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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微觀經濟含義范文1

一、傳統宏觀經濟學教學范式及其缺陷

傳統宏觀經濟學整個理論體系與政策實踐的核心表現為IS-LM模型及其基礎上的總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費希爾稱IS-LM模型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帕廷金認為它是凱恩斯的“主要信息”,托賓和索洛稱為經濟學專業的“受過訓練的直覺”。因此,IS-LM模型曾經長期居于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支配地位,并成為經濟學家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普遍框架。傳統IS-LM模型的基本內容在于兩個關鍵要素和一張圖。兩個關鍵要素是:產出(收入)是由需求決定的內生變量;利率是影響產品需求(C+I)及貨幣需求的內生變量[1]。經過希克斯表述的《通論》所發展起來的傳統IS-LM模型的一個簡單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為貨幣需求,均衡時L=M,M為貨幣供給。i為投資,s為總儲蓄,y為收入,r為名義利率。由于固定價格假設,變量的名義值與實際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視作收入決定模型(包含了供給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為分析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在決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個簡單框架,模型集中關注的是利率在聯系兩個市場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張圖如圖1:其中IS代表IS曲線,LM代表LM曲線。通過兩條曲線的交點就可以決定經濟的均衡狀態E,所對應的就是均衡收入y*與均衡利率r*,它是經濟在實現產品市場供求一致與貨幣市場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線的移動可以體現財政政策,LM曲線的移動可以體現貨幣政策,因此,總需求管理就可以通過IS-LM圖形中曲線的移動來分析經濟狀態的變化和預測內生變量的變動方向。傳統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學作用。它是分析經濟的實際與貨幣部門相互作用的最簡單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張圖使經濟分析與政策分析的含義直觀化,宏觀經濟學家與廣大公眾(記者、官員等)更易交流。可見,IS-LM模型具有比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對經濟理論的詮釋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論比較中能夠澄清某一宏觀經濟理論的解釋,因而成為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等各流派辯論的共同基礎。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釋或預測某種經濟的績效,進而發展出了政府和企業進行政策評價與經濟預測所使用的非加總宏觀經濟學計量模型,并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4)規約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來選擇一定時期績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這些影響下,IS-LM模型成為絕大多數入門和中級宏觀經濟學教材的核心。國內出版的教材也沿襲了這一思路。老師們在課堂上講授IS曲線、LM曲線的含義及代數形式,并使用IS-LM圖形分析經濟政策的效果。

然而,這種傳統教學范式已經受到經濟學界的猛烈抨擊。激烈的爭論和研究表明,傳統IS-LM模型存在著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靜態性質。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靜態的同時均衡框架來處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動態調整問題[3],這使得再次反饋過程與初次發生過程變得同等重要。這會造成對實際的動態時序經濟行為的錯誤認識[4-5]。事實上,經歷了歷史時間、遭受了一系列沖擊和結構變遷之后的經濟體系,其反饋過程只能部分為經濟個體所認知。IS-LM模型沒有引入時間和經濟變量的滯后效應,因此有必要以動態時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確定性。傳統IS-LM沒有考慮宏觀經濟世界中不確定性(尤其投資方面)和預期的重要影響,因此就不能體現宏觀經濟的結構不穩定性。許多原凱恩斯主義者和后凱恩斯主義者都認為這是凱恩斯貢獻的真正本質,而不確定性和預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沖突。

第三,模型的邏輯不一致性。一個表現是IS曲線作為流量均衡同LM作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個表現是傳統IS-LM模型缺乏微觀基礎。它是總量的特設關系,而不是從明確的理性主體的最優化行為推導而來。而按照盧卡斯批評,IS和LM曲線代表的函數在經濟政策規則變化時并非保持不變。因此模型的政策評斷往往不可靠。

正是這些因素導致傳統IS-LM模型逐漸衰落,大多數宏觀經濟理論和經驗研究已經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時出現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但只是作為建構總供求模型中總需求曲線的一個階梯。IS-LM模型“死了”還是繼續“活著”?筆者對國外流行的中初級宏觀經濟學教材作了一個初步調查(見表1):可見,盡管把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糅合在一起的薩繆爾森式的新古典綜合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學范式已經不再流行。因此,國內的宏觀經濟學教學者應該注意到這種轉變。這是對自己的知識結構更新的一種體現。由于國內教材普遍更新較慢,老師就有義務不再傳授陳舊的IS-LM模型。更進一步來說,在權威期刊上的理論研究與研究生宏觀課程教學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關了。據筆者所了解,察覺到這種轉變的教師還比較缺乏。許多教師仍然在用IS-LM圖形來討論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與政策含義。這種教學現狀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對簡潔性及教學慣性。

二、宏觀經濟學教學新范式:動態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這樣,課堂教學是否應該完全拋棄IS-LM模型呢?如果拋棄傳統的IS-LM模型,宏觀經濟學教學還剩下什么?筆者的教材調查表明,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總供求模型和經濟增長理論仍然是宏觀經濟學教學的中心環節。問題在于這種教學方式,一方面同微觀經濟學嚴重脫節,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理論是兩張皮,缺乏比較嚴密的邏輯關聯;另一方面,初中級的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同高級宏觀經濟理論及專業性的宏觀經濟研究也是脫節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前沿研究給出了兩個緊密聯系的新動向:相當多的經濟學家主張宏觀經濟學應當有一個適當的微觀基礎;主流的意見則主張為宏觀經濟學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觀基礎。這種動向在近年來達到高峰。目前已經形成一個動態一般均衡的宏觀經濟研究框架,具體表現為從拉姆齊模型到新新古典綜合的發展。事實上,新新古典綜合以另一種面目使得傳統IS-LM模型借其擴展形式得到復活。因此,IS-LM模型還沒有死。

大體上,動態一般均衡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中關于私人所有權經濟所有時刻的整體動態系統的簡稱。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預期與代表性主體的結合。動態一般均衡以市場作為協調機制、在各種約束條件下(偏好、預算/資源約束、稟賦、可得技術與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體的當前和未來期望福利的現值總和(因而是一種涉及現在和未來變量的跨期決策行為),結合所有市場上的市場出清(一般均衡)條件,經濟行為可以被簡化為幾個定義了經濟運動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這樣就可以從微觀層面的個體動態最優化來解釋總量現象,如經濟增長、經濟周期、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影響。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觀經濟建模應從微觀經濟主體作出的選擇出發來加總成經濟整體,所以必須重視個體對其經濟環境實際或預期變化的反應行為。DGE體系中,經濟主體在約束條件下連續不斷地最優化以致經濟總是處于某種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給定可獲取的信息,人們應能作出對自己有利的最優決策,并且不會犯持續的錯誤。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行為是理性的。如果出現錯誤,被歸因于信息差距,如對經濟未預料到的沖擊。經濟的最終運行趨勢是一種長期均衡。它是當所有的過去沖擊通過經濟體系已經完全發生作用下的最優經濟運行路徑。它可以是各變量均為常數的穩態,也可以是主要宏觀經濟變量具有相同增長率的平衡增長路徑。

然而,動態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觀方程或差分方程、動力系統與最大值原理及動態規劃等復雜的數學工具,因此并不適合宏觀經濟學的初中級學者。筆者所主張的是,在傳統IS-LM模型的基礎上,使用動態一般均衡方法對其加以擴展,這就是由新新古典綜合發展起來的新IS-LM模型或最優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個代表來自McCallum(1989: 102-107)[7],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線)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線)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線)其中y為實際產出,P為一般價格水平,R為名義利率,M為名義貨幣供給。a0,a1,a2,b0,b1,c0,c1,c2為參數,ut,vt,ηt分別代表總供給沖擊、總需求沖擊和通貨膨脹沖擊的零均值隨機變量。

顯然,新菲利普斯曲線提供了對經濟體系的供給行為的說明,新IS曲線和新LM曲線則提供了對經濟體系的需求行為的說明。新的總供求模型同理性經濟人的跨期最優化行為協調一致。這一點同來自傳統IS-LM模型的總供求方法明顯區分開來。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凱恩斯主義所缺乏的微觀基礎因素:價格調整成本,價格調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預期價格設定,壟斷競爭。價格水平已經內生化了,它是受外生沖擊和貨幣政策規則影響的內生變量,結合貨幣供給規則,即使個別價格有短期粘性,價格水平在短期和長期都會對貨幣存量的外生持久變化作出反應。

新IS-LM模型的參數來自效用函數、生產函數及價格調整過程的結構性參數,已經充分考慮了政策變動對理性主體的預期的影響,因此模型大體上可以經受住盧卡斯批評。這就使得使用它討論宏觀經濟活動的決定和貨幣政策設計的研究文獻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結合泰勒規則,可以得到一條宏觀經濟政策(MP)曲線或總需求(AD)曲線[9-10]。它表明產出缺口與超過目標的通脹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因為當通脹率上升超過目標通脹率時,中央銀行會提高名義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脹率上升幅度,以使當通脹率上升時,實際利率也上升,這就會減少投資和凈出口,降低實際產出。MP曲線的移動來自通脹率以外其他因素的沖擊,如政府采購、貨幣政策、國外出口需求、稅收、消費者信心的變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線則代表經濟的總供給行為,或稱通貨膨脹調整(IA)方程。對于通貨膨脹調整(IA)方程,通脹率是前定的,因為它取決于滯后的GDP缺口而非當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條用來表示在任意時點上經濟中通脹情況的水平直線。當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時,IA上移,反之則相反。因通脹預期和原材料價格變化而移動,因此可以反映粘性價格和粘性工資的現實經濟狀況。

我們把向下傾斜的MP曲線和水平的IA曲線結合起來,就得到了一個解釋經濟波動及宏觀經濟政策的新模型,如圖2所示。這個模型可以較為精確地描述貨幣政策的實施原理。例如,初始經濟處于長期均衡E0,如果沒有外部沖擊,這個經濟就是通脹比較穩定的經濟。當一個外生的需求沖擊使得MP0右移到MP1,則實際產出會超過潛在產出,從而通脹率會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銀行就會提高名義利率以使實際利率上升來應對通脹率的上升,直到經濟達到新的長期均衡E1。這時產出回到了潛在產出水平,但穩定通脹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銀行認為新的穩定通脹率過高,則它可以通過泰勒規則來使MP左移以實現目標通脹率。

上述見解常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新共識(NCM)。它是對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與貨幣主義的政策主張從理論到實踐的一個綜合。這種綜合表明,在短期,壟斷競爭市場結構產生的名義剛性和真實剛性有效地增加了產出水平波動對總需求沖擊的持續性。總需求對產出和就業能夠產生實際影響。在長期,總需求沒有實際影響。均衡的自然失業率由勞動市場的結構性特征、工資談判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決定。

新共識認為,貨幣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夠在短期穩定產出與就業,但長期只能影響通貨膨脹。貨幣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識提升了貨幣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財政政策作用。在貨幣政策工具中突顯了通貨膨脹的決定作用。通貨膨脹可以影響短期產出并決定名義利率,但不能影響潛在產出水平。由于貨幣存量內生決定,因此新的貨幣政策無法控制貨幣供給,但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調節利率來有效地實現低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均衡。當然,貨幣當局對實體經濟活動的長期影響是有限的。它只能影響長期通貨膨脹率,但低而穩定的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是重要的。把通貨膨脹作為新貨幣政策的目標就成了自然的選擇。這種政策稱為“通貨膨脹定標(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獨立的中央銀行來執行(從而保證政策的可信性),預先公布一個能實現經濟長期均衡的通脹目標值,然后通過泰勒規則來調整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之間的偏差。這種政策目前已經在各國得到相當程度的實踐。

宏觀經濟微觀經濟含義范文2

經濟分為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兩個層面，對經濟的調整通常從這兩個層面進行，一方面是國家、政府在國家經濟政策、產業、地區經濟等方面的宏觀調控，另一方面是企業微觀層面的各類經濟活動。中央政府制定和調整全國性的經濟政策，地方政府制定和調整本地區的經濟政策，各企業制定各自的經營規劃，并服從宏觀調控。與經濟活動的這種宏觀微觀結構相對應，筆者認為，在環境保護制度的制定和實施以及環境保護執法，也應當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進行。這也是《環保法》第4條所要求的“使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實質性含義，以及在現實工作中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國提倡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要求。

一、宏觀方面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自然資源包括環境資源，通常被視為國家財富及其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早期的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提出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認為社會資源及經濟結構和發展應當完全由市場及價格因素來決定。到后來，凱恩斯提出宏觀經濟調控理論，認為，市場經濟應當由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才能充分發揮優勢，實現資源更優化配置，減少社會由于“看不見的手”的滯后作用或者失靈而帶來的社會財富浪費。在前人的基礎上，大部分當今的經濟理論都趨向于采用雙重機制來配置資源，“看不見的手”主要體現于微觀企業的資源獲取和利用機制上，而宏觀經濟調控理論則主要有政府經濟政策來實施。

也就是說，政府和市場是社會資源配置的兩大力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市場主體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價格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和利益的大小，進而影響市場主體的生產營銷活動，價格和競爭機制推動著資源配置的最優化。然而，市場機制也有其自身的缺點和消極方面，存在滯后性和某些“失靈”的領域。當這些滯后和“失靈”出現時或出現前，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通過經濟法規等發揮作用，主要表現為調整產業政策、制止壟斷、維護公平的競爭秩序，實施稅收，調節收入以及保護環境資源等，是得整個國民經濟高效、優化和可持續發展。

早在1994年3月，國務院通過了體現中國“可持續發展”之路的《中國21世紀議程》，內容涵蓋了中國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保護等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政策和行動框架。

然而，盡管國家上層建筑一方面重視環境問題、加強環境立法，提倡可持續發展，但這種傳統及經濟發展根源上的問題卻從另一方面繼續甚至更加加劇了環境問題的惡化。這種情況的出現或者不改善，要么表明我國的宏觀調控對于環境保護的不重視，要么反映了宏觀調控政策有提倡環境保護，卻無法起到良好作用。從現實狀況來看，后者應當是主要問題。

第一，中央與地方對經濟的調控目的不同，權限不同；中央的經濟政策往往是一些全國范圍或者經濟總量方面的調控，中央的決策也往往只會直接針對一些具有全國影響的大項目。而地方則是當地經濟發展的直接參與者、決策者和過濾器，尤其一些地方政府對大部分企業投資有著自主審批權。而地方政府的經濟決策通常具有短期性和局部性，缺乏長期觀和大局觀，如果地方與中央在經濟決策和調控方面的價值取向不同，就可能削弱中央關于環境方面宏觀政策的真正落實，甚至還會影響《環保法》在當地的有效執行。

第二，經濟發展決策與環境保護要求的差異。從我國有關法律如《土地法》、《環保法》的規定，我國現有的自然和環境資源的所有者為國家，而這一規定有其明顯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國家”這一概念在地方通常由各地政府來體現，直接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代表“國家”來利用這些資源，大部分甚至是無償利用。鑒于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對于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往往變成次于經濟發展指標的“二線”工作，甚至作為了經濟發展的犧牲品。另一方面，由于能夠代表環境的資格主體往往只能是當地政府，這就事實上使得《環保法》的執法形同虛設，因為地方政府不可能將自己列為被告來處理這些由于自己經濟決策失誤而造成的環境問題。

第三，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考核制度對環境保護的忽視。在十一五規劃前，國家通常將環保和資源利用指標作為參考指標，不作為各地經濟發展的強制性指標。但可喜的是，從今年的十一五開始，環境和能源已被列為經濟發展的強制性指標。

因此，對于環保政策的有力實施，《環保法》的實質性執行，從宏觀層面來講，政府既要作為主體來切實貫徹有關政策和執行有關法律，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方針；同時政府由要作用有關政策和法律的實施對象或客體，來接受政策和法規的約束。著重要做好以下工作：

1.信息供給和教育。政府應當建立起一套既針對政府也針對企業的環境信息公告系統，可以定期有關各地環境問題的信息，或者公布企業的有關排放的情況，甚至可以要求企業對其環境和排放方面的數據進行公布，以給予各級政府和企業明確的壓力和監督，形成一種良好的環保監督和教育體系。

2.經濟發展一方面要全面規劃、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在布局方面，既包括對整個國家生產力的合理分布與組合，也包括某一特定區域的功能區、企業、事業單位和交通路線的合理配置。全面規劃，主要是指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國土規劃、區域規劃、流域規劃等，應當對工業、農業、城市、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等方面進行科學預測、統籌兼顧、綜合規劃。既要考慮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又要考慮環境效益，以便獲得最佳的綜合效益。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減少資源消耗和浪費，這也是我國政府提出建設“節約型社會”的要求。

3.法律體系的完善，主要是環境問題訴權的明確歸置，以及政府、國有企業作為環境保護法律實施主體和對象，接受多種環境主體的監督和約束。

4.地區和地區的政策協調。現代經濟是復雜的相互聯系的系統，產業與產業之間形成復雜的產業生態鏈，地區與地區也是相互影響的關聯方形成整個國家的環保整體。為達到地區的協調一致，需要統一有效的宏觀政策與監督。

二、微觀方面

微觀經濟主要指的是經濟整體重各個個體，主要是經濟單位的經濟學。單個企業在社會中攝入資源，銷毀能源，產出產品，其投入產出決定了自身的經濟性。大量的企業利用資源影響環境就構成了整個國家和社會的資源消耗和環境問題。而政府的經濟引導，法律的執行很大程度上也作用于這些微觀經濟主體。

通常來說，企業間的資源調配是一種微觀經濟主體活動，最有效的方式是“看不見的手”，即通過市場價格、競爭機制來完成。但是，由于環境問題的“公共性”，使得市場微觀主體在決定自身的生產、投資、消費等活動時，往往只從自己的角度考慮所面臨的各種選擇的成本和收益，而對經濟活動中所需的環境要素（如空氣、水、環境的納污能力等）的投入和產出，特別是由此產生的廣泛的社會后果，不能或沒有完全折合成與該市場主體有關的成本和收益，因而不能很好地影響其決策。而且，在競爭的壓力下，市場主體即使意識到了其活動給社會造成的環境成本代價，只要其行為不受社會的嚴厲懲罰，也往往置之不理，而是將該環境成本轉嫁給他人和未來。為什么有些行業、企業對《環保法》的要求視而不見，對許多造成環境問題的運作行為屢禁不止，尤其微觀經濟方面的根本原因，因為企業的經營目的永遠都是利潤最大化。因此，在環境資源的利用和保護方面，不能完全利用市場價格機制來自發約制，在對環境和資源進行經濟定量交易的同時，還必需依賴法律和各項環保制度的有效實施來對企業的行為進行規制和引導。

對微觀主體的環保要求和執法，主要應當著重于兩方面：

一、各種環保制度的切實有效推行于微觀經濟主體，如環評、許可證制度、各項收費、治理制度。從縱向上來講，應當使這些制度切實實施到位，不能流于形式，橫向上在實施這些制度時，應當力求公平，對所有的微觀經濟主體一視同仁，不論企業性質是國企、民企還是外企，也不論該經濟主體規模大小；無論被動還是主動，只有當每個經濟主體都將環境資源作為其經營范疇里的一項有成本的必須投入時，而且這些必須投入直接關乎經濟主體的利益甚至生存問題時，經濟主體才會真正關注環境，真正以一種主動投入的態度來參加國家所提倡的“可持續發展”。

二、嚴肅和加強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執法，樹立環境法律的權威。從而樹立起微觀經濟主體的守法觀念。環境執法是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其它依法行使環境監管權的部門貫徹實施環境法的國家執法活動。然而，由于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的環境執法過程中有相當多的弊病。“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使不少人喪失了對環境法的信心。環境法律缺乏權威信，這也是造成微觀經濟主體對于環境保護漠視的重要原因之一。這里一方面有我國環境執法體制方面的原因，環境執法主體與地方政府相重合的體制使得環境執法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和某些領導的干預，充滿了利益沖突色彩；另一方面也有環境執法人員素質原因，由于傳統原因，環保機構一度被視為二線執法機構，人員編制、人事安排方面問題多多，執法能力和技術令人堪憂。

宏觀經濟微觀經濟含義范文3

關鍵詞：《微觀經濟學》；課程特點；教學方法

1《微觀經濟學》課程的特點和存在問題

1.1課程具有系統性、課時安排相對較少

在微觀經濟學中，所涉及的內容實際上非常廣泛，微觀經濟學中的核心理論主要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以及分配理論等，同時還還包括一些微觀的經濟政策。

1.2理論體系具有綜合性和抽象性的特點、學生實踐能力有待提高

在實際過程中，學生因為經歷較少，缺少實踐經驗，面對很多理論概念，所以在實際的學習過程中，許多學生往往很難理解微觀經濟學中的相關概念。

1.3使用較多的定量、圖形分析

在進行微觀經濟學研究的過程中，主要是應用定量分析的手段，同時也結合了定性分析的方法。所以在對于很多經濟學理論進行求證的過程中，往往需要使用到大量的數學知識，通過對于數學知識的應用來進行定量的分析，從而更加有利于學生對于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和知識加以理解。

2《微觀經濟學》教學方法

2.1設計和豐富課堂內容

由于微觀經濟學課程的內容相對復雜，所以在教師進行教學的過程中，必須要對于教材內容進行合理的選擇，每一堂課都要經過仔細的設計，要善于話題的提出和重點的突出，要學會培養學生自主思考的能力，同時還要認真傾聽學生的問題。教學內容要由淺入深，逐步深入，不能一上來就拋出較難理解的理論知識，教學過程要結合實際案例，讓學生在對于相應的知識點進行掌握的同時，又能夠對其真正的含義加以理解。因此在對于知識進行講授的過程中，要注意對主要內容的把握和次要內容的補充，使學生明確所學內容，加快對其理解。

2.2采取多樣的教學方式

隨著經濟發展和互聯網的發展，多媒體教學手段在眾多高校的教學活動中得到了有效應用，通過包含動畫、短片、圖片等內容的多媒體文件引入課堂內容，能夠使學生對所學內容產生直觀清晰的認識理解，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微觀經濟學在教學過程需要展示大量的圖表幫助學生分析理解經濟現象，多媒體教學可以很大程度上滿足這一點。同時，多媒體教學能夠使得課堂互動得到有效的加強，同時還能夠使得課堂內容得以豐富。因為微觀經濟學本身就是一門實踐性較強的課程，所以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從現實經濟中的熱點問題入手，引導學生從這些問題出發來對其中的微觀經濟學問題進行分析，從而對于學生自主思考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行培養，而且還能夠使得學生的課堂參與度得到提高。

2.3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對于微觀經濟學學習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在教學過程中，一方面，教師要注重理論的分析教學，幫助學生理解理論知識；另一方面，在教學活動中，教室要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選擇合適案例，借此幫助學生理解理論知識。不可否認的是，在教學的過程中對于當前國內的熱點問題加以引進能夠使得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得到有效的提高，從而有效地改善教學效果，使得學生對于微觀經濟理論的理解進一步加深。同時教師要注意講授西方經濟學理論時，要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觀點對問題合理分析，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提出符合國情的經濟發展近況和趨勢。

3結束語

總的來說，微觀經濟學作為相關專業學生的必修課程，是學生后續學習的起點和基礎，所以教師必須要注重對于教學方式的改進，使得學生對于微觀經濟學的興趣得到有效地提升，并且對于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加以培養，使學生在經濟學道路上越走越遠，獲得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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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微觀經濟含義范文4

論文摘要：國民經濟核算的主要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而國內生產總值具有3種計算方法，即生產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對現有的核算方法進行了分析和評價，并提出了改進意見。

1國民經濟核算的含義和功能

1．1國民經濟核算的含義

國民經濟核算是運用統計指標及其體系，對一定范圍和一定時間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與利用所進行的計量；對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所進行的計量；對經濟運行中形成的總量、速度、比例、效益所進行的計量等。廣義來講，國民經濟核算包括統計核算、會計核算、業務核算，它們相輔相成。分工協作，有機地組成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狹義來講，國民經濟核算僅指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統計核算。

國民經濟核算的目的是為經濟行為監測、經濟分析、國際比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觀經濟調控和管理服務。國民經濟核算方法是試圖通過系統地規范概念、分類、核算原則、表現方式及邏輯關系，更好地實現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的統計描述。

1．2國民經濟核算的功能

作為國民經濟統計方法，國民經濟核算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和微觀經濟決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國民經濟核算能夠有效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國民經濟核算通過一系列科學的核算原則和方法把描述國民經濟各個方面的基本指標有機地組織起來，采用大量信息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計劃、決策的確定和執行起著重要的咨詢、服務與監督作用。其次，國民經濟核算是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依據。國民經濟核算提供了關于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的系統數據，是制定宏觀經濟管理所需規劃、計劃和政策的重要依據。國民經濟核算所提供的有關生產、收入分配、消費、投資等方面的基礎數據，為宏觀經濟管理的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以及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產業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據。再次，國民經濟核算是微觀決策的重要依據。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和個人對生產、消費和投資決策的需求增強，國民經濟核算部門能否提供準確和豐富的國民經濟核算信息直接影響到決策的科學性。通過對各種不同類型經濟統計的基本概念、基本分類和指標設置提出統一要求，國民經濟核算使得這些經濟統計在滿足其要求的同時，實現彼此之間的相互銜接，使整個經濟統計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

2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方法

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國民生產總值(gnp)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指標，兩者都是核算社會生產成果和反映宏觀經濟的總量指標，只是計算口徑不同。國內生產總值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范圍內反映所有常住單位生產活動成果的指標。國民生產總值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范圍內的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實際收到的原始收入價值的總和。國民生產總值可以用國內生產總值加上本國常住單位從國外得到的凈要索收入計算取得。國內生產總值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強調的是創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強調的是獲得的原始收入。一般來說，各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與國內生產總值兩者相差數額不大，除非某個國家在國外有大量的投資和大批勞動力，該國的同民生產總值可能會大于國內生產總值。

在實際核算中，國內生產總值有3種計算方法，即生產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種方法分別從不同的方面反映國內生產總值及其構成。生產法是從貨物和服務活動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總產品人手，剔除生產過程中投入的中間產品價值，得到新增價值的方法。核算公式為：增加值=總產出一中間投入。收入法也稱分配法，是從生產過程創造的收入角度對常住單位的生產活動成果進行核算。核算公式為：增加值=勞動者報酬+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凈額+營業盈余。支出法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用于最終消費的資本形成總額以及貨物和服務的凈出口總額，它反映本期生產的國內生產總值的使用及構成。支出法是從最終使用角度來反映國內生產總值最終去向的一種方法。核算公式為：增加值=總消費+總投資+出口一進口一國內生產總值。

3我國國民經濟核算方法評析

3．1各種國民經濟核算方法的評價

以上3種國民經濟核算方法，無論是從生產，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個角度核算，理論上結果都應該是一致的。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資料來源不同，計算結果會出現某些差異，這種差異稱之為統計誤差，而在統計學上。是允許出現一定范圍內的統計誤差的。根據資料的來源情況，目前在國內生產總值的3種計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國家較多，其實3種方法可以同時并用，相互驗證。對目前由國民經濟核算方法等構成的體系應從以下兩方面來認識。

首先，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個巨大的方法庫。國民經濟核算乃至整個統計，除本身自成體系形成一套獨特的方法體系外。對于經濟研究也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法論。國民經濟指標在各層次問、各部門間的數量關系透視了社會經濟的各種關系。具體說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將微觀經濟原理與宏觀經濟理論相結合，綜合運用統計、會計和數學方法，系統地測算某一時期內一國(地區、部門)的各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包括這些活動的結果，各種重要的總量指標及有關的組成要素。其次，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個宏大的信息庫或資料庫。國民經濟核算創立了一個基于大量經濟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統數據庫，這些經濟分析包括不同經濟活動類型的分析、通貨膨脹分析、經濟結構分析、增長分析，特別是用于各國之間的比較。

3．2國民經濟核算方法的改進

宏觀經濟微觀經濟含義范文5

一、國際經濟學學科的主要特點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中國部分高等院校才開設國際經濟學這門課程，之后越來越多的高校也陸續引入這門課程。作為一門在中國發展時間仍不長的經濟類專業基礎課程，國際經濟學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以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國際經濟學以經濟學的一般理論為基礎，研究國際經濟活動和國際經濟關系，是一般經濟理論在國際經濟活動范圍中的應用與延伸，是經濟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國際經濟學主要是以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從研究內容來看，國際經濟學主要包括微觀部分（國際貿易部分）和宏觀部分（國際金融部分）兩大塊。其中，國際貿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本工具，屬于實物面研究；而國際金融理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觀經濟分析為主要工具，屬于貨幣面研究。

2.理論體系比較龐大。國際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比較廣泛，并且涉及到很多當前國際經濟中的現實問題。微觀部分主要研究國際貿易純理論、貿易政策、貿易與經濟增長、要素國際流動等問題，側重于解釋國際貿易的起因與利益分配以及國際貿易政策的影響及其依據等。宏觀部分主要研究國際收支理論與政策、匯率理論與政策、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貨幣制度等問題。從國際經濟學所涉及到的理論派系來看，微觀部分主要涉及到絕對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重疊需求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規模經濟理論等，宏觀部分主要涉及到貨幣模型、資產組合平衡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等，可謂是理論派別林立。此外，國際經濟學是一門發展的學科，如克魯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國際經濟學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3.與其他專業課程互為依托。國際經濟學和經濟類專業的其他專業課程，如西方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等課程互為依托。在本科專業的課程體系中，國際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專業基礎課，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專業課程之前或者與其同時開設。在國際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將會涉及到一些財政、金融、投資和貿易等學科的基礎知識，因此以前所學習的西方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投資學等基礎課程是國際經濟學學習的基礎。與此同時，國際經濟學的學習也將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國際投資學、國際金融學等專業課程的學習奠定了基礎，并有利于學生以更為開闊的國際視野來學習和研究理論和現實中所涉及的財政、金融、投資和貿易等方面的問題。

4.對數學能力的要求較高。國際經濟學是一門邏輯性非常強的學科，其內容涉及到比較多的經濟數量關系。國際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形成關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論體系，是因為它體現了數學的基本特點，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邏輯的嚴密性。一般來說，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數學知識作為支撐。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數學模型進行論述的國際經濟學，更是要求學生具有比較扎實的數學基礎。

二、國際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國際經濟學同西方經濟學一樣，都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經濟類課程，這些西方經濟理論在解釋或應用到中國經濟發展實際的過程中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當然，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中，也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為：

1.學生的專業基礎較為薄弱。作為經濟學類專業的基礎學科，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等也是國際經濟學學習的基礎和前提。盡管這些課程在教學計劃中都有所安排，但學習效果并不理想，這一問題在國內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學實踐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應試教育這一傳統思維的影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很難將所學的理論同經濟發展實際聯系起來并加以理解和記憶，致使專業基礎不夠牢固。而這勢必會影響到國際經濟學的教學效果，難以提高學生的專業素養。

2.學生的數學思維能力較弱。數學是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國際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較多的數學模型和邏輯分析。在教學的過程中明顯發現，學生對數學工具的運用還不夠熟練，數學思維能力較弱，對邏輯推導、數學證明等比較生疏，尤其是難以理解理論模型的經濟意義，不能將數學模型與其經濟含義聯系起來。因而，學生的數學基礎和邏輯思維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

3.教學方式比較傳統。目前，很多國內高等院校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仍普遍采用“滿堂灌”這種較為傳統的教學方法。“滿堂灌”式的教學方法將講授知識作為主要的教學目標，而忽視了學習方法的引導，更忽視了“教”和“學”的互動，這種教學方式難以提高教學質量。在教學實踐中也發現大多學生仍傾向于“被動”學習，缺乏“主動”的思考。

4.理論與實際脫節較為嚴重。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中，大多高校仍傾向于由教師選取相應的教材并以該教材為中心進行教學，這有利于教師完成備課、講授等教學環節，也有利于學生對該課程理論體系的理解和掌握，但這也使得教師和學生過分依賴教材，進而忽視了國際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實際之間的關系，難以將理論應用于實踐。眾所周知，理論來源于實踐并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因而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可能會導致“教”、“學”雙方思維僵化，難以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學習并調動他們學習的主動性，更難以增強學生用所學理論來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

三、國際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對策和建議

作為發展中國家，國際經濟學課程的定位應立足我國實際，借鑒發達國家（地區）的經驗教訓，不斷完善該課程的教學方法，提高其教學質量，進而增強學生用所學的國際經濟理論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

1.不斷提高教師隊伍的綜合素質。為有效提高國際經濟學的教學質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學能力較強的師資隊伍。而建設好國際經濟學師資隊伍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加強學科內任課教師的定期交流，不斷提高團隊意識，此外還要積極同兄弟院校的相關師資隊伍進行溝通和交流；（2）鼓勵任課教師到國內外其他高等院校進修和深造，不斷提高師資隊伍的知識層次；（3）鼓勵任課教師進行科學研究，不斷提高師資隊伍的科研水平；（4）加強師資隊伍的培訓，使之能夠熟練運用各種教學方法，并將其有效地應用于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

2.引入比較先進的教學方式。針對目前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目前國內有很多高校已經在國際經濟與貿易等專業開展雙語教學。因此，在我校國際經濟學的教學方面，可先嘗試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行雙語教學，然后逐步推廣到經貿學院的其他經濟類專業。此外，可以采取諸如課堂討論、案例分析、實驗教學等先進的教學方式，有意識地培養并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可嘗試將所涉及的理論同現實熱點問題結合起來，這樣不但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活躍課堂氣氛，更能通過理論聯系實際，不斷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3.注重充實新內容。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國際經濟發展中的新現象層出不窮，國際經濟理論也在不斷發展，而教材里面知識的更新卻顯得有些滯后。因此，在結合教材講授國際經濟學的過程中，一定要密切關注國際經濟的發展動向，并及時充實新內容和引入新數據。如在講授國際貿易理論的時候，要引入當前國際貿易研究領域中出現的新思想和新理論；在講授歐盟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時候，要引入新數據并介紹歐盟發展的最新動向等等。此外，還應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同課程教學結合起來，堅持學以致用，并立足于為中國經濟發展作貢獻。

宏觀經濟微觀經濟含義范文6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 。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

二．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 。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 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四．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五．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

六．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 。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七．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 。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 。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八．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 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 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 ：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