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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論文范文1

首先這需要對現有管理制度進行修改和完善，同時增加校內文學研究團隊的外部支持，如學校科研部門、教務部門以及后勤保障部門等，配套相應的一部分經費對項目組進行建設，以筆者所在宜春學院，科研部門對部分教師組建的科研團隊每年均投入十多萬元供采購小型儀器設備，并提供部分經費用于團隊成員對外交流;教務部門可用科研成果沖抵教學工作量;后勤部門提供辦公條件等配套設施，這樣的條件對科研團隊的支持力度很明顯。其次在團隊內部建立有效的激勵及約束機制，增加團隊的生命力，與此同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學習、培訓制度，激勵制度以及績效管理制度等，讓團隊成員可以不斷學習新知識與新技能，并增加團隊的溝通，增進協作，有效提高團隊成員的科研積極性，最終實現提升團隊整體學術水平的目標。例如筆者所在宜春學院的部分團隊，每學期會定期安排會議交流，探討近期完成課題的進展，所遇到的問題等，群策群力探討解決方法;在項目申報前期成員對申報書進行交流，相互提出問題與建議，加以改進;這些舉措有效的增進了團隊成員的科研水平，加快了項目完成的進度與質量，提高了團隊成員申報項目的成功率，大大提高了團隊成員從事科研工作的積極性與科研質量。

2學生科研團隊

2.1實行導師制與指導

畢業論文讓學生參與科研導師制是利用教師的科研項目與科研技能讓學生參與課題研究的一種方式，目的是在于培養學生的同時，也增加教師的科研積極性，提高師生科研水平和質量;并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實踐能力、科研能力的新型方式。筆者所在的宜春學院生物類專業，一般有科研工作在身的教師，在學生二年級接觸專業課開始，都會進行學生和教師的相互接觸，接觸中教師會介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課題以及實驗室的情況，學生介紹自己的學業、生活、愛好等個人情況，達到相互了解，其后，可根據學生意愿參與到學生科研團隊學習，教師可依據科研內容與其本科論文相結合開展指導工作。此外，畢業生的畢業論文在本科院校學生科研培養過程中占據著主要地位，是學生本科四年綜合能力的集中體現，也是重要的綜合性科研訓練教學環節。按照一般學校的培養方案安排，畢業論文完成往往是大學四年級第二學期的工作，但那段時期，考公務員、找工作和實習占用學生大量時間，放任自流的話常常使畢業論文流于形式。為了更好地指導學生完成畢業論文，教師通常會提前介入，并找一些具體問題和他們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提前一年將題目出好，要求本科生構思;同時對那些主動性強的學生，吸收他們進入團隊一起參與科研活動。

2.2對學生科研團隊管理與建設的思考

建立學生科研團隊就是以學術研究為中心、借助教師的課題和項目為依托條件，為培養其科研思維與技術的一批有協作精神的學生群體。生物類教師的科研往往實驗性強，需要學生有較強的實踐動手能力，但不少實驗試劑有一定毒性，需要安全操作和嚴格管理，因此，在團隊設立之初，除教師指導外，需要學生團隊負責人，發揮負責人的角色作用;此外，教師可組織參加部分學術活動，如安排組內成員匯報，共同學習一些儀器的使用等;而在完成某些階段性的工作后，可適度安排一些團體的娛樂活動，讓團隊成員增進了解，提升人際關系凝聚力;在團隊建設中，可引入組內淘汰機制，即通過觀察團隊各成員在計劃項目實施過程中的表現，可將消極應對項目的成員淘汰出團隊，再引進擁有較高興趣和較好研究態度的新成員，采用能進能出的機制來提高研究狀態。為了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本科生科研訓練，很多地方高校都出臺了一些鼓勵措施，比如大學生創新競賽、大學生實踐項目等活動，但由于學生缺乏相關科研素質的培養，主動性不高，往往是極少數學生有積極性，不少是教師協助學生完成項目申報，這些一方面反映出多數學生缺少科研訓練及獨立的科研思考意識，同時也暴露出科研獎勵政策對學生的吸引程度不高，還應有更多的輔助保障措施進行實施，如可采取科研項目結題答辯或，并結合指導老師意見的對應學分轉化機制等。

3結束語

文學研究論文范文2

一．數學入詩

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

亭臺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這是宋代邵雍描寫一路景物的詩，共20個字，把10個數字全用上了。這首詩用數字反映遠近、村落、亭臺和花，通俗自然，膾炙人口。

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無數片，飛入梅中都不見。

這是明代林和靖寫的一首雪梅詩，全詩用表示雪花片數的數量詞寫成。讀后就好像身臨雪境，飛下的雪片由少到多，飛入梅林，就難分是雪花還是梅花。

一窩二窩三四窩，五窩六窩七八窩，

食盡皇家千鐘粟，鳳凰何少爾何多。

這是宋代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王安石寫的一道《麻雀》詩。他眼看北宋王朝很多官員，飽食終日，，反對變法，故把他們比作麻雀而諷刺之。

一篙一櫓一漁舟，一個漁翁一釣鉤，

一俯一仰一場笑，一人獨占一江秋。

這是清代紀曉嵐的十“一”詩。據說乾隆皇帝南巡時，一天在江上看見一條漁船蕩槳而來，就叫紀曉嵐以漁為題作詩一首，要求在詩中用上十個“一”字。紀曉嵐很快吟出一首，寫了景物，也寫了情態，自然貼切，富有韻味，難怪乾隆連說：“真是奇才！”

一進二三堂，床鋪四五張，

煙燈六七盞，八九十枝槍。

清末年間，鴉片盛行，官署上下，幾乎無人不吸，大小衙門，幾乎變成煙館。有人仿邵雍寫了這首啟蒙詩以諷刺。

西漢時，司馬相如告別妻子卓文君，離開成都去長安求取功名，時隔五年，不寫家書，心有休妻之念。后來，他寫了一封難為卓文君的信，送往成都。卓文君接到信后，拆開一看，只見寫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萬千百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她立即回寫了一首如訴如泣的抒情詩：

一別之后，二地相懸，只說是三四月，又誰知五六年，七弦琴無心撫彈，八行書無信可傳，九連環從中折斷，十里長亭我眼望穿，百思想，千系念，萬般無奈叫丫環。萬語千言把郎怨，百無聊賴，十依闌干，九九重陽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圓人不圓，七月半燒香點燭祭祖問蒼天，六月伏天人人搖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陣陣冷雨澆花端，四月枇杷未黃我梳妝懶，三月桃花又被風吹散！郎呀郎，巴不得二一世你為女來我為男。

司馬相如讀后深受感動，親自回四川把卓文君接到長安。從此，他一心做學問，終于成為一代文豪。

二．數字

明代書畫家徐文長，一天邀請幾位朋友蕩游西湖。結果一位朋友遲到，徐文長作一上聯，罰他對出下聯。

徐文長的上聯是：

一葉孤舟，坐了二、三個游客，啟用四槳五帆，經過六灘七灣，歷盡八顛九簸，可嘆十分來遲。

遲到友人的下聯是：

十年寒窗，進了九、八家書院，拋卻七情六欲，苦讀五經四書，考了三番兩次，今日一定要中。

據說明朝中葉，江西九江有一船夫，見一位連中“三元”的狀元坐在他的船里，就道出一個上聯給這位狀元去對。這位狀元冥思苦想，還是對不出。以后也無人對出，成了絕對。時過幾百年，直到解放后的1959年，佛山一工人用輪船裝運木料“九里香”（一種名貴香樟木），觸發靈感，對出下聯。

船夫的上聯是：

一孤舟，二客商，三四五六水手，扯起七八尺風帆，下九江，還有十里。工人的下聯是：

十里運，九里香，八七六五號輪，雖走四三年舊道，只二日，勝似一年。南陽諸葛武候的祠堂里有一副對聯：

取二川，排八陣，六出七擒，五丈原明燈四十九盞，一心只為酬三顧。

平西蜀，定南蠻，東和北拒，中軍帳變卦土木金爻，水面偏能用火攻。

此副對聯不僅概述了諸葛亮的豐功偉績，而且用上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各個數字和“東南西北中金木水火土”十個字，真是意義深遠，結構奇巧。

我國小說家、詩人郁達夫，某年秋天到杭州，約了一位同學游九溪十八澗，在一茶莊要了一壺茶，四碟糕點，兩碗藕粉，邊吃邊談。結帳時，莊主說：“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郁達夫笑著對莊主說，你在對“三竺、六橋、九溪、十八澗”的對子嗎？

有“吳中第一名勝”之稱的江蘇省蘇州虎丘，有一個三笑亭，亭中有一副對聯：

橋橫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語；

蓮開僧舍，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

下面是民間流傳的一副對聯。它既是一副對聯，又是兩則拆字謎語，讀后細想，別有一番情趣。

涼雨灑人，東兩點西兩點；

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

解放前，有人作如下一副對聯：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橫批是：南北。

這副對聯和橫批，非常含蓄，含意深刻。上聯缺“一”一與衣諧音；下聯缺“十”，十與食諧音。對聯的意思是“缺衣少食”，橫批的意思是“缺少東西”，也是內涵極其豐富的兩則謎語。

三．妙題

清乾隆五十年，朝廷為了表示國泰民安，把全國65歲以上的老人請到京城，為他們舉行一次盛大宴會。在宴會上，乾隆看見一位老壽星，年高141歲，非常高興，就以這位壽星的歲數為題，說出上聯，并要紀曉嵐對出下聯：

乾隆帝的上聯是：花甲重開，又加三七歲月。

紀曉嵐的下聯是：古稀雙慶，更多一度春秋。

上、下兩聯都是一道多步計算應用題，答案都是141歲。上聯的“花甲”是指60歲，“重開”就是兩個60歲，“三七”是21歲，就是60×2＋7×3＝141（歲）。下聯的“古稀”是指70歲，“雙慶”就是兩個70歲，多“一度春秋”就是多1歲，也就是70×2＋1＝141（歲）。

又如下面一副對聯，也是兩道算題，并巧妙用上一、三、七、九、十各數，不嫌生拼硬湊。

尺蛇入穴，量量九寸零十分；

七鴨浮江，數數三雙多一只。

上聯是講蛇的長度，九寸加十分是一尺（舊制長度單位進率是1尺＝10寸，1寸＝10分）；下聯是講鴨的只數，三雙加一只是七只。

四．詩歌趣題

1.百羊問題

明代大數學家程大位著的《算法統宗》一書，有一道詩歌形式的數學應用題，叫百羊問題。

甲趕羊群逐草茂，乙拽一羊隨其后，

戲問甲及一百否？甲云所說無差謬，

所得這般一群湊，再添半群小半群，

得你一只來方湊，玄機奧妙誰猜透？

此題的意思是：一個牧羊人趕著一群羊去尋找青草茂盛的地方。有一個牽著一只羊的人從后面跟來，并問牧羊人

：“你的這群羊有100只嗎？”牧羊人說：“如果我再有這樣一群羊，加上這群羊的一半又1/4群，連同你這一只羊，就剛好滿100只。”誰能用巧妙的方法求出這群羊有多少只？

此題的解是：

（100－1）÷（1＋1＋1/2＋1/4）＝36只

2.李白打酒

李白街上走，提壺去打酒；

遇店加一倍，見花喝一斗；

三遇店和花，喝光壺中酒。

試問酒壺中，原有多少酒？

這是一道民間算題。題意是：李白在街上走，提著酒壺邊喝邊打酒，每次遇到酒店將壺中酒加一倍，每次遇到花就喝去一斗（斗是古代容量單位，1斗＝10升），這樣遇店見花各3次，把酒喝完。問壺中原來有酒多少？

此題用方程解。設壺中原來有酒x斗。得［（2x－1）×2－1］×2－1＝0，解得x＝7/8。

3.百饃百僧

明代大數學家程大位著的《算法統宗》中有這樣一題：

一百饅頭一百僧，大僧三個更無增；

小僧三人分一個，大小和尚各幾丁？

這題可用假設法求解。現假設大和尚100個，（3×100－100）÷（3－1÷3）＝75（人）…………小和尚人數100－75＝25（人）大和尚人數

4.啞子買肉

這也是程大位《算法統宗》中的一道算題：啞子來買肉，難言錢數目，一斤少四十，九兩多十六。試問能算者，今與多少肉？此題題意用線段圖表示，就一目了然。附圖{圖}

由圖可以看出：

每兩肉價是：（40＋16）÷（16－9）＝8（文）啞子帶的錢：8×16－40＝88（文）啞子能買到的肉：88÷8＝11（兩）（注：舊制1斤＝16兩）

5.及時梨果

元代數學家朱世杰于1303年編著的《四元玉鑒》中

有這樣一道題目：

九百九十九文錢，及時梨果買一千，

一十一文梨九個，七枚果子四文錢。

問：梨果多少價幾何？

此題的題意是：用999文錢買得梨和果共1000個，梨11文買9個，果4文買7個。問買梨、果各幾個，各付多少錢？

解

梨每個價：11÷9＝12/9（文）

果每個價：4÷7＝4/7（文）

果的個數：

（12/9×1000－999）÷（12/9－4/7）＝343（個）梨的個數：1000－343＝657（個）梨的總價：

12/9×657＝803（文）

果的總價：

4/7×343＝196（文）

6.隔壁分銀

只聞隔壁客分銀，不知人數不知銀，四兩一份多四兩，半斤一份少半斤。

試問各位能算者，多少客人多少銀？

此題是民間算題，用方程解比較方便。

設客人為x人。則得方程：

4x＋4＝8x－8

解

x＝3，4×3＋4＝16

答：客人3人，銀16兩。

（注：舊制1斤＝16兩，半斤＝8兩）

7.寶塔裝燈

這是明代數學家吳敬偏著的《九章算法比類大全》中的一道題，題目是：

遠望巍巍塔七層，紅光點點倍加增，

共燈三百八十一，請問頂層幾盞燈？

文學研究論文范文3

如此研究思路既帶來了大批研究成果，又暴露出以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當前的研究沒有理論深度。網絡文學出現依托的是數字技術，它伴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而發展，可以說每一次數字技術的發展都會激發網絡文學的新變化。從BBS到文學網站繼而到博客，到微博，到微信，無不彰顯了數字技術對網絡文學的決定性影響，數字技術的發展是一個現代問題。所以對網絡文學的研究應在數字全球化視域下進行，而不能僅僅將網絡文學理解為“網絡中”或“網上”的文學活動。部分學者只是停留在網絡文學本身去談網絡文學，視野狹窄，沒有高屋建瓴地把握網絡文學的核心實質。其論述往往只是蜻蜓點水，泛泛而談，沒有理論深度。因為他們沒有深入到審美現代性這一網絡文學的批評核心去進行思考。第二個問題是理論脫離閱讀實踐。我們發現很多網絡文學研究者(尤其是不熟悉網絡的研究者)從來不曾進行過“網絡閱讀”。他們往往只是閱讀某些已經出版了的、紙質的網絡原創作品，認為這就是網絡文學作品，然后對這些作品進行研究。這里引發了兩個問題:首先，被印刷商看中并且出版的某些作品能代表網絡文學作品嗎?顯而易見，出版商出版是為了有利可圖，他們的選擇是市場化的選擇，而非從網絡創作、傳播和接受等環節進行的選擇。批評者使用與傳統紙質文學一樣的批評標準，這就認為造成了網絡小說的“原罪”。第三個問題是網絡批評活動處于失語狀態。因為批評者脫離了生動的閱讀體驗，所以對網絡文學作品的批評自然就無生氣可言。近年來網絡文學數量在以爆發式的速度增加，也出現了一些較有文學價值的作品，而遺憾的是，批評界對網絡文學作品的批評卻總是遠離創作前沿，無法為網絡文學的健康發展提供資源。最后一個問題是部分研究者將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截然對立。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區別非常明顯，無論是從文本存在方式、創作方式還是傳播模式，我們都能發現它們的差異。但一些研究者只注意到網絡文學的特殊性，卻沒有注意到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都應該是那個理想的“文學”的表達，都應該具有文學固有的審美性。由于夸大了技術造成的網絡文學的特殊性，他們忽視了網絡文學作品可以達到現實文學作品的審美水平，結果極少注意到網絡文學與現實文學創作具有的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這一事實。由于以上原因，網絡文學研究的合法性本身甚至受到了質疑。要使網絡文學研究能夠更好地發展，更好地解釋和指導網絡文學創作，成為貼近網絡作家、貼近網絡讀者的文學理論，我們應該從全球化視野對網絡文學進行研究。

二、全球化時代的網絡文學研究

金惠敏研究員在《媒介的后果———文學終結點上的批判理論》一書中將當代媒介擴張的現實稱為“媒介現實”，認為“新媒介造成的是趨零距離、圖像增值和球域互動的全球化”，然后討論這樣的語境下“文學的當前危機”。這不僅是討論傳統文學問題的極有價值的思路，更是我們考察網絡文學的必由之路。網絡文學是全球化、數字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一個現象。說它必然，是因為文學本身對承載媒體的開放性。但是它不僅如我們表面上看到的那樣，文學產品利用網絡手段傳播，作家通過網絡工具寫作，似乎只是寫作和傳播換了一個手段。更重要的是，網絡作為工具具有改變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這種改變，與四百年前印刷術改變中世紀時代人的精神世界一樣巨大。在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中曾這樣評價印刷術:“我們現代人對于智力的理解大多來自印刷文字，我們對于教育、知識、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樣。隨著印刷術退至我們文化的邊緣以及電視占據了文化的中心，公眾話語的嚴肅性、明確性和價值都出現了危險的退步，這就是我希望說明清楚的。”后來的事實確實如他所預見的那樣。所不同的是，今天不是電視占據了文化的中心，而是包含電視的廣義網絡機器。今天確實是一個印刷術退卻的時代，以各種網絡為代表的當代媒介以遠超波茲曼寫作時代的力量在改變著世界及世界中的我們。全球化時代的網絡文學研究還應該具有包容開放的心態。網絡文學出現之初，由于其新穎的形式吸引了大批的讀者，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資本的覬覦。最近幾年，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網絡作家創作在題材、敘事、風格等方面出現了大量的模仿，使很多文學素養較高的作者和讀者離開了網絡文學。創新性的缺失正在使網絡文學的獨特魅力漸趨淡化，極大地影響了網絡文學的生產和消費。在這種狀況下，我們要有包容的心態。不應一味攻擊網絡文學作品的非審美化、低俗的趣味，而應更多地去關注如何為網絡文學輸入新鮮血液，使其煥發新的活力。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第一，突破技術條件的限制，使傳統作家進入網絡，利用網絡進行創作。不僅是將這些傳統作家的作品放置在網絡，更重要的是讓這些制造傳統文本經驗豐富的作家提高網絡創作的技術水平，進而創造出真正的互動式、多媒體化網絡作品。第二，大力培養具有創新性的網絡作家，讓他們繼承和發展傳統文學創作具有的創新性和審美性，提高現有網絡文學作品的審美趣味。

三、總結

文學研究論文范文4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中華文明播揚于異國的歷程漫長而又曲折。滋蔓東亞的文化圈，風靡歐西的中華風，以及無數文化名人與中華文明的頻繁接觸……，凡此種種，組成了一軸既波瀾壯闊又斑斕多彩的畫卷。而且，這一歷程——由于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至今仍生生不息——還在繼續譜寫著新的篇章。

海外漢學家是中華文明辛勤的傳播者。他們持久的譯介論說，已經培植出了一種獨特的學術——漢學研究。

了解國外漢學，有利于擴大國內學人的視野，有利于促進我們的學術研究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人知我者多，我知人者少。研究生寫博士論文）；而且我們對漢學的評介再經外播之后，又會給海外漢學以啟發，也有利于它的改進與發展。所以，我們應該順應時代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繼而積極作為，便會有力地推動這一利己利人、意義重大的工作。

新的世紀必將是中外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學術溝通日趨深入的時代，反饋這些漢學信息便成了歷史的必然。

一、世界漢學概況

簡單地說，“漢學”即是研究中國的學問。

世界漢學可分為三大板塊：周邊國家的漢學、俄羅斯漢學和西方漢學。

周邊國家的漢學：主要是日本、韓國和越南。就日本文學來說，它接受中國較早，不僅

借用中國的語言符號，而且刻意模仿中國古典詩文的內容和形式：襲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擬題目，采擷成句。這種用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被稱作漢文學，后來才有了以假名創作的文學——和文學。所以，日本的學術也深受中國傳統學術的影響。他們的漢學研究以編纂、譯注、訓詁、考證、梳理發展史為特色。

俄羅斯漢學：由于地理和歷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歐，間接獲得漢學信息，一方面注

重發展本國的漢學研究。它視野闊大，兼顧東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學術觀研究中國，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漢學：西方漢學具有濃重的西方學術的色彩，與日韓漢學、俄蘇漢學相比，它有著

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具體來說有如下數端：

1）中西文化屬異質文化，西方接受中國頗多曲折，漢學研究忠實地記錄或者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歷程；

2）西方學術不斷求變，代有新學，這也影響到了漢學研究，如撰寫中國文學通史、敦煌學研究、中亞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國內同類研究；

3）西方漢學研究的方法論極為活躍，它明確反映出“西論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確操作，可為國內研究提供借鑒。

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漢學這門綜合學科，都有一個逐漸分化的過程，甚至文史、語文等親緣學科也漸漸解體；中國文化各個門類的研究終于脫穎而出，并形成了自身的治學風格和學派傳統。從國外的中國文學研究來看，由于這一文學內容豐富，卷帙浩繁，漢學家又不得不精細分工，去專攻某代文學，某類文學，甚至某個作者。在各個領域，從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從文人作品到民間創作，國外幾乎均有一批各擅勝場的專門家。這是國外中國文學研究走向成熟的標志。當今，日韓、俄蘇和歐美的學術實體，是堪與國內學術相媲美的三大板塊。

二、“漢學”定義的演變

“國外漢學”有時被稱作“國際漢學”、“世界漢學”，或者簡稱作“漢學”。

眾所周知，“漢學”是西文Sinology的譯名。此名首見于19世紀上半葉，從構詞法上看，它是“Sino-”（中國）加“-ology”（學問、論說）而成，意思是有關中國的學問。正如傅海博（HerbertFranke）所說：

“Sinology”是許多“-ologies”中的一種，它們被鑄造出來專指19世紀出現的知識領域。它用于英語相對較晚。1838年，首見“sinologist”（漢學家）一詞，稍后不久（1857）又有同義詞“sinologer”與之并用，但它容易讓人想起“astrology”（占星術士），令人不快，現已成廢字。“Sinology”的含義被解作“關于中國事物的研究”（thestudyofthingsChinese），甚至更晚些，據考證是在1882年。因此，大約在1860至1880年間，“sinology”這個希臘、拉丁語合成詞及其派生詞便被普遍使用了。這正是漢語研究和中國總體研究被認作一種學術科目之時。①

這里說的是西歐的情況。俄羅斯漢學與之相近，它在早期頗多倚重西歐漢學，在學科概念上與西歐完全相同。如上所述，日本、朝鮮等鄰國的情況則有些特殊，它們均有借用漢字進行寫作的歷史階段，因此這些國家的傳統學術，幾乎無處不涉及中國。直到它們有了自己的語言文字，純粹的本土文學才得以滋長之后，漢學才漸漸分立門戶，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過，在日本還有“漢學”、“支那學”、“中國學”之分。

西文“Sinology”一詞，也帶來一些麻煩。隨著時間的推移，漢學研究的旨趣、對象和方法有所變化，使得其含義也有所改變，這引起了西方漢學界的焦慮。美國著名漢學家薛愛華（EdwardH.Schafer）曾經提倡廢棄這個字眼兒，②但后來他改變了主意，轉而主張“重新使用它的本初意義——漢語研究，特別是古代漢籍研究”，要求人們“在與通常所說的‘拉丁學’、‘埃及學’和‘亞述學’相同的意義上使用它”。而且，他明確地指出：

漢學即是有關中國語言遺存之物即漢語文獻的語文學。③

這是個比較罕見的傾向明顯的定義。不過，這里還有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分辨：一、薛氏所說的“語文學”（philology），類似于我國傳統的章句、訓詁之學，強調語言研究和文獻研究兩者并重；二、與之相應，他批評旨在審美的純文學研究，認為這是“一種不扎實的唯美主義研究”，其根基是龐德、費諾羅薩④等人的“東方學”（Orientalism）。⑤顯然，后一種意見不無失當之嫌。三、“漢學”一詞的外延

1）“漢學”和“國學”

如何稱呼這門學科，尚須看研究主體。如果研究者是我們自己，在習慣上應該稱作“國學”⑥，因為它指的是我國自己傳統的學術研究。如果是外國學者從事這一研究，這種學術自然就應該稱作“漢學”，盡管仍是同一研究對象。由此看來，徑稱“漢學”，顯然是外人口吻，研究主體當是外國學者，那么“國外”、“國際”、“世界”等意思通常也就包含在內了。

2）“Sinology”和“漢學”互譯帶來的問題

兩者互譯，看起來似乎十分簡單，其實還有復雜一面。眾所周知，我國經學中有“漢學”、“宋學”、“清學”之分；中華民族有漢、藏、回、蒙等兄弟民族；漢字曾流播東亞，而“漢籍”中也可能記載他國的歷史與文化。諸如此類的情況，使得“漢”字的內涵非一，外延廣泛，“漢學”（若單從名稱上看，即是“漢”之“學”）的涵義如果沒有上下文加以限定，也就會變得曖昧不明。

實際上，在國外，尤其是在西方，起碼研究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的“藏學”和“蒙學”已具一定規模，其專門家分別稱之：“Tibetologists”和“Mongolists”。但目前尚無跡象表明這些學科已被認為是“漢學”名下的分支學科。

3）“漢學”和“中國學”

在國外學術史上“漢學”曾有貶義色彩，所以還有人主張應該以“中國學”代之。

由于上述情況的存在，要想使“漢學”這個術語一無糾纏，顯然不是件容易的事。⑦偶見有“華學”一詞行世，它不僅涵蓋面較廣，而且避免了語義上的交叉，只可惜它未得廣泛流傳。

四、“漢學”的定義

國外漢學是個綜合學科，包括關于中國哲學、歷史、語言、文學、科學、藝術等知識范疇的研究。根據以上分析，可知界定“漢學”似乎有兩種傾向。

一種是取其狹義，即“漢學”是關于漢語文獻以及相關文物遺存、文化活動的研究。

另一種是取其廣義，即“漢學”是關于整個中華民族文獻典籍、文物遺存和文化活動的研究⑧。

后者是否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認可，還有待于時間的考驗。

注釋：

①參見傅海博《探索中國：歐洲漢學史概述》（InSearchofChina:SomeGeneralRemarksontheHistoryofEuropeanSinology），載于明·威爾遜（MingWilson）和約翰·凱利（JohnCayley）所編論文集《歐洲研究中國》（EuropeStudiesChina，倫敦，寒山堂書店，1995）第12頁。

②參見《美國東方學會會刊》（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1958）所載薛愛華的公開信。

③、⑤參見他的《漢學的內涵與狀況》（WhatandHowIsSinology?）一文，載于《唐學報》（T’angStudies）第8-9輯（1990-1991）。

④龐德（EzraPound,1885--1972），美國詩人、評論家，西方現代詩歌的開創者之一。費諾羅薩（E.F.Fenollosa,1853--1908），美國詩人、文藝理論家，赴日訪學時接觸到了漢字和中國古詩，所撰《漢字作為詩歌媒介》一文在西方詩壇影響很大。

⑥“國學”，原指最高級學府，由國家設立。參見《周禮·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按：指公卿大夫的子弟）小舞。”

⑦有一次我在講課時，列舉了以下纏夾情況：

一、經學有“漢學”、“宋學”、“清學”之分

二、中華民族有漢、藏、回、蒙等等之分

三、漢字曾流播東亞，“漢籍”可能記載他國歷史與文化

四、國內有的學者把“國學”稱作“漢學”。

文學研究論文范文5

關鍵詞：福柯；話語理論；文學研究；文學接受

法國偉大的思想家米歇爾?福柯憑借其深邃獨到的思想、宏大的著作、難懂的語言和不羈的個性聞名于世，對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福柯的一生，研究的領域極為廣泛，跨越了文學、歷史、醫學和社會學等；著作也極為豐富，包括《瘋癲與文明》、《臨床醫學的誕生》、《詞與物》、《知識考古學》、《規訓與懲罰》、和《性史》等；其思想的深邃獨到更是令人嘆為觀止。但是，縱觀福柯的思想軌跡，其核心部分也是最廣為人知的就是話語理論，探尋知識與權力的關系，福柯指出，話語不僅存在于文本上，它更包含了支配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法則和規范，“福柯的話語論揭示了社會、文化中權力和知識隱而不現的共生關系”。

在所謂的后現代社會，福柯的話語理論受到了諸多領域的尊崇，文學研究領域自然也不例外。話語理論既能對正確剖析文學作品提供指導，又能為深入研究文學作品提供有效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擺脫文本的局限，而把視野拓展到更為寬廣的歷史和社會方面，更為全面深入地解釋作品的產生過程與內在意義；與此同時，話語理論也賦予了讀者以一定的話語-權力，使其在文學接受中擺脫了完全被動的地位，也能夠憑借自身的話語-權力，質疑和反抗創作者的原意，而這種對文學作品與讀者互動關系的研究也是文學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一、文學創作與話語-權力

話語-權力關系是福柯理論體系的核心，米歇爾?福柯關注的首要問題是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系，及其對話語（discourse）與話語構型（discourse formation）的操縱。他認為現實產生于權力，而權力是通過話語機制生產出我們賴以信仰的知識和真理，因此，話語和知識是被權力構建的，話語的爭奪實際上就是權力的爭奪。福柯通過對醫學、人口統計學、精神病學、教育學、社會學、犯罪學和政府管理等進行考察和研究，揭示出并不存在純粹客觀的知識和真理，因為看似客觀的瘋狂、犯罪和性等都是由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權力構建的。他的話語理論最初是針對醫學、政府管理等領域的，他所關注的話語也都是具有鮮明實踐性特征的領域，而非單純“形而上”的理論，他發現了曾經被奉為“真理”的“客觀知識”背后的權力運作關系，但由于話語理論的出發點在于文本和話語，它在被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迅速吸納的同時，也得到了文學領域的重視。

福柯的話語理論迅速掀起了軒然大波，他指出正是“權力”賦予我們說話和寫作的“權利”，為我們可以訴說的內容作出了限制，他認為一切社會文化問題的癥結，都在于“語言話語”以及各種話語的實踐和運用。而隨著愛德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的出版，后殖民主義也方興未艾，福柯的話語理論在文學研究領域進一步為人接受。薩伊德在其書中對虛構類文藝作品進行了解讀，揭示了西方對于東方進行虛假想像，從而為其侵略占領東方提供道義支持。薩伊德指出，西方社會的理性、優秀和發達與東方的古怪、落后和貧瘠，都產生自“東方主義”的思維模式，正是西方行使其“話語-權力”的結果，薩伊德等人的后殖民主義明顯受惠于福柯的話語理論。繼之而起的女性主義、種族主義研究等，更使福柯的話語理論蔚為大觀。至此，話語理論終于在文學研究領域成為“顯學”，研究者紛紛發掘曾經被湮沒的聲音，第三世界文學、女性文學、黑人文學等都紛紛登場。而隨著改革開放后歐風美雨再次洗禮中國，話語理論也在中國的文學研究領域悄然落地生根，現實主義不再是文學研究領域唯一的尺度，甚至有人重新審視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品。

福柯在話語理論中提出，“話語通過三種途徑發揮作用，分別是賦權、限制和建構” 。研究者們在文學研究中逐漸注意到了話語-權力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他們基本有兩個著眼點：一是對文學作品本身暗含的話語-權力進行揭示，二是對不同版本的翻譯作品進行比較研究。前者對文學作品內在的人物角色和創作者對他們的情感評價進行分析，進而探討作者在創作時所持的權力角度及對話語權力的運用。雖然不同研究者針對的是民族、性別甚至時代特征等不同的角度，但是他們秉持的都是作者對一方話語-權力的賦予和對另一方的話語-權力的剝奪。例如：學者寧俊紅在《女性形象漫說―兼談的“話語”》一文里，對《水滸傳》中典型的女英雄形象和、形象進行分析，進而揭示出作者在創作時所持的男性權力的觀點，因為其中的女性之所以成為英雄，是因為她們也具有了武藝高強、講求義氣等男性特征，而則都是阻礙男性追求“義”的絆腳石。宋來根在《福柯話語理論視域下的》中揭示了福克納對南方種族關系的憂慮與無奈，小說正是通過《去吧，摩西》的主人公麥卡斯林最終無法挑戰根深蒂固的黑人異質性話語來表現作者的憂慮。相比于直接探討文學作品內在的權力-話語關系，對文學作品的不同譯本進行對比研究或許更能說明文學創作中的權力。翻譯的母本固然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翻譯者對原著的不同理解、翻譯者的不同立場和所處時代都可能導致譯作的差異。譯者的翻譯活動，在權力話語的視角下，不再是一種簡單的語言轉換游戲，而被賦予了一種政治權利功能，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也在有意無意地行使其話語-權力。例如閆玉在《從的翻譯看譯者話語權》中，比較了不同譯者、不同出版社的不同譯本所蘊含的譯者權力，而劉娜則在《從的三譯本看時代權力話語》中指出，不同譯者不僅受到自身話語權力的影響，還往往受到譯者所處時代的權力話語的制約，正是處于不同背景下的翻譯者的不同，才導致了不同譯本的產生。

福柯的話語理論使研究者們擺脫了傳統意義上對文學作品的頂禮膜拜，特別是對具有現實主義特征的文學作品的無上尊崇，使他門能夠深入作品，通過對文學作品所凸顯和隱藏的內容，揭示出文學作品背后的權力關系，從而使得文學研究不僅有了新的視角，也進一步闡明了文學作品所能發揮的實踐性意義。

二、讀者接受與話語-權力

福柯的話語理論不僅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視域，也有助于讀者的文學接受。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并不能完全放松，而應該提高警惕，才能發覺并反抗創作者的話語-權力。在這層意義上，文學作品的創作與接收，就是創作者與閱讀者的話語-權力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的博弈。“話語生產、傳遞并強化了權力，卻也在同時破壞并揭穿了權力，使人們看到了權力的脆弱和反抗的希望” 。福柯的話語理論闡明了讀者并不一定必須遵從創作者的原意，而是可以基于自身的立場，對創作者隱含的話語-權力進行批駁和反抗，這也是后現代社會多元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體現。

讀者在運用自身的權力時，實際上就是參與了文學作品的話語建構，這不僅豐富了作品的含義，也是打破作者中心主義、破除創作者主觀偏見、揭示作品真正含義的必由之路。

三、話語理論視域下的文學研究方法

福柯的話語理論不僅拓展了文學研究的范圍，也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福柯是通過知識考古學，對醫學、生物學等領域的日常行為進行歷時性考察，追蹤各種“真理”和“知識”等話語的痕跡，從而揭示出其中的話語-權力關系。雖然福柯更多著眼于“真理”等看似客觀的話語，但是其深入不同文本的內部、比較分析它們異同的方法，為眾多的文學研究者采用。例如上述論文中對文學作品不同譯本的話語體系進行對比，就化用了“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對于擁有數千年文化傳承的中國，尤其是存在眾多版本文學作品的傳統社會，知識考古學更有其發揮作用的空間。

在歷時性考察中，福柯重點分析了“話語的形成”過程，即為什么最終會呈現出這樣或那樣的文本和話語形式，這也為深入分析文學作品與作者提供的方法。作為藝術的文學領域，人們往往把文學中的人物角色、地理環境的描寫和評價看成是創作者無意地流露或者看成是為了增強作品藝術性，因而不會過多地牽涉到政治或權力。但福柯的話語理論打破了這一“神話”，話語無處不在，正如權力無處不在一樣，甚至正因為文學的藝術性、閱讀者在欣賞時也更為放松，它在運用話語-權力時也更為隱蔽而不為人知，其權力的行使也從而更為有效。例如，在《三國演義》“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中，諸葛亮的仁義與智慧為人津津樂道，但深入分析文本，作者的漢族立場就昭然若揭：漢軍多從高地上俯看孟獲的軍隊；南蠻的丑陋“不類人型”；南蠻地區蛇蝎遍地；而南蠻的結局就是被漢人“規訓”，這一切都是作者行使話語-權力的體現，而只有基于話語理論，我們才能有意識地去發現這類文本中暗含的權力。

由此可見，話語理論指導研究者對文學作品的內容進行挖掘，不僅僅局限于字面意思，而是對作品中的人物關系、主動與被動等進行揭示，從而發現創作者的立場，這正是福柯的話語理論給文學研究提供的方法論意義。

綜上所述，福柯的話語理論，闡明了權力與話語的內在關系，為研究文本、話語與權力的內在關系開辟了新的境界。福柯話語理論在文學領域的運用，揭示了作者在文學創作中話語-權力的行使，從而為拓展研究領域、挖掘內在意義提供了借鑒；福柯對文本進行歷時性考察從而提出話語理論的方法，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徑；與此同時，福柯高度重視話語所蘊含的權力關系，為讀者在文學接受中賦予了更多的主動性和權力，這也是進一步完善文學研究的重要環節。把福柯的話語理論放置在后現代社會文學研究之中，其認識意義和方法論意義都是具有開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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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劉娜. 從《簡?愛》的三譯本看時代權力話語[J]. 作家， 2012 （16）： 172-173.

文學研究論文范文6

網絡文學進入文學史，是歷史的必然發展。2009年，由中國作家出版集團與多家媒體共同完成的“網絡文學十年盤點”表明，在短短十年中，網絡文學作品數量遠遠超越當代文學紙質作品六十年的數量。互聯網上擁有中文文學網站數千家，每年誕生20萬余部小說，以每年20％的增長速度發展。“網絡制造”的類型化小說占據了文學圖書總量的近一半，占據暢銷書榜的半數以上。據統計，中國已擁有5億網民，其中有2億多網民經常性瀏覽文學網站，各種文體的網絡業余作者超過一千萬，全國文學網站簽約作者超過一百萬，網絡媒介在中國已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新型文學載體。網絡文學創作者與已有文學體制之間的交流、融合也在不斷增強，安妮寶貝、蔡駿、當年明月、千里煙等作者先后加入中國作協，各地作家協會向“網絡”敞開了大門，廣東、陜西、浙江等地作協成立網絡文學委員會，中國作協參與主辦蔡駿、血紅、跳舞、我吃西紅柿、唐家三少等網絡小說作者的作品研討會，開辦多期“網絡作家培訓班”，開展傳統作家和網絡作家結對子活動，將網絡文學創作選題列入扶持范圍，給予經費上的支持。

2010年第五屆魯迅文學獎準入網絡小說參賽，2011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修改了評獎條例，將網絡小說納入評獎范圍。網絡文學在中國的特殊性在于，中國當代文壇長期是主流、精英文學的文壇，幾乎沒有產生有廣泛影響的通俗小說作家。十多年來網絡掀起了都市情感、奇幻武俠、懸疑推理、軍事歷史、校園、盜墓、穿越等通俗題材作品的一波波熱潮。這是在網絡媒體出現后，通俗文學在中國的膨脹式發展。通俗類型小說在網絡上繁榮繼而對圖書及影視市場的占領改寫的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網絡文學匯集了豐富的底層生活體驗和民間智慧，開拓了當代文學的表現空間。如同現代文學報刊的出現催生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和發展，作為一種傳播媒介，網絡沖擊了目前已有的由作協、文聯及其所主辦的純文學期刊等組成的文學體制。網絡讓文學的寫作真正的多元化，網絡文學面向的大眾面與純文學期刊所面向的小眾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網絡文學的價值在于它的生長根植于自由的網絡精神。

1996年約翰•P•巴洛在《賽博空間獨立宣言》中宣稱：“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新世界，人人、處處可以表達他或她的信仰，無論這種信仰是多么古怪，而不再害怕被強制沉默或強制一律。”網絡文學自由書寫、自由創造、自由想象、自由發表，是新媒體對虛構藝術創造力的解放和激活。其寫作注重作品的娛樂功能，不同于構建“民族國家共同體”的現代啟蒙文學，它在宏觀上與時代的主導觀念并非相悖，抵抗卻在日常生活的微觀層面展開。“信息超級高速公路和虛擬現實的技術特性已經夠清楚的了，足以引起人們注意到它們促成新的文化形成的潛能。實的質疑和反抗，其中有一種渴望沖出現存體制結構的沖動。”③網絡文化是一種青年文化，一種探索的文化，一種自娛自由的文化，“一種以先進技術為支撐的文化，具有世界性、開放性、平等性、實時交互性等獨特的性質”④，這是現代民主、自由文化的新的生長，它不是來自知識界的啟蒙，而是來自民間的自覺和反抗，這是網絡文學有無限生機的內在保證。英國學者約翰•費斯克認為，民眾并不是被動無助、無分辨能力，因而靠工業巨子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恩賜過活的一群。網絡文學的娛樂化不能簡單地看作是一種現實的逃避，也包含對于新的文化和文學形式的創造。

網絡媒介發展了小說的形式，如網絡小說結構的變化，篇幅的拉長和內容的混雜，語言的借用與創新，對細節的不厭其煩等。互動小說、多媒體小說、游戲小說、手機小說、超文本小說等小說新形式蘊含著小說藝術發展的新的可能。優秀的網絡文學推動了影視、動漫、游戲等文化產業的發展，網絡小說是文化產業的重要題材庫。網絡小說已成為文化產業鏈條上的重要環節。據統計，一部優秀的網絡小說在改編成影視劇、網絡游戲、衍生文化產品方面涉及的資金流可達數十億元。網絡成為未來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媒介，進而與民族國家的基本戰略目標聯系起來。

網絡小說在產業化方面已有一些成功的經驗需要總結，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發展部署也必將推動網絡小說的發展。互聯網上的網絡寫作多是業余的，在網絡上的寫作者也將隨著年齡而成長，他們的生活也將因為寫作而豐富，寫作不能延長他們的生命長度，但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因為網絡寫作的業余性，在藝術上也因其不成熟，網絡小說作者更多的是靠生活底子和激情來寫作，作品中有豐盈的生活世界和來自個性的精神力量，在文學來源于生活，文學為心靈寫作的意義上，網絡文學是真正的“生命寫作”。

傳統文學是網絡文學的母體，網絡文學是對傳統小說的繼承和發揚，通俗文學的手法、純文學的趣味、主流文學的立場、先鋒文學的實驗意識在不同的網絡小說中閃耀著靈光，網絡文學并沒有脫離傳統小說，而是傳統文學在新的空間中的生長。對于廣大網絡文學寫作者來說，其寫作的創造力如同英國學者米歇爾•德賽都所描述的，他們會用“偷獵”、“盜用”、“偷襲”、“為我所用”等方式創造性地改造已有的文學傳統。網絡文學的發表是面向世界的，它要求不同國家、民族和文化之間應相互尊重、理解和寬容。網絡文學作者群體是全民性的，它書寫的是更廣大寫作者的精神體驗和藝術想象。網絡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是一種帶有生氣勃勃的時代氣息的關聯，詭異的想象，戲謔的方式，個體化的時代精神體驗在網絡文學中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著。

媒體的發展歷史表明，長篇小說只能出現在現代印刷技術和報刊成熟的時代，印刷體制時代產生了狄更斯、巴爾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普魯斯特、喬伊斯等偉大的小說家，與此相應，在新的寫作機制和文化空間中，網絡小說經典作家、作品將應運而生。網絡文學的發展歷史和趨勢表明，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領域，也是一個必然要進入文學史研究的領域。

網絡文學入史的問題

網絡文學必然進入文學史，并不意味著自動解決網絡文學入史的問題，網絡文學入史需要面對的問題需要充分的認識和討論。文學史寫作的基礎是要有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學理論不包括文學批評或文學史，文學批評中沒有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或者文學史里欠缺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這些都是難以想象的。”⑤文學史是對一個時段文學創作的提升和總結，并不是每一個作家都能進入文學史，進入文學史的作家都是經過文學批評篩選的作家，只有那些創作上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作家才能得到批評家的關注，才能進入文學史。網絡文學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網絡作家與傳統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大多是非職業化的寫作，其寫作的起點低，寫作的作品通過網絡媒介的放大，在讀者群中有很大的影響力，但他們的作品可供文學分析的“藝術含量”并不高，很多作者是“玩票”寫作，有些作者是曇花一現的寫作，有些作者寫了很多作品，但并沒有多少文學成就可言，如《第一次親密的接觸》作者痞子蔡的寫作就是如此。還有些作者是由一部文學作品成名，其后續創作尚未可測，如創作《明朝那些事兒》的當年明月，寫《藏地密碼》的何馬，都是如此。

還有些作者是在網絡上成名，但其后期的寫作力圖擺脫網絡的影響，寫作的作品也不再在網絡上首發，其寫作的網絡特色已經淡化了。如安妮寶貝和寧肯，前者是早期中國網絡文學創作的代表性作家，曾與李尋歡、寧財神被稱作是網絡文學的“三駕馬車”，安妮寶貝的作品主要發表的途徑是實體書的出版，主要走市場銷售路線，但其創作的純文學色彩越來越濃，其文字的思維力度和憂郁色彩愈益濃烈，也贏得了更多的讀者，有研究者撰文的題目為《安妮寶貝：路為什么越走越寬？》⑥，批評家郜元寶評論安妮寶貝的文章題目為《向堅持“嚴肅文學”的朋友介紹安妮寶貝———由〈蓮花〉說開去》。

⑦寧肯的《蒙面之城》曾自由投稿到幾家大型的文學刊物，被拒絕，后來在新浪網上連載，好評如潮。《當代》文學雜志找到寧肯，以頭條刊發，并加“編者按”，認為這部作品的出現標志著網絡文學的創作水平已達到了與純文學比肩的地步。但寧肯后來的創作并沒有走網絡路線，而是承續80年代先鋒小說的路向，追求思想和藝術形式上的先鋒探索性，其寫作有意識地面向小眾讀者，其作品《天•藏》入圍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前20強。早期通過網絡成名的作家慕容雪村后來的創作的作品網絡文學的特色也漸漸地淡化。

2003年，起點中文網的vip收費成功，網絡寫作者在網上發表作品就可以獲得收入，在網站推舉、宣傳、排行等機制的刺激下，網絡們日更新數千字甚或上萬字都是家常便飯，這樣高密度的寫作，讓寫作成為一種“碼字”生活，寫作者不能及時充電，不能有更多地思考期和猶豫期，沒有藝術的沉淀期。在學術界，網絡作家常被稱為是“網絡”，唐家三少、跳舞、血紅、我吃西紅柿、南派三叔、滄月、天下霸唱等人的作品市場效應很好，但幾乎沒有批評家評論他們的作品。

“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開創了“為人生”的“啟蒙”文學的新傳統，而最有網絡文學特色的是玄幻、盜墓、YY、穿越、修真等題材的娛樂化小說，這些小說中思想的含量和藝術的含量似乎都很稀薄，禁不起讀者的反復閱讀，特別是經過一個世紀多世紀的文學史教學傳統影響的評論家和研究者，很少會有人把網絡類型化小說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認為這樣會是誤入歧途。一位批評家在評價玄幻小說的時候認為，“中國文學已經進入裝神弄鬼時代”⑧，這樣的評價很明顯是帶有明顯的純文學趣味的。筆者曾于2009年1月16日00∶00點用google搜索引擎對主要的現代知名作家和網絡作家的名字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從所搜到的網頁數量看，天下霸唱高于張愛玲，六六、安妮寶貝、當年明月高于王蒙、賈平凹、莫言等文壇名家，但相應的在中國知網中所搜到的學術期刊論文，天下霸唱、六六、樹下野狐、玄雨、明曉溪、流瀲紫為0，當年明月為2，安妮寶貝為55，而王蒙、賈平凹、莫言等作家的研究文獻數都在數百篇，張愛玲有2168篇，魯迅有15854篇。

我于2006年開始致力于網絡文學研究，所寫的作家、作品專論式的文章，被很多的學術刊物拒絕。當代批評家也很少有人去用心像研讀一個傳統作家那樣去研讀一個網絡作家的作品。這里有文學趣味的變化，有研究體系的轉變等諸多問題。只有經過了文學批評家所評價過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進入文學史，其文學的價值也只有在眾多的批評家的關注下才能逐步得到發掘。因為沒有作家論、作品論的支撐，對建構當代的網絡文學史成了一個學術難題。它使得當下的文學史教材中，多將網絡文學作為一個拼貼的板塊而存在，其進入文學史的也只能是宏觀的總體概覽性的章節，對作家作品的介紹也只能是相對粗略的簡單介紹，不可能給網絡作家開設專門的章節。網絡文學的評論主要是由千萬的網友讀者完成的，在網絡文學發展的過程中，傳統的網絡文學評論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而網絡文學的讀者跟帖評論大多是一種印象式的，帶有個人特點的，“往往有很真切的個人性情和才情，屬于一種感悟性的人生閱讀評論”⑨，評論者的文學素養也不是很高，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的高論，從“讀者反映論”的角度看，是文學研究可供借鑒的資料。如何利用這些文學資源，有個需要除渣去蔽的過程。

網絡文學進入文學史的難度還在于，為網絡文學寫史的作者，在面對網絡文學作品時，需要付諸巨大的精力，要保持高昂飽滿的熱情去從事這項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網絡小說動輒數百萬字，閱讀量是很大的。而閱讀只是寫作的第一步，因其作品藝術含量的稀薄，注定了網絡文學研究是一項廣種薄收的工作。文學史寫作是文學作品不斷經典化的過程，寫作文學史是建構文學經典作品運動軌跡的過程。而網絡文學的寫作是向下的，不是朝著經典化的方向走，而是沿著大眾接受的路向上走。在國外，《飄》這樣的通俗文學作品也是被嚴肅作家所瞧不起的，不能進入美國文學史的。這意味著，要勾勒網絡文學的發展全貌，要對其發展的藝術線索進行描述，是很難的。網絡寫作與市場、讀者的聯系，與通俗文學的聯系，比與藝術發展的演進層面的聯系更鮮明、更有代表性。對網絡文學作品的評價會成為一個問題存在，意味著要建立新的評價體系，才能很好地評價網絡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價值。“所謂有個性的文學史，說到底是有獨特文學史理論建樹的文學史。”“用一種拼接的形式將其容納進文學史框架，則不注意整個文學史的思路與框架充滿了矛盾與不和諧。我們沒有給通俗文學、淪陷區文學（包括日治下的臺灣文學）和舊體文學等現象充分的文學史定位和理論探討，就將其朝原有框架的文學史里塞進去，結果必然造成文學史的邏輯混亂和大雜燴的內涵。”⑩

這意味著網絡文學入史是全新的探索，而不僅僅是文學史板塊的一個補充延伸。如《現代中國文學通鑒》已有較好的實踐嘗試，它通過文學與文化的關系，將現代中國文學分成“政治文化”、“新潮文化”、“傳統文化”和“消費文化”四大板塊，將網絡文學看作是“新潮文化”和“消費文化”滲染的文學形態，使“網絡文學”與電影、電視劇、古典詩詞等一同融入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有機整體之中。

網絡文學入史的難度和尷尬還在于網絡文學自身的合法性問題。網絡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來自多方的質疑？網絡只是一種傳播媒介，網絡上寫作與紙上的寫作并無二樣，如果“網絡文學”是一個偽概念，網絡文學研究也沒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果“網絡文學”是個實際存在的概念，如何區分網絡文學與非網絡文學？除了首發的媒介不一樣，代表網絡文學的是以懸疑、盜墓、玄幻、穿越、修真為題材的幻想式作品嗎？如果是，那么這些作品在藝術上對傳統小說的發展在哪里？網絡小說對中國當代文學貢獻了哪些藝術上的東西，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網絡文學進入文學史的難度還在于網絡作家多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早期成名的第一代網絡作家，現在也不過近不惑之年。這些寫作者成熟的作品還沒有出現，但他們的創作成名作往往就是其代表作，他們所走過的創作道路和傳統的作家有很大的區別，他們和影視、圖書市場之間、作協體制之間也比傳統作家復雜得多。這些問題常常遮蔽在媒體批評的“唱盛”或“唱衰”簡單的對立評價之中，網絡文學入史，既期待著更多成熟的網絡文學作品出現的歷史時機，也需要對這些問題展開深入研究。

網絡文學入史的意義

網絡文學入史是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必然任務，對當代文學研究者來說，及時地對新出現的文學現象進行研究，對有價值的網絡文學作品進行跟蹤、評論，使之經典化，探討其文學史地位，有其重要的意義。韋勒克的《文學理論》中曾探討研究現存作家的問題與意義，對于研究網絡文學頗有啟發意義。“反對研究現存作家的人只有一個理由，即研究者無法預示現存作家畢生的著作，因為他的創作生涯尚未結束，而且他以后的著作可能為他早期的著作提出解釋。可是，這一不利的因素，只限于尚在發展前進的現存作家；但是我們能夠認識現存作家的環境、時代，有機會與他們結識并討論，或者至少可以與他們通訊，這些優越性大大壓倒那一點不利的因素。”網絡作家多是70后、80后、90后作家，他們的創作正處于成長之中，非常期待有批評家對他們的創作展開評論和交流。作為感同深受的當代研究者，和網絡寫作者一樣，享用著網絡文明的成果，網絡寫作者的文化創作背景、文化資源吸收，所面對的文化難題，與批評者之間的溝通并無障礙，而這種交流，也是有利于網絡文學的繁榮和進步的。研究網絡文學，對于大多數從純文學領域轉換到網絡文學研究領域的研究者來說，其實是一件有挑戰性的事情，其知識的轉換，對通俗文學作品的閱讀，網絡上閱讀習慣的改變，參與網絡寫作的實踐活動，都意味著研究方式的改變。在評價的知識、價值體系上要更新，對作品要有新的洞察力，要有能力和網絡作家展開深入的對話，而不是簡單地以純文學的標準去貶低網絡文學。

柯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中認為，歷史事件是客觀的，但歷史寫作是思想的產物，不同的思想體系造就不同的歷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因此歷史研究的對象是思想，“史學的任務在于表明事情何以發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樣導致另一件事情。”網絡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文學的版圖，影響了文學的發展走向，豐富、擴大了文學的表現力。對這樣的歷史進程，當代文學史必然是要記錄和書寫的。這也是當代文學研究必然要面對的任務。而對于網絡文學來說，網絡資料保存的不穩定性、可刪除性，也加大了這項工作的意義重要性。“人不僅生活在一個各種‘事實’的世界里，同時也生活在一個各種‘思想’的世界里；因此，如果為一個社會所接受的各種道德的、政治的、經濟的等等理論改變了，那么人們所生活于其中的那個世界的性質也就隨之而改變。同樣，一個人的思想理論改變了，他和世界的關系也就改變了。”網絡文學改變的是文學的發表機制。改變了文學的生態環境，也必將改變文學的觀念，在這個意義上，網絡文學入史的問題，將面臨的不只是簡單的文學史領域的擴大化的問題，而是對文學觀念的根本性調整，文學作品的評價體系也將因此而改變。也許，網絡文學和純文學之間的分級化態勢將更加明朗，其相互融合的程度也將大大提高。

網絡文學入史的問題，其意義大于少數民族文學、臺港文學、古典詩詞入史的意義，其意義不僅僅是文學史領域不斷增容的問題，而是關系整個當代文學體系變化的大事。“什么是文學史家的史識？我的理解中，就是文學史家有能力解讀史料文本，有能力創造出新的理論假設來解釋文學現象，推動文學史研究的深入和原有文學史理論的提高。”在文學研究領域，古典文學積淀甚于現代文學，現代文學又甚于當代文學，當代文學的活力正在于其當代性，即其開放的視野。這種不斷延展的當代性，使當代文學史的寫作總是比別的學科震蕩更大，新的學術體系建構更具有多種可能性。網絡媒體的出現改變了寫作的發表機制，擴展了文學的表現領域，擴大了寫作的群體陣容。文學的大眾化問題因為新媒介的出現而出現新的局面，通俗的、幻想的文學大放異彩。

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市場機制與文學之間的火熱關系在網絡媒介的推動下風生水起，感性解放的身體寫作，顛覆崇高的“低化”寫作，傳統通俗小說敘事的波瀾曲折，底層生活的生動體驗，機制的制造，它意味著“A•馬爾羅想象中的博物館”式的文學史的產生，意味著文學多元化的歷史運動將以具體的形態建構起新的理論構架。在談到五四白話文學的時候，認為中國文學有“死”的文學和“活”的文學的區別。韓愈、柳宗元、許衡、姚燧、虞集、歐陽玄、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方苞、姚鼐、惲敬、張惠言、、吳汝綸等人的文學是“死的文學”，而用白話寫作的《水滸傳》、《金瓶梅》、《西游記》、《醒世姻緣》、《儒林外史》、《紅樓夢》、《鏡花緣》、《海上花列傳》，“三言”“二拍”的短篇小說，以及《擘破玉》、《打棗竿》、《掛枝兒》等小曲子是“活”的文學。瑏瑥的觀點有些絕對，但對于我們認識網絡文學不無啟發。網絡文學的生氣來自對多元文學敘事的寬容，一種粗糙的但有生活力度的寫照，一種小說閱讀機制的重新獲得。小說對生活的模仿，既是歷史現實的，也是想象的，還是夸張的。網絡歷史小說不做嚴格的歷史考證，按照內心的期待去想象。

對比那些“僵尸般”的“精英”小說，網絡小說無疑是“活的文學”。網絡文學充滿了對傳統文學體系的解構和顛覆。德里達認為文學是一種無所不寫的建制，解構來自文學內部，不是外部的，是對主流中心規范的必然反抗。這種寫作的夢想，在中國網絡時代開始慢慢變成現實。自己解構自己是文學發展自身的特性，使文學得以豐富性的發展，網絡為文學的這種內在的發展機制提供了可能。網絡文學評獎中，有很多的中國當代批評家的身影，他們參與作品的審讀、評價，給作品寫評語，為寫作者頒獎，促進了網絡文學的藝術發展。隨著網絡寫作者的日漸成熟，為網絡文學作者寫評論的作家、作品越來越多，這將為網絡文學入史提供更好的基礎。

作為成長的網絡作家，在獲得了很好的讀者市場效應的時候，他們的創作獲得了空前的自由。市場機制的推動，個人人生閱歷的提升，個人藝術修養的沉淀，都將讓他們的寫作獲得更廣闊的精神天地。網絡文學經歷了一個歷史的草創期，其寫作的門檻也將為前期的寫作者所墊高，那些沒有寫作根基的網絡大神必然隨著歷史的推移而隕落，只有那些不斷堅持寫作，勇于挑戰自我，有更好的寫作天賦寫作者才能建構起豐富的網絡文學世界。隨著歷史進程的推移，網絡文學必將產生更多的優秀作家，更多的優秀網絡文學作品，這將為網絡文學入史提供了直接的基礎。網絡文學領域所存在的問題，其實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所面臨的問題的放大。比如文學大眾化的問題。20世紀40年代以降，這是中國文學的方向性問題，受西方文學影響的“現代派”文學雖有其歷史發展的合理性，中國的歷史現實又決定著呼喚“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作品的必然要求，并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學規范，這種文學規范與政治化的要求相結合，影響了文學的豐富性發展。

80年代以來的“文學回歸”運動，先鋒文學的崛起與衰落，文學失去了轟動效應，“純文學”的邊緣化在市場經濟時代語境中開始日益突出，文學市場機制開始出現，娛樂化文學開始粉墨登場，文學大眾化問題面臨著新的歷史語境。網絡文學的出現及其繁盛，不過是這一文學內在脈絡的延續，新的媒體通過技術手段使文學普及覆蓋讀者，大眾化的網絡文學真正成為“人民的文學”。再如感性解放的問題，中國新文學以來，是一個個體體驗與感性感官越來越受到尊重的時代，文學通過感性解放釋放革命的力比多，文學以身體解放為藝術變革鳴鑼開道，網絡文學以解構宏大敘事，驅動感性解放建構一個俗化與神化混雜的文學世界。再如雅、俗融合的問題，如何融合，如何在普及文學的同時提升讀者的審美感知力，網絡文學的經驗和現狀值得深入探討。再如文化產業的問題，面對“文化超市”

的當代文學發展現實，市場經濟的手段如何介入文學的發展，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和市場價值如何兼顧，網絡文學在影視改編、游戲改編、衍生文化產品等方面已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網絡文學的出現使當代文學的發展出現新的歷史機遇，也對當代文學史的寫作提出了新的問題和挑戰。“文學史是通過文學與社會之間復雜關系的考察來研究文學發展規律，也是一個時代人文精神的流布與發揚的見證，文學史研究是需要擺脫單純的審美而進入對社會歷史變動、政治環境、經濟發展以及人文精神演變的綜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