰去洗澡，其外婆怕錯抱跟隨到嬰兒室始終觀看，洗澡后發現女嬰相貌特征沒有任何變化。10月20日，其外婆在家給女嬰洗澡時，女嬰右手腕上還有“2－3張光艷之女”的手圈。襄樊市公安局和同濟醫科大學的鑒定均是吃喝下的產物，不足為信。原告無視醫德，毫無根據地確認被告夫婦喂養的女嬰非其親生女兒，給被告夫婦及其女兒造成嚴重損害，據此，提出反訴，請求人民法院判令原告給付被告夫婦精神損失費3萬元，嬰兒名譽損失費2萬元，律師費1000元，誤工費6970元，交通費600元，打印費100元，共計57670元。

第三人黃永剛、吳捷述稱：1997年10月17日23時35分，吳捷在原告處順產一女嬰。10月21日上午在家給女嬰洗澡時，發現女嬰右臂上系有“2－3張光艷之女”的手圈，當即到原告處反映，要求查清事實。后經原告調查并委托有關機關鑒定，證實確系錯抱，故申請參加本案訴訟活動。1998年元月27日，應為第三人的親生女嬰在被告家中突然死亡，給第三人造成了嚴重經濟損失和精神痛苦，本案原、被告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請求人民法院判令原、被告賠償第三人小孩死亡補償費、安葬費17400元，經濟損失19245.74元，精神撫慰費15萬元，并相互承擔連帶責任。

審判襄城區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于1997年12月3日委托同濟醫科大學法醫學系對向文姣、張光艷及其喂養的女嬰作親子鑒定，并要求結合訴前該校該系兩位教授所作136號女嬰鑒定結論，證實兩女嬰是否錯抱。同濟醫大在對向文姣、張光艷及其喂養的女嬰采血后，于12月12日作出97－W145《法醫物證學鑒定書》，得出結論為：“送檢女嬰（代稱145號）不是向文姣、張光艷夫婦親生，結合97－W136號鑒定結果，認定97年12月3日送檢145號女嬰是黃永剛、吳捷夫婦的親生孩子，1997年11月4日送檢136號女嬰是向文姣、張光艷的親生孩子。”該院于12月13日將鑒定結果告知被告張光艷，張認為原告有意拆散其親生骨肉。該院在對被告多次做工作無效的情況下，于1998年元月20日作出民事判決書，判令被告向文姣、張光艷立即將其喂養的145號女嬰交還第三人黃永剛、吳捷，并領回136號女嬰。

元月22日判決書送達后，被告向文姣仍堅持孩子沒有抱錯，二被告向襄樊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同月27日（上訴期間）早上6時，由被告向文姣、張光艷喂養的145號女嬰突然死亡。襄城區人民法院聞訊后立即派員趕赴現場，同時要求公安機關立案審查，145號女嬰死亡原因。

該院為有利于查明145號女嬰死亡原因，經商得公安機關法醫同意，于1998年元月28日決定將該女嬰尸體送往襄樊市中心醫院太平間冷藏，截止4月23日，發生費用17000元（200元／日）；為防止發生新的不測，于1998年2月5日，決定將第三人黃永剛、吳捷喂養的136號女嬰交由原告養護。1998年3月18日，襄樊市公安局法醫科和同濟醫科大學作出編號為98－F013《同濟醫科大學法醫病理學檢驗鑒定書》，結論認為：“‘向雪梅’因嬰兒猝死綜合癥引起死亡，悶熱是促進死亡發生的因素之一。”

1998年3月12日，襄樊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原判認定的事實在上訴期間發生變化為理由，裁定撤銷了襄城區人民法院的一審民事判決，發回重審。

襄城區人民法院經重審認為：襄樊市公安局1997年10月25日作出的（襄）公刑痕字第97088號《刑事科學技術鑒定書》和同濟醫科大學法醫學系97－W136號、97－W145號《法醫物證學鑒定書》，足以證明兩女嬰各自的親生關系。被告向文姣、張光艷主張‘向雪梅’為其所生，無事實依據，本院不予支持。發生親子分離是原告工作失誤所致，因此，原告應負過錯責任。被告在糾紛中，既不相信科學鑒定結論，又不尊重事實，拒絕交還第三人的親生女嬰，嚴重侵犯第三人的親子監護權。根據尸檢結論，被告喂養的女嬰死亡主要是自身生理原因，但造成促進死亡條件的悶熱與被告有關系，因此被告對女嬰死亡之后果應承擔一定責任。第三人由此遭受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原告和被告理應按照其各自過錯承擔相應民事責任。但第三人要求賠償吳捷懷孕期間的誤工費、營養費、醫療費，于法無據不予支持；第三人提出主張權利期間的誤工費，應以在原審和重審中參加訴訟必要時間按其工資標準計算，律師費應按本院支持其請求的數額比例計算，超出部分均不支持，誤餐費于法無據，不予支持；第三人提出的嬰兒死亡補償費、精神撫慰費，因二者同屬精神賠償性質，只擇其一適當賠償，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第三人提出的女嬰安葬費系參照《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有關損害賠償的費用標準》，予以支持；第三人提出對136號女嬰的喂養費，因被告也對145號女嬰進行了喂養，其間喂養費用可以抵銷，超出時間的喂養費用，適當補償；第三人提出原、被告承擔連帶責任，因二者之間主觀上不存在共同過錯，尚不能構成民法上的共同侵權，故不予支持。原告主張被告立即領回親生女嬰，并承擔養護其親生女嬰的費用，于法有據，予以支持；原告主張被告承擔鑒定費用，因未舉證，不予支持。被告在重審中經本院二次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其反訴按撤訴處理。此外，經本院決定，為查明145號女嬰死亡原因在市中心醫院發生的冷藏費用，因被告存在一定的過錯行為，故該項費用應由被告和原告分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十八條第二款、第九十三條、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七）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之規定，該院于1998年4月20日作出如下判決：

一、現由原告婦幼保健院養護的第136號女嬰（起名黃琪）系被告向文姣和張光艷親生；已于1998年元月27日死亡的第145號女嬰（起名向雪梅）系第三人黃永剛和吳捷親生。

二、被告向文姣、張光艷賠償第三人黃永剛、吳捷下列費用：參加訴訟主張權利發生的交通費184元、文印費247元、誤工費362元、律師費1110元；對第136號女嬰的喂養費300元，對第146號女嬰尸體處理的安葬費3000元，精神撫慰費2萬元，共計25203元。

三、原告婦幼保健院賠償第三人黃永剛、吳捷因醫療差錯發生的精神撫慰費1萬元。

四、被告向文姣、張光艷賠償原告婦幼保健院因養護其親生女嬰的費用8304.62元；并立即從原告處抱回自己的親生女嬰，履行應盡監護職責，否則繼續承擔原告為此發生的實際費用。

五、在市中心醫院發生的第145號女嬰尸體冷藏費17000元，由被告向文姣、張光艷承擔10200元；原告婦幼保健院承擔6800元。原告婦幼保健院負責結算。

六、駁回原告婦幼保健院，第三人黃永剛、吳捷其他訴訟請求。

評析這是一起因原告工作失誤，導致被告和第三人的親生女嬰被錯抱；因被告固執己見，導致原告和第三人實際損失不斷擴大而發生的確認親子關系、侵權損害賠償糾紛案。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監護人依法履行監護的權利，受法律保護”。本案發生后，原告采取積極措施，力爭挽回損失。被告不相信科學，不接受勸說，拒絕交還第三人的親生女嬰，嚴重侵犯了第三人的親子監護權。由此造成的實際損失，理應由被告按其過錯承擔主要賠償責任。對第三人提出的精神賠償數額的確定，在目前尚無明確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只能根據本案侵權行為的性質、情節、后果，參照同類案件的撫慰標準作出判定。值得指出的是，被告原本也是一名受害者，同樣享有國家法律賦予的親子監護權，終因其采取不正當的態度和方法，導致權利和義務關系轉化，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其教訓實在值得認真吸取。

責任編輯按：

前一案和本案的基本事實是相同的，即由于醫院方面的工作差錯，造成先后出生的嬰兒被錯誤地交給了非親生父母帶回撫養，都涉及醫院、兩個嬰兒的各自親生父母三方當事人，而且也都需要通過親子鑒定等有關方法來作排除否定和同一肯定確認。所不同的是，除了具體情節和發展不同以外，具有重要法律意義的不同之處，在于三方當事人在兩個案件中的訴訟地位完全不同：前案是發現錯誤的夫婦以醫院為被告，另一對夫婦以有部分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身份參加到該訴訟中來；本案是發生工作差錯的醫院為原告，其在確認抱錯了嬰兒的夫婦并要求該夫婦換回自己的親子未果情況下，以該夫婦為被告，而另一對抱錯了嬰兒的夫婦則作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到該訴訟中來。

這種不同，首先反映的是兩案原告各自依據的請求權基礎問題。醫院和產婦入院分娩所產生的法律關系，在兩案中沒有什么不同，均為分娩服務合同關系，醫院方都負有同樣的義務即保證母親與親子一致，不與他人親子混淆。現醫院因工作差錯，造成產婦抱回的嬰兒不是親子，從合同性質上看，即為醫院違約，未為正確“給付”（借用該語）。因此，兩案中抱錯嬰兒的該兩對夫婦，均對醫院享有為“正確給付”的請求權和違約賠償請求權。前案原告夫婦以醫院為被告，依據的就是這種請求權。而本案醫院作為原告，不可能依據這種“正確給付”請求權基礎，因為其負有“正確給付”的義務，反為了“錯誤給付”，應是被請求對象，似乎其沒有請求權基礎。從合同關系上看，負給付義務的一方確有正確給付之義務，而享有受領權利的一方事實上也有正確受領的義務，并在給付方糾正其錯誤給付時負有交回錯誤給付標的物的義務。為錯誤給付的一方要求收回錯誤給付的標的物時，具有補救給付的性質，可視為是一種合同履行上的特殊權利。因此，本案醫院作為原告，以其中一對錯抱嬰兒的夫婦為被告，事實上就具有雙重性質，即請求補救給付和返還錯誤給付，為特殊事實產生的一種特殊請求權。從民事行為的角度看，行為人在發現其民事行為有瑕疵時，可以向相對人行使撤銷權或變更權，以對民事行為進行補正或救濟。本案醫院作為原告的請求權基礎也可以是這種撤銷權或變更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