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語歷史文獻浩如煙海，為漢語歷史語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寶貴資料。但各個時期文獻資料的數量和性質并不是相同的，反映在程度副詞上也不盡相同，主要表現為不同性質的文獻中程度副詞的使用狀況存在不小的差異。一般認為，東漢魏晉南北朝隋是漢語史研究中的中古漢語時期。此期的文獻大致可分為中土文獻和漢譯佛經兩類。這兩種文獻是不同質的，在語言使用上存在著不少差異。這一問題已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取得了不少顯著性的成果，如朱慶之［1］［2］［3］、胡敕瑞［4］、陳秀蘭［5］［6］［7］等。在研究漢語特別是中古漢語的時候，一方面應該把中土文獻和漢譯佛經結合起來，這樣得出的結論才會更全面準確;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二者的比較研究，因為通過比較，不但可以發現語言歷時的變化，還可以辨清兩種語料語言上的差異。程度副詞與人類的認知行為關系密切，能夠敏銳地反映語言的發展變化。基于此，本文選取了中古漢語時期的若干中土文獻和漢譯佛經作窮盡式統計分析①，以程度副詞為切入點，考察這兩類文獻在語言使用上的差異，并對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進行剖析。   二   比較中土文獻與漢譯佛經的程度副詞，可以得到六種不同的類別:1．兩種文獻都使用的上古程度副詞;2．僅見于中土文獻的上古程度副詞;3．僅見于漢譯佛經的上古程度副詞;4．兩種文獻都使用的中古新興程度副詞;5．僅見于中土文獻的中古新興程度副詞;6．僅見于漢譯佛經的中古新興程度副詞。以下分別敘述。   (一)兩種文獻都使用的上古程度副詞   中古漢語繼承了為數不少的上古漢語程度副詞，其中中土文獻和漢譯佛經都使用的程度副詞很多，如“最、至、極、最為、絕;太;甚、大、尤、深、良、殊、盛、何其、一何;益、彌、更、愈、滋、加;小、少”等②，它們在兩種語料中的分布情況又不盡相同。其中，“最、至、極;太;甚、大;愈、彌、益、滋;少”等詞是上古漢語程度副詞的主要成員，中古以后繼續廣泛使用。如:(1)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論衡•言毒》)(2)時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極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甘美必甚，得勝于彼。”(《百喻經》，4∕545b)(3)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漢書•成帝紀》)(4)太子睹妻哀慟尤甚。(《六度集經》，3∕10a)除“更;小”外，上古時期使用不多的程度副詞，如“最為、絕;尤、深、良、殊、盛、何其、一何;更、加”等，在中古漢語仍保持較低的使用頻率。如:(5)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世說新語•德行》)(6)汝等恭肅凈施飯食，具設眾味當令絕美。(《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15∕452a)(7)誠歲余以來，所苦加侵，日日益甚……不然，必置溝壑。(《漢書•元后傳》)(8)末利夫人素服而出，在眾人中猶如日月，倍好于常。王意悚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法句譬喻經》，4/585b)   (二)僅見于中土文獻的上古程度副詞   僅見于中土文獻的上古程度副詞主要有“窮;已;孔、偏、丕、殊大、重;愈益、尤益、茲益;差2、頗2、略”等③。此類程度副詞在上古時期的使用頻率不高，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中古漢語之中。其中，程度副詞“窮;偏、殊大、重;愈益、尤益、茲益;差2、頗2、略”等使用不多，雖沿用到近代漢語之中，但仍不常見。如:(11)永熙年中，平陽王即位，造磚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洛陽伽藍記•城西•大覺寺》)(12)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漢書•蘇建傳》)(13)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并起茲益多。(《漢書•項籍傳》)(14)今天下略定，后伏先誅。(《三國志•魏書•劉曄傳》)“已;孔、丕”等詞主要見于上古漢語，中古以后使用頻率下降，近代漢語以后則基本消亡。如:(15)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三國志•魏書•荀攸傳》)(16)神監孔昭，嘉是柔牷。(《宋書•樂志二》)(17)昧旦丕承，夕惕刑政。(《南齊書•樂志》)   (三)僅見于漢譯佛經的上古程度副詞   這類程度副詞僅“益大”一詞，它的使用頻率不高，近代漢語只用于變文。如:(18)七日既滿，益大歡喜。(《撰集百緣經》，4∕208a)(19)魔見三女還，皆成老母，益大忿怒。(《修行本起經》，3∕471a)   (四)兩種文獻都使用的中古新興程度副詞   兩種文獻都使用的中古新興程度副詞較多，主要有“極為;過;頗1、特、何、甚為、深自、深為、痛;轉、更倍、益更、益加、轉更、倍加;微、稍稍”等。這些詞語的使用頻率不均，其中，以“極為;過;頗1、特、何、甚為;轉;微”等詞的使用為常，且沿用至近代漢語之中。如:(20)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為奢麗。(《南齊書•褚炫傳》)(21)復聞一臣道，外沙門被殺者多，所有者少，極為懊惱，悶絕躄地。(《阿育王傳》，50∕107c)(22)但以脈自微澀，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針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金匱要略方論》第六)(23)太子曰:“自生布施未嘗微悔。吾以許焉，爾無違矣。”(《六度集經》，3∕9c)“深自、深為;益更、益加、轉更、倍加;稍稍”等詞在兩種文獻中得使用頻率均不高，近代以后仍繼續使用。如:(24)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慟，絕而復續。(《宋書•張邵傳》)(25)今者威顏，益更鮮澤。(《撰集百緣經》，4∕217a)(26)吾甚憐愛，倍加開獎。(《顏氏家訓•勉學》)(27)王聞語已生歡喜之心，倍加恭敬，作禮而去。(《阿育王傳》，50∕128c)“痛;更倍”等詞在兩種文獻中使用均不多，近代以后消失。如:(28)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余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漢書•食貨志》)(29)已身中更苦痛劇。(《漏分布經》，1∕853b)(30)產后七八日，無太陽證，少腹堅痼，此惡露不盡，不大便，煩躁發熱、切脈微實，更倍發熱……熱在里，結在膀胱也。(《金匱要略方論》第二十一)(31)雖有生死，所更倍好。(《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14/12a)#p#分頁標題#e#   (五)僅見于中土文獻的中古新興程度副詞   僅見于中土文獻的中古新興程度副詞頗多，主要有“第一、最差、至為;傷、太傷;雅、篤、正、差1、精、酷、不勝、奇、獨、全、尤為、橫、盛自、尤絕、殊自、痛自、雅自;倍、稍益、彌復、稍更、愈自、更加、更愈、尤加、益復、益自、愈加、愈甚;稍、粗、多少2、略小、稍少、稍小、少小、小小”。以上詞語在語言歷史發展過程中表現不一，其中“至為;差1、精、酷、不勝、奇、全、尤為;倍、愈自、更加、尤加、愈加;稍、粗、多少2、略小”等詞，延續到近代漢語之中。如:(32)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俊者之士，俱往尋康。(《世說新語•簡傲》)(33)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宋書•本紀•武帝上》)(34)至兄弟尤為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宋書•王微傳》)(35)家無儲積，無絹為衾，上聞之，愈加惋惜。(《南齊書•蕭赤斧傳》)“第一、最差;傷、太傷;雅、篤、正、獨、橫、盛自、尤絕、殊自、痛自、雅自;稍益、彌復、稍更、更愈、益復、益自、愈甚;稍少、稍小、少小、小小”等詞，僅在中古時期使用，近代以后消失，它們反映了中土文獻在程度副詞使用上的一些特征。如:(36)收待霜降。傷早黃爛，傷晚黑澀。(《齊民要術•種葵》)(37)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楊敞傳》)(38)太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南齊書•文惠太子傳》)(39)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三國志•魏書•方技傳》)(六)僅見于漢譯佛經的中古新興程度副詞僅見于漢譯佛經的中古新興程度副詞有“極大、極甚、最大、最極、最是;大甚;轉倍、倍復、倍更、倍益、更復、更益、甚倍”等。這些程度副詞的使用頻率均不高，且僅見于佛經文獻，是具有佛經語言特色的程度副詞，如:(40)悉見世間勤苦者，爾時極大愍傷。(《道行般若經》，8∕462c)(41)而彼夫人，生一太子，極甚端正。(《佛本行集經》，3∕770b)(42)若有菩薩聞是三昧信樂者，其福轉倍多。(《般舟三昧經》，13∕907b)(43)若令學若為讀，其福倍益多，何以故?(又，8∕437a)以上詞語除“最是、極甚”外，其它成員均在近代以后消失。   三   中土文獻和漢譯佛經是不同質的，它們的語言面貌不盡相同，反映在程度副詞的使用上就會有同有異。二者相同的部分呈現了中古程度副詞系統的基本特征，體現出中古程度副詞發展的一些特點;其不同之處則反映了兩種語料性質的不同，從而折射出二者在歷時演變方面的差異，同時也反映了兩種語料口語性程度的強弱?？傮w來看，程度副詞在兩種文獻中的使用情況主要受到使用頻率和發展趨勢兩個方面的制約。   (一)使用頻率   頻率的高低是程度副詞在中土文獻和漢譯佛經中使用情況的決定因素之一。一般來說，使用頻率是詞語發展成熟的重要標志。使用頻率高的詞語，其使用范圍自然就廣;相反地，其使用范圍就小。程度副詞在中古漢語的使用情況也是這樣。   1．使用頻率高的程度副詞在兩種文獻中均有使用。中古時期使用頻率高的程度副詞，既有上古漢語已經廣泛使用的成員，如“最、至、極;太;甚、大;愈、彌、益、滋;少”等，也有上古時期出現而在中古發展壯大的成員，如“更;小”等。它們在兩種文獻中均有不俗的表現，是中古時期程度副詞系統的主要成員和中堅力量，代表了中古漢語程度副詞的基本特征。中土文獻和漢譯佛經在這些詞語的使用上表現出較強的一致性，即程度副詞的主要成員在兩種文獻中基本一致。   2．使用頻率低的程度副詞常常用于一種文獻之中。使用頻率低的程度副詞或僅見于中土文獻之中;或僅見于漢譯佛經之中。這種現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土文獻與漢譯佛經自身的差異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程度副詞自身的特點所致。一些繼承上古漢語而來的程度副詞，其生命力不強，它們或者使用頻率較低，或者是處于衰落過程之中，因此它們往往只出現某一種文獻之中;一批中古新興程度副詞，由于它們的使用頻率不高，近代漢語以后逐漸消失。因此，它們是具有中古特色的一批詞。   (二)發展趨勢   發展趨勢是程度副詞在中土文獻和漢譯佛經中使用情況的又一決定性因素。一般來說，處于上升階段的程度副詞的被較多地使用，處于衰落過程中得程度副詞往往被較少使用。由于中土文獻和漢譯佛經自身口語性的差異，因此處于不同階段的程度副詞在兩種文獻中的差別比較明顯。   1．處于上升階段的程度副詞被較多地使用。漢譯佛經的口語性已得到學界的認可，處于上升階段的程度副詞多用于漢譯佛經之中，如“更”。程度副詞“更”在先秦時期已有使用，但數量不多，中古以后發展迅速。其特征是時代越晚，“更”的使用越頻繁，如《史記》3次，《漢書》4次，《三國志》15次，《世說新語》6次，《南齊書》8次。以上是中土文獻，“更”在漢譯佛經之中使用更多，如在《撰集百緣經》、《大莊嚴論經》、《佛本行集經》中分別使用5次、14次、14次。可見，在兩種文獻之中，“更”都獲得了較大地發展。   2．處于衰落過程的程度副詞多用于中土文獻。處于衰落過程的程度副詞多用于中土文獻，而少見于佛經文獻，如“愈、彌、益、滋”等。它們的衰落與“更”的大量使用形成鮮明對照。“愈、彌、益、滋”等詞在先秦已經廣泛使用，在中土文獻中仍較多，使用頻率依然不少于“更”，特別是“益”和“愈”。不過，“更”在翻譯佛經中的使用頻率卻遠遠高于“愈、彌、益、滋”等詞，如“更”在《撰集百緣經》、《大莊嚴論經》、《佛本行集經》中都有使用，而“愈、彌、益、滋”在此三部文獻均無用例。#p#分頁標題#e#   3．中古新興程度副詞中單音詞、復音詞的分布不同。復音化是中古漢語詞匯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程度副詞也是這樣。上古時期復音程度副詞已經出現，但為數不多，在詞匯系統中所占比重不高，沿用到中古漢語之中的復音詞很少，它們在兩種文獻均有使用，差異不明顯。中古新興程度副詞的有單音詞和復音詞之分，復音詞的數量較上古有大幅增加，在詞匯中比例顯著增高，而且單音詞、復音詞在兩種文獻中的分布不同。其中，不少單音詞僅見于中土文獻;而復音詞較常用于漢譯佛經，特別是僅見于佛經的中古新興程度副詞均為復音詞。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土文獻與漢譯佛經在語言使用的差異。   (三)原因解釋   程度副詞在中土文獻和漢譯佛經的使用存在差異，根本原因在于兩種文獻并不是同質的，對語言真實面貌的反映不盡相同。一般認為，漢代以后漢語口語和書面語開始分離。在這種情況下，中古語料的語言成分呈現出比較復雜的狀態。正如汪維輝先生所指出的:“綜觀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獻典籍，我覺得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反映口語的程度不太高;二是口語成分常常和文言成分交織在一起。因此語料的語言成分較為復雜。”［8］(P17)正統的詩文、史書、某些文人著述等大都很少或者幾乎不反映口語，口語性較差。而翻譯佛經、小說、民歌等語料又較多地吸收了當時的口語性成分，相應地它們反映口語的程度就較高。   對于程度副詞而言，一方面是漢譯佛經主要以口頭宣講的形式傳播，它的口語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它必然首先選擇那些口頭常用的、人們熟悉的程度副詞，而那些日常少見、漸趨消亡甚至帶有仿古色彩的程度副詞則少用或不用;另一方面，中土文獻自身的情況也很復雜，既有《世說新語》這樣口語性較強的文獻，也有史書等口語性稍弱的語料，因此中土文獻中既有使用頻率很高的程度副詞，也有一些沿用上古而來或中古新興、使用頻率不高或漸趨衰微的程度副詞。   新興程度副詞的結構形式及發展趨勢在兩種文獻中有不同的表現。不少中古新興的單音程度副詞只見于中土文獻，不見于佛經。對于這一現象，我們認為可能與佛經翻譯者的漢語水平有關。現有材料表明，除嚴佛調、康孟詳外④，對于其它佛經翻譯者來說，漢語都不是他們的母語，漢語是他們的成年之后習得的，他們的漢語水平肯定不如漢本土士大夫那么純正和地道，因此他們多沿用那些上古使用頻率很高的程度副詞，而較少采用那些新興的程度副詞。復音化是漢語發展的總體趨勢，在這種大環境下，程度副詞的復音化也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是佛經還是中土文獻都出現了不少復音程度副詞。   在復音化過程中，音節節奏的促進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有時為了適應音節節奏而將兩個或幾個單音程度副詞組合起來，這種現象中土文獻中有，而漢譯佛經中更加普遍。作為漢語的一種特殊變體，佛經的文體形式很特別，“一方面講求句子的節拍字數，另一方面卻不像傳統韻文那樣講求押韻，通常為四字一大頓，兩字一小頓”［2］，這種特殊文體的需要，決定了佛經對復音詞的需求是很大的，它比中土文獻更易于使用或出現一些復音形式。為了滿足數量較大、篇幅較長的譯經需要，翻譯家們會盡力搜求漢語已有的復音詞，如果在譯者個人言語的詞匯系統里沒有足夠的雙音形式可供選擇時，就不得不創造一些雙音甚至多音的表義形式。從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佛經中的復音程度副詞一部分可能來自當時口語，如“極為”、“甚為”、“深為”、“深自”、“轉更”、“稍稍”等;另一部分則是譯者的創造，僅見于佛經的新興程度副詞全部為復音形式。這些新興的復音詞基本上是程度副詞的同義連文形式，誠如董志翹先生所指出的“一個四字的‘頓’中，在表達相同語義的前提下，為了形式的整齊，往往用同義復迭的辦法來湊足音節(當然有時也有用省略應有虛詞的辦法來滿足四字格的)。因為當時占主導地位的還是單音詞，所以同義單音詞的復迭成了首選的手段”［9］。不過，它們的使用頻率一般都不高，很多在佛經中也只有一兩例，而且除極個別詞語沿用至近代漢語外，絕大部分在近代漢語時期已基本消失。

摘要:

留學生在高級階段詞匯學習書面語詞匯增多，尤其是成語以及四字格詞語數量較多，這種特點決定了學生對詞語中字義的理解尤為重要。詞匯教學中適當對漢字字本義分析可以有效避免學生只懂詞而不懂字的現狀，讓學生的詞語學習能夠觸類旁通，增強詞匯理解力與記憶力。通過對字本義的分析解釋，讓學生能夠從漢字演變的角度來理解字義進而理解詞語，可以增加學生的漢語文化底蘊，深化漢語學習內涵。文章闡述了高級階段詞匯教學字本義分析的必要性以及字本義分析的具體實施策略，包括“以字解詞”策略，“字本義和引申義相結合”策略，“編織‘詞語局域網’”策略，并總結了字本義分析策略的教學效果。

關鍵詞:

高級漢語;詞匯教學;字本義

在給留學生的高級班講授北京大學出版社的《高級漢語精讀教程II》這本教材時，第一課的新詞語中有一個詞語“履行”，這是一個書面詞，教材中對該詞語的釋義為“實踐(自己答應做的或應該做的事)”，同時課文給出的搭配的短語有履行諾言、履行合同、履行手續，列舉出的相同語素的其他合成詞還有履約、履職。“履行”一詞在給學生講解時，如果只按照詞典的釋義解釋并舉幾個搭配短語的例子，學生可能也會掌握，知道履行這個動詞要搭配合同、手續這類名詞，表示做應該做的事情。不過這種講解是否更利于學生理解并掌握該詞語?學生能否自如地運用詞語并將該詞變成自己漢語詞庫中的一員呢?由于筆者也給留學生講授古代漢語概要課程，在給留學生講解古漢語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對古代漢語的接受程度要高于教師授課前的期待。古漢語的字義學習有助于學生理解現代漢語。古漢語學習中學生們會接觸到一些與我們現代漢語稍有不同的漢字本義的內容，而這對學生理解相應的詞語有很大的幫助。還是以上面提到的“履行”一詞為例，《說文解字注》中對“履”字的解釋為“足所依也引伸之訓踐。”［1］也就是說“履”字的本義是鞋，我們從“鞋”這個意義可以引申為“踐”，也就是“踩”的意義。“踐”的相關詞有“實踐”、“踐行”，這個詞和“履行”就更接近些了，學生理解起來就更容易了。同時也很容易延展出“履約”、“履職”這類詞語，這樣的字義變化梳理，不僅讓學生知其所以然，還能便于學生們掌握以“履”為中心的一系列詞語，并還原漢語詞匯的本來面目。

一、留學生高級階段詞匯教學的特點與預期目標

(一)高級階段的學習目標

1蒙漢雙語專業《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障礙分析

首先從學生授課基礎看，蒙漢雙語班學生古漢語、古漢文基礎普遍較低，古文理解、閱讀能力參差不齊.蒙漢雙語專業生源主要集中在內蒙東部地區的純農牧區，調查赤峰學院近三年（2010年—2013年）的蒙漢雙語專業生招生情況來看，來自通遼，呼倫貝爾，錫林郭勒，赤峰純農牧地區的學生占主導.對赤峰學院在校的蒙漢雙語專業103學生進行的調查問卷分析中發現86人來自純牧區，93人家庭中純蒙語交流，103人沒有古漢語，古漢文基礎.這些學生所成長的環境是純母語環境，對漢語的學習只是從小學三年級開始的課堂應試教學，在小學、初中、高中都是用蒙語授課，在基礎教育階段沒有漢語的特殊語言培訓，也未曾接觸過古漢文，所以在漢語讀寫聽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難，尤其古漢語，古漢文基礎相當薄弱.漢語理解，閱讀能力參差不齊，所謂不齊包含兩方面的內容，首先橫向比較中城市里長大的蒙古族學生漢語水平較高，理解閱讀能力較好，而純農牧區的學生漢語水平較低.其次是縱向比較中同一學生蒙語理解，閱讀能力高，漢語理解閱讀能力較弱，如何提高這些學生的漢語和古漢語基礎水平，繼而進行《中國古代文學》有效教學是一項難題.采用傳統的老師講、學生聽的教學方法和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深化內容的教學方法顯然不適于蒙漢雙語學生的學習現狀，圖文并茂，視覺和聽覺結合，表演為輔助手段的情景化教學更適用于古文初學者的蒙漢雙語專業學生.

其次從學生學習心態和心理上看，面對古文課程有畏難心理，學習興趣不濃.從《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性質來看，屬于難度較高的課程.本課程內容豐富，包括作者、作品、流派、文學思潮、社會背景等等一系列的繁雜內容；從時代來看從先秦開始至近代，年代跨度較大，故作品的語言文字及其所反映的生活與當代距離較遠，對古文基礎薄弱的蒙漢雙語專業學生造成了畏難情緒，進而造成了教學障礙.從赤峰學院蒙漢雙語專業《中國古代文學》課問卷（2014年4月14日）得知，三個不同年級的103名學生中98名學生認為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學習難度較大，在尚未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2013級蒙漢雙語專業23名學生中只有4名同學對《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表示感興趣，可見蒙漢雙語專業學生對這門課程存在很嚴重的畏難心理.情景化教學是通過情景模擬教學內容，達到教學目的的教學方法，情景化教學能更直觀，形象地把教學內容和授課體驗輸送給學生，提高了學生學習興趣和積極性，從而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據調查報告分析得知赤峰學院2010級、2011級、2012級三屆蒙漢雙語專業學生共103人中，樂于接受《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情景化教學的學生84人，樂于接受傳統教學的學生19人，由此可見古漢文基礎水平普遍較低的蒙漢雙語專業學生更愿意接納情景化教學方法.情景化教學手段有很多種，如采用圖像，音頻，視頻，文字，自主表演等形式再現教學內容.如：在講授元朝關漢卿的雜劇代表作《竇娥冤》時，可以選取片段讓同學們分組表演，在練習臺詞時不僅提高了對古文的解讀能力，更是加深了教學內容印象.基于授課學生的特殊性，課程本身的特殊性，蒙漢雙語專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選擇情景化教學更加有利于營造濃厚的古文學習氛圍和提高學生積極性，從而能夠提高其教學效果.

2情景化教學模式的實踐方法

2.1與知識構建相結合

蒙漢雙語專業《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目標為提高蒙漢雙語專業學生古漢文理解，分析能力，提高漢文修養，為培養蒙漢兼通的應用型人才打好基礎，這里強調的是蒙漢兼通的綜合性、應用人才的培養.單純的，單一的認知性情景化教學模式無法使學生在所涉及內容外圍形成更多的相關知識體系，無法完成知識的構建，更是無從提起綜合能力的提高.情景化教學應該和知識結構的構建和知識體系的構建相結合，使學生獲得系統知識的同時，提高其古文閱讀，解析能力.例如：在講授李白生平的時候，可以選取李白與酒的圖片，以點帶面講李白與酒的關系，然后讓同學去找李白寫酒的詩歌，讓同學們解讀李白詩歌中的酒意象，使同學們很直觀、形象地感受李白與酒的關系的同時，又留有空間讓同學們自主去解讀和思考，形成完整的知識體系.中國古代文學史是一部整體的、系統的知識體系，在情景化教學過程中必須要注意知識構建的整體性和系統性，不能使知識獨立化，單一化.使用情景化教學方法講授階段性內容的基礎上，強調文學發展演變的趨勢的整體把握.如：在講授明代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時可選用人物圖片，視頻片段相結合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和學習興趣，課外還可讓同學們自主去表演小說中人物，開展討論人物形象、人物語言、作品品評等，同時必須還要用文字的形式讓同學們把握明代小說的源流和發展概況，可采用多媒體簡明的方法，屏幕上演示如下文字：秦漢時期（史傳文學）———魏晉時期（志怪小說）———唐代（傳奇小說）———宋元時期（話本小說）———明清時期（可謂空前繁榮）———近代（把古代的和現代的結合，由文言文到白話文）是同學們對小說發展史有整體的把握，有利于學生古代文學小說史知識的構建.

2.2雙主體原則

摘要：由于中醫英語翻譯缺乏統一的標準，中醫學作為我國傳統醫學，既是一門臨床學科，又是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內涵深厚，導致在翻譯時出現一詞多意、冗雜瑣碎、詞不達意等問題。因此要求中醫英語翻譯者既要具備豐富的中西醫專業知識，又要有較好的英語水平，還需要出色的現代漢語和古漢語的理解能力。在翻譯時有針對性地選擇中西醫功能對等翻譯、運用漢語音譯、刪減翻譯和配合注釋翻譯等方法，解決中醫翻譯過程中的難點，為中醫的英語翻譯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讓中醫的英語翻譯工作開展更加順利，而且更加精準。

關鍵詞：中醫翻譯；英語翻譯；翻譯問題；方法；應對策略；對等翻譯

隨著中醫走向世界醫學舞臺的加快，對外文化交流逐漸增多，英語翻譯成為中醫和世界聯系在一起的關鍵紐帶。中醫學作為我國傳統醫學，既是一門臨床學科，又是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進行學科交流和文化交流過程中，對英語翻譯方面有較高的要求。但是以目前來看，在進行中醫英語翻譯的時候，面臨著一定的困難和挑戰，存在著較多的問題，需要客觀認識。

1翻譯問題

1.1標準的缺乏

中醫術語大部分來自于古漢語，與其他領域英語翻譯相比，既定術語較少，各種術語的使用缺乏標準和規范。在翻譯時，經常會出現某一個中醫術語有多種翻譯方法，或一個術語對應著多個英文詞匯，彼此之間又相差甚遠。這種中醫英語翻譯的混亂，使國外的接觸者和學習者產生概念的混淆和混亂，給中醫術語的對外發展和傳播帶來了一定阻礙，中醫理念傳播和中醫知識傳播受到嚴重阻礙。以三焦為例，有3種翻譯方法，即threewarners、tripleheater和tripleenergizers。這3種翻譯沒辦法進行規范化和標準化的確定，為其語言的傳播和發展帶來了很大程度上的阻礙。中醫和西醫對同一種疾病有著不同的認知，在病名方面也存在著差異。如現代醫學之中的糖尿病與中醫的消渴病相對應，世衛組織給消渴病的標準英文翻譯是wasting－thirst，但是在專業教材中的翻譯卻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有的教材將其稱之為dia?betes，這一翻譯的精準性相對較差，沒有體現中醫的特色性，而有部分教材將消渴病音譯為Xiaoke。中醫術語往往簡潔明了，通過2～4個字就可以概括深奧的理論。但是英語翻譯后卻冗雜瑣碎。再加之1個中醫名詞，可能對應多個英語翻譯，就導致中醫術語冗雜的英文翻譯，更加難以理解和學習。如八綱辨證的2種翻譯，即analyzinganddifferentia?tingpathologicalconditionsinaccordancewiththeeightprincipalsyndromes、diagnosisaccordingtotheeightguidingprinciple等。這些冗雜的翻譯一方面不方便理解，另外一方面在傳播的過程中容易出現各種理解和信息的誤差，為文化傳播和學科研究帶來較大的難度，產生了較多的阻礙。

1.2理念的不同

一、初中文言文閱讀教學的現狀

1.文言文教學方法較為單一

如果沒有很好的教學方法，總是采取單一的教學方法，那么文言文閱讀教學肯定是枯燥無味的。現階段很多教師的文言文閱讀教學還停留在過去，首先翻譯全文，接著對文中的考點教學重點講解，然而對背景知識的介紹較少，講解過程抽象枯燥。

2.不注重文言文的應用

現階段很多教師的文言文閱讀教學和現實之間嚴重脫節，沒有很好的做到學以致用，文言文給學生的感覺很遙遠，文言知識之間的學習嚴重脫節，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不足。

二、優化初中文言文閱讀教學的對策

當前，文言文閱讀教學出現這些問題是可以理解的，這主要是因為當前的教育體制造成的，學生在強大的壓力下，只會選擇那些占分數較多的內容進行學習，學習功利性決定了當前文言文閱讀教學的現狀。但是隨著文言文的價值被重新認識，近年來文言文在初中升學考試中的比例有所上升，這就要求師生要重視文言文，提升文言文的教學效果。

一、跨國公司品牌在中國市場成功的譯名

主要從汽車品牌領域、飲料品牌領域、以及日用品和化妝品品牌的譯名來展開。

(一)汽車品牌

BMW(BavarianMotorWorks)寶馬、Mazda馬自達這些汽車品牌在譯名成中文時都用了一個“馬”字，在中國文化中馬是奮進的象征，象征前程似錦。因此，很多汽車品牌在翻譯成漢語時用“馬”完全是為了融合中國文化，這樣可以讓人產生好感，同時，古今中國都把財富稱為“寶”。這樣將“寶”、“馬”二字結合起來不但可體現中國交通工具的馬，而且可寓意該車主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是一個較好的譯名。LANDROVER(路虎)這個譯名很好?；⒈环Q為百獸之王，體現了該車的地位。古人認為，虎是“山獸之君”，是威猛勇武的象征，人們常借虎以助威和驅邪，保佑安寧。由此可見，翻譯成“虎”完全可以融入中國的古代文化之中。實際上將ROVER翻譯成“羅孚”才能體現這一品牌的真實含義。Rover是北歐的一個民族，由于羅孚民族是一個勇敢善戰的海盜民族，所以羅孚汽車商標采用了一艘海盜船，張開紅帆象征著公司乘風破浪、所向披靡的大無畏精神。但如果那樣翻譯就不能融于中國社會，因為很多中國人對羅孚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了解少。而將其翻譯為“路虎”對中國人而言就一目了然了，同時也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從以上轎車品牌的翻譯不難發現一個規律，即國際汽車品牌被翻譯成漢語都是采用音譯的同時在遣詞方面進行考量，是完全融于中國古今文化之中的，同時也結合了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體現中國的文化理念。

(二)飲料品牌

CocaCola這個品牌對于全世界人來說都不陌生。將CocaCola翻譯為“可口可樂”，體現了這種飲料的口感，這與中國幾千年的飲食文化完全吻合。中國數千年的飲食文化表現在色、香、味、形、滋、養。將Coca譯為可口首先就體現了中國飲食文化中的味。二體現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生活豐衣足食、幸福快樂的愿望。因此，可口可樂是一個完全融入中國文化的品牌譯名。無獨有偶，美國另一大飲料公司在進軍中國市場時將其品牌Pepsi翻譯為百事可樂。中國古漢語經常用“十”“百”“千”“萬”等整數表示約數。其中尤其以“百”最值得一提，因為這個字不僅可以表示約一百，如:百團大戰;而且可以表示很多，如:百姓、百萬雄師;再者，還表示任意一個，如:百事大吉(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桃符獲罪》:“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百事大吉即一切順利、平安無事。因而將Pep-si翻譯為“百事可樂”也是從數千年中國文化中提煉出來的，是與中國文化密切相關的。從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品牌翻譯中大家都可體會出這兩個國際品牌的根本出發點都是依賴中國深厚的文化積淀來影響人們的消費觀念，并由此為他們的經濟利益服務。

(三)化妝品和日用品品牌

一、對文的涵義

“對文”這個詞本身就含有“相對為文”、“對舉”等意思。“對”是“相對應”或“相對稱”的意思；“文”指的是“文字”，也就是詞或詞組。“對文”是指在相同或相近的語法結構中，處于相對應位置上的詞或詞組。“對”“文”連起來作為一種修辭或訓詁使用時指在相同或相近的語法結構中，處于相對應位置的詞或詞組，意義相同相似或相反，意義相同比相反更常用。古人行文忌用語重出，在遇到上下文有重復的詞語出現時，往往用近義詞或同義詞來替換。古人或稱作“錯綜為文”。運用這種修辭手法能使語言凝練傳神，富于變化，增強表現力。利用這種同義詞替換的特點，可以據已知的詞來推斷未知的詞義，有時雖然不能解釋的很準確，但至少可以弄清楚釋詞義的大致范圍。這對我們學生理解文言文是有很大幫助的。

二、“對文”在中學語文教學中舉例分析

在語文教學中，筆者發現有很多文學作品中都運用到了“對文”這種修辭手法，當然以文言文居多，還有相當多的現代文中運用的成語用了“對文”這種修辭手法，如張潔的《我的四季》中的“怨天尤人”和“幸災樂禍”。

（一）“對文”在中學語文古代文學作品中的舉例分析

1《.莊子•秋水》：“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課文注解將“少”解為“小看”，將“輕”解為“輕視”。其實，這二者并沒有什么差別，小看就是輕視，避復而已。?

2．蘇洵《六國論》：“奉之彌繁，侵之愈急。”“彌”與“愈”意義相同，都是“更加”的意思。

一、古文字詞的讀寫認知

古代文學教學雖是從作品篇章結構出發，重在分析探討文章思想內容與藝術成就，然而正如陳寅恪先生所云“讀書須先識字”，漢字數量龐大，對開設古代文學課程的大學生來說，僅靠中小學階段掌握的常用漢字，根本不可能完成古代文學課程繁重的學習任務。所以，古文教學中加強乃至全程滲透古漢語字詞學習，實乃本課程授課不可缺少的環節。其具體實施可采取以下步驟進行：首先，針對大學生識字量普遍不足的問題，古文教學要加強繁難文字的音、義疏解和字形識記。許多古代文學授課者認為，古文教學只要指導學生掌握一高校古代文學課字詞教學脞論□咸陽師范學院　李世忠篇文章的思想內容、抒情性質、寫作特點、藝術成就等，就算完成教學任務。殊不知因古今語言使用上的差異，及目前中小學階段對英語的過分重視造成學生語文功底漸趨薄弱的情況，實際上字詞教學已成為高校古文課程教學的基本出發點。盡管教材中的文選一般都會在文后注釋中重點講解生字詞，但是教者如果不把它們當作教學要點去強調，并指導學生學習，就很容易被他們忽略。一篇文章中存在的生字詞過多，而閱讀者對其音、形、義馬馬虎虎，甚至對生詞根本無法再認，那么，即使學生對文章思想內容、結構線索或抒情、敘事脈絡等有所理解，也會造成“好讀書不求甚解”的結果。這樣，對文章的學習、把握也就無法達到精透程度。其次，指導學生加大對古文名篇的閱讀、背誦力度。學習漢字的目的在于閱讀和使用，反過來說，在閱讀和使用中學習漢語字詞，也是一個有效途徑。誦讀名篇，歷來是古代文學實現其教學任務的重要措施之一，通過反復閱讀、背誦，不僅可以加深對文章思想內容和情感蘊含的理解，而且對漢語字詞學習來說，反復地閱讀與背誦，也是不斷熟悉語言文字在不同語境下使用規則的過程。在誦讀中熟悉了語言文字使用的語境以及文字與文字之間的組合關系及讀音、用法的變化，尤其是對一些語法功能多變、活用頻繁的古漢語文字，通過反復閱讀背誦，以掌握其音、形、義，并順利完成特定語境下的繁難字之再認，這對培養學生的古文語感，提升其古文閱讀能力，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時，也增加了他們接觸、學習字詞的機會。最后，古文教學中，教者既要注意選擇能擴大學生詞匯量的經典名篇予以講授，更要注重選取文學史上那些能夠創造性使用語言的文學大師的優秀篇章進行重點講解。中國古代文學浩如煙海，教者在選擇篇目過程中注重選文本身的思想性、藝術性，自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文學乃語言的藝術，從語言文字使用的規范性、經典性，以及詞匯量的豐富性等角度入手選文，也應成為重要標準。例如，韓愈的《進學解》，不論其思想、藝術價值，僅這篇文章中作者創造性使用的語匯，就令人目不暇接。例如，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含英咀華，跋前疐后，動輒得咎，俱收并蓄，投閑置散，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圣域。排比使用的精美句子，如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等等。這些語句或詞匯，今天都變成了經典語匯或成語，對進入漢語學習高級階段的大學生來說，選取此類作品重點講授，對擴大他們的詞匯量，提升其語言使用的水平，會有很大助益。

二、古文字詞音形義演化規律的解析

王力先生指出，通過漢語學習培養學生閱讀古書的能力，“必須既有感性知識，又有理性知識，必須把文選的閱讀與文言語法、文字、音韻、訓詁等理論知識密切結合起來”。漢字是表意文字，其結構也有規律可循，古文教學中，教者應充分利用漢字構形特點，引導學生在了解漢字發展歷史的基礎上，認識造字法，熟悉漢語字詞音意演化規律，對那些難寫難認的字詞，多從漢字形體結構與意義表達之間的內在聯系上予以分析，這對學生盡快掌握生字難詞，提高漢語字詞使用能力來說，亦不失為便捷途徑。例如，漢語造字法中的“六書”，不應僅停留在學生的理論認識中，而應該貫徹在教學實踐整個過程之中。“六書”中的象形字、指事字，反映了古人在漢字構形中的具象思維特點；形聲字、會意字，反映了古人在字形構造中的抽象性思維特征；而“建類一首，同意相授”的轉注字，及“本無其字，依聲托事”的假借字，則體現了古人用字的特點。此正如論者指出的：“漢字構形的最大特點就是它要根據所表達的意思來構形，因此漢字的形體總是攜帶著可供分析的意義信息。”另外，又如古代文學中的古今異義詞及假借字，是教學難點之一，教者如果能從“六書”角度進行造字法的“拆解”，這對學生加深理解其用法與意義是有好處的。例如，“叔”字，今多用在“叔叔”這個復音詞中，指比父親年少的父輩，有“年少”之意，但在《詩經•七月》“九月叔苴”這句話中，“叔”字意為“拾取”，這就和今天的常用意相差很遠。如果教者從字形結構入手分析，指出“叔”字意符為“又”（“又”，指手），則很容易使學生掌握“叔”字從本意“拾取”（古義）向假借義（今義）轉變的情況。與其他語言一樣，漢字詞匯意義的生成具有族群性質，通過漢字族群掌握詞匯本義與引申義的區別及用法差異，也是一個重要途徑。漢字中，不僅同根詞詞義近似，而且由同一語源孳生的同源詞，也具有聲近義通的性質。如同源詞中有雙聲而同義的，如柔、弱，也有反義的，如明、滅；有疊韻而同義的，如緩、慢，也有疊韻而反義的，如寒、暖。更多的則是讀音及意義相近或相同的數量在三個以上結群同源詞，如半、判、班、辨、別、片諸字，都有“分開”之意；布、鋪、普、敷、溥、博、旁、方諸字，都有“鋪排”之意；包、保、胞、抱、褓諸字，都有“包裹”之意，這些文字在古代文選中經常被相互假借使用，古代文學的駢體文教學中，也經常會遇到這類義通音近之字所組成的上下對仗類型的句子。只要教者善于發現和總結，就既能掃清古文學習的語言障礙，也能在文字族群的組合對比中，降低學生準確認知漢字音義的難度。另外，古文教學中，教者也可以有意識選取一些較為典型的文章，讓學生自己找出其中具有典型意義的字詞，列出本義與引申義、梳理其意義發展、演化的邏輯關系與過程。這對促進學生理解漢字字意演進規律，掌握漢語文字一字多義現象，無疑會有很大幫助。

三、古文字詞文化信息的闡釋

漢字雖是表意文字，但也不乏傳遞文化信息的功能。有時候，幾個基本義相差不大的字，從其傳達的文化信息看，則有可能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先秦史傳文學教學中，經常遇到一些表示發動戰爭的詞匯，如“襲”、“伐”、“攻”、“擊”、“侵”數字，都由單音節漢字生成，基本意都指發動戰爭，但在表達作者關于戰爭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的認識上，卻有很大差別。如，“襲”是指偷偷摸摸地進攻；“伐”指大張旗鼓、光明正大地發動戰爭，戰爭所具有的正義性質明顯；“侵”則指不宣而戰，突出戰爭的非正義性；“擊”突出力量的強弱對比，以及對勝利一方的褒贊態度；“攻”則重在表明發動戰爭的主動性。表面看，這些詞匯的上述細微意義差別，反映的是作者于戰爭發動者感情上的愛憎態度，實際上，通過這些有細微差異的詞匯之使用，正反映著當時人們對于諸侯國之間所發生戰爭的一種文化評價，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此時期人們的戰爭觀。所以說，通過對這些詞義的對比分析，既可幫助學生加深對文字本身意義的理解，使他們懂得漢字表意的豐富性，同時也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文學作品蘊藏于字里行間的情感內容與文化信息。同時，漢字也是具有一定的構形理據的記錄語言的符號，故其字形結構中也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在古代文學學習中，通過探究某些特定漢字的構形，不僅可以了解漢字構形理據，同時也可以發掘其所蘊含的文化因素，從而增強學生對漢字表意準確精微性質的理解，激發他們學習漢字的興趣。如漢語中的“示”部字，多與神靈祭祀文化有關。如“祔”，《說文》釋：“后死者合食于先祖”；“禋”，《說文》釋：“潔祀也。”“祀”，《說文》釋：“祭無已也。”“禪”，《說文》釋：“祭天也。”其他如御、祝、祈、禍、祟、禱等字，無不與古人的神靈祭祀文化相關；又如“玉”部字，多與玉文化有關。如璽、璧、瓊、琮、瑁、珩、琥諸字，均有玉石之意。其他如“酉”部字，多與酒文化有關，“車”部字則多與車文化有關。通過漢字部首認知其字義的文化范疇，簡單好記，直觀性強，又能在以類相從的范疇之內，加深詞匯義細微差別的認知。又如“牢”字，古代有祭祀或宴享時所用的牲畜之義，多見于古文所述祭祀之事中。此字古今含意差別甚大，如不能準確認知，則會影響對文章內容的理解?！吨芏Y•天官•小宰》：“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鄭玄注：“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另《大戴禮記•曾子天圓》：“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可見，今“牢”字的“牢獄”意，實際為該字原意的引申。教者如果在古文教學實踐中，能有意識地對這類字進行文化意義的歸納，既結合實例介紹其構成特征，又說明這些字詞在發展演變中理據性消失的情況，將其意義講深講透，則既可以幫助學生準確理解古文文意，提高他們漢字認讀、使用能力，也能幫助其樹立正確的漢字發展觀。

四、古文教學與漢字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