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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的貨幣政策范文1

關鍵詞： 存款準備金率 存款準備金制度 貨幣政策

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存款準備金被視為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其中，存款準備金因為其貨幣乘數效應而會給社會金融及經濟帶來較大的影響，因此往往是中央銀行慎用的貨幣政策工具。目前，在已經建立了完善的存款保險制度的西方國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有逐漸趨于零的發展趨勢，而我國卻恰恰相反，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從2003年的6%逐漸提高至2007年末的14.5%，2007年年內竟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達10次之多，存款準備金躍然成為我國實施貨幣政策的常規工具。

一、存款準備金制度概述

存款準備金是指金融機構為保證客戶提取存款并進行資金清算需要而存入中央銀行一定數額的資金，金融機構按規模向中央銀行繳納的存款準備金占其存款總額的比例就是存款準備金率。一般來說，實施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國家中吸收存款的金融機構一旦獲得儲戶存入的存款，就須將一定比例的存款再存入作為貨幣管理當局的中央銀行。這種貨幣管理制度就是通常所說的存款準備金制度。

建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最初目的是為了保證銀行券和客戶存款的兌付。隨著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它正演變為央行調控金融機構存款派生能力和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這一制度下，商業銀行等存款機構通過存款準備金賬戶進行資金清算和流動性管理，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率可以影響金融機構信貸資金供應能力，從而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

有研究認為，完整的存款準備金制度工具的內涵不僅包括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確定和調整，還包括所需繳存的金融機構、不同類型存款(資產)的存款準備金率、可以作為存款準備金的資產類型、存款準備金的計提方式、存款準備金是否付息與(付息時)付息利率的確定和調整，以及違反這一制度的相關罰則等。但存款準備金率的確定和調整仍然是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核心，也是本文闡述的重點。

存款準備金制度具有較強的告示效應。存款準備金比率升降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預示圖，中央銀行調整準備金比率是公開的、家喻戶曉的行動，并立即影響各商業銀行的準備金頭寸。因此，調整準備金比率實際上是中央銀行的一種有效宣言；存款準備金制度有強制性。存款準備金比率一經調整，任何存款性金融機構都必須依法執行；另外存款準備金制度通過決定或改變貨幣乘數來影響貨幣供給，會引起貨幣供應量的巨大波動。因此存款準備金制度通常被認為貨幣政策的一劑“猛藥”。

二、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功能演變

依據存款準備金制度在我國貨幣政策操作體系中實際發揮的作用，其功能演變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一)1984-1998年：中央銀行籌集資金手段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于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1984年，最初設定的目標是為人行籌集資金， 用以支持信貸結構從而經濟結構調整以及為大型建設項目融資。存款準備金制度成為人民銀行從而中央財政獲取資金的重要手段之一，與此相對應，人民銀行對存款準備金支付相對較高的利率。

(二)1998-2004年：一般性貨幣政策操作工具

1998年同業拆借市場的恢復運行，改變再貼現利率的生成機制，我國基本上構建了間接型貨幣政策操作程序架構，存款準備金制度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一般性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然而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以及利率工具難以在短時期內成為我國調節銀行信用總量的有效工具，所以為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存款準備金制度成為頻繁應用的主要貨幣政策操作工具。

期間存款準備金率經歷了三次調整，其中1998年3月21日，央行對存款準備金制度進行重大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有七大項，核心內容有二：合并備付金賬戶與準備金存款賬戶；將存款準備金率由13%下調至8%。

(三)2004年至今：一般性與結構性的貨幣政策操作工具與支付清算保證

面對2003年來我國出現的經濟過熱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過熱特征，央行創造性地將存款準備金制度工具改造成具有結構性調整功能的一般性操作工具，即將銀行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的確定與其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等指標聯系起來，從而實現了貨幣政策職能與金融監管職能的有機結合，也創造性地發展了對存款準備金制度的貨幣政策操作工具屬性。

特別是2006年7月至2007年末，由于我國金融體系流動性過剩，為了防止經濟由過快向偏熱發展，央行頻繁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僅2007年年內上調竟達10次之多，存款準備金率也由2004年的7%調至2007年末的14.5%。存款準備金制度已經成為央行經常使用的貨幣政策操作工具。

三、近期我國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背景分析

2006年7月以來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繁上調主要針對流動性過剩問題，希望通過此種方式對資金的流動性進行回籠，對整個經濟實施宏觀調控，防止經濟由過快向偏熱發展，防止通貨膨脹。

1.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信貸規模激增

據統計，截至2006年11月，銀行人民幣存貸差已達11萬億元，銀行手中可供使用的信貸資金空前泛濫，截至2006年9月各項貸款合計為221035186億元。對于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銀行來說，出于自身收益的考慮，在流動性嚴重過剩的壓力下，商業銀行的放貸熱情必然提高。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銀行完成重組和IPO這種融資的增加實際上是資本金的增加，擴大了商業銀行信貸的杠桿效應，可以使銀行的新增貸款成倍增長。如果不把流動性控制在適當水平，銀行過度擴張貸款的壓力會再度上升信貸規模將出現高速反彈，這勢必會加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過熱現象。

2.國際收支順差矛盾突出

中國海關總署1月11日的統計數據表明，2007年全年中國進口總額9558.2億美元，出口總額為12180.2億元，累計貿易順差為2622億美元。2007年末國家外匯儲備已達15282億美元。高額貿易順差及外匯儲備形成了巨額的外匯占款，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投放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加劇了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的壓力。

一般性的貨幣政策范文2

【關鍵詞】國庫 財政專戶 影響分析 對策建議

一、對國庫統計分析的影響

（一）影響因素分析

從表面情況看，地方國庫與財政專戶之間的資金調撥方式、規模對地方國庫統計分析的影響，僅表現為庫款減少和某一項支出科目的增加。其實不然，目前影響地方國庫與財政專戶之間的資金調撥方式、規模的因素包括：一是地方國庫金庫支付體制。國家預算法賦予地方金庫對財政的支付權利是余額內支付，即只要支付金額不超過庫款余額，當地金庫不得拒絕支付。二是當地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與專戶資金撥付的均衡情況，入庫實際數是否能及時跟上專戶款項撥付進度。三是財政預算撥款憑證。無論財政支付何種款項，通用的只是“預算撥款憑證”，要素欄是日期、收、付款單位名稱、賬號、開戶行、金額、摘要等，強調的是摘要以外的其他內容。地方國庫審核的重點除憑證要素外，就是庫款余額和總預算數，至于科目之間的預算，很少顧及。

（二）主要影響途徑

地方國庫與財政專戶之間的資金調撥方式、規模對地方國庫統計分析的影響途徑如下：

1.庫款余額充足，總預算、科目預算未超，當地財政編制預算撥款憑證正常，摘要內容反映真實，專戶資金撥付在國庫統計上正常反映科目支出。

2.庫款余額充足，總預算未超，應列支出科目預算已超，當地財政編制預算撥款憑證正常，摘要內容以其他未超預算科目反映，專戶資金撥付在國庫統計上不能正常反映科目支出。

3.庫款余額充足，總預算已超，應列支出科目預算已超，當地財政使用政府部門文件作為附件編制預算撥款憑證，摘要內容以其他未超預算科目反映，專戶資金撥付在國庫統計上不能正常反映科目支出。

4.由于社會進步，配套專戶列支的資金逐年增加，造成地方國庫支出剛性增加，影響統計數據。

二、對貨幣供給調控的影響

（一）影響貨幣供給規模

一方面，財政國庫存款是最典型的基礎貨幣來源，央行基礎貨幣是貨幣政策實施的物質基礎，假如央行基礎貨幣不能被很好地控制，貨幣政策的力度和效果必將受到影響而削弱。國庫庫存資金作為一種動態貨幣資源沉淀于中央銀行，其變動直接影響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當財政資金從地方國庫劃入財政專戶時，相當于資金從中央銀行流向商業銀行，變相增加了貨幣投放，游離于中央銀行宏觀調控之外。另一方面，財政專戶資金作為一種財政性資金，其會計核算方法的選擇直接影響商業銀行的資金運用。目前商業銀行將應全額繳存的財政專戶資金納入一般性存款的會計科目核算，導致財政性存款的少繳。商業銀行全額劃繳中央銀行的財政性存款是不具備派生存款的能力的，但財政性存款轉變成一般性存款后，會大量增加商業銀行的可用資金來源，進一步增加中央銀行對流動性管理的難度。

（二）造成存款準備金流失

商業銀行繳存的財政性存款是中央銀行的資金來源之一， 其余額變動是影響銀行體系流動性的一個因素。根據1998 年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的通知》規定：待結算財政性款項、地方財政庫款不計息，全額上繳存款準備金；金融機構中國人民銀行財政性存款中的機關團體存款、財政預算外存款則劃為一般存款。但目前商業銀行在對財政性存款繳存范圍的實際執行中，一般局限于商業銀行國庫或作為國庫經收處辦理國庫收納業務時形成的資金來源。而預算內和預算外財政專戶均開立在銀行的“一般性機關團體存款”科目下，使之變成了一般性繳存款。由于將部分全額繳存的財政專戶資金納入一般性存款的會計科目核算，只需要按比例繳存一般性存款準備金，造成了財政性存款準備金流失。

（三）弱化貨幣政策的效應

財政專戶資金的穩定性和低成本，在當前商業銀行仍以“存款立行”的經營理念主導下，成為各商業銀行競相追逐的“香餑餑”，商業銀行不惜沖擊賬戶管理制度和繳存款制度，并通過為財政部門免除基本結算費用、提供額外機器設備等不正當手段參與市場競爭，嚴重擾亂了正常金融秩序。而財政資金從國庫大量轉移到商業銀行財政專戶，一方面增加了人民銀行宏觀調控的財務成本，沖擊資金市場價格形成機制，另一方面起到了事實上的貨幣擴張效應，削弱了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實施

三、對財政資金管理的影響

財政專戶資金的流動性和靈活性為一些地方財政部門操控預算執行大開方便之門：一是用于收繳預算收入。目前，一些地方財政部門在商業銀行開設的預算外資金專戶，同時被用于收繳預算收入，由財政部門根據預算完成情況來控制預算收入入庫進度，造成大量的預算資金在財政專戶沉淀。二是用于辦理預算支出。有的地方財政部門通過開具撥款憑證，將預算資金從國庫集中撥付到財政專戶中，再通過專戶分散撥給預算單位，將財政專戶作為其控制預算進程的工具，形成明顯的“第二國庫”。三是用于調節各專戶余額。個別地方財政部門在一家商業銀行開立兩個性質相同的專戶，兩個賬戶之間、兩個賬戶與在他行財政專戶之間經常使用轉款的方式來回轉移財政資金。以上可以看出，財政專戶儼然成了個別財政部門操控預算執行進度的工具，削弱了財政資金管理的透明度，嚴重影響了國家預算執行的嚴肅性和真實性。

四、對策建議

（一）大力推進制度建設

應全面、系統地梳理財政繳存款政策文件，從制度上進一步明確財政性繳存款的范圍、繳存程序以及違規處罰的自由裁量權行使規則，以統一、規范全國的繳存制度執行標準。以新《預算法》實施為契機，規范地方政府融資行為，通過開正門、堵邪門，消除因政府融資而開設財政專戶的沖動。

（二）加強財政專戶資金分析監測

全面核實，摸清家底，通過清理核實，全面掌握財政專戶以及財政資金在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分布情況；分門別類，重點監測，本著“兼顧一般、監控重點、動態調整、綜合管理”的原則，選擇一些資金流動比較頻繁、資金數額較大、涵蓋面廣的財政資金專戶進行重點監測；定期分析，掌握規律，準確把握地方政府資金的運行規律，預測財政資金變化對貨幣政策實施與調整帶來的影響。

（三）健全財政專戶資金監督管理

源頭把關，依法管理，人民銀行要與賬戶管理部門共同配合，把好新設財政專戶的審批，杜絕違規開戶行為。同時開展國庫專項執法檢查或人民銀行綜合執法檢查，規范財政資金專戶管理工作。全面徹底清理財政專戶，大幅減少專戶數量和資金數額。

一般性的貨幣政策范文3

[關鍵詞] 貨幣政策工具；宏觀調控；商業銀行；影響分析

[中圖分類號] F83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7)07-0160-03

[作者簡介] 袁明男，農行江西省分行黨委書記、行長，高級經濟師，研究方向為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江西 南昌 330008)

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07年5月19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同時決定，從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這是央行年內第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第二次上調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近幾個月來，央行明顯加大了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宏觀調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對商業銀行會產生那些方面的影響?商業銀行應如何響應央行的貨幣政策措施?這是本文所要闡述的問題。

一、關于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相關理論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管理一國貨幣供給的條件下，為了指導、影響經濟活動，保證國家宏觀經濟目標得以實現，而由國家制定、通過中央銀行付諸實施的有關控制貨幣發行和信貸規模的方針、政策與措施的總稱。中央銀行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必須通過一系列與中央銀行業務相聯系的措施和手段來完成，這些措施或手段稱為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工具分為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和其他貨幣政策工具。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準備金政策、再貼現政策和公開市場業務。

存款準備金制度作為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對貨幣的調控和影響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將帶來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資產業務規模的變化，從而對貨幣供給有重大影響。也就是說，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可以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貸擴張能力，從而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一般來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中央銀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則金融機構繳存中央銀行的法定準備金增加，可供自主運用的資金減少，其放款和投資能力削弱，全社會貨幣供給隨之減少；相反，中央銀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金融機構向中央銀行繳存的法定準備金存款減少，可用資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資能力增強，貨幣供給隨之擴張。

存貸款基準利率的調整，也是貨幣政策考慮的范疇。通過加息，可調控資產價格，令過熱的股市和房屋市場降溫。自2006年7月5日以來，央行出臺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在內的多種調控措施。特別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時推出三項政策措施，即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升息、擴大匯率波幅。政策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強政策的綜合效應，加大調控的力度，綜合治理經濟偏快。上調準備金率旨在降低貨幣乘數與銀行可貸資金規模，抑制貨幣信貸增速；貸款利率上調以及降低銀行存貸利差意在抑制信貸需求和銀行的放貸沖動，同時從供給和需求兩端為信貸減速；存款利率上調有助于修正過低的實際利率，長期存款利率上調幅度超過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變有助于減緩存款活期化和儲蓄分流的趨勢；擴大匯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增強匯率彈性，為扭轉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平衡人民幣有效匯率創造條件。

二、當前貨幣政策工具運用的背景及其對商業銀行的影響2007年在經濟出現局部地區和部分行業過熱、通脹上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治理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問題。近期，促使中央銀行多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率的主要原因是貨幣信貸增長偏快。中央銀行所擔心的是，貸款的過快增長會助長經濟的低水平擴張，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高準備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引導貨幣信貸合理增長，防止經濟過熱，并由此導致通貨膨脹。在當前房地產投資偏快、證券市場持續升溫、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的情況下，既凸現了央行加大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同時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運用的難度。

當前央行對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對資金市場、證券市場及商業銀行經營都將產生一定的影響。從對商業銀行的影響看：

一是抑制商業銀行貨幣信貸過快增長。根據貨幣乘數理論，貨幣供應量為基礎貨幣與貨幣乘數之積，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決定乘數大小從而決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對商業銀行而言，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意味著信貸擴張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1.42萬億元，同比多增1678億元。央行通過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收回流動性，每次調整50個基點，每次收回貨幣1500億元，雖然相對于銀行十幾萬億元的流動性，不能造成實質性的影響。但是如果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工具進行流動性和資產價格管理，連續調整累積到一定的時候，對經濟的調整作用就將逐漸顯現出來。成熟的市場經濟一般都會出現利率調整的周期性。近5個月來央行對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就顯示出我國已經進入了一個調整的周期。5個月內的第5次準備金率調整，以及兩次存貸款利率的調整，除了在銀行信貸發放與市場利率基準上將產生實質影響外，更表達了央行在流動性治理上從緊把握的強烈決心，也徹底打消了部分商業銀行對央行貨幣政策嚴肅性所抱有的僥幸心理。

二是商業銀行的資產結構將作出一定程度的調整，并對盈利能力產生一定的影響。從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方式以及獲利能力來看，存貸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經營利潤的主要來源。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則意味著增加存放在央行的準備金金額，這將直接導致其可以用于發放貸款的資金減少。由于商業銀行具有創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業銀行實際減少的可以用來創造利潤的資金將比增加的準備金數額成倍放大。

目前，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1.89%，存款的綜合籌資成本大約在2.55%左右，貸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貸款與準備金利率的利差分別為0.66%和3.84%。那么在現有存貸款規模上，經過測算：假設調高存款準備金0.5個百分點，凍結商業銀行可用資金1500億元，按此連續調整四次則減少由于發放貸款而獲得的利差收入為3.84%*1500*4=230.4億元。同時，由于商業銀行存款的綜合籌資成本大于存款準備金利率，商業銀行繳存存款準備金還需要倒貼部分利息支出，補貼息差支出達0.66%*1500*4=39.6億元。因此，據此估算，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的調整，將影響商業銀行利潤達270億元。

三、商業銀行響應央行貨幣政策應采取的措施

為積極響應央行的貨幣政策，商業銀行應進一步轉變經營理念，優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創新步伐。

一是要管住信貸總量，優化新增貸款投向。當前，在資產價格呈現不斷上漲的趨勢下，商業銀行有必要控制過度的信貸行為，合理把握信貸投放節奏。同時，要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嚴格信貸市場準入門檻，特別是要嚴格控制產能過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信貸投放，注重提高信貸資金營運效益。據分析，各行業對升息的反應程度由機械制造業到農業依次遞減，其中資金較為密集行業的影響度要高于勞動密集型行業。而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行業，如建材水泥、房地產、紡織等行業的影響度極其自然地排在了前列。農業、交通運輸、水電生產供應行業受影響甚微，這些也恰恰是國家目前產業傾斜及扶持的行業。順應國家的產業政策，根據各行業受升息影響程度的不同，商業銀行在貸款投向上應有所側重，尤其是對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行業的中長期貸款應該有所抑制，切實提高全面風險控制水平。

二是要完善風險定價機制，提高貸款綜合收益水平。在貸款粗放經營受到遏制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應當積極完善風險定價機制，提高貸款綜合收益水平。目前各商業銀行對貸款風險定價日趨重視，致力于開發科學、適用的定價模型，但由于受歷史數據積累不夠和實際經驗不足等因素的影響，目前國內多數商業銀行風險定價能力仍然較低。對此，應參照《巴賽爾新資本協議》的技術要求，吸收國外先進經驗，加快建立一套符合實際、切實可行的內部信用評級體系，準確地對風險進行定價，進而實現對貸款的風險差別定價，以降低信用風險，提高銀行盈利水平。

三是增強主動負債能力，合理匹配資產負債結構。存款基準利率的上調，有利于增強商業銀行的吸儲能力，但付息負債利率的提高，也加大了商業銀行的籌資成本。同時，存款準備金率上調意味著銀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準備金金額，商業銀行的新增存款之中可用資金比例降低，資金來源制約資金運用的自我約束管理體制下，促使商業銀行更重視存款工作，以便進一步增強資金實力。因此，商業銀行一方面要增強主動負債能力，認真落實差異化服務措施，加快網點功能轉型，真正實現客戶分層、功能分區、業務分流，在增加存款總量的同時，優化負債結構；另一方面，要根據負債的期限、利率結構，合理安排資產的期限、利率結構，將資產與負債在資金種類和數量上的聯系有機地結合起來，在保持資金合理流動性的條件下，根據利率變化的預測和資產負債對利率的敏感性分析，及時調整各種不同利率資產和負債的敏感性缺口，擴大利差，達到凈利差收入最大化的目標。

四是要加快業務創新，優化經營收入結構。今年5月份的這次加息與之前幾次加息的重要區別是央行縮減了銀行的存貸利差，特別是中長期存貸利差，壓縮了銀行貸款利潤的空間。多年來，出于扶持國有金融體系的政策需要，中國銀行業長期享受遠高于國外同行的存貸利差，盡管這一過高的利差水平一直受到質疑和批評，但央行長期保持了銀行業偏高的存貸利差水平。此次央行打破多年政策壁壘縮減存貸利差，顯示央行抑制信貸增長的堅定決心。對此，商業銀行必須順應銀行業務發展趨勢，在業務增長方式上從外延粗放型增長向內涵集約型增長轉變，在經營結構上由傳統的存貸業務結構向資本節約型的綜合金融服務轉變，在競爭手段上由同質化競爭向差異化競爭轉變。

今后，尤其要重視科技創新和業務創新，拓寬金融服務領域，努力增加中間業務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利率波動愈益頻繁，西方商業銀行加快了金融服務創新步伐，通過開拓中間業務市場，降低凈利息收入占經營總收入的比重，以規避利率風險。如目前發達國家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高的甚至已經超過了60%，而國有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一般還不到10%，大力拓展中間業務是國有商業銀行規避利率風險的有效途徑之一。因此，國內商業銀行要借鑒西方商業銀行的經驗，通過增大技術投資，加快引進電子技術，提供電子銀行服務；通過整合業務流程、調整組織結構，增加基金、保險、代客理財等中間業務品種，來適應和滿足客戶個性化、多樣化的需求。通過服務的全能化，實現客戶的多樣化和收益來源的多樣化，從而有效地分散經營風險。

四、央行貨幣政策工具運用應關注的問題

2007年5月央行三項調控政策的同步推出，既反映央行貨幣調控思路的重要轉變，也顯示央行駕馭貨幣手段更趨熟練和靈活應變，相信對市場和經濟的調控效應也將逐步顯現。但是，?在存款準備金率成為央行常規性工具的同時，也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一是合理掌握貨幣政策運用的頻率和調整區間。準備金率的提高，在意味央行將凍結金融機構更多資金的同時，也必須為此承擔更多的利息支出。就商業銀行來講，準備金率的提高，限制了信用擴張，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又增加了籌資成本。因此，存款準備金率的運用有必要設定一個合理區間，抑制央行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時兼顧商業銀行的利益；如果繼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或存貸款利率，希望也能夠相應提高存款準備金的利率，適度彌補對商業銀行凈利潤的影響。

二是進一步加強多種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在當前中國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壓力日益增大、信貸擴張過快、貨幣投資反彈壓力巨大、物價上行風險加劇的嚴峻形勢下，單項政策的效力日趨弱化。因此，應在加強各種貨幣政策工具的組合運用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產業、外貿、金融監管等政策的協調配合，多管齊下實現多目標調控，并借助政策組合集中推出的力量增強政策的綜合效應。

三是應注意調控政策的協同效應問題。我國宏觀調控關注多個經濟目標，這使得央行在政策的協同和配套上需要更多的藝術性。比如提高準備金率和利率均是緊縮性政策，為了鞏固我國宏觀調控的成果，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是央行的政策導向，但升息又將提高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比價吸引力，加速國際資金的涌入，加劇國內市場的流動性過剩問題。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對流動性的關聯影響預計還將顯現和強化，這將對準備金率等數量型政策工具的運用產生更多的影響。因此，研究貨幣政策的協同和配套，謀劃取得同向的效應，在我國宏觀控制更加注重內在和結構的趨勢之下顯得更為重要。

四是應實行差異化的貨幣政策。針對目前農村資金存在著一定的“離農”傾向，為鼓勵商業銀行更好地服務于新農村建設，加大對“三農”的有效信貸投入，縣域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應低于城市行金融機構。比如，目前農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高于其他三家國有商業銀行0.5個百分點，高于信用社法定準備金率3個百分點。建議今后應區別各商業銀行服務對象的不同，實行差異化的貨幣政策，合理確定縣域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以鼓勵進一步加大縣域有效信貸投入，更好地服務于新農村建設。

參考文獻：

一般性的貨幣政策范文4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基本原理

貨幣政策一般是中央銀行調控貨幣量的方針和措施的總稱，包括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和貨幣政策效果等廣泛概念。它的運行依靠一般性和選擇性的政策工具實現。

一般性的政策工具包含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以及公開市場業務。選擇性的政策工具既有貸款量和利率最高限額、道義勸告等直接信用控制，又有優惠利率、證券保證金比率、預繳進口保證金制度等間接信用控制。財政政策一般指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調整財政收支規模、結構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旨在通過國家預算、稅收、國債、財政補貼、財政管理體制、轉移支付制度等手段來實現其促進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合理分配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目標。

二、歐債危機的背景和根源

早在2009年，評級機構調低希臘債務評級便拉開了歐債危機的序幕，此后兩年，愛爾蘭、葡萄牙等國相繼爆發債務危機，而今年暑期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國債收益率急劇上升，此前IMF和歐盟的多次救助方案并沒有發揮預期的作用，早前各方均預測希臘年內無力完成財政赤字的控制目標，歐元區債務危機形勢變得愈加嚴峻。

究其根源，應當分成外部原因和內部原因兩方面來看。

外部原因在于，2008年美國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令歐元區各國紛紛采取刺激經濟的政策，它們向本國銀行大量注資，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這些措施雖然中短期維持了歐元區金融的穩定，但實質上是將私人部門的債務轉移到了公共部門，政府資產負債表的不斷膨脹最終引發危機。

內部原因在于，一方面希臘等國的福利性政策給予財政巨大的壓力，在人口老齡化和現實生產力虛弱的條件下還實行高福利保障政策，這使得政府開支過高，負債長期累積。

另一方面，債務危機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是裝備制造業占據比較優勢，但是高福利高收入帶來的高消費，及其受到新興國家類似產業的沖擊形成的貿易逆差共同作用，導致國家儲蓄率很低，政府只得謀求外債填補國內債務黑洞。此外，歐元區僅為貨幣聯盟而非政治聯盟，各國依然各自為政，未能實行最優的援助方案同樣是重要原因。

三、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啟示及建議措施

由于近期美國經濟數據不及預期，歐元區各國國債收益率紛紛上漲，證券市場上缺乏融通資金，加劇了世界各大股市對全球未來經濟發展的擔憂，美歐等股市經常出現低開、尾盤跳水等情況。

美國和歐盟作為中國極為重要的兩位貿易伙伴，歐洲多國捉襟見肘的國庫和美歐與中國息息相關的進出口關系決定了中國證券市場將和眾多新興國家的證券市場一樣遭受沖擊。

中國的A股市場到了低迷的臨界點時期常會選擇跟隨市場，而不久的法國也將繼西班牙等國卷入歐債的漩渦，面臨標普的債信評級的下調，此外國內房地產領域的調控在短期內仍不見放松的跡象，銀根緊收，還有行政上的限購的持續，房地產價格持續下降的情況下成交量未能顯著上升，加之歐債危機嚴重打擊市場信心，全球對新興市場的制成品以及巴西、中國等過的礦產等原材料的資源需求的削弱，這些勢必會在微觀上對證券市場中與出口依賴型行業特別是出口制造業的上市公司的業績和股價造成很大的消極影響，宏觀上還會影響國內外各機構和個人對于中國經濟基本面的預期，也將加大未來銀行業內壞賬的風險，從而將大大降低我國證券市場短期回暖的可能。

所以要運用貨幣政策重振中國證券市場，值得借鑒的是，歐洲德法等信貸相對充足，資產負債表情況表現良好的國家以及歐洲的央行都在不斷采取措施護住大盤，不斷買入歐盟高負債國家債券。

另外美聯儲也出手聯合全球五大央行一起救市，在匯率方面承諾以歐元11月底的水平作為貨幣互換的基準價格直到2013年初。歐洲央行還一如既往的逐期降息，最近已至1%的水平以維護投資者的信心。

同時歐洲央行還堅持公開市場業務，購買負債國的債券來積極救市，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歐洲各大資本市場迅速走進無底的長期熊市的可能。這就是為什么理論上，深陷債務危機的歐元區諸國股市應該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熊市”，可事實上卻是法國和德國股市在半年以來沒有明顯下跌，9月份歐債危機進入高危期仍甚至仍屹立不倒的原因了。反觀中國A股市場卻常常跌幅巨大，甚至近期已經比希臘和意大利的股市還低迷，深陷2300點附近。中國證券市場的低迷和歐元區K線上漲國家的證券市場的“意外”平穩甚至短期走高的比較的背后有著很重要的貨幣政策因素。

因此，中國央行不應該一味在遭受歐債危機、產油區亂局和美國經濟下行的時期一味擠壓泡沫，中國有依賴出口、依賴投資、依賴房地產業之癢，但中國經濟不應再使資金融通的證券市場走進寒冬，應該繼續延續近來的征兆，一方面繼續試點和分地區推廣地方政府發行債券，一方面考慮適時微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向證券市場注入資金，降低中小微型企業的成本以找回投資者，特別是中小微型企業投資者的信心，重新盤活整個資本市場。

當然，雖然近來證券市場中的熱錢游資大量流走，從歐債危機中還需要看到的是，歐盟將來可能會新發行低利率債券來償還歐元區國家高利率舊債券，采取債務貨幣化方式解決危機，勢必會通過這種寬松的貨幣政策釋放大量的流動性，加之美國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很可能再次大幅度推高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如石油、礦石和糧食等，這會增加我國PPI和CPI水平，造成通脹壓力，市場中相關產業的上市公司會承受成本上升的壓力，國家和普通股民也可能由于儲蓄被吸走降低投資股市的積極性。

這要求我國加強外匯管制，如提高進口保證金，設定資本進入規模和期限和某些用途的標準，以防止輸入型、結構性和成本推動型的混合型通脹未來卷土重來，從而保護證券市場。

此外，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在歐元區得到驗證，成員國實現了資本完全流動，但是固定匯率下本國貨幣會喪失自主性，所以一國在貨幣聯盟中基本很難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而中國是典型的以犧牲貨幣的流動性來保證匯率的相對穩定以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的國家，這樣做當然方便維持匯率以穩定對外經濟，但這也說明了其對于自由流動的資本缺乏有效的管理能力，故中國的證券市場除了以貨幣政策給予支持外也需要完善對資本的監管體系，加大監管力度，否則對增加資本流動性的努力可能事倍功半。

四、財政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啟示及建議措施

首先，借鑒歐債危機，我國應該未雨綢繆防止我國中央和地方債務危機的出現。雖然歐債危機根本上是償付能力的問題，我國看似暫時并不存在，但是危機起因卻離不開流動性問題。而我國地方政府性債務達56843.91億元，實際的項目建成期和借貸市場的債務償還期有時差，這就易導致資金流動性不足問題，一旦發生，我國證券市場將出現“資金真空期“，導致市場進一步投資蕭條。所以在金融深化過程中可以試行資產證券化，同時積極拓寬籌資渠道，加大信息披露，這樣就可以將項目未來資金貼現，調整地方債務結構。

其次，歐盟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去年對歐盟的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額的19.7%，面對債務危機，歐盟各國一定會普遍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進口的需求大大減弱。貿易壁壘很可能重新樹立起來，這樣我國的對外貿易上市公司將會面臨再生產和經營困難。我國應該著重在稅收政策上進行改革。對于小微型企業，應在這種特殊時期繼續施行稅收優惠或免稅政策以降低其經營成本，提高其利潤，最近短期創業板的強勢雖然不能掩飾其盈利下滑的風險，但意義向好。對于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能源、資源型上市或未上市企業都應該繼續穩步推進價格放開，實行市場定價，對于資源稅的征收也將有利于各種資源和能源在市場上合理高效的配置。對于出口偏向型的行業，政府能夠在不違反外貿協定的前提下短期給予一定補貼，有的是生產補貼有的是價格補貼有的是教育培訓及技術研發補貼，視情況而定。靈活運用自動穩定器以及相機抉擇的稅收政策來調節經濟結構，優化產業配置，促進產業升級，從而使受大環境負面影響的上市公司乃至大盤的基本資金供給能夠有所保障。

再次，我國經濟結構和歐盟出現債務危機的國家一樣存在問題，如“三駕馬車“中投資所占比重過大，消費需求特別是內需遠未發動起來。最近，股市中資金有再度流向防御性品種比如食品醫藥、生物分子以及零售、旅游、餐飲、文化傳媒等行業的趨勢。酒鬼酒、江蘇吳中、天舟文化等就是典型。電力等短期內熱的行業也受到基金等機構資金的青睞，它們抱團取暖。這些表明證券市場和它有所能反映的實體市場都迫切要求擴大內需。

一般性的貨幣政策范文5

一、引言

泰勒規則非常的簡單實用，其關鍵是要讓名義利率跟隨物價和產出的變化做出動態調整，即要保持實際短期利率穩定和中性政策立場，當產出缺口為正（負）和通脹缺口超過（低于）目標值時，應提高（降低）實際利率（Taylor，1993）。積極的利率反饋規則（即泰勒規則）對宏觀經濟總的穩定性是十分必要的，其核心思想就是：為了應對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央行采取加息政策，這就會降低總需求，進而抑制通貨膨脹壓力。

但有些學者從兩個方面對泰勒規則發起了挑戰。一方面，泰勒規則下經濟均衡的確定性關鍵取決于貨幣政策進入經濟體系的假定的偏好和技術參數（Bill Dupor, 1999），以及與之相伴的財政制度的性質（Eric Leeper, 1991）。另一方面，在利率規則下，名義利率作為通貨膨脹率的遞增函數，由于多重均衡會引起宏觀經濟總的不穩定性（Benhabib等，2001）。

對于實施穩健貨幣政策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我國來說，利率政策的調整還應與人民幣匯率的漸進式改革相協調，避免匯率的大起大落，從而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當經濟發展過熱，央行需要加息時，就不得不同時考慮加息引起的國際投機資本流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張屹山，張代強，2008）。

本文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對貨幣當局依照利率反饋規則（即泰勒規則），通過利率傳導機制來調節經濟運行，實現經濟內在穩定展開理論評述。

二、利率規則與經濟增長

（一）利率規則與經濟穩定的一般分析

一個眾所周知的結論是，通貨膨脹率上升一個百分點，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讓名義利率上升一個百分點以上，從而均衡的唯一性就會得以實現，這就穩定了實體經濟。Taylor（1993）認為，泰勒規則的核心是，相較于通貨膨脹的變化，名義利率必須作出更大的變化，即為了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均衡，利率的調整必須是順周期的。

（二）利率規則下實際利率與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穩定關系

泰勒研究了美聯儲1984到1992年的貨幣政策，得出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和GDP的調整因子均為0.5，實際均衡利率和目標通貨膨脹率均為2%，從而利率規則表示為：r=p+0.5y+0.5（p-2）+2。

上式中，r為聯邦基金利率，p為前一年的通脹水平；y為實際GDP的偏離值。均衡水平下的聯邦基金利率將等于4%。

Taylor（1993）指出，名義利率減去預期通貨膨脹率可以得到實際利率，因此，只要名義利率隨著預期通脹率同向變化，就能夠實現實際利率的穩定。當實際的GDP增長高于潛在的增長水平時，實際利率就會偏離均衡狀態，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就要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整名義利率來實現實際利率的穩定。

三、利率規則遇到的挑戰

（一）利率規則在操作中的一些現實問題

按照陳雨露（2004）的觀點，首先，通貨膨脹率和GDP系數的確定就很困難。各國央行必須根據本國實際來確定這個系數，具體計算時，要綜合考慮當前貨幣政策的目標和經濟結構的問題。

其次，在測量通脹率時，到底是選取消費物價指數還是GDP平減指數，也異常困難。選取標準的不同就會導致最終測量結果的不同。

再次，短期實際利率的測量，也會由于名義利率、通貨膨脹率的不同及期間選取的不同而不同。從長期來看，實際均衡利率的確定過程，還應兼顧到經濟發展的很多不確定性及貨幣當局的信譽。

（二）多重均衡對利率規則的挑戰

根據布蘭查德和費舍爾（Blanchard 和Fisoher，1989）以及本哈比伯和法默（Benhabib和Farmer，1999）的研究，通貨膨脹率、名義利率和GDP三者之間可以實現均衡狀態，但均衡不是惟一的，會出現多重均衡的問題。又由于沒有很好的經濟運行機制促使各行為主體從多個均衡中作出唯一的選擇，因此，各不相同的均衡路徑之間會產生跳躍，這就會出現劇烈的內生波動（孫穩存，2007）。這表明，內生的預期因素和外生的財政貨幣政策一樣，都會改變經濟的均衡，即經濟主體對未來的樂觀和悲觀預期都會造成劇烈的經濟波動。

四、利率規則在我國貨幣政策中的應用

孫穩存（2007）研究指出，由于中國的利率政策規則并不是積極的反通脹規則，而是一種包容性的利率調整，這就會導致中國的經濟運行沒有一個穩定存在的收斂狀態，會出現嚴重的內生波動。所以，在當前貨幣政策下，我國經濟會出現持續性的通貨膨脹或緊縮狀態。因此，我國貨幣政策的改進方向是，使利率規則從包容性的規則轉變為積極的反通脹規則，這就需要不斷完善央行的管理水平。

張屹山，張代強（2008）研究認為，各種各樣的利率規則理論，不過是對實際經濟運行的一種近似和模擬，并不能充分揭示經濟運行的深層次規律。所以，各國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除了考慮物價水平、貨幣供給和產出增長，還要根據本國經濟運行的現實情況, 統籌協調好其他政策目標。正如Svensson（1998）指出的，沒有哪國央行會完全盲目照搬任何一種利率規則。實際情況是，各國央行都會通盤考慮所有能得到的經濟信息，來綜合考慮它的貨幣政策。

五、小結

本文在文獻綜述的基礎上，分析了利率規則和經濟的穩定均衡之間的聯系。利率規則應以實際利率為基準，根據產出增長率、通貨膨脹率、貨幣供給以及匯率波動等多種因素來積極調整名義利率水平，保證實際短期利率的穩定和中性貨幣政策的立場。總之，正如泰勒所說，利率規則只是對貨幣政策的一般性要求，只能看做是一個指導方針，而非機械遵從，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利率規則的積極作用，最終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和宏觀經濟的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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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的貨幣政策范文6

［關鍵詞］緊縮政策雙順差擴大內需監管

一、經濟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這也是三年以來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時也預示著貨幣政策可能走向緊縮的趨勢。不斷走高的通脹壓力和通脹水平對于央行適時調整貨幣政策造成一定的壓力，此時出臺加息政策的一個顯著目標就是管理通脹預期。從統計數據看，當前我國貨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國內物價上漲的同時人民幣對外連續升值，通脹的預期不斷上升；經濟發展過多依賴出口貿易，外匯儲備居高不下，經常賬戶與資本金融賬戶雙順差，國際收支失衡。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見表1），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對收入和內部調節作用較為有效，財政政策趨于無效。所以這種背景下的緊縮性政策主觀上是為了抑制通脹，但在客觀上對國際收支會產生一定影響。

二、對國際收支的負面影響分析

在國際收支平衡表里，國際收支在會計核算最后總是平衡的，但在實際當中，國際收支經常存在出現不同程度的順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現階段我國國際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結構性和收入性的。

根據一般性原理，在實行支出增減型貨幣政策進行國際收支需求調節時，存貸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屬于此）。這種上調利率趨于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般意義上會造成資本和金融賬戶中資本流入，逆差減少或順差增加；而對于經常賬戶短期則會導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減少物價下降，從而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貿易收支逆差減少。然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外資的涌入又會造成本幣升值的壓力，導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減少，貿易收支逆差增加。個人認為出現了一種順差逆差悖論的有趣現象，這種互抵機制取決于國內出口商品的總需求平均彈性，如果彈性系數E變化較小，則逆差較多；如果E較大，則順差成分大，就現階段來看我國的E比較大,順差居多。

于是緊縮性的政策在貿易順差和國內通貨膨脹并存的環境下，一般會導致順差的進一步強化也即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加劇；這也符合米德沖突關于內外均衡沖突矛盾的論斷，雖然有利于穩定物價，同時也造成順差擴大；斯旺模型（見表1）中支出增減性政策有利于解決內部均衡而對外部均衡不利的論斷也驗證了這種效果。國際收支順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導致本國貨幣國內供給量的增加，這會使國內過熱的經濟更加深化，價格上漲的趨勢進一步強化，內貶外升造成國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貿易順差的擴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有可能造成未來國際收支逆差的急劇增加，不利于未來出口；二是加劇了國際貿易間的摩擦和匯率戰，貿易條件惡化增加了未來國際間經濟交流的不確定性，尤其對中國這樣的以出口需求為主而不是內需拉動GDP的貿易大國更是加劇了未來經濟發展的波動；三是我們付出高亢的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從而造成國民經濟福利損失，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這對于未來的國際收支穩定同樣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議對策

1.擴大內需是實現國內均衡發展，促進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徑。促進國內收入分配的均衡，擴大內需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不過度依賴于出口；利用稅收手段，轉變貿易增長方式，改變順差在國內，利潤在國外的不利局面。

2.在有效防范風險前提下，有選擇分步驟地放寬對資本流出的限制，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進行全球性戰略性投資，更多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和國際市場，逐步推動境內機構開展境外證券投資。

3.堅持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保持匯率水平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增強匯率彈性,利用市場機制調節外匯供求,使匯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調整,減弱匯率穩定要求對貨幣政策效應的約束,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和有效性,發揮匯率作為價格杠桿對國際收支的調節。

4.有效監管投機資本的流入

現階段由于我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地位日益重要，資本與金融賬戶中充斥著大量的投機資本，因此我國金融監管當局要盡快完善對投資資本的監測預警和管理機制，及時掌控短期國際資本流入的源頭、動機、途徑、結構和規模，及時監督管理不良資本的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