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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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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

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1

關鍵詞:金融發展;對外貿易;VAR模型;格蘭杰因果檢驗;Johanson協整檢驗

中圖分類號:F7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3-0183-03

一、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的文獻綜述與機理分析

1.機理分析。H-O-S 理論認為,資源稟賦條件的差異以及各種商品不同的生產技術系數是國際貿易中各國比較優勢的來源,一國應出口密集使用其豐裕要素的商品而進口密集使用其貧乏要素的商品。金融部門是一個重要而特殊的部門。金融體系具有降低風險、有效配置資源、動員儲蓄、便利交易和加強監督管理功能(Levine,1997)。發揮這些功能能夠增加資本積累、推進技術創新,繼而影響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金融發展影響對外貿易的途徑(如圖1 所示)。

2.國外相關研究。古典與新古典貿易理論依賴技術比較優勢,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以及壟斷競爭產品差異化框架下的分工進行分析。近年,經濟學已達成共識,即社會、經濟、法律與政治制度等是經濟績效的核心決定因素。因此,與技術和稟賦的作用相類似,制度的比較優勢也是國際貿易方式的重要因素。Kletzer 和 Bardhan(1987)就信貸市場不完全如何影響國家間分工和貿易模式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一國的比較優勢受金融制度影響,金融發展水平高的國家在生產外部融資需求高的制成品部門具有比較優勢。Beck從規模經濟角度研究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之間關系,在對65個國家1966―1995年近三十年的數據所做的跨部門數據顯示,金融發展水平與制成品出口/GDP、制成品出口/總出口等反映貿易結構的比率之間呈現正相關。從降低風險的角度研究,Eaton,Grossman(1985)認為,當金融市場不盡完善時,將引起貿易干涉,一國金融市場的完善程度會影響一國的商業政策。Feeney 和Hillman(2001)建立了一個關于本國金融市場功能和國內風險分散的模型。Ju and Wei(2005)發展的木桶理論將金融發展比較優勢納入新古典的 Heckscher-Ohlin-Samueson框架。Rajan & Zingales(1998)從行業層面證明了國內金融發展對行業生產和成長的促進作用。

3.國內的相關研究。中國學者也做了相關研究,主要從實證上分析了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和金融發展的關系。孫兆斌(2004) 認為,金融在資本積累和配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之成為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的關鍵性因素之一。陳建國、楊濤(2005)對1992―1999年間中國金融發展對于出口結構升級的促進效應做了初步的實證分析。齊俊妍(2005)在綜述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將金融發展因素引入H-O的理論框架中,說明金融發展可以通過提高資本稟賦和促進技術進步影響一國的比較優勢。沈能(2006)以1980―2003年數據為分析樣本,采用Geweke分解檢驗和協整分析方法,就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的因果關系進行實證檢驗。

近些年來,浙江省的外貿經濟一直快速穩定地發展,對外貿易對浙江經濟發展的影響日益增大。同時,在浙江外貿經濟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浙江省金融的發展呈現出多樣性、高效性、超前性和國際性的特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有關數據分析浙江省金融發展與貿易增長的關系,并試圖從宏觀金融層面提出促進浙江省出口貿易快速增長和結構優化的政策建議。

二、實證分析相關指標數據選取

1.金融發展指標。國際上通用的是Goldsmith 和Mckinnon的金融發展指標――金融相關率(FIR),即金融資產與GDP 的比率。在中國的省域研究文章中多采用地區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之和作為金融資產,考慮到浙江省私營企業、集體企業、三資企業在浙江省進出口貿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圖2),我們認為,非國有經濟獲得銀行貸款額可以較好的衡量浙江省金融中介的發展對于出口貿易的影響。由于數據可得性原因,我們以金融機構的短期貸款中鄉鎮企業貸款、三資企業貸款與個體私營企業貸款之和代表非國有經濟獲得的銀行貸款。這一指標同時也反映了金融體系的資金配置效率,記為FI(經過基期價格調整)。

2.對外貿易指標。本文將以下兩個指標作為對外貿易發展的指標,其一經過基期價格調整的對外貿易總額,即浙江省進出口總額;其二是出口結構指標,我們采用的是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出口額之比。前者反映浙江省進出口的規模,后者則反映出口貿易的結構變動,分別記為IE和EX。從數據可收集性以及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出發,本文分析1994年以來浙江省金融發展和對外貿易的關系。為了消除數據中存在的異方差,這里采用自然對數建立VAR 模型。三個變量定義如下:lnFI = log(FI) ; lnIE = log(IE) ; lnEX=log(EX)。

三、金融發展與浙江省對外貿易關系的協整和格蘭杰檢驗

首先對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同時考察變量的單整階數,即對變量及其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

1.單位根檢驗與協整檢驗。時間序列lnFI,lnIE,lnEX,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即是一階單整。時間序列lnEX、lnFI、lnIE 的單整階數相同,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即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本文使用Johanson(1995)協整檢驗方法對時間序列金融發展水平FI,對外貿易規模IE和對外貿易結構EX進行協整檢驗。在進行Johanson協整檢驗前,首先確定VAR 模型的結構。

用赤池(Akaike)信息準則(AIC)或用施瓦茨(Schwartz) 準則(SC)選擇最大滯后期k值。經過選擇,k=1。同時,我們用LM統計量檢驗殘差序列有無自相關,懷特(White)檢驗是否存在異方差,JB(Jarque-Bera)檢驗殘差的正態性,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上各方程回歸的殘差序列均滿足正態性,不存在自相關和異方差。且VAR模型的全部特征根的倒數值都在單位圓內,表明VAR模型是穩定的。通過模型選擇的聯合檢驗,確定最合適的協整檢驗模型為協整空間中有常數項而不含趨勢項模型。lnEX,lnFI 之間Johanson 協整檢驗結果(見表1),顯示變量之間有且只有一個協整關系; lnIE、lnFI 之間Johanson協整檢驗結果,顯示變量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

2.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和協整關系。由Johansen 檢驗得知金融發展與對外貿易結構變量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金融發展水平與出口結構變化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因此可以建立包含一個協整方程的向量誤差修正(VEC) 模型。模型結構選擇保持與Johanson 協整檢驗結構的一致性。這里省略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具體形式。

ECM=LNEX-1.504878LNFI

(0.22930)

Log likelihood:9.418420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為更好觀察金融發展、貿易規模與貿易結構的動態關系,可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由于ΔlnFI 與ΔlnIE,ΔlnEX是平穩的。基于此,我們對ΔlnFI 與ΔlnIE,ΔlnEX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同時對存在協整關系的lnEX與lnFI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在5%顯著水平下,ΔlnFI 與ΔlnIE,ΔlnEX都不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即短期,金融發展不是對外貿易增長的Granger 原因,同時貿易增長也不是金融發展的Granger 原因,貿易結構優化不是金融發展的Granger 原因,同時金融發展也不是貿易結構優化的Granger 原因。從長期關系來看,金融發展與對外貿易結構變量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金融發展水平與出口結構變化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4.對實證結果的現實分析。(1)浙江省金融發展對該省對外貿易結構在短期內影響不大,而長期看來,金融總量的增加與貿易結構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此結果說明: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優化了浙江省出口貿易商品結構。但是浙江省現在的金融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導致出口商品結構呈低度化特征,制成品出口中還是以勞動密集型商品和加工貿易產品出口為主。(2)浙江省金融發展與貿易規模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短期金融發展與貿易規模也不互為Granger原因。金融總量的增加在短期內對對外貿易增長作用不明顯,金融發展沒有實現對外貿易的規模經濟效應。出現這一結果的原因很多,如在浙江省出口企業中占有相當比重的浙江省中小企業,出口貿易融資很大程度上不是依賴銀行信貸,而是民間信貸,即非正規金融。非正規金融在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我們本文所選擇的金融發展指標中,沒有體現這一融資形式,主要是出于民間融資的統計難度。另外,我們的金融發展指標也沒有考慮證券股票等融資方式。因此,浙江省金融發展與對外貿易規模間的關系的實證研究有待擴展。

四、政策建議

目前,浙江省的國際競爭力都是建立在勞動力基礎上的比較優勢,貿易結構的主導產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若貿易結構發生變化,需要形成以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所以比較優勢面臨著向更高級化轉換的需要。當前浙江省金融部門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相對落后,制約著浙江省出口結構的升級。因此,促進金融發展對出口部門都有著重要意義。通過金融發展,可以為出口企業提供更加有效的融資渠道,以高效的資本配置支持其產業和出口商品結構升級,提升在國際分工和競爭中的地位。浙江省目前金融資產規模實現了超常規的發展,金融發展與對外貿易的關聯度逐漸提高,但金融效率整體不高,相關金融市場存在制度性缺陷,金融工具單一等金融發展滯后因素制約著出口結構的升級。

為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必須采取綜合措施促進省內金融業的發展,包括大力發展金融中介、加強信用體制,提高信貸配置的效率; 另外對非正規金融予以適當的指導,從規范角度對它們進行管理,讓社會資金發揮應有的作用。推動證券市場發展,規范市場行為以及提高金融服務整體水平,為企業提供有效的直接融資渠道,以滿足對外貿易對金融支持的豐富多樣的要求。對于不同行業的外貿企業,不同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都要有不同的融資方式和渠道,特別是對于沉沒成本比較高的高新技術產業融資。

參考文獻:

[1]沈能.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的動態演進分析――基于中國的經驗數據[J].世界經濟研究,2006,(6).

[2]陳建國,楊濤.中國對外貿易的金融促進效應分析[J].財貿經濟,2005,(1).

[3]齊俊妍.金融發展與貿易結構――基于HO模型的擴展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5,(7).

[4]孫兆斌.金融發展與出口商品結構優化[J].國際貿易問題,2004,(9).

[5]Beck,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

[6]Hur,J.,Raj,M.,Y.Riyanto.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Asset Tangibility on Export[J].World Development,2006.

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2

關鍵詞:金融服務 “走出去” 政策建議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企業自身實力的不斷增長以及產業升級加速,我國對外經濟合作有了很大的發展,開始滲透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無論是直接投資、對外承包工程還是外勞務合作都是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根據商務部數據統計,今年1-2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88個國家和地區的68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52.7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業務也比較活躍,完成營業額98.8億美元,同比增長5.5%,新簽合同額達到177.6億美元。截至今年2月底,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累計完成營業額4455億美元,簽訂合同額7171億美元。1-2月,我國對外勞務合作派出各類勞務人員5.6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7千余人。我國企業“走出去”規模的不斷擴大,必然要加速傳統金融服務方式的升級提質,實現金融服務與外貿經濟更高層次的交流合作。

二、企業“走出去”金融服務體系面臨的主要問題

受企業發展與產業技術升級換代方面不足的影響,我國部分企業與國際化業務順利接軌難度加大,由此對本土金融業務創新的期望值并非太高,銀行方面也將缺乏來自外部的金融工具與服務創新動力,國際化金融服務層次較低,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企業成功“走出去”。

(一)銀行產品創新的自主研發能力較差。近年來,各銀行創新產品的品種日益豐富,如目前已推出的理財創新產品就有百余種,但這些創新產品多以吸納性、移植性為主,即通過模仿國外或同業的創新產品進行產品研發。例如,我國的保理業務、福費廷業務等,都是通過國外引進的。同時,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一家銀行自主研發出來的產品很快會被別的銀行仿效。在一些相對復雜的服務和結構化產品方面,如項目融資、海外供應鏈融資、外匯風險管理、現金管理等方面還缺乏成熟的經驗,運用能力還不夠強。

(二)銀行產品創新缺乏整體的規劃性。表現在:商業銀行產品創新缺乏長遠的設計和規劃,銀行內部各個部門僅從本部門局部利益出發,彼此之間缺少信息的交流,使得產品的開發、管理不系統,產品標準化程度低,規范性差,影響了銀行金融創新產品的整體協調性。

(三)創新產品缺乏個性化,難以滿足多樣化的需求。一方面,我國多數銀行缺乏明確的市場定位,產品研發前粗線條的市場劃分對客戶需求的認知僅停留在表面,導致部分客戶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根據“二八定律”,銀行20%的高端客戶創造銀行80%的利潤,于是,許多銀行的創新產品盯住那些壟斷行業、大型企業,而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卻得不到關注。另一方面來看,銀行內部組織架構和業務流程還不適應“走出去”業務的新需求。目前國內銀行管理架構和業務流程大多采用傳統的總-分體制,業務管理仍沒有完全實現“以客戶為中心”的模式,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走出去”企業服務流程較長,效率較低,產品服務與企業需求的匹配度不高。同時,也容易造成客戶服務鏈條脫節,主要精力更多地集中關注單個項目或單一產品的服務,而忽視了對企業“走出去”全流程的金融支持。

三、構筑有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的政策建議

“走出去”戰略涉及不同的經濟主體和目標,從金融角度看,應根據四種“走出去”的不同性質,采取不同金融支持方案:一是對普通工商企業的“走出去”,應在市場化原則基礎上由商業銀行自主發展金融支持;二是能源企業“走出去”需要政策性金融的專門支持,通過協調銀行信貸、外匯儲備安排等,來創造一個金融和產業互動的能源“走出去”支持體系;三是對具有國際合作性質的“走出去”,如項目多邊開發計劃,則需要更多國家層面的直接支持,如財政貼息和優惠貸款;四是對以并購和資本運營為目的的“走出去”,如果涉及國家戰略利益,政府應在金融技術、并購規劃、并購環境方面予以資金、人才、外交等支持。企業“走出去”配套的金融服務是復雜多樣的,需要中央銀行、政策性金融機構與商業性金融機構協調配合,滿足其各方面需求。具體是表現在“三個層面”:

(一)中央銀行金融服務層面。要改進中小企業外匯管理,為中小企業提供便利。減少中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借用外債政策方面的差別,允許有借款能力和資金需求的各類中資企業對外借款以滿足其境外資金需求。支持中小企業購匯對外投資。依據最近頒布的《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一方面,要簡化對外直接投資審核程序,擴大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來源,這些措施都將加強企業用匯、投融資的自,推動企業更好地“走出去”。另一方面,要鼓勵境內機構可以使用自有外匯資金、符合規定的國內外匯貸款、人民幣購匯或實物、無形資產及經外匯局核準的其他外匯資產來源等進行境外直接投資。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所得利潤也可留存境外用于其境外直接投資。進一步簡化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出臺鼓勵企業“走出去”的外匯管理政策,有利于企業更好地把握境外直接投資的時機,降低境外投資成本,促進投資便利化,穩步有序地推動跨境資本交易的對外開放進程,促進我國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另外還要積極研究引進境外機構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境內合格機構對外證券投資等措施,促進生產型企業“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場,同時支持企業在國際市場實現收購兼并型的資本運作。

(二)政策性金融機構服務層面。目前我國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信貸支持與投資保險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主要有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等幾家金融機構。資源開發型對外投資的資金需求量大,投資周期長,投資風險也大,但對于緩解我國資源緊張局面、保證工業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國家應當對這類投資提供專門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勵企業擴大對資源開發業的投資。其中投資金額特別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機構還可以采取股權融資的方式,

同時,政策性金融是我國對發展中國家開展經濟外交的重要手段,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援外優惠貸款、優惠出口買方信貸的借款人都是外國政府,出口買方信貸或由外國政府作為借款人,或由其作為擔保人。這些貸款大多是在雙邊高層領導互訪時簽署協議,是雙邊外交活動的重要內容,因而在密切雙邊經貿關系、培育當地市場、改善投資環境方、爭取有關項目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開路先鋒”作用。在當前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較弱的情況下,政策性金融的這種“敲門磚”作用尤為重要。

(三)商業性金融機構服務層面。商業性金融機構應加強對涉外企業的金融服務,找準信貸政策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結合點,增加有效信貸投放,不斷推出適合企業需求的金融服務新產品,指導企業加強匯率風險防范,減少企業匯兌損失。一是明確支持重點,降低信貸門檻,靈活信貸條件,改進對中小外向型企業的金融服務。二是適度放寬授信放貸額度或權限,對一些產權關系明晰,市場前景看好的外向型企業,通過創新信貸品種支持其發展。三是積極推動避險工具的開發與應用,為企業提供更多、更好的匯率避險工具操作,減少涉外企業的匯兌損失。四是我國商業銀行可以嘗試運用“追隨客戶”的經營策略開展離岸業務。憑借在本土經營所形成的優勢,通過離岸業務為我國跨國經營的客戶提供國際化金融服務,彌補傳統融資渠道的不足,使其成為我國商業銀行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重要金融服務渠道。

參考文獻:

[1]廖一榕.關于構建“走出去”金融支持體系的幾點思考[J].新金融,2008(01).

[2]靳軒.政策性金融助力企業“走出去”[J].商務金融,2010(02).

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3

關鍵詞:中國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挑戰;對策

中間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意味著中國對外經濟的計放程度將會更大人而面臨的外部競爭也更激烈地意味著中國支持對外經濟貿易活動時必須遵守共同的國際慣例和規則。因此在新形勢下,研究各國進出口政策性金融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分析中國政策性金融面臨的挑戰和對策只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國外進出日政策性金融發展的新趨勢

國外進出口政策性金融,尤其是一些發達國家的進出問政策性金融在新形勢下呈現出全新的發展態勢,其表現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發達國家都把發展進出口政策性金融放到重要的戰略高度。

大部分發達國家的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機構基本上都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在這樣長的歷史時期內,它們經歷了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和發展中的各種挫折,可以說其適應性是相當強的。不僅如此,在這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他們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進出口政策性金融的真正作用,歷史上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曾一度解散過美國進出口銀行(Export-ImportBankOftheUnitedStates,Ex-ImBank),但是后來又堅定不移地發展進出口銀行,同時在70年代初期又成立了另一家進出口政策性金融機構——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PrivateInstmentCorperation,OPIC);近年來日本也出現過人們對進出口政策性金融作用懷疑的現象,但是大藏省經過實際考察和論證后發現,進出日政策性金融具有不時替代的作用,隨后在1999年對進出日政策性金融體制進行了重整,成立了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apa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Bank)。這表明進出口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不僅僅是存在與否的問題,而是如何大力發展的問題。發達國家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都對本國的進出口政策性金融體制進行了全面調整,使其逐步完善。

2.各國都在進行著進出日政策性金融創新活動,以提升這一政策工具的功能和作用。

發達國家的進出口政策性金融機構都在根搶環境的變化進行著各種各樣的金融創新,可以說政策性金融的創新力度絲毫不亞于商業性金融創新、從“混合貸款”(mixedCredit)fg“網上信用評級”(@rating),都是在商業性金融領域絕無僅有的,有趣的是這兩種重要的創新活動都是出自法國的進出口政策性金融機構,目前,法國對外貿易保階公司(CompagnieFrancaised‘AssurancePourLeCommerceEx一terieur,COFACE)也是世界范圍內僅有的一家上市公司,從這里足見法國人的遠見之明和創新精神。分賬戶經營制度——同家利益賬戶和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機構自身賬戶分開經營——是加拿大出日發展公司(ExportDevelopmentCor-poration,EDC)的創造,在當今國際社會已經被相當數量的國家所采用,這種經營制度已經使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機構煥發出勃勃生機。

3.進出口政策性金融呈現出強烈的開放性傾向。

各國進出日政策性金融部在法律允許和政策框架內逐步擴展業務空間,增強生存能力,加強國際交往,實施著一種開放性戰略。這種計放性傾向主要表現為:在國內加強與商業性融機構的聯系,對商業性金融具有強烈的誘導作用,在國際市場上,加強與國外同類機構的聯系,加強從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力度,從而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利用國際金融資源。這種強烈的開放性傾向的重要結果是把商業性金融資源巧妙地轉換為政策性金融資源。把國際金融資源巧妙地轉換為國內金融資源,從而對本國經濟和貿易政策的執行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

4.國外進出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有增強的趨勢。

與世界r:其他國家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支持出口的程度相比,日本最高為36.9%,法國為17.7%,加拿大為71%,德國為5.4%,英國為4.4%,美國列第六位,為3.7%。發達國家進出日政策性金融對本國對外經濟活動的支持個僅力度大而且呈現出上升趨勢。如1945年《美國進出口銀行法》頒布時,美國進出日銀行的信貸規模為35億美元、1951年10月擴大到45億美元,1963年美國進出日銀U''''的貸款規模達到90億美元,1968年貸款規模又被提高到135億美元,到1993年,美國進出日銀行的貸款規模被增至750億美元。從這里可以看出國外進出口政策性金融對本國對外經濟活動的支持力度有日益增強的趨勢。

二、中國進出口政策性金融發展面臨的主要約束

中國的進出口政策性金融機構是中國進出口銀行,其發展和擴大出口信貸業務(尤其是買方信貸)面臨著至少三個方面的約束條件:(1)資本金約束;(2)信貸資金約束;(3)風險承擔能力和管理能力的約束。這三個約束條件相互聯系、相互影響。

首先,進出口銀行的資本金規模決定了其資產司擴張程度的規模和彌補損失的能力,從資本金實力來看,1994年中間進出口銀行成立時注冊資本33.8億元人民幣,到1997年其所有者權益達到34.89億元人民幣,到2000年財政又增加其資本到50億元人民幣,但是這個數額仍然與中同的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總量是不相稱的。中國進出日銀行要擴大出日信貸業務,必然導致總資產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地就必然要求資本金實力與相應擴大的出日信貸資產的風險相適應。作為政策性銀行,中國進出日銀行的資本金山財政撥付,保本微利的經營原則決定了它不可能通過自如的積累來加快實現資本金擴充。

其次,即使進出口銀行的資本規模較大,但是如果沒有充足可靠和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進出口銀行也無法有效地拓展出口信貸業務,近年來雖然中國進出日銀行在金融市場上通過發行債券進行了多次融資,但是仍然存在諸多問題。一是融資對象狹窄,主要融資對象是國有商業銀行,而區在某些程度上有硬性攤派的味道;二是成本較高,因為通過商業銀行融資,其成本顯然已經高于商業銀行的融資成本,這與國外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機構在政府信譽的擔保下從國際金融市場低成本融資相比其成本是較高的,這在客觀上降低了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機構的盈利空間以及抵抗風險的能力。

再次,把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內是保證進出;對銀行保本微利、持續經營的基本前提,出口信貸風險較高的特點要求進出日銀行必須高度重視風險控制。但是,進出日銀行承擔和控制風險的能力不但與其風險管理的方法、手段有關,也與其資本實力、可運用資金的規模以及良好的財務結構有關。進出日銀行的收益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進出日銀行對本國資本性貨物出;河支持的力度,它表現為進出日銀行的社會收益;二是進出日銀行為實現保本微利經營而必須取得的財務收益。如果單純強調降低和控制風險而在擴大出日信貸業務規模方面縮手縮腳,以至不能分發揮促進本國資本性貨物出日的作用,進出日銀I的保本微利、持續經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為了保證社會收益的實現,在許多情況下,進出日銀行開展出口信貸業務就不能單純執著于短期的財務平衡以及滿足于低外會效益下的低風險。

以上對發展和擴大出口信貸業務約束條件的分析表明,中國進出口銀行發展和擴大出口信貸業務所面臨的并不僅僅是技術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進出口銀行可以獨自解決的問題,而是政府最高決策層在增加進出日銀行的資本金、擴大進出日銀行的資金來源和規模方面的決心問題。

三、中國進出日政策性金融的戰略選擇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進出口政策性金融的成長期相對較短,經營規模相對狹小,經驗相對不足;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為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提供了發展空間,同時也為進出日政策性金融的發展帶來了挑戰。中國的進出口政策性金融機構有如何應對國內企業日益增長的需求問題,有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處理好與國外同類機構關系問題。因此,必須從戰略的高度,從全局的角度重新審視進出日政策性金融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進出日政策性金融體制。具體講,主要應該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業務發展戰略

發達同家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業務重點是出口信貸保險(擔保)以及對外投資保險,另外,在出日信貸中有相當比例的信貸是買方信貸,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業務重點則主要集中在提供信貸支持上,當然有些國家也有保險(或擔保),但是前者占的比重一般都遠遠大于后者。

從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資金供給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緩解。一是由于我國經濟的發展,企業自有資金相對比較豐富;二是由于我國的居民儲蓄率較高,大量的消費性資金等待轉換為生產性資金;三是隨著我國對外開放進程的不斷加快,外資金融機構將逐步進入中國,為中國企業提供更多的外資支持。所以下一步,中國的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業務也應該逐步轉型,逐步增加出日信貸保險(或擔保)的比重,逐步增加買方信貸業務的比重,這些業務對于促進中國的出日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再強調的一點是,隨著我國經濟轉型的深入,非國有性質的企業將大量增加,大景的中小企業將在出日中占有示要的比重。由于非國有性質的企業和中小企業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所以中間的進出[]政策性金融機構也應該加大對這部分企業的支持力度。

因此,我國的進出口政策性金融必須迅速實現四個根本性的戰略轉變:(l)實現從以往主要通過各種形式的直接財政補貼的方式向WTO框架認計和各成員方普遍通行的異種形式的信貸形式,特別是政策性金融方式的間接支持方式的戰略轉變,擴大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業務規模;(2)全由調整我問信貸支持方式的總量與結構,特別是政策性金融支持方式的總量與結構,提高不同信貸形式的支持實力,特別是進出口銀行的資本實力和資金實力,同它承擔的支持促進我M出日的重任之間,由極不相稱到大體相匹配的戰略轉變;(3)實現出日信貸支持方式由主要通過出口賣方信貸(95%以上)到適應國際買方市場和國際通行方式主要通過出口買方信貸的戰略轉變;(4)實現中國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機構看重支持國有大中型企業,向全面支持各種所有制類型以及各種規模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方向轉變。

(二)正確處理好與國外同類機構的關系

借鑒各國進出日政策性金融的經驗,我國的進出口政策性金觸在這一問上主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逐步適應進出口政策性金融領域內的國際慣例和規則。目前,進出口政策性金融的國際合作與協調已經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在國際領域內,對進出日政策性金融進行協調的機構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伯爾尼聯盟(the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CreditandInvestmentInsurers,BerneUnion),另一個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兩個機構在加強各國的進出口政策性金融的國際合作和協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為許多規則已經逐步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成為普遍遵守的國際慣例。這些慣例雖然還不具有國際法的硬約束力,但是在實踐中,有很多國家已經自覺遵守,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慣例已經具有了國際法的某些特征,客觀上也起到了對各國進出日政策性金融行為的規范與約束作用。有些方面,中國已經承諾自覺遵守其規則,有些規則可能與本國的法律、經濟條件等有一定距離,暫時還無法做到,但是也應該看到,中國經濟的日益強大,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進出口政策性金融機構的逐步強大和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展,必然會對其他國家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比如在競爭力方面的影響、業務的遞延效應方面的影響等等,所有這些都將涉及到國際關系協調問題,都涉及到規則問題。二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經濟交往的范圍將逐步擴大,經濟交往的深度也不斷推進,這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將顯得越來越重要,進出日政策性金融的業務合作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的進出口政策性金融機構在這方面已經走在了前面,比較典型的是,發達國家的進出日政策性金融機構都把活動邊界擴展到國外,呈現出全球化的趨勢。

必須認識到,中國的進出日政策性金融的國際合作進程才剛剛起步,與發達國家之間還存在一定距離,我們應該采取各種措施盡快縮短這種差距,同時,應逐步完善自身的運行機制,以適應進出日政策性金融國際化的要求。

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4

【關鍵詞】金融市場 貿易發展 促進作用 對策建議

一、引言

金融市場改革涉及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對我國外貿發展的影響不斷增強,近些年來我國貿易發展取得了較大的成就,而我國金融市場改革使得整個對外貿易的發展與全球接軌的程度不斷加深。金融市場改革對貿易發展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促進作用,深化了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與合作、擴大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空間、減少了我國外貿發展的壁壘。而在金融市場改革背景下,我國貿易發展還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因此必須要在此背景下實施有效的措施,全面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康長期發展。

二、金融市場改革對貿易發展的主要促進作用

(一)深化了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與合作

隨著經濟一體化尤其是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我國的金融市場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所取得的成就不斷加深,使得各國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不斷加深,各國經濟金融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促使其必須要通過全方位的貿易合作來提升各國之間的合作能力,以迎接新的挑戰,實現各自的發展。金融市場的改革在很多程度上為我國貿易發展提供了新的平臺,使得各國能夠通過完善金融措施和貿易發展策略,不斷尋求更為緊密的合作,進而不斷提升相互之間貿易往來的程度,使其貿易合作伙伴關系變得更為密切,因此我當前我國貿易的發展奠定了強大的經濟金融基礎,進而能夠有效促進我國貿易實現全面健康發展。

(二)擴大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空間

對外貿易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近些年來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等方面的影響,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面臨的困難不斷增多,外貿發展所帶來的經濟利潤不斷縮水。而在金融市場改革的推動下,使得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突破了傳統的模式,隨著金融市場改革的不斷推進,全球貿易發展迎來了新的契機,各國之間不斷通過有效的合作,不斷完善貿易發展機制,使得各國之間能夠在全球市場需求的推動下有序的實施貿易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開拓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使得我國整個對外貿易發展的動力不斷強化,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作用將進一步增強。

(三)減少了我國外貿發展的壁壘

長期以來,隨著全球貿易發展存在的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各國所設定的貿易壁壘不斷增多,對整個貿易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阻礙作用。隨著金融市場改革步伐的不斷加快,全球經濟逐漸進入平穩期,使得各國開始重新思考貿易發展問題。因此整個國際貿易的發展開始逐漸復蘇,各國之間開始紛紛從金融改革的視角出發,不斷強化多邊貿易合作,逐漸消除或者減少貿易壁壘,在此基礎上增強各國貿易間的緊密度,實現各國貿易的均衡發展。因此,可以認為金融市場改革減少了我國外貿發展的壁壘,以此促進我國整個貿易實現更為健康有序的發展。

三、金融市場改革背景下我國貿易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繼續加強多邊合作與協商

金融市場改革使得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變得更為明顯,各國之間的金融聯系更加密切,而金融危機等因素的復雜性不斷提升,因此在促進貿易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不確定的因素。所以,必須要繼續加強與各國之間的多邊貿易合作與協商來保證我國貿易的發展。可以通過政府及民間組織等形式,以文化宣傳等手段來實現對貿易發展的促進作用,使其能夠在現有的基礎上與金融市場改革保持同步,不斷加快貿易發展的步伐,提升我國整體貿易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充分發揮金融市場改革對貿易發展的全面促進和引導作用。

(二)優化產業鏈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

長期以來,我國外貿產品的附加價值較低,整個制造業處于世界制造業的低端環節,使得我國外貿的整體競爭力受到了較大的影響,其在金融改革背景下面臨的發展壓力不斷加大。因此,必須要全面優化我國現有的貿易發展產業鏈條,使得各產業能夠通過技術創新、提升品牌影響力等措施,提升其產品的附加價值,進而提升我國貿易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水平,使其能夠在現有的基礎上充分迎合全球金融市場改革與發展的需要,全面實現我國貿易的長期高效發展。同時,要逐步拓展產業鏈條,實施走出去計劃,降低貿易發展的成本,提升利潤空間,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賴于我國金融市場改革的成效。

(三)強化貿易發展政策的支持與引導

不管是金融市場改革還是貿易發展,都離不開相關政策的支持和引導,在金融市場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國貿易要想取得突破性的發展,必須要有完善的貿易發展政策作為保障。一方面,要充分吸納金融市場改革相關理念,對原有的貿易發展政策進行修正和完善,根據全球貿易合作伙伴的需求,以強化政府部門的磋商等形式,輔助貿易的發展,為其開拓新的空間,降低貿易發展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全面實施貿易發展政策的創新,通過對全球貿易市場的有效分析,制定貿易風險預警機制,對各行業企業的貿易發展進行充分有效的引導和支持,使其能夠在規避金融市場改革風險的基礎上,全面利用其推動力量,引導各項貿易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

(四)實施強大的人才發展戰略

金融改革背景下,我國貿易的發展離不開專業的人才保障。一方面,要對貿易企業內部的從業人員進行全方位的培訓,使其充分掌握金融市場改革的相關知識與方法,在此基礎上提升其各項貿易技能,充分發揮我國貿易發展的人才推動作用,為金融市場改革背景下的貿易發展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另一方面,要通過制定完善的人才發展戰略,從高校、企業、科研院所中引進一批專業化的貿易發展人才,形成產學研用一體化的人才引進和利用機制,使得外部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能夠順利進入到貿易發展領域。

四、總結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改革的不斷推進,使得我國貿易發展能夠更加有效的融入全球市場中,對我國貿易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而在金融市場改革背景下,我國貿易發展必須要從繼續加強多邊合作與協商、優化產業鏈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強化貿易發展政策的支持和引導、實施強大的人才發展戰略等方面優化貿易發展策略。以實現我國貿易在金融市場改革背景下的健康長期發展。

參考文獻

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5

【關鍵詞】金融發展 出口貿易 國際貿易

一、引言

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被譽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兩大主題,在世界經濟日益呈現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下,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間的相互滲透和影響越來越深入,但如此重要的兩大主題間的關系卻一直缺乏重視和相關研究,目前的研究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方面,側重于研究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如何促進經濟增長上,而忽略了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影響及作用機理方面的關系,相關研究比較缺乏。當前我國正處于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的關鍵時期,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為我國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提供依據,更好地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從“大”向“強”的轉變,對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金融發展對外貿易增長的直接支持作用分析

(一)金融發展對外貿易增長的直接支持作用

金融發展對對外貿易的直接支持作用還表現在風險分散功能對對外貿易所面臨風險的規避上,風險分散功能的發展能夠分散對外貿易中可能出現的國家性風險、匯率風險、欺詐性風險、運輸風險、價格風險、利率風險等風險,在對外貿易飛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金融發展在防范和規避這些貿易風險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國財產保險中的信用保險、貨物運輸保險可以有效地規避對外貿易中運輸風險,對我國對外貿易發展起到了極大的積極作用。我國財產保險和對外貿易規模基本上保持著同樣的發展態勢,在2001年我國加入WTO后,我國金融發展和外貿易規模都有了一次大幅提升,2011-2014年的三年間我國財產保險承保額和出口規模增速遠都高于其他時期的平均增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于對外貿易規模的發展速度相比,財產保險增速要相對緩慢。

(二)金融發展對外貿易增長的直接支持作用中存在的問題

現階段,我國金融發展雖然對對外貿易發揮了相當大的直接支持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其中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出口信用保險率較低。伯爾尼協會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世界一些貿易大國的出口信用保險投保比例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如法國為60%,日本為50%,從全球范圍內來看,全球貿易額的12%-15%是在出口信用保險的支持下完成的。而按照中國信保的統計資料,在我國出口總額中,只有約2.24%投保了出口信用保險,而且我國投保出口信用保險的企業不到出口企業的10%,有的企業甚至不知道出口信用保險的存在。較低的出口信用保險率使我國出口企業在進行對外貿易時承擔了極大的風險,不利于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

第二,金融衍生工具對對外貿易風險的規避功能尚未完全發揮。在當今世界金融衍生金融工具已成為各國普遍采用的一項行之有效的擴大出口、防止金融風險的政策措施。利用衍生金融工具,有助于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幫助企業減少對外投資過程中的風險,提高收益。但目前我國在金融衍生工具方面仍然較為落后,由于利率、匯率未能完全市場化、金融機構治理水平和專業水平不高、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問題,我國目前的很多的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仍然空缺,出口企業使用遠期、期權、互換等金融衍生工具的比率遠遠低于國際水平,導致金融發展對對外貿易中匯率、利率、價格等風險的分散作用沒有完全發揮。

三、我國金融發展對外貿易比較優勢的作用分析

(一)金融發展對我國資本稟賦的影響

本文認為金融發展對一國資本稟賦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動員儲蓄和資本配置功能體現的,通過影響儲蓄率、儲蓄投資轉化率和資本的邊際社會生產率來影響資本稟賦。在我國,金融發展對資本稟賦的影響存在儲蓄率高、而投資轉化率和社會資本邊際生產率較低的特點。

從1999至2014年間,我國儲蓄率基本上一直高于投資率,投資缺口連續多年為負。根據開放經濟條件下國民經濟核算的恒等式,凈出口等于國民儲蓄于投資的差額,國內儲蓄持續過剩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就表現為商品和服務貿易順差,即存在凈出口。凈出口增加意味著我國對外凈債權,這其中很大比重是對發達國家的債權,也就表示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輸出資金,由于投資不足,資金缺口持續為負值,資本被大量輸往海外,沒有用來提高我國的資本形成總額,因此低儲蓄投資率的存在制約了我國資本稟賦的提高。較低的投資效率是影響我國金融發展提升資本稟賦優勢的另一制約因素。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時我國投資效率不僅低于日本等發達國家,也遠遠低于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投資效率的低下造成資本浪費,嚴重影響了我國資本稟賦優勢的形成。

(二)金融發展對我國技術稟賦的影響

金融發展是影響技術創新的重要因素,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融資渠道越靈活高效,更能引導資金進入到更具潛力的部門;對技術進步的金融支持越強,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效果以及進行技術創新的動力越強,進而形成顯著的技術稟賦優勢,使得出口國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比重上的優勢增加,貿易結構得以優化。這種優化體現在出口產品中制成品比重和高附加值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占總出口的比重上。

從歷年中國對外貿易統計年鑒數據表明,在1992年我國出口商品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占據主導地位,比重達到59%,這一階段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勞動力資源充足而又相對廉價,使得我國在勞動力要素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勞動密集型產品特別是紡織品、服裝、鞋類和玩具等輕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形成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出口導向的出口結構,在這一時期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平均僅20%。在此后的十多年的時間內,隨著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和知識密集型產品的產業化趨勢加速發展,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出口商品中比較優勢上升的行業主要是電子通訊類、機械設備類和運輸設備類產品,比較優勢明顯下降的是食品和活動物、服裝、飲料等產品。通過上表可以看出比較優勢上升的主要是對外部融資依賴度比較大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金融發展通過融資渠道引導資金進入到這些更需要資金支持的行業,滿足該行業的融資需求,促進行業的技術升級換代,進而提升行業的技術比較優勢。

參考文獻

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6

一、西部大開發中的金融政策研究綜述

目前人們對西部大開放金融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的作用程度認識;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的傾斜問題;西部金融組織體系的構建;直接融資政策以及外資政策等方面。

(一)金融在西部大開發中發揮的作用程度認識

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離不開金融業的大力推動。問題是金融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人們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1、金融支持處于主導性地位

馬潤平等人認為,“西部大開發是一項長期、復雜、巨大的系統工程,須有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的支持系統。在該體系中,金融支持處于主導性地位。”他們的理由是完善的金融支持體系可以拓寬西部開發資金供給的渠道,可以優化資金投向和經濟結構調整等等。

2、金融支持不起主導作用

戴小平認為,金融支持西部大開發的主導作用這種提法是過分夸大金融作用,也忽視了金融的特性。在他看來,金融業在西部大開發中確實能起巨大的推動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原因是在西部大開發前期,由于投融資項目的長期性、非盈利性,商業性金融和外資大舉投資內在動力不足,應以財政投資和政策性金融為主導;而在中后期西部投資環境改善后,商業性金融和外資才會發揮其資金融通的主導作用。除外,支持這種觀點的還有中國人民銀行蘭州市中心支行有關課題組的一份研究報告。他們認為在肯定金融業支持西部開發作用的同時不能夸大了金融業的作用,原因是金融作用的發揮要與金融領域內外環境緊密相關,不對西部金融環境進行改革,金融將難以真正發揮對西部開發的支持作用。

(二)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的傾斜問題

在分析西部地區經濟金融落后的根本原因時,人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央貨幣政策的統一性和西部地區差異性的矛盾所造成的。為了發展西部,不少人認為必須根據西部地區實際,實施特殊的金融政策,為此提出了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的傾斜戰略。如馬潤平等人認為:要推行有差別的貨幣政策,途徑有:①實行有差別的存款準備金政策;②擴大再貼現和再貸款業務等。馬洪波認為實行向西部傾斜的信貸政策其措施有;①降低西部存款準備金率;②東西部差別貸款利率;③提高西部地區商業銀行分支行的貸存款比例等。和秀星等人認為,有效的傾斜性金融政策是一種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所不能替代的無形資源,它是金融杠桿撬動西部大開發的“支點”。他們提出的措施有:①按大區實行差別準備金政策;②適當提高西部利率浮動水平;③適當提高西部金融機構存貸款比例等;④提高呆帳準備金比例等。

在這股要求實施傾斜的貨幣信貸政策的強大呼聲中,有人對此持不同意見。戴小平的觀點認為:貨幣政策的傾斜受到很大限制,在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有著不同的貨幣政策,那將給中央銀行監管帶來很大困難。在他看來,貨幣政策因為主要是調控總需求,即使傾斜后對于結構調節的作用也不大。作者認為他所理解的貨幣政策的傾斜,應是體現在實施具體的優惠利率和約束性管制的節制等兩個方面。

(三)西部大開發中的金融組織體系的構建

西部地區的金融機構到底是多還是少?人們看法不盡相同。張錆認為,“金融組織體系殘缺不全,尤其是區域性商業銀行缺位,是限制西部地區外部融資環境的一個主要因素。”她的根據是西部金融機構的網點密度與資產總量遠落后于東部,提出的對策是適當降低金融機構的設立標準等。人行蘭州市中心支行有關課題組的一份研究報告也談到要對“機構準入政策進行創新,降低西部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條件。”可見,不少人的觀點是認為西部地區的金融機構數量少了,為此提出通過降低西部地區金融機構設立的標準等措施來大力發展西部地區的金融組織體系。

而戴小平則認為,在構建金融組織體系之前,應明白西部需要怎樣的金融機構。西部的金融組織體系目前是基本建立了,這時候過多增設網點,無異于自相殘殺,引起惡性競爭,當務之急是增強西部現有金融機構的服務職能。他還認為沒有必要專門設立西部開發銀行,原因是三大全國性的政策性銀行可以履行這一職責。

(四)直接融資政策

發展西部金融,通過金融機構融資,需要有一個比較完善的金融市場。目前西部普遍存在著金融市場不完善的問題,表現在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的滯后。但許多人提出的直接融資政策中關注更多的是西部資本市場怎么發展。和秀星等人認為“應放寬直接融資的政策限制,促進西部資本市場的發展。”人行重慶營業部一個課題組關于西部大開發中金融政策的建議之一是發展和完善資本市場。張方等人對于直接融資政策的建議有兩個方面:一是資本市場的培育完善;二是設立西部開發基金。他們提出的措施有對西部企業上市給予傾斜和優先;在西部建立第二層次的證交所;在西部發行區域性債券等。

戴小平卻是從一個比較廣闊的視角來談直接融資政策。他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兩個內容:一是在發展資本市場的同時不應忽視貨幣市場的發展。理由是資本市場主要是解決長期資本的融通問題,貨幣市場主要是解決短期資金的融通。兩種市場對西部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二是在發展資本市場時,應找準切入點,股票上市只是手段,而不能成為目的,更不能為上市而刻意破壞規則;在重視股票市場的同時注意發展債券和投資基金的市場。此外,吳躍云等人在論及貨幣政策融入西部大開發的難點時,談到的一點是西部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善。他們主要是從西部貨幣市場的不完善來說明。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西部地區發展貨幣市場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五)對外資(FDI)的政策

西部大開發必須采取各種政策,以多元化方式提供多種渠道吸引外資參與開發建設,其中靈活的金融政策對吸引外資金融機構在西部設點等具有重要意義。在外資政策的建議方面,人行重慶營業部課題組認為:實行外資銀行國民待遇,吸引外資金融機構來西部設立分支機構。馬洪波認為:要加大西部利用外資力度,必須從基于規制的政策來吸引外資,那些對外資金融機構帶有歧視性的政策法規和不合理的行為必須及時清除。張錆對外資政策提出如下看法:在間接利用外資方面,可考慮在西部地區率先放寬外資銀行的經營范圍(首先是人民幣經營種類的放開);逐步推行所謂“同步設點”政策,即要求已在我國設立分支機構的外國金融機構,今后如要在東部增設分支機構時,必須相應的在西部設立分支機構等。

簡言之,人們關于外資政策的看法可以歸納為兩點:其一是為了吸引境外金融機構在西部設點,必須實行國民待遇原則,以創造一個良好的金融外部環境;其二是可以通過西部金融體系的對外開放政策來吸引外資。

二、制定西部大開發中的金融政策應注意處理好的幾個關系

從有關西部大開發中金融政策研究的綜述可以看出,當前關于這個領域的研究進程。總結分析各方的觀點,筆者得到的啟示是,在制定西部大開發中的金融政策時應注意處理好如下幾對關系,這些關系理順了,才能更好地設計,出現實可行的金融政策。

(一)增長與穩定關系

金融業遵循的最高原則之一是穩健經營,因此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在穩定幣值基礎上促進經濟增長。在促進西部大開發的金融政策設計過程中,應注意處理好鼓勵金融投;資西部大開發與維護金融業穩健經營原則之間的關系。當前有的金融政策主張很有創新力度,但如果執行起來,其結果可能僅僅是在鼓勵金融機構的冒險精神,與中央銀行維護金融的穩健經營基本職責相違背。如適當降低西部企業貸款條件、降低西部設立金融機構的條件等。金融業一旦置于穩健經營原則于不顧,大肆投資放貸,金融泡沫也就為期不遠,到時不僅造成巨大金融風險,還影響了西部大開發的進程。所以制定金融政策時,必須正確處理好西部發展與金融穩定的關系。

(二)政策創新與維護關系

西部情況的差異性和西部大開發的緊迫性需要金融政策的創新思維,這是非常正確的。但我們在強調金融政策創新的同時,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①金融創新本質上屬于一種市場行為,而不僅僅是由政府政策就可以推動的結果。金融創新是在經濟、技術、市場需求等外部環境都比較發達的情況下產生的,我們在對金融政策進行創新時,應遵循金融創新的這種特性。政府行為不是萬能的,政府失敗論是客觀事實。所以在研究金融政策時,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十分必要的:政府的金融政策不應過多地于預金融活動主體的自主經營活動,而主要以市場取向為主。有人提出的“同步設點”等措施實質上是強調·以政策的硬性規定(行政干預)來“迫使”外資金融機構來西部設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該政策可行性值得懷疑。②在對金融政策進行創新時,應該是在總結、吸收已有的政策取得的成果基礎上的創新,不應前后矛盾。如有人主張的降低西部地區金融機構的法定準備金率措施,“如果硬要實行,則會否定商業銀行一級法人體制改革成果,回到原有的以各地分行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③相關金融政策的創新應自覺維護公平競爭的秩序。如傾斜性的金融政策旨在消除東西部存在的政策不公平現象,具有合理性,但應注意的是,在消除舊有的不公平的同時不應該又造成一種新的不公平產生。這是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的需要,也是公共政策的屬性之一,因為實現公平是公共政策要尋求的目標之一。有的金融政策主張在消除已有的不公平同時無意中造成新的不公平,并不符合公平競爭的原則,這是在進行金融政策創新時應加以避免的,如,降低西部法定準備金率等。

(三)國家金融政策的統一性與地區性差異的關系

當前西部地區的金融落后是由國家金融政策的統一性和西部地區差異性的矛盾所造成的。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金融政策屬于“一刀切”做法,這種做法忽視西部經濟金融落后的實際以及對統一性政策給西部經濟金融帶來的負面影響估計不足。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許多入主張實行傾斜性的區域金融政策。該政策強調了地區的差異性和特殊性,其一系列政策主張的本質是通過政策手段在抑制本地區資源和要素的不斷流動的同時吸引外來資金的投資。筆者認為,區域性金融政策的提出同樣沒有很好地處理國家金融政策的統一性與地區性差異關系。因為該政策的實質是借助于人為力量將地區市場與全國統一的市場割裂開來,在當前經濟金融全球化、一體化潮流面前顯得不是很合適宜。況且,這種區域性金融政策的存在也會給中央銀行的監管帶來困難。“原則上,為了區域發展目標,貨幣政策可以區域化,但由于貨幣系統的高度一體化,這樣做實際上是很困難的。因此,貨幣政策是較少用于區域目的的。”所以,該政策的現實性讓人懷疑。人們在研究金融政策時需要從系統論觀點出發,同時考慮金融政策的一般要求(統一性)與地區現實存在問題,協調好金融政策的統一性與地區性差異之間的關系,以便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

(四)放松管制與加強監管的關系

針對當前西部地區經濟金融滯后的狀況,許多人提出的金融政策之一就是放松對西部金融機構相關標準的要求,希望以此幫助西部地區金融業盡快發展起來。如,降低西部地區的法定準備金率、適當降低再貸款條件、降低設立金融機構的條件等措施。人們可能對傾斜性的西部金融政策實施效果寄予了過高的希望。實際上,西部地區經濟金融的問題,不僅僅是資金短缺的問題,金融外部環境的不完善則是更深層次的方面。西部地區還屬欠發達地區,本地區在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造成地區經濟效益普遍較低,投資環境不佳,可投資的有前景的項目不多,銀行貸款回收、資產治理和風險問題因而也變得突出。這種狀況下如果再降低有關標準,而不同時強調進行有效的金融監管,那么可能的結果是一些并不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一哄而上,為了生存勢必惡性競爭,導致的后果將是嚴重的。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就認為:“在西部開發中,應始終強調投資質量和防范金融風險。”所以,金融當局不可能對西部金融機構一放了事,與此同時強化金融監管也是十分必要的。從政策科學的角度講,一項政策的周期包含制定—執行—評估—監控—終結等環節,其中監控環節對于及時矯正政策偏差、保證政策的有效執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金融監管措施是一項金融政策的重要環節,在強調對西部地區的金融機構適當放松管制的同時,強化金融當局對其相關金融政策進行監控是其職責所在。總之,放松管制必須與強化監管緊密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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