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蒙古人的習俗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蒙古人的習俗范文1

關鍵詞：蒙古族;居住習俗;蒙古包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8-0082-02

千百年來，北方游牧民族一直生長在遼闊的蒙古高原上，古老的蒙古高原特殊的地理環境為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誕生提供了天然的支撐力量，為畜牧業的發展帶來了得天獨厚的優勢。蒙古族作為蒙古高原上主要的游牧者，由于長期從事游牧經濟，使得其習慣逐水草而居。蓄肉、酸酪、皮革、氈裘、彎廬等在古代蒙古族人的生活習俗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受自然環境和游牧經濟的影響，帳幕是古代蒙古人主要的居住形式。這種用棍條和氈子搭造而成的類圓形又類傘狀，頂部開有圓形天窗的建筑，這種被古代蒙古人稱作彎廬或氈帳居室建筑正是蒙古族居住習俗中頗為亮眼的一點。

一、蒙古包的形成與發展

蒙古包是草原游牧民族在經過長久的歲月變遷和磨煉后而形成的一種與草原游牧生活相適應的特有建筑形式。蒙古包的發展和演變也可以看作是蒙古族習俗和文化的發展歷程。在原始社會時期，古代蒙古族人多是住在“窩棚”里的，這種圓形拱頂的且隱蔽性較好的居室建筑與其當時以狩獵為主的生產方式頗為相符。將一顆活樹作為“窩棚”的主要支柱，在支架上覆蓋蘆草、樺樹皮或者獸皮等。制作簡單，便于遺棄是這種簡陋式房屋建筑最大的特點。在《蒙古秘史》中也曾對蒙古族先祖當年爭奪獵物而遷徙的歷史做出扼要的敘述。之后隨著狩獵經濟逐漸被畜牧經濟所替代，“帳篷”也隨之取代了“窩棚”成為游牧先民的主要住室。利用樹枝作為支架，再將毛皮覆蓋在支架上。這種“帳篷”相比“窩棚”拆卸方便，易于搭配，且更為保暖。而在正式進入畜牧時代之后，“帳篷”居室逐漸演變成了毛氈帳，用羊毛氈覆蓋，狀似天幕。在《呼倫貝爾概要》中曾對這種毛氈帳有所記載，表述說這種毛氈帳頗為適合蒙人游牧時作為居室使用，方便游牧，既可以遮擋風雪，也可以起到防止虎狼襲擊的作用。這種居室在后來也被稱作穹廬，而后世“蒙古包”這個名稱的由來實際是來自于滿族語對“穹廬”的翻譯――“蒙古博”，這里的“博”后來因發音問題常作“包”。蒙古包在我國北方民族使用已久，在畜牧業發展和人類社會進步的同時，蒙古地區的蒙古包種類和樣式也在逐漸豐富起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

其一是移動式的蒙古包。這種類型的蒙古包比較適合純游牧民使用，圓形的拱頂，制作和拆卸都頗為簡單。兩三個人僅花一兩個小時就可以搭建或者拆除一個移動式的蒙古包。在蒙語中移動式蒙古包被稱為“烏爾郭格樂”，在《黑韃事略》中曾記載道：這種蒙古包一般是逐水而建，得水則止。在夏天時蒙古包多建立在草木繁盛的水邊，或者視野開闊的通風性較好的地方;而到冬天時，移動式蒙古包多立于山之南。且根據季節的不同，用來圍包的材料也不同，比如夏季用葦草來遮掩，冬季用毛氈來覆蓋。而這種移動式蒙古包在呼倫貝爾草原和錫林郭勒草原上最為多見。

其二是固定式蒙古包。這種蒙古包比較適合于處在半農半牧之間的蒙古族家庭使用。其房屋和屋墻基本上是用毛氈包裹起來的，也有的在覆上一層毛氈后再用毛繩捆緊以作固定，固定式蒙古包的墻基必須要深埋地內，且在埋好后還需將周圍的土砸實，最后再用重物壓住固定。在哲里木盟和昭烏達盟一帶能夠看見較多的固定式蒙古包。

其三是人字帳房。在《歸綏縣志》中曾有一段與人字帳房有關的記載，表示用青蘭細布罩蓋著的帳房，雖小但勝在靜謐，可以用來會友;再有，該書也曾記載說在外突然遇到下雨天也可搭建此帳房以作休息和避雨之用。由此可見人字帳房主要是用于會客和休息使用。

其四是斡兒朵。亦有“宮帳”之稱。與普通的蒙古包相比，這種蒙古包有三點特別之處。第一，斡兒朵的內容量較大，相比高約十三四尺，寬五六尺的普通蒙古包，古時的斡兒朵則要高大得多。據資料記載，古時的斡兒朵的寬甚至可到三十米，而用來承載這座帳幕的車輛至少需要22匹牛才能夠拉得動。而這種巨型斡兒朵同時也展示了古代蒙古人的智慧和創意。第二，由于斡兒朵多數是由貴族使用，所以裝飾的頗為富麗堂皇。在彭大雅撰寫徐霆作疏《黑韃事略》中記錄一段徐霆到達草原后看見蒙古斡兒朵的情景，其中對斡兒朵頗為豪華奢侈的裝飾做了詳細的描述，表示按照建制規則斡兒朵是最大的氈帳，且上下均是用毛氈包裹，用柳編做窗，門檻和其中的柱子均用金絲纏繞包裹，“斡兒朵”名稱也是由此而來。另外在《蒙古秘史》中也曾對斡兒朵有所記載，表示在當時的王汗斡兒朵中用金撒帳做裝飾，因而經過金撒帳裝飾的斡兒朵也叫“金殿”。第三，斡兒朵在造型上與普通的蒙古包有所不同。在哈勒嘎斯上插入烏尼并豎起哈那來構建斡兒朵的房屋架子，從外形上看仿若人的脖頸。在宮帳在搭建好之后整個宮帳呈現出葫蘆形，而葫蘆在古代有福祿吉祥之意，下面呈現出桃形，這種桃形蒙古族信仰中的天宮頗為相像。有老人認為這種帳子形似觀音坐，模樣又與天宮的蟠桃極為接近。在成吉思汗的陵寢中和鄂爾多斯的伊金霍洛地區仍保存有不少的斡兒朵造型的蒙古包。

其五，土木建筑的蒙古包。這種蒙古包上面是用德拉蘇葦草、蘆草或者茅草覆蓋而成，屋墻則是用磚石、土坯或者用柳條編制成墻再用黏土覆上而成。土木建筑的蒙古包，屋內通常會用一根柱子來支撐起圓形的房頂。隨著后來生活的穩定，有些地方土木建筑的蒙古包中還會在向陽的一面墻上開辟出一個窗口，內砌火炕。這種土木建筑而成的蒙古包實際也標識著蒙古族定居式生活的形成。蒙古族人住室由蒙古包向漢式房屋的過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最開始當毛氈壞損之后，蒙古人并不是立即更換新的毛氈而是在網片狀的哈那上覆上一道蘆葦籬笆，再在上面抹上泥土來加固。所以這種土木建筑的蒙古包既代表了游牧文化，又帶有農業文化，這種蒙古包也被稱為“獨貴”，在伊克昭盟一帶比較常見。

其六，方形的房屋。常見的是由兩三間平房組成，或搭冬炕或搭南北炕。在我國內蒙古陰山山脈的狼山地區至今仍保存有古代游牧民族的氈帳巖畫。表示這種蒙古包的外形與今天的蒙古包比較類似，但是這種蒙古包要高得多，且沒有天窗，僅在一面設出入口，外表是用木棍搭起的方格紋樣，出入口的門洞高而寬，出入比較方便。在經過專家的考證后，證明正是這種與農業社會房屋建筑沒有太大區別，有頗多共同點的蒙古包卻是蒙古草原上游牧民族自古流傳下來的傳統氈帳樣式。在《隋書?突厥傳》和《太平廣記》引《談藪》中均有對該種類蒙古包的記載。由此也可見我國蒙古族的居住習俗實際與我國北方游牧民族的居住習俗是緊密聯系，一脈相承的。

二、近代蒙漢結合的居住方式

房屋建筑的外觀形式上帶有明顯的蒙漢民族居住文化特征，且頗為融洽地結合在一起的房屋即為蒙漢風格結合房屋。通常蒙漢風格結合的房屋有以下幾種結合形式。第一種就是屋蓋應用的蒙古包式的圓形房的構建方法，利用茅草、葦草等將屋頂覆蓋住，屋壁則采用漢式的房屋搭建手法，呈方形狀。這種兼具蒙古風格的原型屋蓋與漢式風格方形屋壁的別具特色的居室形式曾在20世紀初的翁牛特左旗與巴林右旗交接地區西拉木倫河沿岸的蒙古村落中出現過。但是關于這種房屋形式的記載較少，研究者推論這可能是由于這種居室模式并沒有在內蒙古東部地區得到廣泛的推廣和應用，且存在時間較短導致。

第二種蒙漢風格結合的形式則是采用蒙古包式的圓形房屋與漢式風格的房屋相附加的形式。在房屋的正面門的兩側開設兩個小窗戶。相比以往在側墻壁上開窗的設計，這樣的窗戶設計更為先進，采光也更加充足。這種房屋形式在哲里木盟、昭烏達盟都出現過。這種蒙漢風格的房屋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漢民族居住文化對蒙古族居住文化的影響作用不斷加深，同時也標識蒙古族多室房屋居住形式的開始。

此外，也有不少條件相對富裕的蒙古族家庭同時居住蒙古包圓形房屋和漢式百姓房屋，且在多數情況下，這些家庭多會用漢式百姓房屋來招待客人。之后隨著朝代的變遷和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漢式房屋成為這些蒙古家庭的主要居室。

三、漢式百姓的房屋

受地區自然環境、傳統習慣的影響蒙古人在不同地區的漢式百姓房屋形式也不盡相同。另外貧富差距和社會階級不同也是造成蒙古人漢式百姓房屋形式不同的因素之一。在土默特左旗地區，東面開門的“口袋房”比較多見。另外富裕的人家則會建一座瓦房，由于磚塊和瓦片的深藍色顏色在眾多的房屋中比較特別，因此也作“海青房”。而貧苦的窮人所搭建的漢式百姓房屋相比窮人有磚、石頭和瓦片搭建而成的房屋則顯得簡陋許多，面積狹小，其是山墻開門。在汪國鈞的《蒙古紀聞》中曾提到這種簡陋的房屋，并對其搭建做了簡單敘述，表示這種房屋是用木叉做架子，用棒柴做覆，用泥土抹后成墻，用山墻開門，一戶僅能容納七八個人。這種房屋形式在科爾沁右翼地區比較多見。由于這種房屋形式實際是仿照漢民馬架子房屋而搭建的，所以得名“馬架子”。

既然蒙古人漢式百姓房屋是模仿漢居而建，院落作為漢式居室中頗為重要的部分之一，在蒙古人的漢式百姓房屋中自然也是有的。樹枝、石頭、泥巴、草墊子是蒙古人漢式百姓房屋院落最常見的院墻搭建材料。在一些畜牧業比較發達的地區，也有蒙古人家的院落里的院墻是用羊糞而壘成的。而靠近興安嶺地區由于樹木繁多，所以這里的蒙古人漢式房屋的院落院墻則多是用樹枝圍起來的。相對處在山區石材較多的土默特左旗地區的蒙古人漢式房屋院落的院墻則多使用壘砌而成的。蒙古人漢式百姓房屋在外觀、結構上多是模仿漢式房屋的建筑形式，但是在有些地方還保留了其本民族的特色，比如門上貼紅紙、院落中的圓形土壁屋、房屋周圍的畜舍和與寬敞的院落以及屋內的物品擺放等均是沿襲了蒙古族的民俗特色。

參考文獻：

[1]張曉東.蒙古包──古老的氈帳建筑藝術[J].古建園林技術，1998（2）.

蒙古人的習俗范文2

馬在中國傳統的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七位。新疆遼闊的疆域上，隨時隨處都可以看到馬矯健的身影，在新疆馬的品種以蒙古馬和伊犁馬最為多見。

蒙古馬是中國乃至全世界較為古老的馬種之一，主要產于內蒙古草原和新疆的一些地區，是典型的草原馬種。蒙古馬體格不大，平均體高120～135厘米，體重267—370千克。身軀粗壯，四肢堅實有力，體質粗糙結實，頭大額寬，胸廓深長，腿短，關節、肌腱發達。被毛濃密，毛色復雜。它耐勞，不畏寒冷，能適應極粗放的飼養管理，生命力極強，能夠在艱苦惡劣的條件下生存。8小時可走60公里左右路程。經過調馴的蒙古馬，在戰場上不驚不乍，勇猛無比，歷來是一種良好的軍馬。

蒙古馬又在草原上的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優良品種。蒙古馬與新疆伊犁馬，為世界馬種的兩大宗，可見其負有盛名。《黑韃事略》中記載：“因其馬養之得法，騎數百里，自然尤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平常正行路時，并不許其吃水草，蓋辛勞中吃水草，不成膘而生病”，“戰時參戰后，就放回牧場，叫它飽食青草”。一般自兩歲起即可騎乘；4歲即可勞役；五六歲發育完全：成吉思汗在垂訓中曾說：“馬喂肥時能奔馳，肥瘦適中或瘦時也能奔馳，才可稱為良馬。不能在這三種狀態下奔馳的馬，不能成為良馬”。所以蒙古族不論官方或民間，都十分注重對馬的治理和飼養、馴化，給予精心的愛護，既把馬看作足財富，更把馬看成是朋友。

我在溫泉縣的大草原上，聽到這樣一首關于馬的敘事長詩《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在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民中間廣為流傳。敘事長詩里說，實際上是人們對馬的一種感情的寄托。在蒙古族的文學藝術作品中，蘊含著大量的馬的形象，而且都是美好的、象征吉祥的駿馬的描述或主題。

在今天的人們看來，蒙古馬不像是好馬。它個子矮小，跑速慢，越障礙也遠遠不及歐洲的高頭大馬。但是，蒙古馬卻是世界上耐力最強的馬，對環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無論在亞洲的高寒荒漠，還是在歐洲平原，蒙古馬隨時都可以找到食物，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隨時勝任騎乘和拉載的工作。它還可以為騎手提供食物，馬奶的利用減少了軍隊對后勤的要求。

有史料載，成吉思汗所向披靡的歐亞遠征軍只有13萬人，軍隊的數量雖不算多，但蒙古騎兵的坐騎卻絕非一般。經過他們調馴的駿馬戰斗力倍增，一匹戰馬可以頂得上三四匹馬的效用，敵方戰馬根本不能與之匹敵，紛紛敗下陣來。

蒙古人的馬鞍具有裝飾美化功能，而且通常都用白銀雕鏤出各式各樣的花紋

鞍馬藝術是蒙古族馬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蒙古族制作馬鞍和裝飾馬鞍的歷史十分悠久，中國大學問家王國維先生曾贊美說：“其鞍輕簡以便馳騁，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前豎而后開，故折旋而不膊不傷。鐙圓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闊故靴易入綴。鐙之革手揉而不硝，灌以羊脂，故受雨而不爛，闊才一寸長不逮四總，故立馬轉身至順。”（《黑韃史略箋證》）這說明蒙古族自古以來就是善于制作馬鞍，善于裝飾馬鞍。所以《多桑蒙古史》中也說，蒙古人的馬鞍具有裝飾美化傳統，而且通常都用白銀雕鏤出各式各樣的花紋。

蒙古族馬鞍的基本形制，可分為方腦（前橋）鞍和尖腦鞍兩種，其中也有大尾（后橋）式和小尾式的區別。如今草原上的匠人能制造出十分合體的馬鞍，不但主人騎著舒服，連馬也會感到舒服。有些人講究馬鞍子，都要做各種裝飾，刻制各種花紋圖案，鑲嵌骨雕或貝雕，也有用景泰藍裝飾的馬鞍。馬鞍其他部位也都加以美化，如軟墊、鞍橋、鞍檐、鞍花等，還有頭上的鼻花和腮花的銀飾件，更顯得華麗奪目。其制作工藝精美，是稀罕的藝術品。好馬配好鞍，勝過龍駒。這是蒙古族歷史悠久的馬文化結出的碩果之一。

血性的風物養育血性的人，馬與蒙古族的不解情緣

馬是蒙古族牧民生活中的資源財富，是草原上日常生活中的交通工具，是軍隊作戰的制勝法寶，也是詩歌文學中的重要主題，是蒙古族歡慶娛樂的親密伴侶，更是他們美的心靈和理想借以寄托的載體。所以馬在蒙古族的全部社會生活中，始終具有著重要意義。

在生產領域里，馬是牧民最主要的生產工具，又同時是生產對象。放牧、挽車、承騎、遷徙，乃至以馬為資源的商品貿易，皆是要靠馬才行。所以馬是牧民富有的標志，繁榮興旺的象征。最早的時候，草原上富有的人，馬匹之多“量論谷”。以“浩特格爾”（即山溝或洼地）和“套海”（即灣子）來計群數。馬是畜牧業發展的基礎，“沒有馬，草原經濟便無法經營”。

馬又是蒙古人生存生活的資源。馬奶及馬奶制成的酒，是蒙古族喜用的飲食。元朝歷代大汗，每年秋8月，都要從大都返回草原，舉行盛大的馬奶宴。宋代孟珙在《孟韃備錄》中說道：

“飲馬乳以塞饑渴，凡一馬之乳，可飽三人”。在戰爭中，“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就是以馬奶充饑。飲用馬奶還有特殊的保健作用，在今天的醫療保健領域仍視為重要的醫用保健品。馬奶酒更是上品佳釀。《馬可·波羅行紀》中說：“韃靼人飲馬乳，其色類白葡萄酒，而其味佳，其名曰忽迷思。”蒙古人飲馬奶酒始見于《蒙古秘史》，從成吉思汗先祖時代即以釀制，到元代時已成為宮中的“國宴之酒”。在蒙古人心中，馬奶酒是神圣的飲料。

縱觀歷史，當年草原上部落戰爭和王者出征的風起云涌的時代，馬的多寡壯弱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進軍征伐的激戰中，強大的鐵騎就是勝利者的象征。在成吉思汗的軍隊中，許多旗幟中有一面鑲邊的藍色大旗，旗中間有一匹奔馳的白色駿馬圖。這面白馬軍旗指向哪里，軍隊則打到哪里，這匹白駿馬就成了軍隊無聲的指揮官。這種時刻，馬是威武的也是一種權威的象征。所以在蒙古族地區一些莊嚴的場所或建筑物上，常雕塑一匹奔騰的高大白色駿馬作為代表性標志。

在蒙古族的祭祀儀禮中，也把馬作為崇拜的靈性的神駒看待。按傳統的民間習俗要選一匹“神馬”來主宰一個馬群。平時，馬保佑吉祥，戰時則為強軍之利器。成吉思汗西征歐亞、統一南北，靠的是戰馬的背力和足力強大的鐵騎大軍。在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上祭祀成吉思汗的活動中，也總要有一匹白色駿馬的形象才算是大奠。在傳統的祭祀禮儀中，有兩種作為馬文化現象的習俗是值得一寫的。一種是懸掛“風馬”旗的習俗，一種是系彩綢帶“神馬”習俗。“風馬”稱“天馬圖”，圖案正中是揚尾奮蹄、引頸長嘶的駿馬，托著如意瑰寶飛奔；駿馬上方是展翅翱翔的大鵬和騰云駕霧的青龍；駿馬下面是張牙舞爪的老虎和氣勢洶涌的雄獅。這五種動物以不同的姿態和表情，表現了它們勇猛威嚴的共性。人們把這個圖案拓印在十多厘米見方的白布或白紙上，張貼于墻壁，不管取何種形式，它的真正含義都比其表面圖案深遠，是人們對于命運吉祥如意的寄托，希望自己的前途像乘風飛騰的駿馬一樣一帆風順。

蒙古人的習俗范文3

古代中國十大寶藏之——元朝寶藏

1271年，蒙古人在中原大地上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此后的百余年里，元朝統治者對中國大地大肆搜刮，聚集了數量無法估計的財富。要知道，之前的兩宋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的鼎盛時代，南宋不是亡在積貧，而是積弱。1368年，元大都淪陷，元朝滅亡。但是這批來自全國的寶藏卻不知下落。隨著蒙古人的迅速衰亡，人們發現這個龐大帝國似乎也并沒留下多少文物。

專家認為，元朝寶藏是確實存在的，它們被隱藏在元帝王的皇陵中。然而元代史書對帝王陵墓記載十分模糊，以至于皇陵的位置無處尋找。包括中國、美國、蒙古、日本等在內的，來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學家都對元朝帝王陵墓都開展過探察行動，但至今仍未有任何蛛絲馬跡。這批堪稱中國歷史上數量最龐大的文物，已經成為一大難以解開的歷史謎團。

為何從未發現元朝歷代皇帝陵墓

上文提及，元朝寶藏被認為隱藏在元朝帝王的皇陵中，但封建王朝的皇帝死后一般都有陵墓，唯獨元朝皇帝的陵墓始終未曾有所發現，這是為什么呢？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有自己獨特的喪葬習俗，其特點是薄葬簡喪。蒙古人原為游牧民族，沒有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比較簡單實用。特別是在大舉擴張的戰爭年代，喪葬儀式尤其簡單。下葬時，他們讓死者坐在一頂生前用的帳幕中央，邊上圍著祭祀的人進行禱告，隨葬的有馬匹、弓箭和擺放著肉乳的桌子，最后放入土中，目的是死者到另一個世界上生活時，有帳幕住，有馬騎，有肉乳吃。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蒙古人入殮仍然儉樸如初，壽衣大多就是平時穿的衣服，隨葬的器物也會比較少，大部分是死者生前喜好的武器，如弓箭、刀劍一類的東西。雖然元朝皇帝死后有一個下葬的儀式，隨葬品也要多一些，但是下葬時不得有漢族官員參加，也不會在地面上建設大規模的建筑物，不設功德牌坊和墓碑，一切看起來都很簡單。另外為了不留下可以讓盜墓賊發現的線索和痕跡，對下葬地點的記載也少得可憐，以至于讓人感到元朝不存在皇帝陵墓。

明朝葉子奇《草木子》中記載：元朝皇帝駕崩，“用啰木兩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箍兩頭、中間）”。然后，掘深溝一道埋葬，“以萬馬蹂之使平。殺駱駝于其上，以千騎守之。來歲草既生，則移帳散去，彌望平衍，人莫知也”。

當年成吉思汗去世，就是采用了這種方式下葬。據記載，成吉思汗在寧夏病逝后，其遺體被運往漠北肯特山下某處，在地表挖深坑密葬。其遺體存放在一個將大樹中間掏空做成的獨木棺里。獨木棺下葬后，土回填，然后“萬馬踏平”。為了不讓外人看出曾經動土的痕跡，還要用帳篷將周圍地區全部圍起來，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長出，與周圍的青草無異，才將帳篷撤走，這樣墓葬的地點就不會泄露。

蒙古人的習俗范文4

關鍵詞：阿拉善左旗 蒙古族 穆斯林 伊斯蘭教

一、前言

內蒙古阿拉善左旗敖龍布魯格和巴音木仁兩個蘇木居住著一部分操蒙古語、穿蒙古袍、住蒙古包且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他們與大部分蒙古人一樣以游牧生活為主，并且也過蒙古族傳統的宗教節日（如薩滿教的祭敖包儀式等），日常生活習慣與其他蒙古人并無太大區別。但作為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族，相比一般蒙古族而言，他們在宗教文化與生活習俗等各方面有其不同的特點。那么他們形成的歷史淵源及如今的文化概貌如何？蒙古族穆斯林的形成固然有歷史的影響以及變遷過程中的混居與通婚等因素，本文致力于分析以上所述的問題并做出相關的描述與挖掘。

二、蒙古族穆斯林的分布現狀

蒙古族穆斯林主要分布在阿拉善左旗、青海省海晏縣、祁連縣及新疆博湖一帶。阿拉善一帶的被稱做“纏頭回回”或“蒙古回回”，新疆的蒙古族穆斯林自稱“托們能克”，青海的蒙古族穆斯林被稱之為“駝毛”、“托茂蒙古”，自稱“托茂”或“托茂家”。[1]阿拉善左旗位于西部、賀蘭山西麓，東北與內蒙古巴彥淖爾盟接壤，東邊與伊克昭盟（現鄂爾多斯市）相連。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是在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上具有共同文化中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解放后他們被識別為蒙古族的一支，“主要集中在敖龍布魯格、巴音木仁、烏素太、韓烏拉等蘇木。”1（表1所示）

蒙古族穆斯林以游牧生活方式為主，居住分散，導致了集中舉辦宗教活動的困難。他們的宗教活動范圍很小，但是仍然堅持伊斯蘭教教規，牽著牛羊，拉著蒙古包聚集到清真寺周圍安營扎寨，舉行宗教節日等活動。

寧夏、甘肅等地離阿拉善左旗僅幾個小時路程，蒙古族穆斯林受回族穆斯林的影響是很普遍的事情。解放前，蒙古族穆斯林幾乎不與其他民族通婚，但是由于地理環境的限制，他們后來與回族及附近信仰伊斯蘭教的東鄉族等民族通婚，并出現了極少數人們與當地蒙古族通婚的情況。

這些蒙古族穆斯林使用蒙古語、穿蒙古袍、住蒙古包以及生活方式基本與其他蒙古族一致，而且從很早他們的政治管轄權屬于阿拉善左旗，只是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族而區別于其他蒙古人。

三、蒙古族穆斯林的歷史

（一）早期蒙古族穆斯林的由來

“元時回回遍天下”一句形容了元朝時期伊斯蘭教普遍傳播的景象，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族統治者采取了在宗教方面兼容并包的政策，使蒙古人信仰的傳統宗教外其他宗教得以在中原地區及邊疆地區廣泛傳播，這樣的政策導致了一小部分蒙古人改信伊斯蘭教。

成吉思汗帶兵征戰中亞地區進行軍事擴張，蒙古軍隊幾乎是常勝軍，將中亞多地歸入大蒙古帝國的版圖。統治者擴充軍隊為增加戰斗力將眾多信仰伊斯蘭教的人編入軍隊中，并使占領地區的穆斯林大規模服務于統治者的軍隊。待成吉思汗率領軍隊回到蒙古高原，大批伊斯蘭教徒東遷。

元代蒙古軍隊隨后又對中亞地區進行了第二次、三次征戰，不少蒙古貴族隨軍到中亞地區遷移定居，久而久之這些蒙古貴族到普通人民逐漸摒棄薩滿教與佛教等傳統信仰，皈依了在當地盛行的伊斯蘭教。

疆域廣闊之便促進了商業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創造了中亞宗教傳教士在內地的布道傳教條件。如此大量人流的涌動使伊斯蘭教得到了廣泛傳播，在這樣的背景下，西北部地區出現了眾多改信伊斯蘭教的人們。

（二）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的來源

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之前，阿拉善地區屬于當時的西夏國，待西夏滅亡后阿拉善地區歸入蒙古帝國的版圖，成為了蒙古人的土地。阿拉善左旗地處今西北部，東南部分與賀蘭山相鄰。這樣的地理位置，是中亞伊斯蘭教徒進入內地的必經之路。當前，學者對于居住在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穆斯林的由來持不同的看法，本文對這一特殊群體的由來進行了以下分析：

東察合臺汗國的禿黑魯帖木兒汗在傳教士的勸說下首先自己摒棄了原來的宗教改信了伊斯蘭教，并帶領臣民一同皈依伊斯蘭教。這一時期禿黑魯帖木兒汗在新疆地區大力推行伊斯蘭教。

據《史集》記載，安西王阿難答率部眾皈依伊斯蘭教是蒙古人信仰伊斯蘭教的典型事例。阿難答是忽必烈汗之子忙哥剌的兒子，自幼被伊斯蘭教徒撫養，其在童年時期所接受的文化與思維模式深受伊斯蘭教的影響。“他能流利背誦《古蘭經》，大食文書法也寫得很好。阿難答繼承安西王位后，其部下15萬蒙古軍隊中大半跟隨他信仰伊斯蘭

教，這對壯大元代穆斯林隊伍及西北社會經濟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2

隨著元朝的滅亡，朝代更替，統治內地的蒙古統治者紛紛撤回蒙古高原。這時的蒙古統治階級內部產生戰亂，經過幾十年的混戰最終瓦剌部得到統一，繼續控制了韃靼部。瓦剌部的脫歡之子進一步征戰控制了西域要道。當時西北地區的文化經濟在各方面與伊斯蘭教緊密相連，有很多蒙古人信仰伊斯蘭教。明朝時期，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被稱為“瓦剌回回”，則信仰薩滿教與藏傳佛教的蒙古人被稱為“瓦剌達子”。

明朝滅亡后，清政府對蒙古人強制推行格魯派藏傳佛教（俗稱“黃教”或“黃帽派”）。這一政策使蒙古人的宗教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清朝時期，蒙古和碩特部從天山北麓遷徙至今阿拉善地區，其部眾有許多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們。阿拉善扎薩克君王阿寶攜青海部眾回歸阿拉善地區，其中有不少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這樣的兩個部落遷徙到阿拉善地區對當地蒙古族穆斯林的形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后期從新疆等地遷徙至阿拉善地區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其他民族也對蒙古族穆斯林的演變過程添加了外來因素。

清末民國時期，從甘肅、寧夏等地有很大一部分回族遷徙至阿拉善地區，在日久的民族融合中促進了蒙古族穆斯林的演變，其中姓氏為楊、馬、王的穆斯林的祖先通常被認為是回族人。

四、蒙古族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一）蒙古族穆斯林的日常宗教生活

生活在阿拉善的蒙古族穆斯林被政府部門識別為蒙古族，但在上區別于其他蒙古族。“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作為游牧民族，與回族相比，其宗教意識較為淡漠，宗教組織松散，無門宦教派的概念。”3

阿拉善全盟共有清真寺廟10所，其中額濟納旗1所、左旗9所，以蒙古族信徒為主的寺廟主要有兩所，稱之為“莫其德”，其最初的建造始于清朝。解放前阿拉善盟的清真寺發展到7所，“”時期部分清真寺遭到毀壞，恢復宗教政策之后修繕了清真寺。

蒙古族穆斯林雖然人數甚少，但是他們遵循伊斯蘭教規，嚴格按伊斯蘭教歷法過節。同全世界的穆斯林一樣，他們也極其重視白拉臺月（沙爾巴乃日）、開齋節、古爾邦節和圣紀節。蒙古族穆斯林將這些節日稱為“都巴”。伊斯蘭教的三大宗教節日在蒙古族穆斯林的生活里有不同的叫法，充分體現出蒙古族穆斯林的特殊性。蒙古族穆斯林同其他虔誠的教徒一樣堅持每日五次的禮拜，每周五一次的主麻。洗禮是穆斯林禮拜時必定進行的工作，蒙古族穆斯林堅持洗禮，與其他穆斯林基本一致。葬禮方面堅持著主流信仰的方式，儀式復雜，他們仍舊按照伊斯蘭教的方式安葬無常者4，嚴禁火葬、裝棺和隨地安葬。

（二）薩滿教與藏傳佛教對蒙古族穆斯林的影響

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穆斯林長時間受蒙古統治者的統治，與蒙古族來往密切，隨著社會的變遷及民族融合，他們難免會受到薩滿教及藏傳佛教的影響。蒙古族穆斯林這個群體雖是伊斯蘭教徒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受當地蒙古族宗教的影響。

傳統的祭祀活動是薩滿教的殘留物，祭敖包是薩滿教的祭祀儀式，而在當今社會中蒙古人的祭敖包儀式成為了藏傳佛教與薩滿教相結合的一種舉行祭祀、祈禱以及伴有進行的摔跤、賽馬、射箭等娛樂方式的群體性集中的活動。在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穆斯林有一部分參加祭敖包的活動，而有一部分則堅持不參與此類活動。

蒙古族穆斯林的敖包是獨立的，他們不會祭拜其他敖包，一般蒙古人也不會來祭拜他們的敖包。祭敖包的過程是由寺里的喇嘛來主持、人們聚集到敖包周圍，人們將自己的期望和希望寄托于敖包，獻上珍貴的奶食品，并且堆加石堆。蒙古族穆斯林祭敖包時不會磕頭，這一點區別于其他蒙古人。上述提到有一部分蒙古族穆斯林則堅持不祭拜、不參與祭敖包祭祀活動，認為祭敖包不是伊斯蘭教的儀式。出現這樣的情況有學者分析是由姓氏不同、祖先的來源不同而決定參與否。

蒙古族穆斯林也相信原始巫術治病、辟邪等。種種跡象表明他們的生活中滲透了其他蒙古人傳統信仰的思維，但是并不影響他們的主流信仰，他們仍是穆斯林。

（三）蒙古族穆斯林的衣食住行

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幾百年來與其他蒙古族一樣以畜牧業生產為主，雖在日常生活起居、文字語言的使用方面與其他蒙古族有著大同小異的差別，但由于信仰不同，在阿拉善沙漠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中創造了屬于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于一般蒙古族和回族，形成了自己歷史文化的獨特性。

1.飲食

飲食作為一種文化表現形式，各民族的飲食深受其生存環境及生產方式的制約，創造出各具特色的飲食文化。蒙古族穆斯林既有蒙古族傳統的飲食習慣又嚴格遵守古蘭經中的要求。他們大量吸收了蒙古飲食文化，牛羊肉以及奶食品是他們的主流食品。作為穆斯林也有飲食禁忌，比如：禁食豬肉、血液、腦子、死畜肉、未經過伊斯蘭教要求的方式宰殺的牲畜。茶主要以磚茶和奶茶為主，在平常一日三餐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當有客人來訪時首先倒茶，忌諱倒白開水。

2.服飾

蒙古族的服飾深受以游牧為主的生活方式的影響，通常較長、上下寬度相差不大，高領、長袖、寬大、束腰帶，顏色對比較為鮮明。蒙古族穆斯林的服飾通常與蒙古袍無太大區別，通稱滿蒙結合式，但他們的在顏色上與喜好素裝的回族相近。

全世界穆斯林婦女都在外出時用長圍巾纏頭只留雙眼，蒙古族穆斯林婦女也遵循宗教的要求用長圍巾纏頭，其長度及顏色根據年齡的不同而有所差別。蒙古族男穆斯林服飾則與其他蒙古族男子服飾是相同的。

隨著時代的變更，服飾的變化較為明顯，現如今老少習慣于穿短衣，但在參與宗教活動時纏頭的風尚仍然延續至今。絕大多數蒙古族穆斯林都有一套或多套蒙古袍作為儀式用裝。每逢節日，穿上蒙古袍相互問候，以示喜慶。

3.起居

蒙古族穆斯林與其他蒙古人一樣居住在蒙古包內，他們的蒙古包與傳統蒙古包的格局無大差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進步，越來越多的蒙古人住進了現代瓦房甚至樓房，蒙古族穆斯林與之有著同樣的變化。交通工具與當地的地貌相符，日常使用的坐騎用具等與其他蒙古族相同，進入現代社會后機動車等現代交通工具進入了他們的生活。

4.風俗禮儀

“傳統的古爾邦節、開齋節仍然保持。但漢族與蒙古族的春節也同時存在于蒙古族穆斯林人的節日禮儀生活中。”5 “蒙古穆斯林還有一個明顯的與穆斯林似乎無關的祈雨儀式，與蒙古族祭敖包極其相似。”6

五、結語

居住在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穆斯林是歷史上各民族不斷融合遷徙而形成的特殊的族群。蒙古文化對這一群體的影響深刻，使他們擁有了一定的特殊性。他們的生活習慣大致上與其他蒙古族相差不多，他們在政府部門的民族識別過程中登記為蒙古族。在民族認同上承認是蒙古族，“盡管一些蒙古族穆斯林一再強調其先民為哈薩克族或回族，但對上世紀50年代國家將他們確定為蒙古族，也沒有產生異議。在民族交往中，與蒙古族交往多，其次為漢、回、東鄉族。他們說，他們是蒙古族，但信仰伊斯蘭教，在感情上與蒙古族存在天然聯系。表現在族群關系上，因為蒙古族穆斯林與回族、東鄉族、一致，雙方產生親和感，但在生產、生活及文娛活動方面，蒙古族穆斯林則與蒙古族聯系更為緊密。”7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因素都深受藏傳佛教與薩滿教的影響，在這樣的特殊條件下，這些蒙古族穆斯林仍然堅守自己的信仰，依然堅持進行宗教儀式等活動。

伊斯蘭文化對蒙古族穆斯林而言是起著精神層面的作用，而蒙古文化對他們而言是物質上的。這一特性，使蒙古族穆斯林與蒙古族、回族、東鄉族共同生活生產，推進民族相互融合。在阿拉善地區，多個民族與宗教共存，蒙古族穆斯林作為其中一分子，正通過堅守其和堅持宗教活動的方式，在宗教文化的豐富與發展方面繼續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參考文獻：

[1]烏云畢力格 白拉都其格，蒙古史綱要[M]，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327

[2]阿拉善左旗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阿拉善左旗志[Z]，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3] 安?孟和，阿拉善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族[M]，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165

[4]阿拉善盟地方志編撰委員會，阿拉善盟志[Z]，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

[5]丁明俊，阿拉善草原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族穆斯林[J]，西北民族研究，2005（4）。

[6]烏蘭托婭，蒙古族穆斯林歷史與文化研究概述[J]，黑龍江民族叢刊，2010（3）。

[7]嘎爾迪，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之由來[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2）。

[8]周競紅，蒙古民族問題述論[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

[9]金宜久，伊斯蘭教卷[M]，民族出版社，2008年一月第一版。

[10]馬平，阿拉善的“蒙古浩騰”人族群――對阿拉善地區蒙古族穆斯林群體的初步田野調查報告[M]，回族研究，2006年11月。

注釋：

1丁明俊，2005（4）.85.

2烏蘭托亞，2010（3）.112.

3丁明俊，2005（4）.80.

4 無常，中國回族穆斯林日常用語，為逝世之意

5馬平，2006.49.

蒙古人的習俗范文5

【關鍵詞】錫林郭勒盟 寺廟 傳說 信仰

錫林郭勒盟隸屬于我國的，該地區寺廟眾多，蘊含著豐富的宗教文化資源。從我國喇嘛教以及薩滿教的傳播發展來看，錫林郭勒盟寺廟的建立都與這些宗教文化有著重要的關系。因此，研究分析錫林郭勒盟寺廟的傳說和信仰對于了解錫林郭勒盟地區文化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一、錫林郭勒盟寺廟的傳說

錫林郭勒盟寺廟是錫林郭勒地區寺廟的統稱，錫林郭勒地區建立了大量的寺廟，不同的寺廟都有著各自的傳說，體現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貝子廟。貝子廟位于內蒙古錫林浩特市，于清朝乾隆時期建立，由乾隆皇帝賜名為崇善寺，在蒙語中被稱之為班迪達葛根廟，是內蒙古地區的名廟。在歷史的發展長河中，貝子廟經歷了七代活佛，并且被多次進行擴充修建，目前，我們所見的貝子廟為清代的建筑造型。貝子廟一名來源于治旗的貝子巴拉吉道爾，因為該寺廟是由貝子和活佛共同主持興建的，所以，該寺廟被稱之為貝子廟。

傳說，清朝乾隆時期，活佛巴拉吉爾隆德布從、青海地區來到錫林郭勒草原進行傳教，到了此地后，活佛被此處迷人的風景所打動，于是決定留在這兒。草原上的牧民在聽聞有位活佛來到此地后，便從四面八方趕來膜拜，一時之間，錫林郭勒草原香火繁盛，宗教文化濃厚。為了表達對活佛的尊敬，貝子決定在此處建立一座廟宇，用來供牧民參拜，于是貝子便向活佛請示廟宇建造的地址。面對錫林郭勒如此美麗的地方，活佛一時之間無法選擇，在與貝子的共同商議下，最終決定按照宗教習俗，在選址建廟之前，在四周的寶拉根烏拉、額爾敦烏拉、格義阿木烏以及熱寶拉格烏拉四座山上分別插上四支箭，等到來年開春時期，哪座山上長出黃花，那座山就為最終的廟宇建造地。經過很長時間的焦急等待，終于等來了春暖花開之際，伴隨著暖暖的春風，活佛以及貝子帶領著眾人去四座山上尋找黃花。首先，他們奔赴了寶拉根烏拉山，只見插箭之出赫然一片雪白，一朵朵白花在風中搖擺，活佛指出，白花象征著財富，此處是財源廣進之地。隨后，眾人又來到了熱寶拉格烏拉山上，一朵朵藍色的花兒在朝著眾人招手，活佛說，藍色象征著興旺，此地是人畜興旺之地。接連兩座山都沒有見到眾人所希望看見的黃花，大家的心情難免沉重起來。穿過清澈的錫林河，眾人來到了格義阿木烏山，只見滿山火紅，一片妖嬈，面對此情此景，連活佛和貝子都覺得深深地乏力，只能帶著最后一絲希望來到了額爾敦敖包下，在一片濃密的草叢中，一朵金花的小花顯得尤為顯眼，一瞬間，人們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見，隨即就是一陣歡呼聲，響徹山谷。活佛激動地說道：“黃色是吉祥的象征，此地就是建造廟宇最好的地方，這是長生天在給予我們指示啊！”于是，貝子廟就這樣被建造在了額爾敦敖包山下，貝子廟由此在整個錫林郭勒草原出名起來，成了香火鼎盛之處。

二、錫林郭勒盟寺廟信仰

貝子廟是藏傳佛教的圣地，在貝子廟發展的巔峰時期，有千名以上的喇嘛常駐在廟內，因此，從信仰上來看，貝子廟是喇嘛教的宗教建筑。

喇嘛教，即為藏傳佛教的俗稱，也是中國佛教的分支。在喇嘛教傳入蒙古地區之前，蒙古人民普遍信仰薩滿教，13世紀初，喇嘛教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大力推崇下開始傳播到蒙古地區。當時的喇嘛教為元朝貴族所信仰的宗教，因此統治者給喇嘛教頒布了許多特權，并將上層的喇嘛封為國師、帝師，使喇嘛成為元朝的封建貴族，元朝上都城內城外都建設了許多的喇嘛教寺廟。后來，由于喇嘛教在蒙古地區并沒有獲得廣泛的群眾支持，因此，喇嘛教在元朝滅亡后也逐漸瓦解消失。16世紀末，在阿拉坦汗的大力倡導下，喇嘛教再次在蒙古地區傳播開來，阿拉坦汗效仿忽必烈的做法，進一步促進了喇嘛教在蒙古的廣泛傳播。清朝中期，喇嘛教的發展達到了巔峰時期，當時，蒙古地區的喇嘛寺廟就有千余座，喇嘛的人數更是達到了數十萬人。蒙古錫林郭勒盟地區的喇嘛寺廟有192座，其中，貝子廟香火鼎盛時期有1200位喇嘛。清朝統治者為了更好的控制和統治蒙古人民，對喇嘛教大力支持，各種獎勵政策都促使喇嘛教的人數不斷增長，寺廟不斷增多，形成了廟宇林立的局面。錫林郭勒盟寺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斷發展的起來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蒙古人民的生產生活。

喇嘛教的傳播和發展極大地影響了蒙古地區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成了全蒙古人民的。蒙古人民生老病死、嫁娶、遷徙都受到喇嘛教的影響，需要由喇嘛來占卜問兇吉；當有災害時，也要由喇嘛誦經念佛，祈求保佑。因此，喇嘛寺廟成了蒙古人民進行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發展到民國時期，錫林郭勒盟地區的喇嘛寺廟已經遍地普及，幾乎家家出喇嘛，由此可見喇嘛教在蒙古人民心中崇高的宗教地位。喇嘛教的傳入不僅加深了蒙、藏兩地區的文化交流，同時也促進了蒙古地區的文化發展，各種文學典籍也開始傳入蒙古地區。另外，喇嘛教在蒙古的傳播發展方便了清朝統治者對蒙古地區的政治統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家的穩定，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所以，喇嘛教在蒙古地區的發展是功不可沒的，喇嘛教的活動成了蒙古人民生產生活的重要標準。

三、結語

錫林郭勒盟寺廟神秘的傳說以及色彩濃厚的為錫林郭勒盟的地區文化增加了獨特的魅力。正確的認知貝子廟的來源以及建設過程，并在此基礎上了解喇嘛教與錫林郭勒盟寺廟之間的關系有利于我們更好的研究分析錫林郭勒盟地區的宗教文化。

參考文獻：

[1]娜日蘇.蒙古族宗教文化[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S2）.

蒙古人的習俗范文6

“旅游那達慕”每年7月25日至31日在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格根塔拉草原旅游中心舉行，今年已是第24屆。每日都有博克、射箭、賽馬、訪問牧戶以及民族歌舞、篝火晚會和套馬、馴馬、馬術表演、搭建蒙古包、奶食品加工、那達慕攝影展、各旗縣民族特色展等展現蒙古族生產生活方式的活動項目。屆時，羊背子、手把肉、烤羊腿、烤全羊、烤牛排、血腸等民族風味筵席以及各種奶食品還將使游客一飽口福。

一年一度的旅游那達慕大會已成為自治區旅游節慶活動的知名品牌，每年都將有數萬名海內外客人參加旅游那達慕大會，了解和體驗內蒙古獨特的民族風情。

那達慕歷史

那達慕是中國蒙古族人民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傳統活動，也是蒙古族人民喜愛的一種傳統體育活動形式。

"那達慕"有久遠的歷史。據銘刻在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載，那達慕起源于蒙古汗國建立初期，早在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被推舉為蒙古大汗時，他為檢閱自己的部隊，維護和分配草場，每年7～8月間舉行“大忽力革臺”（大聚會），將各個部落的首領召集在一起，為表示團結友誼和祈慶豐收，都要舉行那達慕。起初只舉行射箭、賽馬或摔跤的某一項比賽。到元、明時，射箭、賽馬、摔跤比賽結合一起，成為固定形式。后來蒙古族人亦簡稱此三項運動為那達慕。

在元朝時，那達慕已經在蒙古草原地區廣泛開展起來，并逐漸成為軍事體育項目。元朝統治者規定，蒙古族男子必須具備摔跤、騎馬、射箭這三項基本技能。到了清代，那達慕逐步變成了由官方定期召集的有組織、有目的的游藝活動，以蘇木（相當于鄉）、旗、盟為單位，半年、一年或三年舉行一次。此俗沿習至今，每年蒙古族人民都舉行那達慕。

那達慕競技項目

古代和近代的那達慕盛會都要進行男子的“三項”的比賽――摔跤、賽馬和射箭。

摔跤

摔跤是蒙古族特別喜愛的一種體育活動，也是那達慕上必不可少的比賽項目。蒙古語稱摔跤為"博克?巴依勒德呼"，稱摔跤手為"博克慶"。蒙古族的摔跤有其獨特的服裝、規則和方法，因此也叫蒙古式摔跤。

摔跤手要身著摔跤服"昭德格"。其坎肩多用香牛皮或鹿皮、駝皮制作，皮坎肩上有鑲包，亦稱泡釘，以銅或銀制作，便于對方抓緊。最引人注目的是，摔跤手的皮坎肩的中央部分飾有精美的圖案，圖案呈龍形、鳥形、花蔓形、怪獸形，給人以古樸莊重之感，摔跤手身著的套褲用十五、六尺長的白綢子或各色綢料做成，寬大多褶，褲套前面雙膝部位繡有別致的圖案，呈孔雀羽形、火形、吉祥圖形，底色鮮艷，圖呈五彩。其足蹬馬靴，腰纏一寬皮帶或綢腰帶，著名的摔跤手的脖子上綴有各色彩條--"江嘎"，這是摔跤手在比賽時獲獎的標志。

蒙古族的摔跤有其特點：按蒙古族傳統習俗，摔跤運動員不受地區、體重的限制，采用淘汰制，一跤定勝負。參加比賽的摔跤手必須是2的某次乘方數，如8、16、32、64、128、256、512、1024等。比賽前先推一位族中的長者對參賽運動員進行編排和配對，蒙古長調"摔跤手歌"唱過三遍之后，摔跤手揮舞雙臂，跳著鷹舞入場，向主席臺行禮，順時針旋轉一圈，然后由裁判員發令，比賽雙方握手致意后比賽開始。

摔跤技巧很多，可以用捉、拉、扯、推、壓等十三個基本技巧演變出一百多個動作。可互捉對方肩膀，也可互相摟腰，還可以鉆入對方的腋下進攻，可抓摔跤衣、腰帶、褲帶等。蒙古族摔跤的最大特點是不許抱腿。其規則還有不準打臉；不準突然從后背把人拉倒，觸及眼睛和耳朵；不許拉頭發、踢肚子或膝部以上的任何部位。

《宦海沉浮錄》云："布褲者，專諸角力，勝敗以仆地為定"。摔跤選手膝蓋以上任何部位著地者為負。

賽馬

蒙古高原盛產著名的蒙古馬，能跑善戰，耐力極強。自古以來，蒙古人對馬就有特殊的感情，蒙古人從小就在馬背上長大，都以自己有一匹善跑的快馬感到自豪！馴練烈馬，精騎善射是蒙古族牧民的絕技，通常把是否善于馴馬、賽馬、射箭、摔跤作為鑒別一個優秀牧民的標準。

賽馬為蒙古族男兒三技之一。參加者有時全是少年，有時不分年齡，具有廣泛的群眾性。賽馬項目包括：快馬賽，主要比馬的速度，一般為直線賽跑，賽程一般為20、30、40公里，先達終點為勝；走馬賽，主要是比賽馬步伐的穩健與輕快；顛馬賽，是蒙古族特有的馬上競技表演項目。

射箭

射箭是蒙古族傳統的"男兒三項"的又一項目，也是那達慕最早的活動內容之一。在公元800多年以前，蒙古人分為許多不同的部落，他們的經濟生活大體可分為游牧經濟和狩獵經濟兩種。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以后，雖然狩獵經濟的部落逐漸轉向了游牧經濟，但狩獵時期長年積累下的拉弓射箭的本領卻保留了下來，以防外敵侵略和野獸襲擊畜群。沒有牲畜的貧苦牧民則仍依賴弓箭捕殺動物維持生活。

蒙古族射箭比賽分近射、騎射、遠射三種，有25步、50步、100步之分。靜射時，射手立地，待裁判發令后，放箭射向箭靶，優者為勝；騎射時，射手騎馬上，在馬跑動中發箭，優者為勝。比賽不分男女老少，凡參加者都自備馬匹和弓箭，弓箭的樣式，弓的拉力以及箭的長度和重量均不限。比賽的規則是三輪九箭，即每人每輪只許射三支箭，以中靶箭數的多少定前三名。

那達慕民族禮儀

富有濃郁民族特色的那達慕大會，具有悠久的歷史，其傳統的禮儀流傳至今，仍具有神奇的魅力，為現代的那達慕大會增添了歷史的色彩。本屆那達慕大會與往屆一樣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再次體現了獨特的民族風情。

那達慕大會主席臺前方豎立的三枚旗桿上，其中有一面三角白底藍邊旗，上面寫著“四子王部落楚古拉甘”旗幟。“楚古拉甘”蒙語意為集合或隊列之意。三角旗白底、藍邊、藍字。白色象征純潔，藍色象征寬廣永恒，每當草原上舉行集會、過節、假日等，都要插上這面旗幟，一直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