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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宏觀政策范文1

關鍵詞:金融危機;宏觀波動;微觀行為;政策協調

中圖分類號:F812.0;F8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07-0004-06

一､引言

傳統的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強調短期和總量宏觀分析,IS―LM模型和AD―AS模型是其核心思想的經典概括｡然而,這種分析方法忽視了宏觀經濟現象內部的微觀基礎以及微觀經濟行為對宏觀經濟波動的潛在持續性和累積性影響,從而導致宏觀與微觀之間的分離｡因此,理論上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共同努力方向,就是力求宏觀與微觀之間的理論融合;實踐中,這種理論發展為我們判斷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個基本標準:財政和貨幣政策應致力于協調宏觀經濟與微觀行為之間的沖突,這既要求宏觀政策在減少宏觀經濟波動與風險的同時,至少不能扭曲微觀決策主體的市場行為和預期,也要求宏觀政策在糾正市場失靈的同時,至少不能加劇宏觀經濟的波動｡

當前,全球性金融危機首先表現為一種世界宏觀經濟的巨幅動蕩,這種波動經由企業､家庭和個人的財富水平､消費傾向､投資敏感度等微觀決策變量實現自我循環和強化｡因此,在一定范圍內,危機的沖擊力呈現振蕩式擴大｡這是一種典型的宏觀困境:經濟繁榮時,宏觀經濟基本面運轉良好,微觀主體依照市場價格的指引有效地配置稀缺資源,經濟向均衡狀態靠攏;經濟衰退時,宏觀經濟基本面惡化,微觀主體對前景的悲觀預期將導致消費､投資進一少減少,衰退自我加強,經濟離均衡越來越遠｡所以,在國際金融危機的社會背景下,研究宏觀波動與微觀行為之間的關聯性,通過政策調整扭轉金融危機對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表的反向沖擊,已經成為全球性共識｡

二､金融危機與開放經濟下全球宏觀經濟波動

(一)分析框架:Mundell-Fleming模型

開放經濟條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為我們提供了分析這類問題的基本框架｡據此,一個四部門經濟的宏觀均衡條件為:

Y=C+I+G+NX(Y*,Y,R)(1)

其中,Y*為國外GDP,R=ep*/p,R為實際匯率,e為市場匯率,p*為國外價格水平,p為本國的價格水平｡如果綜合所有重要的宏觀與微觀經濟變量,我們也可以把(1)式直接寫成下式:

Y=f(P;C,I,X;G,T,Ms,r;c,σ,k,h) (2)

同時,我們又可以把此式簡稱為經濟均衡狀態的“一､二､三､四”｡其中,“一”為一般物價水平(P);“二”為兩大宏觀政策(G, T, Ms);“三”為三大需求(C, I, X);“四”為微觀決策主體的四個參數(c,σ,k,h)｡它們分別是邊際消費貨幣､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系數､交易性貨幣需求對收入的敏感系數和投機性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系數｡該式的最大優點是將宏觀經濟政策變量､總需求部門和微觀決策主體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從而為分析兩者之間的聯動關系提供了理論基礎｡

以此為基礎,我們認為此次金融危機下的宏觀波動與微觀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可概括如下:

(二)全球經濟波動的根源:全球不平衡

表面上看,此次金融危機是由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銀行業危機,而從更深層次把握,這次危機的真正根源應當是長期以來全球宏觀經濟不平衡不斷發展的自然結果,這種不平衡通過微觀層次的傳導而不斷放大｡因此,正確把握全球不平衡的現狀是認識和解決宏觀與微觀不一致的起點｡

全球不平衡根本上表現為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的不平衡:第一,不受約束的美元本位｡根據蒙代爾的觀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的世界貨幣體系已經“蕩然無存”,也沒有任何規則而言,麥金農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1]｡這里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元與黃金的脫鉤使之成為不受約束的國際貨幣,而各國貨幣當局又不得不把美元當作黃金一樣的資產作為儲備｡第二,不受約束的美國貨幣政策｡也只有在美元本位下,美國的貨幣政策才可以不受約束地進行貨幣發行｡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放松的金融監管聯合在一起,使得美元流向全世界｡第三,不受約束的美國貿易赤字｡作為全球不平衡的一個重要特征,美國不斷走高的貿易赤字一直被廣泛爭議｡本質上,貿易赤字是美元本位下的一個核心內容,正是美元的主宰地位為美國的貿易赤字源源不斷地提供融資來源｡圖1描述了美元本位對美國低儲蓄率､高政府債務以及經常項目逆差的支撐｡在當前這種不平衡的貨幣體系中,也只有美元本位才能維持這種較為恐怖的平衡｡

與“中心國”美國相比,其它國家則通過維持對美國順差和持有大量美元外匯儲備,為美國的高消費､高赤字､高債務融資｡然而,在美元占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外匯儲備又通過購買美元債券流回美國,形成了美國市場的流動性｡這種不平衡的“中心―”模式需要國的微觀經濟主體通過技術進步和廉價勞動力資源推進出口增加以獲得順差,也需要國家源源不斷地通過購買美元資產為美國赤字融資｡圖2和圖3反映了這一事實｡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美國國庫券持有者｡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前中美之間這種所謂的“金融恐怖平衡”:從美國單方面看,如此高額的債務規模和貿易赤字似乎是不可持續的;從中國單方面看,如此巨額的外匯儲備以及大量過剩的產能在封閉經濟都是不可能持續的;但是在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之下,這些表面看似恐怖的現象卻取得了一個持續的平衡｡

(三)全球宏觀經濟動蕩對中國宏觀經濟和微觀主體的雙重沖擊及調整

既然我們已經認識到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全球不平衡,而中國是這不平衡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那么我們就應該承認中國在這次危機中的雙重作用:既是全球不平衡的維持者,又是金融危機的受害者｡

中國通過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戰略保持了長期順差,也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和就業的增加,同時也間接地穩定了美元本位的“不平衡”特征｡因此,從本質上看,中國已經被全球經濟格局內生化,任何聲稱危機是外生沖擊的觀點都是不現實的｡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對中國而言首先是一種巨大的宏觀波動,它直接導致了出口定單的大幅減少;其次,這種宏觀波動將通過各種微觀機制逼迫中國企業和家庭的生產與消費行為發生改變,從而適應出口下降的現狀,并重新向“再平衡”過渡｡那么,這種宏觀經濟的大幅動蕩將通過什么樣的微觀機制對企業和家庭施加影響呢?[2]

1.資源價格信號引發的庫存調整

這里的調整機制是:通貨膨脹預期企業加大庫存(2007年底)金融危機沖擊全球信貸緊縮資源價格大幅下降企業“去庫存化”宏觀經濟動蕩加劇｡這個調整機制清楚地說明了危機前后宏觀經濟波動與微觀經濟行為之間極大的關聯度,同時這也是危機自我強化的一種形式｡

具體而言,2007年底的通貨膨脹預期使得企業界加大原材料庫存,而2008年2月份的冰雪災害則把PPI推上了十年來的新高,從而進一步加劇了這一高位庫存現象,這反過來又刺激煤碳､有色金屬等資源價格快速上漲｡根據監測,2008年8月份,國家統計局監測的37個行業中的30多個行業庫存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然而,隨著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特別是雷曼破產風波之后,金融產品的危機開始演變為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危機,全球性的金融恐慌開始蔓延,出現了所謂的信貸崩潰(credit crunch),在此背景下,包括石油在內的國際大宗資產價格應聲而跌｡由圖4可以看出,2008年底,國際主要原油價格出現急劇下滑,下降幅度超過50%｡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的本能反映就是“去庫存化”,不下定單,先用庫存,當所有的企業都進行類似調整的時候,就會導致工業增加值的突然下滑,企業家戲稱為“突然消失的需求”｡于是,企業家的恐慌情緒表現在一系列數據上就是許多個“前所未有的第一次”:2008年10月份,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同時首次負增長,也第一次出現了用電量的負增長,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5個月｡

當然,這種宏觀與微觀之間的相互作用也伴隨著宏觀經濟政策的不斷調整｡2007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確定的宏觀經濟基調是“兩防”:防止經濟由偏熱轉向過快,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為全面的通貨膨脹;冰雪災害之后,“兩防”變“三防”,即新加了防止經濟短期內出現大起大落;2008年5月份,宏觀經濟政策開始逆轉,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到11月份,由于經濟出現大幅回落,經濟政策開始轉向全面刺激經濟增長｡這一系列充滿戲劇性的政策變化一方面反映了2008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復雜多變,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們對宏觀經濟走勢的誤判和無所適從,從總體上也反映出中國的企業家需要增強應對經濟周期波動的能力和經驗｡

2.投資收益率下降和資產負債表惡化情形下出口企業的自我調整

在一個成熟的市場中,現代企業的投資決策行為更加傾向于市場化,對宏觀經濟的波動會更加敏感｡它們根據投資收益率的變動和資產負債表的情況對外部沖擊作出反應,并相應調整自己的投資行為,從而反過來對宏觀經濟的總量生產､投資和消費施加影響｡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出口企業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部門,面臨這種宏觀需求的波動,企業的自我調節機制主要是:外部需求下降､匯率波動出口減少､預期利潤率下降資產負債表惡化企業通過工資和價格進行調整市場競爭機制的篩選和優勝劣汰“剩者為王”｡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一方面,金融危機本身為企業提供了一種競爭挑選機制,經歷了一次宏觀經濟大幅波動的洗禮之后,市場會自動檢驗和篩選優秀的企業,而那些無法準確把握市場節奏和適應市場波動的企業會被自動淘汰,而經歷市場動蕩,經驗豐富,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會存活下來,“剩者為王”的機會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金融危機也為不同的業務和產業提供了一個重新布局的機會,一些產能過剩的產業和部門將會被淘汰,而一些新的高新技術產業將獲得新的成長｡我們應該認識到有些行業和產業的產能過剩和調整是必然的,把資源停留在產能過剩的產業,或者不促進這些產業的整合和過剩產能的消化,反而可能延緩經濟的復蘇｡

3.金融創新和“再杠桿化”使銀行業成為宏觀與微觀互動的金融中介

此次全球性銀行業危機對中國的銀行業來講也是一次難得的改革與發展的機會｡銀行作為一種金融中介應該發揮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功能,把有限的資源分配到最有效率的企業和產業,從而不僅僅在資金盈余者和資金短缺者之間,也要在宏觀風險與微觀經決策的聯動之間,架起一道橋梁｡

無論依據什么樣的標準,中國的銀行業都還存在巨大金融創新和“再杠桿化”空間｡從整體上,與美國相比我國仍然具有較強的負債能力,這意味著當美國經歷痛苦的“杠桿化”時,我們其實正在面臨一個“再杠桿化”的機會｡根據測算,2007年美國華爾街主要銀行的杠桿比例是88倍,而我國幾大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都在10%左右,這意味著資本放大倍數的最多只有10,遠低于美國銀行的杠桿率｡此外,美國的政府､企業和居民過度負債,比如居民部門的負債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高峰時期達到97%,而中國的情況與之形成鮮明的對照｡從政府角度來說,表面上看2009年我國的赤字預算是9500億元,創歷史上新高,但實際上,赤字占GDP的比重仍在安全線之內,國債占GDP的比重2008和2009分別占年18%､22%,而美國2008年的這一比重為60%左右,2009年大量發行美元之后大約上升到90%左右｡因此,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政策空間非常大｡從居民角度來講,2008年中國居民的儲蓄規模為21.5萬億元,而所有的住房抵押貸款､汽車按揭等共計3萬多億元;企業也是一樣,在東南亞經濟危機之后,企業的負債率為70%左右,經過10年的發展,2008年底只有59%｡因此,從整體上,與美國相比,我國有比較強的負債擴張能力｡

以上我們主要從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方面探討了銀行與企業如何通過各種方式來應付宏觀經濟波動所帶來的沖擊,同時也說明了這種調節本身會進一步產生宏觀經濟的總量效應｡下面,我們將集中討論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如何協調金融危機所產生的宏觀與微觀之間的沖突,依據理論所指引的判斷標準來評估我國宏觀政策的有效性,并對未來的政策走向作出展望｡

三､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協調宏觀與微觀之間的關系

(一)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應權衡經濟增長與通脹壓力

現在,全世界的中央銀行都在通過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向銀行等金融機構注入大量流動性,短期內,這種政策有助于恢復金融系統的信心,阻止所謂“credit crunch”｡然而,危機過后,甚至在危機結束之前,如此洶涌的“貨幣開閘”是否會帶來通貨膨脹壓力,貨幣政策應當如何把握通脹與通縮之間的轉換､宏觀與微觀之間的聯動關系?

弗里德曼對美國貨幣史的開創性考察表明,每一次貨幣量以更大幅度增長后,都是經濟先得到擴充,隨后便出現通貨膨脹;貨幣增長率下降后,緊接著就是一次通貨膨脹性的衰退;再往后,通貨膨脹率下降而經濟情況好轉｡他認為貨幣當局被一種虛假的兩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貨膨脹,要么是失業｡這種選擇法是虛幻的,真正的選擇是:較高的失業率要么是較高的通貨膨脹率的結果,要么是醫治通貨膨脹的一種副作用｡那么,在目前這種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中,貨幣主義的這種經典智慧是否仍然有效?[3]

1.量化寬松型貨幣政策是克服金融危機沖擊和經濟衰退的應急措施

從理論上講,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降低名義利率,根據費雪方程式,實際利率會隨之下降(條件是物價上漲率不發生變化)｡由于實際利率是企業和家庭的融資成本,所以這樣可以有助于生產和消費增加,刺激經濟走出衰退;此外,信貸的寬松增長通過向市場注入流動,有助于通貨緊縮的預期,穩定市場的恐慌,從而維持金融穩定｡

就中國目前的情況而言,2009年第一季度的銀行信貸已經超過4.6萬億,按照目前信貸增長速度推算,2009年全年銀行信貸如果繼續保持這樣的增長速度,全年的信貸投放可能超過8萬億元｡對此,我們的基本判斷是,2008年11月份以來的高速信貸投放,具有典型的危機應對特征,是決策者在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面前所采取的應急政策,這是有其現實合理性的｡目前,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寬松的貨幣政策正在釋放積極效果,中國經濟呈現企穩跡象,并可能逐步步入復蘇之途｡迅速增長的信貸,以及2009年2､3月份迅速上升的企業存款,預示著接下來的總需求可能會出現較為強勁的復蘇｡由于2008年第二､三季度的基數較高,同比的數據則不一定會出現顯著的上升,但是實際上季度環比數據更能夠看到宏觀政策所產生的效果｡雖然一季度的同比增長并不高,但是環比已經超過7%,目前看二季度的環比增長可能達到10%,同比大概也在7%左右｡

2.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長期內可能帶來通貨膨脹壓力

根據“金融加速器”原理,信貸擴張會導致企業借貸資金成本降低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改善,這會進一步促使銀行向企業提供貸款,并推動資產價格不斷上升｡所以,可以判斷信貸擴張正在啟動這種金融加速器效應｡然而,從整個中國改革開放30年發展的趨勢來看,還沒有哪一次連續6個月以后的信貸高速投放以后沒有產生通脹壓力的｡因此,如何在促進增長和抑制通脹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個技術難題,也是一種管理藝術｡

據此,在宏觀金融形勢逐步穩定之后,這種典型的危機應對型貨幣政策導向有必要轉向一個可持續的信貸增長｡一定意義上講,2009年1-3月份的信貸投放并不能歸結為是適度寬松,而可以歸結為過于寬松;目前,當各項經濟指標趨于穩定之后,貨幣政策可能需要真正轉向適度寬松,轉向追求貨幣政策的可持續性,避免信貸投放的大起大落以及預期的通貨膨脹壓力｡

因此,目前貨幣政策可能面臨一個重要的選擇,就是真正回到此前所確定的“適度寬松”,強調信貸增長的平穩和可持續性,防止未來出現大起大落｡

(二)財政政策應防止出現宏觀與微觀的不一致,避免經濟出現“二次探底”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改善GDP等宏觀指標是相對容易的｡但是,在GDP數據改善的同時,如果沒有實體經濟的明顯改善和社會投資的跟進､以及經濟的平穩復蘇,微觀層面的工業增加值和企業利潤等指標可能就難以得到明顯改善｡從目前的狀況看,在宏觀數據逐步改善的同時,企業目前的盈利狀況還沒有走出低谷｡因此,需要防止宏觀數據和微觀狀況出現明顯的不一致｡從歷史比較的角度看,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由于沒能處理好宏觀與微觀之間的互動而導致經濟“二次探底”的現象曾多次出現｡例如,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在1998年通過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帶動了經濟的反彈,但是1999年由于工業投資沒有跟上,造成經濟出現“二次探底”｡目前這一輪的投資,主要是靠財政的基礎設施投資帶動的,政策效果2009年會陸續在信貸投放和財政推動下逐漸顯現出來｡但是,在及時的宏觀政策抑制了經濟的大幅回落之后,目前應當重點關注宏觀經濟會否出現二次探底的問題｡

目前,可能導致二次探底的因素包括:當前政府投資一馬當先,如果社會投資不能及時跟上,則有可能出現二次探底;過剩產能消化進度遲緩,導致此前的經濟刺激計劃帶來過剩產能的跟進,進而導致經濟的再次探底;2009年如果持續保持過快的信貸增速,有可能會在未來隨著銀行信貸增速的顯著回落而導致經濟的相應大幅回落｡

(三)人民幣國際化克服“美元本位”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不平衡

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甚至包括日本,在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格局中,都面臨一個長期難以克服的“兩難困境”:出口導向型發展帶來大量貿易面順差;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導致“貨幣錯配”和巨額外匯積累[4]｡這種“沖突的困境”的必然結果表現在央行層面上就是被迫積累外匯儲備,并不得不面臨美元貶值所導致的美元資產價值縮水和購買力下降;表現在出口企業層面上就是要被迫承受本幣升值所帶來的匯率波動風險｡

一定程度上,美元作為“美國人的貨幣”已經成了“全世界的問題”,特別是大量持有美元資產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問題｡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無法改變的情況下,以中國為代表的高儲蓄國短期內并沒有更好的選擇,不得不承受美元貶值的風險,因為全面重構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如果大量拋售美元則可能導致美元債券的大幅波動,而同時國際上也并沒有一個除美元之外的如此龐大的金融市場可以吸收全球的外匯儲備｡目前,中國只能開始嘗試做出一些積極的應對,包括對中國購買的美元債券提出特別的安全和收益要求,鼓勵美國等發行熊貓債券,促進SDR等非貨幣計價的金融市場的發展等,同時,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應當是更為積極的舉措｡

1.人民幣國際化

目前,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邁出了非常關鍵的一步,其進程也正在加快｡一方面,中國央行與全世界六個國家已經簽定了6500億的貨幣互換;另一方面,央行已經開始在全國沿海主要城市實行人民幣跨境計價的試點｡從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來看,企業需要關注的匯率風險減小了;而從更長遠的效果來看,則是中國開始嘗試在國際貿易中逐漸降低對美元的依賴,并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開始｡

當然,人民幣國際化的事件本身,又會帶動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這將對人民幣資產價格的上升形成支持｡從經濟史角度看,美國､英國等在其本國貨幣的國際化推進進程中,本國資產價格都有一段時期的十分活躍的表現｡當然,從日元等貨幣的國際化來看,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以及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對于貨幣的國際化都具有顯著的影響｡

2.發展本國金融市場

從短期來看,全面改革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難度很大｡但是,從中長期來看,中國有很大的空間來推進本土金融市場的發展,促使大量儲蓄不必流出而在本土金融市場得到有效的配置｡

外匯儲備的實質是一種流出去的儲蓄｡根據宏觀經濟學常識,國內儲蓄與投資的缺口等于經常項目順差｡長期順差的一個自然結果必然是大量外匯儲備的不斷累積,而在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下,外匯儲備最終只能流向美國國債,為其貿易赤字融資｡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已經變成一個凈儲蓄提供者,而不是外資凈流入國｡這一現象從本質上反應了中國落后的本土金融市場無法吸收國內的凈儲蓄｡在當前金融危機沖擊之下,中長期內美元將不可避免地走弱,再加上人民幣的升值,巨額外匯儲備將面臨購買力的縮水｡目前,中國大量的信貸投放可以看作是儲蓄海外運用到本土運用的一個重要改變｡一定程度上,本土金融市場發展的大幕已經緩緩拉開｡

四､結語

金融危機所產生的經濟動蕩無論對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還是對微觀經濟主體決策者都是一次難得的歷練機會｡中國經濟經過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和洗禮之后,會獲得一個重上新臺階的機遇｡基于政府､企業和個人比較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如果宏觀經濟政策能夠準確把握宏觀與微觀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在不加劇宏觀波動條件下實現微觀決策者的自我調整,以及在不扭曲微觀決策變量條件下減少宏觀經濟的震蕩,那么確信中國將在國內､國際舞臺上再上一個新臺階,走向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

參考文獻:

[1] McKinnon, Ronald (2005), “The World Dollar Standard and Globalization, New Rules for the Game”, stanford.edu/ ~mchinnon/papers.htm.

[2]巴曙松,李勝利.國際金融危機的全球化視角:從“金融恐怖平衡”到“再平衡”[J].金融發展研究.2009,(4).

[3]弗里德曼著;巴曙松,王勁松等譯.美國貨幣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McKinnon, Ronald(2009),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and the dollar standard’s sustainbility: a monetary approach”, stanford.edu/ ~mchinnon/papers.htm.

The policy Adjustment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ow to BalanceMacro-fluctuations and Micro-behavior

BA Shu-song, YANG Xian-ling

(1.Counci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inancil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36,China;

2.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ical Institute,Wuhan 430074, China)

金融宏觀政策范文2

伴隨著貿易的全球化,中國金融業面臨的全球化和國際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問題;其二是銀行業的開放問題;其三是證券市場的國際化與全球化進程。這三方面的問題構成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

一、必須按市場化的趨向逐步建立利率與匯率的調整機制

97年出現的亞洲金融風暴在肆虐亞洲各國,甚至影響歐美金融市場時,中國能夠不受太大的影響,主要是現行體制對金融沖擊起到了保護作用。中國銀行和證券市場尚未對外開放,不存在大量的非居民外匯存款和離岸信貸,再加上嚴格的外匯管理使中國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出或稱資本外逃。同樣,人民幣的不可自由兌換則有效地防止了擠兌風潮,在外匯流入流出方面沒有對中央銀行構成壓力,使人民幣不貶值問題成為可能。

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對中國有效地抵御亞洲金融危機和維護亞洲地區的穩定起到積極作用。但從長期看,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啟示是,當一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期,如果國外需求和投資構成本國經濟的重要來源時,利率和匯率與國際資本市場隔絕或脫節,將會對本國儲蓄和外匯匯價帶來誤導。當國內利率與國際貨幣市場利率存在較大差距時,套利性的借貸必然出現。同樣,當匯價高估或低估時,對本國進出口和幣值穩定也產生不利影響。由于固定匯率制的主要缺陷在于,它釘住一國貨幣,而被釘住國家的貨幣匯價往往因其經濟與金融狀況變化而變化,因此它可能使釘住國家貨幣匯價脫離自身的價值基礎。這就要求采用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既要維持匯率的穩定,也要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的變化情況,及時對匯率進行調整,避免固定匯率走向僵化。

中國基本上實行的是計劃利率和固定匯率制度。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須改革現有的利率管理體制和固定匯率制度。從改革的方向上講,將是逐步朝著利率市場化和匯率自由化的目標邁進。如果沒有亞洲金融風暴,這項改革的進程會快一些,現在看來需要慎重研究。既要克服因噎廢食,停頓利率及匯率自由化步伐的做法;同時也要避免放開匯率過急,草率開放本國市場的傾向。因為兩者都會醞釀中國的潛在金融風險,前者會使我們容易產生對人民幣的高估,使通貨膨脹、國際收支、對外貿易及外匯儲備方面矛盾不能真實反映出來,導致國際經濟的失衡;后者則容易使中國經濟在缺乏充分準備的條件下,過早地融入國際貨幣市場體系,失去抵御金融風暴沖擊的制度保障。因此,研究好利率與匯率的靈活調整機制,有步驟地放松對利率與匯率的管制,是正確應對當前經濟全球化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銀行業的開放必須謹慎進行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金融業的全球化主要指全國金融業的開放問題。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對外開放是金融業開放的中心內容。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外國的大銀行和保險公司在中國設立了代表處,并要求開設分支機構,開展人民幣存貸款業務,尤其是中國希望加入wto,西方國家會以中國必須允許跨國性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和開放本國銀行業市場作為條件。因此,從長遠發展需要看,中國必須認真研究銀行業的開放問題,要研究中國銀行業開放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和時機;要研究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監管,妥善處理銀行業存在的金融風險;要研究允許外國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形式、業務范圍和監管要求;要研究銀行業市場開放后中國在國際金融組織的地位和作用,防止因市場開放過早而失去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所應擔當的角色,而且應從戰略的高度研究中國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應對政策,這是確保中國對外開放過程中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課題。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銀行業的開放首先要研究銀行體系存在的金融風險問題。中國銀行體系中存在的金融風險是由兩方面原因形成的。一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委定項目、銀行拿錢”的信貸計劃管理體制而形成的不良貸款,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計委擠財政、財政擠銀行。這種信貸風險或者說是銀行的金融風險是由制度造成的,很像南韓的政府主導貸款因素。二是泡沫性風險,這是因為經濟過熱,如房地產熱和股票熱形成的泡沫經濟,當資產價格下跌后,銀行出現呆帳和死帳。化解銀行業的金融風險應該說是增強本國銀行資本實力,步入良性循環和實施銀行業開放政策的前提條件。

如何實施有效的金融監管,是銀行開放的另一重要條件,它包括政府對銀行的監管和銀行自身風險控制兩個方面。我們在討論銀行監管水平時往往強調中央銀行的監管水平,這是不夠的。因為一個健康的金融體系依賴于每一家銀行自身風險控制水平的高低。從東亞金融危機的情況看,中央銀行的監管制度基本上來源于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監管模式,應該說有一套比較接近市場經濟運作的監管制度與法律體系,但金融機構還是普遍出現經營管理不善、風險控制不嚴、不良資產增加等問題。因此,借鑒亞洲金融危機教訓,既要認真研究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框架、方法與內容;同時也要研究銀行經營風險問題,只有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形成良性互動、健康運行的金融體系。

三、在培育本國市場的基礎上穩妥進行證券市場國際化

證券市場從新興市場逐步發展成為成熟市場的過程,必然伴隨著本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因為一國經濟從起飛階段到發展成熟階段,必須將本國經濟由封閉型轉變為開放型經濟體系,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是成熟階段市場經濟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從這層意義上講,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是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必須面臨的問題。證券市場的國際化涉及本國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兩者之間的發展關系。尤其在本國市場未充分發育前,要不要邁出國際化的進程,一直是存在爭議的題目,也貫穿著發展證券市場的指導思想。中國從1990年設立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始建立中國的證券市場之初就邁出了證券市場國際化的步伐,主要是進行b股市場的試點,允許外國投資者持有中國企業的股票。1993年又進行了發行h股的試點,讓中國企業到香港上市,后來又擴展到美國、英國、新加坡進行第一上市或第二上市。一種觀點認為把好企業都拿到外國去上市,不利于本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應以發展本國市場為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經濟建設既要利用本國資金,也要充分利用外國資本。運用股票形式在國際資本市場籌集資金與發展本國市場并不矛盾。因此,在證券市場國際化戰略上存在如何處理好本國市場（homemarket）與海外市場（overseasmarket）的關系問題。

金融宏觀政策范文3

關鍵詞：金融危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消費需求；有效性

面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沖擊，各國均出臺了一系列的宏觀經濟政策。對于中國而言，由于資本項目的管制，金融體系并未受到太明顯的影響，所以，中國在目前階段所面臨的考驗首先來自于實體經濟層面，擴大內需以緩解外需減少帶來的沖擊是政策的首要目標。為此，我國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雖然兩種政策都是對需求的管理，但是對需求結構的影響和作用機理卻不同，結合我國的特殊情況，兩種政策的效果也會有較大的差異。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分析

（一）乘數作用限制了投資的拉動作用

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實施十項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4萬億元的投資，對于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必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由于我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較低的投資乘數使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及我國傳統的勤儉節約觀念等因素的制約，我國居民當前的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大致為0.3，只相當于英美國家一半的水平。在當前經濟危機的大環境下，邊際消費傾向也會因為預期的不樂觀而繼續走低。

（二）財政政策很難改變中國長期以來的消費不足問題

美國這次危機不是消費需求不足，它的消費很活躍，其經濟增長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資需求不足。相反，中國的內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資需求不足，而是消費需求不足。中國不缺投資需求，中國從政府到企業，從中央到地方，投資都有經驗、有熱情、有積極性。但是中國怎么刺激消費需求，確實是經驗不多，體制上、政策上、環境上的準備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認為，中國目前是投資需求過旺而消費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國刺激內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資需求，而中國實際上投資需求很旺盛，應想辦法刺激消費需求。從短期來看，雖然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為擴大內需做出很大貢獻，但是從長遠的經濟增長目標來看，消費需求的增長才是根治我國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國在刺激消費需求方面，缺少經驗、缺少辦法，體制上、傳導機制上也存在障礙。

（三）貨幣政策的作用空間有限

自2008年9月以來，央行連續幾次下調利率和法定準備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經從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17.5%下降到13.5%。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效果明顯，從信貸投放看，1~2月2.69萬億元的天量信貸，已超出今年5萬億元信貸底線的50%。目前項目貸款和流動資金貸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極點，面對創下歷史之最的一季度4.58萬億元信貸投放，把握信貸投放節奏尤為重要。所以，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的空間很有限。

（四）“流動偏好陷阱”使貨幣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從反經濟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謂流動陷阱，因此給很多投機者帶來了機會。在通貨膨脹時期，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效果比較顯著，但在經濟衰退時期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效果則不明顯。因為，此時廠商對經濟前景普遍悲觀，即使央行松動銀根降低利率，投資者也不肯增加貸款從事投資活動，銀行為安全起見也不肯輕易貸款，這樣貨幣政策作為反經濟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的對策建議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費政策的有效性

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消費需求不僅是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傾向的大小也將決定各項乘數的大小，從而全面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資和消費結構

當前，投資和消費的結構性失衡，投資需求增長過快，排斥了消費需求的增長空間。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固定資產實際投資需求（剔除價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13.5%，比西方國家要快1倍還多；這幾年更高，從2003年以來就沒有低于24%。2008年我們緊縮投資，防止過熱，控制投資規模，結果公布出來的數據還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見，這些年我國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長速度是很快的。一個國家的錢是有限的，去買投資品，就不能去買消費品，兩者之間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其消費增長是不是和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很大程度取決于居民收入分配在總分配中的情況。目前，從中國各地每年公布的數據看，增長最快的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長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長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說明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所以這些年，政府收入增長最快，其次是企業，最慢是居民，因而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續下降。1998年，我國居民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間比重下降了9個百分點，因而總的消費比重也在下降。這是國民收入分配宏觀方面的矛盾。

3.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民收入

一個國家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說明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更多地給了有錢人。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有錢人消費的絕對量大，但是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錢消費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錢后，只將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費，大部分用于投資、儲蓄和買保值品，這又加大了經濟增長和國民消費的不匹配。所以，消費收入差距過大，不只是影響公平，還影響效果，更影響經濟的可持續性。因此，我們收入分配中宏觀上和微觀上都存在問題，宏觀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觀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問題影響經濟的增長，使消費需求嚴重不足。

（二）加快發展金融市場，保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要加快開發新的市場工具。應根據經濟需要，增加發債規模，積極調整債券結構，增加可資利用的債券品種，進一步增加銀行間市場的開放程度，擴大貨幣市場主體，吸收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市場，增大銀行間市場的覆蓋范圍，最終建成我國集同業拆借市場、國債市場、貼現市場于一體的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協調發展的金融市場。

（三）選擇利率作為中介目標，降低貨幣流通速度波動過大造成的影響

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復雜性和綜合性，準確估計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方向和幅度，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金融創新不斷涌現、各種金融支付工具層出不窮的環境下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用一個新的中介目標來替代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減弱貨幣流通速度對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

從整體上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經濟效果被弱化，但是兩種政策的作用機理、調整的力度和調整的對象卻不同，要從整體上促進經濟的復蘇，兩種政策必須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長補短，而不能單純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雙管齊下，標本兼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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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新.何新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M].北京：華齡出版社，2008.

[3] 韓康.中國宏觀調控三十年[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

金融宏觀政策范文4

【關鍵詞】宏觀政策；房地產；行業

過去十幾年間，我國房地產行業取得了快速發展，房地產價格幾何式飆升，特別是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土地價格與住宅價格呈現了量價齊增的發展態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快速增長的住宅價格也給人民群眾居住帶來一定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拉大了人民群眾的貧富差距，帶來了一些民生問題。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供給側改革不斷深入的轉型背景下，深入分析掌握國家發展現狀，不斷提升人民生活質量，以宏觀政策調節房地產行業，促進房地產行業的良性發展，是我國需不斷提升和改進的重要方面，也是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一、房地產行業良性發展的重要意義

1.不斷促進民生產業發展

房地產行業涉及房地產開發、銷售、出租、維修、物業等相關環節，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房地產行業的良性發展將使得人民群眾能夠住有所居。同時，房屋租賃業的不斷規范發展，也將拓寬人民群眾對房屋的選擇渠道，加之輔助業務的良性發展，人民群眾也將享受到良好的物業維修等房屋服務，加之房地產行業對就業形勢的不斷改進，這些都將對民生產業的發展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

2.不斷促進國民經濟發展

房地產行業涉及的范圍廣，特別是房地產開發銷售環節，國家財稅政策中涉及財產稅、流轉稅、交易行為稅等多項稅金，可以有效擴大國家稅源，提高國家財政收入，促進國力的不斷增強。同時，房地產行業上下游產業鏈涉及的行I廣泛，如建筑業、裝修業、材料銷售業、制造業、銷售業等，房地產行業的良性發展，將直接影響和推進上下游行業的發展，進一步擴大國家財政收入，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3.不斷促進資源優化配置

房地產行業涉及國家土地、人口等重要資源配置，良性發展的房地產行業將促進我國資源的有效配置，如通過不同政策的引導，土地資源將獲得更高的配置效率。同時，在人才的流動中，極具優勢的人才也會流入更需要的區域，實現資源與人才的良性互動，不斷促進資源有效利用與國家的持續發展。

二、影響房地產行業的主要宏觀政策

1.財稅政策影響

財稅政策主要涉及財政補貼和國家稅收政策。目前來看，我國在稅制改革過程中，影響房地產行業較大的稅種主要包括流轉稅和所得稅。流轉稅主要是“營改增”的全面擴圍，使得房地產行業從繳納營業稅改為繳納增值稅，需要行業不斷調整整合上下游行業發展。同時，當前正在醞釀的房屋貸款遞減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和房產稅等相關政策，也將對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促進與調節作用。

2.貨幣政策影響

貨幣政策方面，我國長期以來實施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在近年來的發展中，貨幣資金的流動性往往出現難以預料的情況，往往由于銀根縮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與此同時，貸款利率、首付款比例、住房公積金使用等政策都會通過影響房屋購買的成本，而影響到房地產行業的發展。

3.投資政策影響

投資政策是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改進房地產行業發展的主要政策之一，在這一方面，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在2月份已經下發了相關文件，限制一些城市設立基金的投向，特別對投資于房地產行業的基金不予以備案。這一政策在投資資金方面減少了房地產行業的資金投放，對房地產行業的發展產生控制作用。

4.土地政策影響

土地政策方面，我國一直在不斷優化政策制定與實施，在不同區域不同行業給予不同的土地政策，在單行下發政策的同時，我國也在計劃從不同層面加強立法，以規范實施土地政策，增強宏觀政策對微觀經濟的引導作用。與此同時，一些地區也頒布了相關限購政策，明確了不同人群在相應區域的可購房數量，也對房地產行業的發展產生促進或制約的作用。

三、促進房地產行業良性發展的宏觀政策建議

1.深入體察民情，有的放矢制定政策。

宏觀政策發揮有效促進作用關鍵在于符合國家及區域發展的實際情況，并深挖細找現象背后的本質原因。基于此，宏觀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如要發揮促進行業良性發展的作用，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對當前房地產行業發展現狀有真實的了解，對不同區域房地產行業發展不均衡的原因查找清楚，如在對不同區域制定不同配額政策時，要深入了解實情，適當時應適度將權力下放，讓懂民情的部門和人去定政策，以發揮宏觀政策對房地產行業的促進作用。

2.發揮市場作用，有形無形互補發展。

宏觀政策是一支有形的手，每一項政策都是公開的，在制定政策的同時，需要高度重視無形的手的作用，也就是市場的作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宏觀政策需要發揮的是引導作用，更需突出的是市場的作用，激發微觀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尊重市場的選擇。以此為出發點，在宏觀政策制定中，應對市場有充分的認識，掌握市場對房地產經濟的作用，以宏觀政策助推市場作用的發揮，以市場印證宏觀政策的有效性，兩者相輔相成，互為補充。

金融宏觀政策范文5

   專家稱，10月融資數據的最新變化，反映出金融正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同時證實了房地產行業融資出現邊際改善。伴隨宏觀政策向穩增長方向微調，特別是房地產融資環境修復，年內剩下兩個月的信貸和社融增速有望回升。

   政策取向不變

   數據顯示，10月人民幣貸款增加8262億元，同比多增1364億元。分部門看，以住房按揭貸款為主的居民部門中長期貸款增加4221億元。植信投資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馬泓稱，10月，居民中長期貸款較上年同期增長4%，結束了自今年5月以來連續5個月同比負增長的態勢，累計同比也從9月的2.6%小幅回升至2.7%。

   人民銀行當日公布的另一組數據顯示，近期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投放加快。10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個人住房貸款余額37.7萬億元，當月增加3481億元，較9月多增1013億元。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10月居民中長期貸款新增規模保持相對穩定，但占全部新增貸款的比重升至51.1%，為去年10月以來新高，從側面印證了近期按揭貸款政策已有所調整。

   馬泓稱，10月房地產信貸相關數據的改善，表明近期住房金融政策出現邊際松動，體現了“維護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維護住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政策取向。

   中國證券報記者從多家銀行了解到，10月房地產開發貸款投放大幅增長，11月上旬各行房地產貸款投放力度進一步加大，預計11月房地產貸款環比增長態勢延續。

   M2增速超市場預期

   據人民銀行公布，10月末，M2余額233.62萬億元，同比增長8.7%；狹義貨幣(M1)余額62.61萬億元，同比增長2.8%。其中，M2同比增速數據明顯超過市場預期。

   溫彬認為，10月M2增速進一步回升，與上年同期基數回落有關，同時說明信貸派生能力增強——10月新增人民幣貸款8262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364億元，提升了貨幣創造能力。

   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梁斯分析，隨著年末臨近，財政支出速度加快，也會對M2同比增速帶來一定支撐。但考慮到疫情出現反復，企業信貸需求將受到影響，M2同比增速持續大幅反彈概率不大。

   社融方面，10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309.45萬億元，同比增長10%；10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59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1970億元，比2019年同期多7219億元。

   梁斯表示，社融增量基本符合市場預期，除人民幣貸款和政府債券凈融資等項目外，其余同比大都出現少增。9月以來，按照財政部“新增專項債盡量在11月底前發行完”的要求，專項債發行速度有所加快，同比出現多增，這對社融提供了一定支撐。

   寬信用過程繼續推進

   在宏觀政策引導下，特別是隨著房地產融資修復，專家認為，年內信貸和社融增速有望回升，寬信用過程將繼續推進。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偉表示，近期央行強調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增強信貸總量增長的穩定性，傳遞出穩定信貸和社會融資增長的政策信號。此外，央行近日宣布推出碳減排支持工具，將用增量資金加大對清潔能源等重點領域投資和建設的支持。預計未來信貸投放和社會融資情況會有所改善。

金融宏觀政策范文6

關鍵詞：社會融資規模；總量；結構； 合理值

一、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金融體制的不斷改革深化，一方面，我國實體經濟的融資方式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融資渠道不斷拓寬；另一方面，金融市場日趨完善，金融業務與產品不斷創新，非銀行金融機構迅速發展，金融體系開始由“銀行主導型”轉向“市場主導型”。在這樣新的經濟金融背景下，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所孕育的一些傳統金融監測指標已經無法完整而又準確地反映實體經濟發展與金融之間的關系。2010年，一個用以衡量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的新生概念―社會融資規模順勢而生。

社會融資規模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社會融資規模分為四大部分：①金融機構表內業務，包括人民幣貸款和外幣貸款；②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包括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③直接融資，包括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④其他，包括保險公司賠償、投資性房地產等。

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值的判斷

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包含了總量和結構兩方面的信息。一方面，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反映了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的總量，從總量上描述了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融資的狀況。另一方面，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囊括了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也囊括了信貸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保險市場，中間業務市場等金融子市場，內涵廣泛，統計口徑寬泛，從而可以從不同金融機構，不同金融子市場的視角描述資金的結構和流向，多層次地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信息，從結構上深入剖析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所以，一個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要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考慮。

（一）總量的合理性

從總量上說，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需要總量的合理增長。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是其結構調整的基礎。

首先，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與宏觀調控目標保持高度一致。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是監管當局在經濟轉型和金融變革的背景下對宏觀調控實踐作出的重大創新。所以，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能夠充分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等重要的宏觀調控目標。社會融資規模與GDP等經濟指標的關系密切，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能夠滿足實體經濟發展的資金需求，從而推動經濟高速發展。同樣的，社會融資規模與CPI的關聯性強，社會融資規模的總量能夠影響物價水平。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能夠保持適合的貨幣流動性，穩定住通貨膨脹預期，這樣才能穩定物價總水平，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第二，社會融資規模應當順應宏觀政策導向的需要，尤其是與社會融資規模關系密切的貨幣政策。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一個重要檢測指標，擴大了M2，新增人民幣貸款等傳統金融指標的監測范疇，將監測的范圍延伸至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保險市場，中間業務市場等金融子市場，拓寬了貨幣政策的關注面，更為全面而又準確地反映了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供給總量。對于社會融資規模本身，它的合理值應當符合貨幣政策等宏觀政策的需要。一個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必定能夠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提高宏觀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有助于保持合理的融資成本，并且能夠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保持合理的融資成本，推動利率市場化才能有效推動私人投資的發展，有效增加社會投資總量。

（二）結構的合理化

從結構上說，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需要結構的合理化。

首先，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有助于經濟結構的優化。社會融資規模細致地反映了金融體系中各個不同部分對實體經濟的資金供求信息，社會融資規模的結構就體現了金融體系的資金供給結構，而合理的資金供給結構有助于優化經濟結構。社會融資規模能夠影響消費投資，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能夠有效改善產業、消費、投資結構，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轉型升級。

第二，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突出對“三農”、小微企業等經濟發展薄弱環節的扶持。雖然，社會融資規模不僅僅只是信貸市場的反映，但信貸市場仍然是社會融資規模的重點監測對象。信貸市場是服務“三農”的主體，加強“三農”信貸投放，保持合理的“三農”信貸總量以及增速是合理社會融資規模結構的體現。在社會融資規模中，不同的資金供給主體，不同的融資渠道，不同的金融工具給予小微企業以資金支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應當能夠體現對小微企業融資的重點支持。

第三，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必須處理好表內、表外業務的比例及其相互關系。在當前的融資市場中，金融機構表外業務迅速崛起，除了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等表內業務，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等金融工具通過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將資金投放到實體經濟中，這部分資金也能被清晰地反映在社會融資規模的結構中，而表外業務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一系列的不規范問題，不斷出現的監管漏洞，監管盲區要求有關部門必須加強對金融機構表外業務的監管力度，逐步引導表外業務的發展走上規范化的道路，減少表內業務資金通過不合規的表外業務流入市場的情況，減少干擾金融穩定的因素。

第四，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必須處理好直接、間接融資之間的關系。面對融資渠道的多樣化發展趨勢，直接融資在整個融資市場上的地位不斷上升。總理就曾經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發揮好股票、債券、產業基金等融資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滿足多樣化的投融資需求。” 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等直接融資渠道通過市場的篩選功能引導資金配置，彌補間接融資的不足，進一步滿足了實體經濟資金需求；同時也分散了集中于銀行的金融風險。促進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的協調發展可以促進金融體系更好地服務經濟實體。

綜上所述，社會融資規模的合理值是滿足總量適度，結構優化兩條標準的數值區間。（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