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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工具和數據處理
研究采用的問卷有教師教學觀問卷和教師課堂管理方式問卷，兩者均為成熟的問卷。前者將教學觀分為傳授知識、應付考試、發展能力、端正態度、教書育人五個維度，其中傳授知識、應付考試屬單向灌輸取向，發展能力、端正態度及教書育人屬互動發展取向，問卷的信度、效度良好，內部一致性系數在0.70以上；后者將課堂管理方式分為放任型、仁慈專斷型、強制專斷型、民主型四個維度，問卷經過小范圍的預測，問卷信度、效度均在0.60以上。研究采用方便取樣的抽樣方法，對石河子11所學校的初中教師實施調查，收回問卷172份，其中有效問卷150份，有效率為87.2%；后用SPSS17.0對數據分析，采用的分析方法有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皮爾遜相關分析、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二、調查結果及分析
1.初中教師教學觀的現狀分析
教師教學觀是指教師從實踐的經驗中逐步形成的對教學的本質和過程的基本看法。初中教師在發展能力、端正態度、教書育人上得分較高，標準差較小，故教師對雙向互動的教學取向表現出較為一致的認同；在傳授教學觀各題上得分均值為2.73，在應付考試教學觀各題上得分均值為2.79，標準差較大，說明教師對單向灌輸的教學取向態度為中立略偏不認同，且存在較大分歧。
（1）“單向灌輸式”取向教學觀的現狀
持傳授知識教學觀的老師認為學生獲得的知識越多越好，強調學生對課本的識記及教科書知識的全面掌握。調查顯示：首先，多數教師反對“學生的學習就是接受老師所講的知識”之類傳授知識的教學觀。傳授知識教學觀各題上的得分均值都小于3.0，對于“學生的學習就是接受老師所講的知識”的回答，反對的占69.3％、非常反對的占16.0％，故大部分教師反對傳授知識的教學觀。其次，相當部分教師認同“備課的最主要問題，是熟悉教學內容”、“要上好課，最關鍵的是能給學生提供大量、充足的材料”的觀點。調查發現：58.70%的教師認為“備課的最主要問題，是熟悉教學內容”，36.70%的教師認為“要上好課，最關鍵的是能給學生提供大量、充足的材料”。可見，很多教師自以為自己是“傳授知識”這一教學觀的忠實反對者，卻不同程度地在實踐這一教學觀。持應付考試教學觀的教師認為“考得好”比“學得好”更重要，他們所選取的教學活動以提分快為第一考量，認為讓學生進行大量的習題訓練是教學成功的的關鍵。調查發現：首先，教師對應付考試的教學觀有較大分歧。有百分之二三十的教師會上“經常公布測驗的名次，以此來激勵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交流有關考試的信息和經驗，是我最為重視的教研活動”、“我最關心的是學生能否在中高考中獲得好的成績”的態度上拿不準，且在應付考試上的標準差較大，教師在“教學是否應為考試服務”上有較大的分歧。其次，受教育制度的制約，相當一部分教師更多關注與考試有關的活動，強調對學生進行訓練。教師在“交流有關考試的信息和經驗，是我最為重視的教研活動”上的得分M為3.05，SD為0.995；在“把握住學校的要求，特別是考試的要求，對教師來說是最為重要的”上的得分M為3.07，SD為1.050。兩題目得分M>3，可見，受現有教育制度的影響，教師雖知教學目的不應局限于應付考試，但因中考指揮棒沒有變，教師只會花更多精力去把握考試的要求，交流考試的經驗，對學生進行習題訓練。
（2）“互動發展式”取向的教學觀
持發展能力教學觀的教師認為教學目的是使學生獲得能力提升，他們在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能力，強調學生與教師、教學內容、環境之間的互動；持端正態度教學觀的教師相信好的態度是治學的關鍵，自己的求學態度會對學生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他也會把培養學生好的態度作為教學的重點；持教書育人教學觀的老師認為教學過程就是逐步教會學生如何做人的過程，他尤其注重自己在操行、品德方面的示范作用。數據顯示：發展能力各題的得分均值均大于3.6，端正態度各題的得分均值均大于3.9，教書育人各題的得分均值均大于3.75，三個維度的標準差均小于1，說明教師對“互動發展式”取向的教學觀均表示認同。初中教師既表現出對教學互動發展取向的一致認同，又表現出對單向灌輸取向不同程度的堅持。不同特征教師在課程觀上也存在差異。地區重點的學校在端正態度得分上顯著高于城鎮一般學校，可能的原因是重點中學更能吸引優秀教師和優秀學生，這些教師在教學上比非重點學校的老師更具職業使命感、自我批評的開放性、對學生主體性的機智的敏感性，他們的教學理念也更新。這與陳冬梅的觀點相似。16年以上教齡的教師在應付考試教學觀的得分顯著高于4-9年、10-15年教齡的教師。可能的原因是這部分老師長期受應試制度的影響，在應對考試教學觀指導下的教學實踐能很好契合中考的要求，這種傳統的觀念已根深蒂固。且部分老師已接近退休年齡，他們不具有年輕教師的上進心，缺乏改變傳統觀念、變革教學實踐的熱情。這與趙取花研究結論相似。
課堂管理方式是指教師藉由師生交往活動所表現的對學生多方面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行為模式。民主型課堂管理方式的平均數為4.19，標準差為0.49；強制專斷型課堂管理方式的平均數為2.22，標準差為0.53；仁慈專斷型課堂管理方式的平均數為3.28，標準差為0.43；放任型課堂管理方式的平均數為1.65，標準差為0.46。可見，初中教師對民主型課堂管理方式表現為一致的贊同，對強制專斷型、放任型課堂管理方式表現為一致的反對，但對仁慈專斷型課堂管理方式持中立偏贊同的態度。
3.教師教學觀與其課堂管理方式的相關性分析
（1）教師教學觀與其課堂管理方式的積差相關分析
皮爾遜相關是推斷總體中兩個變量是否相關，描述兩個等距變量間聯系緊密程度的常用方法，故可用之分析教師教學觀與其課堂管理方式的相關。“民主型”與發展能力、端正態度、教書育人呈正相關；“專制型”與傳授知識、應付考試呈正相關；“放任型”與傳授知識、應付考試呈正相關，與發展能力、端正態度、教書育人呈負相關。
（2）教師教學觀與其課堂管理方式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通過初中教師教學觀各維度對課堂管理方式各維度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可得到教學觀對其課堂管理方式的影響程度。“民主型”有兩個影響因素進入了回歸方程：端正態度和傳授知識。“端正態度”對“民主型”有正向預測作用，可解釋“民主型”變異程度的9.4％；“傳授知識”對“民主型”有負向預測作用，可解釋“民主型”變異程度的3.0％；“應付考試”對“強制專斷型”有正向預測作用，可解釋“強制專斷型”變異程度的21.2％；“教書育人”對“強制專斷型”有負向預測作用，可解釋“強制專斷型”變異程度的5.7％；“應付考試”對“仁慈專斷型”有正向預測作用，可解釋“仁慈專斷型”變異程度的11.6％；“應付考試”對“放任型”有正向預測作用，可解釋“放任型”變異程度的4.7％；“發展能力”對“放任型”有負向預測作用，可解釋“放任型”變異程度的6.1％。
三、討論
1.教學觀與教師課堂管理方式的相關分析
“民主型”與發展能力、端正態度、教書育人呈正相關，故教師越認可教學應發展能力、端正態度、教書育人，就越易采取民主型的課堂管理方式；“強制專斷型”、“仁慈專斷型”與傳授知識、應付考試呈正相關，故教師越贊同傳授知識、應付考試的教學觀，就越易采取專制型課堂管理方式；“放任型”與傳授知識、應付考試呈正相關，故教師越贊同教學應傳授知識、應付考試，就較多采取放任型的課堂管理方式；“放任型”與發展能力、端正態度、教書育人呈負相關，故教師越贊同教學應發展能力、端正態度、教書育人，就較少采取放任型課堂管理方式。
2.“單向灌輸式”取向的教學觀對教師課堂管理方式的影響
“應付考試”可解釋“強制專斷型”變異程度的21.2％，“仁慈專斷型”變異程度的11.6％，“放任型”變異程度的4.7％，說明教師應付考試的教學觀對其課堂管理方式有較大影響。故轉變的教師課堂管理方式，應先從轉變教師的教學觀做起，而轉變教師應付考試的教學觀是關鍵。因此，改變評價機制，實施多元評價，使得教師應付考試的教學觀得到矯正，所采用的“強制專斷型”、“仁慈專斷型”及“放任型”管理也會隨之減少。“傳授知識”對“民主型”有負向預測作用，教師愈強調知識的識記與積累，忽略掉學生興趣的發展與心靈的成長，對學生或處處壓制，或間接控制，或變得失望而不抱期望，師生因缺乏心與心的溝通，關系愈來愈冷漠，此時教育變得徒有其表。可見，改變教師重知識的價值取向對和諧民主師生關系的建立有重要意義。
3.“互動發展式”取向的教學觀對教師課堂管理方式的影響
“端正態度”對“民主型”有正向預測作用，“發展能力”對“放任型”有負向預測作用，“教書育人”對“強制專斷型”有負向預測作用。“端正態度”可解釋“民主型”變異程度的9.4％，“發展能力”可解釋“放任型”變異程度的6.1％，“教書育人”可解釋“強制專斷型”變異程度的5.7％，說明持“互動發展式”取向教學觀的教師會格外看重學生能力發展、態度培養、品德提高，他在與學生交往的過程，強調良好情景氣氛的營造、嚴謹治學態度的感召、操行方面的示范。教師高度民主型、低度放任型、低度強制專斷型的課堂管理方式與其“互動發展式”取向的教學觀有關。
四、結論
現階段初中教師仁慈專斷型的課堂管理方式廣泛存在。教學觀雖表現出較為一致的互動發展取向，但仍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單向灌輸取向，教師教學觀的這一特點是其仁慈專斷型課堂管理方式廣泛存在的重要原因。
作者：鄭晶晶 方建華 王爭錄 單位：石河子大學師范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