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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的起因范文1
[關鍵詞]通貨膨脹 成因 防護
通貨膨脹的特點是流動性過剩，源自內在經濟機制失衡。過剩，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基本含義就是失衡。在貨幣流通失衡的情況下，有些人感覺錢太多有些人感覺錢太少。一種更加普遍更加符合教科書定義的觀點是，通貨膨脹屬于成本推動型結構性通脹。
一、通貨膨脹的形成原因
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仲大軍教授認為：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前些年里我國實施過度的重商主義發展戰略。這種發展戰略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可以動員全球的資源涌到中國來，壞處是中國的資源和國民財富大量廉價流失，發展的結果被外人所利用。
中國社科院的金融學專家李楊指出，通貨膨脹的特點是流動性過剩，源自內在經濟機制失衡。過剩，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基本含義就是失衡。在貨幣流通失衡的情況下，有些人感覺錢太多有些人感覺錢太少。一種更加普遍更加符合教科書定義的觀點是，通貨膨脹屬于成本推動型結構性通脹。所謂結構性通貨膨脹，就是說不是貨幣普遍貶值，而是一部分商品大幅度漲價；成本推動型的含義，就是商品漲價不是因為市場需求出現異常增長，而是因為商品成本現意外增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也是主張成本推動論。
而第二第三產業的成本提高主要是初級產業以糧食為龍頭的食品價格上漲影響價格總水平上漲的為重要因素。糧食價格的上漲，已經成為影響2008年價格總水平上漲的主要因素。2008年糧食價格上漲較2007年仍繼續：第一，全球糧食供需仍較緊張。導致國際市場糧油價格的上漲，這是對我國糧食價格上漲將繼續產生直接影響。第二，近兩年我國糧食雖然增產，但工業用糧也大幅增加。
從目前的糧食供求關系上看，我國糧食供給還沒有達到明顯供大于求的寬松狀態，僅僅是偏緊狀態下的供求平衡，而且在糧食供求的結構、時間和空間上還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特別是南方產糧大省遭遇50年一遇的雪災，將影響夏糧產量。根據國內外糧食供求的變化情況分析，國內糧食供求仍然處于緊平衡狀況。
二、通貨膨脹對經濟穩定造成的嚴重影響
通貨膨脹對當前中國民眾的生活和經濟發展至少有三大危害。首先是它將使得中國已經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結構更加不平等。通貨膨脹會降低消費者的實際生活水平，但是通貨膨脹對低收入民眾的生活的沖擊最大。土地、資本和其他財產所有者可以在輪番漲價的通貨膨脹中通過提高土地和產品的價格來降低通貨膨脹損失，甚至在通貨膨脹中獲得一些收益。由于低收入民眾只有工資收入（或者養老金收入），而工資收入的增長不僅總是在落在通貨膨脹之后，而且上漲的幅度也比不上物價上漲的幅度，這種情況在勞工權利缺乏的中國更加明顯。
通貨膨脹的第二個危害是它給投資和消費帶來的巨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將使得中國本來已經扭曲的經濟結構更加扭曲。商品的價格應該是市場對生產者發出的信號，生產者根據這個信號來掌握市場對自己產品的需求，從而相應地提高或者減少生產規模，以保證各種社會經濟資源能夠得到更好地運用。但是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一種商品價格的上漲，并非是由于市場的真正需求的上漲，而只是由于生產者的投機沖動或者消費者對價格進一步上漲的恐慌造成的。由于并不是每一個生產者都能掌握市場的全面信息，因此這種由不確定性帶來的投機和恐慌很可能推動沒有根據的進一步的投資沖動。
第三，通貨膨脹將阻礙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降低中國的國際競爭能力。從生產者的角度看，在一個通貨膨脹時期，最簡單的牟取利潤的辦法就是漲價；而且是爭取自己的產品以更快的速度漲價。雖然到頭來輪番的價格上漲將沖銷自己產品漲價所帶來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收益，但是如果不漲價損失則將更高。
三、對通貨膨脹的預防措施
面對這些因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的不良影響，在現在的情況下，雖然控制危機保持經濟穩定健康增長是當前的首要任務，但是在保增長的同時，必須預防因過度投資引發的通貨膨脹。
首先，制定適當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真確處理抑制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促進物價漲幅低于經濟增長率。保持貨幣供給基本適度，貨幣供給既要有利于控制物價上漲，又要促進經濟增長持續發展。改革金融宏觀調控方式與方法。金融宏觀調控要從直接調控為主轉為以間接調控為主。中央銀行要根據經濟形勢的發展，在貨幣供給控制形式上又送有緊，實行預調，微調，防止經濟增長起伏過大，要充分發揮信貸政策引導信貸資金投向的作用，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支持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
其次，中央銀行必須對存款金制度進行改革。要逐步回復存款準備金支付，清算和作為貨幣總量調控工具的作用。改變國有商業銀行一方面一較高比例向中央銀行交付準備金，保留預付金，另一方面有向中央銀行大量借款的現象，理順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資金關系，增強商業銀行資金自求平衡的能力。
第三，必須深化我國利率管制體制市場化改革，最終建立以市場資金供求為基礎，以中央銀行的基準利率為核心的市場利率體系。
參考文獻：
[1]何慧剛.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沖銷政策[J]：效應、制約因素和對，.2007，(8)
[2]蘇明.政府財政投資的定位及其投資方向和重點(上)[J].湖北財稅，2003年第2期
通貨膨脹的起因范文2
動性偏好納入了宏觀經濟分析模型，由此產生的現代金融學開始研究貨幣流動性的過剩和不足，這才把流動性提升為一個重要的金融學概念。
把流動性限定為金融概念，接下來就要區分貨幣的流動性和資產的流動性。貨幣的流動性用金融統計上M1和M2來分析，簡而言之就是基礎貨幣投放的多少。但把本幣和外匯分開，問題就不那么簡單了。因為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決定了外幣的單邊結匯，以保證國家的金融安全。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放棄流動性來換取安全性，結果必然是外幣的流動性不足。為了彌補外幣的流動性不足，必須增加本幣的基礎貨幣投放，這就可能導致本幣投放過多而產生流動性過剩。外匯的流動性不足表現為國家外匯儲備的增長，本幣的流動性過多則來源于基礎貨幣的投放，但是過多未必是過剩，如果外匯儲備的增長和基礎貨幣的投放之間能夠動態平衡，國際收支的失衡就不會轉變為通貨膨脹的加速器，也就不會因此形成流動性過剩了。
與貨幣的流動性不同，資產的流動性是指資產的變現能力，也就是可交易市場的效率。流動性金融資產的構成是衡量一國居民的投資偏好和儲蓄偏好的客觀標準，也是衡量一國金融市場成長水平的標準。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可以從供求雙方考評，供方看市場上的投資品及其流通性，求方看家庭中的金融資產結構，于是資產的流動性過剩就可能起因于三個因素：一是投資品不足；二是儲蓄率過高；三是貨幣的流動性偏好突然上升。從宏觀經濟循環的角度看，資產的流動性越強，經濟循環的速度就越快，經濟總量和就業的增長就越高。換句話說，一國的投資偏好越高，資產的變現能力越強，國民經濟就越是充滿活力。所以，我們在研究分析中國金融的流動性問題之時，必須區分貨幣的流動性和資產的流動性。
貨幣的流動性一旦達到過剩，即通貨膨脹的威脅來臨，國家的貨幣政策工具開始動作，一是公開市場交易，買進市場流通的債券以減少可以自由變現的資產；二是提高銀行的準備金比率，減少銀行貸款的規模以降低企業投資的沖動；三是提高央行的基準利率，通過抬高資金成本來抑制投資過熱和消費沖動。這三大政策工具的目標都是直接針對貨幣的流動性過剩可能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間接波及資產的流動性，所以不是調控資產價格的工具。
國家有沒有調控資產價格的貨幣政策工具呢？瑞銀集團的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Anderson說的很干脆：沒有！格林斯潘在美聯儲主政多年，從來也沒有承擔過調控股市房市的責任。這不是美聯儲的無知或者不負責任，而是確實沒有這個授權和責任。因為，貨幣的流動性過剩不等于資產的流動性過剩，前者的源頭是基礎貨幣的投放，所以在貨幣政策的授權范圍之內，而后者的源頭是投資信心的動搖，政策調控其實無能無力。
通貨膨脹的起因范文3
一．背景
近年來，我國出現了較高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2011年7月9日，國家統計局，6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6.4%，漲幅創下2008年7月以來的新高。在構成6月份CPI的類價格中，按同比漲幅高低排序分別為：食品類漲14.4%，居住類漲6.2%，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類漲3.4%，煙酒及用品類漲2.7%，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類漲2.5%，衣著類漲2.1%，交通和通信類漲0.9%，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類漲0.6%。從2010年7月份開始的這一輪物價較快上漲已經1年，CPI從2010年7月的3.3%到2011年6月的6.4%，同比漲幅一路攀升，居民消費價格不斷攀升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水平，治理通貨膨脹已成為我國經濟穩定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
二.基本定義
1.什么是貨幣？
最本質最科學的定義是：貨幣是用來替代實物進行交換流通的替代物。金銀是替代物，紙幣也是替代物，紙幣與金銀一樣代替的是實物本身，而非紙幣代替金銀。一個物品被賦予了支付信用，并保證這種支付信用，它就成為了貨幣。貨幣的本質是信用，是購買力。正在出現的虛擬數字化貨幣，如銀行卡，消費卡，游戲幣，虛擬幣等等都是貨幣。
2.什么是通貨膨脹？
最本質最科學的定義是：單位貨幣的購買力下降，就叫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時單位貨幣的信用降低。通貨膨脹三個關鍵要素：1 單位貨幣購買力 2整體購買力 3 購買力平衡分布。通貨膨脹從對社會的作用而言分為1 惡性通貨膨脹 2良性通貨膨脹。從通貨膨脹的起因又分為1供給不足型通貨膨脹 2需求增加型通貨膨脹3貨幣總量增加型通貨膨脹 4投機推動型通貨膨脹。5復合型通貨膨脹。
3.什么是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用以達到特定或維持政策目標——比如，抑制通脹、實現完全就業或經濟增長。直接地或間接地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和設置銀行最低準備金（最低儲備金）。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是同一事物的兩面，一個是從經濟理論角度講，一個是從政策措施講。
三．我國通貨膨脹原因和特點
關于通貨膨脹的成因，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主要有四種類型：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動型、混合推動型和結構性通貨膨脹。另外，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 通貨膨脹的國際間傳遞也是一國(地區) 出現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而從當前我國的通貨膨脹的現狀分析，出現通貨膨脹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農產品供不應求。目前農產品和石油漲價較多，而國內石油漲價是國際石油漲價所致，而農產品漲價有部分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因素，但是從蔬菜、養豬業、食用油賺取暴利的事實看，農產品漲價后期主要是短缺所致。當產品供不應求時，物價就會上漲，這是很顯淺的經濟學中供求關系引起價格波動的道理。
第二，流動性過剩。因為通貨膨脹說到底是一個貨幣現象。從表面上看通貨膨脹是糧食價格上漲等因素推動的，但從深層次看之所以存在通貨膨脹，根源還是在一個經濟體內部流轉中的貨幣太多，也就是說，目前中國社會內部的“錢”太多。錢太多，用目前媒體中時尚話語講，就叫“流動性過剩”。由于中國多年的資本項目和經常性項目順差，每一塊進入中國結匯的美元，都換出一定數量的人民幣去，造成了高額的外匯儲備。而政府投資以及與各級和各地政府所“發動”和“促動”的公共設施建設項目，也造成了投資過熱。這些都對流動性過剩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四．治理我國當前通貨膨脹的對策
我國當前的通貨膨脹是在對國際市場高度依賴的全方位開放系統中發生的，是供給、需求和成本等因素復合推動的結果，因此對當前的通貨膨脹應統籌考慮、全局謀劃、綜合治理。
1.增強對全球資源性產品生產與供給的參與力度
我國經濟發展對資源性產品的需求規模持續擴大，但國內儲量有限，國內需求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持續提高。再加上其他新興國家對資源性產品的需求也將不斷擴大，全球資源性產品價格上漲是長期趨勢。因此必須增強我國對全球資源性產品生產與供給的參與力度，確保滿足我國經濟能夠可持續快速增長的戰略需要。要利用我國在國際大宗資源性產品的主要買主地位，提高我國在國際資源性產品市場的定價能力；擴大石油、鋼鐵等基礎產品的進口地區范圍，以便更有效的利用國外資源和擺脫對個別國家和地區的過度依賴。可以變部分外匯儲備為股權儲備，投資參股世界上大能源公司與鋼鐵等大原材料公司，通過與國外企業合資、參股、控股等形式，進一步完善我國大宗資源性產品的供給結構。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增加各種半成品的進口，對國內基礎工業進行技術改造，使產業結構逐步向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結構轉變；改進技術，提高能源、原材料類產品的利用率，努力尋求和制造替代產品，以降低此類產品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減少國際價格對我國價格的影響。建立石油、鋼鐵等重要基礎產品的戰略儲備制度，以便在市場出現供求失衡的情況下能夠及時調節物價，控制物價的上漲。
2.調整經濟增長結構，使消費需求成為第一推動力
從根源上來講，我國通貨膨脹仍然是由貨幣和信貸的過量投放造成的，而信貸和貨幣的過度投放主要來自于地方政府和民間的旺盛投資需求，以及政府政策總是在經濟增長和抑制通脹之間搖擺，并且在很多時候經濟增長是政策的重點。當前投資擴張沖動難以抑制正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主因，“投資驅動、出口拉動”的出口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導向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投資擴張沖動難以抑制的根源。而在這樣經濟發展方式下，經濟增長率可能因此較高，但是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需求卻難以擴大，總需求結構難以發生根本性轉變。因此，化解通貨膨脹的根本之道在于調整經濟增長結構.降低經濟對于投資和出口的依賴，使國內消費需求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量。一旦國內形成了可持續的消費需求，“出口依賴”自然會降低，外部壓力也自然會消除。為此，應著力采取擴大就業的政策，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時要盡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消除居民的后顧之憂，使其有能力、也有信心消費，從而將居民的潛在消費能力轉化為現實的需求，為經濟結構調整提供現實支撐。
3.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給膨脹
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在保證幣值穩定的基礎上，按照國民經濟的總體運行狀況，適度從緊，控制整個社會的貨幣供應總量；制定差別貸款利率政策，按照“有保有壓”的結構性調整方針，進一步優化進出口商品的信貸結構，調整貸款投向等；靈活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如存款準備金率、貼現和再貼現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和各種直接、間接的信用工具等，適時適度的調控貨幣供應量。在匯率政策方面，其主要措施是進一步完善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適時實現人民幣幣值的適度升值，以切實減少國際游資的積聚。
4.發展資本市場，利用充足的流動性促進資本市場改革發展
隨著市場化和制度改革的推進，目前一大部分尚未進入市場交易的產品和勞務將逐步變成可交易的商品，特別是與土地、勞動等資源相關的要素將日益加入市場化與商品化的領域，這意味著這部分潛在的商品需要被貨幣所吸收。
從貨幣構成來看，我國M2的總量雖然已經十分龐大，但是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金融資產結構相比，我國M3、M4的總量依然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因此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金融市場所面臨的一個重要的機遇就是在貨幣供應量增速繼續保持平穩增長速度的情況下，通過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產品的多樣化，M2的增長將被轉換成M3、M4的增長，金融資產規模和種類的擴張也可以吸收部分貨幣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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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流動性；通貨膨脹
中圖分類號：F12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1)10－0015－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0.04
一、貨幣內生性與外生性
一般認為，通貨膨脹主要是因為貨幣供應過度才使得流動性過剩，導致過多的流動性追逐定量商品推動商品的價格不斷上漲。但在有些情況下卻并不適用。據許雄奇和張宗益（2004)統計顯示，1978―2002年，我國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口徑(M0、M1、M2)分別存在6.06%、4.15%、8.59%的超額貨幣供應，尤其是1997年以后，在M1、M2基數不斷增大的情況下，貨幣供應年均增長率接近20%，然而這部分超額貨幣并未引發通貨膨脹，反而在1998―2002年間出現了通貨緊縮[1]。在我國出現的這種貨幣供給與物價之間的關系完全背離了主流貨幣理論的經典公式，“超額貨幣”似乎不知所處的現象，被國際經濟學界稱之為“中國之謎”[2]。
（一）貨幣外生性
所謂貨幣外生性就是指貨幣供給作為經濟運行過程的一個外生變量，由中央銀行獨立自主地加以決定，其對經濟運行和其它經濟變量的影響通過凱恩斯效應或實際余額效應實現[3]。在現代經濟學中，主流貨幣理論主要是指主流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的貨幣理論，二者雖然相互對立，但卻在基本理論假設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都主張貨幣外生性假設。中央銀行只要確定了經濟發展所需的合理貨幣需求量，然后供給適量貨幣，貨幣供需就能實現均衡。因此當貨幣失衡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政策手段的實施加以矯正。
根據主流外生貨幣供給理論，貨幣流通速度是一個受制度、偏好等長期因素影響的變量，貨幣供給的變動必然會通過產出與價格的變動加以反映，從數量上看，一國貨幣數量的增長率應該等于價格水平上漲率與產出增長率之和，即等于物價CPI上漲率與國民收入GDP增長率。由于貨幣在長期是中性的，貨幣供應量過多必然推動物價上升，但在我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時間中卻長期存在著超額貨幣供給與物價水平之間的反常關系。因此，基于貨幣供給外生性假定的現代主流貨幣理論似乎難以解釋我國出現的“貨幣迷失”和“流動性過剩”這兩種貨幣現象。但貨幣內生性卻較好地解釋了這個問題。
（二）貨幣內生性
所謂貨幣內生性是指流通中的貨幣是由經濟運行本身的內在要求決定的，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并不是一種主動的選擇行為，而是一種被動的適應，因此，貨幣供給量是經濟體系中的內生變量，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的控制只能是相對的[4]。較早提出貨幣內生性的是，1959年英國拉德克利夫委員會發表的《貨幣體系之運轉報告》：“對經濟真正產生影響的是包括貨幣供給在內的整個社會的流動性，試圖控制貨幣的努力會促使經濟主體用其他流動性的資產來代替貨幣，以至于貨幣政策無法實施，只有對經濟中的一般流動性加以控制才是一種有效的貨幣政策”。托賓認為人們會根據成本和收益，在貨幣與其他金融資產之間做出選擇，貨幣同其他金融資產一樣，其供給和需求取決于持有該種資產的成本和收益。貨幣供給受到貨幣需求以及公眾資產組合的優勢等因素制約，因而整個金融系統和公眾共同決定了貨幣供給[5]。格利和肖指出，由于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具有貨幣創造作用，并且這種非貨幣金融是在貨幣當局控制之外。
后凱恩斯貨幣經濟學的代表人物溫特勞布、卡多、拉沃伊、莫爾、明斯基、羅西斯和埃爾利等人在上世紀70和80年代陸續提出了“適應性內生貨幣供給理論”和“結構性內生貨幣供給理論”。他們有的認為貨幣供給與實際產出水平以及就業有直接關系，而與物價水平只存在間接關系，為了防止信貸緊縮導致災難性的債務緊縮，中央銀行除了滿足“交易需求”外別無選擇；有的則強調當銀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機構的準備金不足時，主要是通過創新性資產負債管理，即銀行貸款創造銀行存款，商業銀行再根據存款來尋找儲備，而貸款又是由具有信用的企業或個人決定的，中央銀行無法控制經濟中的貸款量，因此也就無法控制貨幣存量。內生性貨幣理論的提出和發展重新詮釋了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行為。
二、貨幣供給與流動性過剩
2010年，我國官方開始適用社會融資總量的統計。站在內生貨幣供給理論角度，隨著金融創新和發展，履行貨幣職能的金融資產數量和種類越來越多，傳統的金融業統計范疇已經不能涵蓋整個社會資金的流動和變化，貨幣供應量指標與產出和物價變動間的相關性越來越弱。與此同時，社會公眾、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政府等貨幣創造能力越來越強，各種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和新型融資方式、渠道的誕生大大降低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控制能力。因此，貨幣供給“過剩”，主因不是由供給方決定，而是由需求方決定。
（一）貨幣需求倒逼貨幣供應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貨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執行交易媒介職能的貨幣占比逐年下降，執行資產職能的準貨幣成為主體，這種貨幣結構導致貨幣供求均衡的主導力量由供給轉向需求方面，而在需求結構中居民又占絕對主體[6]。從中央銀行角度看，這種超額貨幣供給具有很大的被動性，由于其轉化為其他金融資產形式，所以并未對物價造成壓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如伍志文（2003）通過對貨幣形態的擴展，認為大量貨幣在資本市場的集聚是導致我國貨幣超額供應，進而出現“中國之謎”的重要原因[7]；王一萱、屈文洲(2005)認為，我國貨幣市場和股票市場上存在信貸資金套利的行為，大量貨幣通過灰色渠道流入股票市場的可能性是產生“迷失”貨幣的重要原因[8]；易綱和王召（2002）基于所建立的貨幣政策傳導模型，認為在股市存在時，貨幣供給的增加并不會完全轉化為商品價格的上升，而會有相當一部分在股票市場上溢出，而我國股市的投機性質所帶來的價格“超調”現象加劇了這一不對稱性，即使考慮股票價格上升所產生的財富效應和產量擴張，貨幣供給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到價格和產出的變化上來，因此股市溢出和超調是我國貨幣“迷失”的重要途徑[9]。張杰（2006）則認為，中國的高貨幣化和貨幣“迷失”現象具有深刻的政府行為內涵，政府部門對銀行體系的運轉進行了過多干涉，提供了大量顯性補貼和隱性擔保，經濟中的貨幣供給將高于市場化條件下的最優水平，由此出現在貨幣數量論框架下的貨幣“迷失”[10]。審計署的2010年審計公告中顯示，我國地方政府融資負債約10萬億元，占2010年年末人民幣貸款余額47.92萬億元的20.9%。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還存在大量的銀行外其他信用融資，不但數額較大，而且隱蔽性強，難以統計。地方政府融資相較于銀行貸款，具有軟約束性，容易游離于宏觀調控之外。
貨幣乘數是連接貨幣供給與基礎貨幣之間的紐帶，主流貨幣理論主張貨幣乘數是基礎貨幣擴張的倍數。一般來說，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控制基礎貨幣，但對貨幣乘數的控制能力有限。原因在于中央銀行雖然可以通過調整法定準備金率來影響貨幣乘數，但超額存款準備金率、提現率則主要取決于銀行和居民的行為選擇，中央銀行不能隨意控制。2011上半年，央行連續六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達到21.5%，接近歷史最高水平，理論上貨幣乘數相應下降，但實際結果確是貨幣乘數仍在不斷擴大，看起來是信貸投放逐步受到限制，但存款增長率出現持續下降甚至負增長，表現為企業存款大幅下降，直接轉向投資或經營領域，居民儲蓄存款通過民間借貸途徑投向企業或經濟實體，形成罕見的“全民借貸”現象，直接抵消了央行的調控效果。另外，我國貨幣乘數的變動具有明顯的順經濟周期的特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貨幣供給內生于經濟的周期波動[11]。還有許多學者的實證研究也支持了我國貨幣乘數呈現出內生特性的結論。
（二）基礎貨幣內生性的表現形式
基礎貨幣的內生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再貸款與再貼現的“倒逼機制”上，由于經濟轉軌時期預算軟約束的特征，財政和企業往往患有投資饑渴癥并轉化為銀行信貸的軟約束，形成適應性內生貨幣供給式的“倒逼機制”；二是在債券公開市場操作上，中央銀行主動性匱乏，由于適合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債券資產短缺，而中央銀行本身債券也不足，難以通過逆回購業務收回基礎貨幣，只能通過投放短期資金的單向操作，同時中央銀行還要受到其他銀行機構有無反向交易意愿的影響，靈活性和主動權受到一定的束縛；三是在外匯公開市場操作上，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漸進性的匯率改革條件下，央行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具有很大的被動性，這意味著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基礎貨幣數量成為依賴于外匯市場狀況的內生變量。總之，貨幣供應的內生性會擴大貨幣乘數并使市場流動性膨脹。
三、流動性過剩與通貨膨脹
（一）國際金融危機是本次流動性過剩的起因
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管理通脹預期”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任務來抓，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6月15日，央行一直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加息4次至3.25%，11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最高達21.5%，但是，通貨膨脹依然居高不下。統計數據顯示，5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5.5%，PPI上漲6.8%，5月份CPI的同比增幅已經處于2008年7月以來的最高位，創下34個月來新高。從表面來看，流動性過剩成為本次通貨膨脹的主因，但通過實施嚴厲的調控流動性政策后，通貨膨脹趨勢并沒有減弱趨勢。2009年，我國曾一度實施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4萬億投資等一系列的應對措施，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貨幣政策逐步向穩健轉變。縱觀這一過程，央行向市場釋放流動性是迫于經濟發展的壓力，而收回流動性則是迫于市場價格的壓力。近期我國江浙廣東一帶中小企業經營形勢一度下滑，破產公司數量甚至超過金融危機以前，這是在當前流動性依然過剩的情況下發生的。
（二）我國通貨膨脹的復雜性
從中國本輪經濟通貨膨脹的發生原因看，受三方面因素影響。一是自2009年來的貨幣超發。二是在全球貨幣量化寬松大背景下，國際貿易收支和匯率等因素的變動會直接影響國際商品價格；通脹將通過農產品和工業品鏈條分別傳導到國內；通過貿易和非貿易部門的比價效應，通貨膨脹進一步由貿易部門向非貿易部門擴散，最后引起價格的全面上漲。三是國際鐵礦石、有色金融、原油等原材料和能源價格大幅上漲所引發的成本推動。當前中國經濟正在走過“劉易斯拐點”。從實證研究來看，一個經濟體在走過“劉易斯拐點”之后，往往伴隨著較長時間低端勞動力工資水平的快速上漲。由于工業品的價格傳導存在著明顯的價格黏性，成本壓力主要表現在低端勞動力密集程度較高的農產品上，容易引起農產品價格的波動。隨后，勞動成本會通過向終端產品轉移而引發整體物價與工資水平的螺旋式上升，最終促使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在整個居民消費領域和工業制成品領域體現出來。
當前，中小企業的生存壓力越來越大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據全國工商聯的調查顯示，九成以上中小企業無法從銀行貸款，當前中小企業生存難度超過2008年。鑒于通貨膨脹的嚴重危害，央行必須做出收縮流動性的宏觀決策。首當其中的影響是最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如果中小企業出現大面積經營問題甚至破產，勢必會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為此，央行必須在收縮流動性、抑制通貨膨脹和扶持中小企業之間做出妥協，但只要流動性依然旺盛，就必然會加重通貨膨脹治理的負擔。這實際上體現的是，資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分配的不合理性以及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大量的信貸資金流入了大型國企和壟斷性行業，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本來就舉步維艱，抗風險能力差，資金緊張不過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罷了。
四、結語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內生性是當前我國貨幣供應增長的主導性因素，而貨幣超發造就了本輪通脹的流動性基礎。由于我國當前通貨膨脹形成的因素較多，傳導機制較為復雜，因此，單純的抑制流動性并不能從根本上抑制通貨膨脹的蔓延，過于嚴厲的調控反而會傷及經濟的發展，近期大量中小企業的破產甚于金融危機就是例證。治理通貨膨脹應當立足于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等方面，制定協調、有序的長期治理措施，并容忍通貨膨脹在一定幅度內存在。一是在控制信貸總量的同時，金融監管部門應該制定銀行業信貸投放監管比例，引導更多的貸款投向中小企業；二是切實提高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最大限度的削減市場壟斷和行業壟斷，除了影響國計民生、危及國家安全的行業之外，鼓勵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參與和競爭，在稅收、信貸等諸多方面保證中小企業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三是進一步加大社會信用融資統計和監管力度，尤其要防止銀行外信用和融資膨脹，從而實現對整個社會資金流動性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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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的起因范文5
關鍵詞：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協調
Abstract：Domestic and foreign monetary policies coordin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equilibrium，and it is also a research focus to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Based on our current monetary policy and exchange rate policy inconsistence，this paper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advance the reform of RMB exchange rate and strengthen policies coordination with in current situation.
Key Words：monetary policy，exchange rate，coordination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1）11-0021-04
一、引言
本外幣的協調是一國實現經濟平穩均衡發展的重要條件。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的外向程度和對外依存度大大提高，本外幣協調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尤其是近期我國面臨著人民幣升值壓力和國內通貨膨脹的矛盾，進一步增加了宏觀調控的難度，因此，研究本外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剖析了本外幣政策協調的深層次機理，并從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實施效果角度提出如何加強本外幣政策的協調、進而實現宏觀經濟內外協調發展的相關建議。
二、我國本外幣政策不協調的表現
1994年以來，隨著經濟開放度和對外依存度的不斷提高，我國貨幣政策受外部因素的影響越來越明顯，本外幣之間的協調問題逐步顯現。
1994年匯改后，我國確立了強制結售匯體制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出口退稅等優惠政策的激勵下，外貿順差快速增長，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外匯儲備余額由1994年的516.2億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050.5億美元。這段時期，國內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1994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4.1%。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央行采取了提高利率、回收商業銀行貸款等措施，中美利差高達6個百分點。利率的上調又刺激了國外資本流入，從而導致人民幣匯率進一步上漲。與此同時，大量的基礎貨幣通過外匯占款的形式投放，使得原本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東南亞各國貨幣相繼貶值，而我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減弱，貿易差額連年下降，2000年的外匯儲備增加額僅為105.5億美元，較1998年少增243億美元，人民幣貶值壓力攀升。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原來的通貨膨脹轉變為通貨緊縮，消費和批發物價指數甚至出現負增長，1999年的通貨膨脹率僅為-1.3%，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勢在必行。從1996年開始，央行連續7次下調利率，人民幣利率低于美元利率的差額不斷增大，最高達3.2%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境內資金流出意愿增強，資本外逃現象增多，盡管央行通過公開市場與再貼現的方式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但還是難以抵銷外匯占款迅速減少對基礎貨幣增長的不利影響，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通貨緊縮。
加入WTO后，我國對外貿易環境得到改善，出口不斷增加，外貿及國際收支順差持續擴大，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同時，我國對匯率管理方式也進行了改革，自2005年7月21日起，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此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始終保持小幅、漸進升值態勢，截至2011年上半年累計升值超過20%。另一方面，2004年以來開始出現經濟過熱的傾向，通貨膨脹重新抬頭，貨幣政策導向開始向緊縮性方向轉變，中美利差重新呈現正利差，外資加速流入，進一步強化了人民幣升值壓力。通過外匯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居高不下，與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向產生矛盾。
三、對本外幣政策協調機制的思考
（一）我國本外幣政策不協調的原因
1. 外匯占款導致貨幣政策效果受影響。國內信貸與外匯占款是我國貨幣供應的兩條重要渠道。國內信貸可以通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松緊來加以控制，但外匯占款卻是中央銀行難以控制的，它主要取決于同期的國際收支狀況及央行為維持匯率穩定的干預程度。一般來說，世界上主要國家貨幣當局大多不會完全聽任市場匯率的自由漲落，而會適時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使匯率朝有利于己方的方向浮動。為維護匯率穩定而進行干預的手段主要有：進入即期市場買賣外匯、通過公開市場增減外幣有價證券，或二者的搭配。上述干預手段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貨幣政策效果。
近年來，隨著我國外貿進出口及利用外資的快速發展，我國國際收支呈現大額順差趨勢，外匯儲備不斷增長，其中2010年國際收支順差額達到5374億美元，是1994年的17.6倍；截至2011年6月末，外匯儲備余額達到3.2萬億美元，是1994年末的62倍，人民幣單邊升值趨勢明顯，且升值壓力較大。為維護匯率水平的穩定，央行不得不被動大量購入外匯，由此產生基礎貨幣投放，形成外匯占款，對央行貨幣政策實施目標帶來沖擊。1994年至亞洲金融危機前，外匯占款占基礎貨幣的比重穩步上升，到1997年時我國外匯占款存量占基礎貨幣存量的比重高達49.7%。基礎貨幣的擴張和當時為抑制國內高通脹的緊縮性貨幣政策產生了矛盾。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1998―2000年，外匯占款增量與基礎貨幣增量之比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盡管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與再貼現的方式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但還是無法抵銷外匯占款迅速減少對基礎貨幣增長的不利影響，這與當時為抑制國內通貨緊縮而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也構成了矛盾。2002年后，隨著我國加入WTO后國際收支的迅速好轉，宏觀經濟層面又重現了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順差并存的局面，外匯占款占央行主動投放的基礎貨幣的比重迅速上升，2007―2009年這一比例達到140%的歷史高位，盡管此后有所回落，但截至2011年6月末仍高達120%。這使得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又一次陷入兩難：為了維持匯率水平的穩定，央行不得不通過買入外匯的方式投放人民幣，但由此導致的外匯占款的大幅增加卻沖銷了治理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效果。
2. 利率對匯率的傳導機制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根據利率平價等理論，在貨幣完全可兌換和均衡的市場利率兩個前提條件下，利率的變動能導致匯率出現變動，進而實現利率與匯率的本外幣協調。如果利率不完全放開，則資本流入所引起的貨幣供應量的上升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無法通過利率的變動得以緩解；同樣，資本外流引起貨幣供應量下降和通貨緊縮壓力加大時，也無法借助于利率上升的作用阻止資本外逃。由于我國的利率市場化程度較低，利率與匯率間的傳導機制失靈，導致本外幣的內外協調發生矛盾。從近期的實際情況來看，自2007年開始由于國內經濟過熱，政府連續加息，同時美國聯邦政府通過降息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中美利率出現倒掛。根據利率平價理論，人民幣本應近期升水、遠期貼水，但實際上人民幣匯率處于持續的升值狀態，自2007年至2011年上半年累計升值20.5%，遠大于同期的利差水平（2%左右）。利率對匯率傳導機制的失靈，導致利差與匯率升值壓力的長期存在，客觀上推動了跨境資金尤其是套利資金的流入。這一方面造成資本管制的效果大打折扣，進而導致力圖控制資本流動、保證本外幣協調的政策難度越來越大；另一方面造成本幣在短時間內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外匯占款增加及影響貨幣政策效果，導致本外幣失衡的局面。
在完善的市場環境下，利率與匯率主要根據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決定，市場之間的關聯性決定了兩者之間的聯動機制。由于我國的金融市場仍不發達，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三者之間缺乏緊密聯系，利率的變動無法影響匯率變動。利率變化對匯率的作用更多是通過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及對投資者心理預期的影響來間接實現的。在這種情形下，本外幣政策的不協調就在所難免了。另外在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配合過程中，利率市場化也是一個重要前提。目前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還處于起步階段，資本流入所引起的貨幣供應量的上升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無法通過利率的變動得以緩解；同樣也無法借助于利率上升的作用阻止資本外逃。因此，只有合理確定資金使用價格―利率，使其能充分反映市場供求狀況，才能在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配合中建立起靈活的反應機制。
（二）我國應對本外幣政策不協調的主要措施及不足之處
本外幣政策的不協調，對國民經濟各方面都會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央行也適時采取相應的措施來協調兩者之間的沖突，具體措施包括：應用沖銷干預措施、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管制、頻繁干預外匯市場、合理調整外幣存款利率等。
1. 通過回收再貸款、公開市場操作等進行沖銷干預。面對1994―1996年抑制人民幣升值的匯率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的矛盾，央行采取了包括回收對金融機構的再貸款、開辦人民幣特種存款、辦理國債回購、發行央行融資券等一系列沖銷措施。1998―2000年，針對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增速迅速下滑，央行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2004年以來，為應對本外幣政策的矛盾，央行通過大量發行央行票據、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及利率等方式來回籠過多的流動性，截至2010年末央行票據余額達到4萬億元。
2. 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管制。1994年以來，政府多次組織大規模的打擊逃匯、騙匯行動，達到了從源頭上遏制逃騙匯的目的。近年來，針對外匯凈流入及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形勢，加大了對熱錢等違法違規資金流入的打擊力度。重點對金融機構、大型企業等市場主體和資本金結匯、短期外債等項目開展專項檢查，查辦重大違規案件，嚴厲打擊地下錢莊、網絡炒匯等外匯違法犯罪活動。同時，進一步完善相關管理政策，實施出口收結匯聯網核查、貿易信貸登記、調減短期外債指標等，抑制熱錢流入。
3. 加強外匯市場管理力度。在國內外市場利率走向相悖的情況下，央行對境內金融機構美元存款利率堅持了略有調整、基本穩定的政策，即堅持根據本國經濟形勢需要，努力協調國內本外幣利率關系，取得了既保持國內本幣利率政策獨立性、又防止資本外逃的雙贏。
上述措施在有效緩和本外幣政策矛盾的同時，也付出了較大成本：一方面，央票的發行短期沖銷了流動性，但是當央票到期時卻又會使得金融系統的流動性被動增加；同時央票需付息，這無疑將增加央行的壓力。另一方面，資本管制效果受到影響。2011年上半年全國外貿順差為1449億美元，但同期貿易結售匯順差達到2144億美元，二者差距較上年同期擴大68%，外資凈流入壓力加大。
四、相關建議
（一）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應進一步增加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及交易品種，充分發揮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以提高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中期目標可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增加中央銀行相機抉擇的自由性。同時，在匯率目標區下，由于市場參與者心理預期的作用，使最終匯率波動的幅度小于釘住匯率制下的波動幅度，即使中央銀行進行市場干預時，被動增加的貨幣投放量將有所減少，可保障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及有效性。
（二）加快國內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進程
首先，在建立統一的貨幣市場的基礎上，形成完善的貨幣市場利率機制。同時，開發短期國債市場，加快證券發行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推動市場利率體系的形成和完善。加強價格型調控與數量型調控的協調配合，提高利率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其次，加快推進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改革，調整金融機構、企業、居民個人的資產結構，培育真正的市場主體，提高經濟活動的利率彈性。最后，盡量減少利率確定中非貨幣政策方面的因素，逐步擴大金融機構利率浮動權。
（三）完善跨境資金流動管理措施
應加快整合現有跨境資金統計監測系統，利用各業務系統之間數據的邏輯匹配關系，設置相應的預警參數，構建完善的跨境資金監測預警系統，全面掌握跨境資金流量、流向，提早預見跨境資金流入變化趨勢。同時，應根據經濟發展階段和風險控制能力，積極穩妥地開放我國的資本賬戶，對國際資本流動實施區別對待、分類管理，確保外匯資金平穩流動。另外，在當前的形勢下，應進一步完善貿易收結匯和貿易信貸管理，加強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真實性及其與交易活動一致性的審核，防范異常跨境資金通過貿易、商業信用等渠道進行轉移，嚴厲打擊熱錢流入，以促進我國經濟金融平穩發展。
（四）強化匯率因素在貨幣政策決策考量中的地位
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應充分考慮國際經濟因素對本國調控的制約和本國的政策措施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充分關注匯率、外匯儲備等外向型經濟變量，注重不同國家貨幣政策的差異以及可能產生的溢出效應。另外，應調整貿易政策與引進外資政策，注重進出口結構的優化，擴大對先進技術設備的進口，不斷提高引資質量，以緩解國際收支雙順差對內外部經濟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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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的起因范文6
關鍵詞：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
中圖分類號：F82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8）01-0055-04收稿日期：2007-10－20
一、貨幣政策中介指標選擇的理論基礎
貨幣政策中介指標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特定的貨幣政策目標而選取的操作對象。在我國央行和理論界都推崇的是利率和貨幣供應量，選擇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為什么要選貨幣供應量而不選利率呢？這要從選擇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3個標準來判斷，首先解釋一下3個判斷標準的概念：（1）可測性，即中央銀行能夠迅速和準確地獲得它所選定的中介指標的各種資料，并且能被社會各方面理解、判斷與預測；（2）可控性，即中央銀行能夠有效地控制，并且不會遇到太多的麻煩和障礙；（3）相關性，即中介指標應與貨幣政策目標之間有高度的相關性。再來看選擇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原因：（1）我國利率種類多種多樣而且還經常變化，對央行來說利率的可測性不如貨幣供應量，而且對于再貸款利率，央行只能影響而不能強行干預，只有貨幣供應量央行可以直接操縱。所以從可控性上看，貨幣供應量對經濟變量的作用更為直接。從相關性上看，我國經濟與貨幣供應量相關性較強；（2）選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指標有一定的優越性：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能直接影響經濟活動；與貨幣政策意圖聯系緊密；可以明確的區分政策性效果和非政策性效果；央行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力較強。當然選擇貨幣供應量也有其缺點：中央銀行對其控制不是絕對的；中央銀行應用貨幣政策工具對貨幣供給量的控制有一定的時滯。
二、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指標有效性的分析
現在我們來分析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指標是否有效，這要從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3個標準來判斷。
1.可測性
可測性就是央行根據貨幣供給函數預測未來短期內貨幣的需求量,這種預測只是名義貨幣,而不是實際貨幣需求量,再加上這種預測函數是建立在對過去貨幣需求量進行回歸分析的基礎上的,其函數本身就有一定的缺陷：（1）對未來貨幣需求量有一定的時滯性。貨幣供應量是在經濟發展表現出緊與松后才實施的，具有一定的滯后性；（2）目前國內有一些巨型超市自己發行優惠卡，其實質已執行著貨幣的支付手段和價值尺度職能，還有一些電子貨幣的“流通”如校園卡、大型單位的電子卡、地下金融活動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央行對貨幣統計的難度；（3）從貨幣供應函數中求得的貨幣量與實際貨幣需求量肯定存在差距，未來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貨幣的流通速度很難掌握；（4）隨著我國貨幣市場的不斷發展，各種金融創新及金融融資渠道增多，一些流動性非常強的貨幣工具的使用，使得貨幣當局對貨幣統計的準確性存在偏差。
2.可控性
理論上貨幣供給量是可以控制的，這是因為：
其中，C／D：通貨―存款比率；R／D：準備―存款比率。總體來看，在決定貨幣供給的3個基本因素即C／D：通貨－存款比率；R／D：準備－存款比率和基礎貨幣B中，通貨－存款比率的大小特別是超額準備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存款貨幣銀行的行為，但中央銀行對此有很大的影響。基礎貨幣主要取決于中央銀行的行為，央行根據貨幣供給意向，應用政策工具直接影響基礎貨幣的數量。如果對上面的貨幣供給公式作更細致的劃分，結果也是如此。由于存款準備金率是由法定準備金率和超額準備金率構成，所以有：R=(r+e)D其中，r=法定準備金率；e=超額準備金率。
全部存款D是由活期存款F、定期存款T和儲蓄存款S構成，所以有：
這樣，現金比率C（C＝C／D）、活期存款比率f(f=F/D)、定期存款比率t(t=T/D)、儲蓄存款比率s(s=S/D)、法定準備率r、超額準備率e等6個因素，再加上基礎貨幣B，這7個因素決定貨幣供給總量。其中r由央行決定，央行對B控制也很強；e由存款貨幣銀行控制。但央行對其有很大影響力，c、f、t、s這4個因素取決于公眾，但受央行各種政策特別是利率政策的影響。從公式上看，央行對貨幣的供給基本上是可以控制的。（以上公式和主要解釋來自王廣謙主編《中央銀行學》）。但實際上并非如此，請看表一。
從1996年中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開始，貨幣供應量的目標值就幾乎沒有實現過。在M1上，1998年，實際值比目標值低5.1個百分點（約差1776億元）；1999年，實際值比目標值高3.7個百分點（約差1441億元）。在M2上，1997年實際值比目標值低5.7個百分點（約差4166億元），后目標值改為區間值，1998年實際值比區間值上限低2.7個百分點（約差2457億元），2000年實際值比目標值低1.7個百分點（約差2038億元）。從1994年到2000年7年間，僅1996年實際值與目標值相差不到1個百分點。從2002年到2006年間M1和M2的目標值與實際值之間差距最大的達到將近4個百分點，在這5年間僅M2在2005年相差不到1個百分點，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主要有兩個：
1、貨幣供應量本身不好控制。（1）基礎貨幣投放難以控制和貨幣乘數不穩定，中國貨幣投放忽快忽慢，很不穩定，如1997年基礎貨幣比1996年增長14%，到1998年增長率急劇下降為2.3%，而1999年又升到7.3%。其中2002年至2003年表現最明顯。這一現象是由中國匯率決定的。中國名義上實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因“管制有余而浮動不足”，實質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2）中國的郵政儲蓄全額轉存制度。其起因是20世紀80年代高通貨膨脹的壓力環境下，為央行向財政融資提供資金來源。時至今日，一方面貨幣當局意圖增加基礎貨幣以擴張貨幣供應，另一方面不斷增長的郵政儲蓄存款卻不斷的從商業銀行分流存款，間接導致基礎貨幣減少；（3）貨幣政策的實施帶有一定的時滯性，是內部時滯和外部時滯。內部時滯包括認識時滯和決策時滯；外部時滯包括操作時滯和市場時滯。
2、貨幣流通速度下降。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是導致中國貨幣供應量目標效果不佳的另一個主要原因。近年來中國的貨幣供應量指標之所以與物價、就業增長等宏觀目標相關性不強，甚至出現貨幣供應量增長和物價下跌并存的局面，除經濟自身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外，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是導致這種背離，尤其是與物價走勢背離的重要原因。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貨幣持有成本的變化，持幣成本不僅影響通貨比率，而且也影響到居民的消費意愿。1996年以來我國通貨膨脹率急劇下降，甚至出現了通貨緊縮現象，持有貨幣資產的機會成本隨之迅速下降。2003年后又出現了一定的通脹，給居民的預期造成了不確定的影響。受其影響，居民持幣待購的心理不斷增強，貨幣流通速度難免下降。二是受社會福利體制改革和就業壓力加大的雙重影響，居民普遍感到未來經濟走勢和個人經濟狀況的不確定性增加。出于預防性動機，居民的貨幣需求函數向右移動，使得實現同樣的GDP規模需要更多的貨幣存量，表現為貨幣流通速度下降。三是由于我國的貨幣進程尚未結束，大量貨幣作為給不斷擴張的市場領域提供的必要的交易媒介而被經濟所吸收。關于改革以來出現的貨幣高速增長，一般認同所謂的經濟貨幣化進程的解釋。實際上受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力度加大影響，我國的經濟貨幣化進程不但沒有停滯反而加快，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近年來的貨幣擴張效應。
綜上分析，決定基礎貨幣、貨幣乘數效應以及貨幣流通速度的因素眾多又不易預測與控制，決定貨幣供應量與物價、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極為復雜。
3、相關性
在計量經濟學中我們把R-squared稱為可決系數，用它可以檢驗模型的擬合優度的，也就是說被解釋變量中有多少是解釋變量解釋的。它的取值范圍是0到1之間，越靠近1說明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解釋的程度越高，越靠近0說明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解釋的程度越低。把被解釋變量設為GDP；以M0、M1、M2、CPI的增長率為解釋變量。利用Eviews5.0系統對1985-2006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可以得出R-squared=0.379，即在此區間GDP中37.9%的變化是由M0、M1、M2的變化引起的。可知貨幣供應量與GDP的相關性非常低。貨幣供應量已不適應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
因此，在當前我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由于中介目標的作用不僅是充當貨幣政策操作的信息提供者，更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名義錨的作用。在沒有找到非常適合我國國情的中介目標時應采用多個指標同時監測，如同時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物價指數、經濟景氣度等多個可行的重要經濟指標共同監測，其中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更好一些。通貨膨脹率的優點在于：其可測性和相關性非常出色，便于公眾準確理解和形成穩定合理的預期，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再次要努力實現利率的市場化，加強對股市的監管力度，使得中央銀行能更準確高效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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