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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我國30個省份2001-2020年面板數據，構建空間面板杜賓模型，探究異質性環境規制與區域經濟的影響機制以及空間溢出效應。研究結果表明：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集聚度不斷提升，發展格局長期不均衡。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非線性影響關系。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公眾參與型對區域經濟呈先抑制后促進“U”型特征，自愿行動型呈倒“U”型特征。空間效應上，除命令控制型為倒“U”型外，其他環境規制對鄰近區域經濟存在顯著的“U”型空間外溢特征。空間格局上，相較于中西部，東部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的空間外溢效應更為顯著。
關鍵詞：環境規制；區域經濟；空間溢出；空間異質性
近年來，環境治理水平已成為判斷是否實現生態文明、綠色發展以及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要標志。完善的環境規制政策體系是環境治理水平提升的有力保障，是優化環境治理體系和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途徑。長期沿用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導致環境治理不到位、環保效率低下，造成巨額環境治理成本，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已經成為制約區域經濟發展和增進民生福祉的瓶頸因素。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不平衡發展矛盾不斷加深，通過構建合理高效的環境規制政策體系來提升環境治理效能刻不容緩。環境規制經歷了由單一主導到多維協同合作的演變過程，逐步形成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公眾參與型和自愿行動型等多種類型交互融合的多維協作體系，為環境治理和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政策性保障。
那么，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發展影響機制如何？作用效果是否顯著？未來環境治理工作的優化和提升方向在哪里？環境規制是協調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重要方式，明確各類環境規制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機制，對優化調整環境治理政策體系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文獻回顧
關于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大致分為三種觀點。一是基于“波特假說”,環境規制通過“創新補償”效應促進經濟發展。技術創新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二是環境規制基于“污染天堂假說”和政府間“逐底競爭”不利于經濟發展。粗放型產業導致治污成本大幅增加，擠占了集約型產業發展空間。三是兩者受到區域資源稟賦、經濟社會條件、產業發展等因素綜合性和間接性影響，表現出非線性特征。從空間效應視角對環境規制的研究逐漸成為研究熱點。Naso等發現區域環境法律通過設置技術進入門檻導致空間經濟差異化發展。國內學者對此也較為關注。宋馬林和王舒鴻從區域差異視角探索環境政策對環境效率提升機制。上官緒明和葛斌華認為環境規制對經濟發展質量具有顯著直接提升效應和負向空間外溢效應。
現有研究對綜合考慮環境規制異質性和空間互動作用效應存在不足，即把各類環境規制和空間溢出效應共同納入分析框架內。若要實現區域經濟和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忽略空間外溢效應以及只靠無差別化的環境規制政策，是遠遠不足的。一方面，單一環境規制忽視了區域內不同社會主體的差異化特征，容易出現“一刀切”現象，技術創新得不到合理的政策性鼓勵，降低環境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忽略空間聯系會割裂區域間各類要素和政策的互動交流效應，并產生遺漏變量問題。從空間相關性和空間溢出視角下，分析不同類型環境規制與區域經濟的作用關系，對于優化環境規制設計、提升環境規制實施效果和促進經濟生態協調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理論機制與假說提出
（一）環境規制對經濟發展影響機制面對當前環境破壞和資源枯竭嚴重約束經濟發展的困局，已有研究表明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影響機制的討論主要從“波特假說”和新古典增長理論兩方面出發。一方面，“波特假說”認為，合理的環境規制會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生產效率，推動經濟增長。陶靜發現環境規制通過提高勞動和資本生產率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張娟認為環境規制對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具有正向關系。另一方面，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環境規制的實施會影響企業的生產和運營，或對不滿足環境排放標準的企業進行停產整頓處罰，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擠占了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空間，降低生產效率，企業可能處于經濟收益考慮遷移至環境門檻較低的區域，對區域的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由此可知，環境規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效應是創新補償效應和合規成本相互作用下的一種動態均衡，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陶靜和胡雪萍發現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質量間是倒“U”型關系。劉建民和薛妍探討了基于地方政府間“逐底競爭”約束機制，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具有顯著“U”型關系。
由此，提出假說1：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發展有非線性影響。
（二）環境規制對經濟發展空間效應
地理學第一定律指出，區域間發展特征具有關聯性和相似性。一方面，空間鄰近會加速環保標準信息、企業治污投資和綠色創新技術的擴散，促進環境規制的競爭與模仿效應，對經濟發展帶來空間上的溢出效應。另一方面，基于區域創新和產業升級相關理論，空間溢出效應也體現在推動相鄰區域間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區域間制定相似的環境進入標準，吸引關聯產業集中落戶，逐步形成區域集聚的產業發展體系。通過共建共享基礎設施、共同搭建市場交易平臺、共同承擔投資風險等，實現信息、資金和人才的高速流動，促進技術創新，有效降低生產成本，形成區域間的規模和集聚優勢。同時，環境規制通過補貼和補償等形式，選擇性地將具有創新發展潛力的相關產業集中布局，協同合作，形成完備的朝陽產業發展體系，促進區域間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升區域競爭力。
由此，提出假說2：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空間外溢性特征。
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基于Elhorst研究，將空間杜賓模型作為基礎模型，分析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和空間溢出效應。模型構建如下：
其中，pGDP是經濟發展水平；enr為環境規制；Xit是控制變量；wij是空間權重矩陣；μi為個體效應；γi為時間效應；εi是擾動項。
（二）變量選擇
核心變量。經濟發展水平（pGDP）是被解釋變量，相較于生產總值忽略人口數量影響，人均生產總值更客觀地反映區域經濟真實水平。
環境規制（envireg）是核心解釋變量，借鑒已有研究對環境規制的定義和劃分，并考慮數據可獲得性，構建分類變量指標。命令控制型（ord）采用每萬人行政處罰案件數作為代理變量。市場激勵型（mar）以環保基礎設施投資總額來表示。公眾參與型（pub）以政協和人大提案數量之和表示。自愿行動型（vol）采用人均自然保護區面積作為代理指標。
控制變量。經濟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綜合影響，選取以下控制變量。居民生活質量（liv）、科技創新實力（tech）、對外開放度（open）、資本存量水平（fix）和工業化水平（ind）分別采用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專利申請受理數量、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商品總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人均工業增加值作為代理變量。
（三）數據來源
以2001-2020年30個省級行政單位作為研究對象，形成面板數據。統計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等，缺失數據采用構造函數法補齊。對貨幣類指標以2001年為基期，采用GDP平減指數平減。基于共線性和量綱問題考慮，對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
實證分析
（一）空間自相關分析
2001-2020年，經濟發展的全局莫蘭指數均顯著大于0且呈整體遞增趨勢，表明在空間上呈集聚分布態勢，空間集聚度不斷提升（見表1）。隨著交通便捷度提高和信息技術普及化，要素流通和互動合作逐步加深，區域間關聯性和互動性增強。
（二）實證結果分析
回歸結果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計法構建空間杜賓固定效應模型，區域經濟的空間自回歸系數ρ均顯著為正，表明存在正向空間溢出效應，與空間相關性分析一致（見表2）。
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公眾參與型的一次項系數顯著為負、二次項系數顯著為正，均對經濟發展產生先抑制后促進“U”型特征，而自愿行動型則為先促進后抑制倒“U”型特征。命令控制型容易導致企業中斷生產和產生“逐底競爭”行為，削弱技術革新動力。隨著“放管服”改革深化，簡化生態環境項目審批程序，建立環境監督執法清單，環境治理效能得到提升。市場激勵型存在統一定價和象征性收取治污費現象，導致創新動力不足。隨著多樣化市場激勵政策出臺，建立污染稅和污染費、綠色創新補貼、排污權交易等制度，激發企業提升生產效率和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公眾參與若無有力監管，會增加政府運行隱形成本。隨著構建環境監測信息公開平臺，環境質量信息通過大眾媒體廣泛傳播，形成對企業的輿論監督機制，降低政府管理成本。自愿行動型減輕政府治污壓力，形成生態文明建設良好氛圍，但自愿組織結構松散、管理約束性不足，難以形成長期環境治理投入，不利于環保可持續性。
環境規制的空間溢出效應估計系數均顯著，除命令控制型表現為倒“U”型，其他三類環境規制對周邊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效應均表現為“U”型特征。命令控制型具有強制性特征，以行政法規等形式要求企業遵守區域環境進入門檻，并對沒有達到污染排放標準的企業采取相關措施，在短期內環境質量取得較大提升，但也導致企業因生產成本驟增而遷移至該地區周邊環境門檻較低的區域，對周邊區域的經濟發展有短暫促進作用。但從長期看，隨著“三高”企業落戶周邊區域，粗放型產業結構會擠占技術創新空間，也會引發當地政府因競相放低環境門檻產生“逐底競爭”，不利于經濟持續增長。對于市場激勵型，區域間在統一生態資源市場過程中，會產生社會成本和制度成本，對周邊地區經濟產生短期不利影響。但隨著區域性生態資本市場的建立和完善，可激發本地區和周邊區域的企業提升生產效率和技術創新積極性，促進經濟質量的提高。對于公眾參與型和自愿行動型，在搭建區域性環境監測平臺和利用互聯網實現公眾監管模式的初期，公眾參與由于信息不對稱和缺乏引導，只注重短期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隨著環境信息公開透明和環保知識普及，同時借助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區域間的信息流動和相互合作更為頻繁，公眾逐步成為跨區域監督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要力量，有效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
空間效應分解。進一步借助求偏導方法，將空間效應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環境規制對本地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與上述結論一致，即除了自愿行動型是倒“U”型特征外，其他環境規制均呈“U”型特征。鄰近區域各類環境規制對本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效應，除命令控制型倒“U”型特征外，均具有“U”型空間作用特征（見表3）。環境規制實施初期，區域間在政策法規和市場監管等方面存在模仿行為，導致相鄰區域間對市場和企業進行爭奪，區域間競相放松環境規制門檻，陷入粗放型發展死循環。隨著環境規制設計和實施逐步優化，鄰近區域通過外部成本內部化、綠色技術創新等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三）穩健性檢驗和區域異質性分析
穩健性檢驗。基于經濟距離構建空間權重矩陣，進行穩健性檢驗。除了公眾參與型在經濟距離空間權重矩陣下的空間效應顯著性不足外，環境規制對經濟發展的非線性關系和空間溢出效應與前文基本保持一致。
區域異質性分析。與中國整體和中西部相比，東部環境規制實施效果以及空間溢出效應更為明顯，表明在環境規制設計和實施方面均較為成熟（見表4）。中部地區環境規制的區域間互動性不足，尚未形成多種類型協調合作的作用機制。西部地區的命令控制型實施效果和空間溢出效應略優于其他類型環境規制。
結論與建議
本文主要結論如下：區域經濟發展在空間上呈集聚分布態勢，空間異質性明顯；異質性環境規制與區域經濟均為非線性關系。除自愿行動型呈倒“U”型特征外，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公眾參與型對區域經濟均為先抑制后促進的“U”型作用機制；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存在顯著空間溢出效應，除命令控制型為倒“U”型外，其他環境規制均呈“U”型特征；相較于中西部，東部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的空間外溢效應更為顯著。
基于此，可從以下方面進一步優化：提升環境規制實施效能，推進環境政策體系不斷完善。基于不同環境規制適用場景，通過相互配合、互補長短，提升環境治理效率。發揮好命令控制型監管職能，提升法律法規對市場和公眾行為的約束力度。優化市場激勵型工具，建立明晰的獎罰和創新補貼機制。規范公眾參與和自愿行動相關行政法規，明確參與過程中的權利和義務，形成全民參與環境保護和治理的良好氛圍。優化區域差異化環境規制政策，深度激發市場激勵型潛能，開展生態產品和排污權交易試點。一方面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產品，進行生態要素市場化實踐。另一方面擴大排污權交易試點范圍，將生態成本逐步納入經濟核算體系中。針對生態資源價值化過程中的瓶頸問題，通過完善自然資源產權制度和生態補償機制、制定相對合理的生態產品參考價格等措施來實現。構建跨區域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協同發展模式，打造區域性環境污染監測和生態資源管理平臺。一方面通過制定統一的環境排放標準，設定一致的企業落戶環境門檻，可有效解決“污染天堂”問題。另一方面促進區域范圍內政府間互動和交流，形成政府間的良性競爭，避免“逐底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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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珺 張貴祥 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群系統演化與可持續發展的決策模擬研究北京市重點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