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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吟課件范文1
【關鍵詞】音樂課堂；探索；實踐
“用音樂裝點生活吧，相信你的人生會更美！”
這是在學生的成長手冊中我最喜歡寫的一句話。在與音樂朝夕相處的二十五年里，音樂帶給了我無窮的樂趣，它豐富了我的人生閱歷，提高了我的生活質量。當成為一名音樂教育工作者后，我更希望把這份快樂和幸福的感覺傳遞給我的學生，讓他們在輕松的氛圍中感悟音樂，讓美妙的音樂融入他們的生活。努力營造一個充滿美感、智慧與和諧的生命化音樂課堂是我一直以來追求的目標。
一、構建生命化音樂課堂勢在必行
研究表明，“高中生抽象邏輯思維能力急劇增強”、“他們的情感更加豐富多彩，逐步趨向深刻而穩定”、“自我意識也逐漸成熟”。①教育對于處在青年初期學生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形成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長期過重的學業壓力和課業負擔，如今相當多的中學生存在著精神發展狀態缺陷和不足的現象，甚至出現了與花季年齡不符的焦慮、壓抑與消沉。在社會媒體的影響下，他們過分關注流行音樂，對民族、古典音樂缺乏足夠的了解和耐心。此外，高中生常常在表達自己對音樂的感受時顯得困難重重；欣賞音樂時經常是被動聆聽，缺乏思考；缺少合作意識，喜歡以自我為中心。如此現狀，不得不讓人感到憂慮。
構建生命化課堂勢在必行。新課程倡導“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它蘊含了豐富的生命價值，為生命教育的開展提供了平臺。音樂課程是學校高中階段實施美育的重要途徑，本質是“人”的教育。音樂美育在“人的感性解放”、“人的情感塑造”和“精神人格的構建”等方面具有特殊作用。②因此，音樂課程應當在提高學生藝術素養，幫助學生逐步形成健康的審美觀，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促進學生全面、和諧發展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構建生命化課堂是新課程教學所要達到的一個終極目標。要企及這個理想境界，除了學校和教師，還需要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的配合。處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一定要樂于探索、勇于實踐、勤于反思，要善于結合學生的心理特點、實際情況，認真研究教材、教法，積極創新教學，形成生命教育意識，使學生真正從學校教育中受益。
二、構建生命化音樂課堂的方法和策略
音樂學科蘊含了豐富的生命教育內容，音樂教師要“充分利用和挖掘教材的豐富內涵，要尋找每個教育時機，發揮教育機智，把學科知識與人文精神巧妙結合起來以達到生命教育的最終目的。”③我很慶幸自己能通過“音樂”這樣一個充滿靈性和魅力的文化載體，來拉近與學生之間的距離。音樂課要在提高學生審美能力的同時，啟迪他們的智慧，豐富他們的情感，讓學生體驗生命的意義，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這也許就是音樂教育的真諦所在。
（一）教學內容的分析與設計
1.深入挖掘音樂教材內容中的生命內涵。
我校現用的是上海市高中試用教材《音樂欣賞》（上海音樂出版社），它從音樂美學的角度告訴學生：音樂的創作、表演與欣賞具有怎樣的規律和特點，音樂是如何表現對象和內容的，什么是音樂的美，音樂具有哪些特征，音樂的本質是什么，音樂與人和社會之間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涉及文學、哲學、歷史、藝術等方面內容，揭示音樂文化內涵，體現了新課程改革單一音樂內容的創新思路，符合高中生的思維發展的需要，具有豐富的生命內涵。
音樂中的自然——如門德爾松的藝術歌曲《乘著那歌聲的翅膀》和管弦樂《芬格爾山洞》，旋律優美、流暢，其音樂風格“傾向于安詳與幻想，抒情與明朗。他用肯定的態度對待生活與大自然，因此他的音樂具有光輝的色彩，優雅而溫柔。”④又如維瓦爾第《春》、約翰·施特勞斯《藍色的多瑙河》、格羅菲《暴風雨》……這些描繪性很強的音樂作品，時而清麗明快，時而雋永飄逸，時而恢宏壯麗，音樂形象生動，其強烈的色彩感，會激發出學生無限的想象力，喚起他們對大自然的熱愛與敬畏之情。
音樂中的情感——音樂是情感的藝術。“以情感人”的音樂能充實青少年的心靈，讓他們在享受音樂美的同時得到情感的滿足。歡快、激昂、抒情、莊嚴、詼諧、無奈、憂傷、悲憤……欣賞中，通過對音樂的審美體驗，進而產生合理的想象與聯想，我們能從音樂中感受到作曲家豐富的內心世界，并且形成各自獨特的情感體驗。音樂教師要善于引導學生，體會音樂中的高尚與純潔，讓情感得以升華。
音樂中的精神——音樂是歷史的產物，時代精神的寫照。像賀綠汀《嘉陵江上》、冼星海《黃河頌》、柴可夫斯基《1812莊嚴序曲》、法國歌曲《馬賽曲》、《國際歌》……這些優秀的音樂作品讓我們聆聽到時代脈搏的跳動，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意義深遠。永遠銘記歷史，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懷。
音樂中的哲理——無論是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中“從黑暗走向光明，通過斗爭走向勝利”的思想、李斯特《前奏曲》中對“人生是什么”的困惑與思考，還是柴可夫斯基《c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中“走出逆境，不斷奮進”的頑強斗志……這些充滿哲理的音樂語言，能有效喚起學生的積極思維，在音樂中開始思考人生的價值。
音樂中的旅行——乘著音樂的翅膀，我們可以走遍神州大地、周游世界各國，從《繡荷包》、《茉莉花》、《看秧歌》、《山野情歌》到《櫻花》、《伏爾加船夫曲》、《云雀》，從《流水》、《十面埋伏》到《小步舞曲》、《五個樂章》……音樂可以跨越地域、超越時空。通過了解不同民族、國家和不同時代、風格的音樂，學生可以開闊他們的文化視野，學會理解和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形成多元文化意識。
音樂家的故事——音樂欣賞時，我們總會提到美妙音樂的創造者，像巴赫、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華彥鈞……這些生活悲慘，但在音樂這個領域有著非凡造詣的音樂家們，他們的故事時刻告訴我們：苦難在人生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勇敢面對苦難，它能拓寬人的生命情懷，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2.選擇和補充生活化的典型音樂素材。
新課程的內容要強調“切實反映學生生活經驗，努力體現時代特點”，“改變學生學習生活和現實世界相脫節的狀況”。在有著優良音樂傳統的德國，就是“把音樂教育置于整個文化氛圍之中，以音樂為鑰匙，探尋音樂與其他姊妹藝術，從而理解本國家、本民族和其他國家的文化風貌，使音樂服務于提高學生的文化素質，成為學生現實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⑤
上海市高中試用教材《音樂欣賞》很好地體現了“以音樂為支點的文化教育”理念，透過大量經典音樂作品，讓學生在對音樂本體的學習基礎上，逐漸拓展到文化的外延。但在選材上有一定局限性，幾乎沒有涉及音樂與影視、音樂與戲劇的內容，還有在通俗音樂方面，顯得量少且過于陳舊，沒有體現與現實生活中音樂的融合，缺乏時代性特征。為了讓教學內容的安排更生動、更符合學生的興趣與需要，我做了以下一些嘗試。
（1）善于引用現實生活中的音樂素材，加深學生對教材內容的理解。
例如第一單元“民間流傳而成的音樂作品”。這節課的知識要點是通過欣賞不同地區、風格的《繡荷包》、《茉莉花》等民歌，使學生懂得民間音樂是人民大眾集體創造的成果，它與民俗風情、地域文化密切相關，并知道民間音樂“流傳性”和“變異性”的特點。在聽賞實踐環節我增加了“綠箭”口香糖廣告和“世博”宣傳片的內容。前者成為了課堂的一個小興奮點，學生驚訝地發現民間音樂其實離我們并不遙遠。而后者則讓大家再次重溫了那激動人心的壯麗場面，優美抒情的《茉莉花》旋律化為了氣勢磅礴的管弦樂，帶著大家一起憧憬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熟悉的作品讓學生牢牢記住了民間音樂的兩大特點。可見，教師要留意搜集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音樂，并將它們靈活地應用在教學中。這既保持了音樂課的新鮮度，又能夠加深學生對教材中知識點的理解。
（2）及時抓住中外音樂界的熱點，適時補充教材內容。
CCTV音樂臺、上海藝術人文頻道和《音樂周報》是音樂教師了解當今中外樂壇新動態的窗口。我們要及時把音樂界的重要事件傳達給信息渠道相對單一的學生，使音樂課顯示出“與時俱進”的特點和深厚的文化內涵。例如“青歌賽”。自從1984年第一屆大獎賽開始，優秀的歌手和作品不斷脫穎而出，它可謂是中國樂壇最重要的賽事之一。然而知道它的學生卻寥寥無幾。“原生態”是2007年“青歌賽”的一大亮點，我就在課上增加欣賞了蒙古族“呼麥”、新疆“木卡姆”、侗族大歌……這些奇特的民間藝術珍品，讓學生大開眼界，知道了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年的“青歌賽”引入了“合唱”，參賽隊水平之高超令世人贊嘆不已，學生也完全被這種表現力極強的人聲演唱所折服。令我欣慰的是他們已經感受到合唱的巨大魅力，在英國“國王合唱團”來滬演出期間，主動要求我在課上播放他們的演唱錄像，并對其表演進行了點評。事實證明：學生并不完全排斥民族和古典音樂，有時只是因為“不了解”。 只有讓學生“知道”了，他們才會去“關注”，進而引發對不同音樂的“廣泛興趣”和進一步的“了解”，由此產生音樂學習的動力，提高音樂欣賞的品位。
（3）巧妙利用“跨界”音樂，拉近學生與民族、古典音樂的距離。
“跨界”是近年世界樂壇流行的一個現象。無論是用流行音樂的表現方法演繹古典音樂，還是用古典音樂的表現方法演繹流行，或自創一些融合古典與流行曲調的曲子，跨界音樂融貫古今，比起流行音樂更內斂，較之古典音樂又更為活潑。課上我經常會利用一些“跨界”音樂導入民族或古典音樂的學習，像女子十二樂坊、曾格格和馮曉泉、陳美、古典辣妹、馬克西姆、馬友友、莎拉·布萊曼、安德烈·波切利……等演奏家和歌唱家的創新之作，學生常會顯示出濃厚的欣賞興趣，教學效果之好出乎我的意料。音樂教師要為他們打開通往斑斕音樂世界的大門，做他們的音樂領路人。
（4）合理借鑒其它音樂教材，有效拓展教學內容。
以我區為例，現在高中音樂課使用的教材有三種：1、上海音樂出版社的高中試用教材《音樂欣賞》2、上海音樂出版社的高中《藝術》（試驗本）3、由教師自編的校本教材。二期課改至今尚未有一本統一的高中音樂教材，這說明所有的試用教材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再者教材是編寫者提供給教師的一個“范本”，它是教學的一個載體，作為教學第一線的高中音樂教師完全可以根據學生與自身的情況靈活地運用現有的教材，在尊重現用教材大綱的基礎上進行選擇性、拓展性教學。比如適當引進原生態民歌、爵士樂、音樂劇、影視作品等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關的音樂，可以開闊學生的欣賞視野，有利于學生在音樂學習上的可持續發展。
總之，教學內容關注學生的需求，是生命化音樂課堂的重要體現。它能激發學生的學習欲望，在絢麗多彩的音樂環境中，感到“學習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要讓學生充分地融入課堂，讓音樂教學更好地促進學生音樂智能的發展，還需要教師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以“聽動互補”為原則，增強學生審美體驗，提高審美能力，實現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滲透生命教育。
（二）教學方法的選擇與運用
“對于不辨音律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音樂對他來說不是對象。”——馬克思
1.討論歸納法、比較鑒別法
進行音樂欣賞時，教師要重視問題情境的創設，讓學生在感知音樂要素的基礎上，充分體驗作品中所表達的情感，展開合理的想象與聯想，在討論中啟發學生，感悟音樂中的生命意義。如“跨越美丑唱真愛——音樂劇《巴黎圣母院》”一課。我嘗試讓學生從演員的音色、表演、旋律風格、歌詞、演唱形式、舞蹈、布景、道具、燈光、造型等多種角度進行音樂劇賞析。在欣賞《襲擊圣母院》時我設計了這些問題：這是一首兩聲部的合唱，你感到的是哪兩種力量的對抗？劇中的黑衣人是誰？活動的柵欄具有什么象征意義？在知道故事結局之后，請學生自由發表看法：在你心目中，卡西莫多是個怎樣的人物？你如何定義美與丑？雖然教學內容對于高一學生來說具有一定難度，但是在問題情境的逐步引導下，他們完全能夠感受人物的內心情感，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體會音樂作品中所揭示的人性美和反封建的深刻主題。
比較也是音樂欣賞中經常采用的一種教學方法，它往往能引起學生更多理性的思考，培養對音樂的鑒別能力，提高音樂審美能力和趣味。
2.即時教學法、談話交流法
教師要善于抓住課堂上隨機出現的一些關鍵問題，采用平等對話的方式，與學生交心，關愛、尊重、相信學生，鼓勵他們在學業上的不斷進取。例如：有一個高一女生A在欣賞到古典音樂時總會出現一種極其厭煩的表情。事后我了解到：原來這個女孩從小就被熱愛古典音樂的父母逼著學習圓號。枯燥、嚴厲的多年訓練讓她漸漸地對古典音樂產生了反感情緒。到初二考出圓號十級時，她已經對古典音樂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可見，在家長和教師的重壓之下，孩子雖然通過機械的重復練習掌握了一定的技巧和曲目，但從教育的整個過程和最終結果看，卻付出了孩子情感的巨大代價。面對這樣的學生，教師必須付出愛心與耐心，進行及時溝通，化解心結。雖然情感修復是個漫長的過程，但是我相信，隨著對藝術的進一步的了解，她一定能愛上古典音樂。
3.鼓勵引導法、探究發現法
音樂教學離不開實踐活動，通過實踐活動可以讓學生獲得親身的音樂體驗，鼓勵學生在歌唱、演奏、創作、表演中建立自信，抒發內心情感，展現自我風采。教育要挖掘學生的潛能。音樂教師要善于觀察學生，研究學生的愛好、個性，因材施教，在唱、奏、跳、演、賞、創方面給予積極地指導。
4.親身體驗法、欣賞指導法
合唱經常是一種長時間聽覺、聲音的枯燥訓練，需要犧牲自我，需要有堅強毅力。音樂教師可以有意識地培養學生吃苦、合作的精神。通過親身感受體驗挫折，讓他們逐步認識“和諧”是合唱的最高境界，培養合作意識。
在課外，有意識地培養學生在音樂上持久的愛好，為他們提供各種音樂書籍、音像資料，并進行閱讀、欣賞指導，讓他們不僅能夠熱愛音樂，而且還能夠博愛音樂，成為具有一定音樂文化修養的現代人。
（三）教學評價的反思與改進
傳統的觀念把教學評價單一地理解為老師對學生的“考查”，具有片面性與狹隘性。任何教學活動都是一個師、生雙向交流的活動，音樂教學評價也是如此，它包括教師教學評價與學生學習評價兩個方面，兩者互相滲透與影響。及時、正確的教學評價對教師教學水平、學生學習能力的提高起到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
1.教師教學評價的反思與改進
除了少量公開課、隨堂課教學中教師能夠得到同行的指導外，日常教學中教師主要采用的是自我評價的方式對教學進行反思與改進。這種單向評價往往帶有主觀的色彩，它過于注重教學計劃的實施，而忽略了我們教育的對象——學生的真實感受。
新課程背景下，教師必須從教和學不同角度，采用課內外相結合的觀察與交流方法進行教學反思，對教學的有效性進行積極探索和研究。比如我校采用錄像技術進行的課例研究方法，就是將教師從“如何教”的視角轉化到學生“到底學到了什么”的實際教學效果上。把常態課的視頻資料轉化為文本信息，教師可以從課堂的每一個環節、自己的每一句話語、學生的每一個反應、回答出發，仔細觀察課堂，在教學目標的落實、教學內容的安排、教學方法的運用、教學活動的組織等方面進行研究與分析。在此基礎之上，結合先進理論學習，不斷改進與完善課堂教學。課余時間，教師可以經常與學生進行交流，要尊重學生的音樂觀點，了解學生對音樂課的感受與想法，及時調整教學內容與方法。新時代的教師，只要肯在細節上下功夫，勇于探索創新，勤于實踐反思，課堂一定能閃爍出智慧、靈動的火花，學生也一定能在精彩而且真實的課堂中受益。
2.學生學習評價的反思與改進
《課標》中指出：“學生學習評價應以音樂課程目標作為準繩，以音樂基礎能力為基點，在審美情感與審美實踐兩個方面進行評價。”
（1）采用激勵性評價機制，實現從重結果到重過程的轉變。
心理學家發現，在課堂上，學生普遍存在著對教學評價的緊張、焦慮的情緒，一旦學生在自我價值、能力方面獲得了正面評價，他們就會受到極大的鼓舞，進而產生積極的學習心態，反之就有可能使學生萎靡不振。筆者認為，只要學生認真、主動參與到音樂教學和實踐活動中，教師就要給予肯定的評價，承認他們在音樂學習上的點滴進步，讓學生在音樂學習領域有足夠的自信，從而激發他們學習音樂的興趣。學習態度必須作為學期總評的重要依據，包括課上認真聆聽音樂作品、善于傾聽他人感受、大膽表達個人觀點、積極參與課內外的音樂實踐等各個方面。因為跨班較多，周課時數少，音樂教師可以每次著重觀察5-8位學生，課上及時表揚、鼓勵或指正，課后做好記錄，同時在各種藝術類活動中觀察學生的表現。
（2）采用不同側面的評價方法，綜合考查學生的音樂能力。
高中音樂課以欣賞為主，教師可進行階段性的書面測試，考查學生對音樂的審美能力和鑒賞能力。內容可涉及各種音樂知識，如聽辨器樂和人聲音色、樂曲的節拍和節奏、樂曲的主題、表演形式和音樂風格、調式等，也可以論述題的形式闡述對音樂作品的理解與認識。
當然，由于音樂學科的特殊性，教學評價不僅要面向全體，還必須注重個性的發展。不同的學生有著不同的音樂傾向，可表現在唱、奏、跳、演、賞、創等各個方面。每個學期可安排一次音樂技能測試，給學生自由選擇的機會。教師要善于發現學生的音樂特長，幫助他們克服心理障礙，為他們提供展示的舞臺，同時給予必要的指導，做到全面客觀地評價每一位學生，以此促進他們音樂智能和個性的發展。
（3）采用師評與生評相結合的評價方式，重視學生的參與。
由于學生的充分參與，這種評價方式能夠增強評價的民主氣氛，有利于相互學習，提高學生音樂評價能力。它可以運用在音樂技能考查中，根據教師制定的評價量表，由教師和學生共同打分，根據學生互相（小組）評價、自我評價、教師評價的結果綜合評定成績。
三、構建生命化音樂課堂的注意事項
（一）落實“以音樂審美為核心”
音樂是音響的藝術。音響的變化需要靠聽覺去辨別。訓練一雙“音樂的耳朵”，培養學生的音樂審美能力是音樂教育的關鍵，也是構建生命化音樂課堂的前提條件和基礎。如果沒有對音高、力度、速度、節奏、音色、和聲等要素的正確感知，欣賞者是無法對音樂作品進行深入體驗的。要充分認識音樂的形式美與內容美，體會音樂中的生命內涵，獲得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欣賞者必須提高其音響感知、情感體驗、想象與聯想等綜合素質。因此，審美體驗仍是音樂學習的重要內容。
（二）做到“少說教、多感悟”
高中生容易帶著一種懷疑和逆反的情緒來對待教師告訴他們的東西。為了讓學生的感受更真切、更深刻，課堂要實現從說理教育向感悟教育的轉變，運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手段，以音樂為中介，傳達情感、交流思想、培養興趣、樹立信心、鼓勵創新，建立融洽的師生關系。
（三）注重教師自身生命教育素養的形成
音樂教師要具備對音樂的熱愛、對教育事業的熱情、健康的心理素質和一定的研究能力，不斷學習，形成生命教育意識，提高生命教育能力。
教師、學生——同樣在經歷生命歷程的生命個體，教育是我們的精彩生活，在大量知識與技能的背后，教育應該帶來更多的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這也許對于教師、學生的意義更大。讓我們共同追求、創造自由、和諧、幸福的生活！
參考文獻：
[1]曹理、何工編寫，《音樂學習與教學心理》，上海音樂出版社，2006年1月，P90-91.
[2]馮長春主編《音樂美學基礎》，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P224-225.
[3]陳虹，高中生命教育探微，選自《江蘇省教育學會2006年論文集》，P1-6.
化石吟課件范文2
關鍵詞：小學音樂 互動式 教學
音樂是欣賞的藝術，音樂教育是以審美為主的教育，音樂教學是讓學生通過聆聽和欣賞音樂而獲得一種健康高尚的審美活動。音樂教學不僅是一種審美活動，也是實施新時期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新課程改革給小學音樂課教學帶來一股春風，但在音樂課堂教學中仍然缺少師生互動的現象。
一、構建互動教學模式。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
教育理論家曾經指出，如果學生的學習是在被迫的情況下而接受，就會出現對需要掌握的知識進行抵觸而不愿意接納的現象，只有對一件事情存在濃厚的興趣，才會取得成功，才能實現創造，學生才能體會到學習音樂的樂趣。在音樂課堂教學中，采用互動式教學模式，可以極大地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例如：在教學《讓我們蕩起雙槳》時，就可以不采用傳統音樂教學方法，而是調動學生的多種感官的參與到其中來。先讓學生朗讀音樂課本中的這首詞，然后用多媒體視頻播放，欣賞歌詞中作者喬羽筆下描寫的情景，通過這些多媒體課件的欣賞，讓學生認識藍天、白云、紅墻、小舟等景物，為什么要被歌頌。然后介紹作者濃厚的鄉音鏗鏘有致，言詞幽默有趣，加上他言語間的手勢動感明快，給人留下神采奕奕，精神矍鑠的印象。喬羽幼時受其父文學熏陶，4歲時已能識字三千，《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一一會讀，這樣充分調動學生的視覺和聽覺器官，可以擴大音樂視野，更直觀地讓學生理解音樂，同時抓住了學生的注意力，發揮他們的想象力去感受音樂，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先從讀懂音樂開始，然后才能感知并接受之。
二、營造互動教學情境。促進學生相互交流
傳統的教學方式忽略了理解和感悟，音樂新課程標準明確提出，在教學實踐過程中要引導學生以音樂為媒介，加強與他人的合作交流，增強協作能力和團隊意識，培養集體主義精神。音樂是人們在交往中和情感交流中的表現形式，通過音樂的教學實踐活動，培養學生相互尊重的群體合作意識，對培養學生個人素養和品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音樂教學中，學生通過參與合奏、合唱、器樂表演、舞蹈、競賽、話劇編演等不同形式的活動，使之融入群體，鍛煉互相之間團結協作的意識，增強集體主義觀念，音樂教師可以利用一切可以營造音樂活動的形式去達到教學目的。例如：在學習《豐富民間器樂》時，就用鼓、鑼、镲這些簡單的打擊樂器讓幾個學生演奏一段打擊樂小合奏：在《京劇》這節課中，可以表演《智斗》中的幾個典型人物并能夠演唱幾句經典唱段：在《古樂神韻》這節課中，可以讓學生隨鼓樂的節奏做簡單的舞蹈動作。靈活多樣、寬松和諧的教學情景活動不僅能夠把音樂的各種旋律融入課堂，而且可以促進學生主動的互相交流與溝通，培養學生的集體主義精神，促進他們健康地成長。
三、互動面向全體學生。開發學習音樂潛能
在小學音樂教學過程中，為讓學生有參與各種音樂活動的機會，從中獲得感受美、鑒賞美、創造美的機會，提升健康的審美情趣，可以讓小學生在音樂實踐活動中不斷發現自己、展示自己，進一步激發他們在學習音樂中的潛能，做到教學面向全體學生，讓全體學生人人參與互動。例如：在欣賞《盼》時，可以引導學生認真聆聽這段音樂，并根據學生的各自需要，組織大家查找有關《》的視頻、文字、圖片等歷史資料。也可以組織學生參加不同形式的演唱會，或組織學生一起討論《盼》的藝術價值，討論音樂家對中國音樂事業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等。教師只作為引導者、組織者、參與者。這樣的音樂欣賞教學方式和活動，能突破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模式，而是一種以學生為主體，師生之間互動，學生合作探究學習的教學模式，而這樣的教學模式更適合學生主動參與、合作學習的需求。這種教學模式也關注了學生個體的差異，使每個學生在欣賞中都能體驗音樂學習活動，共同享受音樂給我們帶來的快樂。
四、營造和諧互動氛圍。獲得審美情感體驗
化石吟課件范文3
關鍵詞：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學科建設；洛秦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172（2013）04006209
緣起
2005年初冬，人類學家莊孔韶教授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學，內容是介紹使其蜚聲海內外的關于四川小涼山彝族宗族祭祖儀式戒毒的民族志電影《虎日》[1]的建構。席間筆者詢其編著的在國內很有影響力的《人類學通論》[2]（2002）中音樂人類學章節缺失的緣由，莊教授只說再版時請洛秦教授補寫。但是一直到2011年洛秦教授編《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3]（以下簡稱《導論》）出版，還是沒有見到忝列“音樂人類學”章節的《人類學通論》修訂版。缺失的緣由是人類學家囿于音樂研究的專業技能望而生畏的習慣性放棄，還是國內民族音樂學研究缺乏與人類學界必要的學術溝通與交流？音樂學者去做人類學家的研究很是鮮見，而人類學家說說音樂的事兒還真有如彭兆榮[4]等鳳毛麟角的代表。對于人類學知識的缺失或說渴求已使當下一些音樂學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到人類學院所讀博士和做博士后等，這屢見不鮮的事實昭示人類學對音樂研究的影響在逐漸加強。
《人類學通論》沒有“音樂人類學”章節，使號稱研究“人類文化”的人類學在實踐中繞道音樂而露出了人類學（者）研究文化的“軟肋”。但《人類學通論》的出版，體現了20世紀初以來近百年間從林惠祥、吳文藻、許烺光，到、林耀華先生等學者前赴后繼的學科貢獻，并吸收借鑒了國內外最新的人類學研究成果，將許多新興的、成長的人類學領域如歷史人類學、影視人類學、醫學人類學、都市人類學等分支學派納入書中，召集全國學界三十余名中青年精英參與編寫，反映了學科成熟的團體風貌和后勁迅猛的學術勢頭。洛秦教授編的《導論》出版對于民族音樂研究領域的影響與莊孔韶教授主編的《人類學通論》出版對于人類學界的影響，有異曲同工之妙，并因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特殊發展背景而彰顯重要的學科品格。
一、《導論》主要內容及結構
《導論》“編者前言”相當于簡短的“序”，是一個謙和的編輯動機言說。在以Ethnomusicology即音樂人類學（或稱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實踐的低調敘述中，凸顯了一種務實和樸實的、和風細雨的學術品格。面對國內音樂學術界對音樂人類學認識的褒貶不一的現實，“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表明了一種務實研究的實踐作風而不是空談，有著“實干興邦，清談誤國”的當下旨趣，也力圖避免空談論爭的浮泛。“編者前言”斷判王光祈將比較音樂學引入開啟音樂人類學中國實踐的萌芽，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南京民族音樂學術會議是音樂人類學正式登陸中國的“標志”，由此至今的三十年間基本實現與國際學術界的同步對話和交流，完成了基本的學科建設框架、積累了中國初步實踐經驗。輕描淡寫之間，掠過多少學科成長的步履維艱。隨后是同類少有的“學術及編寫凡例”，以及洛秦、蕭梅、薛藝兵、楊民康、宋瑾、管建華、湯亞汀、齊琨、胡斌、黃婉、吳燕、徐欣、莊曉慶和張延莉等14位作者簡介及生活近照，表明編寫規范和對合作者的尊重及推崇，增強讀者對書著的感知和把握。
全書主體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學科發展歷程”是本書歷史性素描，以單一的章節“第一章，音樂人類學的歷史與發展綱要”為題，分別從19世紀前，19世紀，20世紀初、中、晚的西方音樂人類學的發展歷程描述以及中國人前后的跟進與實踐，這個線性素描勾勒了音樂人類學的昨天、今天以及對明天的展望，特別是清晰敘述西方音樂人類學的歷史脈絡后，作者巧妙地處理與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和民族音樂研究的關系，使用“人類學的中國實踐”一詞，如同使用“中國特色”一樣，消解和包容了學術上不必要的排外和內耗的可能。可以說，“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的提法是洛秦教授獨具匠心的創作，是在多年游歷西學之后結合中國本土經驗的智慧結晶。他兼顧當前中國音樂學術界對Ethnomusicology或稱民族音樂學（傳統音樂或學問或學科）或稱音樂人類學（人類學之音樂研究）的認知和考量。
主體之第二部分“理論與方法”共有六個章節。第二章“音樂人類學的性質和學科名稱”在介紹Ethnomusicology譯名的多種論爭之后，對于這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采取兼容并蓄的思路，化解了糾結著三十年來學術界因對民族音樂研究之熱愛的、觀念史問題之貢獻。而這種貢獻和熱愛有學術路徑“民族”化的文化標簽式的情結，也有趨于構建中西合璧的良苦心智使然，亦有人文大學科構建的抱負頂真。見仁見智，諸多的名號逐漸歸為“民族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之別。作者在談音樂人類學“學科”的話題中觸及到了學科的硬傷，在闡明音樂人類學主要研究活態音樂事件和口傳音樂以及音樂作為文化的研究的性質后，坦然說了“音樂人類學”是一種非學科的“觀念、思維和思想”（46頁），這的確需要勇氣和智慧。而我們的音樂人類學在邊界膨脹之后如何重新建構洗牌？作者留下一個緩沖帶——加了一個附錄：《稱民族音樂學，還是音樂人類學——論學科認識中的譯名問題及其“解決”與選擇》，既然是“學科認識中……”，自然暫時可以沒有定論。
第三章“音樂人類學的實地考察”開宗明義，馬林諾夫斯基在對特羅布里恩德群島田野調查模式及其《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為科學民族志誕生的標桿，彰顯著音樂民族志學習人類學文化民族志范本的風向。不過，鑒于國內音樂學術界解讀Fieldwork的現實，人類學界習以為常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s）變成了被音樂學界些許認同或從眾理解的“實地考察”，以求國內音樂界對非“田間野外”的風雨橋、游方場、堂屋唱等民族尊重的語言性規避，畢竟國內的傳統音樂研究不是建立在迥然各異的他文化的基礎上，而是深深扎根于情同手足的民間情誼的血肉文本書寫。而第四章“音樂民族志寫作”從人類學“民族志”（ethnography）說到“音樂民族志”（Music Ethnography），雖說廣泛意義上任何記錄族群文化的材料都是民族志，但具有學科方法品格的民族志是居于個體田野工作經歷的個人著述，其學理淵源是西方人類學的田野書寫，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官方修志的“地方志”“民族志”“音樂志”“民族音樂志”的集體性志書以及個人游記大相徑庭。而作者在打開“音樂民族志”與“民族音樂志”的糾結后，用人類學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與“闡釋”利器，再度闡明“音樂民族志”所應有的人類學底蘊，也體現由音樂記寫（“淺描”）向音樂闡釋的“深描”的強調。
第五章“音樂人類學的觀察與參與”在“主位-客位”和“局外-局內”的方法與視角的敘述中，讓我們感覺到音樂領域研究如同馬林諾夫斯基“庫拉”交換研究形同“經濟人類學”（經濟的人類學研究）、格爾茲研究巴里島人的斗雞看到法律人類學（法律的人類學研究），音樂研究有作為人類學部類意識之感（在這里我們不必論爭Ethnomusicology前世今生的異同，只是此地共時性的“音樂人類學”認知）。作為類同于人類學的部類研究，第六章“音樂人類學的記譜與分析”和第七章“樂器文化學與樂器分類”使我們頓時明白了為什么從事人類學研究的一群人，面對包打天下“文化”研究抱負的人類學理想，卻不得不舍去這塊蛋糕。因為涉及音樂本體的研究，需要非常專業的音樂知識和技能，而這些知識和技能不僅僅是符號闡釋，而且也是個人音樂技能的考驗。作為音樂的民族志，音樂本體是躲繞不開的攔路虎，記譜就是一個基本研究的試金石。記譜不僅需要知道記譜的符號，明白表達什么意思，還要會讀譜，知道寫的是什么，最后，還要有音樂的理論水平，根據記譜和臨場體驗，分析音樂本體，這就必須是音樂的專業表達，[美]彼得·基維（Peter Kivy）在《純音樂：音樂體驗的哲學思考》一書的《導言》中非常精辟地說道：“在所有美的藝術中，音樂是唯一一門擁有了專業知識和專業詞匯才能跟‘學者對話’的一門藝術”[5]。由于需要較為專業的知識，就把這種人類學的音樂研究獨立出來，起了“音樂人類學”的名稱，而很多不以關注音樂為己任的人類學著作，遇到歌舞也就一帶而過，不做仔細的研究。事實上，一個社區，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音樂的存在，至于人類學家是否研究音樂本體（能否研究是另一個話題），就由課題的需要決定了。作為音樂人類學者即便是研究音樂文化事項，最后的落腳點也不一定是音樂本體，也可能是音樂作為藝術門類或作為文化門類體現出來的特點或啟示。
主體之第三部分分為九章。這一部分主要編寫了當前音樂人類學研究的新方法和論域，體現了《導論》并非重復“概論”的與時俱進思想，讓我們及時跟進音樂人類學的學術前沿，而不僅僅是“音樂人類學概論”式的基本概念普及。
第八章“‘新史學’視野下的音樂人類學與歷史研究”介紹了西方音樂人類學研究中的“新史學”傾向，并以“附錄”的文本佐證音樂人類學研究中的歷史經驗參與。傳統的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以研究無文字民族和口傳文化為旨趣，其歷史維度先天貧血，沒有記載或缺少文獻，使得共時研究成為必然的選擇，因此遭遇了歷時性缺失的譴責。時過境遷，今天的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研究，不僅蒂莫西·賴斯（Timothy Rice）在《關于重塑民族音樂學的模式》[6]（1987）中借用格爾茲針對儀式研究提出的“歷史構成、社會維護和個體適應經驗”分析觀念對梅里亞姆（Alan P. Merriam）的“概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進行改造，理論化地對音樂人類學提出了歷史維度的研究要求；而且要求共時性與歷時性并重，這意味著音樂人類學研究從無文字族群向高文化研究的拓展和邁進。只有這樣，無文字族群文化的泛歷史或口傳歷史的研究在文明社會中才有了根本性的轉型，“附錄”的昆劇研究成功例證就是漢族文獻豐富的注腳。人類學化的歷史學互文性研究使歷史研究部有了當代的烙印，凸顯了個體對歷史的感性認知，如作為“新史學”代表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7]，[美]柯文把發生在中國晚清時期的“”在歷史不同時空中的認識和解讀進行挖掘，體現了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的巨大人文價值。歷史學化的人類學研究彰顯了人類文化的時空底蘊，全球化的時空沒有了“異樣”的他者，音樂人類學的研究沒有理由置之度外，而更應跟進當下，走向更加立體化的歷史視角。
第九章“城市音樂人類學”不是音樂研究的中國式“農村包圍城市”宣言，而是從農村到城市的研究視閾的擴展。城市音樂人類學也不是作為一個學科的添設，而是學科歷史轉型的一個論域。誠如上文所說，現代化過程中“全球化的時空沒有了‘異樣’的他者”，封閉的社區已經不復存在，不管是對于現實中國的研究者難以作實際居住式的參與觀察而變通作“家門口的田野”，還是學科跟進現代社會社區多樣化音樂活態的現實，拓展學科邊界包容日新月異的城市音樂如搖滾等非藝術音樂的即興表演活動，失去了藝術審美尊貴地位的城市音樂生活在不同價值指向的牽引下進行著平俗的展演，或服務于政治的布道，或歌頌于企業的投機，或從眾于市民的戲虐，或認同于紈绔的宣泄，換言之，與主流話語大相徑庭的社會音樂活動層出不窮，并因城市巨大的人力資源而甚于鄉村的變化，內特爾1978年寫的《八城市音樂文化：傳統與變遷》“前言”[8]說，財富、權力、教育、職業分化、人群整合、民族交融、文字傳媒、貧富差距等問題以及生活樣式的繁雜使得城市化過程中來自各地不同的音樂風格和體裁匯集導致的文化變遷吸引了學者將目光從鄉村城鎮轉向城市音樂文化生活，同時城市音樂人類學的研究也可以更好地借鑒和實踐“新史學”的研究方法。
第十章“象征主義和音樂符號學”和十一章“儀式音樂研究”，前者主要是一種研究觀念和方法，后者主要是一個研究領域和論題。它們都因音樂語言的關聯而分別與象征、符號、結構及儀式搭上不同的關系。作者不辭辛苦，在仔細梳理這些理論的來龍去脈后，最后落腳在中國的實踐現實上。第十章說明了象征理論和符號學在音樂人類學研究前景以及中國實踐，而第十一章則從宗教儀式的角度敘述了儀式音樂研究的理論視野和中國經驗的創新拓展和豐碩成果，全面地介紹我國儀式（宗教）音樂研究的不菲成績。
十二章“文化相對主義與音樂人類學”追述了“文化相對主義”產生的歷史過程，并對其應有的學理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梳理，對于初入人類學門檻的研習者，具有很好的引導作用。“文化相對主義”是一個聚訟不已、欲說還休的話題，其產生本身就是“歐洲文化中心論”流布的悖論（副產品），也是人類學（音樂人類學）洗心革面的產物。對于西方學術界，服務于殖民時期的文化中心論（源于進化論）在二戰后紛紛獨立的民族國家和地區沒有了市場，文化相對主義恰好成為了人類學學者反思性研究的方法和利器，既解決了與作為田野工作對象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相互關系，又成為發展中國家和人類學者民族文化自我認同的理論根據。問題在于，強調文化相主義的人類學在取得重要研究進展的同時，卻留下一個難以釋懷的癥結，即作為進化結果的人類族群，自從殖民時期以來打破族群邊界躋身共時性世界空間，人類社會文化能否回歸歷時性的坐標體認？同智力文化的個體差異是可以相對而論，而不同智力的文化是否還是必須有一個普同性價值判斷？既然唯物（生物進化與社會進化）進化必然快慢有異，又何以判斷非同智力及其文化？無論如何，“文化相對主義”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價值觀，對于推動西方學術界和非西方學術界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的發展找到了共同的價值支點，極大地推動了學術的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
十三章“社會性別與音樂”和十四章“音樂人類學新研究，‘離散’音樂文化”是一種新研究視角和論域，也是我國音樂研究的薄弱環節。“社會性別與音樂”的問題是隨著20世紀70年代女權主義的興起而出現的研究視角，實際上作為文化的音樂在被研究時，往往忽略性別角色的問題。“樂者為和，和則相親”（《樂記》），享樂向來是男子的特權，也因此音樂研究中的性別視角會因為男權社會思想的影響而簡化為忽略女性聲音的單一呈示，女性操演音樂文化的把控又往往附屬于男性權力的需要，難有獨立話語權去拒絕男性知曉甚至是參與。只有個別的音樂可以從社會性別文化去關注，往往也是那些作為非主流文化而活躍在女性邊緣話語圈中的亞敘事，如中國婦女的“哭喪”“哭咒”和“哭嫁”三哭等音樂文化，值得從性別的角度去加以解讀。女權主義在音樂人類學中的應用在于提示我們從女性角色的角度詮釋音樂，為傳統的音樂研究拓展新的研究路徑和視角。“離散音樂”研究也是近年來逐漸為人們關注，其中“飛地”音樂文化現象在中國為人們關注是因為1979年至2009年《中國民族民間十部文藝集成志書》編撰中大規模地毯式的音樂調查，但由于集成編撰工作的艱巨和離散文化缺少理論指導，所以沒有很好取得“離散音樂”研究的成果。但隨著21世紀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城市里聚集某地某些“離散”族（人）群和“離散”文化的存在，使“離散音樂”文化研究成為一個與時俱進的現實。上海音樂學院已開研究風氣之先，取得了“離散音樂”文化研究的初步成效，不管是拓展音樂人類學研究的領域還是佐證國家文化策略的建設，“離散音樂”文化研究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
十五章“音樂人類學視野下的多元文化教育”介紹了北美人類學家參與音樂教育合作的源流，并在多屆國際音樂教育學會會議上發表了影響深遠的發言，使多元文化教育價值得到世界范圍內認同，特別是1994年著名音樂人類學家內特爾（B. Nettl，1930～）參與起草和主稿的國際音樂教育學會《為世界范圍音樂教育倡議的信仰宣言》和《關于世界音樂文化的政策》兩個政策性文件，佐證列舉了1996年出版的由[美]杰·托德·提頓（Jeff Todd Titon）主編的《音樂世界》、1999年出版的由眾多音樂人類學家參與的遠程電視教材《探索音樂世界》和2003年出版由內特爾主編的《世界音樂概覽》等三本多元文化的音樂教材。為音樂人類學的多元文化教育價值在世界范圍內的推行，增添了新的出路，而且也為和諧世界程序的建立提供了豐富的教育資源和人文給養。
第十六章“后現代思想與音樂人類學”把音樂人類學放到后現代文化語境中，從后現代文化哲學思潮的角度，對音樂人類學遭遇的可能性影響做了廣泛的關注和大膽的預測，在學科邊界和特定情境的悖論中審視音樂人類學，提出了中性化研究的走向。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研究現存文化，并與民族民間的傳統活態文化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的非后現代性是否可以移植后現代人文思潮的方法和觀點？作為《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9]和《寫文化》[10]之后的人類學特別是音樂人類學，很難與“—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接軌并繼續，當下主體敘事的傳統性使然，后現代思潮對音樂人類學的影響依然猶抱琵琶半遮面。遭遇敘事危機擠兌的人類學，是否能夠在對音樂的描述敘事中輕松地采用浪漫的筆調和奇特的結構整合田野的材料？走進日常生活的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與后現代思想有多遠距離，本章促使我們思考。
該書主體部分的十六章之后有長達78頁的三個附錄：附錄一是《西方音樂人類學家簡介》英文原文，有37位西方音樂人類學家的簡介；附錄二是375篇西方音樂人類學英文原著的參考書目及推薦閱讀書目；附錄三是中文類音樂人類學的276篇論文、57部著作和13部譯著等參考文獻及推薦閱讀書目。
二、《導論》的編寫特點
《導論》不是一個概論性的教材，而是引導年輕學人入門現代音樂人類學的專業向導，其所涉獵的學術思想和理論譜系極其豐富。此書編寫站在音樂人類學學科建設的高度，高屋建瓴，嫻熟駕馭中外音樂人類學學科發展的理論和方法，旁征博引，從學科歷史、理論與方法、研究新論域等方面作了宏觀、系統的介紹，體現了以下幾個鮮明的編寫理念和特點：
（一）系統梳理和介紹音樂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來龍去脈
目前國內音樂學術界對音樂人類學的認識還處在仁智不一的階段，而系統介紹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的著作并不多見。不僅僅是出于普及和掃盲音樂人類學學科知識的需要，而且對于初入音樂人類學門檻的青年才俊，也有必要有一本系統而仔細介紹音樂人類學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導引著作，更何況對于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認知，還必須有一個系統的介紹和宣傳，《導論》的產生就是居于這個思想的產物。撰寫者在廣泛認真而細致地查閱大量相關音樂人類學研究文獻及其相關學科理論的基礎上，不厭其煩地梳理介紹學科術語理論，對于重要的術語人類學家及音樂人類學對于重要的理論與方法，認真謹慎地梳理其源起、發展脈絡，其代表學者和著作，附有英文原名、生卒年限、出版年限等，使人閱讀后能夠清楚地了解理論與方法的來龍去脈，而不是使人如墜云里霧里的空降的術語和理論。
如第一章“音樂人類學的歷史與發展綱要”講到“比較音樂學”（Comparative Musicology）的產生時，追溯到音樂記載在早期殖民主義對殖民地文化做全景式描述時作為附帶品和點綴，采取“科學性”的中立態度，產生歐洲中心論的萌芽和歐洲標準的觀念，發展了“社會文化進化論”及對“和諧的普遍性”的推崇。啟蒙運動倡議批評“歐洲中心主義”和更為嚴謹研究“非歐洲文化”，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出版《音樂辭典》（1768）對非西方音樂文化多樣性的認可。“和諧的普遍性”推崇是自然法則和數學的魅力所致，17世紀美爾瑟尼（Mersenne）用數學規范音樂的企圖得到赫爾姆霍爾茨（Helmholtz，1821～1894）發明實驗測音儀器的支持（P.9），受普理查德（Prichard）民族學派研究方法的影響，依然是“搖椅式”研究的卡爾·恩格爾（Carl Engel）用比較的方法建立了“民族音樂”理論，而英國語言學家A.J.埃利斯（Alexander John Ellis，1814～1890）則在其基礎上建立比較音樂學學派，使埃利斯成為“比較音樂學”的創始人。1885年埃利斯《論各民族的音階》提出的“音分法”和1877年愛迪生留聲機的發明推進了音樂的實驗室研究，以施通普夫（Carl Stumpf，1848～1936）和霍恩博斯特爾（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1877～1935）為代表人物的“柏林學派”成了比較音樂學的大本營。至此，我們厘清作為音樂人類學前身的比較音樂學的產生及其與人類學民族學（派）的歷史淵源。
又如第十章“象征主義與音樂符號學”講述“象征”（Symbol）理論來源，不是空降術語，而是從涂爾干（Emile Durkheim，1912）群體研究和象征表達，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950）精神現象的象征表現研究，馬林諾夫斯基語言象征研究，列維斯特勞斯（ClaudeLeviStrauss，1963）文化象征體系研究，克利福德·格爾茨把文化活動作為象征符號研究，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儀式的結構象征研究以及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日常生活的儀式象征研究等，按照理論發生和影響的時間順序，娓娓道來，清楚而明白。講到符號學時，從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和美國哲學家皮爾士（Charles Sanders，1839～1914）的符號學理論講起，索緒爾語言學中的“能指”和“所指”、“語言”與“言語”，皮爾士的“符號”與“對象”、“象征”與“意義”都具有二元結構的特點。認為文化類同語言，可以作為符號體系觀察，從而構成音樂人類學的符號學和象征理論的來源。如此等等，這樣的溯源，使讀者特別是音樂學的讀者容易找到入門的路徑，對于需要進一步深入的人，提供了一個學習的向導，而不至于被共時性話語呈現而遮蔽了理論和方法應有的歷時性特征，使讀者成了摸象的盲人。
（二）引介音樂人類學新的學科前沿
《導論》雖然敘述音樂人類學的歷史只有一百多年，卻經過了“比較”“民族”和“文化”三個階段；從“搖椅式”研究到“田野觀察”，再到“新史學”視野，音樂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不斷地更新；從“非歐音樂”研究到“全部音樂”，關注、研究對象不斷擴大，學科邊界不斷擴展。一方面，19世紀學科林立的分門別類劃分研究的需要，沒有獨特學科方法和固定對象，使得借鑒方法和泛化對象的音樂人類學不斷招致非議，是學科還是方法觀念的論爭不絕于耳，但追隨者卻不斷增多，逐成氣候。不管是音樂學的人類學研究，還是人類學的音樂研究，音樂的人類學研究卻一刻沒有被人們放棄。而至于叫什么學科名稱，中外均有論爭，但跟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觀念沒有什么大的改變。受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在經過傳統的小社區研究之后，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在不斷擴展邊界的同時，也在尋找新的研究視角。《導論》放棄一般概論的基本敘述路徑，不再面面俱到講述田野工作的相關事宜，而是直接切入音樂人類學新研究，重點引領好學之人進入學科研究的學術前沿。居于學科研究的歷史與現實，《導論》中“‘新史學’視野下的音樂人類學與歷史研究”是歷時性維度缺失的矯正導引，是對歷史語境的一種研究關顧；“城市音樂人類學”是從鄉村社區口傳音樂研究轉向城市社會音樂研究的新領域，是簡單社區向復雜社區音樂文化研究的現代轉向；“象征主義與音樂符號學”是音樂人類學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新拓展，也是人類學敘事危機在音樂人類學中闡釋突圍的路徑尋找；“儀式音樂研究”是音樂研究的儀式學觀照，賦予了音樂研究中儀式音樂本體研究的文化意義和深層解讀；“社會性別與音樂”一反音樂研究中的無性研究慣習，以女性主義的理論和視角深入挖掘音樂文化中女性角色意識和女性亞文化特色；“音樂人類學新研究：‘離散’音樂文化”是對居于傳統飛地文化（或孤島文化）的解讀和現代移民群體文化的漂移關注，是極度擴張的現代社會亞群體文化的研究引領；“音樂人類學視野下的多元教育”引入音樂教育有些唐突，但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解決了音樂人類學知識生產“向何處去”的終極問題，賦予了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而十六章“后現代思想與音樂人類學”則是人文學科“表述危機”在音樂人類學中的思辨體現，也讓我們在關注社會日常生活音樂文化地位的同時，有一種關懷象牙塔文化思潮的情懷。這幾個方面，無一不是傳統音樂人類學的新突破和新拓展，體現出《導論》引領音樂人類學學科前沿的抱負和雄心。
音樂人類學是舶來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我們這個亟需音樂人類學學科史論與方法滋潤的中國音樂人類學實踐，作者羅列了西方音樂人類學發展史上重要的學者和重要的代表文獻，使執著于音樂人類學學習的學人能夠查閱原文和找到進一步深入學習的方向和路徑。
（三）學科團隊的集體編撰及中國實踐的展現
《導論》是洛秦教授及其合作者的力作，建立在大量“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吸收了國內外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了非同一般的、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寬廣的學術視野。一反個人編著的慣習，組織了我國主要從事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中青年學者，對“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采用了較為獨特、新穎的敘述方法，體現了其較為前沿的學術觀點，為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實踐打開了一扇嶄新之門。特別是召集全國學界14名中青年學者參與編寫，反映了音樂人類學學科中國實踐“篳路藍縷”走向壯大的團體風貌和后繼有人的學術勢頭。
音樂人類學在中國實踐遭遇了較多的尷尬和難堪，第一個問題是民族音樂學會改弦易轍，使襁褓中的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成了“無媽的孩子”（見下文“學科重建標志”）；第二個問題是學科名稱是民族音樂學、音樂文化學還是音樂人類學等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11]；第三個問題是舶來品的民族音樂學（即Ethnomusicology）傳入的標志性事件“南京會議”的發起人是否是高厚永先生[12]？第四個問題是音樂的文化研究（即音樂人類學）是學科還是思想方法？蒲亨強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見解[13]，洛秦教授表達了許多情況下不得不把“音樂人類學”尷尬的作為“學科”（P45～46）。我們在想，有哪一種思想和觀念對音樂研究的影響如此巨大，以致追隨者前赴后繼？是傳統的科學規范過于苛刻，還是音樂人類學邊界的自我膨脹坍塌了本身的學科大廈？如何看待這個“不是學科又是學科”的奇特研究范式，值得我們思考。第五個問題是“音樂人類學”研究存在的所謂“去音樂化”現象，是有回避本體還是本體過于簡單亦或是課題需要使然？李方元教授做了很好的探討[14]。
不管是第一個問題學科“少年喪母”的先天不足，還是第二個問題學科“正名”之爭的無奈，對于這個本身就是“槲寄生式”的殖民成果的學科（或學問），面臨著學科合法性的追問，亦或是第四個問題音樂人類學是學科或是觀念思想？我們的困惑是“槲寄生”于殖民時代的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隨著二戰后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提供殖民統治資治的動力和市場已不復存在，“他者”已不是殖民對象，異文化研究不再只是[美]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研究《菊與刀》（1946）[15]的殖民需要，也有[美]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研究《薩摩亞人的成年》（1928）[16]以觀照自身的目的。研究的動力，有的是得到某一機構的資助而為其提供資鑒服務，有的是為了學科學術的發展而樂此不疲。緣起于殖民需要（或說槲寄生式）的人類學由于有了特別的研究方法（田野作業）和研究對象（他者文化）而躋身于學科之林，而同樣緣起于殖民時期（或說槲寄生式）的比較音樂學如果不嫁接于人類學陣營——代表事件是喬治·赫爾佐格（Herzog George，1901～1983）1925年投奔到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門下——還會有怎樣的發展？比較音樂學獨特的研究方法將會是什么？學術空間還有多大？音律的比較？音階的比較？換言之，比較音樂學向民族音樂學的轉換是偶然的事件還是必然的選擇？
從1885年“比較音樂學”（埃利斯：Comparative Musicology）到1950年民族音樂學（孔斯特：Ethno-musicology）再到1964年音樂人類學（梅里亞姆：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關注族群、關注文化成為一種趨勢，并且沿襲應用人類學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進行研究，如約翰·布萊金《人的音樂性》、安東尼·西格爾的《蘇雅人為何歌唱》等等，通過音樂的研究最后落腳到文化的啟示上，唯有此，通過個案的研究提升研究的視角和品格，達到與大學科對話的目的。可以說，比較音樂學與人類學的嫁接后的Ethnomusicology，在失去殖民需要推動的支配后，處于更加“寄生”的狀況，田野作業的方法是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是音樂學的，達不到構成傳統學科的標準。因方法論而不能歸屬音樂學被責備為“去音樂化”傾向，歸屬人類學又因人類學者難以駕馭“音樂本體”而困難重重。如果我們囿于學科的歸屬而浪費了時間和精力，不妨我們把這個稱為觀念的“音樂研究”歸屬“人類學”學科，作為下屬部類研究，名正言順。至于在研究中強調是本體還是文化，那根據課題需要而定，不必固執己見。竊以為梅里亞姆用“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音樂人類學）強調Ethnomusicology研究的人類學路徑后，雖然學科名稱沿用“Ethnomusicology”沒有用“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或“Music Anthropology”，但是后繼者多用了梅里亞姆關于音樂研究人類學方法的“概念、行為、音聲”三重認知模式，換言之，梅里亞姆之后的名稱沒有變，但是研究方法的梅里亞姆模式已廣為接受。
音樂人類學與中國“民族音樂學”是有區別的，所以，洛秦教授稱為“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在編著《導論》前，洛秦教授就主編了一套五卷本的“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文庫”[17]，較為全面地收集了國內具有音樂人類學思想和觀念的文獻，成為編著《導論》的文獻基礎；又組織團隊進行了城市音樂人類學-上海城市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離散文化的音樂飛地研究”等新研究，提出了“音樂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18]等，成為編著《導論》的實踐經驗基礎。《導論》是十多位作者的集體心血，也是三十年來音樂人類學的中國集體實踐經驗的成果展現。
三、《導論》的學術貢獻及價值
該書是國內第一部以人類學視角撰寫的“音樂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導論”，反映了作者的學術取向，對我國音樂學學科及民族音樂研究發展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中國“民族音樂學”學會分化后的學科重建標志
眾所周知，雖說有王光祈、蕭友梅在20世紀初將比較音樂學（Comparative musicology）引入，但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真正進入大陸音樂學界卻是以1980年南京藝術學舉辦首屆“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為標志。由于“民族”一詞在中國的多義讀解，既可以泛指“中華民族”，也可以特指“少數民族”。因而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民族民間音樂研究以及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都可以皈依“民族音樂學”旗下，使之可以囊括民族音樂之學科或民族音樂之學問的含義，并且由于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具有“民族音樂學”的譯名而被包容進去。這一個兼容并包研究的名號，匯集了一群從事民族音樂研究的學者和音樂集成編撰的工作者，為中國民族音樂研究轟轟烈烈地工作著。
可是好景不長，伴隨著“為民族音樂學”名號的論爭，經過1982年中國音樂學院舉辦“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二屆年會”，1984年分化為“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三屆年會”（少數民族音樂專題）貴陽會議和“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三屆年會”（民族音樂形態研究）沈陽會議，貴陽會議倡議成立“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或者過于厚重的歷史使漢族音樂必然成為專門的領域，過于寬廣的族群使少數民族音樂研究必須設定專門的旗號，進而到1986年在齊齊哈爾市召開的民族音樂研究學術討論會就直接成第二屆“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年會，并追認“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三屆年會”（少數民族音樂專題）貴陽會議為第一屆年會；而時隔一月之后在中央音樂學院召開的第四屆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也改弦易轍，成立“中國傳統音樂學會”取代“民族音樂學會議”，新成立的兩個學會每兩年召開一次學會年會。至此，“民族音樂學會議”已不復存在。
這個輕描淡寫的學會歷史敘述背后有一個巨大的學科傷痛，就是以“民族音樂學”名義起家的研討會（學會）最后拋棄了“民族音樂學”，使Ethnomusicology成了無家可歸的棄兒。1980年的“民族音樂學會議”囊括了“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或研究）”“（漢族）傳統音樂學（或研究）”和Ethnomusicology（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1984年開始分化出“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剩下的“民族音樂學會議”理應還有“（漢族）傳統音樂學（或研究）”和Ethnomusicology，可是1986年成立“中國傳統音樂學會”取代“民族音樂學會議”（高厚永語）[19]后，主要以研究漢族傳統音樂為目的的“中國傳統音樂學會”已經不能涵蓋“民族音樂學”含義，Ethnomusicology只能游離出來，沒有了安身之所，開始了從1986年至今長達二十多年的漂泊。
俗話說“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不管人們是否承認，以洛秦教授為代表的學人群體，以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以及上海音樂學院研究生專業建設為學科平臺，以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和《音樂藝術》為學術陣地，彰顯音樂研究方法的事實選擇，結出豐碩成果——即是這本洛秦主編《導論》的出版，使之成為中國“民族音樂學”學會分化后的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學科重建標志，成為一面旗幟，其過程有些慘淡經營的悲壯色彩。
（二）音樂人類學“中國實踐經驗”的明證
Ethnomusicology直譯為“民族音樂學”或意譯（或另用）為“音樂人類學”等名稱，區別在哪呢？是空穴來風嗎？“Ethnomusicology”分明是個舶來品，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學科，而實際上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熱衷于學科分門別類的研究時，我國的學科意識也不是十分的強烈。從構詞法譯“Ethnomusicology”為“民族音樂學”可以兼容我們習慣的“民族音樂之學”，難道改弦易轍的“傳統音樂學會”成立時就沒有意識到是對“民族音樂之學”某種意義的揚棄或說放棄？學會更名行動時不去論爭稱“民族音樂學會”或是稱“傳統音樂學會”是否有利中國民族音樂研究，而是囿于“民族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稱謂的辨析，對“民族音樂學”有些“抽象的肯定（名稱之辮），具體的否定（學會嘩變）”的意味，這個“羊頭”還要不要掛？基于中國的現實，又何必要“民族音樂學”的噓頭？因有“傳統音樂研究”使得“民族音樂學會”有了“民族音樂之學”的底氣，而失去“傳統音樂研究”之后的Ethnomusicology（以學會為標志，即民族音樂學會）還有多少中國的“民族音樂之學”的維度？
音樂人類學，愛之則趨之若鶩，恨之棄之如敝屣。這也正如《4′33″》，如果約翰·凱奇（John Milton Cage，1912～1992）不是音樂大師，有誰會把《4′33″》當音樂看？因為凱奇是音樂大師，我們難以望其項背，所以我們沒有懷疑過《4′33″》的音樂性！音樂人類學，這個擾亂我們音樂研究傳統思維慣習的“怪物”，究竟要如何理解，如何貼上標簽，才能讓我們跟上大師們的思路？人類學傳入國內沒有跟民族學打架，接受了！數學傳入后取代了“算術”，也為國人接受了！可是，這個“音樂人類學”怎么就會招人另眼相看？
時來運轉，2005年1月1日成立的由上海市教委主辦、以上海音樂學院為依托、以音樂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為主題的研究機構——“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研究院以洛秦教授為首席研究員，特聘研究員有楊燕迪、韓鍾恩、蕭梅、湯亞汀、薛藝兵、宋瑾、楊民康、管建華，以及臺灣大學沈冬、美國威斯利安鄭蘇、美國巴德學院Mercedes M. Dujunco、美國加州大學Helen Rees等著名專家學者組成，分別來自上海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美國大學等。“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的成立，使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在中國有了安身立命的居所，結束了近二十年（1986～2005）處于散兵游勇的研究狀況。在E-研究院的倡導下，從國際語境中的音樂人類學觀念和方法、中國視野中的傳統音樂聲像行為、上海地域中的城市音樂文化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在與國際學界廣泛交流的學術環境中，建立現代信息化工作平臺，與國內外大學和研究機構聯手，整合和優化研究資源和人才，圍繞“中國視野的音樂人類學建設”為目標，開展扎實且具有創新意義的基礎研究。
正像《導論》“編者前言”所說，“30年后的今天，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已經基本實現了與國際學界的同步對話和互動，并且已經獲得了不少成果和新的認識，不僅完成了重要而基本的學科建設框架，而且‘中國經驗’探索進程也已逐漸開啟，并獲得了初步的積累。”回想三十年前（1980年）在南京藝術學院登陸的“民族音樂學”在學會改制（1986年，如同釜底抽薪）失“陸”（失學會依托）之后，好不容易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苦奮斗，才有了今天的以洛秦教授為首席研究員的“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為音樂人類學的學科發展做出了巨大的成績：一是從2010年開始以音樂人類學方向（原為民族音樂學）招收了博士研究生及碩士研究生，并開設了音樂人類學博士后工作站，其畢業生已經逐漸成為當前音樂研究的骨干；二是E-研究院研究員居于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領軍地位，其研究如城市音樂文化研究等引領和輻射了國內音樂人類學研究的前沿；三是以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和上海音樂學院學報《音樂藝術》為陣地，出版和發表了國內外大量的音樂人類學研究著作，諸如“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文庫”（三輯）、《啟示、啟示、覺悟與反思——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三十年》（5卷）、“上海城市音樂文化研究叢書”“西方音樂人類學名著譯叢”“音樂人文地理叢書”“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文庫”“西方文化視角中的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系列”“中國音樂學經典文獻導讀系列”、《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文集》《藝術人類學文集》等，以及《音樂藝術》連續多年刊登年度“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專欄”（教育部社科“名欄”）。當然，音樂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是諸多學者付出了心血，是那些默默無聞辛勤耕耘的學者的貢獻為學科的建設注入了活水源頭，由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資助、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如梅里亞姆《音樂人類學》、約翰·布萊金《人的音樂性》等著作推動了為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建設，等等。因此，我們說，建立在中國實踐基礎之上的《導論》的出版是“中國經驗”的明證，也是褒貶不一之下的音樂學術研究的事實選擇的宣言。
當然，《導論》無疑還有些不太完滿，一是是否可以把撰寫者的范圍擴大一些，請一些旅居海外的學者介紹當前海外音樂人類學現狀；二是是否對傳統的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也有必要增添介紹的章節，以便讀者較為全面知曉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三是如作為非主流話語的后現代文化思潮對音樂人類學發展的影響是否真的這么大？等等。期待《導論》在再版之時可以斟酌考慮。
結語
《導論》編撰者殫精竭慮，集團隊功力而作，為中國音樂人類學的實踐經驗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其成績必定會對中國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建設大有裨益。1986年中國民族音樂學會議分化為“中國傳統音樂學”和“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兩個學會，而不能歸屬或不全歸屬于這兩個陣營學術路徑的個人和群伙堅守和追求Ethnomusicology（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學術旨趣和學科理念，以一種篳路藍縷的悲壯操守，經過二十多年的摸爬滾打，以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及上海音樂學院為龍頭，逐漸形成了旗幟鮮明的“音樂人類學”研究群體，取得了不菲的業績，成為當前音樂文化研究的第三支重要力量。洛秦編《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的出版，是音樂人類學中國實踐的標志性成果，是音樂研究中音樂人類學事實選擇的寫照，表明音樂人類學在中國音樂研究實踐取得了不可忽略的地位。
注釋：
①洛秦編：《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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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吟課件范文4
一、“春節”教學活動的設想
第一步：了解“春節”節日文化的歷史、發展和現狀，激發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在這一步中，可以提出以下的問題讓學生進行分組調查研究：
1.春節有什么來歷，有哪些傳說故事？
2.“年”是什么意思？為什么要把過春節叫做過年？
3.過年有什么習俗？
4.貼春聯有什么由來？寫春聯有什么
講究？
5.現在有哪些國家要過春節？
6.各地過春節有什么不一樣？
7.描寫春節的詩歌有哪些？
8.你會猜燈謎嗎？春節的燈謎有哪些
內容？
9.調查一下現在同學們的春節是怎樣
度過的？
……
第二步：學生自主選擇春節文化研究的子課題，進行深入調查、研究
學生在詢問他人、查詢資料的基礎上，進行交流發言。從吃臘八粥的習俗開始，一直到正月十五鬧元宵結束，使學生對春節文化進行系統的研究。通過合理的分工，自由組合，從集中到分散，再從分散到集中的研究活動，使學生對春節文化的習俗基本熟悉。
學生可以通過知識介紹、圖片展示、采訪視頻播放、調查研究報告等形式進行成果匯報。做到資源共享，互相學習，共同提高。
第三步：總結反思，提出倡議
傳統的節日習俗，免不了帶有迷信、封建等思想糟粕。還有現在將過年演變成整天走東串西，請客送禮，搓搓麻將，斗斗地主……
應該把學生引導到旅游休閑、學習文化知識等健康向上的活動中來。相信通過學生們的認識提高，帶動家長的認識提高，最后帶動社會風氣的轉變，豈不是好事一件？
二、其他傳統節日教學活動的設想
有了春節文化研究的基礎，可以將其余的傳統節日文化研究分下去，大膽讓學生自主研究。
第一階段：計劃準備階段
預備研究主題：
*清明（端午、中秋）節各有什么由來？
*清明（端午、中秋）節有哪些傳說故事？
*清明（端午、中秋）節有哪些習俗？
*清明是節日還是節氣？
*描寫清明（端午、中秋）的詩歌有哪些？
*端午節為什么要吃粽子？
*中秋節為什么又叫團圓節？
*月餅是誰發明的？
*中秋的月亮為什么特別圓？
*月亮上究竟有些什么東西？
*我國還有哪些傳統節日？
第二階段：實踐行動階段
在此研究活動中，需要關注學生碰到的疑難問題。相關圖書的查找、相關知識的搜索、相關問題的調查訪問等等。對其中的操作方法應該進行及時的指導。對內容的篩選等不要過多的制約，讓學生自主選擇。最好的內容不一定是最佳的結果。
第三階段：交流展示階段
在班上小組交流，交流自己小組的研究成果。其他小組及時給予合理的建議、評價。對自己小組的成員進行評價，對其他小組進行評價。
第四階段：拓展延伸階段
預計可能出現的新的研究方向，對各個節日中的不良習氣進行反思，提出改良的思路和方法。
三、國外節日教學活動的設想
當前，國外的一些節日，比如圣誕節、愚人節、情人節和母親節等，在學生中的知名度很高。對國外的節日進行一下專門的研究未嘗不可。
第一步：預設主題，讓學生自主選擇研究方向
*國外有哪些重要的節日？
*國外的節日有什么由來？
*中國人該不該提倡過外國節日？
*外國的節日與我們中國的節日相比，哪個好？有什么不一樣？
*調查：有多少人喜歡過外國的節日？
*國外的節日對我們的生活有什么
影響？
*怎樣正確對待外國節日？
*外國人有吃粽子的習俗嗎？
*外國人怎樣過“年”？
*外國人怎樣看待我們中國的節日？
第二步：制訂計劃，按照計劃進行研究實踐
教師時刻關注學生的研究進度，提供必要的幫助，但是不能越俎代庖。教師要指導學生進行資料的搜集，如幫助學生掌握利用工具書、使用媒體、做筆記、進行訪談，對資料做整理和分類等方面的技能和指導。對有困難的小組或個人進行個別輔導或幫助調整實踐計劃；指導學生注意活動安全，培養安全保護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
第三步：交流小結，展示成果
讓學生用自己喜歡的形式如圖片資料、觀察日記、文藝小品、辯論會、知識競賽等進行展示，不但鍛煉了學生的能力，提升了綜合素質，也促進了學生有始有終地完成小課題研究項目的任務。更值得一提的是，學生們不服輸的勁頭充分激發著他們的創造力。為了在展示課上有出色的表現，他們在展示內容和展示形式上動足了腦筋，使展示課不僅是成果交流課，也成了一場各顯神通的創意較量。
第四步：評價總結
化石吟課件范文5
一、斷連法
現在還常常聽到許多鋼琴教師在教學生彈奏時，看到沒有任何記號的巴洛克樂譜，指導學生全部都應該彈成斷奏，這是多么大的誤解
！作曲家之所以不留下記號，是因為當時沒有這個習慣，而且巴洛克的演奏者有很大的即興自由，可以根據演奏的風格來自由演繹樂曲，演奏者會自動加入這些斷連法的使用，而不需全部寫出來。非常可惜的是，這種能力已經失傳。十八世紀中著名的音樂家馬柏格（F.W.Marpurg）寫了這段話：“既沒有連奏也沒有斷奏的演奏法稱為OrdinaryMovement（以彈奏效果而言因為類似于non-legato，因此我們就先稱它為非連奏），也就是手指要在彈奏下一個音之前就必須短暫的提起來，這非連奏是從不在譜中指示出來的。
”[1]從這段語可得知在巴洛克時常用的斷連法有三種：
1.連奏（
Legato）2.斷奏（Staccato）3.非連奏（
Non-Legato），也就是Ordinary
Movement。那究竟何時應該選擇哪一種奏法呢
？ 這是個深奧的問題，因為演奏者必須對巴洛克的各種風格了然于胸才能選出最為適當的斷連法。首先，對于一位鍵盤演奏者而言，想要掌握好正統的斷連法，就必須先理解巴洛克的聲樂演唱藝術、弦樂管樂的演奏法以及舞曲的跳法。在巴洛克音樂里，鍵盤音樂還未達到極高的地位，反而是其它的器樂音樂和歌劇已經在巴洛克引領。從聲樂來看，當時的如歌似的風格（
Cantabile
Style）已經逐漸的流行，這種風格都是以連奏風格為主。巴赫從來沒有在任何書信上提及斷連法的使用，但是在二聲部創意曲的首頁上，他卻寫上了：“這些曲子是為了鍵盤音樂的愛好者，特別是對于那些想要找到好方法來學習的人此外最重要的事，在彈奏時達到歌唱的風格”。[2]由此可見巴洛克音樂是十分強調歌唱性的演奏，連巴赫也不例外。雖然巴洛克的斷連法沒有硬性的規則，但是著名的鋼琴家和音樂學者巴杜拉?史柯達（
Paul
Badura-Skoda）在其著作《在鍵盤上詮釋巴赫》里給了一些非常實用的建議：
1.主題和賦格具有聲樂特質時應彈成連奏；
2.級進的音一般演奏成連奏，而大的音程和大跳應該分開，也就是彈奏成非連奏或斷奏；
3.和聲上從不協和到協和的音程時應該彈成連奏。
[3]但是巴洛克的斷連法不是這么輕易可以總結的，除了這三個建議外，我們還需進一步研究其它樂器。從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開始，有弓的弦樂器和需要吐舌的管樂器，已經開始形成他們的應用技巧，包括開始運用短連線和斷音，而這自然使鍵盤的作曲家們群起追隨，也開始使用這些斷連法的記號。
[4]我們應知道弦樂器的上弓和下弓自然會產生不同的重音韻律，此外，巴洛克音樂中弦樂器也常用到2個音至4個音的短連線，這些連線自然的在巴洛克音樂里產生不同的斷連法，而這些斷連法，雖然在巴洛克的鍵盤音樂中很少被標明，但卻是必需的。在一個音樂環境里，各種音樂是相互影響的，當時的作曲家在寫作時，腦中也會有別的器樂或聲樂的組合或形式，因此這些斷連法的使用也是不斷交互作用的結果。我們以組曲第一首的小步舞曲為例，簡單的說明可能使用的斷連法，首先譜例
1是巴赫的原譜，而譜例
2是可能采取的彈奏方法： 譜例1 譜例2 譜例
2是筆者綜合考慮了級進和大跳音程的關系、和聲的協和與不協和、小步舞曲的舞步以及弦樂器可能的拉奏法等綜合的因素。當然，這只是其中一種可能性，在巴洛克的音樂，斷連法是一種藝術，沒有一定的規則。對于更高層次斷連法的選擇上是需要通過大量的經驗和對巴洛克藝術的深刻理解才能在斷連法上做出適當的選擇。
二、節奏
一般來說，常見的幾種巴洛克節奏變化有：
1.不平均 在巴洛克的音樂里，2個相同長度的8分音符連在一起時，常常要被演奏 成長――短或是短――長，而不是相同的長度，這種不平均的演奏法在巴洛克又稱為“不平均的音”（notesinégales）。著名的羽管鍵琴演奏家庫普蘭（Fran.oisCouperin）也寫上：“有連線且在第二音上的斷音記號指出每一拍的第二個音應該延長”[5]，如下： 譜例3 這種在譜面上不會標記出來的不平均節奏，在巴洛克時期的法國風格里被應用的相當多。
2.附點節奏 在巴洛克時期，附點休止符和附附點音符的寫法還不盛行，這種記譜法直到巴赫之后才開始流行。因此在某些作品，例如具有法國序曲風格的曲子時，看到休止符應該被演奏成附點休止符，另外附點節奏應該被彈奏成附附點的節奏。許多巴洛克的著作直接證實了這一點，最著名的是艾曼紐?巴赫提到：“附點之后的短音符在執行時總是要比原來的長度更短。”[6]但是昆茲和艾曼紐?巴赫也都同時提到，雖然附點的短音符長度要縮短，但是長度不是只有一種標準，而是要依音樂來決定。此外，只要是法國序曲風格的樂曲，附點應該都以附附點來演奏，以巴赫的第一冊平均律D大調（BWV850）賦格為例： 譜例4-1 在彈奏此曲時應演奏成如下的節奏： 譜例4-2 3.三連音節奏 巴洛克的作曲家試著避免在樂譜里出現不平均音值，像是各種三連音的寫法。因此首先他們會以三拍子的拍號，如3/4，6/8，9/8來寫出三連音的演奏法；第二個方法則是運用附點節奏來代表三連音的奏法。這種記譜法，一直到舒伯特和肖邦時都還被使用。譜例如下： 譜例5 巴赫右手寫成連續的三連音，而左手是附點的節奏，演奏時左手的附點
16分音符應該要和右手三連音的八分音符一起彈出，如箭頭所標示。
三、裝飾音 裝飾音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從字義上來看，就是在原本的旋律之中加入其它的音，使之更有表情。但是巴洛克音樂還有其它的意義，對鍵盤樂器而言，裝飾音可以補足其樂器所缺乏的延長聲音的能力。以羽管鍵琴為例，它是屬于撥弦樂器，不論觸鍵的長短，速度，或是重量為何，所產生出來的聲音和音量都是一樣的，沒有任何變化，裝飾音此時就能增加許多音樂的變化，使音樂更生動有表情。裝飾音有一個主要的音，而圍繞在這個主要的音旁邊有許多輔助的音（Auxiliary），而這些輔助的音最常用的有四種，分別為倚音（Appoggiatura）、顫音（Trill）、波音（Mordent）和回音（Turn）。其它的裝飾音基本上由這四種相互組成而變化。巴赫在1720年左右為他的兒子寫了“為威廉?弗理德曼?巴赫而寫的小鍵盤曲集”，在這曲集前，巴赫放了一個裝飾音的解釋表，稱為“Explication”，理解這個表非常重要，是為了更深刻的了解巴赫以及巴洛克的裝飾奏做了一個最精確和基本的說明。譜例如下： 譜例6 著名的巴赫大師圖雷克在她的書中寫道：“然而，演奏者不要以為知道了這個表就具備了把握所有巴赫裝飾音的能力，它只是一個初學者使用的圖表，是在裝飾音領域內掌握基礎知識的第一步。”[7]筆者進一步綜合了演奏巴洛克裝飾音的四點基本原則：
1、大多數的裝飾音，其第一個音必須彈在拍子上，而不是像我們彈奏浪漫派音樂時習慣性的演奏在拍子之前。
2、幾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顫音和回音應該從本音上面的音開始演奏，波音則是從本音往下彈。而第一個音通常不會印在譜上，讀者看一下上方巴赫的表就很清楚了。
3、不論是顫音從上方一音開始或是波音彈到下方一音，需注意的是全音而不是半音。對巴洛克作曲家而言，調性的感覺仍然留在較早的教會調式，而不是大、小調音階。
4、裝飾音的演奏速度應該根據樂曲的風格和結構來決定，并不是所有的裝飾音都在炫技。
四、結論
巴洛克音樂風格是一種極高的藝術成就，它正好經歷過文藝復興時期音樂長久的萃煉，并在巴洛克時期發展、萌芽。而巴洛克之后的古典時期，是正式進入固定的曲式和寫作脈落的時間點，如奏鳴曲式和變奏曲式等開始主導音樂的形式。巴洛克時期站立在這兩個對立的時間點中間，形成一種多樣曲式風格并存，橫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復雜階段。筆者盡可能對復雜的巴洛克鍵盤音樂及其演奏風格詮釋作出清晰且深入的討論，并期望此研究能促使讀者對于巴洛克風格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更深的理解譜面上不會出現的音樂內涵，激發演奏巴洛克鍵盤音樂的想像力，并對許多學習巴洛克音樂的人傳播新的演奏理念。因為繁復，巴洛克音樂才會如此色彩繽紛，也因為致力于追尋巴洛克最真實的美，我們一切的探究，才更顯得意義深遠。 * 本文系貴州省教育廳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項目研究成果，貴州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自主招標課題成果。項目名稱《文化傳播與巴洛克鍵盤音樂演奏風格詮釋》，基地項目編號：JD201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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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音樂劇研究會更名為中國音樂劇協會 近日，經國務院審核，由文化部、民政部批復，準予中國音樂劇研究會更名為中國音樂劇協會。英文名稱：
CHINA
化石吟課件范文6
[關鍵詞]高中音樂鑒賞課文化分析教學模式
[中圖分類號]G633.9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6058（2016）090072
通過分析高中音樂鑒賞課的現狀，我們會發現音樂鑒賞課中存在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阻礙了音樂鑒賞課作用的發揮。“文化分析”教學模式旨在從音樂的文化性出發，引導學生利用文化來鑒賞音樂，增強學生對音樂鑒賞課的興趣。
一、高中音樂鑒賞課教學的現狀
1.落后的教學觀念
當前，高中音樂教師開始摸索提高音樂鑒賞課教學效率的方法，但是卻沒有實質性的成績。筆者認為，要想改革高中音樂鑒賞教學，那么首先要轉變教學觀念。教師在轉變自身教學觀念的同時，要思考以下這兩個問題：（1）在新的發展形勢下，教師如何明確音樂鑒賞課的教學宗旨？（2）如何讓學生喜歡上音樂鑒賞課，讓學生感受到音樂鑒賞課的魅力？然而目前，很多高中音樂教師沒有深刻挖掘教學改革背后所隱藏的內涵，這就導致教學改革流于形式。
2.單一的教學模式
音樂鑒賞課不同于其他的課程，這門課程中充滿著濃厚的藝術氣息，同時這門課程也需要學生具備一定的想象力。如果教師將音樂鑒賞課等同于語文、數學等課程，并且采取一樣的教學方法來開展教學活動，就會大大影響到最終的教學效果。在傳統的高中音樂鑒賞課中，教師始終采用“示范式”教學法，在此過程中，學生被動地接受教師所教授的知識，教師也將音樂鑒賞課作為一門文化課來開展教學活動。在“示范式”教學方法的束縛下，學生很少有機會去鑒賞音樂及發表自己的看法，這樣的教學無法讓學生施展自身的才能，因此發展學生的藝術素養更是遙不可及。
與傳統教學模式相比較，“文化分析”教學模式站在文化滲透的角度上，堅持以學生為中心，尊重每位學生，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同時此種教學模式也注重培養學生的鑒賞能力，然后合理地引導每位學生。通過將“文化分析”教學模式應用到高中音樂鑒賞課中，既有助于學生更好地理解音樂作品所蘊藏的內涵，又提高了學生感知音樂作品的能力。
二、“文化分析”教學模式在高中音樂鑒賞課中的應用
1.借助多媒體，提高學生的審美體驗
在高中課程教學體系中，音樂鑒賞教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音樂鑒賞課的教學任務是培養學生的音樂素養，提高學生的音樂鑒賞能力。同時還要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讓學生真正成為藝術形式的創造者。從音樂鑒賞課的教學任務中可以了解到，音樂鑒賞教學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教師該如何開展音樂鑒賞教學呢？（1）引導學生捕捉、發現音樂美。（2）引導學生感知音樂美。當學生能夠利用自主分析音樂這個藝術形象，能夠自主感知音樂這個形象時，教師就要想方設法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在此過程中，審美體驗的作用不容忽視。我從當前的音樂鑒賞課中了解到，很多教師將教學側重點放在基礎知識的講解上，忽視了學生對音樂作品的感知能力。為了能夠改變這種狀況，教師要充分運用“文化分析”教學模式，借助多媒體，營造輕松的鑒賞氛圍，激發學生的鑒賞靈感。
2.將智力與非智力因素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
當前，高中生的生活方式、學習方法等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再加上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這就導致人們開始追求精神層面上的東西，此時大家的審美水平得到了提升。很多音樂形式、音樂風格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當教師開始將“文化分析”教學模式應用到音樂鑒賞教學中時，要適當調整音樂作品，將新潮的音樂作品引入課堂中，將高中生鑒賞音樂的興趣激發出來。同時，在運用這一教學模式的時候，教師要限定時間，給學生自主鑒賞音樂作品留出一定的時間，將學生的潛能挖掘出來。在學生自主鑒賞音樂作品的過程中，他們能夠發現自己的優勢與不足，另外教師要表揚那些有獨特想法的學生，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總之， “文化分析”教學模式被運用到音樂鑒賞課時，高中音樂鑒賞課不再等同于傳統的音樂鑒賞課，其融入了民族文化，彰顯了民族文化的特點，挖掘了音樂作品中的內涵，展現了音樂作品的魅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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