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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經濟學哲學范文1
患者，曾某，男，37歲。因“反復發熱7 d，意識欠清2 d”于2011年9月20日入本院感染科。患者于2011年9月13日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體溫達39.7℃，伴有乏力感，不伴頭痛、頭昏，無咳嗽、咳痰、胸痛、胸悶，無腹痛、腹瀉等不適，在當地診所輸液處理（具體不詳）后體溫下降至正常，之后反復發熱，仍行輸液治療。2011年9月18日患者開始出現意識欠清，伴有反應遲鈍，無四肢抽搐，為求進一步診治遂至本院就診，門診以“發熱查因”收入感染科。發病以來，患者精神睡眠欠佳，食欲下降，大小便正常，體重無明顯變化。個人史、家族史無特殊。入院查體：體溫38.6℃，心率100/min，呼吸22/min，血壓100/55 mm Hg，意識欠清，表情淡漠，反應遲鈍，回答問題基本正確。全身皮膚鞏膜無黃染，淺表淋巴結未捫及，未見皮疹。雙肺呼吸音清，未聞及啰音，無胸膜摩擦音。心律齊，無雜音。肝區有叩痛。神經系統查體：意識欠清，反應遲鈍，雙側瞳孔等大等圓直徑約3 mm，對光反射靈敏，頸抗無，四肢肌力、肌張力正常，雙側腱反射正常、對稱，步態正常。病理征（-），腦膜刺激癥（-）。
實驗室檢查（9月20日），血常規：白細胞（WBC）19.27×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N%）91.3%，血紅蛋白（Hb）95 g/L，余正常。尿常規、凝血功能、電解質、結核抗體：正常。紅細胞沉降率：28 mm/hr。C-反應蛋白13.17 mg/dL。肝功能：白蛋白22.5 U/L，球蛋白42.3 g/L，白球蛋白比值0.5，丙氨酸氨基轉移酶24 U/L，天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66 U/L，余基本正常。腎功能：尿素20.16 mmol/l，肌酐176 μmol/L，尿酸535 umol/L。心肌酶學：肌酸激酶1425 U/L，乳酸脫氫酶426 U/L，a-羥丁酸脫氫酶395 U/L，肌酸激酶同工酶1 296.5 U/L，提示心肌損傷。病毒全套：風疹病毒IgG抗體：弱陽性（+-）。胸片：左側胸膜肥厚粘連。腹部B超：肝大，肝實質彌漫性病變。膽囊充盈差。肝門區多發淋巴結可見。顱腦CT：腦內多發低密度灶，性質待定（圖1）。根據血常規、ESR、CRP，患者發熱，入院后體溫進一步升高至39.0℃，提示感染，合并意識障礙，結合顱腦CT以上結果，考慮存在中樞神經系統感染可能，予以頭孢甲肟2.0 g bid+氟氯西林1.0 g q8h抗炎、利巴韋林0.5 g qd+阿昔洛韋0.5 g q8h抗病毒治療。
9月21日，體溫36.6～37.3℃完善腰穿：壓力為180 mmH2O，顏色清亮。腦脊液常規：白細胞數20×106/L，細胞總數240×106/L 余正常；腦脊液生化、結核抗體、培養均正常。
9月22日，體溫36.2～36.6℃；完善骨穿，骨髓培養示：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血涂片+G染色（陰性）。血培養示：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患者診斷為敗血癥明確，感染源尚不明確，患者肝功能顯示天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稍有偏高，治療上將頭孢甲肟2.0 g 由bid改為q8h。
9月23日，體溫36.9～37.6℃，輸血四項：乙肝表面抗原陽性，乙肝表面抗體（陰性），乙肝e抗原可疑，乙肝e抗體（陰性），乙肝核心抗體可疑；丙型肝炎抗體測定（Anti-HCV） 陽性，艾滋病初篩（陰性），梅毒螺旋體特異性抗體測定（陰性），提示存在病毒性肝炎；復查血常規：白細胞19×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84%，血紅蛋白98 g/L，血象較前減低，提示感染有好轉趨勢；心肌酶學示：肌酸激酶166 U/L，乳酸脫氫酶351 U/L，a-羥丁酸脫氫酶316 U/L，肌酸激酶同工酶7 U/L，提示心肌損傷較前減輕；腎功能：尿素15.1 mmol/L，肌酐147 μmol/L，尿酸 576 μmol/L，較前好轉；頭部MRI示：腦內多發、散在異常信號灶及異常液化改變：考慮多為顱內感染；右側額葉、雙側小腦區及雙側半卵圓中心部分腦皮層水腫，腦炎所致可能（圖2）。血象示白細胞及中性粒細胞仍較高，應加強抗G+菌治療，停用頭孢甲肟，改為頭孢呋辛抗炎，加用胸腺肽增強免疫；停用氟氯西林，改為左氧氟沙星注射液0.3 g qd靜滴抗炎。
9月25日，體溫36.3～37.4℃，C-125示：鐵蛋白 405.89 ng/mL，Ca-125 55.27 KU/L，余基本正常。
9月27日，體溫36.5～39.0℃，血常規：白細胞11.13×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73.7%，血紅蛋白70 g/L，提示感染較前好轉。心肌酶學：乳酸脫氫酶268 U/L，a-羥丁酸脫氫酶225 U/L，提示心肌損傷較前進一步好轉。肝功能：總蛋白70.2 g/L，清蛋白24 U/L，球蛋白46.1 g/L，清、球蛋白比值0.5，天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17 U/L。腎功能：尿素4.81 mmol/L，余正常。肝功能、腎功能基本恢復正常。于15：00再次發熱，體溫為39℃，血象基本恢復正常，考慮為顱內感染加重所致，治療上停用左氧及頭孢呋欣，改為萬古霉素1.0 g q8h+美羅培南1.0 g q8h抗炎，補充人血清蛋白注射液10 g加強營養。
9月28日，體溫38.4～39.5℃。復查腰穿：壓力為210 mm H2O，腦脊液常規+三大染色：透明度（混濁），顏色（桔黃色），葡萄糖（0.75～1.25 mmol/L），潘迪氏實驗（陽性），白細胞分類，單核細胞15%，多核細胞85%，白細胞數3 030×106/L，細胞總數23 030×106/L，三大染色正常；腦脊液生化：葡萄糖0.86 mmol/L，總蛋白861 mg/L，氯化物正常；腦脊液細菌培養+藥敏：無菌生長。復查血常規：血紅蛋白68 g/L，考慮為感染導致的全身大量消耗所致，余正常。患者神志障礙較前加深，復查顱腦CT：右側枕葉出血并腦室積血。雙側額、頂葉低密度灶較前明顯，左側小腦區低密度灶大致同前（圖3）。
9月29日轉入神經內科，查體：體溫38.7℃。心率96/min，呼吸20/min，神志清楚，反應遲鈍，雙側瞳孔等大等圓直徑約3 mm，對光反射靈敏，頸抗，四肢肌力肌張力正常，雙側腱反射正常、對稱，病理征未引出。診斷為：1化膿性腦膜腦炎，2腦出血（枕葉，破入腦室），3金黃色葡萄球菌敗血癥。反復追問病史既往有靜脈藥癮史，考慮存在HIV感染，感染性心內膜炎可能，治療上繼續予以萬古霉素1.0 g q8h+美羅培南1.0 g q8h抗感染，阿昔洛韋0.5 g q12h抗病毒，甘露醇脫水降顱壓等對癥支持治療。
9月30日，體溫36.5～38.1℃。血常規：血紅蛋白67 g/L。腰穿：壓力250 mm H2O，黃色微混；腦脊液常規+三大染色：葡萄糖（1.1～1.75 mmol/L），潘迪氏實驗（陽性），白細胞分類，單核細胞35%，多核細胞65%，白細胞數80×106/L，細胞總數 860×106/L，余正常；腦脊液生化：葡萄糖1.71 m mol/L，總蛋白682 mg/L。腦脊液細菌、真菌培養+藥敏：無菌生長。輸血前檢查：丙型肝炎抗體測定（陽性），乙肝表面抗原（陽性）。
10月3日，體溫36.9～37.7℃心臟彩超：主動脈瓣膜贅生物（左冠瓣+無冠瓣），左房增大，主動脈瓣膜中度返流，二尖瓣、肺動脈瓣輕度返流。感染性心內膜炎診斷明確。
10月4日，體溫36.5～36.9℃。床旁心電圖：正常。心肌酶學、肌鈣蛋白：正常。BNP示5 653 pg/mL。
10月5日，體溫36.5～36.9℃。患者夜間出現胸悶，考慮為感染性心內膜炎與金黃色葡萄球菌外毒素所致心力衰竭可能。繼續予以萬古霉素、美羅培南抗炎，甘露醇、甘油果糖脫水降顱壓等對癥支持治療。
10月6日，體溫36.5～37.0℃。血培養：無菌生長；BNP示6 386.04 pg/mL，提示心力衰竭較前加重，予以小劑量利尿劑減輕心力衰竭癥狀。
10月10日，體溫正常。血常規：血紅蛋白74 g/L余正常。腰穿：壓力為140 mm，無色清亮。腦脊液常規+三大染色：葡萄糖2.6 mmol/L，白細胞數10×106/L，細胞總數30×106/L，余正常；腦脊液生化：總蛋白368 mg/L，余正常。腦脊液細菌培養+藥敏：無菌生長。
10月14日，體溫正常。肺部CT（平掃+增強）：（1）肺部感染、雙側少量胸腔積液；（2）脾臟多發結節，脾臟膿腫可能。頭部CT（平掃+增強）：（1）雙側額頂葉多發水腫灶，考慮顱內感染（可疑膿腫形成）；（2）右枕葉血腫及右側側腦室積血較前吸收好轉（圖4）；患者未再發熱，停用美羅培南，改為左氧氟沙星注射液0.2 g bid抗炎。
10月16日，夜間咳嗽頻繁、為粉紅色痰、量較前增多，夜間不能平臥，考慮心力衰竭所致，間斷予以利尿劑。
10月19日，血培養+藥敏：無菌生長。
10月24日，頭部CT平掃+增強：右側枕葉出血較前明顯吸收，腦室積血較前明顯吸收，腦室積血較前基本吸收。雙側額、頂葉低密度灶較前明顯，左側小腦區低密度灶較前好轉（圖5）。
10月26日，患者全身播散性感染剛控制，治療上預將萬古霉素由1.0 g tid改為bid，患者及其家屬要求回當地醫院繼續治療，予以出院。
2討論
患者為長期靜脈藥癮者，以發熱、意識改變起病。病程分為以下3階段：（1）長期靜脈藥癮導致抵抗力低下，高度耐藥金黃色葡萄球菌敗血癥形成。（2）敗血癥導致全身包括心肝脾腦多發膿腫形成，感染性心內膜炎導致病原菌栓子反復隨動脈血播散進一步加重全身腦膿腫，以至感染遷延不愈。③腦膿腫導致腦出血。
近年報道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不斷增加，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主要見于靜脈藥癮、免疫力低下，營養不良者。其主要的特點是：（1）可發生于任何人群，臨床表現無特異性；（2）對抗生素易耐藥性，遷延不愈，容易誤診、復發；（3）可引起彌漫性血管內凝血、感染性休克及心源性休克；（4）多發生遷徙性病灶或膿腫，并發癥多且復雜[10]。
由于敗血癥腦膿腫導致腦出血病例報道較少，腦膿腫合并出血確切的發病機制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尚不能確定[3]。本例腦出血可能為以下原因引起：（1）敗血癥所致的腦循環障礙。因嚴重感染時，腦血管痙攣，腦缺氧，酸中毒，進而血管擴張、充血、出血[10]；（2）細菌栓子形成，栓塞血管，引起血管局部缺血，血管壞死，破裂出血[10]；（3）腦膿腫炎癥反應期細菌直接侵害周圍血管所致[6，11]；（4）在腦炎期階段，炎癥中央部位的腦組織已經壞死，臨近的血管增生，此時由于腦水腫和腦膿腫占位效應使顱內壓增高，后者可使炎癥區腦組織新生的、薄壁的血管發生移位、扭曲，扭曲的新生血管就容易破裂出血進入阻力減低的壞死腦組織內[3，5，8，9]。
該病例表明：嚴重的敗血癥在有效的抗生素治療下仍有可能出現急性腦出血。由此可以得出以下教訓：（1）金黃色葡萄球菌敗血癥抗菌療效應足，在臨床癥狀消失、血常規正常時，仍應堅持抗菌治療2～4周。本病例正是由于初次發熱時當地醫院就診時未予以正規抗菌治療，且療程不夠，以至于感染復發、加重；（2）在藥敏結果之前宜用降階梯療法：根據當地細菌學流行病學和藥敏資料選擇最適合的廣譜抗生素，將感染迅速控制。根據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的特點，在治療過程中應該定期做藥敏試驗，并根據藥敏結果及時調整抗生素的使用；（3）抗感染治療的同時加強營養支持，維持電解質平衡；（4）將顱內壓維持正常的同時，注意腦微循環障礙的預防，防止腦出血。
[參考文獻]
政治學經濟學哲學范文2
[關鍵詞] 精神分裂癥；總膽汁酸；循環酶法；抗精神病藥物
[中圖分類號] R446.1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7（b）-0091-04
膽汁酸（TBA）是膽固醇在肝臟中的代謝產物，TBA與甘氨酸或牛磺酸結合成結合型膽汁酸后被肝細胞分泌入膽汁，TBA隨膽汁至腸道后，在腸道內細菌作用下被水解成游離型膽汁酸，97%被腸道重新吸收后回到肝臟再循環，從而使TBA發揮最大生理效應，并防止TBA大量進入循環中對其他組織細胞的毒害（TBA的PH值非常低）。健康人的周圍血液中血清TBA含量極微，當肝細胞損害或肝內、外阻塞時，TBA代謝就會出現異常，TBA就會升高。它的調控是肝臟的一個主要功能，TBA代謝和排泄功能的改變可反映肝功能的異常。TBA主要反映肝實質的損傷，一旦肝細胞發生病變，血液中的TBA濃度馬上就會升高。測定血清TBA的方法有高效液相色譜法、氣相色譜法、放射免疫法及循環酶法等。其中，循環酶法利用膽汁酸與3α-羥基類固醇脫氫酶（3α-HSD）及氧化型β-硫代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Thio-NAD）發生反應，生成3-酮膽汁酸和還原型β-硫代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Thio-NADH），3-酮膽汁酸在3α-HSD和NADH作用下，還原生成膽汁酸和NAD+。測定生成物Thio-NADH在405 nm的吸光度的變化率，與樣本中TBA濃度成正比。此方法操作簡單，安全性高，目前被各臨床實驗室廣泛使用。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常見的病因未明的慢性精神疾病，常常伴有血清TBA水平升高等血脂代謝的異常。血清TBA的測定是否可以作為臨床上監測精神分裂癥患者用藥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非常值得關注。北京市昌平區中西醫結合醫院（以下簡稱“我院”）檢驗科生化室使用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TBA測定試劑盒對我院200例精神分裂癥住院患者和100例健康體檢的人群進行了血清TBA的測定，旨在探討精神分裂癥患者血清TBA的表達及臨床意義，以指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臨床用藥。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月～2014年1月我院精神病分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200例（精神分裂癥組），所有患者均符合ICD-10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其中，男116例，女84例，平均年齡（45.2±18.6）歲，平均住院時間（13.6±10.3）年，平均病程（25.3±11.0）年，排除肝功能異常的患者。隨機選取100例健康體檢者（健康體檢組），其中男58例，女42例，平均年齡（42.4±16.4）歲。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氯丙嗪從25 mg，bid開始，根據病情逐漸加量，2周后增至300～450 mg，bid，維持治療；氯氮平從25 mg，bid開始，根據病情逐漸加量，2周后增至100～150 mg，bid，維持治療；觀察療程均為12個月。
1.3 檢測方法
兩組清晨空腹抽血3 mL行血清TBA和血清谷丙轉氨酶（ALT）和谷草轉氨酶（AST）測定，標本于3 h內測定。使用循環酶法測定血清TBA的濃度，TBA測定試劑盒（循環酶法）由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生產。在美國貝克曼公司生產的Unicel Dxc8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上按說明書進行操作。TBA含量以μmol/L表示，血清ALT、AST活性單位以U/L表示。
政治學經濟學哲學范文3
[中圖分類號] R7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6）01（b）-0137-04
Demography and clinical feature analysis of emergency treatment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YI Huan-wen JIANG Ling-peng ZHANG Zhen-wen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Xinhui District of Jiangmen City in Gaungdong Province，Jiangmen 5291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emography and clinical feature of emergency treatment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e for emergency disposal of such patients in the future. Methods 283 severe mental illness patients underwent emergency disposal in community from June 2013 to December 2014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group.The risk behavior grading was conducted by severe mental illness treatment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Related data analysis of emergency disposed patients were conducted by using self-made questionnaire. Results In the proportion of emergency disposal patients，grade 3 was the highest，accounted for 34.63%，and grade 5 was the lowest，accounted for 5.3%.In the age structure，from 15 to 54 years old of two groups were most.In the marital status，the component ratio of hospital admission of unmarried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highest，respectively accounted for 50.00% and 51.02%.In the family income，the component ratio of hospital admission of the low-income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highest，respectively accounted for 58.09% and 55.78%.In the educational level，the component ratio of hospital admission of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the following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most，respectively accounted for 66.91% and 70.75%.In the disease course，the component ratio of hospital admission of less than or equal to 5 years patients was more than that of more than 5 years patients.Patients with the disease in two groups were more of schizophrenia，and the symptoms were more with behavior disorder.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dmission number，type of dosing and insigh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Key words] Emergency disposal；Severe mental illness；Demography feature；Clinical feature
2013年5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規定，精神障礙患者的住院治療實行自愿原則，然而這類患者往往喪失了現實檢驗能力，自愿醫療難以實施，如果對其放任不管可能會延誤治療的最佳時機，導致病情加重或社會功能衰退，甚至出現危害自身、他人和社會的行為。如果對其采取非自愿醫療措施，那么多數患者的病情能夠緩解，進而回歸社會，因此非自愿入院是必不可少的補充方式[1]。本院根據《精神衛生法》、《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工作規范》成立了社區重性精神疾病應急處置小組，制訂了重性精神疾病應急處置預案，對在社區中出現精神科緊急情況的患者進行處置，現將應急處置患者的人口學特征和臨床特征分析如下，為今后應急處置這類患者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3年6月～2014年12月在社區應急處置的283例重性精神障礙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均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的診斷標準，其中男性184例（65.02%），女性99例（34.98%）。按照危險行為將入選者分為兩組，將危險行為1～2級、經醫生及家屬勸說下入院的136例患者列入醫療保護入院組，其中包括嚴重藥物不良反應18例；將危險行為3～5級、由公安機關送往治療的147例患者列入強制入院組。
1.2 方法
1.2.1 危險行為分級 按照《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工作規范》將精神病患者暴力行為危性評估從輕到重分為0～5級，具體如下。0級：無暴力行為；1級：口頭威脅，喊叫，但沒有打砸行為；2級：打砸行為，局限在家里，針對財物，能被勸說制止；3級：明顯打砸行為，不分場合，針對財物，不能接受勸說而停止；4級：持續的打砸行為，不分場合，針對財物或人，不能接受勸說而停止；5級：持管制性危險武器的針對人的任何暴力行為，或者縱火、爆炸等行為。0級屬自愿入院，不在應急處置的范圍。危險行為1～2級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需要住院治療，而患者本人不愿住院，由醫生建議，患者的親屬或民政干部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專科治療，屬于醫療保護入院。危險行為3～5級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被制止后，經醫生診斷為重性精神疾病，由當地公安機關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專科治療，屬于強制入院。
1.2.2 調查內容 本研究采用自制調查表收集資料，調查內容如下。①人口學特征：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家庭收入等；②臨床特征：疾病診斷、病程、入院次數、服藥方式、精神癥狀等。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9.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等級資料采用Ridit分析，以P
2 結果
2.1 應急處置患者危險行為分級情況
在應急處置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危險行為分級中，無0級患者；危險性1～2級、列入醫療保護入院組共136例（48.06%）；危險性3～5級、列入強制入院組共147例（51.94%）。在應急處置患者的構成比中，3級最高，占34.63%；5級最低，僅占5.30%（表1）。
表1 應急處置患者危險行為分級情況
2.2 兩組人口學特征的比較
兩組的年齡結構、婚姻狀況、家庭收入和文化程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中，15～54歲占多數，共228例（80.57%）；未婚者在兩組的入院構成比中最高，分別占50.00%和51.02%；低收入者在兩組的入院構成中最高，分別占58.09%和55.78%；初中及以下者在兩組的構成比中最高，分別占66.91%和70.75%（表2）。
表2 兩組人口學特征的比較[n（%）]
2.3 兩組臨床特征的比較
兩組的病程、入院時診斷和精神癥狀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的入院次數、服藥方式和自知力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3 兩組臨床特征的比較[n（%）]
與強制入院組比較，*P
3 討論
在臨床工作中發現，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病情嚴重時，不僅會對自身和他人造成傷害，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失，嚴重擾亂社會治安，還可能出現急性、嚴重的藥物不良反應等，后果嚴重[2]，因此，這些患者需要通過應急處置及時采取干預措施，以避免傷害和損失的發生，減輕傷害和損失的程度[3]。本研究中，在應急處置患者危險行為分級方面，3～5級147例（51.94%），較朱韶敏等[4]的結果高，這是因為本研究未將0級危險行為納入應急處置的范圍內。處置該類危險行為患者時，要根據精神衛生法相關規定報告當地公安部門，由其協助送往醫院治療。為預防醫療糾紛的發生，應要求患者監護人簽字同意，必要時由在現場的公安機關人員或民政干部簽字證實[5]。
本研究中，應急處置患者年齡為15～54歲者占80.57%，符合精神分裂癥的好發年齡為15～45歲這一特點[6]，其中男性占65.02%，這可能與該年齡階段男性的性格易于沖動相關[7]。兩組的大部分患者為未婚或離婚，說明肇事肇禍的危險因素與婚姻密切相關。相關研究[8]顯示，良好的婚姻及應對支持系統對于患者的治療效果意義重大。家庭收入在兩組的構成比中為低收入>中收入>高收入。研究[9]顯示，精神障礙的患病率與經濟收入呈反比，同時低收入者也因經濟原因未能及時治療導致病情進一步加重而需要應急處置。兩組大部分患者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為主。
醫療保護入院組病程≤5年的患者占66.91%，重復入院者占64.71%，服藥不能控制癥狀者占63.97%；強制入院組病程≤5年的患者占73.47%，首次入院者占65.31%，未服精神科藥物者占78.23%。本研究結果顯示，病程≤5年的患者大部分存在幻覺、妄想及情感不穩定的表現，并且缺乏自知力，因而更易沖動及拒絕入院，故需要應急處置入院。相關研究[10]顯示，隨著病程的延長，精神疾病患者的精神衰退加重，因此，精神衰退以及陰性癥狀患者出現沖動及肇事肇禍的比例會相應降低，需要應急處置的患者也會減少。首次入院患者大部分未經治療或在門診不規則治療，病情未能控制，因此出現危險行為的級別更高。此外，首次進行應急處置入院的患者，由于對精神衛生知識不了解，對精神病醫院存在恐懼感及病恥感，更易拒絕入院和產生沖動行為，所以要強制入院。重復入院的患者由于以前住院時經歷過康復訓練和心理治療，對精神疾病有一定的認識，因此對精神病醫院的恐懼也較輕。在經歷一次住院后，其對再住院也較第一次容易接受。
政治學經濟學哲學范文4
通訊作者：張景云
【摘要】 目的 探討血液透析及血液透析濾過對維持性血液凈化治療患者慢性并發癥的影響。方法 選擇37例穩定維持性血液凈化治療時間大于1年的患者，隨機分為HD、HDF組，分別應用血液透析及血液透析濾過治療1年，觀察并比較血壓、血紅蛋白、白蛋白、血脂、全段甲狀旁腺激素、尿素清除率指數（Kt/V）、血鈣、磷及血β2微球蛋白清除率的變化。結果 血液透析及血液透析濾過對小分子物質清除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血液透析濾過治療1年后，患者血紅蛋白由（102.5±17.2） g/L升至（111.4±12.3） g/L，全段甲狀旁腺激素由（627.7±571.9） Pg/ml下降到（489.6±372.4） Pg/ml，透析前平均動脈壓由（110.7±6.8） mm Hg下降到（106.8±7.2） mm Hg，高密度脂蛋白由（0.92±0.23） mmol/L上升至（1.03±0.27） mmol/L，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血液透析患者上述指標無明顯變化。血液透析濾過血β2微球蛋白清除率為（37.1±4.1）%，單純血液透析患者血β2微球蛋白清除率無明顯變化。結論 血液透析濾過有利于清除中分子物質，改善血液凈化患者的腎性貧血、高血壓和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
【關鍵詞】 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濾過； β2微球蛋白
The influence of hemodialysis and hemodiafiltration on chronic complications in maintenance blood purification patients ZHANG Jing-yun,LIU Na-na,HAN Li-fang,SUN Shu-jie,ZHANG Xiao-jun.The Second Hospital of Weifang,Weifang 2610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hemodialysis and hemodiafiltration on chronic complications in maintenance blood purification patients.Metheds 37patients aged from 28 to 69 years and with maintenance blood purification more than one year were switched to hemodiafiltration for one year. The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indicators,including blood pressure,hemoglobin,albumin,lipids,intact parathyroid hormone（iPTH）,calcium,phosphorus,Kt/V and β2-MG clearance rate,were obtained before an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hemodiafiltration.Results After hemodiafiltration for one year,hemoglobin increased from （102.5±17.2） g/L to （111.4±12.3） g/L,iPTH declined from （627.7±571.9） Pg/ml to （489.6±372.4） Pg/ml（P
【Key words】 Hemodialysis; Hemodiafiltration; β2-microglobulin
隨著血液透析技術的不斷進步及研究的進展，患者生存率逐年增加［1,2］。血液透析濾過（HDF））是近年來血液凈化領域的重要進展，與常規血液透析（HD））相比，HDF使用高通透性合成膜透析器，生物相容性好，兼有對流和彌散清除，對小分子和中分子物質清除率高，血流動力性穩定，使終末期腎臟疾病（ESRD）患者的腎臟替代治療更為充分，在某些國家已占維持性腎臟疾病替代治療人數的7%～14%。維持性血液凈化患者慢性并發癥已嚴重影響患者生存質量與生存率［3］。目前還缺乏有效的治療手段，血液透析濾過對維持性血液凈化患者慢性并發癥的預防和治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本院腎內科2008年6月～2010年10月維持性血液凈化患者37例，隨機分為HD、HDF組，HD組19例，男12例，女7例；平均年齡（49±20）歲，平均血液凈化時間（2.6±1.8）年。原發病：慢性腎小球腎炎10例，糖尿病腎病3例，高血壓腎病3例，慢性腎盂腎炎2例，狼瘡性腎病1例。HDF組18例，男10例，女8例；平均年齡（51±18）歲，平均血液凈化時間（2.8±1.6）年，原發病：慢性腎小球腎炎9例，糖尿病腎病4例，高血壓腎病2例，慢性腎盂腎炎2例，狼瘡性腎病1例。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所有患者均未合并急慢性感染、腫瘤、多器官衰竭，無活動性肝病，未使用糖皮質激素及免疫抑制劑。
1.2 研究方法 HD組行每周3次常規血液透析治療，每次4 h，采用一次性聚砜膜透析器，膜表面積1.4 m2，使用N/KKISO-MODEL•DBB-27透析機。HDF組行每周3次血液透析濾過治療，每次4 h，采用一次性高通量聚砜膜透析器；膜表面積1.3 m2，超濾系數42，用日機裝DBG-O2雙泵機，后稀釋法。兩組均使用碳酸鹽透析液，肝素抗凝。記錄每次濾量、血壓。所有患者于治療開始前和治療1年后留取患者上機前靜脈血5 ml進行檢測。
1.3 實驗室指標檢測 兩組患者與治療開始前和治療1年后留患者上機前靜脈血測定血紅蛋白、白蛋白、血鈣（Ca）、血磷（P）、肌酐（Cr）、尿素氮（BUN）、β2微球蛋白及采用美國DSLL公司生產的全段甲狀旁腺激素反應試劑，測全段甲狀旁腺激素（iPTH）。
1.4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 13.0統計軟件建立數據庫進行處理，計量資料均數±標準差（x±s） 表示，相關性檢驗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前平均動脈壓、Hb、Alb、Ca、P、i PTH、β2-微球蛋白、BuN、SCr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1年后，HD、HDF對肌酐、尿素氮小分子物質清除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HDF治療1年后Hb、iPTH、血β2-微球蛋白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HD上述指標無明顯變化。
表1 患者行HD治療前后比較
續表:
表2 患者行HDF治療前后比較
續表:
注：IPTH為全段甲狀旁腺激素；*P＜0.05
3 討論
隨著血液凈化技術的普及，慢性腎衰患者得以長期存活，如何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減少慢性腎衰維持性血液凈化患者慢性并發癥，是當前面臨的一大難題。由于常規血液透析對中大分子物質的清除差，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可出現許多長期并發癥，目前認為這些癥狀與iPTH、β2-微球蛋白等大分子物質在機體各部位堆積、沉著有關，β2-微球蛋白在體內堆積可引起透析相關性淀粉樣變，iPTH的升高可造成血透患者的多重傷害，可縮短紅細胞的壽命，減弱促紅素的療效。
本研究結果表明，HD、HDF對白蛋白的影響無明顯差異，說明血液透析濾過不會過多丟失白蛋白而導致營養不良。在血液凈化1年后HDF組患者血壓控制良好，臨床癥狀明顯改善，這與血濾器采用生物相容性膜，可以明顯減少炎癥反應、氧化應激和減少白蛋白分解［4］,除小分子毒素外，以吸附形式清除β2-微球蛋白、iPTH等中大分子溶質，改善貧血，糾正鈣磷代謝紊亂和脂質代謝紊亂等有關［5］。
本研究結果顯示，血液透析濾過治療1年后患者血紅蛋白升高，全段甲狀旁腺激素下降，高密度脂蛋白上升，β2-微球蛋白清除明顯，而單純血液透析者以上無明顯變化。
血液透析濾過有利于清除中分子物質，改善血液凈化患者的腎性貧血、高血壓和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減少慢性腎衰，維持性血液凈化慢性并發癥，延長患者壽命。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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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經濟學哲學范文5
任何一門學科，不僅要有自己專門的研究對象和領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應該說，理論建設是一門學科發展的基礎和原動力。政治學也不例外，它需要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而政治學理論體系的建構離不開對民主、國家、人權、公共權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討和界定，離不開對具體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離不開對中西方各種政治學說的理解、闡述和評價，離不開對政治事務、政治現象和政治過程的關系及規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從我國政治學科發展的現狀來看，政治學理論落后于政治發展的需要，對當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釋力，特別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論。因而，我國當前急需構建一套能夠科學解釋現實政治生活、指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發展規律、預測政治發展前景的政治理論。這一套理論體系的構建當然是實證方法無法企及的，需要依賴政治學規范方法的運用。
大多學者都是從論證政治哲學存在的必要性角度，來說明規范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從社會科學的特點出發論證了社會科學哲學存在的必要性，同時，也論證政治哲學存在的必要性。他聲稱社會科學內在地就是一種哲學事業，需要一種在邏輯上不同于自然科學提供的那種解釋的概念體系。伊賽亞•伯林基于價值多元主義來闡述政治哲學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認為，我們現在處于一個價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們贊成的價值構成之間存在著不可簡化的差異，沒有任何一種價值體系可以容納所有有價值的東西，并且任何這些體系將優先考慮某些價值，并放棄或重新闡釋其他價值。哲學的任務就是闡明并評估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認價值多元化、承認不可調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認政治哲學的存在。有的學者從政治哲學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學合理存在的三個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學為人們提供了正當生活的范式。二是政治哲學為人們提供了辨別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學為人們提供了認知政治的知識體系。”
首先，一些現代政治學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學研究中得到運用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就開始運用類似今天政治社會學的方法。如柏拉圖致力于尋求社會與政治的統一，其代表作《理想國》就是通過揭示自然的永恒法則，來探討理想的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和規則。而隨后的亞里士多德通過對100多個雅典城邦的調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會學的結論，即各個城邦在組織形式、政治結構和權力關系方面的不同，與一定的歷史、文化、社會條件密切相關。盡管亞里士多德本人是無意識的，但這一方法對后世政治學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當代政治學研究中作為科學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結構功能分析，事實上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圖為了回答關于什么是正義、什么是不正義等一系列問題，他提出了分工理論和勞動專業化理論。他認為，“國家的正義在于三種人在國家里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這樣，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別種人的作用，這種正確的分工乃是正義的影子真實的正義不是關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關于內在的，即關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張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個人天生的才能卻是單一的。因此，他主張人們之間必須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結果就是結成人群或者社會。這樣一種社會，要保證它的穩定和發展，必須滿足三種功能:一是滿足物質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衛，三是要進行管理。這樣的一種社會團體就是國家。可見，柏拉圖已經開始從結構與功能兩個維度來研究理想的國家狀態。
其次，政治學研究很早就開始與自然科學方法相結合在古希臘，政治學的研究就開始與數學等自然科學相結合。如柏拉圖，他的理論與當時希臘數學的關系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國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幾何學的基礎上，即在研究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和規則時，不是去論述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而是去發現最理想的國家，去發現所有理想的國家所具有的實質性的和典型性的東西，即普遍的社會原則。應該說，這是數學方法與政治學的最早結合，這種結合使得柏拉圖成為了“堅信可以將數學———幾何學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賓諾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驅”。到了近代，政治學研究一直致力于科學化努力，思想家們紛紛將各種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于政治學的研究，其間，最杰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個17世紀，“所有學科都讓幾何學給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學也不例外”[5](P517)。從哲學觀上講，霍布斯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主義者。他只承認物質的機械運動，并且試圖用普遍的機械運動來解釋世界的一切現象。基于這樣一種哲學觀，在政治學研究中，他特別強調數學和力學方法，尤其是幾何學的應用，并主張將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現象分析中來。這些方法的運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維坦》。從總體上說，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學上的，而其方法則是演繹法”他認為，人的運動有兩類，一是與生俱來的終生不止的生命運動，即生物的本能運動;另一種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覺運動。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這種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運動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進生命運動，嫌惡阻礙生命運動。因此，他認為，人們欲望和嫌惡的根源就在于促進和阻礙生命運動。而人性中能夠促進生命運動的東西，就是善;人性中會阻礙生命運動的東西，就是惡;其中，在所有的惡中，“首先作為全人類共有的普遍傾向提出來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無休止的權勢欲”因此，他得出結論說，人類第一個共同的本性就是爭奪權力，而且永無止境。而要避免這種狀態，他在政治上開出的藥方就是，建立至高無上的國家，即他的“利維坦”。
而與霍布斯同同時代的配第，則獨創性地應用算術方法研究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在《政治算術》這部著作中，他力圖通過對大量統計材料的分析，從經濟現象的表面深入到經濟現象的內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實證，反對主觀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說“，和只使用比較級或最高級的詞匯以及單純作思維的論證相反，我卻采用了這樣的方法，(作為我很久以來就想建立的政治算術的一個范例，)即用數字、重量和尺度的詞匯來表達我自己想說的問題，只進行能訴諸人們的感官的論證和考察在性質上有可見的根據的原因”他認
為，不能訴諸人們感官、在性質上沒有可見的根據的東西是不能觸摸的，當然無法加以論證，而在經濟現象中，能夠加以論證的東西，就是那些能夠用數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計算和衡量的客觀的經濟事實。在他看來，凡是能夠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東西，也就是實在的東西;因此，經過數字、重量和尺度計算及衡量的經濟現象，也就是經過了實驗論證。他指出“，用數字、重量和尺度(它們構成我下面立論的基礎)來表示的展望和論旨，都是真實的，即使不真實，也不會有明顯的錯誤”因此，在該書中，他運用了很多數字來比較英、荷、法三個國家的國力。如他根據一定年數乘年租額來推論出地價，從房租推論出房屋價值，由工資推算人口價值，再根據人口數和盈余收益來推論國家的財富，總之，他的理論就是要數字、重量和尺度來說話，正因如此，馬克思稱之為政治經濟學之父，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統計學的創始人.
政治學經濟學哲學范文6
關鍵詞：喹硫平；利培酮；氯氮平；難治性精神分裂癥；療效；血清催乳素
難治性精神分裂癥是在患者給予持續的、高效的精神病藥物治療后，沒有產生較大療效的一種精神病癥，是當前精神科中面臨的一個非常難解的問題[1]，在治療精神分裂癥疾病中，氯氮平是一種較好的藥物，能夠明顯緩解患者的不良癥狀，但是這種藥物長期使用后，會導致患者過度平靜，心電圖發生變化，甚至引發其他一些不良反應病癥，對患者產生較多不良影響，引起臨床中需要對治療難治性精神分裂癥疾病展開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討，進一步提升患者的治療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本次試驗選取的患者均為2014年1月～2015年5月在我院進行治療的52例難治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每組各26例。其中男28例，女24例。治療組，年齡26～61歲，平均年齡（38.12±11.34）歲。對照組，年齡26～61歲，平均年齡（38.13±11.23）歲。患者病程為0.7～13.1年，平均病程為（6.1±2.7）年。兩組患者一般臨床資料相比，無顯著差異性（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對照組采用利培酮聯合氯氮平治療，利培酮藥物劑量需要根據用藥情況以及病情狀況加以調整，初始治療時，利培酮藥物使用劑量為2.0mg/d，持續治療3d后，藥物劑量逐漸加大，調整為4.0～6.0mg/d，持續用藥3個月[2]。氯氮平藥物劑量需要根據用藥情況以及病情狀況加以調整，初始治療時，氯氮平藥物使用劑量為50.0mg/d，持續治療1w后，藥物劑量逐漸加大，調整為300.0～450.0mg/d，持續用藥3個月。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為了保證對照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停止服用其他相關的抗精神病藥物，但是對于一些病情不穩定，比較嚴重的患者，可以適當服用抗膽堿類藥物[3]。
治療組采用喹硫平聯合氯氮平治療，喹硫平藥物劑量需要根據用藥情況以及病情狀況加以調整，初始治療時，喹硫平藥物使用劑量為100.0mg/d，持續治療3d后，藥物劑量逐漸加大，調整為400.0～600.0mg/d，持續用藥3個月。氯氮平藥物劑量需要根據用藥情況以及病情狀況加以調整，初始治療時，氯氮平藥物使用劑量為50.0mg/d，持續治療1w后，藥物劑量逐漸加大，調整為300.0～450.0mg/d，持續用藥3個月。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為了保證對照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停止服用其他相關的抗精神病藥物，但是對于一些病情不穩定，比較嚴重的患者，可以適當服用抗膽堿類藥物。
1.3療效評價標準[4] 痊愈：采用陽性與陰性癥狀量表進行評分測定后，減分率不低于75.0%；顯效：采用陽性與陰性癥狀量表進行評分測定后，減分率不低于50.0%；有效：采用陽性與陰性癥狀量表進行評分測定后，減分率不低于25.0%；無效：采用陽性與陰性癥狀量表進行評分測定后，減分率低于25.0%。
1.4統計學處理 本研究應用SPSS 19.0 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組間比較分別采用t檢驗（x±s）或χ2檢驗（%），P
2 結果
2.1兩組患者的臨床療效結果對比 治療組的治療總有效率為88.46%，對照組的治療總有效率為73.08%，兩組結果對比存在顯著性差異（P
2.2兩組患者治療后的血清催乳素水平變化結果對比 治療組的血清催乳素水平是（740.08±166.13）mIu/l，對照組的血清催乳素水平是（1140.64±800.33）mIu/l，兩組結果對比存在顯著性差異（P
3 討論
難治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病情比較復雜，在治療過程中，氯氮平發揮著較好的藥物療效，同時喹硫平藥物和氯氮平藥物的結構相似，藥物功效相似，但是這種藥物和膽堿受體沒有親和力，因此不會產生抗膽堿反應[5]，對于治療難治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有著非常好的藥物療效，本文利用喹硫平和氯氮平聯合用藥治療后，發揮藥物療效高，不良反應少，對患者其他方面的影響也較小，值得推廣利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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