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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幸福感范文1
主觀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SWB)是指評價者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性評估,是衡量個體生活質量的重要綜合性心理指標[1]。已有研究證明,主觀幸福感包含了三個獨立維度: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2]。其中,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是指伴隨著生活事件與評價而出現的個人的情感體驗,這些感情體驗組成了對SWB評價的基礎。一般生活滿意度是SWB的認知成分,是指個體對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分析,權衡其重要性后,在“不滿意―滿意”維度上對其生活進行整體評價的認知判斷過程。它獨立于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是衡量SWB更有效的指標。但是,現在學者趨向于認為SWB是由兩個部分構成:生活滿意度和情感平衡。其中,情感平衡是指與不愉快的情感體驗相比較,占相對優勢的愉快體驗,是個體對生活的一個總體、概括評價。影響個體主觀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人口統計變量、遺傳、人格、文化等。
一、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一)人口統計變量
人口統計變量包括年齡、性別、種族、教育程度、收入等。但是研究結果表明,這些變量與SWB之間的相關很低,即使把這些因素全部考慮在一起,對SWB的解釋率也不到20%。
在性別方面,總體上男女差異不顯著[3]。但在SWB的不同維度上,兩性的差異還是存在的。Fujita等認為,如果女性在遇到不好或難以控制的事件時,可能導致她們難以抵制消極影響;如果她們生活美好,則她們比男性更能感到強烈的幸福。所以女性在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體驗上都較男性強烈,但在總體的SWB水平上又與男性相當[4]。近來,隨著社會的變革,女性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分工都有了一些變化。當女性面臨著和男性同樣的競爭環境,承擔著一樣的工作時,兩性在情緒表達上的差別變得模糊不清。這也可能導致男女在情緒體驗上逐漸趨向一致[5]。
在年齡方面,早期的主觀幸福感研究者曾經假定,年齡可以作為預測幸福的一種重要指標。但是,Blanchflower和Oswald(2000)對40個國家的6萬名成年被試者的研究表明,在構成主觀幸福感的三個成分中,只有正向情感有隨著年齡增長而略微下降的趨勢。從20歲到80歲,生活滿意度呈微弱的上升趨勢,而負向情感在各個年齡組之間沒有明顯的變化。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年齡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并非如此平穩。這些研究者認為年齡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著U型關系,U型的最低點在40歲左右[6]。
在婚姻方面,以前的研究傾向于認為結婚的人要比沒結婚的個體報告更高的SWB,但這一結果既可能是由于結婚造成的,又可能是因為快樂的人更可能選擇結婚。近年來,已婚者比未婚者擁有更高SWB的觀點更是受到了質疑,幸福體驗與婚姻狀況之間的相關系數在逐漸下降。這可能是由于現代婚姻的不穩定性造成的[7]。
(二)遺傳因素
已有研究證明,遺傳因素與SWB具有相關性。在收養和雙生子的研究中發現,1歲左右嬰兒積極情感具有遺傳特性。明尼蘇達大學Tellegen等[8]著名的雙生子研究發現:在不同家庭環境中撫養長大的同卵雙生子,其SWB水平的接近程度,比在同一個家庭中撫養長大的異卵雙生子要高得多。他們還發現,40%積極情感的變化、55%消極情感的變化和48%生活滿意度的變化是由基因引起的,而共同的家庭生活環境只能解釋22%積極情感變化、2%消極情感變化及13%生活滿意度的變化。有學者認為,人具有快樂或不快樂的基因素質,氣質的差異引起個人體驗SWB的水平不同。
(三)人格因素
Costa在他的研究中全面解釋了人格五因素(開放、盡責、和諧、神經質和外向)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外向和神經質對主觀幸福感起著氣質性作用,即它們分別對正性情感和負性情感有較高的內在敏感性;開放性雖然并不直接影響主觀幸福感,但卻增加了對兩種情感的體驗,它起著經驗性的作用;和諧性和盡責性則對主觀幸福感起著工具性的作用,它們通過創造使人們快樂的環境及生活事件而提高主觀幸福感[9]。也有研究者以大學生為樣本,發現在大五人格中,外向性人格維度與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與消極情感有顯著負相關。神經質與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與消極情感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穩定外向型人格的主觀幸福感水平最高,其次是穩定內向型和不穩定外向型人格,幸福感水平最低的是不穩定內向型人格。總的來說,外向性與神經質等人格特征是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0]。
而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人格特質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中,情緒調節起著中介作用。
以重新評價策略為例,神經質對重新評價策略的使用有顯著的負性影響,并通過重新評價策略的使用來間接影響正性情感和負性情感。外傾性對重新評價策略的使用有顯著性的正性影響,對表達抑制策略的使用有顯著的負性影響,但只通過重新評價策略來間接影響正性和負性情感。神經質、外傾性和重新評價可以有效預測個體主觀幸福感的變異[11]。
(四)歸因傾向
歸因是指根據行為和事件的結果,通過感知、思維、推理等內部加工過程而確定造成該結果的原因的認知活動。歸因傾向分為內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內控者傾向于把行為后果看作是由行為本身決定的,而外控者則認為是由行為以外的因素決定。已有研究表明,個體不同的歸因傾向對其主觀幸福感有一定影響。內控者、介于內外控兩者之間者幸福感指數均較高,且無顯著差異;外控者幸福感較低,與內控者、介于內外控兩者之間者差異達到顯著性水平[12]。也有研究表明[13],在成功的情境下,能力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在失敗的情境下,能力與主觀幸福感呈非常顯著的負相關。也就是說,如果把失敗的結果歸因于自己的能力,認為是因為自己的能力差而導致失敗,則會使個體否定自我,產生羞愧、灰心,甚至絕望的感覺,嚴重影響其幸福感體驗。
(五)文化因素
主觀幸福感存在文化差異。Diener的實證研究和跨文化綜述表明[14],國家財富和主觀幸福感的文化差異有0.6―0.7的高相關,富裕的國家比貧困的國家有更高水平的主觀幸福感,而在貧困的國家,個人收入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相關更強。但是這一效應在當一個國家的人均年收入達到或超過1萬美元時就變得很小了。在收入上有突然增加的人們,SWB明顯得到了提升。這些結果都說明了收入對SWB的影響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只有當基本的生理需要的滿足是生活的主要目標時,收入才會影響人們的滿意度,隨著基本生理需要的滿足,收入的增加對SWB的影響變小。
Arrindell和Hatzichristou[15]等人的研究較為全面地覆蓋了文化的四個維度(個體主義―集體主義IDV、權力距離PDI、男性氣質―女性氣質MAS、不確定性規避UAI)及其它文化維度對SWB的效應:當研究者不考慮一國的富裕程度和人權狀況時,IDV和PDI有極高的相關,IDV和UAI能最理想地預測文化間水平的SWB,且IDV比UAI對SWB的貢獻大;但是,當一國的富裕程度和人權狀況進入回歸方程并控制了其它文化維度后,IDV和PDI的零階相關,以及IDV和SWB的相關都降至不顯著水平,這說明IDV和一國的富裕程度有顯著的相關。若控制IDV和PDI在內的其它文化維度,僅UAI和一國的富裕程度就可成功預測SWB的36%―54%的變異。MAS不能單獨預測SWB,MAS必須與一國的富裕程度產生交互作用才會影響SWB,且這個交互作用不受UAI的影響。
二、未來研究展望
在以后的研究中,我國學者應該注意以下問題:首先,需要進一步研究因果關系。上文所提及的影響因素和主觀幸福感基本上是一種相關關系。在很多時候,既可以講這些因素影響著主觀幸福感,又可以講主觀幸福感影響了這些因素。而且,即便是這種相關關系往往還受到其他一些因素所產生的交互作用的影響。因此,應該進一步研究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結構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ME)方法日趨成熟并被大量運用,這一方法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方面的研究進程[6]。
其次,應編制本土的測量工具。編制本土的測量工具十分必要,Triandis曾指出,大多數主觀幸福的心理模型是根據個人主義文化國家的研究建構的,但跨文化的幸福感的研究卻發現不同文化中存在著差異[12]。因此,有必要編制中國本土的主觀幸福感量表,研究中國集體主義文化與特有的儒家文化背景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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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幸福感范文2
[關鍵詞]人格；控制感；主觀幸福感；相關研究
1 問題的提出
控制源(the focus of control)概念是由Rotter等1972年提出來的，并認為它是人們生活經驗中對自己個性特點與及其行為后果之間關系的概括。目前在國內應用較多的控制感量表有3種：①Rotter內/外控量表。朱，雷靂考察了108名中學生的心理控制感與受欺負狀況的關系。結果發現：受社會性欺負與外部控制有正相關。張雪琴的研究結果顯示：初三學生的控制感、社會支持對其身心健康有顯著影響。內控性的初三學生，其身心健康和社會性健康都較好；外控性的學生，社會性健康水平較低。②Levenson 1981年編制的“內控性、有勢力的他人及機遇量表”。李祚山，唐加祥使用該量表發現心理控制感的內控、機控，對心理健康具有較強的預測效應。內控性與心理健康中各因子和總分成負相關，他控和機控與SCL―90量表中各因子得分和總分成顯著性的正相關。③成人Nowieki―Striekland內一外控制量表(ANSIE)，主要反應個體的控制感傾向，得分越低，越傾向內控，得分越高，越傾向外控。趙國秋等運用該量表研究發現：與心理內控傾向者相比，心理傾向于外在控制的人正性情感少，負性情感多，精神癥狀多，總體心理健康水平低。
國外研究發現Rotter內/外控量表并不是單一維度，至少有兩個因素。這說明該量表缺乏構念效度；內控和外控也不是一個維度上的兩極。這樣，在對人分類時，就不能簡單地分為內控者/外控者，很可能還存在第三種人，即行為結果有時/同時取決于內部、外部因素。Nowicki-Strickland內一外控制量表(ANSIE)與Rotter內/外控量表存在同樣的問題，因為該測驗的題目不是按一種系統的或平衡的方式來挑選的，它涉及的內容很廣，每一個方面都沒有足夠數量的測題可供進行深入的因素分析。因此，用該量表預測外控的人心理健康狀況不佳，尚可，但要準確預測會在哪些方面存在心理健康問題效度就不是很好。因此。我們選用Levenson的內控/他控和機控量表作為工具來進行研究。
從上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國內有關控制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與心理健康的關系上。研究結果都發現內在控制與心理健康有正相關，外控與心理健康與負相關。但過去的研究只注重在特質之間的相關，即內控這種特質與心理健康這種特質之間的相關。沒有區分出不同控制類型的人，如內控的人，在心理健康或其它人格維度上是否存在差異，主觀幸福感被視為反映人們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內外控與心理健康存在一定關系，那么，控制感肯定會與主觀幸福感存在某種關系。該研究的目的：其一在于研究控制感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其二我們想通過Levenson的內控/他控和機控量表區分出不同類型的控制者，看內控者在主觀幸福感上是否比他控或機控的人要明顯地強。
根據上述國內的相關研究，我們的研究假設一是：Leven-son的內控/他控和機控量表中的內控與主觀幸福感有正相關。他控制與機控與主觀幸福感有負相關。研究假設二：內控的入主觀幸福感會明顯高于機控和他人控制的人。
2 對象與方法
2.1 被試 韓山師范學院在校二年級大學生277人。
2.2量表 ①Levenson的內控/他控和機控量表(簡稱ICP)有3個分量表，分別代表控制源構念的3個不同成分：內控(I)量表，測量人們相信自己能夠控制自己生活的程度；他控(P)量表，測量人們相信他人控制自己生活中事件的程度，機控(C)量表，測量人們相信機會影響自己的經歷和行為的程度。②簡短式中國人幸福感量表，該量表共20題。采用4點利科特計分，分數越高代表幸福感越強。
2.3 程序 以上問卷，在課堂上學生當堂完成，當堂收回。
3 結果
3.1 主觀幸福感與控制感之間的相關 主觀幸福感與Lev―enson的內控/他控和機控量表的相關，見表1。
3.2 不同類型控制者主觀幸福感比較 首先，我們根據Levenson的內控/他控和機控量表中的內控，他控和機控子量表的量表分，用K―means把被試分為3類。被試分類最后的聚類中心見表2。
第一組在內控制維度上得分最高，在情境控制和他人控制上得分最低，故命名為外控低的內在控制組，第三組情境控制和他人控制兩維度得分最高，內在控制較高，稱為內控較高的外控組，第二組。內控制維度最低，情境控制和他人控制較高，稱為內控低的外控制組。3組不同類型的控制者主觀幸福感比較見表3。
經獨立樣本t檢驗，外控低的內控組，與內控較高的外控組，平均數差異非常顯著，t(df=180)=4.915，P＜0.001。外控低的內控組，與內控較低的外控組，平均數差異非常顯著f(df=202)=3.635，P＜0.001。內控較高的外控組，與內控低的外控組，平均數差異不顯著，t(df=166)=-1.445，P＞0.05。
4 討論
主觀幸福感范文3
關鍵詞：感恩；主觀幸福感；研究
感恩一詞來源于拉丁語中的gratia一詞，我國學者將其譯為感恩戴德、感戴或感恩。20世紀末隨著積極心理學的興起，感恩成為國外心理學研究的新領域。我國在感恩方面的文學作品比較多，如“自慚菲薄才，誤蒙國士恩”“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都是廣為流傳的詩句。在我國，將感恩融入心理學研究的發展較晚，但是發展速度較快，近年來感恩的本土化研究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形成了很多有重要價值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梳理近年來本土化的感恩研究成果，探討感恩與主觀幸福感的相互關系以及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
一、感恩的定x
國外學者對感恩的定義有認知和情緒兩種觀點。認知觀點認為，感恩是一種認知方面的評估和判斷，是個體對自己獲得利益的評估以及對幫助自己的他人的判斷。情緒觀點認為，感恩是對已得利益的感謝之情。我國學者劉建嶺認為感恩是積極的情緒，將其定義為受幫助的人在接受到幫助之后而產生的一種希望回報別人的沖動。趙國祥、陳欣對感恩的定義是個體認可來自大自然、他人和社會給予的恩惠，并希望報答他人的認知、情感和行為。
二、感恩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研究
1.感恩對主觀幸福感有預測作用。我國學者惠秋平發現，大學生總體感恩傾向與總體主觀幸福感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相關。其中，感恩傾向與主觀幸福感生活滿足、愉快心境維度之間呈顯著正相關，與主觀幸福感擔心健康維度呈顯著負相關。除了橫斷研究感恩水平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相關作用外，感恩與主觀幸福感的縱向研究也受到了國外學者的重視。Wood、Malthy和Ginett在新生剛入學時和一學期后分別對他們進行感恩和幸福感的測量，結果發現感恩可以預測主觀幸福感。我們認為，無論是橫斷研究還是縱向研究都證實了感恩水平有預測主觀幸福感的作用。
2.感恩對主觀幸福感的中介機制研究。中介機制認為，感恩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某個中介變量或一系列的過程來實現的。建構理論認為每種積極的情緒都有其目的性和適應性。例如，感恩可以拓展思維方式，增強認知靈活性，改善行為模式，從而有助于個體適應能力的提高。甘啟穎研究發現應對方式在感恩與主觀幸福感之間有部分的中介作用。
3.感恩對主觀幸福感的調節機制研究。感恩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著調節變量，也就是說，感恩能夠預測主觀幸福感，但是并不是說所有感恩水平相同的個體幸福感水平就相等，感恩與幸福感之間還受到第三個變量的調節作用。目前，感恩對主觀幸福感的調節變量主要集中在性別上，甘啟穎在研究中發現，女大學生的感恩意識和感恩水平顯著高于男大學生，這可能是由于男性更傾向于將感恩與示弱聯系起來，而女性情感更為細膩和敏感，更愿意表達感謝之情。感恩的另一個調節變量是情緒察覺，陳龍弘以運動員為研究對象，發現在高情緒覺察條件下，感恩與個體幸福感之間的關系較緊密；而在低情緒覺察條件下，感恩與個體幸福感的關系較松散。
三、今后的研究趨勢與發展
1.進一步加強感恩的本土化研究。綜上所述，我國學者對感恩的概念和結構進行了本土化研究，但是目前還不夠深入。比如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在感恩表達上有無差異，對幸福感的認同上有無差異，這些問題并沒有進行深入探討。
2.研究對象有待擴展。目前對感恩的研究大多以大學生為對象，關于其他群體，如消防員、警察等高危群體的感恩研究較少。而在大學生群體中，對于特殊群體的研究，如貧困大學生、單親家庭大學生的相關研究較少。
3.需深入研究感恩干預措施。目前對感恩的干預研究較少，今后的研究應進一步加強感恩的實證研究，探討提高感恩意識和感恩水平的干預措施，豐富關于感恩的理論體系，設計出更加有效的感恩干預方法，增強主觀幸福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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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幸福感范文4
關鍵詞 聾生 自我概念 主觀幸福感
中圖分類號：G76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z.2016.03.084
The Relationship on Self-concep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Deaf and Dumb Students
LI Na
（Dali University， Dali， Yunnan 671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Deaf and dumb students，self-concep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Methods：Index of Well-being and TSCS were performed in 79 deaf and dumb students.Results： （1）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tudy result between deaf and dumb students' self-morals ethics and self-acts. （2）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ades between deaf and dumb students' worrying of health， deaf and dumb students' satisfying and interest of life and controlling of emotion and behavior. （3）Scores of the self-concept of deaf and dumb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tudents.
Key words deaf and dumb students； self-concept； subjective well-being
1 問題提出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衡量個人和社會生活質量的一種重要的綜合性心理指標，主要是指人們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進行的總體評估。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們國家提出創建“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并指出幸福感是人們是否對生活滿意、對政府滿意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因此，深入研究、提升個體的幸福感顯得尤為重要。
聾人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長期以來被忽視，關于其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狀況調查及與正常學生的比較方面，其它影響因素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研究較為薄弱。同時關于聾生的現有研究呈現出不同的結果（張熙君，張淑芳，2005；田麗麗，范麗恒，2006），筆者認為，研究結果的差異可能與取樣和聾啞兒童個體的自我概念有關。不同的自我概念，導致其心理健康狀況不同，進而體驗到的幸福感可能也不同。自我概念與主觀幸福感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討聾生主觀幸福感和自我概念狀況及兩者的關系，為“和諧社會”背景下特殊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我國特殊教育機制的健全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2 方法
2.1 被試
采用隨機抽樣方法分別在重慶市區和市郊兩所學校抽取了81名聾生為被試，獲得有效被試79名，平均年齡為17.68？1.850歲。被試的聽力損傷大部分為中、重度損傷，原因主要是先天耳聾或者嬰兒期疾病所致。這些被試間采用手語或簡單唇語進行交流，少數學生能斷續說出簡單的字詞。
表1 被試在各變量上的分布情況
注：在本研究中，學習成績的劃分采用最近一次期末考試成績來判定，各種水平分別占班級學生總數的10%、20%、40%、20%、10%。在實際施測過程中，班主任老師按照此標準告之學生成績水平。
2.2 測量工具
2.2.1 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
《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由美國心理學家Fitts于1965年編制、臺灣學者林邦杰于1978年修訂，共70個題目，涉及自我認同、自我滿意、自我行動、生理自我、道德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會自我、自我總分、自我批評10個因子。題目采取的是5級記分法，前9個因子得分越高，自我概念越積極；而自我批評得分越高，自我概念越消極。 TSCS使用廣泛，具有良好信效度。
2.2.2 總體幸福感量表
《總體幸福感量表》（GWB）是為美國國立衛生統計中心制訂的一種定式型測查工具，用來評價受試對幸福的陳述，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國內學者段建華（1996）對本量表進行了修訂。量表共 25 個題目，包括六個因子：對健康的擔心、精力、對生活的滿足和興趣、憂郁或愉快的心境、對情感和行為的控制以及松弛與緊張。本研究根據使用的實際情況刪去了第 24題，共使用 24 個題目。 在本研究中主觀幸福感量表的Cronbach%Z= 0.78，信度良好。
2.3 施測方法
將兩個量表編排在同一份問卷上，量表前附有指導語。施測前，由專業人員對班主任老師（手語老師）進行培訓。在正式施測過程中時，由班主任老師充當主試，負責向學生解釋問卷題目含義及作答方式，保證學生能正確理解問卷內容。專業人員充當助手，發放問卷，同時監督施測過程的有效性。
2.4 數據處理
本文所有的數據的都采用SPSS16.0數據軟件進行處理，主要適用的數據分析方法有差異檢驗、相關分析、回歸分析等。
3 結果與分析
3.1 聾生自我概念總體狀況描述
對聾生自我概念狀況進行差異分析，結果表明，聾生的自我概念各維度在性別、年級、獨生與否變量上均無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異。如表2所示，不同學習成績的聾生在自我概念量表的道德倫理自我維度上存在顯著差異（F=2.622，p
3.2 聾生主觀幸福感總體狀況描述
對聾生主觀幸福感進行差異分析，結果表明，聾生的主觀幸福感在性別、獨生與否、學習成績變量上均無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異，在不同年級和不同學校變量上存在顯著差異。
如表3所示，初中聾生對健康的擔心程度明顯高于高中學生（F=3.982，p
3.3 聾生自我概念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分析
如表4所示，自我概念各維度除自我批評外，均與主觀幸福感總分存在顯著正相關；進一步以自我概念量表的各維度為預測變量，以主觀幸福感總分為因變量，進行逐步多元回歸分析，進入回歸方程式的只有自我概念的總分維度，R2=0.212，F=21.978，p=0.000
4 討論
4.1 聾生在自我概念上存在的差異討論
本研究表明聾生的學習成績與自我概念之間有密切關系，這與姚計海、屈智勇、井衛英（2001）①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學習成績水平為“上”的聾生的道德倫理自我水平顯著高于處于“中下”水平和“下”水平的學生；“中上”水平的聾生的道德倫理自我水平顯著高于學習水平為“下”的學生。
在我國教育背景下，學習成績一直是評定學生優秀與否的重要指標，并且，這種指標也已經內化為學生評定自身的標準，聾生也不例外。聾生由于其生理上的不足，可能更加重視學習成績給自己及家人帶來的價值感、尊嚴感和成就感，當學習成績沒有達到自己或者他人的標準時，就會產生“我不是一個好孩子”的想法，對自己的道德評價會比學習成績好的學生的道德評價水平更低。
另一方面，學習成績水平為“中下”的學生的自我行動水平顯著低于學習成績水平為“上”“中上”和“中”的學生。影響學習成績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智力因素外，非智力因素的作用也很大，這其中包括適宜的學習方法、高效的學習效率、良好的學習習慣及堅強的意志力等等。通過這個研究結果，筆者認為，導致聾生學習成績有差距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學習較差的學生沒有把學習真正落實到行動上，學習主動性較差。
把以上兩個方面的內容結合起來，筆者認為，在聾生學習過程中提高其主動性等非智力因素的參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其學習成績，同時學生對自我的道德評價會提高，增加對自身的認同感。
4.2 聾生在主觀幸福感上存在的差異討論
不同年級的聾生在主觀幸福感上存在顯著差異，這與種媛（2005）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其研究結果指出，年級因素在生活滿意總體及各個維度上均存在顯著差異。②初中聾生對健康的擔心程度明顯高于高中學生。初中階段是學生生理、心理快速發展的階段，由此帶來自我意識的快速發展。這個時期的變化是生命中的一個困難階段，學生必須在變化中適應。初中學生感受最直接的莫過于自己身體上的變化，生理的變化使他們越來越關注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也使他們越來越注重自己的外表、長相，關心身體的健康。初中階段的聾生同樣處于這樣一個關鍵期，并且由于身體的殘疾，他們在對自我身體的適應及認同過程中可能引起更大的情緒起伏。伴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身體發展趨于平穩，學習能力、適應能力等各方面的能力迅速增加，大都能走出低谷，到達高中階段，對健康的擔心程度會有所下降。但是，初中正常學生與聾生在對健康的擔心程度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
4.3 對聾生自我概念與主觀幸福感關系的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聾生自我概念的各維度與主觀幸福感上對健康的擔心維度均無顯著相關，尤其是聾生對自身生理狀況的評價并沒有引起聾生對自身健康的過分擔心。筆者認為，聾生并沒有因為其身體殘疾影響其對自己的客觀評價和對健康的擔心程度。
同時，研究結果還顯示，聾生對自身生理狀況的評價在個體主觀幸福感上對生活的滿足和興趣、憂郁或愉快的心境、對情感和行為的控制維度上均不存在顯著相關，它只能引起個體暫時的松弛或緊張，以致影響個體的主觀幸福感體驗。筆者認為，聾生對“聾啞”的認識還是比較積極的。這個研究結果與劉旺（2005）的結果是一致的，其研究結果也認為聽障中學生并沒有因為生理上的殘障而影響他們的生活滿意度。③
聾生憂郁或愉快的心境與自我概念上的大部分維度（除生理自我和自我批評）均存在顯著正相關。筆者認為，在提高聾生主觀幸福感時，除了教育他們對自己形成客觀、積極的評價外，還要注意營造和諧的外部環境。已有研究指出，兒童和青少年的自我概念是在與他人和外部世界的互動中形成和發展的，中學生的自我概念也與其對客觀生活質量的評價緊密相關。我們需要教授聾生維持與家人、社會成員良好關系的技能，同時教育他們如何正確應對挫折環境等。
聾生對生活的滿足和興趣維度只與其自我概念上個體對自己心理狀況的評價存在顯著正相關，我們認為，環境是通過心理對主觀幸福感發生影響的，單純地外部環境不會影響聾生的主觀幸福感體驗，最重要的是如何對待挫折環境，而不是環境有多惡劣。
5 結論
（1）不同學習成績的聾生在自我概念的道德倫理自我維度及自我行動維度上存在顯著差異。（2）不同年級的聾生在對健康的擔心、對生活的滿足和興趣、對情感和行為的控制維度上均存在顯著差異。（3）聾生自我概念總分能顯著預測其主觀幸福感。
注釋
① 姚計海，屈智勇，井衛英.中學生自我概念的特點及其與學業成績的關系[J].心理發展與教育，2001（4）：57-64.
主觀幸福感范文5
早期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和非留守兒童相比并沒有顯著性地差異。張麗芳等（2006年）運用段建華修訂的美國國立衛生統計中心編制《總體幸福量表》對江西的留守兒童調查發現，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略低于非留守兒童，但差異不顯著。〔11〕胡心怡等（2008年）〔12〕和陳亮等（2009年）兩次研究也都得出相同的結論。隨著主觀幸福感結構性研究及其測量工具的發展和成熟，近期研究則發現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總體水平及其各指標都是顯著低于非留守兒童。劉賓等（2010年）運用牛津幸福感問卷對河南省留守兒童調查發現，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在主觀幸福感上具有顯著性的差異，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低于非留守兒童。喻永婷（2010年）運用張興貴編制的《青少年主觀幸福量表》對陜西留守兒童的調查發現，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在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上均有顯著性差異，其中留守兒童在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上顯著低于非留守兒童，消極情感上顯著高于非留守兒童。〔15〕張莉等人（2011年）等采用Huebner編制的《生活滿意度問卷》和陳文鋒等修訂的《積極/消極情感量表中文版》對河南和福建兩省農村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進行調查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陸建蘭等（2010年）運用張興貴編制的《青少年主觀幸福量表》對廣西河池地區的留守兒童調查發現，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在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上具有顯著性的差異，農村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較低，但是體驗到更多的積極情感；同時兩者在消極情感體驗上差異不顯著。〔17〕其中，喻永婷等和陸健蘭在研究中都采用了同一種量表，但是由于樣本不同，結論存有差異。總的來說，父母外出打工的確會影響留守兒童對生活滿意度的認知，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是顯著低于非留守兒童的；但是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在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體驗上是否具有顯著性差異還未有定論，因此我們還應進一步地關注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其他影響因素。
二、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一）人口統計學變量1.性別。張麗芳研究發現留守男生的主觀幸福感要高于留守女生，且存在顯著性差異。喻永婷進一步發現留守女童消極情感上顯著高于留守男童，學業滿意和自由滿意顯著低于留守男童。〔19〕但是張琴發現，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總分在性別上并沒有顯著性差異，但男生的正向情感和家庭滿意感顯著高于女生。〔20〕張莉等也發現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在性別上沒有顯著性差異，但是在在消極情感上女生得分顯著高于男生。可見，關于留守兒童性別和主觀幸福感關系的很多研究結論不一致。2.年級。苗瑞菁對喀什地區維吾爾族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調查研究發現，維吾爾族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在年級（小學五年級、六年級、初一）上具有顯著性的差異，隨著年級的增長，主觀幸福感得分呈下降的趨勢。張琴等研究發現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及其各維度在年級上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初三年級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分數顯著低于其他四個年級的留守兒童（小學五年級、六年級、初一和初二）。張莉等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在年級上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初一年級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顯著高于小學五年級、六年級和初二年級；初二年級留守兒童的積極情感顯著高于小學五年級和六年級；小學五年級和初二年級的留守兒童在消極情感上顯著高過六年級。喻永婷發現初中的留守兒童，友誼滿意和自由滿意隨著年級的升高而提高，差異顯著。可以發現，年級變量對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是具有顯著性的影響，但是主觀幸福感及其各個維度在具體年級上差異目前還沒有得出統一的定論。3.留守時間。苗瑞菁對喀什地區維吾爾族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調查研究發現，維吾爾族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在留守時間上具有顯著性差異，留守時間的增長，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得分逐漸升高。陸建蘭研究發現留守時間對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和消極情緒具有顯著性影響，留守時間越長生活滿意度越低。但是，胡心怡等研究發現，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在留守時間上差異不顯著。后來張莉等的研究進一步發現留守時間對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均無顯著性影響。可見，關于留守時間和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目前尚無定論。綜上，留守兒童人口統計學變量和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尚無統一的定論，這與其他群體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是相一致，總體來說人口變量對于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解釋普遍較弱，因此我們還應進一步關注影響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家庭因素和個體內在因素。
（二）家庭因素1.親子關系。陳亮的調查研究發現，父母與留守兒童溝通的主動性、溝通頻次、留守兒童對親子關系親密程度的認知、對親子分離狀況的感受這四個因素對留守兒童當前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性的正向預測作用。〔30〕陸建蘭的研究也進一步驗證了與外出父母交流頻次對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觀有顯著性的影響，與外出父母交流頻次越高，農村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越高，越能夠體驗積極情感。喻永婷的研究也發現與母親的關系對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性影響。李曉巍的調查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親子依戀和其主觀幸福觀呈顯著性正相關。2.父母關系。劉賓對河南省留守兒童的調查研究發現，父母感情對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性地影響，如果兒童認為父母關系融洽，則他們的主觀幸福感較高。后來，喻永婷通過調查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并進一步發現父母關系對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和消極情感都具有顯著性地影響。3.與看護人的關系。喻永婷的調查研究發現，看護人的家庭氣氛、與看護人的溝通對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管具有較好地預測作用，其中，看護人的家庭氣氛對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性影響；看護人的家庭氣氛、看護人的溝通對留守兒童的積極情感具有顯著性影響。張麗芳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結論，女看護人教養方式中溫暖理解與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呈顯著性正相關，拒絕否認、懲罰嚴厲與留守兒童總體幸福感呈顯著性負相關。陳亮的調查研究也發現，撫養人的聊天頻次和親密程度與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性正相關。4.兄弟姐妹。陸建蘭的研究發現，兄弟姐妹的個數對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觀有顯著性的影響，其中兄弟姐妹多的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高，體驗更少的消極情感。劉賓的研究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研究發現獨生子女的主觀幸福感遠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或許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兄弟姐妹多少作為影響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變量，而應該進一步將留守兒童與兄弟姐妹之間的關系作為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加以研究，喻永婷曾經做過類似的研究，發現同伴關系對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和消極情感具有顯著性地影響。兄弟姐妹之間的關系是否會對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產生顯著性影響可作為今后的研究方向。綜上所述，在眾多家庭因素中，不僅留守兒童的親子關系、父母關系會影響到其主觀幸福感，與看護人關系、同伴關系都會影響到其主觀幸福感的體驗。由于留守兒童父母親不在身邊獲得的客觀支持較少，這就需要周圍其他群體包括看護人、兄弟姐妹、同伴和教師的陪伴支持加以彌補，以提高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李曉巍等人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師生關系對其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性地影響，并且在親子依戀和主觀幸福感中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這個結論也驗證了以上的推論。
（三）個體心理因素1.歧視知覺。申繼亮等人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歧視知覺與主觀幸福感各變量之間存在著顯著負相關，留守兒童歧視知覺越強，他們的幸福感就越差。其中，單親在外的留守兒童的個體歧視知覺和群體歧視知覺對于消極情感均有顯著的預測作用，群體歧視知覺對于其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的影響；雙親在外的留守兒童的個體歧視知覺對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均有顯著的影響，群體歧視知覺對生活滿意度具有顯著的影響。單親在外的留守兒童的群體歧視知覺對幸福感的影響較大，而雙親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個體歧視知覺對他們的幸福感的影響更加明顯。范李嬌等發現家庭經濟狀況對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存在著顯著的預測作用，其中歧視知覺在家庭經濟狀況與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之間起著部分中介作用，在消極情感之間起著完全中介作用。2.公正世界信念。張莉調查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公正世界信念得分對其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對消極情感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公正世界信念是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內部因素之一。其后續研究進一步發現在不同的留守時間下，公正感對于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均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但對于消極情感，公正感只對中期和長期留守兒童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3.其他個體心理因素。胡心怡等人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積極應對方式和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著顯著性相關，積極的應對方式對留守兒童的幸福感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胡馨月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社會創造性和主觀幸福感顯著相關；同伴影響力對其整體滿意度、積極情緒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交往能力對積極情緒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消極情緒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苗瑞菁的研究發現一般自我效能感高的維吾爾族留守兒童體驗到更多的幸福感，生活滿意度較高。
三、不足與展望
（一）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測量工具自身的局限性雖然目前關于主觀幸福感的測量工具不斷完善和發展，但使用不同的量表使很多研究無法進行有效的比較，導致研究缺乏系統性，因此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測量工具的統一是目前急需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同時關于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基本都是采用自陳報告的測量方法，但是這種研究的效度受到很多學者的質疑，他們認為一些相對微小的事件都會影響受訪者對主觀幸福感測量的回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采用縱向設計或多重方法設計應答作為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測量探索的新方向。
（二）關于影響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自身內在因素的研究不足很多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把重點放在研究家環境因素和人口統計變量對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上，只有很少部分研究關注留守兒童自身心理變量對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而積極人格特質對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的研究幾乎沒有。關于留守兒童的認知、情感和積極人格特質等內在因素對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應當作為今后的研究重點。
（三）關于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影響機制的研究有待加強目前關于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的研究很多，但是其中大多研究都僅僅是探討了這些影響因素是如何單獨對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起作用的，而忽視了眾多影響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可喜的是一些學者已經開始進行有益的嘗試并且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因此，關于影響因素對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中介效應和調節效應的研究也將是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未來研究方向。
主觀幸福感范文6
摘要根據國內外關于主觀幸福感的文獻和已有的研究經驗，編制了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問卷。以往大多數研究認為，主觀幸福感由生活滿意度和情緒體驗兩個基本成分構成，本研究認為主觀幸福感還應包括社會和人際關系等成分。對376名大學生進行初測，通過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由自我滿意、家庭滿意、消極情緒、積極情緒、精力、生活滿意、社會和人際關系8個維度構成，共41個項目。對511名大學生施測41個項目的主觀幸福感問卷，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上述結構是合理的。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維度，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
分類號B841.7
1問題提出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主要指個體依據自己設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所作的整體評價。它包括生活滿意度和情緒體驗兩個基本成分，前者是個體對生活總體質量的認知評價，即在總體上對個人生活做出滿意判斷的程度；后者是指個體生活中的情緒體驗，包括積極情緒（愉快、輕松等）和消極情緒（抑郁、焦慮、緊張等）兩方面[1]。
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從那時起，研究者從不同的學科角度和研究興趣出發，編制了多種主觀幸福感測量工具，并形成了生活質量、心理健康和心理發展三種意義上的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取向[2]。
生活質量意義上的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一般將主觀幸福感界定為人們對自身生活滿意程度的認知評價[3]。研究者選取的維度主要包括總體生活滿意感和具體領域滿意感。目前見到的較早的生活滿意感量表是Neugarten等人編制的《生活滿意感指數》（Life Satisfaction Index，LSI）。該量表涉及生活熱情，毅力，所達到目標與期望目標的一致程度，身體、心理、社會方面良好的自我概念，愉快樂觀的心理品質等維度[4]。
早期的心理學家常常將幸福問題與心理健康聯系在一起。他們將主觀幸福感作為反映人們心理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并編制了心理健康意義上的主觀幸福感量表。Bradburn編制的《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ABS）包含10個項目，其中5個項目涉及積極情感，另5個項目涉及消極情感。根據被測者在這兩個方向上的得分情況，就可以對其近期的情感狀態做出判斷，從而推測其主觀幸福感狀況[5]。但有研究者對短期情感反應能否用來說明一個人整體的主觀幸福感狀況表示懷疑。Kozma等人編訂的《紐芬蘭紀念大學幸福度量表》（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 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MUNSH）從短期情感反應和長期情感體驗兩個方面把握被測者的主觀幸福感狀況[6]。
心理發展意義上的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取向與積極心理學的發展密切相關。自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始，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正常人如何適應和應付生活、如何發揮自身潛能并獲得人生幸福。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心理學研究者采用另一術語“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PWB）以區別于主觀幸福感[7]。Ryff等人編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的維度涉及人的自我實現的6個突出方面，即自主（autonomy）、環境駕御（environmental mastery）、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積極的人際關系（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生活目的（purpose in life）和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8]。
近來，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呈現整合趨勢。生活質量意義上的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和心理健康意義上的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都著眼于人們的體驗，希望通過改善人們的體驗達到提升和增進全社會福利的目標。另外，有的研究者指出，主觀幸福感的測量還應當包括力量感、自主意識、愉悅感、自信心等指標[9]。這些說法正反映了主觀幸福感測量中的一個現實問題，即主觀幸福感的指標整合問題。
我國研究者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較晚，對大學生群體的研究尚缺乏系統性，且多采用國外現有量表進行測量，但一些研究結果表明國外量表不適用于我國大學生，如有人將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運用于我國城市居民時發現其結構效度并不理想，原因可能在于國內外文化、價值觀等方面存在差異[10]。有些研究者在研究中采用了自編問卷[11,12]，但是這些問卷的心理測量學特性還有待進一步驗證。
大學生是我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群體，對這一群體的主觀幸福感進行科學可靠的測量，有助于高等院校的心理工作者根據學生的情況及時安排心理輔導工作；同時測量結果也可作為有關教育部門制定教育政策的參考。因此，編制切合我國文化背景和社會現實的大學生主觀幸福感量表就顯得十分重要。基于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我國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維度，編制適合我國實際的大學生主觀幸福感量表。
2編制過程
2.1量表維度的建構
根據國內外研究，主觀幸福感包括生活滿意度和情緒體驗（包括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兩個基本成分。但是，近年來國外一些研究者認為，主觀幸福感還應包括反映個體心理發展的指標[8,9]。同時，參考國內有關研究，對我國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情況進行分析，本研究將自主意識、人際關系、力量感等方面引入主觀幸福感的理論結構中，確定了10個維度，分別為：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消極情緒、家庭滿意度、自我接納、自主意識、人際關系、軀體滿意度、力量感和社會。
2.2量表項目的編制
本量表以我國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水平為評定對象，在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基礎上，初步編制了99個項目。項目具體來源如下：
2.2.1參考國外相關量表中的有關項目
主要參考的量表有：《自尊量表》（SES，Rosenberg，1965）[13]，《總體疏離感量表》（Dean，1961）[14]，《駕御感量表》（Pearlin等，1981）[15]，《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抑郁感量表》（CES-D，Radloff，1977）[16]，《情感平衡量表》（ABS，Bradburn，1969）[17]。共編制了57個項目。
2.2.2自編量表項目
根據理論構想，參考國內外有關研究，按照已確定的10個主觀幸福感維度，自編了42個項目。
2.3正式量表的編制
2.3.1被試
本研究的被試為天津師范大學、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的在校大學生。初測時實測376人，最后獲得有效問卷365份。其中男性164人，女性201人；平均年齡21.8歲。再測時實測511人，最后獲得有效問卷490份。其中男性206人，女性284人；平均年齡21.5歲。90人參加重測，有效問卷為82份；208人同時參加效標測試。
2.3.2施測程序
包括初測、再測、重測和效標測試。
首先，選取天津市3所高校（師范類、綜合類和工科類各1所）在校大學生376名對初步編制的量表（含99個項目）進行初測，根據初測的數據進行項目分析和篩選，最后確定正式量表。然后，選取天津市未參加初測的大學生511名對進行項目分析和篩選后的正式量表（含41個項目）進行測試，同時其中208名大學生做《Campbell幸福感指數量表》以獲取效標。4周后，對90名做過正式量表的被試進行重測，以獲取重測信度指標。為保證學生回答問卷的真實性，被試不在問卷上填寫學號和姓名。
2.3.3研究工具
自編主觀幸福感問卷：共有99個項目，分為10個維度。回答方式為5點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Campbell幸福感指數量表》（Index of Well-Being，Index of General Affect）：包括總體情感指數和生活滿意度兩個問卷，前者由8個情感項目組成，后者由一個滿意度項目組成，兩者的得分進行加權相加即為總體幸福感指數。該量表情感指數的Cronbach α系數為0.89，重測信度為0.43，與生活滿意度單一測題的效標關聯系數為0.55[4]。
2.3.4數據處理
采用SPSS 11.5 for Windows和Amos5.0軟件包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
3結果分析
3.1因素分析
3.1.1探索性因素分析
因素提取的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旋轉方法采用Promax斜交旋轉，最終保留41個項目。各因素的特征值及其貢獻率見表1，因素命名與各項目在各個因素上的載荷見表2。
由表1和表2可見，項目在所屬因素上的載荷介于0.31和0.91之間。8個因素累積變異解釋率為59.88％。
3.1.2驗證性因素分析
采用Amos5.0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所得擬合度指標見表3。
由表3可見，除了χ2/df未達到要求之外，其余擬合度指標均基本達到了規定的指標，并且每個項目的因素載荷均達到了非常顯著的水平。
3.2項目區分度分析
計算每個項目和量表總分之間的相關系數作為項目區分度指標，結果見表4。
由表4可知，量表具有較好的項目區分度，所有項目的區分度均很顯著，p
3.3信度和效度分析
3.3.1信度分析
（1）內部一致性系數
內部一致性系數采用Cronbach α系數作為指標。結果見表5。
由表5可見，量表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8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在0.646～0.868之間，而且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達到了0.937。
（2）重測信度
90名被試參加了重測，獲得有效問卷82份。總量表和各分量表的重測信度見表6。
由表6可見，量表的重測信度為0.864，除人際關系維度的重測信度較低外，其它維度的重測信度在0.734～0.825之間，表明量表跨時間上的穩定性較好。
3.3.2效度分析
（1）效標關聯效度
選取208名大學生為被試，用《Campbell幸福感指數量表》為效標，計算出它和本量表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680，p＜0.01，說明大學生主觀幸福感量表與Campbell幸福指數量表之間的相關程度很顯著。
（2）結構效度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大學生主觀幸福感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
4討論
大學生主觀幸福感量表的編制參考了國內外研究者對主觀幸福感維度的探索結果，在大量項目中進行篩選和評定，經過初測、再測等過程，在統計檢驗的基礎上建立起目前的量表。以往大多數研究認為，主觀幸福感由生活滿意度和情緒體驗兩個基本成分構成，本研究認為主觀幸福感還應包括社會和人際關系等成分。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表明，大學生主觀幸福感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發現項目在所屬因素上的載荷介于0.31和0.91之間，因素累積變異解釋率達到59.88％。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除χ2/df未達到要求，其余擬合度指標均較好地符合要求。
本量表具有很好的項目區分度，每個項目與量表總分之間的相關均在0.30以上，且顯著性水平均達到0.001。
此外，量表還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8個因素除人際關系和家庭滿意低于0.70以外，其它6個因素均較好，而且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達到0.937。與《Campbell幸福感指數量表》之間的相關達到了非常顯著的水平，說明本量表具有很好的效度。
本量表尚存在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地方。首先，χ2/df未達到要求，這可能與被試量不足有關；其次，重測信度不高，可能是因為重測的被試量太少。再次，人際關系因素的重測信度很低，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被試量太少，項目數也較少或本身存在問題；另一方面可能是該因素受情境因素影響較大，表現出跨時間上的不穩定性。因此，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增加被試量以檢驗量表信度，進一步修正項目以期獲得更為理想的結構。
5結論
大學生主觀幸福感量表經過嚴格的編制過程，最終確定了自我滿意、家庭滿意、消極情緒、積極情緒、精力、生活滿意、社會和人際關系8個維度，共41個項目，且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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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Ji Nan, Li Yousui
(Research Center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i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300074)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