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博弈論與戰略管理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似之處，從本質上而言，戰略管理就是一種博弈。通過博弈論，使得人們再度回顧組織之間的競爭，同時也對戰略管理等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文章首先從相關概念入手，分析戰略管理與博弈論之間的聯系，在此基礎上從兩方面探討博弈論對戰略管理的影響，最后根據現狀從三方面分析博弈論在戰略管理中的局限性，以期推動戰略管理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博弈論戰略管理局限性

一、相關概念

（一）戰略管理。1972年，H.igorAnsoff在提出在其發表的《戰略管理思想》一文中正式提出“戰略管理”的概念。他認為，戰略管理是一段從未來角度出發，動態地完成從決策到實現的具有連續性的過程，是將組織的日常管理與長期計劃有效融合的一系列管理行為①。1982年，Steiner出版了《企業政策與戰略》一書，在這邊書中他定義了戰略管理的含義：戰略管理作為一個動態的管理過程，貫穿組織戰略目標的始終，從組織的宏觀環境與微觀環境確保組織管理戰略目標的計劃與確定，同時依據組織內部的條件將其決策實施，從而確定組織的使命②。1987年，Henry．Mintzberg依據市場營銷學中的四要素，首次提出了5P模型。從五個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對戰略管理的認識。第一，從組織未來發展的角度，戰略管理是一種Plan（計劃）；第二，從組織過去發展過程的角度，戰略管理是一種Pattern（模式）；第三，從產業層次，戰略管理是一種Position（定位）；第四，從組織層次，戰略管理是一中Ploy（計謀）。戰略管理的設定以及實行過程貫穿以下四個關鍵要素：戰略分析；戰略選擇；戰略實施；戰略評價和調整。戰略分析能夠幫助組織了解其所處的外部環境和相對競爭地位，對組織未來發展的戰略選擇起到關鍵影響。戰略選擇是對戰略的制定、評價以及選擇，能夠決定組織未來的發展方向。戰略實施即組織采取行動與措施，充分發揮戰略管理的作用。戰略評價和調整是通過組織的發展現狀，檢驗戰略管理實施是否科學有效的主要途徑。

（二）博弈論。1928年，JohnvonNeumann從多個主體間的關系出發，研究社會現象的特定數學方法，證明了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從此博弈論正式誕生。1944年，JohnvonNeumann與OskarMorgenstern對博弈論進行了更深層次的研究，合著了《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作為博弈論的奠基性著作，該書從兩人博弈推進到N人博弈的構造，將博弈論體系推廣應用在經濟管理等領域。博弈論是一門研究理性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合作與沖突，是研究組織管理者的決策行為產生不同作用時所對應的決策。博弈論的概念包含以下五個方面：局中人，即有決策權的參與者；策略，即指導整個行動的方案；得失，即博弈結束時的結果；次序，即博弈各方決策的先后順序；均衡，即穩定的博弈結果。參照行為的時間序列性，可將博弈論分為靜態博弈、動態博弈，從管理者對其他參與者的了解程度可分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將上述兩種分類相結合，進一步分類得出四種博弈，即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同時，根據上述四種博弈，可以得出四種均衡概念，即納什均衡、子博弈精練納什均衡、貝葉斯納什均衡、精練貝葉斯納什均衡③。博弈論被各個組織廣泛應用，研究者們依據其不斷發展的理論，研究推進了新的管理戰略方法論，改進了戰略管理的研究宏觀、微觀環境，拓展了組織管理者的研究視野，將其理論基礎和建模方法融入到戰略管理的各個領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推動戰略管理研究不斷發展并進入一個新時代。

（三）博弈論與戰略管理。博弈論在結合了組織中的競爭與合作之間的相互作用，建立了一種可持續競爭優勢的新思路、先方法，為研究組織間的競爭與合作帶來了飛躍性的變革。美國的喬治敦大學教授RobertMGrant對基于博弈論的戰略管理中的價值進行了概述，他認為：一方面，通過認識游戲的參與者、將參與者的選擇權力具體化、平衡參與者的選擇權、使用游戲樹來表現決策的次序等方式來描述一場游戲，能夠幫助管理者了解競爭的形態與結構，并有利于管理者使用系統的方法行使決策權。另一方面，通過博弈論對與競爭態勢的進一步研究，管理者可以預測競爭形勢的平衡結局以及每一個參與者的戰略性行為導致的最終結果④。

二、博弈論對企業戰略管理的影響

摘要:文章基于完全理性和博弈理論構建了重復博弈模型，對博弈過程中農民發生"犯錯誤"行為進行假設并利用模型對最終達成"合作"的均衡條件進行求解和證明，并對其博弈達成穩定合作的內在機理和策略進行了總結和歸納，然后依據區域實際狀況給出了農戶參與選擇的影響因素和主要依據，以期為提高農田水利建設的發展水平和科學的制度管理體系提供理論支持。

關鍵詞:農戶參與;農田水利建設;博弈理論;合作均衡

0引言

水利設施作為農業發展的基礎和命脈，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改善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促進農業發展生產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在農田水利建設過程中，農戶作為博弈的決策人具有選擇不參與和參與的自由，而農戶是否選擇參與農田水利建設的主要依據是參與成本和收益狀況。一定的可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是農田水利設施的固有屬性，因此其表現出典型的公共池塘的特性。在農田水利建設和管理過程中，農戶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通常會出現“搭便車”的行為和現象。為減輕農民的負擔并體現農民的主體地位，在農田水利設施收益范圍內農戶需投工投勞、支持建設并參與建設管理即選擇合理的“合作”措施，這樣不僅可節約農田水利建設成本，而且可理順管理體制并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然而，如果在農田水利建設時背離策略則會出現浪費、設施重復建設等相反情況的發生，在建設使用過程中未尊重農民意見可能出現“公共地悲劇”，此模式不僅減少了社會福利而且具有囚徒困境的負面效應［1－3］。所以，為避免“搭便車”行為的發生并正確引導農戶參與水利建設和管理，文章構建了博弈分析模型對農戶選擇參與行為進行研究分析并且從理論上對農戶選擇合作策略的達成條件進行了探討并給出了相應的激勵手段和管理方法。

1研究現狀

國內外學者對農戶參與機制的相關研究并不多，其中定性分析法是研究應用較多的方法，并且有少數學者涉及到社會資本參與建設管理的重要性相關研究，而對參與式組織達成合作均衡的內在機理利用博弈方法的研究較為少見［4－6］。據此，本研究構建了基于博弈理論的模型，通過將其擴展和延伸形成了重復博弈模型并利用模型對農民合作策略運行條件進行分析?？紤]到在博弈過程中農戶可發生“犯錯誤”等要素，文章針對此現象構建了重復博弈模型并對此情況下農戶進行合作的條件進行證明和分析，從理論上對農戶參與行為的獎懲和管理機制展開說明和探討，并歸納和總結了在博弈過程中農戶達成穩定合作策略的作用機理，以期為創新農戶參與建設管理制度提供一定的決策依據和理論支持。

2構建理論分析框架與博弈模型

【摘要】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其應用的范圍愈發廣泛。在市場貿易中，互聯網能夠滿足消費者多元化和個性化的消費需求，電子商務已經成為了市場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目前，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受到多種主觀或客觀因素的影響，電子商務仍然存在一定的信用風險，制約了電子商務的進一步發展。因此，要對電子商務信用風險產生的機制進行深入的分析，從而提出解決對策，使電子商務向著健康可持續的方向不斷發展。本文闡述了博弈論的基本內涵和幾點要素，基于博弈論，從靜態和動態兩個層面，分析了電子商務信用風險的形成原因，并提出了電子商務風險的規避路徑，達到了優化電子商務市場環境的核心目的。

【關鍵詞】博弈論；電子商務；信用風險

0.引言

電子商務對人們的消費觀念產生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同時也推動了傳統商務模式的變革。隨著互聯網和移動信息技術的普及和發展，電子商務日趨成熟，人們進行的電子商務活動也愈發頻繁。相比傳統的商務模式，電子商務能夠有效的節約消費者查找商品的時間，并能夠選擇更優質的商品，并且可以讓消費者足不出戶，購買到國內甚至國外任何地點的商品。但由于互聯網具有虛擬性，詐騙、違約等現象越來越多，暴露出了電子商務還存在著信用風險的問題，信用風險已經成為了影響人們進行電子商務活動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如何解決電子商務信用風險問題，已經成為了目前急需解決的重點問題。

1.博弈論的概述

博弈論又被稱為對策論或賽局理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博弈方處于同一個環境中，并受到一定的條件制約的前提下，每個博弈方根據環境的變化和其他博弈方決策的改變，對自身的決策方向進行改變，從而選擇出最優的對策的理論。博弈論是運籌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在博弈的情境下，每個博弈方所獲得的收益，不僅取決于環境的變化和自身對策的改變，還取決于其他博弈方的行為，因此，每個博弈方能否取得最優的收益，取決于對其他博弈方行為的把握和決策的預期。博弈論在多個領域內都有廣闊的應用空間，小到人們日常生活中具有對抗性質的娛樂活動，大到國家的經濟發展和軍事指揮，通過貫徹博弈論的思想，能夠為自身帶來最優的利益。博弈論具有以下幾方面的要素：第一，局中人。局中人也就是指在一個博弈的環境中，每一個參與博弈的博弈方。局中人的數量在兩個至兩個以上，一個人不構成博弈對局。第二，策略。在一場博弈當中，每個博弈方都需要在一定條件和環境的制約之下，制定自身的行為和決策，同時，每個博弈方也都會具有一套貫穿博弈始終的完整的方案。如果在一場博弈中，一個博弈方使用了有限次數的策略，則可以稱之為“有限博弈”，而如果一個博弈方的策略處于不斷變化的狀態，則可以稱之為“無限博弈”。第三，得失。在一場博弈結束后，每個博弈方最終的收獲和損失，就被稱為“得失”。在博弈論中，每個博弈方的得失不僅取決于環境的變化和自身對策的改變，還與全局整體的決策和行為有直接的聯系。第四，次序。在一場博弈當中，每個博弈方的行為或對決策的轉變，都是需要按照一定的順序進行的，其步驟具有先后之分。而每個博弈方在博弈的過程中，都會不止一次的進行活動，這也就涉及到了次序的問題。針對同一個決策方向，如果其次序不同，所產生的結果也會不同。第五，均衡。均衡更多的體現在經濟學中，也就是涉及到博弈方決策的變量會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值。例如，在一個市場當中，當某種商品處于一個價格的時候，消費者能夠買到，而商家也可以賣出，就可以證明這個商品的供需關系處于一個均衡的狀態。

2.基于博弈論的電子商務信用風險形成機理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因此，社會、人民也對食品安全越來越重視，在國家的監管下，我國食品安全得到一定的改善。在改善過程中，我國在學習其他國家經驗的同時，雖然已經考慮到自身的文化傳統和政治體制的特殊性，但是在企業逐漸演變的過程之中，監管的立法和執法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雖然多部門監管比單部門監管有優勢，但是其相比于單部門監管來說具有一定的協調難度;再比如，第三方檢測機構難以做到真正的權威性，甚至會存在消費者投訴失效等問題，因此，文章主要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基礎，基于博弈論視角下分析目前我國食品安全的監管體系，最后提出了相應的食品安全管理優化策略，希望可以有效地提高食品安全質量。

［關鍵詞］博弈論視角;食品安全;監管體系

1引言

“民以食為天”。由于食品安全涉及人們的身體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食品安全問題也成了目前社會越來越重視的熱點之一，消費者的維權和健康意識也隨之越來越高，再加上現在媒體的報道和監督，一定程度上震懾了食品生產者的違法行為，但是不管政府多重視、消費者意識多高，理想與現實總是有一定的差距。雖然食品安全監管得以改善，但是與預期相比，還存在著改進空間，因此，在博弈論視角下研究政府、消費者、食品生產企業的博弈行為，對食品安全監管模式的優化有一定的意義。

2相關理論基礎

2.1博弈論。博弈論屬于運籌學中的一個學科，其也可稱為對策論，主要是將不同的個體或群體放在特定的環境下，通過一樣的規則進行管理，讓個人、群體或組織同時或先后從策略選擇集合中進行選擇，在時間的推移下通過選擇的策略，對其過程所需要承擔的結果進行比較。因為博弈論所針對的對象和環境條件都相對廣泛，因此博弈論被應用于各個學科領域之中，但是博弈中的主要對象包括人、行動、策略信息收益等。而文章中博弈論的決策者主要包括消費者、食品安全、生產者、媒體、第三方機構，而最終支付的結果就是比較企業個人利潤最大化的一個程度。但是由于博弈論的博弈主體具有完全理性的特點，因此，文章主要依據的是演化博弈論，其基礎假設的博弈主體具有不完全理性，這樣會更適用于研究食品安全的利益博弈。因此，在演化博弈論的視角之下，對多主體參與的食品質量監管時，博弈主體具有有限理性，需要決策者在整個博弈過程之中不斷的探索和演化，從而尋找較好的監管策略。

2.2食品質量監管。首先想要了解食品質量監管，必須了解食品質量是什么。食品質量就是指其本身具有的特定性質對某種要求的滿足程度［1］，其中要求包括安全性、營養性、可食用性、經濟性等。安全性就是指食品在進入使用者口中之前，所經歷的儲藏、運輸、銷售等過程必須要保障使用者的健康和安全;營養性是指食品之中必須具備人類身體所需要的營養物質;經濟性是指食品在進行生產加工時所需要消耗的成本?；诖耍称焚|量監管就是政府部門為了保障食品的安全性、營養性、經濟性等，對食品進行監管的一種活動。而食品質量監管存在于食品生產的各個要素和環節之中，最終使得食品可以安全地呈現給使用者。

摘要：5G云網絡涉及多個實體和利益相關者，它們可能具有不同的目標，例如高數據速率，低延遲，效用最大化和收益/利潤最大化，這給5G云網絡的資源管理設計提出了許多挑戰。盡管傳統解決方案可能既無效又不可行，但最近開發并采用了經濟分析和定價模型作為實現目標的有用工具。本文討論了4種經濟分析和定價模型，分別為基于市場的定價，基于博弈論的定價，基于拍賣的定價，以及基于網絡效用最大化的定價。

關鍵詞：云網絡；定價；博弈論；拍賣

0引言

經濟分析和定價模型已被用于解決云網絡中的許多問題。根據價格如何設置，將云網絡中常用于資源分配的經濟分析和定價模型分為4類，即基于市場的定價，基于博弈論的定價，基于拍賣的定價，以及基于網絡效用最大化（NUM）的定價[1]。

1基于市場的定價

對于云網絡中應用的經濟分析和定價模型，首先討論一個簡單的定價方法，基于成本的定價；然后描述更復雜的定價方法，包括差別定價和盈利最大化定價[2]。

1.1基于成本的定價

摘要：文章建立在當前學術期刊評價趨勢的基礎上，從定性與定量兩個角度出發，利用TOPSIS法構建新的評價體系，為今后我國經濟管理研究領域方面的學術期刊評價提供相關建議。

關鍵詞：學術期刊；影響力評價；TOPSIS法

隨著我國步入新媒體時代，學術期刊的傳播途徑趨于多樣化。因此，衡量一篇學術期刊的影響力，不單單只看傳統引文這一單一指標，應將新媒體這一項指標納入到學術期刊影響力評價體系內。那么，在當前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學術期刊影響力綜合評價體系構建時主要包括哪些新媒體的指標？權重多大？這是本文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本文基于TOPSIS理論，來對湖南省學術期刊的影響力進行評價，從而確保這一模型方法使期刊評價工作既能便捷有序地進行，又能使評價結果客觀公正，并在實踐中具有指導價值。

一、基于TOPSIS的學術期刊影響力理論框架

（一）學術期刊影響力概念。學術期刊是學術研究成果重要體現，學術期刊是推動學術發展與創新的不竭動力。學術期刊的影響力體現的是在一定期間內在某一期刊上發表的學術研究成果，為當前相關研究與應用的發展所提供的貢獻力。學術期刊的影響力本質來源于所承載文獻的研究價值與應用價值，但其影響力也受到其他相關因素的限制，如該期刊自身傳播途徑與方式、社會對于該期刊的認知程度以及該期刊的內容是否具有多元化特征。通過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方式對學術期刊的影響力進行評價，能夠較大程度上提升學術期刊的水平，保障期刊的穩定發展。

（二）學術期刊影響力評價現狀。1.定性評價。就當前定性評價方法而言，期刊影響力最基礎的評價方法是同行評議。同行評議一般是通過業界內的權威專家對期刊根據不同等級進行分級排序，從而對學術期刊的影響力有一個直觀的評價。該方法的優點在于易操作，但缺點也十分突出，耗費大量的人力與物力成本，更關鍵的一點在于，受主觀因素的影響較大，定性評價容易受到學術偏見、人情分、個人理解與見解的差異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往往會產生不同專家的評審結果差異十分大的情況出現。2.定量評價。定量評價主要是通過對期刊文獻的計量進行統計分析，以此作為期刊影響力評價的重要指標。其中單指標評價與多指標綜合評價是當前學術期刊影響力定量評價的兩種方法。一是單指標評價。指的是通過單一的指標對學術期刊的影響力進行評價，國外的研究表明對于期刊的影響力較大的因素主要有年下載率、文獻轉載率、H指數、SJR指數等。隨著信息技術對科研環境的影響，由此誕生出例如Altmetric等的補充計量指標。為了使評價結果更加科學客觀，一些優秀的學者也在不斷挖掘新的文獻計量指標。有的學者是在已有的成果基礎上進行完善，如熊曉英(2005)提出將影響因子同相同期刊的平均影響因子作對比，證明了影響因子適用于不同學科期刊的比較研究①，但該指標依然受期刊不正當自引、批判性引用等因素的影響。邵作運(2015)提出了一種新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指標———f(x)指數，綜合考慮了期刊的載文量、被引量、篇均被引等因素，以及低被引和高被引論文的差異性，但f(x)指數默認所有引文具有同樣的權重，沒有排除自引現象對評價結果的干擾②。二是多指標綜合評價。該評價方法是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來構建期刊影響力評價方法，通過統計學方法對指標體系進行綜合得分計算。常用的方法有層次分析法、模糊評價法、德菲爾法等。如王建軍③選取影響因子、5年影響因子、即年指數、被引半衰期、他引率、H指數、Web即年下載量和基金論文比8項指標，利用層次分析法對管理學期刊的學術影響力進行綜合評價.馬虎兆④選取期刊載文量、影響因子、他引總引比、被引半衰期、H指數、即年指標和Web即年下載率7項指標，利用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權重，最后通過乘法模型計算各指標的綜合得分，等等。

（三）基于TOPSIS的學術期刊影響力內涵。TOPSIS法是一種常用的綜合評價方法，主要是通過對所統計的數據信息進行利用，其最終計算出的結果便能夠充分反映出對學術期刊的不同評價方案之間的差異性⑤。其原理是以原始數據矩陣為基礎，通過余弦法找到評價方案中的最優項與最劣項，最后根據所評價的對象來決定最優項是否合適，通過該種方法來評價學術期刊的影響力。TOPSIS主要是根據數據的樣本分布來分析，對它的次數沒有嚴格的限制，其優點在于操作簡單，容易計算。

一、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理性主義

我們看到，無論是自由主義（理想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還是現實主義（傳統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在研究范式上，都共同遵循理性主義的觀察視角。這種共同表現為都強調國際社會的實質是處于無政府狀態，國家是理性的并且是基本的國際行為主體；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與生俱來就有著明確的行為目標，即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國家必須采用合理、明智的手段和措施，既能做到成本最小、獲益最大，同時又能使行為控制在自己的能力范圍之內。這樣，我們可以把理性主義研究范式的運行機理歸納為一個比較簡約的公式：由于國家是處于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的理性的基本的行為主體，所以要實現其利益（如道義、福利、權力、安全等）的最大化，就必須實行集體安全互相保護、創設國際制度進行合作、占有權力維持均勢、增強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實行自助。從此我們可以獲得一個解釋國際政治現象的思路，就是國際政治現象產生的原因都應從國家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各類行為中去尋求，戰爭與和平、國際沖突與合作、國際組織、國際制度、國際規范等都可以歸結為國家間互動的產物。

二、曼瑟爾•奧爾森的集體行為邏輯

曼瑟爾•奧爾森一生執著地研究集體行動問題：為什么個人的理性行為往往無法產生集體的理性結果？他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出版以前，社會科學家往往想當然地假設：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一定會為實現共同利益采取集體行動。例如，住在同一幢樓里的人們會提供公共樓道的照明；持同一公司股票的人會齊心協力扶持該股票價格的上漲；消費者會組織起來與不良生產商和銷售商作斗爭；同一國家的國民會支持本國貨幣的堅挺；全世界無產者會緊密聯合共同反對資本家的剝削。凡此種種，不勝枚舉。然而奧爾森發現，這個貌似合情合理的假設并不能很好地解釋和預測集體行動的結果?，F實的情況是，很多個人自發的自利行為并沒有產生合乎集體利益的集體行動。相反地，往往導致對集體不利、甚至極其有害的結果。為什么呢？他發現集體行動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體的成員都能從中受益，包括那些沒有分擔集體行動成本的成員。例如，由于罷工的勝利，工人們獲得加薪，這對所有工人都有好處。但是，那些參加罷工的工人卻承擔了所有的風險和成本。這種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結構導致“搭便車”的行為。“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車者的祖師爺。南郭先生本來不會吹竽，卻混進了宮廷樂隊。雖然他實際上沒有參加樂隊合奏這樣一個“集體行動”，但表演時毫不費力的裝模作樣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國王獎賞這個集體行動的成果。奧爾森因此得出了一個結論：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個人一般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作貢獻。集體行動的實現其實非常不容易。集體人數越多，產生集體行動就越困難。因為在人數眾多的大集體內，要通過協商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數越多，人均收益就相應減少，搭便車的動機就越強烈，搭便車的行為也越難被發現。“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兩個和尚抬水喝”是體現了集體行動的成功，而“三個和尚沒水喝”則體現了集體行動的失敗。從“二”到“三”，由成轉敗的變化，關鍵在于集體人數的增加。經過調查和分析，奧爾森還發現，集體行動在兩種條件下比較容易產生。一種條件是集體成員收益的“不對稱”。個別成員從集體行動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員獲得的利益越多，他為集體行動作貢獻的積極性也就越大。如三個和尚中有一個和尚特別地喜歡喝水，而其他兩個和尚平時是很少喝水的，那么特別喜歡喝水的和尚挑水給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對稱性在國際社會的集體行動中比較經常地出現。如亞洲金融危機對日本的影響很大，因此日本積極出錢設立“亞洲貨幣基金”；北約能給美國安全帶來很大利益，因此美國愿意負擔高達70％的北約經費。另一種條件是“選擇性激勵”的存在。選擇性激勵可以分為正向激勵和反向激勵兩種。正向激勵通過搭賣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體成員為負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作貢獻。許多慈善機構的籌款活動為了獲得更多的捐款通常會采用正向激勵的手段。如購買慈善演出的門票可以觀看別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獲得贏取獎品的抽獎機會，等等。其他正向激勵的存在也能夠促進集體行動的產生，如三個和尚中的那個小和尚也許就不會介意天天下山去挑水，因為也許他想借機偷偷看一看常常在河對面洗衣服的那個漂亮的鄉村小姑娘。與此類似，美國勞聯產聯領袖組織工會運動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們個人所獲得的政治權力和行政資源，與勞資談判獲得的直接利益反而關系不大。反向激勵則是懲罰搭便車者的措施。最常見的是禁止搭便車者分享集體行動的成果。例如，許多國家的工會將勞資談判的范圍限制在工會會員范圍內，這樣就使非會員無法享受工會經過斗爭而爭取到的加薪或其他優惠待遇。

三、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

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個人在參與政治活動時也是以成本—收益分析為依據的，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如選民參與政治活動的一種主要形式是投票，選民在選票箱前的行為與其在市場中的行為并沒有本質區別，他只會投票給那個可能給自己帶來最大好處的候選人，但當參與投票的成本過高，期望中的收益與為此付出的代價不成比例時，他可能會放棄參與投票。同樣，政治家在參與政治活動的過程中，公共利益也并不是他的最高道德準則和取向，他首先考慮的是個人利益的得失，是個人的權力、地位、威望等等，公共利益只是其意愿的一部分。擔任政府公職的是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為可以通過分析其任期內面臨的各種誘因而得到分析和理解。在民主社會中政府的許多決定并不能夠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一樣嚴重。在布坎南看來，政治過程與經濟過程一樣，選民與政治家之間、公民與國家（政府）之間的互動本質上就是利益的交換，只不過政治市場上交換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像契約、協定、規章、條例、公正、安全這樣的公共物品。而且政治交換通常不是個體之間的交換，而是集團（如利益團體或政黨、政府等）之間的交換。政府的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對公共物品的維護、管理和分配需要經過集體決策，這一集體決策的過程就是公共選擇。而作為由一個個官員和政治家組成的政府并非永遠代表公共利益，他們的理性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政府行為容易造成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值得強調的是，與市場相比，政府對公共物品的提供具有壟斷性，公眾無法用退出的方式進行對抗，對其的監督也倍感非常之困難。此外，布坎南還分析了現代民主政治的經濟后果，就是選民要求提供公共福利的壓力使得政府不斷擴張財政，造成赤字。

四、用博弈論分析國際沖突與合作

［提要］技術創新是經濟組織賴以生存和贏得市場競爭的必備條件，對于組織的可持續成長意義重大。農民合作社作為一種特殊的組織模式，具有一定的經濟屬性。為促進我國農民合作社組織可持續的健康發展，本文基于靜態以及動態博弈模型，對農民合作社技術創新的決策過程及機理進行剖析。研究結果顯示：市場收益、預期占有率、投入成本以及模仿成本是影響農民合作社技術創新決策的重要因素，為農民合作社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和經驗借鑒。

關鍵詞：技術創新；動態博弈；市場預期；創新成本

引言

長久以來，技術創新都是世界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源泉。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深化，各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技術創新越來越成為經濟組織賴以生存和贏得市場競爭的必備條件。農民合作社創新能力的大小成為制約其吸收創新成果并實現產業化過程的關鍵。一方面技術創新賦予了合作社生產的農產品加工升級的必要能力；另一方面當市場發生變化時，農民合作社組織能夠憑借強大的競爭優勢安然應對。R&D投入是實現技術創新的重要途徑，任何經濟型的組織都有最大化其技術創新投入的激勵。然而，技術創新需要昂貴的資源，創新的收益受投入累積效應的影響，存在一個有效的規模閾值。如何把握時機，加大科研投入，適時實現技術的變革與創新，對于農民合作社自身乃至整個經濟組織的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博弈論在學術研究中應用非常廣泛，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比較完整的學科體系。基于不同的標準，博弈的類型也各有不同。其中，動態博弈對于分析市場中的經濟行為，模擬利益各方的競爭過程及預測最終結果尤其有效。本文基于博弈論靜態和動態博弈模型，試圖對企業在技術創新決策中的影響因素和過程進行深入剖析，為企業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鑒。

一、農民合作社技術創新博弈模型分析

（一）農民合作社技術創新的靜態博弈模型分析。假設市場中只存在兩家農民合作社，雙方均滿足理性經濟人的要求，且具有相同的發展水平和條件。為了應對外界競爭，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雙方均有選擇技術創新或者維持原狀這兩種策略，他們的得益矩陣如表1所示。（表1）博弈矩陣中P代表農民合作社進行技術創新的市場收益，Q代表技術創新所需要投入的研發等成本，M代表維持原狀的農民合作社受到其他同類型合作社的創新沖擊而損失的市場收益。由表1中得益矩陣可知，如果雙方都進行技術創新，那么雙方除了付出必要的科研等成本以外，將共同平分潛在的市場利益，這也是這一博弈中唯一的納什均衡策略，并且符合現實經濟活動中人們習慣的認識。如果兩農民合作社都維持原狀，兩者得益均為零。此時，沒有新技術的出現，整個市場維持原來的狀態。如果一方進行技術創新，一方維持原狀，那么進行技術創新的農民合作社將得到生產成本的降低和產品質量的提升，其直接的結果是進行創新的農民合作社不僅獲得全部的潛在市場利益，還會搶占維持原狀農民合作社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市場份額，最終打破雙寡頭壟斷的市場局面，將維持原狀的農民合作社逐出市場，實現完全壟斷。

（二）農民合作社技術創新的動態博弈分析。1、動態博弈模型的假設與構建。技術創新活動是一個推陳出新的動態過程。因此，任何兩家同類型的農民合作社之間的競爭都不是靜態的單次博弈，而是動態的重復博弈。下面引入技術創新風險、知識產權、互相模仿等因素，建立動態博弈模型對農民合作社之間的技術創新決策過程進行深入分析。假設市場中只有兩家農民合作社，雙方可選擇的策略為創新或模仿，則雙方長期博弈的最終得益矩陣如表2所示。（表2）博弈矩陣中N表示農民合作社模仿需要付出的成本，&表示模仿的農民合作社選擇模仿策略所能獲得的預期市場收益的比率，Q代表科研投入成本，P表示預期市場收益。由此可知，當雙方同時選擇技術創新或模仿時，其結果同于單次博弈。如果一方農民合作社選擇技術創新，另一方選擇模仿，由于知識產權的專用性和創新的外部性等因素，選擇創新的農民合作社即使實現技術創新，也不能獲得預期的全部市場份額，有時反而會因為過高的科研投入等成本（Q）而處于競爭劣勢。特別地，考慮到農民合作社資源的匱乏性，創新存在失敗的風險，選擇創新的農民合作社有可能將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相對地，選擇模仿這一策略的農民合作社，在知識產權保護極端不利、農民合作社組織的學習能力極大化的條件下，能夠迅速、低成本的學習和運用創新技術，從而與選擇創新的農民合作社共同搶占潛在的市場份額，并且還有可能將創新農民合作社逐漸擠出市場。A、B農民合作社的動態博弈過程如圖1所示。（圖1）2、農民合作社技術創新決策的動態博弈分析。如博弈矩陣所示，假如A農民合作社選擇技術創新策略，則B農民合作社同樣選擇技術創新的收益為P/2-Q，選擇模仿的收益為&P-N，作為理性經濟人，B農民合作社的策略選擇取決于x1=P/2-Q-（&P-N）=（1/2-&）P-Q+N。當x1>0，即選擇創新的收益較大時，B農民合作社選擇技術創新；當x1<0時，B農民合作社則選擇模仿。假如A農民合作社選擇模仿策略，B農民合作社選擇技術創新時的收益為（1-&）P-Q，選擇模仿策略的收益為0。同樣地，當x2=（1-&）P-Q-0=（1-&）P-Q>0時，B農民合作社選擇技術創新，反之選擇模仿。很顯然，在不考慮創新風險的情況下，x2>0是很容易成立的，所以B農民合作社必然會選擇技術創新。然而，事實情況是，技術創新活動的高成本、高風險特點往往使許多農民合作社組織望而卻步，傾向于選擇模仿（維持原狀）策略，從而形成了市場上的“囚徒困境”現象。此時，如果市場中存在其他同種類型農民合作社，那么A、B兩家農民合作社將會被低成本地模仿，雙方共同的市場利益會受到侵蝕，市場份額隨著模仿者數量的增長而逐步稀釋萎縮，直至整個市場重新回到零經濟利潤的完全競爭狀態。事實上，市場中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即雙方農民合作社組織事先并不完全知曉對方的策略選擇，因此，博弈各方將根據收益預期來決定自身策略。假設B農民合作社選擇模仿的概率為f1，A農民合作社選擇模仿的概率為f2。那么：A農民合作社進行技術創新的預期收益為：y1=（P/2-Q）（1-f1）+［（1-&）P-Q］f1=（1/2-&）Pf1+P/2-QA農民合作社選擇模仿的預期收益為：y2=（&P-N）（1-f1）+0f1=（N-&P）f1+&P-NA農民合作社的期望收益為：Y（f1，f2）=y1（1-f2）+y2f2=（N-1/2P）f1f2+（&P-1/2P-N+Q）f2+（1/2-&）Pf1+1/2P-Q要使A農民合作社的期望收益即Y（f1，f2）值最大，必須有墜Y墜f2=0，由墜Y墜f2=0得：（N-1/2P）f1+（&-1/2）P-N+Q=0，從而有f1=［&-1/2+（Q-N）/P］/（1/2-N/P）同理，B農民合作社期望收益最大化時有f2=（1/2-&）/（1/2-N/P）因此，可以得到兩合作社博弈的納什均衡結果：（f1，f2）=（［&-1/2+（Q-N）/P］/（1/2-N/P），（1/2-&）/（1/2-N/P））根據結果可知，A、B農民合作社選擇技術創新或模仿策略，與模仿的預期市場利益比率&、市場收益P、技術創新成本Q以及模仿成本N四個因素有關。對于A農民合作社而言，為了實現預期收益的最大化，其選擇模仿策略的概率為f2=（1/2-&）/（1/2-N/P）。假定預期市場比率為定值，則f2取決于成本收益比（N/P）的大小。不難發現，當成本收益比（N/P）增大，也即模仿成本N增大或預期市場收益減小時，A農民合作社選擇模仿策略的概率反而提高，這顯然相悖于人們一貫以來的認識，卻是不完全信息市場中逆向選擇的必然結果。因為，當A農民合作社根據已有信息得出預期的模仿成本收益比（N/P）較大時，其認為B農民合作社會有更大的意愿進行技術創新，此時A農民合作社若選擇模仿策略，不僅可以節省高昂的創新成本，還可以利用知識的外部性、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等外部條件輕易地習得B農民合作社的技術創新成果，進而低成本地分享潛在的市場份額和收益。特別是，當A農民合作社具有一定的操縱市場信息的能力時，便可以以此提升預期的模仿成本收益比，促使B企業更加堅定不移地選擇技術創新策略，從而達到以低成本、低風險換取高收益的最佳結果。B農民合作社期望收益最大化時，其選擇模仿策略的概率為：f1=［&-1/2+（Q-N）/P］/（1/2-N/P）顯然，B農民合作社選擇模仿策略的概率與技術創新成本呈正相關關系。這是因為，當預期的技術創新成本增大時，農民合作社選擇技術創新所承擔的代價以及風險將大幅度提升，技術創新不再“炙手可熱”，受人追捧，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合作社往往會避而遠之。因此，此時B農民合作社傾向于選擇模仿策略也就解釋得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