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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論文范文1

1.1測繪工程中的進度控制難

測繪工程的作業進度對后續的建筑工程等施工具有重要的影響，但是從目前測繪工程的實際來看，測繪作業進度控制難度較大，大部分的測繪工程都是在最后的測繪結果上進行分析研究，對于發現的問題只能重新施工，這就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和時間的耽擱。進度控制上的難題也會對測繪結果有重要影響，由于結果的準確性受到影響，繼而還會導致建筑工程等的施工發生損失，嚴重的還有可能要返工。

1.2測繪工程中檢查力度弱

在目前的測繪工程中對于測繪過程的檢查大都還是安排相關人員進行檢查，檢查中使用的機械設備較少，因此在檢查結果上難以確保合格，人員的檢查存在著較大的任意性，有時還會受到相關單位和人員的指示，存在包庇問題的現象，也難以確保檢查結果的可信性。測繪工程中的檢查工作不但關乎測繪質量和施工質量，還關系到物資的消耗和成本的控制，因此有必要在測繪工程中加強檢查的力度。

1.3專業測繪單位和機構的不足

當前各類施工對于測繪的需求越來越多，對測繪工程的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但是這一巨大的市場需求下并沒有引起測繪專業單位和機構的飽和，當前還十分缺乏專業的測繪單位和機構。有些施工單位還只能依靠自身成立的測繪隊伍開展測繪工程，這種臨時成立的隊伍不但專業性不強，也存在著管理上缺失，無法保證測繪質量。

1.4測繪技術人員的整體素質水平偏低

測繪技術在我國的發展較快，但是專業人員的技能提高卻相對滯后，技術水平和業務素質偏低，使得測繪工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給測繪工程和后續施工留下隱患。

1.5測繪結果缺乏統一性

在一些大型的測繪項目上往往通過多家測繪單位聯合作業的方式完成，但是由于沒有統一的標準，各測繪單位在作業過程中采用的測繪技術可能不同，導致相互之間業務差異大，最終形成的測繪結果也存在較大的差異，缺乏統一的標準，雜亂的測繪結果也給應用帶來了許多障礙。

2提高測繪工程質量的對策分析

針對以上在測繪工程中存在的若干問題，影響測繪工程質量和后續的施工質量，筆者認為應當采用全面的綜合措施加以控制，確保測繪工程質量的高標準，為建筑工程等施工提供更為準確的依據和保障。

2.1建立健全測繪工程的質量控制體系

測繪所得結果的質量對各類工程施工具有重要的影響，在質量控制體系中首先要制定科學合理的測繪管理辦法和規范的測繪程序，確保每一環節的質量能夠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將所得到的測繪信息進行科學的加工分析、存儲和傳送，將準確規范化的測繪結果反饋給有關部門或單位。其次，還要在測繪質量控制體系中建立統一規范的技術標準和測繪作業標準，對當前各個獨立運行的測繪機構進行統一規范化的管理，從而有效控制測繪質量。最后，一個科學的質量控制體系還應當包含有效的執行和監督機制，在測繪質量控制體系中要嚴格按照國家的質量標準和要求，對測繪工程過程進行監督和對測繪結果進行檢查。

2.2加強對測繪工程數據的檢查

測繪工程數據檢查主要包括三項基本內容的檢查，具體如下：第一，加強對圖像數據的檢查，測繪工程中的圖像數據是最重要的一項內容也是對后續工程施工具有最關鍵影響的數據，因此一定要確保圖像數據的準確性。圖像數據檢查的重點在于對圖像數據整理和轉換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缺邊、懸點等問題，作為檢查部門或者檢查人員一定要做到嚴格仔細，才能通過檢查達到質量控制的目的。第二，加強對風格的檢查，風格檢查的主要內容實際上是數據的完整性的檢查，對于大型測繪工程而言，由于不同的測繪單位在測繪工程中所使用的軟件不同，在一些符號、表達方式等方面可能造成無法匹配，還有的測繪施工單位與檢查單位的符號庫之間無法對接，都有可能形成測繪平臺的下線型、線寬以及顏色等測繪圖像數據之間無法聯合使用，因此在檢查環節就要整合編碼要素，解決由于軟件原因造成的數據風格無法兼容的問題，力求能夠進行順利的風格轉換。第三，加強對拓撲的檢查，同樣是由于測繪所使用的軟件不同，拓撲關系也會存在較大的差異，在作業階段就要求測繪作業人員進行必要的拓撲檢查，確認拓撲關系的準確性，對于發現存在問題的拓撲關系要及時的進行調整或者有必要時要進行重建。在檢查階段也要對拓撲關系進行檢查，對于發現問題的要反饋測繪作業環節進行調整或者重建。

2.3加強對測繪工程過程的質量控制

測繪工程的實施環節對質量的影響是最重要的，因此加強對測繪過程的質量控制十分重要，筆者結合多年的測繪經驗認為，在測繪過程控制上最關鍵的是要由測繪施工單位加強對施工過程中的質量檢查和控制。需要注意的是測繪工程過程中要進行定期的數據記錄輸入和輸出，在測繪圖像繪制過程中對各項數據進行檢驗和必要的修正，同時也要做好相應的記錄，以便下一階段的檢查和驗收環節進行依據的查詢。

2.4加強測繪工程驗收階段的質量控制

測繪工程的重要性決定著測繪工程的質量要通過多環節進行控制，驗收階段的質量控制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個部分，驗收階段也是對測繪工程施工過程中的問題進行最后控制的一個環節。驗收階段的質量控制首先需要選擇一個準確的檢查方法和一套全面的技術標準，還要對具體的技術參數進行確認、對測繪使用的技術設備的精準性進行參考，有必要時還要對其進行檢驗機構的檢驗，確保測繪工程施工中所得出的數據是準確的；驗收階段的質量控制還包括對測繪過程中的數據記錄進行審核，確保各個環節的數據形成和傳遞沒有差錯。

3結論

兩會論文范文2

（一）偶發成本偶發成本指環境成本在未來的某一時點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的成本，在財務會計上構成或有負債。如企業因原油泄露意外環境事故而在未來支付的罰款或賠付、未來的垃圾填埋場的修復成本。

（二）形象與關系成本形象與關系成本是指企業為了提高社會形象并與企業所在社區保持良好關系而發生的成本。它們通常被稱為無形成本，其發生將影響管理者、消費者、雇員、社區和執法者對企業經濟行為的主觀判斷。例如企業自愿年度環境報告的成本，企業為改善所在社區的環境而自愿發生的綠化支出，其他為提高企業環境保護形象和環境保護知名度而發生的成本等。這些成本本身是有形的，但是這些支出所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如企業形象的提升等）通常是無形的。企業內部環境成本的發生，除了表現為企業期間費用、主營業務成本和或有環境負債增加外，還有可能表現為企業相關環境資產的增加，最終會對企業財務產生直接的影響。

二、完全成本會計對外部環境成本的確認和計量

（一）環境資源降級成本計量模型環境資源降級成本指企業因為生產經營活動而導致生態資源質量下降，進而對資源環境造成破壞的貨幣表現。生產和消費活動產生的環境污染實際就是環境資源等級的下降，因環境降級成本存在多污染源、無明確承擔者等特點，導致我們對其計量非常困難。企業單一污染要素造成的環境降級成本為：Cwi=XwiPwi（1-bi）其中：Xwi為企業各項活動所排放的第i種污染物的數量；Pwi為治理每單位的第i種污染物所花費的費用；bi=Zwi/Xwi為第i種污染物消除的比例；Cwi為第i種污染物所導致的環境資源降級成本。當企業存在多污染要素的情況下，先分別計算不同污染要素導致的環境降級成本，然后相加，取其總和，計算出多污染要素造成的環境降級成本。

（二）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的成本這類成本一般是企業因為生產經營活動而導致環境污染，從而使人類的健康、財產和福利受損，但是在目前的法律體系下企業尚未承擔這些損失的貨幣表現。衡量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的成本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人力資本法，即人們因為環境污染導致提前死亡或生病所帶來的個人收入的減少和醫療費開支的增加。前者相當于環境質量脫離標準對勞動者預期壽命和工作年限的影響與勞動者預期收入（扣除來自非人力資本的收入）的現值的乘積；后者相當于因環境質量脫離環境標準而增加的病人人數與每個病人的平均治療費（按照不同病癥加權計算）的乘積。該方法界定了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的最低成本數額。二是統計上的生命價值法（Val-ueofaStatisticalLife，VSL），即以人們為了避免生病或降低提前死亡的風險所愿意支付的貨幣金額來衡量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的成本，該方法界定了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的最高成本數額。

三、完全成本會計應用案例

兩會論文范文3

（一）調研地情況

我們先簡單了解一下調研地的大致情況，這可以作為后文數據分析的宏觀背景。該縣位于華北某省東北部，面積3309平方千米，53萬人（2006年）。該縣為重要林業縣和水果生產縣，林地面積1500平方千米，水果種植面積27000公頃，主要出產蘋果、梨、板栗等；鐵礦資源豐富，儲量達四億噸。通過與當地人的接觸以及對于當地的觀察，除了表面上的數字外，我們對當地也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首先，該縣原為國家級貧困縣，但近年來由于鐵礦的開采，其經濟飛速發展，2012年年財政收入約18億，在當地已可算作前列；其次，當地山多，號稱“八山一水一分田”；再者，當地正處于經濟飛速發展期，在街道兩旁隨處可見很多在建的住宅區；最后，當地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不論是民間的貧富差距還是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差距都極度懸殊。在當地我們選取了三個派出法庭作為調研對象，分別簡稱A、B、C派出法庭。我們先來看一下三個調研地的大致情況，A派出法庭所在鎮位于縣城西南17.5千米，面積約138.59平方千米，人口約5萬人左右，當地大理石開采業較為發達，有資料可查的2006年人均年收入約2100多元，其經濟水平在該縣大致居于中間水平；B派出法庭所在鎮位于城東74千米，面積261.46平方千米，人口約3萬人左右，當地礦產資源豐富，旅游業也較為發達，總體收入與A派出法庭所在鎮較為相近，但人均收入較A鎮高，經濟水平在該縣也屬于中等水平；C派出法庭所在鎮位于位于縣城城東38千米，面積224.5平方千米，人口約3萬人，由于當地資源較為貧乏，且距縣中心較遠，經濟水平相對落后。下面，我們將A、B、C三個派出法庭進行橫向對比，探查不同地域的影響因素。

（二）三派出法庭橫向對比

2011年A派出法庭審結案件156件，其中有的案件103件，沒有的53件，訴訟率達66%（這一率在各地已經算較高者），其中原告單獨委托人的有39件，被告單獨委托的只有9件，雙方都委托的50件。其中律師共出現70人次，法律服務工作者出現42人次，公民共出現22人次，但其中關系明確的只有19人次（以上包括一人有數名或雙方都有的情況）。有的案件類型分布：離婚案件51件，買賣合同糾紛5件，民間借貸12件，侵害健康權7件，婚約財產6件，勞務合同糾紛4件，相鄰關系2件，財務糾紛6件，扶養費糾紛2件，運輸合同糾紛2件。其余還包括類似于排除妨害、非婚生子女撫養、撫恤金分割、生命權糾紛等案件，由于案件數量只有1件，不太具有代表性，這里就不再一一列舉。在有的案件中，案件標的額最大為20萬，而無的案件中標的額最大為30萬。這可能與我們常識中案件標的額大才聘請律師相左，但經過仔細查閱案宗，我們發現許多大標的額案件其實事實認定十分清楚、簡單，而且證據非常充分，之所以經過訴訟程序主要是因為當事人故意拖欠或無力償還，并且之后在與法官的座談中也驗證了我們這一猜測。在有的案件中，已判決結案的有45件，占43%，調節49件，占48%，撤訴9件，占9%；在無案件中，已判決結案的有33件，占62%，調節11件，占21%，撤訴9件，占16%。同時，我們還統計了對于一般人來說較為關注的有案件與無案件的勝訴率，由于民事案件很難區分出哪一方是完全的勝訴方，所以我們采取相對優勢者即為勝訴方的原則，通過訴訟費的承擔以及對訴訟標的的分割和訴求的滿足來評判誰為相對優勢者，可能這一評判標準過于粗放，但該標準更能為一般群眾所接受。在有的案件中，原告勝訴的案件為33件（此處包括原告單方聘請人和雙方都聘請人情況），占所有案件的32%，被告勝訴案件為10件（此處包括被告單方聘請和雙方都聘請人情況），占所有案件的10%，真正的原告單方聘請人且敗訴的只有兩個案件；而在無的案件中，原告勝訴案件為24件，占無案件的45%，而被告勝訴的一件也沒有。在統計卷宗的同時，在A鎮我們進行了問卷調查，主要對象也是當地的居民，主要是就近隨機發放，有效問卷共計100份，其中年齡以50以上為主，占有效問卷44%，而30~40、40~50兩個年齡段人士共計只占34%，這和當地青壯年大部分外出打工也許不無關系；另外調研對象的學歷構成較為平均，小學占12%，初中占30%，高中（中專）占28%，大學（大專）占30%；而家庭年收入則較為集中，2萬以下及2萬~4萬占64%，而4~6萬只占20%，6萬以上占16%。在發生糾紛的解決途徑中，找熟人說和的占54%，高達一半；找村干部調節的占32%；而上法院打官司只占14%。對于打官司是否聘請律師，直接選擇是的占54%，選擇否的只占6%，而視官司重要性而定的占40%。對于律師的價位則較為集中，大部分人認為2000以下及2000~5000能接受，這一比例高達86%。而聘請律師的因素絕大部分人還是選擇視官司重要性而定。通過我們在A派出法庭所得到的案卷數據不難發現，在有案件中數量最多的是離婚案件，這當然有離婚案件總體基數大的原因，但A派出法庭離婚案件共計68件，而有的就有51件，高達75%。另外，結合我們在當地所做的問卷調研可以發現，對于經濟成本的計算雖然也是影響因素之一，但并不是當事人決定聘請訴訟的首要因素。我們再來看一下剩余兩個派出法庭的大致情況，B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89件，其中有訴訟的54件，沒有的35件，訴訟率60.67%,其中原告單獨委托人的有33件，被告單獨委托的只有3件，雙方都委托的18件。其中律師共出現46人次，法律服務工作者出現24人次，公民共出現7人次，其中關系明確的有7人次。C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36件，其中有訴訟的15件，沒有的21件，訴訟率41.67%，其中原告單獨委托人的有8件，被告單獨委托的沒有，雙方都委托的7件。其中律師共出現10人次，法律服務工作者出現11人次（首次超越律師），公民共出現4人次，但其中關系明確的有2人次。我們希望通過三個派出法庭的對比，能夠在較為廣闊的環境下凸顯出影響法律服務的較為宏觀因素，諸如各派出法庭的政策引導，不同地區的經濟差異等因素，這些因素也主要是通過作用于當事人、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法院三者，進而間接作用于法律服務。

（三）對比分析

我們將三者的主要差別根據當事人、律師、法院三者角度簡單梳理下來：（1）三者率不同，A派出法庭最高，B派出法庭次之，C派出法庭最低；（2）三者主體中，A派出法庭律師出現比率68%，B派出法庭律師出現比率85%，而C派出法庭中律師出現比率首次低于法律服務工作者，并且公民數量中，關系不明確者占據了一半；（3）A派出法庭結案數量為156，B派出法庭結案數量為89，C派出法庭數量為36。通過上述三者主要差別，結合我們在調研中所了解的三地情況，我們首先對于三個派出法庭結案數量差距較大作出分析。根據三地情況我們可以總結如下：（1）A鎮距縣中心最近，C次之，B距縣中心最遠；（2）A鎮人口最多，B、C兩地人口差距不大；（3）B鎮經濟發展水平最高，A鎮次之，但與B地差距不大，C鎮經濟水平最為落后。這三者我們將其抽象化為“：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人口因素、經濟因素。在這三者中最為占優勢的是A鎮，其次是B鎮，最后是C鎮，而其結案總數也是同樣的排名。下面我們簡析一下三個因素的作用方式，通過A與B的對比，我們不難發現在經濟因素大致相近或處于劣勢，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因素即發揮作用，原因應是人口較多時糾紛數量也較多；而B與C相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在人口總量現差不多時，經濟因素即凸顯出來；而A與C對比則又凸顯出了經濟因素及人口因素。因此我們認為影響三個地區結案數量的因素主要是：經濟因素、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這三個因素也作為之后從各角度分析各項的宏觀因素。經過對比我們發現，三地關于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主要不同即三者出現比率，在A、B兩地，律師出現人次都遠高于法律服務工作者，但在C地，法律服務工作者卻反超律師。我們還是以上文所總結出的三地的主要不同出發進行分析，首先仍是經濟因素，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相比其收費水平本就比較高，而C地居民人均收入也較A、B兩地少很多，經濟承受能力較差。通過這一對比，我們驗證了經濟能力作為影響當事人聘請法律服務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我們也發現了一個從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角度出發的影響因素，即律師等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收費標準。以上述三要素為分析框架，我們不難發現三地之中，A地率還是最高，刨除人口因素影響，我們不難發現“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在這里扮演重要角色。所謂“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即“在距離當事人并不遙遠的地方是否存在提供法律服務的主體或場所、有關的信息渠道或利用這種服務的途徑是否通暢等”，而據我們了解，當地主要法律服務提供場所即在縣城中心，即距縣中心的遠近也可理解為“接近法律服務便捷程度”。除了以上三種因素外，我們在走訪A派出法庭時了解到，A派出法庭是當地基層法院強力塑造的模版，在我們完全走訪時感覺它就是一個縮小版的青龍縣法院，各種現代化設施一應俱全。該法庭庭長原是城關法庭的副庭長，在交談中我們能感覺到作為“業務尖子”（在法院的光榮榜上我們就看到了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法律素養，當我們談及法律服務的影響因素后，他提出了在自己看來影響訴訟率的因素：（1）案件的難易程度；（2）當事人的經濟實力；（3）個人時間是否充裕；（4）律師收費；（5）關聯程度。對于這些因素我們認為具有很強的參考性，由此可見作為當地法院的“招牌”法庭。A派出法庭不論是硬件還是軟件，都得到了當地法院的充分支持。這點我們認為也與A的率高于B派出法庭具有很重要的影響，該因素我們認為可以抽象為來自法院的政策影響。

二、理論假設及檢驗通過上述分析

兩會論文范文4

關鍵詞：糧食直補糧食安全農民增收

糧食直接補貼政策是近年來我國最為重要的政府支農政策之一，盡管糧食直補政策是一種世界性的通行做法，也得到農民的普遍擁護，但仍然存在諸多問題，亟待在實踐中加以優化完善。為此，本文就糧食直補政策相關研究中提到的主要問題及對策建議進行歸納總結，以期對當前糧食直補政策的優化調整提供必要的啟示和借鑒。

一、糧食直補政策存在的主要問題

糧食直補主要有按農業計稅面積、計稅常產、糧食實際種植面積、出售商品糧的數量等不同的補貼機制，但為了節省對種糧農戶進行甄別的高額成本，實踐中以按計稅面積或計稅常產發放補貼居多(張照斷、陳金強，2007)。糧食直補政策實施以來，遇到了諸多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八個方面。其中，前四個方面表現在政策的預期效果層面，后四個方面表現在政策執行層面。

(1)直補政策難以刺激種糧面積持續增加和糧食持續增產。在政策出臺初期，直補政策的信號效應較為明顯。但由于普惠制補貼方式缺乏邊際激勵效應，直補政策無法持續促使農民穩定糧食種植面積。從近期的調查來看，農民種糧總土地面積不斷減少，農民棄荒現象嚴重，糧食直補資金在促進農民種糧積極性方面的作用微不足道(李喜同，2009)。甚至部分農民群眾把補貼款簡單理解為黨和政府的關心款，與糧食種植沒多少關系(陳正華，2009)。

(2)直補政策無法顯著促進農民增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有26,800萬農戶，種糧面積細碎化，而美國只有200萬農戶，撒胡椒面式的直接補貼只占農民種糧收入的很小比例，對確保農民種糧收入的穩定作用不明顯(，2008)。因此，盡管糧食直補增加了農民收入，但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種糧收入主要來源于市場，因而難以完全解決市場穩定和農民收入穩定的問題(趙曉峰，2008)。

(3)直補政策資金難以彌補種糧成本的持續上升。從發展趨勢看，在石油、煤炭、土地、水資源、勞動力等價格不斷上升的背景下，農業生產成本上升將不是一種短期現象，而是近一個階段農業發展的常態，但直補資金趕不上農資價格上漲的幅度，不足以有效應對農業生產成本的快速上升(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2008)。

(4)直補政策引發土地糾紛和制約土地流轉。直補帶來利益關系調整，以往強迫農民土地流轉和征地補償不到位的，農民要求糾正或提高補償標準；許多在外務工經商的農民紛紛棄城返鄉，他們有的索要原有承包地，有的將原轉包給種糧大戶的耕地轉交自己的親屬耕種，擔心自己失去土地，從而引發新一輪土地承包糾紛(張明梅，2004)。同時，也使種糧大戶的規模變小，影響適度規模經營的發展，也進一步強化了小農生產方式。

(5)直補對象難以準確核實。以實際種植面積作為補貼依據，補貼面積難于核實。農戶分散經營，農民種植的自由性很大，每年、每季的糧食種植品種、面積都會有很大變動，很難準確掌握各農戶的實際種糧面積(付勇等，2009)。并容易引發虛報畝數等現象，甚至許多已經租賃、征用、非法轉手的非農土地也在堂而皇之地領取直補資金，形成資金流失和腐敗(于代松，2004)

(6)直補范圍難以做到客觀公正。盡管以計稅面積和計稅常產為補貼依據簡化了補貼程序，但卻是變“糧補”為“地補”，由此引發的問題包括：糧田撂荒、雙季改單季等都能照樣領取糧食補貼，違背直補初衷(陳正華，2009；劉俊，2009)；存在土地承包關系的情況下，直補資金往往由原土地承包人獲得，流轉后實際種糧人沒有享受到政府的相關糧食補貼；以計稅面積或常產為補貼標準忽視了“黑地”問題，農民長期耕種的“黑地”不能領到補貼款，盡管2005年財政部出臺政策將“黑地”納入糧食直補范圍，但至今仍有一部分“黑地”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于娜，2008)。

(7)直補政策落實成本高。由于我國農民眾多且分散，農民土地、人口、糧食產量、價格等統計資料不健全，對農民的補貼難以測算和監測，糧食直補行政操作成本較高(，2008)。一方面，相較于戶均很低的直補資金，進行丈量土地、核實補貼的操作成本很高。另一方面，政策執行過程中，因利益分配、權力集中而產生的尋租、腐敗的成本，各種補貼的跑冒滴漏現象相當嚴重(盧鋒，2008)。

(8)直補資金在主銷區和主產區不匹配。糧食直補是為了激勵農民種糧，尤其是主產區的農民做種糧。但由于主銷區政府財力充足，給予農民的糧食直接補貼標準往往要比主產區高出數倍，而糧食主產區的糧食直接補貼資金規模仍然很小。這既違背了產業發展比較優勢原則，也增大了國家糧食安全成本，損害了主產區農民的利益(王海全、龔曉，2006；王健、陸文聰，2007)。

二、優化糧食直補政策的對策建議

針對以上提到的各種問題，諸多學者提出了糧食直補政策的優化建議，具體包括八個方面。其中前五條涉及糧食直補政策實施機制的完善，后三條則主張改進政府支農方式。

(1)糧食直補依據商品糧數量進行。補貼依據改為以農民交售的商品糧數量進行，可以激勵種糧農民多產糧，避免中間環節從中弄虛作假來冒領國家的補貼，也可以使糧食直補資金補貼給那些在真正種糧的農民，而不是那些雖承包了責任田的農民，但實際不種田已外出打工或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蔣和平、辛嶺。2009；袁隆平，2009)。但這存在的潛在問題是農民的口糧沒有得到補貼(劉俊，2009)。

(2)糧食直補向糧食主產區傾斜。具體方式包括：改革并不斷完善糧食風險基金配套政策，在主產區糧食風險基金來源制度設計上應該給予主產區更多的傾斜扶持政策。國家增加主產區糧食風險基金規模，并逐步提高主產區糧食風險基金中國家匹配的比重(王海全、龔曉，2006)：建立產銷區之間的糧食直補資金轉移機制，銷區直補資金向產區轉移的主要途徑是建立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包括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縱向轉移支付制度及產區與銷區之間的橫向轉移支付制度。可嘗試把我國的糧食直補資金從現行的糧食風險基金中分離出來，建立單獨的糧食直補基金或糧食安全基金，吸納銷區向中央財政繳納的直補資金，然后由中央財政轉移到產區財政，最終直補到產區農民手中(朱金鶴、傅展，2006)。

(3)糧食直補向種糧大戶傾斜。種糧大戶對糧價上漲、農業補貼反應敏感，可以采取類似累進稅制的補貼方式，制定相應的累進補貼標準(馬彥麗、楊云，2005；楊建利，邢嬌陽，2009)；直補政策對種糧大戶的需求給與合理的考慮，對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推廣應用給與適當的補貼，如對達到一定規模的種糧大戶按實際面積給與一定的補貼，對農民使用先進的生產耕種方式給與補貼(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2008)；將現行糧食政策由“普惠制”轉變為面向糧食種植大戶的“專惠制”，即以糧食種植大戶與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簽約的糧食銷售量為依據，核定糧食補貼標準，并同時對種糧農戶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保護(張建杰，2008)。

(4)糧食直補以土地經營契約作為補貼依據。全國政協委員吳正德提出，分離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將經營契約作為獲得補貼的唯一憑據。這樣可以有效避免“糧補”變“地補”，使種糧者能真正得到補貼(王瑜，2009)。

(5)構建糧食直補資金科學化、制度化的動態變動機制。建立直補總額同國家財政收入總額互動增長的長效機制，補貼要有一個合理比例，而不應根據糧食豐欠或糧價的高低頻繁變動(王玉紅，2006)；建立直補水平同農資價格協調聯動機制，把成本上升作為一個常規變量納入補貼政策的目標之中，使補貼數量增長與成本變化聯動起來，在國內糧食價格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國家對農業的補貼應基本上能夠彌補生產成本的上漲，以確保種糧始終保持穩定的收益水平(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2008)。

(6)以集中用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取代糧食直補。直補和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不同的政策支農形式，改變政策支農形式，將支農資金更多地投向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集中資金辦大事。針對目前土地拋荒和土地流轉規模開始萎縮這兩個現象，將增量糧食直接補貼資金用于促進細碎農地整理和中低產糧田改造，加強農田水利建設，鼓勵農地流轉和種糧農民的專業合作，推動糧食生產的規模化經營，在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蔣和平、吳楨培，2009)。

兩會論文范文5

【論文關鍵詞】社會體育社會運行社會體育運行障礙條件對策

社會體育是一項關系全體國民身心健康的公益性事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明確要求提高全民族的身體素質，構建全民健身體系。同時，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滿足生存需要后，需要層面不斷提高，享受和發展的需要成為主要需求，而社會體育正能夠滿足人們的享受和發展需要，因此我們需要發展社會體育來滿足社會和個體的需求，但社會體育的運行和發展不可能是直線前進的，在它發展的道路上有許多障礙條件。本文就社會體育發展中可能遇到的障礙條件及相關對策進行了簡要分析。

1社會運行和社會體育運行

1．1社會運行

社會運行指社會有機體自身的運動、變化和發展，表現為社會多種要素和多層次子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它們多方面功能的發揮。社會運行和發展的類型有三種，分別是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中興運行和模糊發展以及惡性運行和畸形發展。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指特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系統之間以及各系統內不同部分、不同層次之間的相互促進，而社會障礙、失調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圍之內。

1．2社會體育運行

下面首先從主客體的角度理解社會體育的構成要素。

1．2．1社會體育的主體

主體在哲學上指有認識和實踐能力的人。社會體育的主體指全體與社會體育事業有利益關系的人，這些人包括職業群體和業余群體。職業群體中分為體育行政部門的管理者和職業社會體育指導員；業余群體分為業余社會體育指導員、體育骨干、積極分子和體育志愿者，廣義上的運動員、教練員和裁判員以及進行社會體育活動的普通社會成員。

1．2．2社會體育的客體

客體在哲學上指主體以外的客觀事物，是主體認識和實踐的對象。社會體育的客體包括：對象要素，是指社會體育事業運行的對象即社會體育活動，這也是社會體育事業最本質，最根本的表現形態。自然環境要素，主要指社會體育事業運行和發展的地理空間和地理環境，因為任何一事物的發展必須依托一定的地理空間和地理環境。經濟要素，經濟基礎是社會體育運行和發展的物質保障，主要表現在物質資源和資金資源兩個方面，物質資源有社會體育的場地設施和器材等，資金資源主要是社會體育得以維持自身運行和發展的經費來源。政治要素，在憲法、體育法和全面健身計劃綱要等相關法規中對社會體育的運行和發展做出了規定和指導，這是社會體育得以運行和發展的政治保障。文化和心理要素，社會體育的運行和發展需要一定的文化和心理來維系，而社會體育本身就屬于文化活動，它的運行和發展離不開社會體育事業的主體乃至整個社會的文化和心理環境。

1．2．3社會體育的多層次子系統

按照行政區域的標準把社會體育分為農村社會體育，鄉鎮社會體育和城市社會體育。那么依照這個標準把社會體育分為三個層次，社會體育的運行系統就分為農村社會體育運行系統、鄉鎮社會體育運行系統和城市社會體育運行系統三個子系統，而每個子系統內部又有不同要素和層次的區分。

1．2．4社會體育運行

根據社會運行和上述分析，筆者認為社會體育運行是指社會體育有機體自身的運動、變化和發展，表現為社會體育主體要素、客體要素和農村社會體育、鄉鎮社會體育與城市社會體育等多層次子系統的交互作用以及他們多方面功能的發揮。而社會體育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是指社會體育的多層次子系統以及各子系統內不同部分，不同層次之間的相互促進，而社會體育的障礙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圍之內，進而促使社會體育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2妨礙社會體育運行和發展的障礙因素

在我國社會體育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障礙因素，這些障礙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1社會體育運行和發展的主要矛盾

關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存在著種種矛盾。階級矛盾由于國際國內因素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但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貫穿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pJ卒土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決定了體育事業的主要矛盾，董新光認為我國體育事業的主要矛盾是“群眾日益增長的體育需求與社會所能提供體育資源不足的矛盾。”f41因此，社會體育的主要矛盾是全體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社會體育需求與社會體育不能滿足這種需求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社會體育運行和發展的主要障礙因素，也是我們必須緊緊抓住和重點解決的突出矛盾。

2．2社會體育運行和發展的主要問題

社會問題特指社會的病態或失調現象，指的是在社會運行過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會結構和社會環境失調的障礙因素，影響社會全體成員或部分成員的共同生活，對社會正常秩序甚至社會運行安全構成一定威脅，需要動員社會力量進行干預的社會現象。體育社會問題是指在體育領域中發生的一種超常狀態，它影響到體育系統抑制社會正常運行，使部分人意識到它的危險性并希望使之得到改善。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需要依靠社會和群眾的力量l。據此分析社會體育問題是指在社會體育的運行過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會體育結構和環境失調的障礙因素，影響了社會體育主體的共同生活，對社會體育的正常秩序甚至社會體育運行安全構成一定的威脅，需要依靠社會和群眾的力量來解除威脅的社會現象。社會體育目前主要存在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2．2．1社會體育的構成要素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主體要素方面，主要表現為我國體育人口數量和比例偏低，社會體育指導員的數量和管理缺乏規范性。體育人口是一項重要的社會體育指標，它反映了人們對體育的參與程度及親和程度，也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的一個標志[51。而(2oo1年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結果報告》表明，2000年，我國有35％的人參加了至少一次體育活動，占全部人口的33．9％，65％的人沒有參加一次體育活動，占全國總人口的66．1％t51。截止到2004年底，我國各級各類社會體育指導員已達43萬余人f61。顯然這在我國總人口中的比例也是偏低的，而且社會體育指導員存在職業性和業余性兩種人群，對他們的管理也是缺乏規范性的，這些都使社會體育的人口結構缺乏協調性，形成了社會體育運行和發展的障礙因素。

其次在經濟要素方面，缺乏體育場地設施和經費投入。盡管在我國第五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中，與第四次普查數據相比全國體育場地占地面積增加了11．8億m。，場地面積增加了5．5億m，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增加了0．38m，人均投人體育場地建設資金增加了117．09元。每萬人擁有體育場地數增加了1．58個川，要想使我國社會體育達到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實現體育強國的目標，很顯然，這些數據相對于我們13億人口來說還是偏低的。

其三是政治要素方面，關于社會體育的法律法規仍是不健全的。《體育法》第4l條規定：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體育事業經費、體育基本建設資金列入本級財政預算和基本建設投資計劃，并隨國民經濟發展逐步增加對體育事業的投入。但在法律方面沒有規定如果未能做到對社會體育提供必要資金支持或比例過低時作何處罰，體育行政部門對侵占、破壞公共體育設施的行為并沒有執法權。這些都說明了社會體育的法制建設是不健全的，致使社會體育的運行缺乏相關法制的保障，可能導致社會體育運行安全方面的問題。

2．2．2社會運行系統方面的問題

即使社會實現了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但由于功能作為一種活動，常常是變動不居的，功能上的協調也是經常變化的。功能協調變動不居的特點也說明，社會運行總是處于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新的不平衡……的矛盾運動之中的。這表明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即使在社會良性運行的狀態下也存在一定的矛盾，那么，在中運行和惡性運行的狀態下會有更多的矛盾，這樣的社會運行肯定給社會體育系統造成不良的社會環境，也會制約社會體育各系統的正常運行和發展。

2．2．3轉型社會和遲發展社會方面的問題

目前我國社會正處在轉型加速期，在這種特殊的社會轉型時期，我國社會的運行和發展受到了轉型效應的影響。轉型效應是指由社會體制、社會結構等轉換的不同步性而對社會運行產生的影響和制約。這種影響和制約也會折射到社會體育系統之中，使社會體育的體制和結構的轉換受到制約，給社會體育的運行和發展造成障礙因素。從國際環境上看，我國屬于現代化起步較遲的國家，屬于遲發展國家之列，因此我國社會是一種遲發展社會n。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我國在國際經濟分工和競爭中會受到較多的限制，因此影響了社會的良性運行，一定程度上妨礙了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當然這種影響也會折射到社會體育系統之中，主要表現在妨礙我國社會體育與國際社會體育的及時與平等交流。

3消除妨礙社會體育運行和發展的障礙因素的對策

為實現社會體育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需要采取相應對策來消除這些障礙因素。

3．1積極面對和解決社會體育的主要矛盾

我們要承認并緊緊抓住現階段社會體育的主要矛盾，由于我們國家現在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決定了社會體育的主要矛盾。社會體育事業關系到全體國民的身心健康，是一項公益性事業，這個矛盾的解決關系到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所以要想解決這個矛盾就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由政府作為引導者，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共同發展社會體育事業，使社會體育日益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健身需求，進而消除社會體育運行中的主要障礙。

3．2增加體育人口和社會體育指導員的數量。規范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管理體制

在改變人們體育觀念的基礎上，是非體育人口通過社會體育的參與轉化為體育人口；在《社會體育指導員技術等級制度》和《社會體育指導員國家職業標準》兩個制度下同時發展兩類社會體育指導員，分清兩類性質的社會體育指導員，實現他們的統一化管理。

3．3解決體育場地設施的不足和增加社會體育經費來源渠道

充分提高現有體育場地設施的利用率，增加便民利民的體育場地設施。充分利用身邊的條件，因地制宜，因陋就簡，就地取材，開辟各種各樣的體育健身場所，自得其樂地開展體育活動閻。近幾年全國范圍內逐步興起和建設體育公園工程，有效地增加了體育場地設施；社會體育的經費來源主要靠政府財政撥款，除此之外，我們要不斷開拓其他籌資渠道，例如，社會贊助、社會集資以及社會體育自身產業的開發。

3．4完善現有的法制建設

針對當前法制中的漏洞，結合實際情況，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等規章制度，解決社會體育運行中的法制缺陷因素，使社會體育的運行和發展有充分的法律法規依據和保障。

3．5促使社會運行各系統的協調配合發展

社會運行總是處于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統一體中，要想正確解決這些矛盾，就需要社會各系統的協調配合發展。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各個社會子系統的改革應當保持同步關系，某一子系統的改革過分超前或過分滯后都會對改革產生不利影響。就某一領域看，單項改革必須由配套改革來支持。進而使社會大系統的運行給社會體育系統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而減少給社會體育系統帶來的制約和不利因素。

3．6解決轉型效應和遲發展效應的不利影響

針對轉型效應和遲發展效應給社會體育帶來的不利影響，我們要努力使社會體育的體制和結構的轉換同步和一致，盡量減少轉型效應的不利影響；在不斷提高我國綜合國力的基礎上，使社會體育的地位不斷提高，加強社會體育的影響力，逐步使我國走向體育強國的道路。

兩會論文范文6

當前較多的企業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還未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因而不能很好的構建現代企業制度，導致有些企業領導根據經濟利益需求而執行財務會計政策上有失公正。具體而言，有些中小企業的財務報表難以準確反映企業的經營發展狀況與資產信息，還出現會計信息披露不真實的問題，影響了財務會計信息的質量。另外，目前較多的企業都面臨著融資困難的問題，因而會以粉飾財務報表的方式增加貸款的可能性，這樣又使得會計信息質量受損。然而，在虛假財務會計信息出現的情況下，外部審計部門也未加強審計，審計質量不高，加劇了企業財務會計信息失真的問題。

2提高企業財務會計信息質量的優化策略

2．1不斷完善和優化企業財務內部控制制度

健全的財務內部控制制度是企業財務會計工作開展的有效保障。針對當前較多企業存在的內部控制制度不健全與無法落實的問題，筆者認為，企業要想提高財務會計信息質量，首先需要完善和優化財務內部控制制度。因此，企業要根據相關的會計法律法規制定適合于企業經營發展的財會制度，要建立內部審計機制、信息管理與整理制度等，通過內部控制的程序與方法規范財務會計人員的工作步驟，避免人為疏忽導致的信息錯誤，進而保障財務會計信息的質量。企業還要通過強化會計信息質量考核，使會計資料最大限度地體現真實性與完整性。最后，企業要進行對會計制度的理論創新，通過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而規范企業會計信息制作制度，以建立完善的會計工作體制，確保企業財務會計信息質量的真實與準確。

2．2強化會計信息質量考核

強化會計信息質量考核是提高企業財務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途徑，企業要加強落實會計信息質量考核，在考核的過程中，充分發揮負責人的主體作用，確保企業財務會計信息的優質。為此，企業可以通過制度的形式，約束和規范企業會計工作行為，使會計資料最大限度地體現信息的真實與完整。尤其在企業的關鍵發展時期嗎，財務會計信息質量更應該得到充分的保障。此外，企業財務部門負責人還需引導會計人員的工作，使其能夠按照崗位分工情況如實上報真實可靠的憑證；對于企業采購過程中，會計人員要最大限度的獲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并對其進行相應的賬務處理。

2．3加強財務會計信息化建設

現代社會已成為一個發達的信息社會，信息化技術在社會各領域都發揮出強大的功能效益，推動了各行業的發展。企業財務工作也應該與時俱進，加強財務會計信息化建設，促進財務會計工作質量的迅速提升。尤其在當前企業財務會計信息管理工作受到多種因素影響的現狀下，信息化建設能夠有效保障財務會計信息的準確性與實效性，還能促進財務會計信息使用效率的提升。現代企業應該加強引進現代化財務信息技術，加強財務會計管理工作中硬件與軟件的建設，為財務信息管理工作提供基本技術保障。與此同時，企業還應該加強信息化作業流程的制定，引導財務會計人員會計電算化的實施，進而保障信息化條件下會計基礎工作開展的質量。

2．4提高企業財會人員的專業素質

對于現代企業而言，提高企業財務會計信息質量的策略除了要落實相關制度保障外，在財務會計信息管理工作中，還應加強財務會計人員的素質建設。首先，企業領導要發揮引導作用，通過職業道德教育來端正財務會計人員的工作態度，強化其會計信息質量意識，使其認識到會計信息質量對于企業發展的重要作用，進而提升會計人員的工作責任感，減少會計信息弄虛作假行為的發生。其次，企業要積極開展會計人員的業務素質培訓，不斷完善會計人員的專業知識，提高新時期的會計電算化操作技能與基礎業務技能等，從而降低因專業素質漏洞引起的會計信息質量問題。

2．5優化企業的外部會計工作環境

企業處在當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其經營與發展受到市場經濟環境的巨大影響，為了提升企業的財務會計信息質量，還須不斷優化企業外部會計工作環境。一方面，政府部門要加強對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審核管理，加強對會計師事務所行業的監管，提升審計業務的質量，進而促進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提升。同時，政府還應該建立完善的企業信息共享平臺，促進企業會計信息的使用與共享，有利于企業財務會計信息的公開化與準確化。另一方面，金融機構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融資機構，要積極支持企業的信貸。對于技術創新能力強的中小企業，金融機構要積極給予信貸額度的支持，通過劃分企業的信用評級，而促進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提升。

3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