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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1
中國1978年以后，經濟實現了“飛躍式”發展，堪稱“中國奇跡”。同時，中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基本完成了多數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轉變過程，可稱為“人口奇跡”（車士義，2011）。人口轉變和經濟發展是否相關吸引了國內外諸多學者（Bloom，蔡昉等）進行研究，兩者關系關乎中國如何制定未來人口政策以及如何繼續保持經濟持久增長。因此研究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把握人口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原理，對于中國維持經濟發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設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1.人口紅利概念
首先界定人口紅利概念。“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時期，人口增長率下降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人口中的少兒比重大幅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顯著上升）所帶來的利益。1998年，聯合國人口基金委員會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紅利”一詞，使人口紅利這一概念逐漸為學界認同和使用。一般來講，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換過程中，少兒和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下降，勞動力人口占比擴大，引來勞動力供給增多，從而有利于經濟發展。
在此基礎上，Mason 和 Lee（2004）將人口紅利又細分為兩種：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第一人口紅利指由于出生率下降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和勞動供給增加，從而人口總體負擔相對較輕所推動的經濟增長，又稱“成分效應”；第二人口紅利指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期變化，“理性人”會重新安排生命周期內的消費和儲蓄，在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上升的人口轉變階段，這種理的結果表現為高水平國民儲蓄率和資本供給，因而推動經濟增長，又稱 “行為效應”。
2.中國的人口紅利
中國的人口轉變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否產生了積極效果，眾多學者通過研究得出了一些結論。蔡昉和王德文（1999、2004）認為人口紅利對1982--2000年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在1/4強。王豐等（2006）認為1982--2000年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15%。王金營和楊磊（2010）認為我國勞動負擔比與經濟增長呈現明顯負相關，勞動負擔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將提高1.06個百分點，在過去的30年里勞動負擔降低累計帶來的經濟增長占總增長的27.23%。這些學者證實了中國的人口轉變在一定時期內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促進作用。對于這一時期的具體范圍，根據文中人口紅利的定義，結合中國年齡結構（見圖1），該數據來自世界銀行（2010），本文認為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進入“人口機會窗口”期，即人口負擔系數小于或等于50%。若中國能充分發揮人口轉型優勢，這一時期將在2015年到2020年之間結束。這一結論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結論相似。
3.中國人口紅利最大化的措施
中國正享受人口紅利，但仍需要注意人口紅利若沒有得到有效的結構設計和制度保障（車士義等，2011），就可能出現拉丁美洲悲劇。Canning（2007）認為高通貨膨脹、政治不穩定、對抗性的勞動關系、進口導向的貿易政策等等這些不合理的因素使拉丁美洲國家喪失了開發寶貴“人口視窗”的機會。為了能夠最大化中國的人口紅利，需要：
第一，大力促進就業，保證勞動力充分參與到經濟發展中。中國獲得人口紅利需要勞動力充分參與。但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上存在就業壓力。車士義（2009）建議實施促進就業措施，包括提供崗位信息、培訓服務、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等。
第二，擴大人力資本投資，包括教育、醫療等投入。Mason 和 Lee（2004）指出中國為了實現人口紅利最大化，必須為第二人口紅利的實現做好準備，這就需要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通過教育完善人力資本，通過醫療保障人力資本。
第三，改革中國戶籍制度，加快人口的自由流動。中國是典型的二元經濟體，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嚴重阻礙了人口紅利的最大化，特別是中國的戶籍制度。這些制度限制了中國城市與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進而無法形成勞動力競爭優勢。都陽（2007）也認為中國的戶籍制度安排不合理。這些事實的存在需要中國政府根據現實情況，與時俱進，積極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為人口紅利最大化設計出良好制度。
第四，堅定不移地推動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經濟良好發展。二元經濟體系和廉價的勞動力誘導出中國產生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對經濟長期發展無益。李魁（2010）認為實現人口紅利優勢與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需要協調，發展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產業結構。只有將先進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產業結構建立起來，中國的人口紅利才能實現最大化。
參考文獻：
[1]車士義，陳衛，郭琳.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人口紅利[J].人口與經濟.2011，（3）.
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2
“答案是數據紅利。運營商擁有著最為全面的用戶信息，包括個人信息、位置信息等，如果能夠將這些數據進行精準分析，將產生更多的價值。大數據已經成為電信業的下一代生產力。”華為運營商BG ICT首席技術官王紀奎教授在接受《通信產業報》（網）采訪時表示。
不過，現階段，絕大部分的運營商仍處于流量紅利階段。而且，運營商尚處在從人口紅利向流量紅利轉型的陣痛中。
盡管運營商倡導了多年的流量經營，但從實際收入來看，流量紅利并沒有規模凸顯。以中國移動2014年財報為例，語音收入仍接近50%。無論是從中國移動收入構成、用戶規模以及ARPU值來看，中國移動都還停留在2G時代。
“從人口紅利邁向流量紅利，再到數據紅利，運營商必須進行數字化轉型。”王紀奎教授表示。
如今，全球范圍內的主流運營商已經踏上數字化轉型征程。例如，為了破解收入增長乏力難題，中移動提出“三條曲線”發展模式。其中，第一條曲線是以語音和短彩信為代表的傳統移動通信業務，第二條曲線就是流量業務，第三條曲線是以內容應用發展數字化服務轉型。
中移動表示，要重點培育第三條增長曲線。“價值鏈中利潤最豐厚的部分開始轉向數字化服務，拓展數字化服務關乎中移動的未來。”中國移動原董事長奚國華表示。
而華為也和全球大T就數字化轉型展開了深入地探討和交流。“最近，我們和Telifonica、沃達豐、Orange、中國移動等全球主流運營商一起，探討面向2020年的萬物互聯世界，運營商如何實施轉型，才能順應時展節奏。”王紀奎告訴記者。
顯然，運營商數字化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這將是一個充滿考驗和挑戰的漫長歷程。”王紀奎教授表示。
四個紅利
華為認為，從最初到現在再到未來，電信業將經歷“四個紅利”機會，分別為人口紅利、流量紅利、數據紅利和信息紅利。
上世紀90年代，蜂窩網絡興起，電信業迎來了第一個爆發式增長的階段。網絡從無到有，人們為滿足最基本通信需求而接入網絡，每個人貢獻的ARPU值幾乎相當，運營商的收入隨著用戶數增長而增長。“這就是電信業的第一個紅利，人口紅利。”王紀奎表示。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興起，特別是智能手機的普及，移動互聯網流量爆發式增長，電信業迎來了第二個紅利――流量紅利。
這個階段，運營商的語音和短信業務收入逐步下滑，網絡上傳輸的內容由聲音文字轉向圖片視頻，從廣播走向點播和定制，爆發式增長的流量為運營商帶來了新的收入。
第三個紅利是數據紅利。我們已經迎來云計算和大數據的技術浪潮，基于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發展而帶動物理世界各領域豐富業務從線下向線上轉移，企業內部IT應用也將遷移到云上實現集中供應，更廣闊的企業市場將被打開。
“大數據有望開啟運營商收入的下一個黃金十年。不過，對于運營商而言，如何讓所掌握的數據價值變現為收入將是關鍵。”王紀奎教授說。
最后一個階段被稱為信息紅利階段，華為預測到2025年全球將有1000億連接，結合物聯網新技術，各種新的可能將被發現，層出不窮的創新帶來無限可能，信息紅利將基于此產生。運營商將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不斷挖掘自己提供數字化服務的能力，獲得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ROADS體驗驅動數字化轉型
從語音時代進入數字時代，運營商從過去傳統的“以網絡為中心”的經營思路向“以用戶為中心”的經營思路轉變。
“以網絡為中心”的時代，運營商有多種指標評價網絡的好壞，比如接通率、掉話率、接續時間等，而到了“以用戶為中心”的時代，運營商突然發現，原有的評價體系已經無法準確反映用戶體驗的好壞，特別是處在一個“長尾時代”，用戶需求日益個性化，更是很難找到一個普遍的評價體系。這也成為制約運營商數字化轉型的一大掣肘。
“從語音到數據，業務形態已經從單一變得多元，數字時代的業務豐富多彩五花八門，從最終用戶的需求來看，在繁雜多變的環境中核心的制勝點就是用戶體驗。”王紀奎教授向記者表示。
為此，華為根據多年的ICT觀察經驗，將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用戶體驗總結為ROADS，即實時（Real-time）、按需（On-demand）、全在線（All-online）、服務自助（DIY）和社交化（Social）。ROADS已經成為所有行業新的用戶體驗標準。
有了評價標準，運營商也有了努力的方向。王紀奎教授表示，未來是用戶定義網絡，通過業務需求快速定義網絡能力的供給，所以運營商的反應一定要“快”！運營商要從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網絡―運營―體驗”的思維模式，轉向以用戶體驗為中心的“體驗―運營―網絡”。
具體到轉型步驟，華為將其分為三個層面――聚焦I層、使能P層、聚合S層。這事實上也符合中國電信的“新三者”定位，即智能管道的主導者、綜合平臺的提供者以及內容和應用的參與者。
聚焦I層，運營商要構建云化和軟件定義的基礎設施平臺，一方面，推動未來ICT基礎設施走向云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SDN/NFV，實現網絡的按需調配資源，極大地提升用戶體驗，同時，降低運營商的運營成本和維護成本。
使能P層，則為運營商IT系統平臺的重構。長期以來，運營商的各個IT系統獨立建設，煙囪式的系統架構無法實時響應的用戶需求，同時由于系列割裂數據無法共享，無法適應大數據時代的生存法則。
“因此，數字化時代，運營商的IT系統迫切從支撐系統向生產系統轉變，使其具備‘使能’的特征。”王紀奎教授表示。
聚合S層，運營商要打造一個開放聚合的數字化平臺。正所謂萬眾創新，第三方開發者聚集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因此，面對洶涌而至的OTT浪潮，運營商需要做的是提供一個開放式的平臺，聚合社會各行的創新力量，為用戶提供更為豐富的、個性化的內容和應用，創造出更多面向最終用戶的長尾市場，拓寬收入來源。
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3
2011年，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為74.4%，比2010年微降0.1個百分點，這是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由此引發了人們對人口紅利即將消失的擔憂。所謂人口紅利拐點，目前沒有明確的定義。一般意義上理解，是指一個社會人口結構中，當勞動人口增長率持續低于非勞動人口（特別是退休人口）增長率時，人口紅利的拐點便可以確認了。那么，這個拐點的到來是否真的要讓中國經濟增長步入下降通道呢？
勞動人口比重的下降將非常平緩
“人口紅利期”的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年齡結構的這一變化將帶來勞動力增加、儲蓄和投資增長，以及人力投資增加。但不少人口研究者認為，2015年前后中國人口紅利將盡，這似乎有點危言聳聽。因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在到達峰值后，將會經歷一個非常緩慢、溫和的下降過程，即拐點將是一個圓弧頂。即便到了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較2015年的峰值僅下降0.75%左右，而且比2010年仍會增加近1900萬人（圖1）。
不過，2005年以來不斷出現的民工荒，以及目前中國沿海地區存在的用工短缺現象，似乎與人口紅利將盡的擔憂非常吻合。若仔細分析用工短缺的原因，實際上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有很大關系。從人口普查及抽樣調查數據看，2000-2010年中國25-34歲的人口凈減少近4680萬，即平均每年減少460多萬（圖2）。在大部分中國人的觀念中，這一年齡段應該是職業生涯的黃金年齡，也符合多數招工對年齡的要求。根據人保部披露的2011年勞動力供求狀況數據，16-24歲、25-34歲、35-44歲、45歲以上各年齡組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為1、1.18、1.06和0.77，可見25-34歲年齡段的勞動力最供不應求，而超過45歲的勞動力，則嚴重供過于求。
在中國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已經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大部分用工單位卻依然承襲過去的招工標準來招聘勞動力，自然加劇了25-34歲年齡段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現象。如果能夠參照西方國家人力資源理念，放寬用工的適齡范圍，民工荒或許就不會頻頻出現。
導致勞動力供不應求假象的另一個原因，是低端勞動力存在短缺，而中高端勞動力總體供過于求。根據人保部的數據，2001-2011年間，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之間，出現崗位多而就職人員不足的現象；大專以上學歷者在用工上的供求關系，則從10年前的供不應求到如今的供過于求，2011年供需比為1:0.9，明顯是供大于求。
此外，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速度的減慢，也促使短期勞動力供給緊張。但農村勞動力的潛在供給能力還是很強，根據人保部的數據，2011年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為2.659億，這顯然還是太多了（美國只有200萬左右）。故未來10年，其中至少有1億人可以轉移到城鎮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工作。此外，農村常住人口目前為6.566億，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農村就業人口為4.05億，則農村尚有2.52億人口無就業，占農村常住人口的38%，這一比重顯然也偏高，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口可以轉為勞動就業人口。
再看整個中國，盡管2011年15-64歲的勞動力人口規模達10.02億，但總就業人口也只有7.64億（國家統計局2011年數據），除去目前在讀的接受高中、中專和高等教育的0.759億人口，尚有1.62億勞動年齡人口沒有就業。2010年末，60-64歲年齡段的人口規模為0.587億，假如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則又可以釋放出很多勞動力。
因此，從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看，中國經濟增長應該不會受到勞動人口占比下降的困擾。如果我國的職業教育和培訓投入能夠進一步增加，則勞動力的現實供給能力還能夠大大提高。
人口年齡結構反映的是可參加經濟活動人口的比重，說明人口結構對促進經濟增長的潛力，而人口的流動性則反映人動助推經濟增長的現實能力。人口的流動性大致可以用每年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來表示。過去30年來，中國的城市化率每年都以超過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增長，目前中國正處在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加速階段，2011年城市化率上升了1.6%。反觀印度，雖然國民的平均年齡還非常年輕，預示著未來可以長期享用人口紅利，但其人口流動性卻不大，也就是人口潛在優勢還不能充分發揮出來。
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4
將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美國人口變動與經濟發展的情況相對照可以發現，美國“嬰兒潮”一代掌握工作技能后，推動美國出現了長達近30年的經濟繁榮期。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爭相將這一時期的增長定義為市場自由經濟理論推行的結果，卻忽略了人口趨勢帶來的根本利好，更沒有看到“人口紅利”總有消失的那一天。錯誤的政策帶來了巨大泡沫，終于等到“嬰兒潮”一代開始縮減消費、準備增加儲蓄時，美國從金融行業到實體經濟的危機就全面爆發了。
美國、歐洲、日本等世界幾個主要經濟體都將走出金融危機的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但在作者看來，“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中心和第二大經濟體。現代史上最強的政府主導資本投資熱潮產生的過度擴張與過剩產能，勢必導致全球商品與制造品的價格戰”。
目前中國經濟比較嚴重的問題是，中國城市化浪潮的推進偏離了市場規律的約束，相關決策者也低估了“人口紅利”的利好，仍在毫無約束地進行超前基礎建設投資；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趨勢將對社會福利等支出造成當下無法負擔的壓力。這本書警告指出，美國已經出現、中國即將出現的情況是，經濟中最大的人口群體正在減少支出、增加儲蓄，完全無視政府政策和市場信號的刺激。因而現有的刺激政策思路從導向上就是錯誤的，很可能出現中國大泡沫的破滅。
書架
《鄉愁里的中國》
作者：葉一劍
出版：中國商業出版社
定價：36.80元
這是一本寫給身在城市卻充滿鄉愁的“城客”們的書，不過這里關注角度不是柴米油鹽，而是從將城市作為當下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和制度性議題之一的角度出發，對城市中國的關注。
《旅人書》
作者：黃孝陽
出版：江蘇文藝出版社
定價：32.00元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城，每座城都有一個不可言說的故事。作者虛構了一位旅人和70個城市。旅人一邊行走一邊思考著現代人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并激發讀者關于生命最本初的想象和追問。
《你的名字 我的歡樂》
作者：[印度]泰戈爾著 鄭振鐸 譯
出版：中國華僑出版社
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5
威廉 . 阿瑟 . 劉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1991年）因對發展經濟學作出首創性貢獻，而于1979年與芝加哥大學的T. W. 舒爾茨共獲第十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于1954年發表的《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一改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力有限供給的假設，提出了二元經濟模型（也稱兩部門模型 Dual-sector Model），用農村過剩人口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長期陷于低收入陷阱的原因，提出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吸收農村剩余人口作為走出陷阱、邁入現代化的出路。在他的二元經濟模型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由傳統的農業部門和現代的城市部門構成（見下圖）。
上圖中，橫軸表示的是由農村進入城市部門的勞動力數量；豎軸表示的是勞動的邊際產品或平均產品。Wu為城市工資，由城市的勞動需求曲線（由遞降的勞動邊際產品曲線D1表示）和勞動的供給曲線（由WuBC曲線）的交點共同決定。Wr為農村工資。 在劉易斯模型中，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出于生存需要，農村工資演變為等于農村勞動力的平均產品，即農業總產量除以農村全部勞動力。Wu高于Wr的部分代表城市化的紅利，可以用于支付農村勞動力進城所必須支付的遷移成本和城市較高的生活成本。WrAB段曲線可理解為農村勞動市場上的供應曲線，代表被城市更高的工資吸引而潛在愿意進城的農村勞動力人數。WuBC曲線為城市的勞動供給曲線。基于以上理由，從圖中可以看出，在B點的左邊，勞動供應曲線在城鄉之間是分叉的。WuB段位于WrB之上，在B點之后匯合成一條統一的勞動供給曲線，表示由于城鄉勞動邊際產品的差異消失，城鄉勞動市場完全統一。D1，D2，D3分別代表勞動需求曲線隨著城市部門的擴張而向右位移的情況。
有趣的是，劉易斯對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在經濟學上的區別做出了自己的獨特定義。根據他的觀察，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地區，通常以勞動的邊際產品支付工資，但是這些國家的農村地區卻十分不同于城市地區，平均產品被用來代替邊際產品作為農村工資。他的解釋是，農村存在大量的邊際產品為零的勞動力。如果農村也像城市一樣，對每個農村勞動力支付的工資等于其勞動的邊際產品，則邊際產品為零的勞動力及其家屬將無法生存。因而，發展中國家在其長期的生存掙扎中，發展出一種社區共享的文化習俗。雖然這種習俗使人口過剩到每個人只能維持最低的生存水平，卻使人口全體保存下來了。劉易斯將這種平均工資稱為制度性工資（institutional wage），并將這種分配方式作為傳統社會的特征，以區別于現代市場經濟下工資由勞動的邊際產品所決定的收入分配方式，因而現代化過程也可以說等價于用勞動的邊際產品取代勞動的平均產品所決定的收入分配方式的過程。
上圖中，OM0就代表農村勞動邊際產品為零的這部分勞動力。由于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使得傳統農業部門一開始就可以對現代城市部門提供具有無限彈性的勞動力。當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城市部門逐漸吸收完畢，抵達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M0之后，如果城市部門的擴張仍然需要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則會先吸收M0M1段代表的農村勞動力。盡管農村勞動力邊際產品已經為正，由于城市工資仍高于其邊際產品，所以他們仍會被更高的城市工資所吸引而進入城市。M0M1這部分農村勞動可被視為準剩余勞動。 如果城市部門繼續擴張，則在M1點之右，由于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城市部門的勞動邊際產品已完全相等，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于是正式形成，經濟發展就結束了二元經濟的狀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 此時，無論在農村就業，還是在城市就業，他們的勞動收入是相等的。在M1之右，勞動供給曲線相對AB段更加陡峭。M1被稱為“劉易斯第二拐點”。
“劉易斯第一拐點”的到來預示著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即將結束，“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劉易斯第二拐點”的到來，則表示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徹底結束。由此看，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下，抵達劉易斯第一拐點的時間必定在抵達第二拐點之前，必定在吸收完了剩余產品為零的農村勞動力之后，才接著開始吸收那些邊際產品為正的農村勞動力；必定在吸收完了邊際產品較低的農村勞動力之后，才接著開始吸收那些邊際產品較高的r村勞動力。這是劉易斯模型隱含的根據吸收農村勞動力邊際產品，由低到高吸收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的順序。在20世紀下半葉，以東亞經濟體為代表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利用“人口紅利”，不但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而且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一躍而進入發達經濟體的行列。不過，不少發展中國家卻遲遲沒能抵達劉易斯拐點，或者在抵達劉易斯拐點之后，沒有找到新的經濟增長方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深入考證和解析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和如何抵達劉易斯第一拐點、劉易斯第二拐點的先后順序，對于正在努力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盡快跨入發達國家行列的當代中國，應該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人口紅利的定義范文6
2014年人口紅利期帶來了手機廠商的迅速膨脹，2015年消費者購機行為發生了細微的改變，因此，2015年如果用一個詞來總結中國手機市場的話，應該是“調整”：調整產品線、調整渠道布局，調整品牌定位。
2016年之初，網易科技通過對網民購機行為調查發現了市場上的以下變化。
從價格之殤到品牌塑造
“一年前消費者進入店里選擇手機基本上先說要哪個價位段的手機；現在則是直接說要哪個品牌的手機。”迪信通總店店長向網易科技表示。
查看2011年-2015年我國智能手機銷量圖，會發現2012-2014年是智能手機銷量增長的高峰期，主要是功能機向智能機的過渡，由此帶來的人口紅利吸引著眾多手機廠商的進入。
“這一時期更多是智能機的普及，對消費者來說購買智能手機是第一次，屬于小白用戶，更容易受到價格和硬件參數的影響。”對行業觀察已久的人士表示。
所以主打“性價比”的小米能夠迅速占領市場。2014年甚至到2015年上半年，手機廠商都還在打“價格戰”：比如2014年手機廠商的千元大戰，2015年甚至一度將智能機的價格殺到399元。
不過，隨著智能手機進入存量替換為主導的新階段，消費者對手機品質會有更高的要求，換機用戶會愿意為了更好的體驗而考慮高價位的高品質手機。
來自網易科技對消費者購機行為的調查顯示，有59%的消費者在購買新的手機時最先考慮的是品牌，而不是硬件配置。
同時，雖然價格仍然是第一影響因素，但影響消費者決策第一要素中，品牌僅比價格占比少2%。
國內手機廠商也不再圍繞著拼配置、拼銷量的低端市場打轉，開始塑造品牌。比如中興手機贊助NBA賽事、vivo借勢小黃人跨界營銷、榮耀找陳坤代言，360手機找王凱做代言。
TMT行業資深分析師曾韜認為，手機廠商開始找代言人說明越來越重視品牌塑造傳播了，而不是沉迷于配置站和價格戰，這是很大的進步。代言人可以很快的向消費者者傳達“我是誰”的定位。
周鴻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手機廠商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品牌，沒有品牌，就沒有自己的精神內涵，沒有真正的粉絲用戶，那手機很難有溢價，很難產生創新。
不過，從調查來看，如果只是簡單地請明星代言，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
從線上紅利到遭遇天花板
“我們發現線上成本在逐漸增加，電商渠道紅利時代已經終結。”OPPO副總裁吳強在2015年年中曾這樣表示。市場咨詢機構GfK數據顯示，2015年第一季度國產手機線上渠道銷量為1900萬，環比下降了22.6%，但線下渠道依然保持了增長，線上渠道爆發增長期已過，線上和線下逐漸呈現協同增長的趨勢。
來自網易科技調查顯示，消費者購買新機時選擇的渠道，排在首位的是網上渠道，然后是實體店最后是運營商。雖然消費者選擇線上的渠道比例仍是最大，但在手機廠商看來，隨著線上線下同價、線上成本增高，線上渠道終遇天花板。
因此，2015年國內手機廠商對線下重視程度和前幾年相比提升了很多。一方面，手機廠商開始鋪設自己的線下渠道；另一方面積極擁抱蘇寧、迪信通、國美、樂語等渠道商。
比如以電商渠道起家的小米開始鋪設線下渠道，小米Note頂配版選擇在全國19個小米之家展開線下實體首銷。
“互聯網渠道將中間環節省掉，可能降低了成本。但要知道線下商業在進化，效率在提高，最終線上成本也會提高。因此，沒有可能線上將線下吃掉，或者線下將線上吃掉。所以vivo始終沒有把線上線下割裂來看，我們認為線上線下最終一定會走向融合。”vivo全球副總裁馮磊在接受網易科技獨家專訪時表示。
從講究性價比到客單價的提升
另外，線下渠道商還透露了一個有趣的數字：雖然2015年銷量不如之前，但手機客單價提高了。
根據第三方機構GfK的研究也顯示，中國手機市場經過5年高速增長進入智能機存量替換期，存量換機用戶傾向更高端產品迭代。2015年中高端市場規模將持續擴大，1500元以上價位段智能機在智能機市場占比將從2014年34%增長至42%。
因此，2015年國產手機不再只提性價比。魅族副總裁李楠甚至提出一個觀點：性價比危險。他認為性價比是能解決性能和價格的問題，但現在中國的消費者關注的越來越多，包括設計、體驗、服務、品牌等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