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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1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 農民工 城鄉分割 流動性大 收入低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價格信號的引導，勞動力一般會流向經濟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事實也正是如此，所以對于東部地區的流動人口研究以及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市場研究是相當豐富的，而西部勞動力市場少有研究者關注，西部地區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特點及狀況目研究前仍處于空白狀態。本文以國家衛計委2013年全國外來流動人口的調查數據為依據，對西部地區勞動力市場的流動人口工資、社會保障、教育程度等維度進行研究，深刻剖析西部勞動力市場的現狀，以及流動的驅動力，以達到規范勞動力市場的目的。

二、西部地區農民工勞動市場概況

（一）樣本數據描述

根據國家衛計委2013年全國外來流動人口的調查數據，西部12省共有64824個個案。表1為各省的樣本數量，西北地區和西南地區的樣本量，基本達到1：1。

就各省的流動人口來源來看，我們發現西部的絕大多數省份（除新疆、和青海外）都有一半以上的省內流動率，其次就近跨省流動也是比較多的，像貴州，省內流動占到65.2%，其余流入貴州省前三名的省份分別是四川、湖南、重慶。（這種情況在其他省份也適用）。這顯然很容易理解，由于城市的收入高于農村，這吸引了農民工流入城市，但考慮到遷移的成本，所以有不少人了選擇省內流動或就近跨省流動。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和青海這三個省，省內流動將近30%，而跨省流動的比例遠大于其余幾個西部省份，研究發現這三個省份的流動人口大多來自四川、河南、甘肅這三個省份。四川與河南都是人口大省，成為西部地區跨省流動的主要人口輸出地。即使是這樣也遵循就近跨省流動的原則。

（二）受訪農民工的個人特征（見表2）

分析一下西部地區流動人口的基本特征。從性別結構上看，男性被訪者占55.3%，女性比例占44.7%，男性略高于女性，我們可以看出男性的流動意愿略高于女性。從年齡結構上看，20-50歲是的農民工占到近90%，20歲以下和50歲以上的農民工是極少數的，將近10%。從農民工的年齡分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青壯年勞動力的遷移意愿往往是比較強的。從婚姻狀況層面上，76.3%的農民工處于已婚狀態，其他婚姻狀態的只占到近25%。在民族構成上看，漢族仍然是大多數，占到將近86%，少數民族僅占14%，同時研究發現，像新疆、這樣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向外流動的人口是非常少的，反而是人口流入的大省。究其原因，有兩方面，其一少數民族有自己獨特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在其他的地方生活難以適應，其二是國家政策支持西部的發展，給他們許多優惠的政策，建設美好家園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基于以上兩方面原因，他們的跨省流動的意愿很低。從教育程度方面看，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占總數的71.1%，高中及專科學歷的占26%，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2.9%，總的來說，男性的受教育水平略高于女性，但從這個數據我們不能忽視的是，農民工的總體受教育水平還是偏低的。

人力資本理論的主要觀點即認為收入和人力資本的高低有著極強的聯系，而在人力資本因素中，又將教育、培訓視為提升人力資本的途徑。很多新生代的農民工意識到教育對于收入的貢獻率，因此在城市務工期間努力拿到函授、夜大的文憑，以提升自己的收入，這種情況在東部地區（如：北上廣）超大城市尤其明顯。而在西部地區農民工總體的教育水平普遍低于東部發達地區，因此受教育水平對于西部地區農民工工資（工資狀況見表3）的影響是不顯著的。

（三）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總體現狀

以下主要是從農民工的工資收入，農民工就業身份，就業行業以及社會保險的覆蓋情況，來評估西部勞動力市場的總體情況。

首先，根據表3西部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來看，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西部地區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總體來講，西北地區的農民工工資水平略高于西南地區的農民工工資水平，西南地區除外，其余五省均未達到西部地區整w的平均水平，而西北地區的青海、內蒙古、陜西、甘肅四省均高于全國整體水平。因此，總體來看，西北地區的農民工工資水平高于西南各省的農民工工資水平。更出乎意料的是，的農民工的平均月工資達到了3846.73元，遠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民工工資水平。這和地區的地理位置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地處青藏高原上，環境惡劣，無論做什么工作，都會比非高原難度要大很多，再加上本就地廣人稀，勞動力短缺，根據供求理論，供不應求，價格上漲。反之，重慶、四川和廣西，人口密集，勞動力供大于求，因此價格下跌。

表4進一步分析了不同性別的農民工收入的差異，西部地區男性農民工收入為3441.59元/月，女性農民工收入為2683.4元/月，男性收入是女性收入的約1.28倍。這個情況與其他地區的情況非常吻合，這表明不同性別的收入差異跟所處的地區關系不大。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也顯而易見，農民工更多的是從事體力勞動，由于男女體能上的差異，男性農民工相比女性會獲得更高的收入。其次，依據西部地區總體的就業性質，從事個體工商業和在私營企業工作的比例分別占到47.7%和24%，無單位的農民工也占到12.4%，在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集體企業工作的共達到10.6%。從農民工的就業身份來看，雇員占到50.6%，雇員的平均工資在2755.66元，大部分雇員的工資為3000元（即眾數）；雇主占10.3%，月收入均值為4473.76元，大部分雇主收入為3000元；自營勞動者占36.2%，這部分人的月收入的均值為3426.94元，眾數為3000元；家庭幫工占2.9%。從以上描述中，顯而易見的得出農民工主要還是以雇員和自雇為主，稍微有點積蓄的農民工做私營的買賣，賺的錢會多一些，但這部分人仍占少數。

農民工所處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工作時長普遍高于初級勞動力市場，分析西部農民工每周工作天數，我們發現每周工作6天和7天的農民工分別占到26.8%和57%，而只在工作日工作的比例都不到20%。進一步分析，農民工每天的工作時長，8小時及以內的占到41.9%，9至12小時的占到54%，13到18小時的占到4.1%。農民工周工作時長明顯比初級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長，而工資卻相差不少。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工作時間越長，收入越高。

表5為西部地區各行業共計55254個案（除去系統缺失的9570個案例）行業占比和社保覆蓋狀況，通過表4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吸納農民工比較多的行業，前五名的分別為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社會服務業、建筑業和制造業，這與全國的農民工就業的情況是相吻合的。總體來講，男性多從事批發零售、建筑業、采掘業等行業，而女性更多的從事服務行業，如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服裝店、超市等，農民工多從事個體經營或在私營單位打工，能夠進入正規單位的農民工少之又少，這一點與其他地區的農民工就業狀況基本一致，即農民工在務工地更多的是進入非正規部門就業，難以進入初級勞動力市場。如此現狀跟農民工群體自身的素質是分不開的，零售餐飲業、建筑制造業等對學歷和技術的門檻要求相對較低，主要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必然也就成為了農民工的集聚的行業。然而，我們發現在農民工集聚的批發零售業、餐飲業、社會服務業，社會保險的覆蓋情況是非常糟糕的，在這三個行業一項社會保險都沒有的農民工均達到了80%以上，這意味著一旦農民工在工作期間生病或出現意外，醫藥費都是自己負擔，沒有醫療保險的保障，因此很多農民工表示“在外務工期間，最恐懼的就是生病”。農民工社會保障覆蓋情況之所以如此不樂觀，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我國對于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還存在許多問題，到目前為止，仍未出臺政策文件來保障農民工的權益；其二，很多用人單位為一己私利，不按時給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而這種不當的行為，并未受到應有的處罰，而且被默認為是次級勞動力市場應有的現象；其三，農民工自身在求職的時候，對社會保險方面不重視，缺乏自我維權的意識，只看重眼前的利益，缺乏長遠的考慮。從表5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建筑業、制造業、農林牧漁業，這三個行業的農民工也相對較多，社保覆蓋情況要比批發餐飲服務業好些，我們會驚奇的發現這三個行業1-3項社保占比較多，更多的是繳納了工傷保險。而其他行業發生工傷的機會比較小，索性就一項也不繳了。總之，西部地區次級勞動力市場在社會保障這個方面亟待完善。

圖1為西部12省0項社會保險的占比情況，很清晰地發現的農民工沒有任何一項社會保險的比例高達95.1%，而重慶、四川、新疆是12省中，社保情況稍微好一點的，但仍高達50%以上。由此可見，西部地區各省在農民工參與社保的情況，均難以達到目前的整體水平。總之，農民工所處的次級勞動力市場本就非常的不正規，不完善，而西部的情況卻更嚴峻。

圖2為最近一次看病報銷的占比情況，在樣本總體中，近期看病的個案共有4550個，這部分群體中沒有享受任何報銷的占到近78%，而看完病后由單位報銷的只有2%。可見，醫療保險的繳納情況極其糟糕，而對于體力勞動繁重的農民工群體來說，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是他們緊急而又迫切的需要，因此對于農民工社會保險覆蓋情況亟待完善。

雖說農民工在城市的很多權益都得不到保障，但他們仍甘愿進城務工，一是由于農村不能吸納如此多的勞動力，二是因為他們在城里務工，總會比在農村獲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受高收入的驅動，該群體對于社保方面的缺失也就直接忽略了。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西部地區農民工來源地、人口學特征、工資水平、工作時長以及社會保險水平的分析，西部地區次級勞動力市場極其的不完善，具體特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①周工作時間太長，總體工資水平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嚴重；②社會保險的覆蓋情況太低，用人單位基本上不給雇員繳納社會保險；③農民工主要聚集在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建筑以及社會服務行業，住宿餐飲服務業的工資水平較低，批發零售業的收入差距較大，建筑采掘業的工資水平比較高。

因此，規范西部地區勞動力市場需在三個方面入手。首先，在宏觀政策層面，政府部門急需出臺相關政策來保障農民工群體的權益，在社會保險方面，強制雇主給農民工繳納三險一金（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未按規定給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的雇主或單位一律嚴肅罰款。或者政府、單位（或雇主）和雇員實行“三三制”的社保繳納方式，為農民工繳納五險一金。其次，在中觀層面，企業應積極聯合政府和社會組織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就業培訓以及其他福利服務，協助其提高工作技能，以增強農民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減少雇員的流失率。最后，在微觀層面，農民工自身素質有待提高。社會保障方面的缺失以及收入低，除了客觀環境的原因，跟農民工自身也是分不開的。一方面，他們文化程度相對較低，缺乏必要地社會保障意識，也缺乏專業技能，更多的從事體力勞動，他們需要在選擇好行業的前提下，在工作中積累經驗和工作技能，逐步在工作中獲得“一技之長”，以提升自身收入；另一方面，該群體流動性太大，有些企業想給他們繳納社會保險，但出于流動性大的原因，也會大打折扣。因此，建議農民工群體在選擇就業時，盡量保持工作的持續性，不要流動太頻繁。

總而言之，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問題，是城鄉戶籍制度的苦果，單靠政府、企業和勞動者三個主體的努力改進，難以起到顯著效果。只有全社會都為構建平等和諧的勞動力市場出謀劃策，才能促使問題更好更快地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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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2

關鍵詞：就業；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

一、導言

隨著我國的就業體制從“統包統配”徹底走向“市場化就業”，國有企業改革的“再就業工程”使數以千萬計的傳統產業工人下崗、轉崗：加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使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入城鎮就業：高校擴招又使每年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特別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就業問題更成為全世界共同的難題，我國經濟近年來雖然一直保持8％以上的GDP年平均增長率，只在2009年上半年下滑至7.1％，但就業形勢同樣嚴峻，2002年以來城鎮登記失業率始終保持在4％以上，城鎮登記失業人口在2003年后每年都超過了800萬人。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對于促進就業、維護社會穩定、加速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

國內學者對于就業的研究主要有：以胡鞍鋼博士為代表的學者關于我國城鎮失業的研究，以中國社科院的蔡防研究員為代表的學者研究了勞動力的城鄉流動、勞動力市場的分割與歧視以及人力資本投資等多方面問題，以袁志剛為代表的理論研究，集中體現在其著的《失業經濟學》之中。還有楊宜勇對經濟轉型期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狀況的分析。

而本文的研究把有效需求限定在一個特殊的框架――勞動力市場之內，區別于凱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理論，只有增加就業數量的需求才是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隨后探討了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最終基于文章的分析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二、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需求狀況

(一)勞動力市場“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

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直觀地反映在企業提供崗位的多少，間接體現在勞動力的就業之上。企業招工與人員就業看似具有直接因果聯系，企業招聘的人員越多必然導致人們就業的輕松，然而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卻出現“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的現象。2003年起開始出現“民工荒”，2004年甚至在農民工輸出大省，也出現企業招工難的現象。2007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全國113個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監測數據分析表明，各技術等級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都供不應求的狀況，技師和高級技師的嚴重短缺。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我國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潮，可見大多數農民工的崗位技術性不強，受市場形勢的影響非常大。農民工技術能力的要求直接影響著其需求。同時，擁有高學歷的大學生群體也出現就業困難，盡管持續的經濟增長產生了旺盛的勞動力需求，高薪招攬人才的報道屢見不鮮，但隨著高校擴招普通高校畢業人數逐年增多，2008年已逾580萬，而年平均就業率自2001年以來逐年走低，2008年為70％。高校畢業生失業人數達到174萬。就業形勢十分嚴峻。

(二)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

馬克思在其工資決定理論曾提到，在勞動力市場上，工資由就業的“勞動”供求決定而不是“勞動力”的數量來決定，勞動力的數量可以由雇主方面自身決定：因此，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勞動力市場上雖然可能存在整體的“勞動”需求增加，但不一定會導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即就業人口絕對數量的增加。這一觀點可以很好解釋“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的現象，我國勞動力市場對于勞動的需求增加，卻并沒有形成對于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因而直接導致“有人沒活干、有活沒人干”的局面產生。因此，勞動力的有效需求指的是在勞動力市場上。供給與需求實現平衡時的勞動力需求。它表現了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整個社會對勞動力的意愿的吸納水平。只有帶來就業人口絕對數量的增加才能稱作構筑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

三、我國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原因探討

盡管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比較旺盛，但鑒于我國勞動人口眾多、國民教育水平不高、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就業容量有限的基本國情。21世紀頭20年，受我國城鎮化將加快發展，人口年齡結構劇烈變化，農村人口繼續向城市轉移，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經濟更深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等因素的影響，使得我國勞動力市場總體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換言之。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一)歷史性原因或經濟體制轉型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所有制結構單一，國有經濟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非國有經濟沒有得到發展：到經濟轉型初期后，國有企業受到市場化的沖擊，冗員情況嚴重，不得不將富余人員釋放出來。而此時非國有經濟的勞動力需求卻嚴重不足。大批人員的下崗、轉崗、再就業，不僅僅在當時造成了失業率居高的局面，也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形成了就業壓力。

(二)經濟產業結構導致勞動力需求不足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第二產業，尤其是重工業，始終是國家經濟的命脈，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很高的比重。但是第二產業的經濟增長所能夠創造就業的能力卻很低，制造業部門技術水平的提高使得資本有機構成上升，一定程度上造成“機器排斥工人”的現象：同時，能夠吸收大量就業的第三產業發展嚴重不足。最終的結果就是“奧肯定理”在我國失靈，經濟增長帶來的創造就業能力下降，這集中體現在近幾年來就業彈性的下降。

(三)城鄉經濟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勞動力有效需求的增長

我國經濟發展初期在很大程度上以犧牲農村為代價發展了城市。城鄉差距開始拉大。經濟增長主要集中在城市，但就業機會增長也僅僅限于城市，又由于城市自身發展程度及地域和環境的限制，還有戶籍、人事制度等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因素存在，城市承受就業的能力有限。且根據邊際收益遞減的原則，很多時候每增加一單位經濟產值所創造的就業機會降低，即就業彈性呈現降低的趨勢。因此，相對于城鄉均衡發展而言。城鄉差距大的地區將擁有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有效需求。

(四)其他市場對勞動力市場的溢出作用，作為引致需求的對勞動力的需求必然受到商品市場需求的影響

由于受到其他市場對勞動力市場的溢出作用，考慮到企業生產行為的兩個方面即為商品供給與勞動力需求，因此作為引致需求的對勞動力的需求必然受到商品市場需求的影響。我國外向型經濟過去幾年內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增長。也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問題，但這種外貿依存度高的經濟結構不是長期、可持續的發展形式，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東南沿海大量企業倒閉、農民工返鄉、高校畢業生就業緊張

更說明了這個問題。國家已經將推動經濟增長的戰略轉移到刺激內需上來，由于內需不足直接影響著企業的銷售及資金回籠，使得我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將存在，從而也使企業新增崗位出現困難，勞動力市場需求較為低迷。

四、構筑我國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的建議

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還存在著勞動力歧視、崗位待遇差距過大等問題，我們應著力對這些問題進行解決，并對非正規就業和隱性就業者的情況加以改善。此外，勞動力市場上對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應多樣化，避免大學生與下崗工人爭搶同一職位的局面。在建立平等、健康的勞動力市場的基礎之上積極采取措施構筑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

(一)發展中小企業，增加勞動力市場容納就業空間

中小型企業始終是市場經濟體制的主力軍。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相關資料，我國中小型企業占全部企業總戶數的99％以上，而就業人數約占全部就業數量的75％。在我國城市的勞動力需求市場上，大型國有企業的就業基本飽和，有些仍處于“富余”的狀態，對于勞動力需求潛力相對較低。而中小型企業，在經濟體制轉型之后，作為非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同時也是我國市場經濟的主體，無疑在今后的勞動力市場上扮演主要角色，中小企業能夠廣泛吸收社會上各個不同層次、不同素質的勞動力，尤其能夠吸收國有企業中的富余人員，其對勞動力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市場的需求。因此，扶持中小企業發展，是努力增加勞動力有效需求的主要途徑。

(二)調整產業結構。增強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產業結構演進有其特定規律，一味地強調產業升級甚至用行政手段來推進，會干擾產業發展的自主成長機制，破壞產業的均衡性。以致效率性降低。盡管產業結構升級是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客觀要求，但一國的競爭力既體現在產業的技術水平方面，也體現在資源稟賦條件的比較優勢方面。為此，要兼顧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充裕之特點，在充分考慮該產業對于勞動力的吸納能力的基礎上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在大力提升工業部門科技水平的同時，要積極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第三產業發展。

(三)建設縣域經濟，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壓力

當前城鄉差距過大、勞動力流動受阻、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等問題的解決可有賴于建設縣域經濟。縣城可以作為“農村一城市”的過渡地區，其發達程度不像大城市那樣高，產業也更傾向于勞動密集型；而且生活成本較城市要低，生活方式也更貼近農村，限制人口流入的壁壘較少，是作為城市接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沖之地的絕佳場所。建設縣域經濟必須以現存的縣城和具有相對條件地區為發展基礎，因地制宜，科學發展。充分考察該區域內勞動力人口數量、經濟水平、政策等條件，同時顧及周邊的城市以及鄉村的協調發展，以對周邊地區起到帶頭和示范作用。

(四)拉動消費內需。間接刺激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

我國整體消費需求不足的關鍵在于農村市場沒有打開，原因不在于缺乏新的消費熱點，而在于農民收入水平仍偏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加大，農民的消費水平增長沒有跟上經濟的總生產供給增長，從而導致出現生產過剩，需求不足。因而，切實提高農民的收入。拉動他們的消費是解決我國內需不足問題的核心。農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帶動農村城市化的建設，有效地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解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通過帶動整個商品市場的需求使得企業利潤增加。追加投資擴大生產一。加大新增崗位的供給，從而對整個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的增加都有著積極意義。

五、結束語

就業是民生之本和安國之策，是社會居民獲取收入和謀生的根本手段。我國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在一定時間內仍將處于不足狀態，在分析原因的基礎上提出相應建議以著力構筑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從而解決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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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3

關鍵詞:城市化;農村人口;農村剩余勞動力;勞動力轉移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2-0158-01

近年來,由于人口大量遷往城市,我們將面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已經受到國家跟政府的高度重視,它對城鄉結構調整,農村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社會安定等多方面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應該加大制度和法律上的管理,使其合理,順利,有序的發展,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型,改變他們的生活現狀,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安定團結。

1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現狀

受傳統體制、傳統觀念和土地、戶籍等政策的影響,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的渠道狹窄,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制約了經濟社會發展,影響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另外,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轉移和城區的不斷擴大,使城市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低素質的廉價勞動力所占據。

濟南某區為例,從人才結構看,中專以下學歷占了53%,本科以上學歷僅占17%,特別是院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各類拔尖人才等高層次人才極少。許多學者提出自己的觀點改變現狀,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順利轉移,有人提出應加強農民外出就業的指導和服務,做強做大勞務經濟,增加農民勞務收入。加強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監測,完善農民就業綜合服務體系,清理和取消各種針對農民工流動和就業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限制,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積極推動城鄉勞動力平等就業制度試點,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十一五”期間,農民外出務工每年新增500萬人左右。

根據統計部門的統計,農村有勞動就業能力的人口估計達到6億人左右,根據一些國家的勞動力與土地的最高配比,中國的農業最多也只需1億左右勞動力,這就導致中國農村5億的勞動力富余,如將這些富余勞動力轉向其他行業,則中國農業勞動力人均將提高5倍以上。許多學者認為可以通過人口從農業向工業轉移來減少農業人口。也有人提出通過將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來減少農村人口,因此在1983年到1990年間,幾乎每個村都辦起鄉鎮企業。1990年以后,一億農民進城打工,這種通過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三農問題的做法并沒使情況好轉。

2 當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政策研究

2006年全國平均的農民工生活質量指數為0.532,表明農民工生活質量的全國總體水平僅相當于城鎮居民平均水平的53.2%,其他指標也顯示為城鎮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可見,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后依然面臨很多問題,為了提高農民工生活質量,學者提出了很多建議,最主要的是深化戶籍制度,農村與城鎮最大的區別就是待遇不同,而不同的住房,醫療等待遇又是戶籍制度影響的,所以要加大戶籍制度改革,提高農民工轉移到城鎮后的待遇。另外,我們還要切實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教育投資;為農民工提供更多的職業技能培訓機會,重視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此外,我們應該建立覆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針對農民工收入低且不穩定的特點,應當專門研究確定與農民工低收入相適應的費率,使其能夠參加到社會保障體系之中。最后我們應該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著力研究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進一步加強農民工的權益保護等等。

3 農村剩余勞動力解決的方案

3.1 打破現有二元經濟體制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實質是農民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因此我們首先要區分農業剩余勞動力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概念。

農業剩余勞動力是在目前生產力水平下,超過農業生產需求量的那部分勞動力。由于農村人口基數大,就業空間有限,兼職現象普遍存在,還有一大批農民“過度擁擠”在農村并不發達的有限的非農產業中。這部分農民從農村中轉移出去,不僅不會影響所在非農產業的發展,而且有可能有利于提高其勞動生產率。

而農村剩余勞動力則指超過農村產業需要的那部分勞動力,它包括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并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而是各國普遍存在的現象,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或由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常常出現農村勞動力總供給大于總需求,這是由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農業所需勞動力減少和人口過快增長導致勞動力超量供給的共同作用引起。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僅存在,而且超量存在,基礎是農村人口的超量存在和農村人口比例過大。盡管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新興城鎮、城鄉第三產業為主體的渠道已吸收了1.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目前仍有1.7億左右農村剩余勞動力等待轉移。

改變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做法,因為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大大減少了就業崗位,重工業的就業創造能力明顯低于輕工業和第三產業,重工業每億元投資所能創造的就業崗位只及輕工業的三分之一。

3.2 政府發揮其經濟職能、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要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建立城鄉平等的就業準入機制;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培訓;加快建立進城務工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形成惠及農民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等。

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作帶有很大的事后被動性,事前積極引導少,事后消極疏導多。因此我們要以積極熱情的態度來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工作,主動爭取提前預計到剩余勞動力的可能去處,并根據其需要提前主動做好有關準備工作,全面做好總體規劃、產業政策制動、戶籍制度改革、不同層次城市接受農民進城政策的制定、新城新體制設計、面向農民的就業政策制定、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城市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勞動力市場發育、勞動密集型技術鼓勵政策制定和有關法律制度制定等方面。

我國畸形經濟社會結構的糾正有賴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不到轉移會產生很多不利影響,龐大的人口擁擠在有限的耕地上,對耕地和其他資源進行掠奪性開發,農民生存狀況將惡化,貧困加劇。要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進行全面的、多層次的規劃。組織有關部門和各種力量對此問題進行系統研討,并作出決議。

3.3 進行農村勞動力的合理分流

形成合理的分流,分為國內分流與國外分流。

國外分流指勞務輸出,但由于國際勞務輸出所面臨的外交障礙及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較低的限制,國外分流不可能成為主渠道,因此我們只能將希望寄托在國內分流上。

在國內分流基礎上又分為農村就地分流與異地分流,所謂就地分流指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村內部就地消化,包括社區內鄉鎮企業、農村第三產業、農業的深度和廣度開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異地分流就是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國內農村以外的地區去,一般是原有大中城市、新興城鎮。

另外要形成合里的產業分流,即農業內部分流和非農產業分流上,以非農產業分流為主。提高勞動力素質,增加對農村教育的投資,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等;有針對性的制定農民就業培訓政策,開展各種就業培訓和教育;建議在一些大中城市成立農民大學、民工職業大學、民工夜校等。發育勞動力市場,改革城鄉人口管理制度、改革城市的勞動用工制度、改革勞保制度、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職業介紹機構、逐步推進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加快勞動力市場規則的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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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4

關鍵詞：工齡工資 測量 員工激勵 管理

隨著市場經濟與現代企業的發展，管理制度不斷完善，如何組合基于績效、職位、能力等各種不同因素的薪酬計發方式是全面薪酬理論和實踐的重要問題。經濟學的研究，則進行了對于工齡是否能夠真正帶來收入的增長、具體哪一類工齡能夠真正帶來收入增長等一系列問題的檢驗和探討，并對不同性別、年齡和地區的情況進行了具體分析。

在西方，對于工齡工資問題的研究起步早，相對較為深入和全面，但未形成一致的意見。同時，從當前國內的相關論文看，相關研究較少且遠遠滯后于實踐的發展。因此，從人力資源管理的長遠發展，尤其是薪酬安排與設計的角度，有必要回顧工齡對于收入影響的研究，系統地分析、總結研究現狀，把握這一研究領域的趨勢和走向。因此，本文通過回顧西方的經典文獻，整理和總結經濟學領域中這一問題的研究體系和理論成果，以期為工齡工資問題研究以及管理實踐提供基礎和借鑒。

一、工齡工資概念的提出與意義

1.概念提出

工齡與收入的關系是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關于這一問題，主要存在兩種假設理論：其一，是Becker（1964）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其二，是Lazear（1979）提出的延期支付理論：為了解決委托-關系所帶來的問題，企業會通過將薪酬給付延遲至合同結束時期來減少失職和瀆職的現象，這使得工資增長快于邊際生產率增長。（Hutchens，1987）

此后，研究者不斷拓展和深入對于工齡（年齡）對收入的影響機制和作用的研究，并具體區分社會工齡、部門工齡和企業工齡的不同效應，討論在不同地區、行業、工會化水平和其他環境條件作用下的工齡工資水平。

2.研究意義

作為薪酬設計的重要方式之一，工齡工資對于企業雇傭行為、激勵機制與培訓安排、勞動力市場配置與政策措施、個人就業決策和職業生涯發展等方方面面都具有重要影響。首先，工齡工資對于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產生影響：源于企業內部的延期支付會增大雇傭關系中的固定成本，影響企業和雇員的雇傭決策；（Hutchens， 1986）源于企業間的工齡工資影響人才流動，因此導致薪酬競爭。其次，整體勞動力市場安排中，延期支付使得新的就業機會更多出現在不著重企業工齡工資的經濟部門及年齡較輕的勞動者中。（Hutchens， 1986）鑒于以上配置不合理的情況，需要政府進行調節。最后，個人的就業機會和職業決策也將相應改變。在離職機會成本加大的情況下，雇員將通過良好的工作表現、減少跳槽等降低被解雇的幾率；（Lazear，1981）在工齡工資源于企業外部的情況下，雇員將更多地進行市場搜尋以實現收入增長。（Altonji，Shakotko，1987）此外，這一現象的識別和研究，對普通在職培訓、勞動力需求的影響等勞動經濟領域研究及實踐具有重要意義。（Hutchens，1987）

因此，為進一步豐富和改進薪酬激勵制度，提高企業和政府的管理效率，需要對工齡工資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

二、工齡工資效應的檢驗

關于工齡工資問題的研究，也就是關于隨著工齡增長，工資（收入）曲線的變化趨勢的研究。在不同的人群、行業和地區中，具體的影響效應是不同的。

1.工齡對于收入的影響

在經濟學的討論當中，一部分研究者（如Topel）認為，企業內部工齡工資確實帶來收入增長；另一部分研究者（如Altonji 和Shakotko）則提出工作/匹配異質性理論，說明工齡工資來源于企業之間。（Barth，1997）

總的來說，一部分研究強調企業工齡對于收入增長的積極作用，認為個人能夠通過延期支付機制獲益。20世紀70年代的典型研究中，Lazear、Medoff等人關于企業及個體戶的實證研究支持了年齡帶來收入的更快增長這一觀點。到了90年代，Topel（1991）的研究表明：在美國，不可觀測的個人特質并不影響收入，任期通過反映工作績效而影響收入，支持了企業工齡確實帶來工資增長這一論點。

但是，企業特有人力資本投資成本和工作努力程度激勵兩種說法均無法完全解釋工齡和收入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以及控制總體勞動力市場經驗后任期帶來的正收益。（Abraham，1987）因此，對于企業內部工齡的作用的強調之外，另一部分研究關注總體勞動力市場經驗的作用，認為勞動力市場中各企業的競爭、勞動力市場搜尋和人崗匹配才是工齡工資的來源。其中：Abraham和Farber（1987）發現工作任期所帶來的收益均值并不比總體勞動力市場經驗大很多；延期支付對于藍領和白領勞動力的影響都沒有一般認識中那么重要。Altonji和Shakotko（1987）研究結果表明，企業工齡并不對收入結構產生重要影響，總體勞動力市場經驗是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Barth（1997）在驗證延期支付的機制時，表明計件工人沒有獲得企業工齡所帶來的收益。到了2005年，Altonji和Williams對Topel和Altonji、Shakotko的模型進行了再次評估，并根據新的PSID數據進行了新的估算。研究得出的主要結論是：與Altonji、Shakotko及Altonjiji、Farber結論相似，工齡的收益是較少的；OLS不適用于任期收益的測量當中。

2.不同群體中的工齡工資安排

不同文化背景下，雇主品牌建設理念和員工忠誠度等存在差異；在不同經濟部門和行業中，由于工會化程度、勞動力需求及結構各異；而在不同規模及類型的企業當中，雇傭及激勵機制不盡相同；針對不同年齡段和性別的勞動力，各個企業的招聘政策不同。因此，工齡對于工資收入的影響依據不同地區和組織、不同勞動力群體的不同情景而產生變化。

在東西方的不同文化及社會環境中，Hashimoto（1985）通過對70年代末數據的跨文化研究，發現長期雇傭在日本更加突出；在組織規模對任期的影響方面：在兩國中大企業均更傾向于長期雇傭關系；由于家族制企業等影響，日本的很多小企業也采用長期雇傭。因而，在日本，總體工齡對于工齡工資產生不利影響，而在美國則相反。在歐洲，Dustmann（2005）的研究結論是：總體勞動力市場經驗即轉移技能對于技術性工人更為重要，而非技術性工人則能夠從提升企業工齡中獲益。此外，Zwick（2012）利用1997～2004年德國的相關數據（LIAB）進行檢驗，發現工齡工資的措施及影響因年齡、性別而異，在年輕勞動力中更偏好男性，但在年齡更大的員工中無明顯區別。

關于工齡工資的大多數研究重點關注企業工人，但同時，也有研究關注學術領域工作人員的相關問題，并得出不同的結論。部分研究提出，大學教員中出現負的工齡工資， 與“工齡應與人崗匹配正相關并預示著高收入”這一認識相悖，其原因之一為：隨著工齡增長，教員的研究效率下降。Gordon，Morton和Braden（1974），Hoffman（1976），Ransom（1993）以及Bratsberg（2003）的實證研究均證明了這一點。

三、未來的研究方向

基于以上的成果，研究者提出了進一步完善和深入的研究方向：首先， Lazear延期支付合同理論、由雇主支付的特殊培訓理論等均能幫助解釋實證現象，因此未來研究應該重視其他的相關理論解釋。（Hutchens，1987）其次，來研究需要通過工作任期的決定因素與收入間關系的探討，來進一步了解長期雇傭關系。（Abraham，1987）再次，在數據樣本的選擇與模型的建構上，需對其他企業內的工資決定因素（企業的工資額度與其工會化、員工自治程度等）進行分析。（Barth，1997）同時，應基于不同樣本以分析勞動力市場的工齡工資問題。此外，未來研究需通過收入模型、解雇模型和辭職模型的結合，優化對于社會工齡影響的評估。最后，勞動力市場現象的研究應當為政府及企業的管理政策提供理論借鑒和依據。

四、結語

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5

本文將運用Neugart勞動力市場流動模型進行參數估計，該模型為二維一階非線性微分方程組，對此，我們采用直接解方程法，搜集中國的相關數據進行測試，從而預測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以期望能夠更好地了解經濟發展規律，在保證經濟正常運行的基礎上宏觀調控失業和通貨膨脹率，合理進行勞動力分配，降低失業與通貨膨脹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損失，提高經濟效益，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關鍵詞：Neugart勞動力市場模型；失業率；通貨膨脹率

通貨膨脹和失業現象是世界普遍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面對我國目前出現的"高增長、高通脹、低就業"的現象，如何達到經濟增長、控制通脹以及充分就業之間的平衡是擺在我國政府面前一個重要而且困難的命題，同時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也成為了學者們研究的熱點問題，也是老百姓所關心的問題。

雖然Neugart提出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模型，但是中國本身具有不同于國外的國情且國內尚無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符合中國經濟國情的計算方法和程序算法尚不成形，據此，我們將根據中國的實際國情修正Neugart勞動力模型選取幾組已經收集到的中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的數據，代入模型中運用matlab直接求解，得到參數估計值。將得到的參數與收集到的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數據代入模型計算下一年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得到預測值，作圖，與收集到的實際值進行比較，分析參數估計值的合理性。

Neugart勞動力市場模型，也即二維一階非線性微分方程組，是一種具有非線性和內源性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模型，通過研究勞動力流入流出對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的影響以及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得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關于離散時間t的參數表達式，方程如下如下，

（1）

其中，失業率 與通貨膨脹率 是變量。由參數的經濟學意義知，所有參數都是正的且滿足：

■

（2）（i是流入率，m是外生的貨幣增長率，d是在職求職者的比例 b是保留工資 是逆向需求彈性即漲價幅度，■ ，a， ■是設定的參數）

根據收集到的中國1980年至2011年每年的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我們采取了直接帶入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數據解方程的方法。選取8組數據直接帶入模型，也就是式（1），得到8個含有8個未知參數的方程，直接解方程，根據解得的參數值與收集到的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數據計算下一年的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得到預測值，作圖，與收集到的實際值進行比較。為減少偶然性以及數據本身的誤差給結果帶來的影響，選取不同的8組數據解方程，這個過程我們進行了三次，得到了三組不同的參數值并作出中國2001年至2011年失業率預測值與實際值比較圖，通貨膨脹率預測值與實際值比較圖如圖（1） 圖（3）所示。

圖（1）

圖（1）的參數分別為a=0.3924； μ =0.9485； b=0.9992； d=0.3074； γ=0.0390； i=0.0003； δ=6.9375； m=0.4150；

圖（2）

圖（2）的參數分別為a=0.9097； μ= 0.7213 ； b= 0.9725； d= 0.3543 ；γ =0.0936； i= 0.5802； δ=8.1512； m= 0.3639；

圖（3）

圖（3）的參數分別為a=0.1232； μ=0.8112； b=0.0712； d=0.1996 ； γ =0.2263； i=0.9504； δ=6.6239 ； m=0.8746；

分析結果，我們發現，這種方法得到的參數，在帶入模型進行求解預測后，有時與實際情況基本吻合，但有時會出現一些偏差或者只能對失業率或通貨率其中之一進行較好的預測，如圖（1）總體能進行較好的預測；而圖（2）對通貨膨脹率的預測有部分偏差；圖（3）則對失業率的預測有較大的偏頗；這種偏差一方面來自于每次解方程時我們僅使用了8組數據，得到的參數估計值對所使用數據的依賴較大，而不能很好的進行全局預測和整體評估。另一方面這也與我國統計機制與預警體系目前仍不夠完善，對失業人數的統計僅限于主動上報登記人員，對下崗工人與隱性失業者沒有納入統計數據有一定的關系。所以，我們在選擇數據進行計算時，應根據情況選取較為穩定的，更符合實際和整體的數據，這樣所求得的參數才能進行更好的預判，所得出的結果也才更具現實指導意義。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Neugart勞動力市場模型于中國市場基本適用，但勞動力市場是個極其復雜的模型，其受多個因素的綜合影響，基于此方法所得參數以及所做的預測并不能做到完全符合實際， 只能作為參考結果，實際問題仍需要具體分析。

我們根據Neugart教授提出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模型，運用中國歷史上已有的數據進行參數估計，對中國未來勞動力市場中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進行預測，彌補這一相關領域的空白，并依據所得結果和中國特色的國情，對政策制定，勞動力分配，宏觀調控等有關方面起到一定推進作用，但仍有部分數據存在偏差，這與我國統計機制與預警體系目前仍不夠完善，對失業人數的統計僅限于主動上報登記人員，對下崗工人與隱性失業者沒有納入統計數據，通貨膨脹率通常直接由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來代替，以致于我們的研究缺乏反應社會真實情況的統計資料，對問題研究的準確性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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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周洵（1994- ）女，江蘇泰州人，吉林大學金融學院2011級本科生，保險精算專業；盧旺達（1992- ）女，吉林松原人，吉林大學金融學院2011級本科生，保險精算專業；顧陽（1994- ），女，江蘇蘇州人，吉林大學數學學院2011級本科生，信息與計算科學專業

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6

(一)就業服務的職能初級且不完善，難以滿足變化的勞動力市場的要求

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職能局限在單一的崗位匹配、簡單的職業指導。但大多數失業者文化水平低、缺乏市場需求的勞動技能，或對自身職業能力缺乏了解，或心理脆弱等，低層次的服務無法滿足他們的真正需求。就業服務職能的不完善還體現在地區、群體差別。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體系非常發達，形成了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多層次、多樣化服務體系，能夠靈活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還留有很深的計劃烙印，服務僵化，政府壟斷，而這些地區下崗職工、農民工等貧困人口相對較多，他們迫切的求職需求難以滿足。

(二)營利性型服務驅逐非營利的現象普遍

就業服務產品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也有可營利的。由于這些職能沒有得到科學劃分，致使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在履行職能、財務管理等時無法實行歸口管理。一方面在政府財政資金的支持下承擔免費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提供求職服務，另一方面又開展營利性的勞務市場業務。趨利機制使得服務機構更偏好于提供可收費的服務產品，而對難以獲利的服務產品不愿提供，即使在政府強制要求下，也不過是聊以塞責而已，服務的質量因而難以得到保證。

(三)管理僵化，政出多門，職能交叉，難以有效協調

公共就業服務的各項職能之間的相關性非常強。例如，短期化的職業介紹往往需要長期持續性的就業計劃予以支持，而個性化的求職幫助又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這需要職能部門密切配合。例如，我國針對下崗職工開展的社區就業服務，創造的崗位涉及規劃、城建、衛生、公安、工商、稅務、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等多個部門，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由于對這些部門之間的職責界定不清，服務重疊，經常發生矛盾，阻礙了社區就業服務工作的開展。

(四)與私人組織合作能力低，難以形成多元化、多層次供給的競爭性市場

就業服務需求具有多層次、多元化特點。就服務強度來看，有自助服務、一般服務和強化服務；就服務層次來看，有全國性勞動力調配、市場信息的傳播和就業政策的解釋，也有地方轄區的就業安排和指導；就服務主體來看，有政府行政性就業機構、民間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組織。這樣，就業服務格局才能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但是，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市場基本還是政府為主導的壟斷格局，運行效率低下，同時民間機構力量弱小且不規范，二者難以有效合作，限制了就業服務功效的發揮。

二、制度安排的思路——基于公共品理論的策略選擇

從上述問題來看，其癥結的根源在于缺乏對公共就業服務內涵的全面、細致的把握。理論認識上的模糊使得制度安排的具體工作難以向縱深發展，阻礙了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成功構建。由此，必須對公共就業服務這一特殊的公共品做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礎上選擇制度構建的具體策略。

(一)公共就業服務產品的特性

盡管公共就業服務的制度安排、任務、戰略和組織在不同的國家千差萬別，但各種職能服務產品卻有許多共同的基礎。下面以國際勞動組織公認的四項基本職能為支點(如表－1所示)，具體分析服務產品的特性。

1．職業介紹)——職業中介的市場化和個性化服務的公益性同時加強。職業介紹是公共就業服務的最基本職能，目的是為求職者和空缺崗位進行撮合。不管在我國還是西方國家，該職能的特性都經歷了一個從政府壟斷的純公共品到多元化供給主體的市場化過程。該職能的市場化表現在互聯網技術的載體之下的自助服務的普及。求職者可以利用各種自助設施進行工作的查詢而不再過多依賴公共就業服務工作人員。對于雇主而言，互聯網可以為他們解決最通常的勞動力供給的需要。這些都意味著普通的職業介紹職能弱化，而高質量的職業介紹市場化能力很強，一般由私人職業介紹機構來承擔。互聯網技術在弱化政府某些職責的同時，針對弱勢群體的個性化服務使公益性得以繼續體現，這表現在對無法或不能利用自助設施的弱勢群體、對不熟悉求職擇業的人以及長期失業的人員進行個別輔導。

2．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政府為主導的多元化供給。失業的持續增長和勞動力市場的瞬息萬變，使崗位匹配、直接創造和維持就業崗位等傳統就業服務職能難以滿足宏觀勢態發展的要求。因此，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出現，并在很多國家成為替代職業介紹基本職能的主要職能。目的是利用政府干預的方式對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失衡狀況作出調整，創造一種有利于勞動力市場開發新崗位的環境，以彌補政府在維持現有就業機會、創造持續性崗位中能力的不足。具體調整計劃包括求職幫助、培訓和教育計劃、直接創造工作崗位和工作經驗，以及其他各種綜合計劃。這些縱深領域的服務意味著服務受益群體的分化和范圍的縮小，通常以小組甚至是一對一的方式出現。這些調整計劃的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服務，也有需要收費的個性化服務，由服務受益群體的不同特性決定。由于勞動力市場中弱勢群體占大多數，需要政府在多元化供給中把持其主導地位。諸如教育和培訓一類的服務產品更多是由私人辦學機構來提供，因此政府必須與這些機構建立親密的合作關系，通過外包、特許經營或者“代用券”制度等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實現與私人機構的合作。

3．管理失業補貼——消極的政府就業政策。失業補貼作為消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三種服務：提供求職幫助或再就業服務；持續資格認證與求職認證；對失業補貼計劃的總體管理。為平衡失業補貼的消極作用，幫助領取失業補貼的人員盡快重新就業，需要對其提供求職幫助，如制定求職計劃、接受教育培訓等，以作為繼續領取補貼的條件。這要求失業補貼與其他職能特別是勞動力調整計劃密切配合，建立合作伙伴關系，至少在補貼管理機構、公共就業服務和地方一級的一站式服務機構之間保持這種關系。

4．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勞動力市場信息開發職能對消除失業是間接性的，但它是自助服務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這也決定了該職能的公益性。這一性質要求公共就業服務從全國范圍搜集、加工、解釋并勞動力市場信息，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但對信息的需求也造就了私營市場，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服務提供者，是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

(二)公共就業服務中政府職責的界定

對公共就業服務產品性質的分析，初步明確了政府的職責。這些服務的強度隨受益群體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別，要想進一步明確公共就業各項服務的強度和界限，需要對受益群體的特性做詳細分析。

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可以分為六大類：新失業者：長期失業者；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企業富余人員；殘疾人、農民工、婦女群體；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如表－2所示)。其中，新失業者是指原本有工作但因技能落后、所在單位關閉或者某些個人因素被拋入失業大軍，這些人缺乏渡過失業歷程的經驗，往往精神沮喪、求職迷茫，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小范圍的求職幫助，教授求職技巧，提高求職信心，或者提供培訓使他們獲得新的技能。對長期失業者而言，他們往往經歷屢次失業打擊，學習能力較差，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再就業障礙，是最難也是最需要幫助的群體。需要實行“個案管理方法”，提供特殊就業咨詢，制定長期就業扶持計劃，進行持續追蹤調查。這一職能在很多國家都得到了細致縱深的發展。對于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通常指應屆畢業學生，他們掌握了最新的技能，但由于年輕而缺乏對職業的了解，公共就業服務除了對其提供職業介紹、求職咨詢等外，應提供針對學生特點的直接創業計劃，使他們盡快融入市場，使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企業富余人員在我國表現為下崗職工群體，他們一般技能落后，年齡較大，知識水平較低，需要接受再培訓和教育，掌握新的技能，或者提供創業計劃，直接創造就業崗位實現就業。對殘疾人、農民工和婦女這些比較特殊的失業群體，需要公共就業服務提供個性化或小組范圍的深入咨詢和教育培訓，提出針對他們自身特點的就業幫助。對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可以通過收費的方式予以提供或完全交由私營機構。

通過表－2的分析，公共就業服務要承擔的職責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調整計劃中，對于不同群體的服務強度有很大的差別。職業介紹一般通過自助方式實現，受益群體數量和規模也最大，是最低層次的服務；個性化服務或強化服務需要對求職者的技能、能力和興趣等進行評估，提供有針對，對工作人員素質的要求很高，需要較高層級的機構配合；這些評估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而培訓一類的最高層級服務需要更高級次的政府機構統一調配，使其能與私人辦學機構順利合作。

三、完善我國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要想成功構建公共就業服務制度，平衡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的矛盾，降低失業率，實現和諧社會，必須完善這四大職能，并根據各職能的性質改善、調整就業機構的管理運行體制，建立起多層次、多主體、多樣化的就業服務制度體系，使公共就業服務的功效得以最大發揮。

(一)完善公共就業服務職能，建立多層次、多樣化的就業服務體系

1．建立統一的標準化的服務流程，為求職者服務。大多數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所需要的求職幫助可以利用自助服務設施自行完成，互聯網的普及使這一職能的價值得以充分體現。瑞典每個月通過互聯網進入公共就業服務的人數相當于勞動力總數的6％。自助服務成為最基礎、最活躍的服務。新技術的普及要求對該層次的服務建立統一的標準化服務，便于監督管理和高效率服務。統一的標準化服務還體現在一站式服務中心的建立，將求職幫助、就業咨詢、職業分配、幫助填寫失業保險申領表、教育和培訓機會的信息獲取等職能整合在同一場所中，確保計劃和服務的一體化和綜合性，使客戶普遍得到服務。

2．為失業者提供一般服務。一般服務是對自助服務的補充和拓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弱化了傳統的職業中介職能，轉向提供更多的就業咨詢和指導，諸如組織求職技巧的講習班、大型職業招聘會、幫助求職者了解自己能力的職業指導、制定失業者連續性的扶持計劃等一對一的深入咨詢服務等。這些咨詢和指導往往與職業匹配服務相結合，同時它也為求職者接受后期的教育和培訓提供了指引。培訓和教育使缺乏技能的人掌握新的技術，提供的方式有很多，如脫產和教室課程、在崗培訓或二者結合，并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隨時調整。這些調整計劃對幫助失業者提高就業能力、克服再就業障礙，重新融入工作環境效果明顯。

3．針對特定群體，提供特殊的強化服務。我國勞動力市場中的劣勢群體，包括年齡偏大、知識水平偏低、屢次就業失敗的國企下崗職工、缺乏勞動技能的農民工、殘疾人、婦女群體，以及因吸毒、酗酒、育嬰、債務等個人問題而失業的群體等。對這些群體的就業幫助是公共就業服務公益性的集中體現。針對該群體的特性，需要發展特殊服務。(1)特殊就業咨詢。需要針對他們的心理特點提供深入面談，進行行業測試，推薦職業，甚至陪伴他們面試求職。這需要高素質的工作人員，并與社會救助等服務相配合。(2)培訓教育。但因為這些群體的學習能力相對較低，培訓教育比較困難，成效不顯著。(3)直接創業計劃。提供直接的就業崗位通常是針對該群體最直接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求職幫助。一般要借助于社區、街道、中小企業等提供一些臨時性、短期的崗位，建立非正規就業體系，政府提供必要的財政補貼，甚至直接參與崗位的創造，使該職能成為一項幫助弱勢就業群體的基本社會保障“安全網”。

(二)構建合理的公共就業服務管理模式

1．權力下放，建立多中心的就業服務體系。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作為一種專業性、地方性較強的公益機構，應當采取政事分開、自主管理的模式，地方服務機構有自己相對自主的權利，形成在政府委托之下覆蓋全國的服務網絡。在政府的監督管理之下，大力開展地方機構，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優勢，密切與用工單位的合作關系，根據當地的經濟結構、就業結構靈活提供服務。(1)專業性設置。針對不同的服務群體，設置下崗職工再就業中心、進城務工農民就業中心、青年就業中心、臨時就業中心等，充分發揮專業化優勢。(2)地區性設置。根據不同地區勞動力市場人口密集度、供需狀況等設置社區就業服務中心，并采取多元化主體的供給模式，由政府機構、私營組織以及非營利性組織共同參與，充分發揮信息優勢，根據轄區勞動力市場特點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當然，保證這些服務中心之間的交流合作，政府必須承擔起統一協調的職能，抵消結構調整對整個勞動力市場的負面影響，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2．部門整合，加強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的密切合作。實現就業或再就業是一項涉及眾多政府職能部門的綜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門密切配合協調，予以充分支持。(1)通過電子政務的建設使政府各職能部門及社會組織實現橫向對接，協同開展工作，聯動辦理業務，使求職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務。(2)建立專業化就業市場，搭建縱向的統一就業體系，使部、省廳及區(縣)、街道、社區連接，確保就業政策頒布實施、就業服務開展的連貫性和準確性。

3．打破政府壟斷，提供競爭性的就業服務。就業服務領域需求的多樣化為私營機構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要求政府必須打破壟斷，主動與私營機構合作，建立競爭性的就業服務體系。(1)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2)勞動力教育和培訓；(3)可以有效監控的服務，如失業保險的管理、失業人員的管理等。可以采取的契約合作模式有外包、市場測試、“代用券制度”，以及純粹的私有化。政府要根據不同的就業服務公益性強弱，承擔起相應的職責。對公益性較強的服務在外包過程中，政府要予以資金支持，嚴格監控，保證弱勢群體能夠免費獲得公平、公正的服務。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