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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體系標準范文1

Chris McKay (Astrobiologist): We can restore habitable conditions to Mars. The fact that we can, to me, opens up the question: should we? What we do will, I think, set the pattern[模式] that will reflect on[反映] us as a species[物種] for the rest of time. Mars will be where we set the precedent[先例], and that’s why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do it carefully.

There’s no sign of life on Mars today and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it can’t exist on the surface. The lack of water and shelter[遮擋] from radiation[輻射] guarantee[保證] that. But there could be ancient microbes[微生物] frozen in the ground needing only warmer temperatures to wake up. If so, they could answer the biggest question in space science: Has life originated[起源] more than once in the universe?

Mars and Earth have been swapping[交換] rocks for billions of years. What’s knocked off one planet by an asteroid[小行星] strike[攻擊] often lands on the other, and it’s not inconceivable[不能想像的] that microbes have sometimes gone along for the ride. So life on Earth may have come from Mars or vice versa[反之亦然], which would be interesting but tell us nothing about whether life originated anywhere else.

But, if Martian life turned out to be unrelated, a separate origin just one planet away in our own solar system, that would suggest that life crops up[突然出現] wherever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and a universe with billions of galaxies and trillions of stars could be teeming[大量出現] with life. It might also mean that life from Earth could be a threat to Martian life.

So how should terraformers[將（另一行星）改造成地球般的人] treat the natives, if there are any?

McKay: It would be best to try to answer that before we started warming up Mars, because what we do depends on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f we find that Mars has life that’s the same as Earth’s, then it doesn’t matter and we move down the path of sharing life from Earth with Mars. But if we find that Mars does have life and that life is a separate independent origin of life, then we do things completely differently, in my view.

In that case, McKay thinks we should sterilize[殺菌] all of our old space junk left over from previous[早先的] missions. Even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it could still be contaminated[污染] with bacteria[細菌] from Earth, and then we should leave Mars to the Martians. McKay: I would say our responsibility[責任] is to encourage that life to flourish[茂盛] and thrive[茁壯成長]. Diversity[多樣性] in life across planets is a good thing, and we would learn an enormous[巨大的] amount about how another biosphere[生物圈] based on that life might work, and that knowledge could revolutionize[使徹底變革] our understanding of fields like medicine and agriculture, as well as helping us understand the Earth by having a comparison biosphere.

But not everyone would go along with[贊同] that approach, especially after going to the trouble of making Mars habitable.

Robert Zubrin (President, Mars Society): I don’t agree that that is a rational[理性的], ethical[合乎道德的] position. The ethics[道德，倫理] need to be based on what is good for people, not what is good for bacteria. This idea of depriving[剝奪] humanity of a fully living world, not just for humans but for a wonderful ecosystem of plants and animals and birds and fishes and all of this in order to preserve this place for bacteria, is lunacy[精神失常].

The alternative[另一可選擇的], though, is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ruthless[無情的] invader from another planet.

David Grinspoon (Astrobiologist): You think of The War of the Worlds注 kind of scenarios[情節] and all these creepy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about aliens coming and saying, “Wow, we want your planet. We’re gonna kill you.”You know, we think of that as evil. I mean that’s just not being a good neighbor. But I’m fairly convinced that we won’t have this problem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is life on Mars.

在不久的將來，人類的科技產物也許能把火星從一個寒冷的紅色沙漠變成一個適宜居住的星球。然而，引入生命并讓火星披上綠色，將帶來一系列我們從未遇過的問題。克里斯·麥凱(天體生物學家)：我們能夠讓火星恢復宜居的環境。然而對我來說，我們能夠這樣做這一事實會引發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應該這么做？我想，我們的所作所為將為今后樹立一個范例，反映出我們是一個怎樣的物種。火星將成為我們的先例。出于這個原因，我認為我們應當謹慎行事，這一點非常重要。

目前火星上沒有任何生命跡象，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生命不可能存在于火星表面。火星表面缺乏水，也沒有可以抵擋輻射的防護層——這些條件確保了這一點。然而，地表之下可能凍結著一些遠古微生物，也許只需要溫度升高即可復蘇。若是如此，它們便能回答宇宙學上最大的疑問：在宇宙中，生命起源是否不止一個？

幾十億年來，火星與地球一直在互相交換巖塊。由于受到小行星撞擊而脫離其中一顆行星的物體，常常會降落到另一顆行星上。偶有微生物搭上這趟順風車也不足為奇。因此，地球上的生命有可能來自火星，反之亦然。盡管這一點很有趣，但它仍然無法告訴我們生命是否起源于其他地方。

不過，假如火星生命最終被證實是獨立體系——在我們的太陽系中，與我們的地球僅僅一星之隔的這個行星，有著自己的生命起源，那便意味著只要條件適宜，生命就會萌芽；在一個擁有數十億星系和數萬億顆恒星的宇宙當中，生命可能隨處可見。這也可能意味著，源于地球的生命可能會對火星生命構成威脅。

那么，假如真有火星生物的話，想把火星改造成地球的人又該如何對待它們呢？

麥凱：讓火星變暖之前，我們最好先試著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要怎樣做，取決于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假如我們發現火星上有和地球上一樣的生命，這個問題便無關緊要了，我們可以一路走下去，與火星共享來自地球的生命。但如果火星上確實存在生命，并且有其獨立生命起源，那么依我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將截然不同。

麥凱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對以往任務中遺留下來的所有太空垃圾進行消毒殺菌。即使數百年后，火星仍有可能被來自地球的細菌污染。然后，我們應該把火星留給火星人。

麥凱：我認為我們的責任是促進火星上的生命繁榮發展。各個行星的生命多樣性是一件好事；我們可以了解很多，認識到以該生命為基礎的另一個生物圈是如何運作的，而這種知識或將顛覆我們對諸如醫學和農業等領域的理解；因為我們有了一個可供對比的生物圈，這會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地球。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贊同這種做法，尤其是在不辭勞苦地把火星改造成宜居地之后。

羅伯特·祖布林(火星協會主席)：我不認為那是一種理性的、合乎道德的見解。道德的標準要以什么對人們有益——而不是什么對細菌有益為基礎。為了將這個地方留給細菌，而從人類手中——不僅是從人類手中，也是從一個包含動物、植物、鳥類、魚類等各種生物構成的奇妙生態系統手中——奪走一個活生生的世界，這種想法簡直是發瘋。

然而，除此以外我們還有另一種選擇，就是扮演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無情入侵者。

戴維·格林斯普(天體生物學家)：你會聯想到《世界大戰》那樣的劇情，以及所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關于外星人入侵的科幻小說，入侵者來到地球，說：“噢！我們想要你們的星球，我們要殺了你們。”你知道，我們將這種行徑視為邪惡。我的意思是，這可不是一個好鄰居做的事。但我相當肯定我們不會遇到這個問題，因為我認為火星上并不存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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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號——新一代火星探測車

航空航天體系標準范文2

虛擬經濟哲學革命溫特爾模式物質能量與信息相對論

文章簡介：本文探討新經濟與全球化的關系，分別對新經濟和全球化進行了定義。對于信息產業的本質，是從物質，能量，信息的差別談的。信息的本質是以二進位（0和1的組合）來表示客觀存在，可以與電的開關相一致，所以可以達到光速，因此超越了物質特性，在本質上就是全球化的。文章歸納了信息社會的12個內容，指出它不是工業革命的繼續，而是未來信息與智能社會的開端。中國歷史上的“易”就是二進位的組合，中國人具有發展新經濟的巨大潛力。在新經濟和全球化基礎是的國際競爭具有相當大的風險，包括兩極分化，宏觀經濟不穩定，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和等，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對策，不可盲目和天真。

一。作為生產方式的“新經濟”：

新科技革命與全球化的結合

1。全球化與新經濟的定義

經濟全球化是指“通過貿易、資金流動、技術涌現、信息網絡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圍

的經濟高速融合”（IMF）。“各國經濟已不僅僅是一般地相互聯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織，互相融合，以致形成了全球經濟的整體”。

狹義的“新經濟”有三重含義：第一，指90年代低通貨膨脹和高經濟增長并存的，美國經濟的特殊繁榮；第二，將美國經濟增長的原因歸結為網絡，“新經濟”就獲得以下含義：以網絡和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新科技革命。第三，指以信息技術全面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全社會生產率。廣義新經濟包括三個層次的概念：

第一，新經濟不限于生產力范圍，而是生產方式的整體，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

生產力指以新科技革命為基礎的社會生產力，在90年代以來的新科技革命，則是以信息產業為核心，以網絡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指美國所推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

這樣定義新經濟，就與流行的所謂“新經濟＝＝信息產業（IT），加上全球化”說法相一致了。

第二，目前的“新經濟”是90年代在美國首先產生，并影響全世界的。以美國的新經濟為出發點，考慮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意味著更加強調“國際領導者”（目前是美國），包括美國文化，價值觀念，政府和企業，在推動全球化方面的主體作用，而不僅僅把全球化看成客觀過程。美國是有目的，有戰略，有策略，有意識推動全球化進程的，這就使全球化帶有兩重性：一方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特別是作為霸主的美國，它的利益和戰略的產物。這對于全面分析全球化的性質，新經濟的性質，及其雙重后果，對于我國的應對戰略，有重要的認識論意義。

第三，新經濟是一個歷史概念。廣義的“新經濟”，應該從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所謂“新”，是相對于傳統的自然經濟，地域性經濟，農業社會而言，可以理解為整個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數百年內，經過3次大的科技革命，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斷向全球擴張的過程。

2。4次科技革命與社會形態

我們把“新經濟”理解為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生產力的核心部分是新科技革命，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一場大的科技革命，需要相當長的醞釀期，積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以爆發的形式形成現實生產力，發展到成熟階段時，下一次新科技革命又在醞釀。近代以來已經出現3次大的科技革命，目前正在出現第4次。

每一次“新經濟”的大飛躍，都有一些重要的標志：

第一，作為“新經濟”的生產力方面，我們強調它的科技革命基礎：4次大飛躍是以4次科技革命為標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醞釀期，可以追溯到地理大發現，17世紀產生于英國，在18世紀成為現實生產力，19世紀在美國形成最大規模的超級產業。第二次科技革命醞釀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人類發現了原子能和電子，形成了電力，航空，鋼鐵，汽車等超級產業。第三次科技革命從二戰以后開始，形成新的超級產業群。在20世紀90年代以美國普及計算機和互聯網為代表，正在醞釀第4次科技革命。為什么把計算機和互聯網作為下一次新科技革命的開端,而不是上一次的延續？因為，第3次科技革命及其形成的產業群，仍舊屬于工業革命范圍，形成的是現代工業化社會。而以計算機，互聯網和生態技術，基因技術為開端的新科技革命，代表的是21世紀“信息和智能社會”。

人類可以利用的最重要資源是物質，能量和信息。在農業社會中，人類把物質加工成人力工具；在工業社會，能量被轉化為動力；到了信息社會，信息成為最關鍵的戰略資源，將被轉化為現代的智力工具。在信息社會中，人類將面臨“智能革命”，人的智能通過智能計算機和智能機器人放大，實施生產的自動化，智能化，人工智能是高科技的核心。所以準確地說：未來社會應該是“信息和智能社會”。要實現智能革命，就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的大腦。21世紀的主導科學將是生命科學。90年代開始開始的基因研究，到2005年可能查清人類基因的圖譜。未來的高科技是以基因技術，信息技術，生態技術和智能技術為基礎的，新的智能生產力。信息產業，可以看成是從工業社會向“信息和智能社會”發展的過渡階段。

第二，每一次新經濟的飛躍，都有生產工具創新，并發現新的能源動力。第一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機是珍妮紡織機和鏜床，由鏜床加工出蒸汽機，才使得蒸汽成為大工業的動力；第二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機是機床，動力是電力和石油和原子能。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機是計算機，在20世紀50年代就被發明出來。第一代計算機是用于信息處理的大型計算機，用于國防和學術研究；第二代計算機是個人計算機，用于信息的獲取。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工具是計算機和互聯網結合，形成交互式網絡，用于信息的傳輸和交流，這是第三代計算機。更為高級的計算機，是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結合，產生智能機器人，達到人機共同思考。

第三，人類對于物質層次的認識和利用，日益深入。蒸汽機是以熱力為基礎的，人類對于物質的利用在從分子層次；石油的分解和提煉，是以化學為基礎的，人類對于物質的利用在原子層次，物質的化合與分解，是原子結構的改變；電力的產生，是人類改變了電子的運動方向。而原子能，則是人類打破原子核的結果，質子，光子和中子，都被人類所利用，以產生新的巨大能量。

第四，人類對于外部環境的利用日益廣闊，體現在對于空間和時間的認識和利用。第一次新科技革命，是以牛頓的機械時空觀為基礎的。新大陸的發現，極大擴展了人類活動的空間，航海技術使得世界性的征服殖民地和移民成為可能，而美國鐵路網的建立，才真正為大工業創造了廣闊的國內市場。第二次新科技革命，是以愛因斯坦相對論為基礎的，空間和時間是相對的，可以互相轉換的。人類正在進入海洋和外層空間，擴大自己絕對活動空間。更為重要的是，人類開始自覺地改變自己和空間的相對關系，即通過加快速度，縮短時間，克服空間對自己活動的限制。電子，航空，航天，電磁技術已經達到了這一點。噴氣式飛機，高速公路和鐵路，縮短了人類環繞地球的時間。3顆同步運行的衛星，即可以實現全球24小時不間斷的通訊，使得氣象觀測，股票市場，都能夠通過光速，全天候24小時運行。運行速度越快，時間越短，空間對人類活動的限制就越小。有人說：地球已經變成了“地球村”，就是說新科技革命改變了人類活動的時空限制，為人類社會關系的全球化，提供了無與倫比的技術手段。新的通訊交通工具可以“壓縮時空”，使整個地球變小，人類的交往不再受到以往那樣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古代依靠快馬傳書，一天可以跑800里；汽輪船，高速列車，特別是噴氣式飛機的出現，開始改變了這一切。使人類擺脫時空限制的根本手段，是電子通訊技術。1964年電子計算機在美國誕生，1965年出現了商用衛星。60年代末期互聯網始于美國，80年代應用于軍事，教育，科研和教育，90年代應用于商業。2000年有1億臺電腦入網，用戶有5億人。2001年全球信息產業的產值達到3。5－5萬億美圓，成為世界第一大產業；到2016年，全球有2億人在家里上班。是網絡，把地球變成一個“地球村”。只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新技術革命和全球化的關系，可以說，以信息革命為基礎的新科技革命，提供了經濟全球化的技術手段，造就了全新的，強大的生產力基礎；而全球化則是資本生產關系的全球化，二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構成世紀之交世界性的全新生產方式。

第五，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有尖端技術和先導技術，并產生完全新型的系列產業。第一次科技革命是蒸汽機，紡織機，電動機，發電機。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尖端技術在20世紀40年端，在70年代成熟，包括：微電子科學和電子信息技術，空間科學和航空航天技術，光電子科學和光機電一體化技術，生命科學和生物工程技術，材料科學和新材料技術，能源科學和新能源，高效節能技術，生態科學和環境保護技術，地球科學和海洋工程技術，基本物質科學和輻射技術，醫藥科學和生物醫學工程。成熟的標志是全球技術創新，并使之轉化為產業，至今方興未艾。

所謂完全新型的產業，首先是因為其全新的理論基礎和概念，如20世紀的基本粒子物理，天體物理，核物理，電子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數理邏輯學科。未來21世紀新科技革命的尖端技術是計算機技術（包括多媒體，芯片，機器人和軟件等），激光技術，生物工程。理論基礎則是現代遺傳學等。未來新技術產業對于自然資源的高度依賴，轉變為對知識和技術的高度依賴。

第六，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產生新的國際關系和戰略格局。總有一個國際領導者推動全球化和自由化，這個領導者往往是新科技革命發源地，具有最先進的科技創新能力，建立了最強大的超級產業，集中了全世界大部分工業生產和財富，具有強大的文化政治影響和外交支配能力，成為國際霸主。同時也總有國際挑戰者，與領導者進行對抗。17世紀的國際領導者是荷蘭，挑戰者是英國；18－19世紀的國際領導者是英國，挑戰者是德國和法國；20世紀國際領導者由英國向美國轉換，國際挑戰者先是德國，二戰后是蘇聯和日本。經過數十年的較量，特別是美國新科技革命的成功，取得了更加強大的國際領導者地位，成為全球化的主要領導者和推動者。

第七，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促進生產關系的革命，產生新的經濟體制，新的政府和法律政治制度，新的企業組織和產業結構。總的方向，是向著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個人的權利得到尊重，個人的創造力得到發揮。

前3次科技革命，都屬于工業革命范疇，而目前開始的第4次科技革命，則屬于信息革命范疇，所創造的將是21世紀的信息和智能社會，對于人類生活的影響將是根本性的。

二。信息產業與全球化

1。信息的特殊性。

信息與物質，能量并列的第三種客觀實體。信息是具有客觀內容的，這個客觀內容是可以轉化二進位數字的，于是就可以電子作為載體，以光速運動。愛因斯坦對于人類的最大貢獻，就是指出時間和空間的相對性，物質和能量可以互相轉化。當物體接近光速運動時，其在運動方向上的長度會縮短50％，完全達到光速時，長度為零，而其質量趨于無窮大。長度是物體所占空間的概念，表示物體的存在，人類不能夠想象有一種沒有長度，不占據空間的物質，而且質量無窮大的物質，或者說物質不可能以光速運動。以二進位制將信息數字化，化為“0和1”兩個數碼，稱為“比特（BITS）”，與電路的“開和停”正好一致，因此比特可以和電子運動相一致。電子的運動就是信息的傳輸。以光速運動的數字化信息（BITS），既不是物質又不是能量，而是獨立分為一類，它就是以光速運動的某種“內容”，可以超越空間的限制，并產生超越時空限制的產業－－－－信息產業，在本質上必然是全球化產業，可以超越國界限制，語言限制，速度限制。

信息的另一個特征，是“注意力經濟”。1997年INTEI前總裁GROVE提出了“爭奪眼球”的概念：“一個用戶就是一份資產，擁有的訪問人數或者眼球數越多，就意味著企業的潛在利益渠道越廣”。美國邁克爾說“注意力經濟”是一種遠期資產。在信息社會中，特別是在網絡虛擬經濟中，信息以爆炸方式增長，信息已經是一種充實的經濟資源。稀缺的只是人們的注意力，即期內客戶對企業及其產品的注意程度－－－注意力或者心靈占有率MIDSHARE，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注意力經濟，是以最小成本吸引客戶注意力，培養潛在消費群體，獲得未來的無形資本。注意力是企業在網絡經濟中把潛在購買力變現的前提和關鍵，是虛擬經濟的“硬通貨”。

2．信息產業。

狹義的“新經濟”主要指信息產業。“新經濟”產品與傳統產品的最大不同，就是其科研試制費用，先期投資的固定成本非常之高，如12英寸的芯片生產線為20億美圓，基本上是一旦失敗就無法回收的“沉沒成本”，而其復制成本或者邊際成本非常之低，在復制軟件方面幾乎為零，必要時，信息產品的生產者可以大幅度降價，保持龐大的銷售市場，排擠競爭對手。因此，市場的規模和占有率是第一位的，生產者必須進入國際市場。

信息產品的技術標準最為重要，生產者可以通過技術標準的推廣，通過技術和設備的專用性，把用戶長期鎖定于自己的產品系列中。技術標準必須是國際通行的。信息產業的基礎設施－－－－互聯網是國際性的。

信息產業起源于本世紀初的無線電，發展于50－60年代的半導體。日本在70－－－80年代成功地把美國創造的電子技術，轉化為民用產品，在家用電器和汽車等方面，對美歐占據了優勢。80年代初期，日本總體科技水平已超過了歐洲，接近了美國。1983年日本在159項關鍵技術中，有39項同時領先于美國和歐洲，有38項水平相當，只有16項落后。日本小汽車成本，在1980年是3000美圓左右，美國為4700美圓；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在80年代中期，占據了50％的國際市場；日本的汽車，家用電器和建筑機械，在世界市場的價格比歐美產品低25－－－30％。60年代日本的主流產品是鋼鐵，船舶；70年代是家用電器，80年代是汽車和電子產品，皆領先于世界潮流。然而在90年代的主流產品個人電腦，通信產品，和信息產品的增殖方面，卻明顯缺乏日本的參與。在80年代末期，日本信息產業戰略有誤，把主要研究力量投入大型電腦，而美國卻大力發展起個人電腦。

由于在領先產品方面的錯誤選擇，日本就難以參與新經濟的國際化分工。美國直接選取臺灣，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為合作對象，以臺灣和新加坡生產一般電腦部件，韓國生產半導體的記憶部分，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生產低檔的周邊產品，本土的英特爾控制核心核心部件中央處理器，微軟控制軟件，利用英特爾和微軟控制的技術平臺周期性提升電腦性能和硬件需求，進而與英特網等最新的信息技術結合，左右了全球信息產業的發展進程，形成了“溫特爾平臺”：微軟的視窗操作系統和英特爾芯片結合，微軟占領了90％以上的軟件市場，英特爾占領了80％的芯片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