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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改革重點范文1

新華社北京4月16日電 國務院總理4月16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分析研究一季度經濟形勢，部署落實2014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確定金融服務“三農”發展的措施，決定延續并完善支持和促進創業就業的稅收政策。

會議認為，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開局平穩。經濟增速、就業、物價等主要經濟指標處于年度預期目標范圍，沒有越出上下限，經濟運行繼續保持在合理區間。經濟結構呈現積極變化，服務業增長勢頭不減，城鄉居民收入實現較快增長。重點領域改革取得新進展，為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同時也要看到，當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依然存在，一些困難不容低估。必須保持定力、奮發有為，敢于擔當、真抓實干，把《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各項任務落到實處。要統籌穩增長，堅持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著力增加有效供給，不斷滿足新增需求，注意防范和化解潛在風險，通過多方共同努力，確保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任務。

會議聽取了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2014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的匯報。會議強調，要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把改革貫徹到政府工作各方面，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各環節，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全面、有序、協調推進改革。要以強烈的責任感和緊迫感，緊緊抓住破解推動發展和改善民生中的難題，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突破。

會議指出，按照《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推進金融改革創新，加強金融對“三農”發展的支持，對于強化糧食安全保障、建設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具有重要意義。會議確定，一要豐富農村金融服務主體。分類推進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改革，培育發展村鎮銀行，提高民營資本持股比例，鼓勵建立農業產業投資基金，整合放大服務“三農”能力。二要加大涉農資金投放。對符合要求的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和合作銀行適當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落實縣域銀行業法人機構一定比例存款投放當地的政策。三要發展農村普惠金融。完善扶貧貼息貸款政策。推動偏遠鄉鎮基礎金融服務全覆蓋。四要加大對發展現代農業重點領域的信貸支持。完善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政策，建立大災風險分散機制。五要培育農村金融市場。開展農機金融租賃服務，創新抵（質）押擔保方式，發展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六要加大政策支持。完善涉農貸款財政獎勵、農戶小額貸款稅收優惠和農村信貸損失補償等政策，切實防范金融風險。會議要求，所有涉農金融機構都要努力往下“沉”，做到不脫農、多惠農。

會議指出，保就業是穩增長的重要目的和惠民生的基本內容。為進一步促進高校畢業生、下崗失業人員、殘疾人等重點群體創業就業，扶持小微企業發展，會議決定，將2013年底到期的支持和促進重點群體創業就業稅收政策，延長至2016年12月31日，并加以完善。一是取消享受優惠政策的行業和人員范圍限制。凡招用登記失業一年以上人員，均可享受稅收優惠。二是提高征稅扣除額上限。對從事個體經營或企業吸納就業的，除國家給予定額稅收扣減外，地方政府還可按規定再給予比過去更大的稅收優惠。三是增加扣減稅費種類，把地方教育附加納入減稅范圍。四是簡化程序，將稅收優惠政策管理由審批改為備案，努力營造更好的創業就業環境。

經濟體制改革重點范文2

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伴隨著經濟形態的變化可以劃分為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主要包括：第一階段（1978-1984）：這是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個階段，被首次提出，代表了農村經濟制度的正式形成。第二階段（1985-1992）：這是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實現了對農村商品流通體制的改革，同時將土地承包實踐延長為15年。在這個發展階段，市場競爭機制被引入到農村市場，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創造了更多機遇。第三階段（1993-1998）：這個階段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階段，不僅將土地承包時間延長到30年，而且在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背景下，實現了農村生產方式的轉變，奠定了堅實的改革基礎，同時也形成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良好條件。第四階段（1998-至今）：這一階段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持續深化的階段，無論是在農村經濟發展還是在農村的政治和文化發展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農民的收入持續增加，農村精神文化生活變得日益豐富，無論在物質方面還是在勁射方面都距離新農村建設的目標越來越近。

2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存在的問題

如今，農村土地產權管理制度也不斷完善，農村市場結構正在不斷發生變化，代表農村經濟正在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然而需要認識到的是，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主要表現在：

2.1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低

由于農村市場的特殊性，形成了與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改變農村市場效益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加快了我國農村市場分散化經營的轉變，農民逐漸成為是市場的主體，他們直接參與到市場競爭，分散的生產和經營模式直接導致他們應對風險的能力較弱，無法有效的獲取市場信息，不利于促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

2.2缺少健全的農產品市場

農民生產方式的轉變促進了農產品數量的快速增加，但是由于缺乏準確的市場定位與資源配置，農產品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且農產品的加工與轉化技術不強，使得農產品的流通率較低，這對于農村市場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阻滯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農民的積極性。

2.3缺乏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可以為農村生產和農民提供足夠的組織機構與金融服務，但是從當前農村市場的發展來看，尚未形成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由于組織機構不健全，無法為農村提供專業的、規范的服務。同時由于缺少足夠的資金支持，無法形成科學金融服務體系，不能為農業生產提供資金和金融服務。2.4城鄉經濟發展體制的完善長期以來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是影響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在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下，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農民無法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獲得更多利益，容易形成消極的情緒，不利于農村經濟合作組織以及協同生產的實現，無形中拖慢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對農村經濟發展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3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趨勢

通過上述問題的分析可以發現，農村市場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如何協調農村與農民市場之間的矛盾是關鍵問題，通過農村合作社的建設與發展，可以緩解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從而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形成良好的平臺。首先，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農村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都發生了較大的改變，集體統一組織的關系逐漸弱化，逐漸演變為單一的農民直接面對市場，這就無形中增加了農村經營的生產成本，小農戶要直接進入市場造成了資源和產品的浪費；其次，農村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使得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積不斷減少，分散式經營方式無法形成規模效益，這對于農民來說無疑是經濟效益的損失，無法通過規模化生產促進農產品生產和加工效率的提升，而且不利于現代種植技術的應用與普及。另外，農村地區的信息溝通渠道不夠順暢，這導致了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農民對于市場的多變性不能很好的掌握，容易造成生產決策的失誤，導致生產經營與市場需求脫節。因此，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任務，是實現農村資源的科學配置，加快農業生產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生產方式，才能實現農村經濟的自由和健康發展。

4結語

綜上所述，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形態下，可以為農民參與市場競爭提供更好的平臺，而這與農村市場和農業經濟的發展相契合，是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隨著農村市場的的不斷發展，需要不斷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實現農村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

作者:徐麗華 單位: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依安縣委黨校

經濟體制改革重點范文3

關鍵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問題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是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依據。可是，這幾年來，中國的農村經濟環境和結構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變，以往的經濟體制難以充分滿足現代化社會發展的需求。基于該方面的因素，必須要加快改革的速度，突破以往的模式，處理好目前所面臨的多種體制約束性問題，給農村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問題

（一）農產品市場體系比較落后，其競爭能力很低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針對農產品市場的需求有非常明顯的提升。可是根據當今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來看，農產品市場體系和別的經濟發展相比較有非常明顯的不足，造成競爭能力不夠，直接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1]其一般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交易方法比較單一化，農產品流通系統不完善；組織化程度很低，制約農產品競爭能力與層次水平；農村基礎設備建設非常落后，直接影響了農產品市場化進程的推進。

（二）城鄉差距明顯，局限了農村經濟發展

城鄉差距一般體現在城鄉二元制結構，二元制結構有非常突出的表現就是城鄉收入的差距大，并且貧富差距拓展增加了社會矛盾。其基本原因就是農產品價格很低，直接影響到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與主動性，這對于農村經濟發展有著較大的威脅。由于城鄉收益差距，嚴重打擊了農民種糧的主動性，這也是我國需要快速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最大阻礙。農村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在于增加產量增加收益，而經濟發展并未增加更多的經濟收益，或者收益增長無法跟上物價增加，這就造成農民收益不增加反而減少。

（三）農業生產經濟組織程度不高

農村經濟發展是構建在的經濟體制之上的，遭受到小農經濟的直接性影響。農業生產經濟面積很小，并且基礎弱，層次與發展水平無法和別的經濟相匹敵。一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機制，將農村經濟發展局限性放寬了，提升了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這對于農業經濟發展具備很大的促進作用。二則，有一定的弊端，縮減了農業生產經營面積，農業生產集中成熟以及經濟效益比較低，農產品生產效率不夠。在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農產品沒有一定的競爭優點，造成農產品價格受到制約，農村經濟市場化程度不高。這直接影響了農村經濟結構調節，信息采集與反饋均無法充分滿足農村經濟發展需要。

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舉措

（一）增加城鄉一體化發展速度，處理余下勞動力

根據當今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中國農村經濟有著比較嚴重的勞動力剩余問題，這就是因為中國農業人口多導致的。因而處理農業人口過剩是處理農村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國家需要激勵和支持農民去城市參加工作。要增加城鄉一體化進程的速度，處理農村勞動力剩余的實際狀況，提升農民經濟收益，從根本上處理農村經濟發展的現實性問題。[2]第一應當增加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化建設的腳步，將農村余下勞動力轉移。再者，將農村產權體制改革，在處理農村余下勞動力的時候，也需要深化改革農村土地扭轉，處理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提升農村就業能力。

（二）提高農民經濟收益，減少城鄉差距

提高農民收益是減少城鄉差距，降低矛盾出現概率的核心部分。在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增加產量與增加收益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核心體現，農民的收益增加了，才可以實現中國和諧建設。第一，將收益分配關系理清楚，減少農村負擔，從國家農業稅取消到現今的支農惠農策略，沒有體現我國對三農問題的重點。再者，增加農村企業發展，提高農民收益，伴隨著農村企業發展，政府需要積極指導與大力支持農村企業發展，切實提升農民收益水平。農村經濟改革基本是依賴于農業面貌，可提升農村經濟發展速度。

（三）發展市場農業

第一，需要將農業社會化服務建設速度加快，建設完整的管理體系。針對該方面，政府部門需要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制定出相關服務細則。再者，逐步對其運作結果以及管理體制進行改進。根據社會化服務管理工作發展需求，此項工作一定要把管理經濟效益以及效率提高當成是行為準則。第二，農業產業化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要選項，所以，一定要發展農業產業化企業，進而整合農村資源。比如，在中國部分農村地區，地方政府進行積極指導，發展鄉村種植產品，指導農民種植，并且承擔起聯系銷售的工作，提高農民收益。因此，針對政府而言，不單單需要給農村企業發展提供一定的支持，還要依照地方實際情況和發展方向，選取正確的經營模式。

三、結束語

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需要將定位找準確，找準其方向，才可以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促使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正常開展。鑒于此，往后需要推行城鄉配套改革，給農民減輕其負擔，保證農民土地經營權，推進土地流轉，增加對農民的教育工作。與此同時，發揮出信息技術優點，進行網絡銷售，以此推動市場農業發展。

參考文獻

[1]欒君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研究[J].中國市場,2015,(52):252+254.

經濟體制改革重點范文4

上海自貿區正是承載著這樣的改革目標。自貿區從功能來說，主要就是在涉外體制改革上進行探索。

因此，上海自貿區職責是兩個層面的：一是先行先試，為國內下一步的改革開放做一定的探索，這其中，更多的可能涉及到涉外經濟體制當中政府的職能、政府的管理方式、下一步開放的領域等等；另一個重要職能就是爭創國際競爭的新優勢。上海的競爭對手不是香港，上海是要立足于中國的全球競爭，他的競爭對手可能是倫敦、紐約此類國際大都市圈，引領中國特別是長三角城市經濟帶參與全球競爭。這其中有改革的任務，也有開放的任務。

涉外經濟體制出現不適應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全面推進，涉外經濟體制開放取得巨大進展。但是，我國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處于深度轉型調整時期，現行涉外經濟體制越來越難以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

現行涉外經濟體制已不能適應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的要求。而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地位，是我國比較優勢變化的必然要求，但是，現行涉外經濟體制尚不適應這種新要求，既不利于引進高端產業活動、高級生產要素，也不適應企業“走出去”整合外部資源，使我國難以充分利用新的戰略機遇期。

此外，現行涉外經濟體制并不適應我國優化產業結構的要求。服務業開放不足，管制過度，限制了服務業的發展。稅收、通關等政策限制了我國吸引高端制造、地區總部等活動，不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除了以上兩個方面，現行涉外經濟體制也不適應我國應對國際環境新變化的要求。我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現行涉外體制缺乏與國內體制的聯動，部門協調不力，不利于增強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機制的能力，不利于提升我國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也不利于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

改革目標

過去30多年，我國充分利用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跨境轉移機遇，快速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不僅迅速崛起成為世界貿易大國，而且成功地消除了制約我國工業化的“外匯缺口”，有力地推進了工業化進程。

我國的比較優勢正在從人口“數量紅利”向“質量紅利”轉換，巨大的本土市場、完善的基礎設施和齊全的產業配套，成為吸引高端產業活動與生產要素的新因素。國際金融危機為我國企業提供了在發達經濟體開展低成本并購以獲取先進技術、國際品牌和銷售渠道的難得機遇。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令我國從以往的“擴張型”戰略機遇期跨入了“升級型”戰略機遇期。

轉變發展方式與和平發展，要求未來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目標從“出口創匯”轉向“價值鏈升級”，戰略重點從制造業為主向服務業、金融和規則制定領域拓展，戰略內容從“引進來”為主轉向“雙向”開放。

涉外經濟體制必須適應開放戰略的新要求。未來十年涉外經濟領域改革的目標，就是大力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改善外部經貿環境，充分利用國際環境提供的新機遇，形成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促進國內發展方式的轉變。具體而言，就是通過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力爭在未來十年中，令我國在技術密集度和附加值更高的產品和服務上形成新的國際競爭力。具體的途徑包括：引進更先進的生產要素和產業活動、促進對外投資、打造世界級的跨國公司、開拓高附加價值市場、保障資源能源供給安全、營造更好的外部經貿環境（包括規則環境）等。

改革重點與路徑

涉外經濟領域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要打造對高端產業與生產要素具有較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在這一方面，一是需要擴大和深化服務業對外開放，倒逼國內體制改革。重點是推動能源、電信、金融等基礎行業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體育等領域開放，引入新的理念、機制和商業模式，推動國內相關體制改革，增強我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二是大力改善投資軟環境。增強政策的穩定性、透明度、可預見性；改革外資審批體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資準入管理體制，開展準入前國民待遇與“非禁即入”的試點，為實現內外資準入制度的統一創造條件；統一內外資法律，強化法律法規的一致執行，形成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三是著力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打造新的開放平臺。

加快對外投資體制改革。一是改革對外投資的審批體制，提高審批效率，為取消對外投資審批奠定基礎。二是加強對外投資保護，保障海外利益，避免重復征稅；三是改善企業對外投資服務，加強對外投資信息、法律、融資、保險等服務。四是以放開跨境投資管制為突破口，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推進外貿體制改革。一是完善出口退稅制度，改變現行的對本土上游產品歧視性的出口退稅制度；二是開展創新海關特殊監管區政策與監管模式改革試點，打造國際研發、國際制造、國際貿易、國際物流、國際結算和國際維修中心等“六大中心”；三是繼續深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改革；四是開展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不同監管部門聯合查驗，降低收費，提升通關效率，降低貿易成本；五是以暫定稅率方式，推行結構性降低關稅。目前我國的關稅結構與水平是在加入WTO時談判而定，不能反映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狀況，降低關稅水平的空間較大；六是結合壟斷性行業改革，在存在進口特許權領域放松進口權管制，引入更多競爭；七是以中日韓自貿區和地區全面伙伴關系（RCEP）為重點，談判建立高質量的自由貿易區，推動國內相關體制的全面改革。

加快對外談判體制改革，提高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能力。一是改進涉外經濟貿易政策決策協調機制。改革現行具有“一票否決權”特點的部門會簽制度，實行牽頭部門負責制；二是加快改革自由貿易區談判機制，打破既得利益阻礙，完善產業救濟機制；三是改革涉外人事制度，在我國政府機構與國際組織間建立人才雙向流動的機制，鼓勵中國公民進入國際組織，增強我國在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四是建立智庫參與涉外經濟決策的機制，增強我國在國際經濟治理機制中的倡議能力；五是完善應對貿易投資摩擦機制。

必須找準突破口

涉外經濟體制改革紅利巨大，但阻力可能甚于國內經濟體制改革。要想順利推進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找準突破口。

一是著力推進自由貿易園區試點，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實行一攬子涉外經濟體制改革試點。

我認為，上海自貿區改革的目標，首先是完善制度。第二要依托一些特殊監管制度，圍繞高端附加價值的產業活動，比如說國際研發、國際物流、國際結算等等來重新設計政策，吸引這些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活動到中國來落地。第三，繼續深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的改革。第四，上海自貿區應開啟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此外開展進出口領域的部分壟斷性的改革。

二是結合雙邊投資協議談判進程，推進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

如何擁有一個更加高效的管理體制——基本的思路是政府從事前審批，轉向事后和過程的監管。當前仍在延續的政策中，對企業的限制過多，不適應企業對外投資管理需要。應把這種審批體制大大簡化。

經濟體制改革重點范文5

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了遲福林同志的新著《起點》，書中收集了作者近兩年的研究成果，比較系統地反映了作者在建立公共服務體制問題上的相關思考和研究成果。應當說，這是面對改革發展新矛盾、新問題，以推進政府轉型為主線，探討全面制度創新的一部力作。

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是2003年SARS危機中遲福林同志提出的觀點。2006年2月6日，在總理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學者座談會上，遲福林同志建議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作為“十一五”時期改革攻堅的重大任務。近幾年，遲福林同志一直把政府轉型作為重點研究課題。遲福林同志把自己兩年來以推進政府轉型為主線，探討全面制度創新的研究成果匯集成冊，并以《起點》作為書名，寓意深刻、觀點鮮明，意味著我們能否實現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決改革發展過程中深層次、體制性、結構性的難題，關鍵在于我們能否規劃好、設計好改革，排除各種阻力深化改革，實現全面的制度創新。

作者對新階段改革的現實背景進行了深刻分析，指出我國面臨著日益突出的兩大矛盾：一是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之間的突出矛盾，二是全社會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之間的突出矛盾。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新階段的改革需要實現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建立公共服務體制為重點的社會體制改革、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等三個方面的突破。作者的分析，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聯系，與我國改革攻堅的現實問題相聯系，從而形成了獨特、系統的分析體系。

作者分析了政府轉型的現實需求。針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矛盾日益突出的現狀，作者提出，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最根本的問題是改變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以使政府有效地履行經濟性公共服務職能。在全面制度創新的新階段，經濟體制改革要求規范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社會體制改革要求規范政府與社會的邊界，政治體制改革要求規范和約束政府權力。政府轉型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是社會體制改革的現實前提，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現實切入點和重要突破口。

經濟體制改革重點范文6

一、基本經驗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者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么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后，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后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于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于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么，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并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制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于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于農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于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并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干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干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伙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伙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權、給什么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么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場、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對于體制轉軌，理論上存在多種途徑或方式。在實踐中，也有多種方式，人們把20世紀開始、持續至今還沒有完成的許多國家的改革，大體上劃分為兩種方式：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或“休克式療法”。從改革的效果來看，比較多的人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標志是，在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連續20年經濟平均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限制在公眾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從1979年至1999年，社會零售物價上漲率平均為6.6％（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從1985年至1999年平均為8.9％），沒有到兩位數，從而沒有危及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張卓元，2000）。由于經濟快速發展，物價上漲率總的來說處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圍內，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實惠。

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經濟制度不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或阻礙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逐漸地改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體現在許多方面：從農村改革開始，然后擴展到城市；先著力發展比較適應市場經濟的非國有制經濟，而后重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先發展商品市場，然后著重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改革先調后放，調放結合，并逐步同國際市場價格相聯系；生產、流通、價格等都出現計劃內外雙軌制，然后向市場單軌制過渡；經濟特區、沿海城市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內地推開，實現全方位開放等等。在改革推進的方法上，也是這樣。先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隨著經驗的積累，逐步實行相互協調、相互配套的整體推進；還有是先易后難，先改革那些比較容易改的領域，最后搞攻堅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著密切關系。由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牽涉到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社會成員的就業與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復雜、最為困難的改革。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對企業的迅速改革可能導致的生產下降，失去社會大眾對制度變遷的支持，同時又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中國企業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通過體制外變遷和體制內發展相結合的道路來推進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兩條腿”走路。

當然，我們只能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比較成功。但是，它同樣有其局限性。而且，我們也不能認為或斷定激進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長時期的時間去檢驗。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遷所面臨的環境和約束條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選擇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或教訓

1、對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狀況重視不夠，造成的后果將是深刻而長期的。

我國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收入分配領域進行著相應的改革，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實際情況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1）從基尼系數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1978年我國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33，這說明我國當時屬于個人收入差距比較小的國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數已達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僅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過了美國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數。（2）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調查，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率為2.36∶1，1985年為1.72∶1，1999年為2.65∶1；從這三個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先縮小后又擴大的趨勢。（3）從地區收入差距來看，1980年東部地區職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約到1989年前后，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基本持平。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漸拉開，到1997年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比達到1.4∶1；農村收入差距則從1980年的1.46∶1擴大到1997年的2.5∶1。（4）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據統計，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煤氣和水生產供應業，職工平均工資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職工平均工資為392元，二者絕對差距是458元，相對差距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為金融保險業，職工年均收入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農林業，職工年均工資為4，528元，二者絕對差距為6，015元，相對差距擴大到2.35∶1。（5）從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來看，據溫州的一項調查，在一般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具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而據湖北省統計局、勞動廳、計委聯合調查組對湖北省50家停產半停產企業的1258名職工的調查顯示，他們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6元，僅相當于私營企業主月生活費1827.56元的3.6％（韓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已經導致了嚴重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雖然有許多種，但是大多數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數居民雖然有強烈的需求沖動，但是沒有購買力，無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內難以消除，而且隨著我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實施，這種收入差距還會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2、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導致經濟體制改革有時難以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從現實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滯后于前者的。當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才考慮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動或大推小動，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滿意，例如，機構改革，越改越臃腫。可以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阻力。

3、對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互動關系重視不夠，技術創新落后于制度創新。

這里所謂的“技術創新”是指直接生產領域的技術發明、創新、運用，不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或檔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進行，可以說制度創新是明顯的。但是，技術創新相對于制度創新是嚴重滯后的。技術創新滯后于制度創新的后果就是當制度創新所帶來的效率完全發揮出來之后，經濟發展的動力就趨于消失。

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來看，從1978年開始的農民自發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農業技術基本上沒有創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現在，農業技術也沒有太大的、普遍的進展。國有企業主要強調進行經營管理體制和產權改革，技術領域的改革和創新、設備的更新和改造、員工的技術培訓等，都沒有明顯的進步。在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同一個地區的不同企業在面臨相同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在制度變遷發生后，雖然在短期內都促進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好轉，但是過幾年后，卻出現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差異。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術進步的作用。這也說明了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后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當然，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是互動的，技術創新的相對滯后，也與制度有關。說明制度安排對技術創新、推廣和運用沒有足夠的激勵。因此，我們應該從技術創新的相對不足反思我們的制度創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漸進式改革的累積成本或后攤成本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易到難，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這實際上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所導致的。漸進式改革強調在不改變憲法、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從另一角度來看，制度的適應性總是有限的，任何一種制度只能適應特定的環境，而且這種適應也只能夠在短期內適應，可以說適應是相對的，而不完全適應是絕對的。例如，價格雙軌制是漸進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現之一，但是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腐敗”問題，則可以看作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在舊體制外生長出新體制，舊體制的改革則逐步進行，這種漸進性確實既依靠新體制的外力推動舊體制變革，又不至于使因舊體制的突然崩潰而導致巨大的社會震蕩。但是，它卻產生了新舊體制之間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對舊體制內公有經濟形成巨大沖擊，境況相對惡化，導致舊體制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目前國有企業的效益不斷下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國有企業大量下崗職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漸進式改革的后攤成本越來越大，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