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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博弈論概念范文1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數學模型；演化模型
基金項目：[F]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項目“制度生成和演變分析”（NCE11030）；山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山東省新能源產業發展研究：基于技術、制度與產業協同演化的分析”（ZR010Q007）；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項目“制度生成和演變的主觀博弈分析、驗證與應用”（1RWZD11）
作者簡介：[F]黃凱南，男，經濟學博士，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山東 濟南 50100）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013）03008308收稿日期：[F]01103
一、引言
近年來，構建數學模型是演化經濟學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這也促使演化經濟學的研究從原先推崇非正式的現實性描述開始邁向對正式和形式化的數理邏輯的重視。
當前，在眾多的經濟學文獻中，存在許多被貼上“演化”標簽的數學模型，可以不嚴格地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是直接對傳統生物演化模型的借鑒、改造和運用。例如，Logistic增長模型、捕食與被捕食（PredatorPrey）模型和共生演化模型等[1]（P17）；二是演化博弈論，它最早也是源自生物學家構造的生物演化模型（P8），而后被經濟學家廣泛采用并進一步發展。演化博弈論是當前比較流行的演化建模工具。根據Silva和eixeira[3]的文獻統計，在演化經濟學領域發表的眾多論文中，涉及演化博弈論的占將近0%，而且這個比重近些年還處于上升趨勢。演化博弈論模型既包括單群體、離散策略的對稱博弈模型，也包括多群體、多維度連續策略的不對稱博弈模型[4][5]。這些模型主要涵蓋各種類型的選擇動態，例如，復制者動態、最優響應動態、平滑最優響應、布朗—馮·諾依曼—納什動態、選擇—變異動態、模仿動態和適應性動態等[6]；三也是和生物學相關，不過它不是直接采用生物演化模型，而是基于生物演化隱喻（Metaphor）發展出來的各種演化算法模型（Evolutionary Algorithms）。這些模型將求解過程類比于生物演化過程，它們最早被運用于計算科學和人工智能中，現也被廣泛運用于經濟演化建模中[7] 。這些模型包括演化規劃、演化策略、遺傳算法、學習分類器系統（Learning Classifier Systems）和遺傳編程等；四是各種類型的學習模型。較之于前三種類型的模型，學習模型不是直接源自生物演化模型或生物學隱喻，而是主要源自心理學和認知科學，較之于生物學模型，它更加強調個體行為的意識和目的性。這些模型包括虛擬行動、隨機學習動態、隨機信念學習和經歷加權吸引模型等[8]（P895）；五是多主體模型（Multiagent Model）或基于主體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這類模型充分考慮了個體行為的異質性以及個體間的互動過程，也被廣泛運用于各種經濟演化分析中，并與計算科學結合，逐步形成一門新的經濟學分支——基于主體的計算經濟學[9][10]。
盡管越來越多的模型被貼上流行的“演化標簽”，但是有關演化經濟學的數學模型還存在很大的爭議。例如，這些演化模型是否真能夠描述經濟演化的本質特征？某些演化模型（例如，演化博弈模型和博弈學習模型等）本質上是更屬于演化分析還是新古典的均衡分析？各種類型的演化模型之間是否存在什么內在關聯？面對如此繁多的數學模型，建模者該如何選擇適當的模型？是否存在較為一般性的演化模型能夠成為經濟演化建模的基準模型？ 這里嘗試進一步探討演化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問題，并嘗試部分解答上述一些問題。
二、考察演化模型的三個維度
（一）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共識
近年來，演化經濟學較為流行，并逐步成為時髦的學術標簽，但它卻是一個極其繁雜的理論體系，至今尚未形成較為成熟和統一的研究范式。被貼上演化經濟學標簽的理論至少包括：舊制度學派、新熊彼特主義、通用達爾文主義（Universal Darwinism）、演化制度經濟學、奧地利學派、創新經濟學、演化經濟地理學和基于主體的計算理論（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heory）等。這些理論在本體論和方法論上都存在較大的差異。但在眾多的研究方法各異的理論中，還是存在一些基本的共識。odgson[11]總結了演化經濟學的四點基本共識：其一，認為世界變化的，而且這種變化不僅僅是數量上或參數上的，它還涉及如熊彼特所強調的技術、組織和經濟結構等質的變化。而這種質的變化恰恰是主流均衡理論難以解釋的；其二，承認經濟變遷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新奇（Novelty）的產生。通過創新促使多樣性的產生是現代演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主題；其三，強調社會經濟系統的復雜性特征。這種復雜性主要涉及各種異質主體之間的非線性甚至是無序或混沌的互動，從而限定了可預測性，也促使了新奇和種種“涌現”特征產生的可能性；其四，正如達爾文強調的，各種復雜現象是涌現生成的，不是人為設計或上帝創造的，演化經濟學秉承了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對于自發秩序的洞見。[JP]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黃凱南：演化經濟學的數學模型評析
在上述四點共識中，第一點涉及演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它表明演化經濟學必須研究社會經濟的演化或變化現象，這有別于主流經濟學研究社會經濟的均衡現象；第二點涉及演化的動力，它指出演化的主要動力源自創新，創新推動了多樣性的生成或增加，為經濟演化提供必要的燃料。第三點和第四點都涉及理論研究方法，它指出由于演化的復雜性，參與者都是有限理性和異質的，并且必須從參與者間的互動來描述經濟現象的演化過程，這也是復雜系統的生成和演化過程。而這些互動過程可能伴隨著新奇的產生、選擇和擴散。
（二）三個維度
基于上述演化經濟學基本共識，以下提煉三個考察演化模型的維度。
1模型中是否將創新內生化：完整演化分析和局部演化分析。完整演化分析指在上述共識的基礎上，不僅承認創新的重要性，還將創新過程內生化，并進一步強調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過程必須伴隨著新奇的產生過程、選擇過程和擴散過程，甚至還涵蓋這三個過程的互動關系。當然，在某些演化現象中，選擇過程和擴散過程可能很難被明確區分開。因此，一個完整的演化分析必須將創新內生化，它是一種比較嚴格和徹底的演化分析。當將這種演化分析從單一層級演化擴展到多層級共同演化時，它能夠解釋更多復雜系統的演化現象。如果以此演化分析作為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或者用它作為標準來判定某種理論是否屬于演化經濟學，許多貼上“演化”標簽模型可能都不屬于真正的演化經濟學。那些將創新外生化而只側重考察選擇過程或擴散過程的理論本質上就不屬于演化經濟學的陣營。這樣一來，許多演化模型就可能都被排除掉。例如，演化博弈模型和某些學習模型。但是不可否認，許多不考慮創新生成過程的演化模型也能夠為我們理解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提供深刻的洞見，尤其是對新奇的選擇過程或擴散過程。因此對于這類模型，不能輕易地將其排除出演化經濟學的陣營。我們需要一個更為寬松的演化分析定義，這里將其稱為局部的演化分析。一個局部的演化分析是指，盡管承認創新的重要性，但為了簡化分析卻沒有將創新的生成過程內生化，而是側重考察參與者互動過程中伴隨著的選擇過程或擴散過程。在對待創新問題，局部演化分析通常將創新視為外生給定的隨機沖擊，或者甚至不考慮創新生成因素，僅僅關注創新后的對新奇的選擇或擴散。
通過區分完整演化分析和局部演化分析，許多流行的演化模型可能不屬于完整演化分析，但它們卻屬于局部演化分析，也能夠為我們理解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機制提供洞見，因此它們也都屬于演化經濟學的建模工具。
模型中參與者理性的有限程度：無意識、弱意識和強意識模型。演化模型中參與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如果說完全理性模型只有一種類型（例如，約束條件下的目標最優化），而有限理性模型在理論上就可能具有無窮多種，這部分取決于參與者理性的有限程度。因此，從參與者理性有限程度的視角，可以根據參與者行為決策的意識程度區分不同類型的演化模型，例如，無意識演化模型、弱意識演化模型和強意識演化模型。
3模型中參與者之間的異質程度：個體演化模型和群體演化模型。較之于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性個體的同質性假設，演化經濟學強調參與者的異質性。但是由于參與者之間的差異可能表現在不同層面上，例如，偏好的差異、稟賦（或預算約束）的差異、信息的差異以及學習規則或演化規則的差異，不同的演化模型有不同的異質性假設。因此，根據參與者異質性程度的差異可以區分不同類型的演化模型。這里通過考察模型中的參與者之間的學習規則或演化動態規則是否存在差異，將演化模型簡單區分為個體演化模型和群體演化模型，前者指參與者的學習規則或演化規則存在差異，后者則是指參與者擁有相同的學習規則或演化規則。
三、演化模型評析
如上所述，可以從三個維度對演化模型進行歸類和分析：其一，根據是否將創新內生化，將模型分為完整演化分析模型和局部演化分析模型；其二，根據參與者理性的程度強弱，將演化模型區分為無意識演化模型、弱意識演化模型和強意識演化模型；其三，根據模型中是否考慮參與者學習規則或演化規則的差異，將演化模型區分為個體演化模型和群體演化模型。以下通過這三個維度來分析五種演化模型，嘗試比較這些模型。
（一）生物種群動態模型
在Vincent和Brown[1]（P17）研究的基礎上，這里描述一個較為一般性的生物種群動態模型。首先介紹經典并且被廣泛運用的上述種群動態模型描述了種群密度或數量的動態變化過程，也可以轉變為策略頻數的動態變化過程。模型中物種的類型空間和策略空間都是外生給定不變的，模型并不涉及新物種或新策略的產生，亦即不涉及創新的生成問題。因此，這類演化模型顯然是一種局部的演化分析。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可以將物種密度xi視為參與者或互動者i（例如，個體、企業和其他組織等）的某種表現型特征（例如，資產規模、產出等），而策略ui視為互動者i某種基因型特征（例如，投資慣例或R&D決策等）。上述演化模型可以描述參與者互動過程中對策略的選擇過程。可以將策略頻數的變動規則視為一種策略學習規則或演化規則，則該模型所有參與者都擁有如方程（5）所示的演化規則。因此，參與者之間的演化規則是同質，這類模型屬于群體演化模型。此外，這類模型中參與者的意識程度較弱，通常是采用無意識的學習規則，策略的改變主要是受到自然選擇（例如，市場競爭）的作用。
（二）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論的發展和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復興幾乎處于相同時期，但演化博弈論在演化經濟學的運用卻長期存在爭議[5]。這里描述演化博弈中最為經典的復制者動態模型。
通過比較方程（5）和方程（7）可知，上述的種群動態演化模型等同于演化博弈論的復制者動態模型。如果假定策略的適應度不受策略的頻率分布的影響（即適應度是不變的），那么，復制者—變異者方程就等同于準種方程（Quasispecies Equation）。n種策略的連續復制者動態方程等同于n-1物種的LotkaVolterra方程。正如，Vincent和 Brown[1]（P30）指出，只要建立各種演化策略的適應度和種群增長率的函數關系，大量生物種群動態模型都可以轉化為演化博弈模型。
許多演化經濟學家拒絕演化博弈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演化博弈論本質上不考慮創新問題，它僅僅涉及策略的選擇過程或擴散過程，其所謂的策略突變是在既定策略空間中進行的，即從某種已知的策略以隨機概率轉向另一種已知的策略，這過程并不產生任何新的策略[5]。但是如前所述，只要我們放寬對演化分析的定義，這種僅考察選擇過程或復制過程而不考察創新過程的分析可以被稱為局部的演化分析，它也應該屬于演化經濟學的數學模型。較之于上述原因，另外一個拒絕演化博弈論的理由則更加充分，即演化博弈論主要是為了解決經典博弈論多重均衡問題，其發展出的能夠抵御孤立突變策略沖擊的演化穩定策略 、累積突變策略沖擊隨機穩定均衡以及其他的均衡概念是為了進一步精煉經典博弈論的納什均衡。如果將演化博弈論視為通過發展新的解概念來精煉經典博弈論的均衡，那么演化博弈論則屬于均衡分析。因此，演化博弈論既可能屬于演化分析，也可能屬于均衡分析，這取決于研究者運用它時的分析視角。如果是運用演化博弈論來考察策略頻數的動態變化過程，那么它就屬于局部演化分析，能夠成為演化經濟學建模工具，這時演化過程可能出現演化穩定均衡（例如制度的生成），也可能不出現策略均衡；反之，如果運用演化博弈論的解概念來精煉納什均衡，那么演化博弈論就不屬于演化分析，而是均衡分析。
由于不考慮創新生成問題，演化博弈論的博弈形式（ame Form）是外生給定不變的，演化環境是外生給定不變的，它是一種典型的局部演化分析。演化博弈中的參與者之間擁有相同的演化規則（例如，復制者動態、復制者—變異者動態），因此，演化博弈模型也屬于群體演化模型。在經典的復制者—變異者動態模型中，演化博弈論的參與者的理性是相當有限的，其行為通常是無意識或弱意識的。
（三）演化算法
演化算法是指將求解過程類比為生物演化過程（例如，基因復制、變異、重組和選擇等）的各種優化技術，它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涵蓋了包括演化規劃、演化策略、基因算法、基因規劃和學習分類器系統等在內的各種演化計算（Evolutionary Computation）方法[6][1]（P0）。
以下簡要闡述演化算法模型的基本分析結構，它通常包含如下一些分析構件：其一是種群（Population），種群中包含許多個體，每個個體表示一個可能解；其二是適應度函數（Fitness Function），它是一個特定的目標函數，用來描述一個給定的可能解與目標解之間的距離，適應度越高的解與目標解的距離越近，通常也越容易被保留，反之則更容易被淘汰。存在兩種類型的適應度函數，即不變的適應度函數和可變的適應度函數。設定適應度函數是演化算法較為重要的環節。如果設計了錯誤的適應度函數，可能得出錯誤的解，或者很難得到收斂的解；其三是初始化函數（Initialization Function），它是指如何從種群中隨機挑選出初始的群體，是設定初值的過程；其四是選擇，即從種群中挑選出符合選擇標準的個體進行繁殖。根據不同的選擇標準存在各種類型的選擇函數。例如，與適應度成比例的選擇，即個體被選擇出來繁殖的概率等于它的適應度在種群的比例，以及錦標賽選擇，即通過隨機分群，選擇適應度最高的群體進行繁殖。當種群規模不變時，就需要一種替代機制，即在復制過程中，種群中的某些個體被另一些個體取代。根據不同的標準，存在不同類型的替代機制；其四是重組（Recombination），它是指個體之間信息交流的過程，這也是生成新解的過程。通過重組算子，新的解（例如，后代）從被選擇出的可能解之間生成。存在不同類型的重組算子，例如，算數重組、幾何重組、平面重組和模糊重組等；其五是突變，是指在突變算子（Mutation Operator）的作用下，一種解突變成另一個解，在整個種群中，突變的比例通常很低，否則對最優解搜尋過程就成為隨機游走。根據解的不同表述形式，突變算子也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當一個解用二進制的比特串（Bit Strings）來表示時，突變可以被描述為在特定位置上一個符號對相反符號的替代。如果解是一個比二進制更為復雜的數據結構，突變算子也會相對比較復雜[7] 。
由于重組過程明確考察了新策略的產生過程，演化算法將創新內生化，它是較為完整的演化分析。在許多情況下，參與者的理性程度通常較弱，最優解的求解過程是通過演化算法來實現。在演化算法中，參與者之間通常擁有相同的演化算法，因此，它也屬于群體演化模型。
（四）學習模型
上述三種模型主要與生物演化相關，學習模型則更多地基于認知科學（尤其是心理學和腦科學等）的研究成果，用來描述參與者策略頻數的演變。根據學習過程中是否存在有意識的認知過程，可以將學習分為不存在認知過程的無意識學習（Nonconscious Learning）以及存在認知過程的有意識學習（Conscious Learning），前者是指參與者在學習過程中通常不需要去思考行動及其結果，例如，強化學習和參數自動化學習（Parameterised Learning Automaton），后者則是指參與者在學習過程中通常要耗費認知資源去思考和比較各種行動及其可能的結果[8]（P895）。Brenner[8]（P890）認為，根據意識的強弱程度，可以再將有意識學習分為基于慣例的學習（Routinebased Learning）和信念學習（Belief Learning），前者是相對弱意識的學習，包括滿意學習和模仿學習等，后者是相對強意識的學習，包括隨機信念學習、貝葉斯理性學習和虛擬行動等。
這里描述一個較為綜合的學習模型，即經歷加權吸引模型（Experienceweighted Attraction Model），通過改變模型的參數值，它能夠描述無意識學習和有意識的信念學習[8]（P900）。該模型可以通過如下兩個方程來描述對新經歷的學習或調整過程較之于生物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學習模型能夠更準確地描述社會經濟系統演化過程中參與者的微觀行為，使得許多宏觀演化現象具有較為扎實的微觀基礎。如上所述，學習模型既包括無意識的基于本能的學習行為，也包括弱意識的基于慣例的學習行為以及強意識的信念學習行為， 它實際上能夠描述人類包括目的性和無目的性在內所有特征的行為，是較為一般的模型。前面談到，通過適當的改造，大量生物種群動態模型都能夠轉化為演化博弈模型。同樣的，通過適當的改造，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實際上也能夠轉化為學習模型。例如，演化博弈中復制者動態模型可以被視為參與者采用較為簡單的“見好就變”的學習規則；上述演化算法中的選擇過程、重組過程和突變過程分別可以被視為參與者采用了模仿、交流和試錯等學習規則。在這個意義上，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只要謹慎地設定參與者的學習規則，許多演化模型都可以轉化為學習模型。
學習模型既可用于完整的演化分析，也可用于局部的演化分析。無論是自己試錯式的創新還是在互動交流中的創新都是學習過程，因此，當它將創新內生化（例如，新策略的產生），這種學習模型則是一個完整的演化分析，反之，如果它只考察策略的擴散問題（策略頻數的變化），它則是一個局部的演化分析。顯然，學習模型包括無意識演化模型、弱意識演化模型和強意識演化模型。同樣的，在理論建構中，如果參與者的學習規則是相同的，則它屬于群體演化模型，反之，如果參與者的學習規則存在差異，則它屬于個體演化模型。在許多情況下，尤其是博弈學習理論中，為了便于求解，許多的學習模型通常都假設參與者擁有相同的學習規則，并且不考慮策略創新問題。
如上所述，多主體模型是一個較為開放的建模方法，它本質上是一種建模的思路，而不是具體的模型。通過具體的模型構造（例如，設定具體的微觀參數、宏觀參數、決策規則和互動結構等），它能夠變成各種生物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演化算法以及學習模型。因此，多主體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在某些情況下，多主體模型可以求出解析解（例如，演化博弈模型），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由于參與主體之間的異質性、非線性的互動和正反饋效應等，大量的模型不能求出解析解，只能借助計算機進行仿真模擬計算。較之于上述演化模型，多主體模型具備如下一些優點：其一，較好地描述了復雜系統的生成和演變。多主體模型能夠最大限度地刻畫參與主體之間的異質性，能夠描述參與主體各種類型的學習規則以及主體間各種類型的互動過程，進而較好地描述復雜系統的生成和演變；其二， 能夠被運用于各種經濟政策仿真實驗，比較各種政策的實施效果。借助計算機科學的成果，多主體模型能夠方便地通過改變初始條件、宏觀參數等來仿真比較各種不同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從而為政策或者制度比較提供仿真實驗；其三，結合現實經驗數據，通過參數調整和校準，能夠更為真實地模擬經濟系統的運用狀況。
當前，多主體模型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還存在許多局限，這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由于多主體模型更多是一種建模的思路或方法，它涵蓋了許多類型的演化模型，缺少對具體模型建構和選擇較為統一和嚴密的理論分析，亦即缺少統一的理論分析邏輯，這導致建模者對于模型中初始參數、變量、行為規則或互動結構更多是根據經驗歸納和自身研究偏好來設定，模型帶有較大的隨意性。相同的經濟現象可能出現多種的解釋模型，并且這些模型之間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其二，由于許多模型存在較強的正反饋機制，初始條件的設定對結果的影響極大，初始條件較小的變動在正反饋機制的作用下可能導致結果出現結構性的變化，這會影響模型的穩健性，并要求建模者必須對系統演化的初始條件擁有足夠的信息；其三，模型很難通過實際的經驗數據來檢驗。模型通常產生多重均衡或預測結果是不確定的，但現實觀測的數據通常僅僅是一個單一時間序列數據，它可能是位于各種可能結果分布中較小峰的低概率事件或者是結果分布的瘦尾處（hin ail），這使得即便模型能夠精確體現這一數據生成的過程，也很難用標準的統計方法來檢驗模型的精確性[9]。
根據模型的具體構造，多主體模型既可能是將創新內生化的完全演化分析模型，也可能是僅考慮創新擴散和選擇的局部演化分析模型。相應的，根據不同學習規則的設定，多主體模型既可能是無意識、弱意識或強意識的演化模型，也可能是個體演化模型或群體演化模型。
四、模型比較與選擇
如前所述，可以通過三個維度來比較不同類型的演化模型（如表1所示）。從創新是否內生的維度看，生物種群動態模型和演化博弈模型都將創新視為外生，它們模型本身沒有解釋創新是如何生成的，而是更為關注創新的選擇和擴散問題，這是一種局部的演化分析，系統演化的動力主要源自選擇的力量。而演化算法模型、學習模型和多主體模型都能夠將創新內生化，因而它們能夠進行完整的演化分析。當然，它們也可以進行局部的演化分析。
創新是否內生（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參與者理性有限程度（無意識、弱意識和強意識）參與者間異質程度（個體演化和群體演化）
生物種群動態模型創新外生，屬于局部演化分析[SQ3]無意識演化模型[SQ3]群體演化模型
演化博弈模型創新外生，屬于局部演化分析無意識或弱意識演化模型[SQ3]群體演化模型
演化算法模型創新內生，屬于完整演化分析無意識或弱意識演化模型[SQ3]群體演化模型
學習模型[SQ3]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SQ3]無意識、弱意識或強意識演化模型個體演化模型或群體演化模型，通常是群體演化模型
多主體模型[SQ3]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SQ3]無意識、弱意識或強意識演化模型個體演化模型或群體演化模型，通常是個體演化模型
例如，在博弈學習理論中，大量的模型都將創新視為外生；從參與者理性有限程度的維度看，生物種群動態模型通常是無意識的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模型通常是無意識或弱意識的演化模型，而根據學習規則的具體設定，學習模型和多主體模型則可能是無意識、弱意識或強意識的演化模型；從參與者異質程度的維度看，在生物種群動態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模型中，參與者之間的學習規則或演化規則是相同的，它們屬于群體演化模型；在學習模型和多主體模型中，根據模型的具體設定，參與者之間的學習規則既可能是相同，也可能是不同，因此，它們既可能是個體演化模型，也可能是群體演化模型。通常情況下，為了便于求解，學習模型更多假定參與者之間采用相同的學習規則，它更多是屬于群體演化模型。借助計算機技術，多主體模型能夠最大限度地考察參與者的異質性，通常假定參與者之間采用不同的學習規則，因此，更多是屬于個體演化模型。在上述五種演化模型中，從生物種群動態模型到多主體模型，通常情況下，模型的復雜程度和開放程度是依次增強的，模型的描述性也是依次增強，相應的，模型的抽象程度和封閉程度則依次減弱。較之于其他模型，由于強調參與者之間的異質性及其互動的非線性，多主體模型是一個更為開放和更具備演化本質的模型，能夠更為準確地刻畫復雜系統的生成及其結構性的演變。當然，描述性越強的模型抽象程度就越弱，多主體模型的預測性和穩健性也較弱。
相應的，建模者可以根據自身的研究目的來選擇合適類型的模型來建模。這包括：其一，根據具體研究是否需要考慮創新的生成問題來選擇合適的模型類型。例如，如果研究涉及創新的生成問題，建模者就不能選擇局部演化模型，而必須選擇完整演化模型，反之，則可以選擇局部演化模型。其二，研究目的是為了更為準確地描述參與者的微觀行為過程。這類模型通?；趯嶒灲洕鷮W、行為經濟學或心理學等的研究成果，力求更準確地描述參與者的微觀行為機制。模型包含對參與者行為細節的描述。因此，建模者可以根據其所考察的參與者的行為規則選擇合適的模型。例如，根據不同理性的程度選擇有意識、弱意識或強意識的演化模型，或者根據參與者之間的異質程度來選擇個體或群體演化模型。其三，研究目的是為了便捷地解釋某種典型性事實的生成。這類模型主要強調參與者之間互動的結果必須與典型性的事實相符，而不追求參與者微觀行為描述的真實性，在許多情況下，只要能夠達到研究目的，模型對參與者行為的設定越簡單越好。
五、結論與展望
如前所述，多主體模型是一個較為一般和開放的建模方法，通過具體的模型構造，它涵蓋了許多類型的演化模型，而且借助計算機仿真模擬，它能夠考察復雜的宏觀現象的生成和演變是如何由多個異質的微觀主體互動過程來實現的。這也是多主體模型被越來越多地應用于各種演化分析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缺少統一的理論分析邏輯，多主體模型還存在許多局限，具體模型的構建還比較隨意，它更多是提供演化建模的思路或視角，還遠沒有建立演化分析的基準模型。因此，在演化經濟學基準模型的探索過程中，未來可以沿著多主體模型的分析框架進一步確立統一的演化分析邏輯，這樣有可能建立一個較為一般能夠被大多數演化分析共享的演化模型。而演化經濟學的基準模型必須能夠刻畫選擇和創新兩個驅動演化的基本動力，并且能夠從單一群體的演化分析擴展到多群體演化分析。[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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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博弈論概念范文2
關鍵詞： 漢語國際教育 起點詞匯 假設 成本
一、什么是起點詞匯假設
我們認為二語習得在初級階段由于建構語言框架、形成基本語言生成機制的需要，學習者或教師急需短期內直接掌握一批最基本的、數量無法再縮減的詞匯，而這些詞匯通過自然習得需要較高的學習成本。如果直接掌握這類詞匯則可大大降低初級階段整體學習成本、提高學習效率。我們稱這類詞匯為起點詞匯。起點詞匯是一個基本概念，具體包含的詞匯不是絕對的、封閉的、固定的，而是可協商的、開放的。它是通過一個篩選機制逐漸形成的，中間可能存在反復修正過程。只要符合篩選特征并通過實證的詞匯都可以入選。
二、起點詞匯假設的理論基礎
漢語國際教育屬于二語教學范疇，二語教學與母語習得存在諸多差異，前人已做過大量研究。從經濟學新視角觀察，我們認為二者最本質的差異在于成本機制不同。母語習得是人類個體融入社會的前提和必然選擇，不計成本是其特征之一。二語習得過程則復雜得多，由于其不是人的必然選擇，這種選擇是否能最終達成，涉及多方面因素，成本因素起到決定性作用。學習者在整個學習過程中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分析、評估成本與收益之比，并不斷修正其決策，表現出相應行為。教學過程中的教師、學校等其他參與主體同樣如此。從動態角度看，整個運作機制都可以運用博弈論做出解釋和說明，可對具體條件下的結果做出預判。
具體來說，母語習得融合在日常生活中，是無所不在的，習得的成本成為生活成本的一部分，是隱性的。從母語習得實際花費的人力、財力、物力等方面說，實際成本無疑遠遠超過二語習得。但從機會成本角度看，因為其別無選擇，放棄的機會是零，成本可看做零。因此其不計成本的特征包含了實際成本巨大無法計算和機會成本過小可以忽略的雙重含義。由于母語習得具有這樣的特點，因此使其不適用經濟學原理或博弈論做出詮釋。
二語習得的整個過程較易從日常生活中剝離出來，成本計算更容易量化，收益相對較模糊，但也可簡化為局部參數（成績、工作前景等），因此總體來說成本收益分析是可行的，這也是運用博弈論的前提條件。典型的二語習得過程存在多方博弈，其中最基本的一對博弈者是學習者和教師，第三、第四方是學校和政府，不排除更多方，如社會團體的介入。
從學習者角度來看，學習第二語言所花的時間、費用、因學習語言而放棄其他機會的成本等都屬于成本范疇；第二語言水平的提高（可用考試成績和語言水平等級來衡量）及帶來的物質、精神上的利益、生活上的便利、其他方面成本的降低等則屬于收益范疇。從教師角度看，教學花費的時間、精力是最主要成本，因教學產生的報酬及精神上的利益則是主要收益。從學校角度看，為教學提供的場所、人力費用及教材、辦公耗材、水電費、各項管理支出等屬于付出成本；收取的學費、高校各類排名的提升、政府和社會團體的相關性投入、教學科研成果對社會進步的推動等則屬于收益。從政府角度看，政策、財力、物力等各類資源的投入屬于成本范疇，營造良好的國際語言環境、提升國家軟實力、降低相關產業成本促進國家整體利益改善則是主要收益。
傳統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可以應用于漢語國際教育各個環節的靜態、微觀分析，而博弈論可以用來解釋漢語國際教育產業的動態發展軌跡并預判今后整體發展趨勢。但限于篇幅，本文僅在此理論基礎上提出漢語國際教育初級階段的起點詞匯假設，其他方面研究有待今后進一步拓展。
三、起點詞匯假設的提出
之所以提出起點詞匯假說，是基于我們對成人二語習得在初級階段課堂教學中完全使用目的語的懷疑。首先，我們完全認可二語課堂教學用語應盡可能使用目的語原則，大量教學實例證明，經驗豐富的教師在中高級階段課堂教學中完全可以不使用任何媒介語也能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但我們缺乏足夠的、經得起推敲的初級階段課堂教學不使用任何媒介語或學習者母語的教學實例。要證實或證偽這種觀點，可以采用說課、試講或小班教學實證等方式進行足夠數量的演示就能看到結果。如果能證實在最苛刻的語言環境中也可以順利完成教學任務，那么理論上就不存在起點詞匯問題。如果能夠證偽，教學中的確遇到了一些難于逾越的障礙，留學生對某些詞匯的掌握出現了偏差，教學效果明顯低于對照組，那么那些阻礙教學的詞匯就可能是起點詞匯。在漢語國際教育推廣到世界更廣泛的小語種地區時，起點詞匯假設可以幫助我們提前做好教學準備，切實提高教學有效性，同時對國內典型的學習者國籍混合的初級漢語班教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對于起點詞匯假設，可能存在以下幾種反駁意見：觀點一：母語習得不需要任何媒介語，那么二語習得不使用媒介語在理論上應該是可行的。我們認為這種觀點的錯誤之處在于只關注理論上的可行而忽視實施成本。二語習得與母語習得之間最難跨越的鴻溝就是成本。對二語習得來說，學習效率始終是第一位的。如果學習過程需要花費很高成本，就意味著這種方案不可行。觀點二：過去和現在有大量零起點留學生在不使用媒介語的情況下熟練掌握了漢語，實踐證明這也是可行的。這種觀點的錯誤之處在于只關注到一部分成功的學習者，沒有考慮到學習者整體的成才率問題。從世界范圍看，漢語被公認為最難學習的語言之一。對非漢字圈的學習者來說，達到相同外語水平，學習漢語花費的時長遠遠高于世界其他主要語言。說明漢語目前沒有成為一種學習效率較高、花費成本較低的語言，對漢語國際推廣工作是不利的，因此在改進學習方法、提高學習效率方面還有很大上升空間。觀點三：沉浸式教學主張不使用媒介語，在美國等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說明媒介語并不是教學必需的。我們認為接近母語習得的教學方式能否實施，最關鍵的一點是成本問題。沉浸式教學對教師的要求極高，教材編寫有其特殊性，更重要的是教學時間非常長，需要制度政策方面的配合。這在漢語向世界小語種地區推廣時并不容易做到，不具有典型性，而且不符合國內高校留學生學歷教育的學制要求（一般只有一年預科）。我們強調的起點詞匯只存在于零起點的初級階段，教學最終目標完全使用目的語進行教學，這和沉浸式理念是相通的，并不矛盾。不同的是，為了縮短初學者的適應期，提高教學進度和效率，我們允許在初級階段使用經過慎重挑選的起點詞匯作為教學輔助用的支架。這么做可以降低初學者的學習門檻，便于在世界更大范圍內推廣，而且長期來看并不影響最終教學目標實現。
四、起點詞匯的選定過程
起點詞匯的選定過程包括基本篩選機制和具體實施方法。其過程本身是證明起點詞匯是否存在的實證方案。如果初級階段所有常用詞匯都可以找到直觀有效且不使用媒介語或母語的方法教學，最后剩下的詞匯是零，說明起點詞匯是不存在的，這樣假設就不成立。反之，則證實的確存在一部分常用詞匯需要借助媒介語或學習者母語說明。整個選定過程真正的價值并不在于這些起點詞匯具體是什么，而在于那些被篩選掉的非起點詞匯是如何被證實不需要非目的語輔助說明的，以及這種情況的具體實施條件是什么。
目前較好的篩選機制可由三個步驟組成：集體協商、演示籌備、實證測試。集體協商具體是指由多位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和專家學者共同討論，用排除法逐一去除非起點詞匯，并記錄達成的條件；演示籌備是指根據達成的條件，制作材料或準備演示的具體方案；實證測試是指用零起點留學生測試演示實際效果，依此判斷這些詞匯是否符合最初判定。最終通過這三個步驟，篩選出的就是起點詞匯。
具體實施方法如下：
第一步：確定初級階段的詞匯。我們把初級階段的范圍劃定為零起點后保持一年正常學習，對應大約200學時。超過200學時后仍屬于初級階段，但因基本不需要起點詞匯輔助，不屬于研究范圍。在此范圍內，選定的詞匯可以來自等級大綱，也可以來自相對應的教材，還可以是課堂常用的說明性詞匯，或者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千詞匯。
第二步：去除可用實物、圖片、對比圖展示的詞匯，并逐一做好備注。這類詞匯基本以直觀名詞和形容詞為主，如桌子、西瓜、汽車、書、貓、長和短、大和小等，各類數字、顏色、表情、國家、職業等屬于這一類。
第三步：去除可用手勢、形體動作展示的詞匯，逐一備注。這類詞匯基本以直觀動詞和形容詞為主，如吃、走、寫、看、踢、飽、胖等。此外還有一些詞可用比較夸張的動作、表情、身體方位的演示表示，如謝謝、對不起、這個、那個、左、右、不、來、去、我、你等屬于這一類。
第四步：去除可用圖示、符號、圖表等展示的詞匯，逐一備注。如可用親屬關系圖說明的爸爸、媽媽、弟弟、兒子等；可用日歷說明的月、日、星期、今天、昨天等；可用時間表來說明的上午、下午、晚上、小時、分鐘、點鐘、現在、以前、以后等。
第五步：去除可用已學過的詞語說明演繹的詞匯，逐一備注，需注明描述時所用的句子或短語。例如：同事（一起工作的人）、愛好（喜歡做的事情）、阿姨（媽媽的姐姐、妹妹）等。
第六步：去除可用歸納方法說明的詞匯，逐一備注，需注明歸納時所用的例詞。如用已學過的蘋果、香蕉、橘子等歸納出水果；用已學過的桌子、書、頭、汽車等歸納出名詞；用下雨、晴天、多云等歸納出天氣。
第七步：去除可用漫畫或帶有故事情節的圖片表示的詞匯，逐一備注，最好附有該圖片。例如：談戀愛、打針、上課、吵架、等、丟、騙、馬虎、著急、過馬路、忘記、懂等。
第八步：去除可用基本句式說明的詞匯，并注明該句式。例如：用“我是中國人”說明“是”的含義；用“書在桌子上”說明“在”的含義；用“我把書放在桌子上”說明“把”的語法意義。
第九步：剩下的生詞中，大家通過討論和協商，尋找其他各種非語言方式說明詞匯。如果還是不能用上述已知詞匯或任何非語言方式有效說明某個詞，那么這個詞可以初步判定屬于起點詞匯。
第十步：驗證環節。尋找完全零起點、從未學過漢語的外國人，把上述已去除的那些非起點詞匯按照備注方式及一定的先后順序演示給這些對象看，記錄演示時長。某個詞演示后，用演示對象的母語制作的調查表驗證其理解的含義是否正確。整個演示過程只能使用漢語，且需要全程拍攝，記錄下演示者的動作、表情及演示對象的反應。沒有通過驗證的詞需要尋找原因，修改方案后再次驗證。
下面列舉一些我們認為的疑似起點詞匯，例如：意思、事情、如果、當然、為了、隨便、重要、正式。這些詞匯未經充分討論、協商和驗證，只判斷為疑似。只要找到有效的方法能證實可以對此加以說明，并注明達成的條件，那么就可以排除對其起點詞匯的判定。一般來說，這些詞匯由于教學的需要，出現較早，達成條件不能太復雜。過于復雜的達成條件在初級階段和不能達成是等值的。
五、起點詞匯假設的意義
起點詞匯的研究過程和結果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現舉數例如下：
第一：零起點教學的必備手冊。我們可以制作把起點詞匯翻譯成其他各個語種的對照表。教師被派往海外某小語種國家任教時，需要先掌握這些起點詞匯對應的對象國母語的翻譯。因這些詞匯相對有限，教師在短時間內掌握是可行的。針對國內混合編排的零起點班級，可以把翻譯對照表發放給每個留學生，同樣讓他們熟悉掌握這些詞匯。
第二：訓練新手教師的有效方式。新手教師往往對教學中的詞匯控制沒有直觀感受，通過模擬制定起點詞匯的游戲性訓練或比賽，讓他們逐漸培養出對詞匯控制的感受，熟悉詞匯教學循序漸進的教學原則和常規順序。
第三：改進教學試驗田?？稍诔跫夒A段平行班中開設實驗班，對起點詞匯假設進行實證研究和相關教學方法改進，逐步建立起教學實證研究的學術模式。從理論到理論的分析與證明，由于未涉及實施成本的因素，因此研究結果在實際教學中并不一定可靠。教學成本與教學效率必須置于真實教學博弈中，表現才更接近實際值，得出的結果更有應用推廣的價值。
第四：編寫符合自然學習順序的教材。目前絕大多數漢語教材的詞匯選取和編排是基于編寫者自身判斷確定的，某一課中的詞匯往往跟課文內容或主題相關，而這些詞匯本身不一定有連貫的生成性，因此對具體詞匯的釋義常是碎片化的。這種傳統教材編寫方式最大的弊病就是無法避免使用媒介語或學生母語，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同樣無法避免使用媒介語，學習者常把漢語詞匯意義和相應外語注釋等同起來，產生大量負遷移?；趯ζ瘘c詞匯的研究，可以從新視角開發符合自然學習順序的教材。教材開始部分并不以課文形式出現，而采用更自然直觀的圖片和錄音方式。遵循非起點詞匯生成的線索安排教學。詞匯積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現有故事情節的課文。整本教材的生詞可以做到沒有任何非目的語注釋，也沒有任何語法說明，而讓學生自然習得漢語。
第五：制作教輔材料的依據?；谄瘘c詞匯研究可以制作有針對性的教輔材料，如實物圖片、視頻片段、教學演示圖表、配套習題集等，并逐步建立起電子版資源庫。同源材料可運用于網絡教學、PPT演示、隨書附贈資料、配套教學軟件開發、題庫建設等。
總之，起點詞匯假設是傳統經濟學原理和博弈論應用于成人階段漢語國際教育的初步嘗試。無論該假設是否成立，在具體驗證過程中都可以生成大量對教學有實用價值的素材和演示方案。相信隨著今后實證研究深入，會涌現出更多有助于提高教學效率、降低教學成本的應用型成果。
參考文獻：
[1][法]讓?梯若爾?弗登博格，著.黃濤，等譯.博弈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經濟學博弈論概念范文3
關鍵詞:區域金融創新；金融理論；金融體系
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蓬勃發展。由于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變化，匯率、利率變動頻繁，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再加上科學技術特別是通訊技術的迅速發展，傳統的金融業務已經不能滿足銀行自身發展的需要和客戶融資的要求，從而推動著金融不斷的創新和發展。金融領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人們將金融領域的這一系列變化稱之為“金融創新”。當代區域金融創新理論起源于本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進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國外理論研究現狀
為了從理論上闡述區域金融創新，西方經濟學家陸續提出不少不同的見解，由此產生了許多不同的理論流派，形成了色彩繽紛的當代區域金融創新理論流派。
在20世紀60年代-90年代,歐美國家有大量的學者研究了區域金融問題,根據SheilaC.DOW、Carlos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關于區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從宏觀貨幣經濟學展開的,研究的主要內容有: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貨幣主義模型和凱恩斯主義模型)、公開市場操作的區域影響、區域貨幣乘數、區域金融市場(區域利率差異、區域信貸市場),此外,一體化金融市場內部區域金融發展差異的影響(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區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爾柏（W.L.Silber）從供給角度來探索金融創新。西爾柏研究金融創新是從尋求利潤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創新最積極這個表象開始的，由此歸納出金融創新是微觀金融組織為了尋求最大的利潤，減輕外部對其產生的金融壓制而采取的“自衛”行為。西爾柏從金融機構的金融業務和工具創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創新理論對于從供給角度研究金融創新時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
凱恩（E.J.Kane）提出了“規避”的金融創新理論。所謂“規避”，就是指對各種規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實行回避?！耙幈軇撔隆?，則是回避各種金融控制和管理行為。它意味著，當外在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與機構內在要求相結合，回避各種金融控制和規章制度時就產生了金融創新行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漢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創新理論的基本命題為“金融創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這個命題報考兩層含義：（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創新的首要動機，交易成本的高低決定金融業務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實際意義。（2）金融創新實質上是對科技進步導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應。
威廉·L·斯爾帕(William.L.Silber),美國著名的經濟和金融學家,他在1983年5月發表了《金融創新的發展》一文,在文中他詳細闡述了金融創新的原因,并用直線程序模型加以說明。斯爾帕認為：創新活動是經濟推動力的產物，在金融部門中，不定期的觀察結果表明大多數金融成果都源于經濟刺激。金融創新是微觀經濟的框架，它是約束誘導、技術的進步和立法的結果。
二、國內理論研究現狀
對中國區域金融創新的研究，中國的金融學者們做了較為系統的理論研究。
張軍洲博士在《中國區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區域金融的概念內涵：區域金融理論是以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金融發展空間結構變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區域金融是指一個國家金融結構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況，在外延上表現為具有不同形態、不同層次、和金融活動相對集中的若干金融區域。他對區域金融概念的內涵要素進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間差異要素。二是金融結構與發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與輻射功能差異要素。四是環境差異要素。這些要素的差異形成了區域金融概念的豐富內涵。
唐旭博士在《貨幣資金流動與區域經濟發展》（1999）中主要從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類型出發，討論了區域經濟發展引起的資金流動的原因、途徑、趨勢、效果，以及資金流動引起的經濟效果的實證分析；指出隨著經濟計劃體制的轉型，資金流動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導致了區域資金流動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國內資金分布和流動規律的基礎上，制定差別政策，顯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順喜在《體制轉軌中的區域金融研究》中對體制轉軌中的中國區域金融發展做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他們運用實證的方法研究了我國東西部區域金融的差距，運用交換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國區域金融協調發展的一些措施。他們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他們認為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金融結構構成了區域金融研究的主題，也是區域經濟學發展的核心。他們強調了中央、地方與企業三方的利益沖突，蘊涵了博弈論的思想。他們的研究較為全面。
劉仁武博士在《區域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理論與實證研究》（2002）中通過區域金融結構和進入發展理論框架，運用實證的方法討論了區域金融的均衡、區域金融調控、區域金融風險控制的問題。劉仁武對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的概念進行了創新，提出了金融結構健全和金融發展可持續的理論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國區域金融研究》(2002)中對區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疇進行了理論界定，認為區域金融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金融結構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態;提出區域金融成長的概念;指出時空性、層次性、吸引與輻射性和環境差異性共同表現為區域金融的屬性;從質和量兩方面對區域金融成長的規定性進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區域金融創新理論研究的展望
區域金融創新理論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體化的金融中心創造出連續24小時連續運轉的金融市場。作為國際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血液循環作用的金融市場，其蓬勃發展的基礎是金融創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區域金融創新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從而區域金融創新理論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區域金融理論還將面臨更多挑戰，需要我們不斷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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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ustin,TheProvince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BeiJing：ChinaRenminUniv.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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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旭．金融理論前沿課題．中國金融出版社，1999
[7]殷得生，肖順喜．體制轉軌中的區域金融研究．學林出版社，2000
經濟學博弈論概念范文4
【關鍵詞】 文化產業;專項基金;尋租;博弈
一、引言
2003年9月4日,《文化部關于支持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爭取一定數量的政府投資,作為文化產業引導資金,對重點文化產業項目的開發與運營,特別是內容產業文化產品的生產給予資金補助和信貸貼息等支持” 。2008年4月16日,文化部落實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完善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要“設立國家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采取貸款貼息、資助、獎勵、設立投資風險基金等方式,扶持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和優秀文化產品生產”。 文化產業發展專項基金(以下簡稱專項基金)指的是由財政撥款,由有關宣傳文化部門負責管理,由財政部門負責監管,專門用于扶持文化產業發展的資金。對于我國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來說,專項基金是非常關鍵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產業鏈的形成也亟需其支持,尤其是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特殊時期。設立專項基金,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充分發揮政府職能的客觀需要,也是學習和借鑒國際經驗的必然選擇。實踐表明,設立專項基金對于推動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和結構升級,對于轉變政府職能和規范政府文化投資行為,對于充分發揮政府在文化產業發展中引導、扶持、推動、調控和服務作用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自2003年云南省政府最先設立每年1 500萬元的專項資金后,到了“十一五”規劃開局之年――2006年,國家和地方政府紛紛設立文化產業發展的專項基金。據來自文化部的數據顯示,2006年年底,全國已經有13個省區市設立了專項資金,如:深圳6 000萬元,珠海1 000萬元,南京1 500萬元,河南
2 000萬元,山東5 000萬元,江蘇1億元,北京5億元……至今,全國大部分省及部分省會城市已經設立了專項資金,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二三級城市乃至一些縣級市也設立了專項基金。這些基金通過一次性補助、貸款貼息、陪同投入、配套投入、獎勵等多種形式,通過具體的項目帶動,對演藝業、娛樂業(主要是電子娛樂業)、文化會展業、網絡文化產業等新興文化產業以及獨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產業,還有包括原創研發環節、原創作品的產業化環節、品牌塑造和推廣環節、產品推廣和營銷環節以及國際營銷環節等進行了重點資助,有力地推動了當地文化產業的發展。以長三角地區為例,據統計,上海、江蘇、浙江三省(市)2007年文化產業分別實現增加值683.25億元、587.35億元、 595.93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分別比上年增加14.2%、30.68%、18.8%,均高出該地區的GDP增長速度:13.3%、14.8%和14.5%。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北京的支柱產業、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據統計,北京市在2006年即實現增加值812億元,已占GDP的10.3%,之后每年將以15%的速度增長;2006年,廣東省實現增加值達1 680億元,占GDP總量6.5%,占比僅次于北京。
然而,專項資金普遍存在著部門管理和運行不規范、監管缺失和投資效益低下、退出機制不健全等問題。政府在專項資金的使用和管理方面還不夠成熟。很多時候政府的做法是直接給予獎勵或補貼,以至于提到專項資金,很多人認為就是“國家給錢,企業得好處”。 由于績效評估體系還沒構建完善及監督機制嚴重缺失等原因,專項基金在使用分配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腐敗問題。
二、尋租的內涵
在經濟學中,“租”或稱“經濟租”,其原意是指在一種生產要素所獲得的報酬中超過社會平均水平的那部分剩余。尋租一直是研究經濟管制和政府失靈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皩ぷ狻备拍钍怯芍洕鷮W家克魯格于1974年在其《尋租集團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中首次提出來的?？唆敻裾J為,尋租是利用資源通過政治特權構成對他人的損害大于租金獲得者收益的行為,它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尋租活動的最終結果是社會效率的損失而不是社會資源的增進;二是尋租活動與管制、特權、壟斷有關。布坎南認為,尋租產生的條件是存在限制市場進入或市場競爭的制度或政策,而這往往與政府干預的特權有關。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再是通過增加生產、降低成本來尋求利潤,而是把資源投入到以下活動:一是利用現有政策的空隙通過游說或賄賂等手段(事后尋租)直接獲得租金;二是通過改變制度環境(事前尋租)來獲取租金?，F在一般把尋租定義為在體制作用下,因權力和組織設置干預而獲得的額外收益。更進一步講,租金被用來表示政府干預或行政管制市場造成了不平等競爭環境而形成的壟斷利潤或價差。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在社會中,經濟租金是普遍存在的,因為只要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或者實施壟斷行為,影響資源配置,都會產生經濟租金。有經濟租金存在,就會有尋租行為發生。尋租活動盛行,使人們傾向于在非生產性過程中尋求利潤,使經濟出現全方位的扭曲, 造成了對社會財富的很大浪費。此外,尋租造成了不公平競爭,打亂了市場規則, 破壞了機會均等法則,有權就有機會得益,這不利于減少流通環節,節約資金,降低交易成本。尋租活動的最大危害是造就了靠尋租而生的“利益集團”。
專項基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產業投資基金,它來自財政的預算安排,具有性質上的公共性和數量上的有限性的特點,也就是說,它不是簡單的用于“輸血”的資金,而是用于“造血”的資金。這種造血機制是通過其廣告效應、杠桿效應、基礎效應、導向效應體現出來的(賈旭東,2007)。專項基金的管理和分配屬于典型的政府型社會公共經濟行為,由于其稀缺性和政府管理的壟斷性,造成專項基金運作過程中存在巨大的租金,因而使得尋租行為在所難免。在專項基金運作中,尋租是指政府官員(或能左右項目評審結果的首席評審專家)利用手中的權力轉移社會財富分配,為團體或個人爭得利益的行為。
三、文化產業發展專項基金尋租行為的博弈模型分析
文化產業發展專項基金尋租行為的博弈過程如圖1所示,其中括號左側表示政府官員收益,而右側表示文化企業的收益。博弈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政府官員選擇階段。在進行專項基金項目申請、評審等過程中,政府官員事先決策是否發生尋租行為,即是否設租。如果政府官員不設租,除固定薪酬外,得不到任何額外的收益,因而可設此時收益為0;第二階段由文化企業選擇是否發生尋租行為。假定在有政府監管的情況下,政府官員和文化企業的設租和尋租行為若敗露,均受到相應的懲罰。
對各方的支付(pay off)作如下假設:R為政府官員設租時的收益。當文化企業不尋租時其不能獲得額外收益,假設此時的收益為0;假設項目評審如文化企業能獲得通過,政府給予的資助款項為M,而文化企業向政府官員行賄的金額為R,則文化企業尋租成功時實際能獲得的收益為M-R,R即為文化企業向政府官員行賄的金額,亦即政府官員設租時的收益,顯然這里R
四、對策與建議
目前,專項基金的使用過程中重分配、輕管理的現象十分普遍。從專項基金使用過程中設租、尋租行為的產生原因和過程分析來看,治理其中“設租”與“尋租”行為的路徑選擇應為:一方面,根據設租者“經濟人”的特性,建立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使設租的成本和風險加大,導致設租行為得不償失,即增大相關的懲罰力度和監管力度;另一方面,建立租金的消散機制,使尋租者的尋租預期下降。
(一)建立設租者(政府官員)的監督約束機制
通過制度化的形式出善的文化產業專項基金管理辦法,建立完善的監督約束機制,增加尋租和設租成本,可以成立專門的監督或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專項資金在使用中的資助對象、資助方式及支出結構的確定、資助條件及標準、資助申報和審批流程、資金的使用和項目管理等各個環節進行監督檢查。此外,要實施有效的懲罰機制,加大政府官員的設租風險,使其設租成本加大,進而得不償失而放棄主動設租。對受賄者依法從嚴懲處,使設租者的風險明顯加大,從而不敢輕易入局。對設租者的懲罰應該同時進行黨紀懲罰、行政懲罰、經濟懲罰乃至刑事懲罰,不可分別進行或相互替代。
(二)建立租金的消散機制
專項資金的管理和使用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實行“企業申報、專家評審、社會公示、政府決策、績效評價”的管理模式。成立專門的專項基金管理委員會、項目評審專家委員會、項目審計評估委員會等機構,這些機構可由不同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行業協會以及企業家代表組成。其中,項目評審委員會和項目審計評估委員會可以建立專家庫,對每次或每個項目的評選和審計評估均隨機抽調專家組成,按相對獨立、封閉操作的原則開展工作,而且事前嚴格對文化企業保密。對項目的審計評估要建立科學、完善的指標體系并提交審計評估報告。 這樣就會減少設租者的設租機會,加大尋租者的尋租成本,從而減少和消除專項基金使用中的租金。
(三)加強政府官員和文化企業家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專業
知識培訓
加強政府官員的職業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操守和道德品質,使其嚴格執行政府相關法律、法規以及各種規章制度,認真履行職責,消除其主動設租的意識。此外,要積極開展各種知識培訓,提高其業務水平,減少無意設租和被動設租的機會。同樣,對文化企業家而言,通過對其進行思想道德教育和專業知識培訓,增強他們的法律意識,促使其自覺、誠信守法經營,提高資助項目的管理水平,打消主動尋租的念頭。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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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博弈論概念范文5
[關鍵詞] 商品價值 交換價值 機會價值
一、前言
對商品的分析是馬克思《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研究的開始和前提，價值性分析是馬克思對商品進行的最重要的約束性分析。馬克思商品價值論中有一個不被人特別注意的機會價值問題，而此問題的分析手段與西方經濟學中的價值效用理論有一定的聯系，這可以更加豐富我們對商品的進一步認識。
二、馬克思商品價值理論
馬克思認為，商品是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質對象。物的有用性使物具有了使用價值，而物的使用價值決定于商品體的自然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商品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只在使用或消費中得到實現。物的使用價值與物的交換價值是密不可分的。物的使用價值是其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這是因為交換價值首先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系，這個關系會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斷改變。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稱為商品的價值。商品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
三、西方經濟學價值效用理論
西方經濟學認為，效用是一個人從商品的消費或活動的舉辦之中獲得的滿足程度。一個商品對于一個人來說有沒有價值以及價值的大小取決于這個商品能不能給予以及給予他的效用的多少。同一個商品對于不同的人來說其效用大小一般是不同的。商品的效用可以用序數效用理論和基數效用理論來進行衡量。不管一個商品是不是由人類勞動創造而來的，或花費多少勞動創造而來的，只要消費者認為它的效用大（心理感覺），那么這個商品的價值就高；反之，如果一個消費者覺得它的效用小或者對他來說根本沒有效用，那么這個商品的價值就低或沒有價值。
四、機會價值的一般性分析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機會商品的價值性，在分析機會商品價值前我們先論證一下機會的商品性，就是要論證一下機會也是一種商品，它具有普通商品所具有的一般屬性。先舉一個例子，比如張三同時考取了國家財政部公務員和某名牌大學博士研究生，結果最后他選擇了去國家財政部工作，那么我們如何從價值理論的角度來分析這件事情以及他的最終選擇呢？我們先給機會下一個定義，“所謂機會就是他人創造的供別人從事某種行為的資格”。在當今社會，商品概念早已遠遠超出了馬克思在當時所論述的商品的界限，我們有必要在馬克思商品價值論的基礎上結合西方經濟學中的價值效用論來完善、充實和發展我們的商品概念。
馬克思認為商品必須凝結了人類勞動從而形成它的價值性，必須有使用性從而形成它的使用價值。普通的空氣不是商品，因為它沒有凝結人類的勞動；病人用的氧氣要付費，因為氧氣的提純和壓縮要經過人的勞動。同樣，機會也是一種商品，因為機會都是要經過人的創造才能被別人使用。國家財政部公務員考試為那些致力于從事此項工作的人提供了機會，名牌大學的博士生考試為那些致力于深造的人提供了研究機會。這些考試組織都花費了人類勞動，由這些考試而為人們帶來的工作或深造的機會就是商品。正如商品的可使用性是商品價值的外在表現一樣，考試的這種形式也是機會這種商品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機會具有商品的一般屬性，“商品是一個外界的對象，是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這種需要的性質如何，例如是由胃產生還是由幻想產生，是與問題無關的”。即，只要能滿足人們某種需要，它就可以說是商品，因為能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物對人們肯定是有使用價值的，不管它是否經由人類制造?？梢?，在馬克思商品價值理論中早已包含了西方經濟學價值效用理論的雛形，只不過他沒有明確地提出來，也沒有從效用的角度分析罷了。其實馬克思商品價值理論與西方經濟學價值效用理論是有共同點的，我們完全可以從兩者的共同點上來加深對商品的理解。至此我們得出一個簡單結論：在現代社會中，商品概念已經而且理應得到更大范圍的推廣；機會是現代意義上的商品，它具有商品的一般屬性。
五、機會價值的特殊性分析
上述分析得知，機會具有商品的一般屬性，有價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三個商品的基本屬性。機會的使用價值就是人們通過某種（如公務員錄用考試）方式而得到的從事某種行為（如考試）的資格；機會的價值就是它可以使某人在從事這種行為的過程中獲取收益（如考試中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負）；考試報名費可以看作是購買考試資格這種機會商品的交換價值，因而機會也具有交換價值。
與普通商品不同的是，機會商品價值量的大小是不容易判斷的。因為它并不是單純的由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勞動來組成的，它還由機會這類商品所獨有的時效性組成―機會商品價值特性之一。機會價值具有時效性，機會是一閃即失的，對于一個人來說適時地抓住機會很重要。因為具有時效性，所以機會價值量變地很難準確衡量。牛頓認為，時間是具有一維性的特殊向量，它具有不可逆轉性。機會價值具有時間的性質―時效的、一維的、不可逆轉的。在某種程度上說，機會價值是無限的，是無法用一般意義上的交換價值來衡量的。但人們已經習慣了交換價值概念，人們寧愿用不等價的交換來形式上代表機會商品的交換，且一定意義上的不等價交換還可以滿足人們心理上的某種平衡需要。馬克思認為“單個的商品之間的交換可能是不等價的，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商品的交換就是等價的了”。機會價值的這種不等價交換也是相對于單個人來說的。對于某個人來說，他所付出的考務費與他所得到的機會價值是不具有可比性的，但從整個社會來說，這種不等價交換在整體上又是等價的。單個人在得到某種機會的同時勢必在一定程度上潛在地給其他人也創造了新的機會（如考上博士的那個人可能以后會做導師，使其他人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那個考上國家公務員的人也可以通過他對別人的工作服務來部分釋放他以前所獲得的機會價值），如此我們可以看出，機會價值具有可傳導性―機會商品價值的特性之二。
機會價值的可傳導性是指機會價值的效用性并不是讓一個消費者消費之后便徹底消失了，它的巨大效用價值可以不被單獨的某一個人消費殆凈，它的價值性是可以順延的。當某一個人在得到機會給予他的價值之后，他又在不經意間給其他人創造了機會和價值，某次機會給予他的價值順延給了其他人，機會價值的交換在全社會來看是等價的，因為它的價值性已經服務了全社會。
六、機會價值與機會成本的關系
機會價值是它可以使人們在從事某種行為的過程中獲得的收益（如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負），人在獲取這種資格的過程中實現它的使用價值。有機會價值必然有機會成本，因為任何事物有價值則必然有成本，不管這種成本是在制造的過程中產生的還是在使用的過程中產生的，否則“永動機”便可以實現。機會成本是指當事者選擇了從事某種活動而不得不放棄的從事另一中活動所能獲得的價值。機會的價值性與其成本性是密切相關的，它們都是相對而言的。若一個機會的價值很大，同時它的機會成本也很大，則這個機會的價值相對而言就不是最大的；相反，若一個機會價值很大而它的機會成本卻相對較小，則可以說這個機會價值是可取的，機會價值是大的。
七、小結
我們常說機遇與挑戰同在，對機會價值的判斷是很重要的，它往往關系到一個人乃至一個國家的命運前途，這是因為機會價值具有時效性和可傳導性。因而，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價值判斷特別是機會價值判斷，一定要給予充分的重視和細致的分析，因為任何機會都是有價值的，也都有相應的機會成本。經濟博弈論是機會價值比較的一種有力工具，它對我們的生活指導具有重大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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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博弈論概念范文6
［關鍵詞］政府部門；非營利組織；信任；信任機制；改善對策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2）5-0096-02
當前,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信任與合作仍然面臨著嚴峻考驗。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信任問題引起了我國學者的高度關注,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不信任是導致難以合作的重要原因。事實上建立信任是雙向的,非營利組織對政府的不信任也會導致雙方合作難以實現。
1 關于信任的內涵
對于信任的探討,始于心理學家研究信任對人際關系的影響。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領域中,信任是研究的熱門課題。到目前為止對信任的界定尚未完全達成一致。
筆者試圖根據前人的研究成果分別從心理學、社會學和經濟學三個學科范圍對信任概念進行簡單的概括。①在心理學中：信任是一種置于特殊的相關變數中的期待與強制力,其核心因素是風險,通常表現出一種非理性的選擇行為；同時也一種對情景的反應和個人的人格特征表現,這種相對穩定的人格特點是經過后天的社會學習而形成的。②在社會學中：信任注重社會關系對行動者的影響,強調具體的人際關系、文化規范情境和社會制度的作用,比較關注信任的功能與作用。③在經濟學中：傳統的經濟學強調 “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信任就是通過計算成本收益,然后作出對他人預期的決定,比較側重交易中成本效益功能。
2 組織之間的信任
結合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組織特點,雙方的信任都是為了謀求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并不會濫用自身的組織優勢損害對方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并相信對方組織會履行承諾并采取實際的行動。這實際上也就是對對方組織履行承諾的一種期望,當然這其中包括理性的因素和非理性的因素。從非營利組織角度考察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之間的信任,就是非營利組織相信政府部門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而與其相互信任與合作的,并且相信政府部門不會損害非營利組織和受益人的利益,同時也不會謀求政府部門本身不合理的利益。但是政府部門及其成員也同樣具有“經濟人”屬性,風險繼續存在,同時非營利組織對政府部門的信任,其實就是對其承諾和行動的一種預期,這就對于政府部門的特征及其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特征需要特別的考察。
3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之間信任維度的劃分
前面已經分析到,信任實際上就是一種相信或預期,但是這種相信是需要原因和理由的,也即信任是有來源的,另外這種來源又是各不相同的。信任的來源是研究信任管理的重要基礎,同時又是信任分類的重要依據之一,研究信任的產生、維持和增進都需要這個方向指引。通過研究分析國內外學者對信任維度劃分,可以發現西方學者主要是針對西方的文化背景和研究對象而對信任維度進行劃分的。但是這種劃分是否適合中國非營利組織依然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的研究對象具有特殊的傳統文化背景。在中國,通過熟人產生信任,仍然是中國傳統信任產生的主要途徑和方式,因為中國“熟人社會”、“人情社會”的儒家文化背景影響深遠,人情關系依然是中國人相互交往和建立信任的主要依據和準則。
通過調查分析并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因素,依據信任的動機特征,筆者在徐貴宏(2008)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將信任劃分為“計算型信任”、“關系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三個維度,并作為進一步分析的基礎。計算型信任是一種理性信任,這是經濟學家基于交易成本理論、成本收益理論、委托理論以及博弈論來解釋信任的產生。關系型信任是一種感性信任,強調合作雙方之間的感情和真誠程度,關注相互間的感情投資,重視真誠的關心和對對方的關注,并相信這樣可以增加他們互惠的信心,關系型信任產生于合作雙方長期的頻繁互動,并在互動中累積相關信息從而產生某種期待。而制度型信任就是把制度作為信任雙方相互交往過程中的一種行動機制,促使信任雙方之間能產生合理的相互認同和預期,其也是嵌入社會結構和制度之中的一種功能化的社會機制。
4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之間的信任產生機制
政府部門良好聲譽可以使非政府組織認同政府部門的行為和動機,并使其相信政府部門并沒有欺騙的動機。相反的,如果政府部門的聲譽惡劣就會導致相互間的計算型信任越低。同時良好的聲譽與關系型信任的增加也是正相關的。研究分析表明,非政府組織對某些政府部門的不好的印象影響了它們對政府部門的關系型信任。目前中國缺乏相應的非營利組織立法,制度缺乏完備與有效性,許多非營利組織處在“非法存在”的邊緣狀態；同時,也缺乏約束政府部門與非營利組織相互合作的法律法規,所以,目前狀態下非政府組織對制度的完備與有效性雖然有所期望,但是期望值較低。但是,在總體上還是存在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的關系型信任與制度的完備與有效性是呈負相關的關系。同理分析下去,就可以發現,計算型信任其實就是聲譽、能力、經驗、溝通與協調、公正與正義性、完備與有效性和制度型信任的函數；關系型信任其實就是聲譽、能力、經驗、溝通與協調、公正與正義性、完備與有效性、計算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的函數；制度型信任其實是經驗、溝通與協調、公正與正義性、完備與有效性的函數。
通常情況下對被信任方特征、雙方互動經驗的探討,并擴展到對組織信任的研究,可以豐富信任產生機制內容。被信任方必須具有相關的勝任能力,具有開放、關懷和可信賴的特質,并且這種信用與善意可以被直覺到。徐貴宏(2010)在綜合先前學者的觀點,認為信任的形成機制包括四個要素：①信任方特征；②被信任方特征；③雙方關系特征；④制度特征。由此,也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
信任=F信任方特征,被信任方特征,雙方關系特征,制度特征
其中：信任方特征=f(規模,區域)；被信任方特征=f(能力,聲譽)；雙方關系特征=f(交往經驗,溝通協調)；制度特征=f(公正與正義性,完備與有效性)。
另外,事實上有許多的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甚至某些非營利組織的負責人現在或者曾經就是某些政府部門的負責人,這種復雜的人事關系把兩種類型的組織聯系起來,明顯地表現出它們之間的關系型信任更多的就是依靠這種關系而建立起來。這同時也說明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的關系型信任還是更多地依靠非制度的關系來建立和發展。但是建立相關法律法規的健全和有效執行仍然是非營利組織最普遍的需要。
5 非營利組織間與政府部門信任形成的關系模型
社會資本理論認為信任就是一種社會資本,其重要來源就包括聲譽和能力、公正與正義性、完備與有效性,而這些也是被信任者的特征、雙方關系特征和制度特征。而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如果人們相信處于某個社會類別中,其自我定義和自我概念基礎就會呈現出來。信任者對被信任者的信任是基于對被信任者的身份認同,其自身的聲譽和能力是被信任者身份特征的重要部分,這種身份特征可以通過雙方的交往和溝通而使得對方認可和接受,也可以通過制度的公正與正義性、完備與有效性予以保證。通過同理的研究分析,可以明顯地發現：政府能力、政府聲譽、經驗、溝通和協調、制度的公正與正義性、制度的完備有效性與制度型信任、計算型信任及關系型信任均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計算型信任和關系型信任產生于政府能力、政府聲譽、交往經驗、溝通與協調、制度的公正與正義性和制度型信任；而制度型信任產生于政府能力、政府聲譽、交往經驗、溝通與協調、公正與正義性、完備與有效性。
基于政府特征、雙方關系特征和制度特征的信任形成關系模型
6 如何提高非營利組織對政府部門信任的相關策略
通過研究分析,發現計算型信任、關系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分別來源于不同的原因。而要提高非營利組織和政府部門間的信任,就必須從各自的引發原因出發,從而制定出科學合理的對策。
第一,政府部門必須重視提高成員的辦事能力和人員素質,充分做好與非營利組織的溝通和協調，同時盡職盡責地樹立和維護法律法規的公正與正義性。
第二,重視與非營利組織的友好交往,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服務意識,給非營利組織留下良好的印象和交往經驗。
第三,政府聲譽依然是政府部門重視的信任原因。非營利組織首先可以不關注政府的聲譽,但是在經與政府部門交往的過程中,如果遭到了外界質疑,或者非營利組織本身與政府部門交往過程中,做了很大的保留,這就會嚴重影響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的長期信任和合作。
第四,不斷地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體制,做到立法公開公正,并有效地執行已有的法律法規,堅決樹立和維護制度的公正與正義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以增強相互信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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