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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政策論文范文1
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許多新的問題與挑戰。如何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穩固、規范、高效、健康的財政體系和財政運行機制，是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在此將理論界有關這一問題的觀點綜述如下。
一、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形勢展望
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收支測算應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規劃期間。
有的學者認為，我們對2000年的財政收入預測暫不考慮費稅改革的體制因素，對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減持平處理，經濟增長方面按7％考慮，物價方面按3％考慮，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按此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189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絕對額增加1000多億元。關于2000年財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支出將達到1335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1％，絕對額增加1200多億元。2000年支出與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減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為1660億元，比1999年擴大157億元。
“十五”時期的預算。收入測算應從幾個因素來考慮和處理。（1）費改稅。盡管“十五”期間費改稅將使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決不了國家可支配財力增加的問題，因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確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變。費改稅的意義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而是治“亂”，是規范政府分配行為的制度建設，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2）宏觀調控所需的財政政策取向。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等因素導致的國際、國內的經濟環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運用上不可能成為增稅的時機。（3）財政體制。1994年新財稅體制運行幾年來，通過不斷的磨合與完善，一個穩定的財政收入增長機制已初步形成，機制本身保證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4）經濟增長。據當前一些機構的研究報告及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我們按照7％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國家計委物價預測中的3％的價格方案考慮，“十五”的gdp現價增長速度為10％。幾項因素中，我們認為直接影響“十五”期間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主要是經濟增長，因此收入測算中以經濟增長作為主要參數。據此，2005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9150億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財力1400多億元。支出的考慮主要從需要與可能兩個方面來分析。“十五”期間是否需要繼續擴張支出規模，主要取決于中期經濟形勢的發展，關鍵在于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動趨向和近兩年來采取的擴張政策刺激國內需求的效果。從經濟周期的調控運行來看，財政政策從擴張到收縮都應有過渡，需要保持相應的連貫性，不可也不應該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勢如何發展，財政支出的壓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會保障補助（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補助、貧困人口生活補助等等）的增加，擴大內需政府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后續資金壓力，以及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各種社會成本等，都需要財政增加支出。
另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以下幾個影響因素。
1.“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提高，2000年估計能夠繼續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的增長很重要的在于一些臨時性、政策性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在“十五”時期將很難繼續發揮作用。“十五”時期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將主要依賴稅收與經濟的協調增長。
2.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增長的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長期以來影響我國財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從預算內財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經濟的宏觀稅負（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而從整個政府分配活動看，把預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動賴以維持的資金來源考慮在內，經濟維持整個政府運轉的負擔估計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從全口徑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經濟的稅負并不算低。“十五”面臨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減少經濟中不規范的政府分配活動的同時，采取措施增加財政收入，必然將加重整個經濟的負擔水平；如果僅僅把預算外、制度外轉化為預算內進行管理，又不得不維持這部分資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財政可直接支配的財力，從而也就不能有效緩解財政當前的收入困難。
4.1998年和1999年，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實行增加國債發行、擴張政府需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繼續實行相對擴張的財政政策仍然難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認為，我國經濟需要比較長的結構調整時間。根據世界銀行有關專家的分析，在這個期間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下降到4.5％左右，這個速度顯然是我國社會現狀所難以接受的。因此，財政政策面臨著技術擴張的壓力。
5.造成財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財政基礎薄弱，財政可調控財力嚴重短缺。初步測算，考慮物價因素，如保證法定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十五”時期僅支農、科教文衛支出、價格補償等因素即可占去財政每年新增財力的50％左右。如果考慮到近年來大量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問題、糧食收購等資金需要，財政（尤其是中央
財政）的可調控財力極為有限，“十五”時期財政收支矛盾將更加突出，作為宏觀調控主體的中央財政無疑將要面對更加嚴峻的考驗。
6.在我國財政調控經濟手段缺乏的情況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體現為財政赤字和國債的增加，但財政赤字的擴大和國債規模的增加，也相應增大了財政的風險。很顯然，不論從財政赤字還是國債角度看，聯系到我國脆弱的財政基礎，財政風險都不是一個讓人可以放心的問題。
還有學者認為：對“十五”時期我國國債規模的預測主要基于“九五”時期經濟運行情況，特別是與1999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緊密相關。“十五”時期各主要指標預測是：gdp計劃增長7％，各年分別為106480億元、117130億元、128840億元、141720億元和155900億元；中央財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變，利率以應到期國債實際利率計算，各年中央財政赤字分別為1810億元、1990億元、2190億元、2410億元和2650億元，合計將達11000億元，超過“九五”時期一倍左右。根據“十五”時期的中央財政赤字和內債、外債的還本付息情況，各年國債發行額將為：4100億元、3800億元、3800億元、3500億元和3500億元，累計近19000億元，比“九五”時期新增3800億元。依此計算，“十五”時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財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財政債務負擔率仍都在國際公認的安全線內。如果依此指標，我國“十五”期間仍存在一定的發債空間。
再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將表現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勢。
1.經濟增長速度繼續受到需求制約。我國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動的沖擊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終消費率下降，以及消費需求不足對投放擴大的影響。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近幾年的最終消費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低于儲蓄率較高而消費率較低的亞洲國家，原因是我國的居民消費率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個百分點左右）；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率按人口比重計算卻不低于其它國家，問題在于農村消費水平太低，影響了整個居民的消費率。從現在到“十五”期間，我國國內需求結構失衡從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消費需求的擴張基本上依賴于農村居民消費擴張期的到來。
2.經濟增長質量將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間，國有經濟的制度變革和戰略調整將較大幅度推進，這會帶動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上升，同時促進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較快發展，使競爭機制更趨于合理和有效，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進程，加上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約束，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起著較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經濟增長質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計“十五”期間增長方式轉變和增長質量提高最為明顯的領域將是消費品工業部門。
3.產業結構調整將邁出較大步伐。90年代以來我國的結構問題比較突出，一個是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明顯加深，另一個是工業結構的升級非常緩慢。這兩個方面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在“十五”期間我們不能不花大力氣來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4.對外開放將進入一個重要的新時期。加入wto，受到沖擊較大的產業將是農業、重制造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很多第三產業部門，而大多數消費品工業則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對外競爭能力。即使中國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紀初期也必然要實行進一步開放的政策，在關稅降低和外商投資條件方面都會邁出較大的步伐，國內企業將面臨更多的商品進口沖擊和國際大跨國公司進入的沖擊，面對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同時也會有更多的國內企業去迎接新的國際挑戰，擴大對外出口和對外投資。因此，“十五”期間我國在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中既可以進一步利用擴大開放的有利條件，又需要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以盡快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二、21世紀初期的財政政策建議
第一種建議認為，考慮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的協調銜接，近期我國財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個方面：
1.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反周期”宏觀調控方針。市場經濟的發展已使中國經濟運行基于“自然節律”的周期波動趨于明顯，因此財政政策作為市場經濟下“間接調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勢必要更加自覺和堅定不移地在目前所處的經濟運行低谷階段，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作擴張性的“反周期”調控操作。只要經濟景氣還未回升到（并相對穩定到）接近中位的水準，市場預期還未普遍由看淡轉為看旺，擴張政策調節的取向就不能改變，并要審時度勢保持調控措施必要的力度，掌握好各方面具體措施的優化組合。
2.酌情對積極的擴張財政政策在實施重點和操作方面作出微調。根據項目實施情況和優化經濟結構的通盤考慮，近期的投資重點，應向興辦基本農田水利、防治環境污染、建設一般民用住宅等方面適當調整并更為收攏。同時，針對現實問題，加大項目建設資金的監管力度，嚴防挪用，加快資金到位速度，并努力改進工程設計，提高施工質量，以求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3.財政職能應在退出“越位”和填補
“缺位”兩個方向上作出積極調整和探索。隨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和調整，財政應在一般競爭性的生產建設領域“淡出”，其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職能，需要更加強調和重視，擺到更靠前的序位上。
4.“費改稅”漸入快車道。以“清費規稅”為重點的政府財力整合，代表了現階段財政政策的一個必然導向。這也意味著對政府行為的規范約束和對“既得利益”的調整，將隨之進入更深入、更具體的階段。
5.改革的深化將引出進一步的機制磨合過程。財政政策是服務于發展和改革的，目前既需要作出不同尋常的短期調節，又需要掌握中長期的總體機制轉換、協調與配套。財政體系自身走出困境的“振興”，也有待經濟發展、市場成熟過程中財力狀況的改善和政府財力運作的規范化。
6.新調控方式與手段的探索將成為現實生活的迫切要求。財政政策需進入市場經濟“間接調控為主”的軌道，因而必須積極探索新時期可行的間接調控新方式。1998年在以財政貼息支持高科技成果產業化方面已經破題，而今后經濟生活中的客觀需要將推動這種探索向更寬廣的政策性投融資領域擴展。
7.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勢在必行。現實生活正在呼喚財政收支管理的進一步嚴密化和與市場經濟國際慣例的接軌。從財政政策指導上看，今后必將強化對收入、支出、轉移支付的各個環節與相關領域的管理，使之嚴密和規范。
8.進一步推進統一市場和企業公平競爭環境的營造。實現企業間的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的既定方向和動態過程。隨相關措施的貫徹落實，我國統一市場的規范程度將進一步提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也將進一步走向成熟。
第二種建議認為，在我們看到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積極效應的同時，還要對其下一步發展及可能出現的問題作出前瞻性分析。
1.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適度，并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早研究。這是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的。從中長期看，我們必須堅持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嚴格控制并逐步縮小財政赤字和發債規模。要對國內外經濟形勢和國內的物價走勢、國債資金使用效果及還本付息等進行密切監測，早作應對。俄羅斯等國因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過大而引發債務危機和通貨膨脹的教訓，我們要很好研究，以興利除弊，未雨綢繆。
2.要把激活消費作為今后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措施，而不宜簡單地再靠政府投資推動。從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特點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十分明顯。但是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動力量。因此，今后要逐步把拉動經濟增長的立足點轉到引導刺激消費上來，要修改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限制消費的稅費等政策，制定鼓勵和引導消費的稅費政策。有計劃地把工作重點放在開拓城鄉消費市場和引導形成新的消費熱點，進而帶動民間投資上。
3.要注意財政政策與其他政策措施的協調與配合。因此必須發揮政策要素的組合效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兩個主要手段，首先必須相協調、相配合，要繼續適度加大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開展消費信貸和對中小企業信貸的支持力度，以充分發揮兩個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力。
4.要研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措施。要特別注重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和導向作用，更多地采取通過財政貼息和為高新技術貸款提供擔保等間接手段，用較小的投入去啟動企業和個人的投資和消費。這樣做，不僅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推動經濟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而且可以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但地方財政必須做到收支平衡。
第三種建議認為，對“十五”財政的測算，要按照壞、中、好的經濟大環境做三個方案。具體測算如下：
方案一：整個“十五”時期仍未走出經濟低谷，需最大限度運用財政擴張政策。
方案二：“十五”中期走出經濟低谷，需維持現行財政規模的擴張過渡政策。
方案三：2001年經濟走出低谷，恢復適度從緊財政政策。
方案一、方案二各年的赤字絕對額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方案三各年與“九五”末期2000年持平。從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看，方案一各年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方案二各年與“九五”末期2000年持平，方案三各年比“九五”末期2000年減少。從支出與收入年均增長比較看，方案一支出高于收入1個百分點，方案二收、支增長同步，方案三支出低于收入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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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云計算 數據完整性 檢測
云計算技術的發展為計算機的進一步技術提升提供了方向，由于云計算自身有著對空閑資源整合的優勢并能使之合理化的分配，所以在當前的工作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功能作用。云計算的出現是技術上的革新，但為人們帶來方便的同時，在安全性上也存在著諸多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數據的完整性，所以加強這一層面的理論研究就有著實質性意義。
1 云計算中數據完整性具備的特征及檢測技術
1.1 云計算中數據完整性具備的特征分析
云計算環境下的數據完整性自身具備著鮮明的特征，主要體現在對動態操作的支持，為能夠對云中的應用得以有效滿足，此時就需要完整性的驗證機制加以支持動態操作。當前的數據更新需要生成大量的簽名標簽，從而使得計算代價以及通信開銷方面相對較大。另外則是無狀態的認證以及對用戶隱私的確保，還有就是公開認證允許任意第三方替代用戶完成數據的完整性驗證。
1.2 云計算中數據完整性檢測技術分析
云計算中的數據完整性檢測技術比較多樣，此次分析比較重要的幾個協議，首先是哨兵完整性檢測方案，這一技術方案主要是在數據當中進行隨機插入小段數據作為哨兵，在進行實際的檢測過程中，對哨兵進行檢測替代對整個文件的檢測。這一技術方案的安全性主要體現在原始文件以及哨兵除了在數據的擁有著之外其他人是無法進行分辨的。這一協議主要是先對數據進行處理，按照糾錯以及加密和哨兵產生置換等程序進行實施。
從糾錯這一程序傻上來看，主要就是將文件按照每組數據當中有多塊的合理化分組，通過參數糾錯碼加以編碼。另外在加密過程中所使用的對稱密鑰加密編碼后每塊數據，再者就是哨兵的產生，而在最后的環節置換上，首先是要通過偽隨機置換函數將多個哨兵及加密后數據重新的排列并混合，從而實現數據中的嵌入工作。
2 云計算的數據完整性檢測方案設計
2.1 數據完整性檢測模型分析
云計算所提供的服務性能及成本管理等都有著很多的優勢，能夠讓用戶享受到高規格以及大容量的計算服務，而在云計算的數據完整性檢測的模型應用框架方面也比較重要，其應用框架主要有參與方以及云服務商等。在云服務商所建立的云系統方面主要是向數據的擁有著及請求者提供的云計算服務，為能有效的達到這一服務目標，云服務商就要能采取相應安全措施來對服務的安全性得以確保。
大數據的完整性檢測方案上，由于大數據信息量比較大，這就決定了其和普通大量數據間的區別，并能看出普通輕量級檢測協議是不能完成大數據完整性檢測的。要想能夠有效完成數據的完整性檢測，就需要滿足相應的條件，數據的檢測量和檢測位置可由用戶自己進行定義，倘若是檢測的方案不能實現檢測塊數量由用戶定義，是通過所有數據進行的監測，這樣在檢測所消耗的資源及時間上都有著較大的耗費。另外就是整個協議檢測階段的效率要能夠和文件以及數據塊大小保持獨立性，適用于大數據完整性檢測協議在數據檢測階段計算量不能與數據塊大小有關，否則就會造成計算隨著數據塊的增大而增大。
2.2 檢索公鑰加密算法設計
為能夠保障用戶的信息數據安全完整，就要進行制定相對應的方案，從方案的主要參與方上來看主要有數據信息的發送者以及接收者、服務器、可信第三方這幾個方面。其中的信息數據發送者主要是對數據的創建然后通過云服務商及接收者公開密鑰加密以及發送數據。而在接收者則主要是通過私鑰生成的所要查詢的關鍵信息，發送給云服務商進行檢索，在接收到云服務商檢索結果過程中，進行解密數據和對結果數據進行核對。再者就是云服務商以及可信第三方，云服務商主要是向接收者提供云中文件存儲及搜索服務，而可信第三方則主要是對云服務商的服務加以安全評估及認證，其主要的框架如圖1所示。
對數據的完整性及安全性的考慮，主要是從離線關鍵詞猜測攻擊以及抗不可區分性選擇明文攻擊層面進行考慮。從方案的設計過程來看，首先假設k是一個安全參數，在云計算的系統實施部署的過程中，可信第三方調用子算法來進行計算公共參數，而后通過調用子算法生成服務器及接收者公私鑰對并分發。在發送者所需要的明文文件n傳輸到接收者的時候，要對文件n的關鍵詞進行確認。這些程序完成之后在進行調用Trapdoor（cp，pks，skR，W）進行對對應的陷門信息進行計算，并傳輸至服務器，在對信息接收之后通過檢索得到密文并通過函數部分進行對密文解密。在這一過程中，接收者通過函數來解密文件的密文，然后通過相關的關鍵詞來判定返回密文和檢索的要求是否是符合的。
另外也可通過全同態加密的方式進行對數據完整性進行檢測，這一檢測的方法主要是在隱私的保護及數據處理過程中的應用，用戶把需要存儲的數據通過密文的形式進行提交云端服務器，其他的用戶能夠直接性的對密文數據進行處理操作但不能獲得原始的數據，而用戶則能通過云端服務器來獲取數據處理結果并進行同態加密。
3 結語
總而言之，云計算當中的數據完整性檢測是保障用戶數據信息的重要途徑，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在檢測技術上也隨之而得到了升級，這樣對數據的完整性將會得到更有效的保障。由于本文的篇幅限制，不能進一步深化探究，希望此次努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以待后來者居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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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政策論文范文3
一、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內涵、
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將外國生產者的壟斷利潤轉移到國內生產者手中來，并得出結論：一國政府總存在出口補貼的單邊干預動機。他們運用“第三國市場”模型，分析了一國政府通過對生產者干預如何提高本國生產者從雙頭壟斷的共同出口市場中所獲得利潤的，在自由貿易和Coumot競爭的情況下，企業間會達成一個Coumot—Nash均衡，該產業最終趨于均衡狀態。但當有一方政府進行干預時，競爭就會演變為Stackelberg競爭，有政府補貼的一方廠商就會處于Stackelberg領導者的地位，而外國競爭企業則處于跟隨者的地位，外國企業會做出向本國企業讓渡市場份額和利潤的反應，此時，即產生利潤轉移效應。也就是說，政府已經承諾對行業的干預行為，并且外國企業也會認為，即使其拒絕退卻而使得轉移利潤失敗，補貼也會持續下去，此時的政府補貼成為可以置信的威脅。因此，政府最佳反應是給予一定的出口補貼。
Krugman(1984，1987，1992)設計了一個模型從保護幼稚產業的角度進行了戰略方面的分析。他通過一個含有一種機會的非正統假定，從根本上改變了分析的焦點，該假定使一個國家通過限制進口的戰略部署來實現另外一種福利。其分析依賴于兩個基本要素：賣方的國際壟斷和規模經濟。對于賣方的國際壟斷，類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兩個企業，一個國內企業和一個外國企業，每個企業只生產單一產品，企業之間進行Coumot競爭，但有一點的差別是，Brander和Spencer僅分析第三國市場，而Krugman的模型允許產品向多個市場銷售，這樣，國內和國外市場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開來。其結果是獲得了一個多元市場的Cournot模型。對于規模經濟，他通過給予本國生產者在本國市場上擁有特權的地位，這樣，本國生產者可以獲得一種較外國生產者在生產規模上的優勢，這種規模上的優勢即使在沒有保護的市場上也將轉化為較低的邊際成本和較高的市場份額。規模經濟的獲得有靜態的規模經濟、動態規模經濟以及干中學。而當一國政府把外國生產者從開放的市場中擠出的時候，干預行為會在競爭雙方的邊際成本上引起相反的變化，結果是國內生產者產量擴大，邊際成本繼續降低，而外國生產者產量減少，邊際成本增加，這樣就形成了從產量到邊際成本再到產量的循環的因果關系鏈條，而這一循環過程就形成了進口保護和出口促進的機制。
二、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風險分析
1、扭曲的規模經濟風險。規模經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存在的理論假定，但在一些國家和一些行業卻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當多的國家和行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實際上并不是該行業存在著高效率與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壟斷的結果，在中國就存在這種大量的情況。盡管目前我國國內市場巨大，規模經濟明顯，但是全國并沒有形成統一有序的國內大市場，這種分割的國內市場嚴重阻礙著一些行業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所需要的規模經濟。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認為，如果該行業是自由進入的，出口補貼給本國企業帶來的利潤會誘使新的企業加入，這將會造成行業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業的平均成本，從而降低利潤轉移效應。對于中國來講，如何設定行業準入機制，既保證行業的一定寡頭壟斷來保證規模經濟的存在，又要保持企業的競爭能力，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獲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觀基礎的缺乏風險。在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中需要通過一定的市場途徑來進行。如果一國不存在微觀基礎，或者國內市場處于分割的狀態，就會影響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效果。缺乏國內市場運行傳導機制，政策就缺乏實施的渠道。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中，市場主體、市場機制及市場體系等因素發育不全，創新機制還沒有有效建立，在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缺乏企業和企業家的推動。
3、競爭模式風險。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據戰略貿易模型的Cournot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如果廠商進行的是Bertrrad競爭而非Coumot競爭，那么最佳政策應該是出口稅而非補貼，因為出口稅可以使得本國廠商做出不與外國廠商打價格戰的承諾，這樣，兩家廠商可以維持較高程度的合謀；另外，他們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個本國企業，如果本國企業的數目大于1，在確定政府干預政策時會出現相互矛盾的傾向，這種矛盾會存在于以出口補貼來轉移利潤的動機和傳統的為改善貿易條件而施加出口稅的動機之間，所以，只有當本國的企業數目不太大，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如果寡頭雙方致力于不變的推測變量，而且每一廠商的推測變量與其競爭對手的實際政策的反應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轉移到國內公司或利潤轉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貿易政策成了一種最優政策。
4、資源競爭風險。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經濟中只有一個寡頭行業的假定，考慮了存在多個寡占行業的情況。他們研究了與一種固定供給資源相關的幾個壟斷性行業的情況，稱之為“科學家”，其研究表明，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具有相同的生產能力時，被補貼廠商大量使用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從其他行業轉移到被補貼的行業，從而使得被補貼行業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業的規模縮小和出口萎縮為代價的，其代價往往要高于利潤轉移效應，因此自由貿易仍然是最佳選擇。在中國很多行業都存在類似的資源競爭狀況，如何化解不同行業對于同一資源競爭的狀況將是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及實施能否獲益的關鍵。
5、政府行為的非理性風險。政府干預論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團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當進行微觀經濟干預時，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集團隨時準備獲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卻由大的分散的集團承擔，他們不能獲得有關政策的所有信息。結果，政策的干預經常被誤導。因此，進行經濟決策時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強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經濟手段，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政府為了履行政策的承諾對廠商提供補貼時還存在著一個固有的道德公害問題。國內廠商會發現追求補貼比追求生產行為有更高的收益，這樣只能增加依賴性。這種追求補貼的做法屬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尋租行為。
6、收入分配風險。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隱含了出口補貼和企業利潤被同等對待的假定，政府并不關心國內收入的轉移支付，但在實際生活中，籌集補貼資金會給經濟帶來扭曲的成本，這意味著1美元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大于1，另外兩國企業的成本也被認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這種情況后得出結論，只有當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不太高時，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預不可避免會產生有害的再分配效應。出口補貼將有助于把收入從社會其它方向轉移給被保護行業的所有者和雇員。因為，受補貼的行業一般是高科技行業，這種收入的轉移將或是表現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或是股東超乎尋常利潤的增加。
7、信息風險。Qiu(1994)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的風險進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國企業的成本是公共知識，而本國企業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國企業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國企業和本國政府不了解。得出結論，在信息不對稱時，如果企業進行的是Coumot競爭，那么政府傾向于設計分離政策，分離政策具有信號作用和信息甄別作用，提高社會福利。但如果企業進行的是Bet-trand競爭，政府將選擇一個統一的政策，允許本國公司隱藏其信息，這樣，利潤轉移效應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結論，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對于信息依賴的重要性。而政府要獲得這些信息卻是幾乎不可能的。
8、國外報復風險。Collie(1991)指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很容易引起對方國家的報復，尤其是在知識密集性行業。這樣，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損，世界總體福利水平并沒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調整。這種報復更可能發生于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中，那里與世界市場相關的規模經濟被這些新理論的支持者假定為更具意義，因為，這些產業被普遍認為是至關重要的。
三、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應注意的問題
總體上看，中國存在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條件和可能。具體說，市場化的總體推進程度已達到60％以上，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主導作用，政府有獨立的決策能力，信息完備性比較差，但有改進的可能，并且在中國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業，如汽車等行業(胡昭玲，2002)。但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因條件的不完備而帶來實施效果的弱化。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在已經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必須正確處理好應用戰略性貿易政策與貿易自由化及遵守WTO規則的關系。中國在加入WTO后，在適應WTO規則的同時，受到自身經濟實力的限制，不可能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應根據實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要求，對某些不完全競爭和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行業實行一定的關稅保護或其他產業政策進行支持，但也必須確定適度的保護時間和保護強度。
形式政策論文范文4
【關鍵詞】刑事政策/刑事司法裁判權/刑事政策的權力機關
刑事政策的發端與發達引發了刑事法及刑事法學的一系列變革，傳統的觀念及方法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因此，應當對刑事政策的概念重新進行界定，而且這種界定要突破既有研究的藩籬，使刑事政策在具體應用到司法領域時與刑事司法裁判權形成獨立與受制的關系，尤其是要進一步明確與張揚現代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弱化與分離作用。
一、重新定義的刑事政策
有學者對各種刑事政策的定義進行歸納，并述評如下[1]：第一，多數學者在事實的層次上界定刑事政策；第二，少數學者在學問的意義上界定刑事政策；第三，有些學者將理念的刑事政策與事實的刑事政策熔于一爐；第四，還有些學者則區分作為學問的刑事政策與作為事實的刑事政策，對二者分別進行界定，作為學問的刑事政策是指以現實的刑事政策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也被稱為“學問上的刑事政策”、“作為一門學問的刑事政策”或“刑事政策學”[2]，事實上的刑事政策是指實踐層次上，被社會公共權威用作治理犯罪工具的刑事政策，也被稱為“作為事實的刑事政策”[3]。之后該學者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所謂刑事政策，就是指社會公共權威綜合運用刑罰、非刑罰方法與社會各種手段預防、控制犯罪的策略。”[4]
在筆者看來，刑事政策就是國家、社會以人道主義為宗旨，對已然犯罪人戰略的、宏觀的和戰術的、微觀的被動處置措施。它只包括宏觀的刑事政策和微觀的刑事政策。宏觀的刑事政策是指對犯罪反應的戰略方式，如“寬嚴相濟”“少殺、慎殺”“嚴打”等；微觀的刑事政策是指對犯罪反應的戰術方式，如“刑事和解制度”、“刑事轉處制度”、對不同犯罪人的處遇，等等。刑事政策背后的觀念、對刑事政策提出的根據及其各種利弊評判觀點、觀念、思想、理論等等是刑事政策學所要完成的任務，它是關于刑事政策的學問，就像刑法與刑法學的關系一樣，兩者是不能混淆的。
筆者與上述學者在界定刑事政策概念方面的不同之處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關于刑事政策所針對的對象。刑事政策所要解決的是犯罪問題，針對的是所有犯罪，這一犯罪是犯罪學意義上的犯罪概念。它包括：1.絕大多數法定犯罪；2.準犯罪；3.待犯罪化的犯罪。從刑事一體化角度而言，犯罪概念不再局限于刑法范疇之內，因為法定犯罪只是具有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中被法律規定的一部分，社會上還存在著大量的非法定但同樣具有嚴重危害社會性的行為，將犯罪學意義上的犯罪概念引入到刑事政策學中來，是刑事政策學研究的起點。但是僅僅將犯罪學意義上的犯罪作為刑事政策的研究起點還遠遠不夠，還要對這樣的犯罪進行劃分，將它們劃分為未然犯罪和已然犯罪：前者是指尚未實施的犯罪，后者是指已經實施的犯罪。對于未經實施的犯罪，刑事政策解決不了，它是犯罪學所研究的范疇，刑事政策只能是針對已然的犯罪。行為人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以后，應該對其進行怎樣的處置，這就是刑事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
（二）刑事政策本身承載的內容。它包括對已然犯罪反應的戰略手段和對已然犯罪反應的戰術手段兩個方面。對已然犯罪反應的戰略手段是指具有重大的帶有全局性或決定全局的宏觀措施。“寬嚴相濟”和“嚴打”刑事政策的出臺及其多年的適用，都可以說明我國的宏觀刑事政策涵蓋的內容。對已然犯罪反應的戰術手段是指以人道為宗旨具體適用的微觀措施。其實我國在處理犯罪的實踐中已有眾多具體的刑事政策，無論是在程序方面還是在實體方面都有所體現。如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了《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2006年4月，山東省煙臺市人民檢察院制定了《煙臺市檢察機關平和司法程序實施綱要》等等。這些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們對犯罪的處理措施不再是唯一的刑事處罰，而是通過介入民事和解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三）刑事政策的被動防御性。刑事政策是對已然犯罪的被動反應，即其是在犯罪出現后所發動的被動防御，并不具備事前的對未然犯罪的預防性。就其功能而言，它可能對再犯有預防的功能，但這并不是它的初衷。犯罪預防及犯罪控制是主動的，它們是犯罪對策的內容而不是刑事政策之所在。
二、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弱化
本文的研究主旨是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影響。刑事司法裁判權是指國家審判機關即人民法院依其法定職責與法定程序適用刑事法律、法規，審理并裁決刑事案件所行使的權能[5]。筆者認為，現代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弱化與分離兩個方面。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弱化作用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刑事政策所針對的犯罪范圍大大超過刑事司法裁判所針對的犯罪范圍。刑事政策所針對的犯罪概念與犯罪學上的功能性犯罪定義的范圍是相重合的，具體包括三類，即絕大多數法定犯罪、準犯罪和待犯罪化的犯罪。可以看出，刑事政策所研究的犯罪概念在外延上遠遠大于刑法中所規定的犯罪概念，其內容除了絕大多數的法定犯罪之外，還包括大量的準犯罪和待犯罪化的犯罪，而刑事司法裁判權所能發揮作用的犯罪范圍僅僅限定在法定犯罪之內。在實踐中，由于社會的不斷變化和法律的相對穩定性之間的天然矛盾，造成法律不可避免地有一種滯后性；另外由于立法技術的落后，社會上也存在著大量的待犯罪化犯罪。準犯罪和待犯罪化犯罪在每個社會都客觀存在，而這些犯罪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不一定小于法定犯罪，在有些情況下還有可能大于法定犯罪。由于其尚未被刑法規定為犯罪，無法進入刑事司法裁判權領域，刑事司法裁判權發揮效用的范圍也就相應大大減小。這是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弱化表現之一。
第二，刑事政策的出現使得刑事司法裁判的唯一性轉化成了可選擇性。刑事司法裁判權的適用范圍是行為人實施的規范意義上的法定犯罪。由于刑事政策的出現，即使對于此法定犯罪，適用刑事司法裁判權也從唯一性轉化成了可選擇性。
在刑事司法裁判領域，刑事責任是對犯罪的反應，包括對犯罪人實施刑罰、非刑罰制裁措施或是僅對其做出有罪宣告。而在刑事政策領域，刑事責任并不是犯罪的唯一法律后果，刑事司法裁判也不是對犯罪進行處理的唯一方式方法。犯罪不僅可以通過刑事司法裁判方式來解決，也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方法解決。典型形式如國外的恢復性司法。刑事司法裁判權的適用由唯一性轉化為可選擇性是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弱化作用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第三，刑事政策的目標要求使得刑事政策雖然不能突破刑事司法裁判權所遵循的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但是可以在法定范圍內，賦予法官以更大的法律解釋權和自由裁量權，以便對犯罪人的處理更加個別化和人道化。
對犯罪人實現人道主義的處遇是刑事政策的目標。馬克·安塞爾強調，真正的現代社會防衛運動的基石在于：相信人類的命運，保護人類，反對盲目鎮壓，希望使刑法制度人道化，并使誤入犯罪歧途的人重新回歸社會。社會防衛運動這一現代刑事政策運動的產生以人權、人格尊嚴及其在社會中的有效保護為基礎[6]。基于對犯罪人的人道處遇，刑事法理論領域現在普遍要求實現輕刑化。有學者論證了刑事法領域中的輕刑化包括輕刑化的立法選擇和輕刑化的司法選擇兩個方面[7]。輕刑化的立法選擇有以下幾點：第一，減少死刑。第二，減輕法定最低刑。第三，限制加重處罰的適用范圍。輕刑化的司法選擇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減少刑罰的適用，即盡量非刑罰化。第二，擴大非監禁刑的適用。適用非監禁刑的好處在于：懲罰性較輕，花費的社會資源少，能夠有效地降低刑罰成本；具有開放性，有利于犯罪人的再社會化；與驅逐出境、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非刑罰處理方法、非刑罰制裁措施相結合，能更好地達到行刑效果。
刑事政策的內容不僅僅有刑法的規定，還有刑事訴訟法、監獄法及其他民事的、經濟的、行政的法律法規對犯罪的處理，它具有因時、因地、因人靈活地處理犯罪與犯罪人以期達到最佳效果的特征。刑事政策針對的是已然犯罪，對已然犯罪的一切處理方式，不僅包括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還包括行政法、民法、經濟法甚至是國際法上一切對已然犯罪的處理方式。從這個角度講，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弱化成為必然。
第四，刑事政策理論上的另一極端主張就是徹底地反對刑法，程序上自然是否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適用。
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格拉馬蒂卡，他在其代表作《社會防衛原理》中主張用“社會防衛法”取代“刑法”，認為社會防衛的目的不應該只是保障市民人身、財產安全，更本質的目的是改善那些的人，使之復歸社會。換言之，社會防衛的終極目的，是使的人適應社會秩序，而不是對他的行為加以制裁。他要求廢除犯罪、責任、刑罰等刑法基本概念，而以“性”、“性的指標及其程度”、“社會防衛處分”等概念來代替。他認為性是“對不遵守法律規范者在法律上的一種稱呼”[9]。這種觀點的前瞻性不容置疑，雖然其在現代條件下并不能做到，也不被廣泛接受，刑法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不會被取代，但它要求廢除犯罪、責任、刑罰等刑法基本概念的觀點，實質上是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一種挑戰和質疑，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弱化作用。
綜上所述，隨著刑事政策的發端與發達，對犯罪人的處遇手段已經突破了刑法學者狹窄的研究范圍。不管傳統的刑法學者是否承認，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弱化作用是客觀存在的，這種弱化遵循著如下作用途徑：社會上大量存在的犯罪現象只有部分能進入刑事司法裁判權領域，其他的由刑事政策處理。即使是能夠進入刑事司法裁判領域的法定犯罪，也有相當一部分不由刑事司法裁判權處理，而是由類似于恢復性司法的其他一些手段處理。即使是那些已經由刑事司法裁判處理的犯罪，刑事政策又帶給了刑事司法裁判權更多的處遇手段，而不僅僅拘泥于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從而對犯罪人的處遇更加人道。極端的刑事政策理論則反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適用。
三、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分離
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分離作用，主要表現在刑事政策的權力支撐上。現代刑事政策的支撐依然是公共權力，只不過現代國家已將權力分割出了一部分，由國家一統的刑事司法裁判權分散一部分給市民社會及其個人，其比例的大小由國家的政治體制所決定。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弱化作用和分離作用是一個不可分割整體的兩個方面。弱化作用是從刑事政策對犯罪人的處遇方式角度分析它對傳統刑事司法裁判權大一統犯罪處遇方式的突破；而分離作用則是從刑事政策的權力支撐角度分析對犯罪人進行處理的機關從國家法定的裁判機關分散給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甚至是個人。正是由于權力的分散才使得大量的具體的刑事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成為可能，也使得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分離作用得以表現。對此，我們從以下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一）權力支撐的理論探討。從理論的研討層面而言，基于對處理犯罪的傳統做法，必須有國家權力的支撐才可行使刑罰權，由此推導出刑事政策也必須是基于刑事權力才可出現，這依然是受刑事法學者狹窄的專業背景所限制。刑事政策最早是由刑法發展而來，其背后自然是刑事權力的支撐，但隨著刑事政策對刑法的超越，支撐刑事政策的就不僅僅是刑事權力或是國家所有的權力，而是國家與社會共同的權力以及公民個人的權力。
有學者認為：“刑事政策學是一門關于刑事權力的科學知識體系。換言之，刑事政策學的終級目的是為刑事權力的掌握者提供專門化的關于刑事權力的理論知識。如果這一命題能夠成立的話，那么刑事政策概念的邏輯支點就自然是刑事權力。”[9]對此筆者不敢茍同，刑事司法裁判權適用于刑法范疇之內，但不完全適用于刑事政策領域。雖然目前主要的多數的刑事政策還是離不開國家權力，但是還有大量的具體的刑事政策是社會的、民間的，是對犯罪作出的另外一種反應形式。
隨著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國家權力可能會越來越多地被分散。米海依爾·戴爾瑪斯—馬蒂在其《刑事政策的主要體系》一書中為我們描述了在由各種國家權力機構組成的社會中有可能出現的刑事政策的主要體系。因為人作為人越來越體現其自主價值，只要不危害他人的利益，法律只在保障社會秩序正常良性運轉的情況下盡可能少地限制個人的自由而擴大處置個人權益的權利，由此而結成的以個體平等為基礎的社會組織也會更多地處理組織內部成員的問題而無需動用國家公權力，這樣做省時、省力、省資源，其結果是社會更加和諧。國家公權力的限制也是水到渠成，雖然它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是主導，但是在法律規范之內。
（二）權力主體的具體操作。具體到實踐方面，隨著國家權力的越來越分散，刑事政策的權力主體可能包括以下幾類：
1.法院。刑事政策是國家、社會以人道主義為宗旨對已然犯罪人的被動反應，包括刑罰的和非刑罰的手段，因而對犯罪人實施刑罰手段也是刑事政策的一部分。在這個層面上的刑事政策的權力主體與刑事司法裁判權的權力主體是一致的。法院也同樣是刑事政策的執行主體之一。這就說明，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分離僅僅是部分分流，至少在現在對犯罪的主流處理機關依然是刑事司法裁判機關。當然，格拉馬蒂卡的《社會防衛原理》否認刑事司法裁判存在的必要性，其刑事政策理論中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作用就不僅僅是分流而是完全轉移，這種觀點應者寥寥，尚未得到現代主流刑事政策理論的認可。
2.檢警機關。對待犯罪的處理由刑法發展到刑事政策，刑事司法權已不僅僅由法院行使，現代刑事政策已將其提前到檢警等行政機關，①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作為微觀刑事政策的司法轉處制度和暫緩制度。
司法轉處制度即將犯罪人從整個刑事司法裁判系統中轉移出去，不由刑事司法部門處理的制度的總稱。當然，司法轉處不把未成年犯罪人放在司法系統處置的原則，并不排斥對少數嚴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進行司法干預。這種制度所賦予警察、檢察等機關的自行處置權，其實質是一種篩選處理權。即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加以選擇，選出需要進入少年審判系統的案件，對于不需要進入少年審判系統的案件，則退回社會，或者轉交別的有關機構，或者在這階段就采取某種措施加以處理，檢警機關的這種自行處置權是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分離的一種典型表現形式。
暫緩制度，是針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予以附條件不的制度，具體是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如果犯罪情節較輕，認罪態度較好，可能被判處較低徒刑，并具有較好幫教條件者，可在其寫出保證書，家長出具擔保書，簽訂幫教考察協議書的基礎上，報檢察長審批后，辦理保釋手續，在一定期限的暫緩考驗期間，未成年人需每月到檢察機關匯報表現情況，檢察機關定期到學校、社區和家庭走訪，如確已改過自新、不致再危害社會，檢察機關將做出不決定，如發現不思悔改，又違法犯罪的，就要將其至法院。通過以上介紹可以看出，暫緩制度也是賦予了檢察機關不用進入審判程序即可處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力，同樣是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分離的一種表現形式。
3.其他行政機關。刑事政策是以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人道處遇為目標的，因而對于一些行政犯罪，如果不是特別嚴重必須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可以由行政機關進行處理，這樣既能節省訴訟資源，又能達到良好的社會效果。此時，行政機關就成為刑事政策的權力機關。另外，即使針對自然犯罪，行政機關也有可能成為刑事政策的權力機關，從而可以對犯罪人采取一些行政法上的處遇手段，如禁止駕駛、強制隔離、強制禁戒、強制治療、沒收財物等等。而在我國實踐中一直存在同時也飽受詬病的勞動教養制度，事實上也是行政機關作為刑事政策權力主體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一種分離。②
4.社會團體或社區。當犯罪發生后，很多市民社會的做法有兩種：一是排斥公權力的干預；二是直接做出對犯罪的反應。如許多國家的律師協會，通過明確律師執業規范、強化律師執業紀律、提高律師執業道德、對違反執業規范和執業操守的律師進行紀律懲戒直至吊銷律師執照等方式，約束和規范律師的執業活動，事實上就排除了國家公權力對律師違紀違規乃至于違法行為的介入，使得國家沒有必要專門針對律師的執業活動進行特殊的刑罰干預；其客觀效果可能比我國刑法第三百零六條特別設置辯護人、訴訟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更好。有的表現為社會自治反應對國家正式反應的替代。蘇聯、東歐國家的“同志審判會”或“企業法庭”對輕微的犯罪案件的審判，美國20世紀60年代后許多地方出現的以諸如“居民糾紛調解中心”、“鄰里審判中心”、“社區調解中心”、“社區委員會計劃”、“城區法庭工程”等形式實現的對刑事案件的非刑事化處理即“轉處”，都是社會自治反應對國家正式反應的替代[10]。也是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分離的一種表現形式。
5.個人。個人在很多情況下也可能成為刑事政策的權力主體。如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恢復性司法程序。恢復性司法程序是指通常在調解人的幫助下，被害人和罪犯及受犯罪影響的任何其他人或社區成員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的程序。這個調解人可能是社會團體、社區組織，也可能是公民個人。在公民個人作為調解人的情況下，個人也就成了刑事政策的權力主體之一了。
四、結語
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弱化與分離，是在民主與法治的前提下進行的，也是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國當前的社會結構呈市民社會逐漸形成的狀態，而與此相適應的是法治的建立與健全。市民社會的內在機制促成中國法治的形成，個人的獨立性是市民社會的首要特征和存在條件，市民社會又是以個人利益為本位的社會，而多樣化的個人利益的實現途徑主要是經濟活動，唯有市場經濟才能成為市民社會的經濟形式，因為只有在市場經濟中，市民社會成員才能保持和發展其獨立性，其個人利益才能得到直接的實現，而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要求法律制度的調節和規范，并對國家權力進行有效的規制。這種制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公眾確立一套嚴格的獲取、運用、更替國家權力的標準與規范，并從程序和方式上約束整個國家權力的行使過程。這種制約力量一旦被國家法律所確認，就成了對國家權力行為的法律約束，也就促進了法治的建立。在限制國家權力的基礎上，通過正當程序將刑事政策上升為法律，在法的公平的旗幟下公民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以正當的法律程序的方式實現最大的正義。這種既尊重當事人意愿又發揮國家職能的兩全其美的制度值得提倡。
人們觀念的變遷是影響司法運作不可缺少的因素，這些因素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法律的運作，影響法官的刑事司法裁判權的運行。當人們的內在認識發生變化的時候，必須允許按照新的時代精神的要求來變更過去的規則，對新的觀念進行必要的回應以便節奏合拍同步向前。
注釋：
①關于檢察機關到底是司法機關還是行政機關，國內理論界有爭議，本文采用國際通說，認為其為行政機關。
②本文對勞動教養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問題不做討論，僅僅以其客觀存在說明刑事政策對刑事司法裁判權的分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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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政策論文范文5
［關鍵詞］行政事業 財務管理 問題 對策 效益
一、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財務管理職能較弱,資金使用效益低下
行政事業單位的行政職能使得其不能完全市場化,部門預算不規范,經費相互擠占,費用支出無計劃、無定額,或是有計劃定額但流于形式。財務部門對經費的管理常常是事后核算,忽視了資金使用前的預測和使用中的控制,對經費收支的考核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平衡上,很少對資金使用效率進行考核。因此,資金的使用效率低下。
(二)財務管理的制度不健全
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制度不健全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專項資金的管理。一是把關不嚴,供應范圍過寬。二是資金分配存在嚴重的隨意性。2.往來款項的管理。據調查,現在行政事業單位往來款項的賬面余額占流動資產的50%以上,而且有相當一部分屬于呆賬、壞賬。3.年終清理結算和財務結賬。年度終了,對全部會計核算進行清理結算和賬務結賬是編報年度決算的重要環節,也是保證單位決算報表準確、真實、完整的一項基礎工作。
(三)行政事業單位的會計核算不恰當
其主要表現在:1.我國預算會計是以現金制為基礎,其目的是匯報支出,為決算服務,它不進行成本核算,因而無法計算和統計行政成本,也無法評價資金的使用效益。2.有的預算單位對項目支出的核算不區分不同的專項項目資金,統一使用規定的行政事業單位的科目核算,不利于專項項目資金的管理;而有的單位則只按專項項目歸集各項費用,不按科目核算,不利于單位各項費用的整體控制管理。3.現行預算單位會計制度在會計科目的設置和核算內容上,與部門預算編報口徑不一致;一般預算支出科目與行政事業單位科目不一致,導致在編制決算時,預算單位必須將會計科目合并或拆分后才能得出預算科目。
(四)行政事業單位在預算執行方面,缺乏應有的約束力和嚴肅性
1.有的預算單位在資金使用中,支出控制不嚴,超支浪費現象嚴重,超標購買小汽車、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款進行高檔消費,致使單位的會議費、招待費、車輛燃修費居高不下,嚴重影響了政府部門的公眾形象。2.有的預算單位在項目支出資金管理使用中,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界定不清,用項目支出來彌補基本支出經費的不足,用于維持日常公用支出,沒有做到專款專用。3.有的預算單位在專項資金使用過程中,沒有樹立講求經濟效益的理財理念,重撥款而輕管理,重預算審核而輕實際效果,對項目資金實際使用績效缺乏有效地監督和考核。
二、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各行政事業單位在部門預算編制中存在缺陷
1.雖然財政部門要求部門預算編制采用零基預算法,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基數法仍普遍被沿用,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了資金的使用效率。2.部門預算編制在項目支出的細化程度、基本支出定額制定的科學性等方面做得還很不夠,為一些單位挪用資金、鋪張浪費留下了隱患。3.部門預算編制不夠細致嚴謹,在安排項目支出預算時人為因素較多,存在一定的隨意性和盲目性。不應安排的項目人為安排資金,致使應該安排的項目預算不能打足,影響了預算編報的準確性,導致在預算執行過程中追加預算比較普遍,影響了預算的嚴肅性,也給項目的績效考核帶來一定的難度。
(二)相關的行政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財務管理制度不配套
近年來,我國相繼推出了一系列財政支出方面的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將引起財政預算管理和各行政事業單位財務活動的重大變革,勢必影響到會計核算的內容和方法。但現行行政事業單位會計制度并未因此進行相應的改革,已不適應我國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要求,會計制度滯后于會計實務的情況越來越突出。
三、加強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對策
(一)加強財務制度建設,建立有效的支出約束機制
1.綜合性的管理制度,如加強經費管理制度、財務人員崗位職責等。2.單項的管理制度,如加強辦公費、電話費、郵資費等管理制度。3.相關性的管理制度,如接待制度、車輛管理制度等。
(二)細化部門預算,提高財務管理的計劃與預測能力
現階段,應盡快推廣國庫集中支付制度的改革,建立科學的部門預算。部門預算改革工作剛剛起步,有一個需要不斷完善的過程,每個單位應當對預算執行的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對于適當的差異,可以適當調整預算定額標準,使部門預算符合單位的實際情況。
(三)進行預算會計制度改革
1.按照公共財政管理的要求,建立起規范、統一的預算會計體系,同時將權責發生制確認基礎引入預算會計。2.推進預算收支科目改革,對于現行行政事業單位會計制度中不適應部門預算改革需要的科目,要根據現行預算管理的要求進行修訂,為各項管理提供有利的基礎條件。
形式政策論文范文6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對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監督機制的不完善,以及受計劃經濟時期管理模式的影響,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存在諸多問題,不僅給國有資產的安全造成了極大隱患,而且使國有資產使用效率低下,加大了政府運行成本。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思想重視不夠
由于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屬于非經營性資產,不能直接投入到生產經營過程中去創造經濟效益,一些地方政府和單位只重視抓經營性國有資產管理,而忽視了對非經營性資產的管理。思想上的輕視,導致這部分資產在利用和管理上出現漏洞。
(二)賬實嚴重不符
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賬面原值與現值存在很大差距。部分行政事業單位特別是實行會計集中核算的地方,由于價值管理和實物管理的脫節,加之人員素質、責任心以及核算軟件的缺陷,有些連固定資產明細賬(臺賬、卡片)也不設,更談不上固定資產賬賬、賬實、賬卡核對,造成固定資產所反映的內容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此外,行政事業會計制度的要求,也是造成這一問題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部分單位占有大量與行政管理無直接關系的國有資產,“非轉經”后存在諸多問題
如:出租的鋪面、經營的賓館、培訓中心、印刷廠、修理廠、內部商店等,這些資產并不是行政事業單位履行職責、行使職權所必需的,與行政管理無直接關系。況且,“非轉經”后還存在著盲目投資、產權不清、管理混亂、收益分配向個人傾斜等問題。巨額的資產閑置與低效率運行,造成資產使用效率低下和政府運行成本較高。
(四)國有資產占有量差距較大,形成部門之間辦公條件苦樂不均
行政事業單位資產主要來源于財政投資,由于投資和占用的無償性,使得行政事業單位資產購置無計劃或計劃性不強,盲目攀比。同時,各級財政部門在安排支出時,也沒有將資金撥付與單位擁有資產掛鉤。特別是在安排修繕費和基建支出時,沒有參考人均資產比率,導致部門間辦公條件苦樂不均,一部分資產閑置浪費,利用率低,損耗嚴重。
(五)國有資產管理制度不夠完善
國家在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中撤銷了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執法主體資格不復存在,有效的監督無從談起。同時,盡管原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先后制定了部分法規制度,如:《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辦法》等,這些法規制度對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的管理曾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導致對這部分資產管理手段落后,下列現象較為普遍:
1.隨著單位領導和財務人員的變動,國有資產移交手續不全,損失嚴重;2.一些單位不經批準,不按規定進行資產評估,擅自低價出售國有資產;3.一部分國有資產被本單位或外單位職工長期無償占用,不能回收。少數干部離退休后,不按規定交回為其配備的辦公用具,據為己有;4.借工作調動或機構改革之機,私分國有資產,化公為私。
二、加強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的幾點建議
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加強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做起:
(一)建立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新體系,理順管理體制
要進一步明確各級財政部門為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的主管部門,在財政部門內部設立專司機構,賦予宏觀管理職能,真正體現管錢、管賬、管物相統一;制定管理規劃和制度,進行宏觀監督管理。
(二)要制定和完善監管方面的法規制度
1.建立和完善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法規。有關部門應盡快對現行的《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辦法》等法規制度進行修訂完善,以形成比較系統和完備的管理法律體系。要對行政事業單位資產建設購置、管理目標、占有使用、職責范圍、轉讓處置、違法責任追究等作出規定,以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2.改革現行的行政事業單位固定資產計價折舊制度,建立科學合理的固定資產計價體系,使固定資產賬面價值與實際價值相符。現行的行政事業單位財務規則和會計制度,對資產特別是固定資產賬目,不計成本、不計提折舊,只作為輔助科目記錄,因此賬實不符、記載不準的現象容易發生。為此,有關部門要盡快修訂財務會計制度。3.各行政事業單位要建立資產從“入口”到“出口”的內部管理制度。規范單位資產購建、使用管理,報廢報損、內部轉移、轉讓出售等行為,加大對國有資產違法行為的查處力度,杜絕自行處置,私自買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三)國有資產基礎管理工作要常抓不懈
1.要樹立國有資產意識,從思想上重視對國有資產的管理。要大張旗鼓地宣傳國有資產管理政策法規,使各級領導及廣大職工從思想上真正認識國有資產管理的重要性,并在實際工作中切實保護好國有資產。2.搞好國有資產的清產核資、產權界定和產權登記,摸清“家底”,及時清理賬外資產,收回被私人無償占用的財產。3.健全國有資產財務賬目。要使國有資產登記臺賬制度化,做到賬、卡、物、證、表相統一,避免因人員變動及其他原因而引起資產流失。4.進一步加強對“非轉經”資產和處置資產的審批管理。
(四)健全監督約束機制,規范行政事業單位資產的配置范圍和標準
1.規范資產配置范圍。什么單位應配置什么資產、不應配置什么資產應予以明確,并切實加以執行。這樣做有利于根據不同單位的職能配置相應的資產,既能滿足其工作需要,也便于國有資產管理部門規范化管理。2.制定資產配置實物標準和價值定額。3.進一步強化預算約束。要把預算安排與單位資產使用效率掛鉤,將基建或固定資產購置支出預算安排,與其使用效率相結合。從資金預算上,對各單位資產的占有、管理和使用情況進行有效制衡,切實把各單位管好、用好國有資產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五)組建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對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實行統一管理
結合推進黨政機關后勤服務社會化改革,積極探索組建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引進市場運作機制。具體應做到以下兩點:
1.按照不同單位國有資產配置的范圍和標準,對閑置資產進行申報和登記,對資產進行評估,按照有償使用的原則進行處置和調劑。2.逐步實現行政事業單位資產社會化、市場化管理,對閑置資產實行有償服務、轉讓、租賃或者公開拍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