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金經費流向、創新基地建設與學科發展水平的多維度分析

科研經費流向、學科門類分布、學術成果質量與數量，這三個指標能夠大體描述某一學科門類及下屬的一級學科的基本發展水平。創新基地作為優中選優的學科組織，以此為參照進行分析，能夠體察當前中國最具發展潛質的一流學科的學術資源配備情況。之所以做這樣多維度的匹配分析，一是因為國家社科基金基本上流向了高等學校（高等學校獲批立項的比率在過去10年的均值達到了80％以上），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則是依托于高等學校的學術組織，即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二者共同指向的主體是以高校為單位進行學術活動的科研人員。二是因為項目基金流向與創新基地建設能夠展示當前我國最具發展潛力的學科水平。在前期調研階段，我們曾對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進行過分學科、分級別的統計，并在此基礎上撰寫了《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新聞學與傳播學立項之數據挖掘》?的研究報告。由于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的分類標準依據的是一級學科名目，而創新基地的學科分類同時涉及一級學科和二級學科，且151個創新基地的學科分布又較為分散，所以本文擬采用學科門類的統一標準，將基金經費流向與創新基地建設情況做一個相關性分析。考察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的學科流向，將一級學科的學科立項率加總（此處的立項率指某學科門類的立項項目數量占當年全部學科門類獲批項目總數的比率），可得出表3。由表1可知，不同學科門類的創新基地數量以法學、經濟學、文學、哲學、歷史學、教育學、管理學的順序遞減。由表3可知，國家社科基金的學科門類立項率的排序在2010—2012年中沒有發生改變，從高到低依次是法學、文學、經濟學、哲學、管理學、歷史學、教育學。通過對比還發現，國家社科基金與教育部人文社科創新基地在以學科門類為單位的資源配置上存在差異。國家社科基金流向代表的是一定時期內不同學科在解決社會性課題時被寄予的期望值，基金立項審批每年進行一次，以此為依據的學科門類排名，可能在某個年份會有所浮動、調整，未必具有推廣性。教育部人文社科創新基地則是本著一流性和唯一性這兩個原則遴選、建設的，其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學科組織機構，反映了目前我國一流學科的學術平臺的分布情況。國家社科基金與教育部社科創新基地建設作為反映學科發展水平的兩個維度，雖然二者在資源配置時針對某些具體學科的優先性排序有所不同，但這種序列上的不完全吻合同時有可能在客觀上避免由于學術資源過度集中而造成的“馬太效應”。鑒于此，我們認為，國家社科基金流向與教育部創新基地建設，二者分別按照各自的邏輯進行學術資源的分配，在反映學科發展水平上各自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二者在學科建設層面上具有一定的協作性。

2．社科學術期刊的學科結構

葉繼元曾對南京大學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創新基地認定的2770種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2005年數據）做過學科統計，具體見。除去社科綜合性期刊（含高校綜合性社科學報），將中各一級學科進行學科門類匯總后發現，學術期刊的學科分布為：法學（含政治學、民族學、社會學）471種、經濟學（含統計學）459種、教育學（含心理學、體育學）406種、管理學（含圖書情報學與文獻學）264種、文學（含語言學、新聞與傳播學、中國文學、外國文學）193種、歷史學（含考古學）98種、哲學（含馬克思主義、宗教學）47種———人文經濟地理、環境科學、軍事學、藝術學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圍內。下面將根據學科門類對社科學術期刊的結構性問題進行描述。由可知，法學類學術期刊數量在所有學科門類中居于首位。但考察學科門類下的具體學科分布情況發現，471種期刊中政治學類的學術期刊多達324種，占比68．8％。相比之下，作為一級學科的法學僅有66種學術期刊，同為一級學科的社會學只有39種期刊。由表1和表3可知，法學學科門類不僅擁有最多的創新基地數，而且連續3年（2010—2012年）的社科基金立項率也位居榜首。從總量上來看，法學學科門類擁有數量最多的學術期刊，這與其創新基地數、基金立項數是吻合的。但從結構上看，政治學類學術期刊在法學學科門類學術期刊中占據了半數以上比例，而其在國家社科基金中的平均立項率僅保持在3?94％（根據2010—2012年政治學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率平均數而得），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樣作為一級學科的法學，其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平均立項率保持在8．54％。法學在社科基金立項率方面遠高于政治學，但在學術期刊數量方面遠遠低于政治學。也就是說，社科基金立項率與學術期刊數量在學科門類層面上是匹配的，但在一級學科層面上并不匹配，即構成了課題總量上的匹配與相應期刊結構上的不匹配。在對學術期刊的學科結構進行細致考察后發現，其學科分布與國家社科基金的分布是極不匹配的。更具體地說，依法治國作為我國的基本方略，國家社科基金流向、教育部創新基地的學科布局對法學都有所傾斜和側重，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隸屬的社科學術期刊的發展并未與之同步。

可知，經濟學類期刊數量僅居法學學科門類學術期刊之后，在一級學科歸類上并沒有按照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的類別進行細分。經濟學作為一門重要學科，無論是在創新基地建設還是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方面都備受重視，其在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評審中的平均立項率達到15．61％，僅次于法學和文學。可知，統計學作為經濟學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以該學科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期刊僅有13種，在整個一級學科群中屬于數量較少的學科。而統計學學科2010—2012年的平均立項率約為1．19％，在國家社科基金23個一級學科中的排名同樣是倒數的。由可知，在教育學類的406種期刊中，作為一級學科的教育學學術期刊數量高達340種，是該門類期刊的主要組成部分。由表3可知，教育學學科門類在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評審中的平均立項率僅為3．06％，排在七大學科門類的最后一位。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立項資助最少的教育學學科門類，卻擁有數量僅次于法學、經濟學的學術期刊，這一不匹配現象的成因有待進一步考量。由表1可知，管理學學科門類只擁有8個創新基地，這在所有學科門類所擁有的創新基地中排名最后。由表3可知，管理學類學科門類在2010—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評審中的平均立項率維持在12．01％，僅高于歷史學與教育學。而作為一級學科的管理學，其立項率是非常高的，2010—2012年均在8％以上，在23個一級學科的立項率中僅略低于應用經濟學和法學。也就是說，作為一級學科的管理學受到較高重視，但作為學科門類的管理學，則未受到特別重視。管理學所擁有的學術期刊數量與排名前三的法學、經濟學、教育學有著明顯差距。

可知，文學學科門類的學術期刊有193種，其中包括語言學類的77種，新聞與傳播學類的73種、中國文學類的32種、外國文學類的11種。與這一學科結構形成參照的是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分布。2010—2012年，文學學科門類在國家社科基金評審中的平均立項率維持在20．7％，總體排名僅次于法學。文學學科門類中的語言學類基金項目這3年的立項率基本保持在6?7％左右，新聞與傳播學類基金項目這3年的立項率基本保持在3．14％，中國文學類基金項目這3年的立項率基本保持在8．1％，外國文學類基金項目這3年的立項率基本保持在2．72％。也就是說，在文學學科門類中，國家社科基金的學科分布與學術期刊的學科分布呈現出較大的差異。無論是創新基地建設、國家社科基金還是學術期刊的分布，歷史學都處在諸多學科之后，這與該學科目前的社會需求度不高有關。

可知，哲學學科門類的學術期刊有47種，其中包括3個一級學科類期刊：哲學類的18種，馬克思主義類的17種，宗教學類的12種。可知，哲學學科門類的創新基地有18個，在所有學科門類中排名第四，而哲學學科門類2010—2012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率達到14．69％，僅次于法學、文學、經濟學類的基金項目立項率。在國家社科基金的分學科立項統計中發現，哲學門類細分為哲學、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黨史黨建、宗教學4個小類，而綜觀2010—2012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率，作為一級學科的哲學是該學科門類中立項率最高的（6％以上），而宗教學的社科基金立項率僅維持在2％左右?。而哲學學科門類的學術期刊分布并沒有如國家社科基金的分布一樣有著學科內部的層級差別，而是較為平均化。以上只是對各學科門類與個別具有代表性的一級學科做了描述性分析和匹配性考察，由于并沒有考慮中綜合性學術期刊的情況，所以只是針對單學科性學術期刊的情況做了粗略分析。分析發現，社科學術期刊的學科結構與國家社科基金的學科分布，二者無論是在學科門類的排序方面，還是在一級學科的結構性配置方面，都不具有顯著的匹配性。特別是，作為學科發展水平較為一般的教育學門類從總量上擁有較多的學術期刊，呈現出期刊學科結構的冗余性；而作為一級學科的法學、社會學類學術期刊，雖然其總體數量尚屬可觀，但若從重大社會性議題應當倍受關注的層面來講，其數量顯見不足。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社科學術期刊的學科分布呈現出一種結構性失衡。造成學術期刊這種學科結構性失衡的成因，固然有其歷史原因，但值得重視。

蒙古文學術期刊是我國蒙古族聚集地區用本民族語言文字交流和傳播科技、信息、文化的重要載體。在互聯網時代，尤其移動互聯網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期刊的傳播力必然成為評價期刊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作為高校蒙古文學術期刊，理應看到互聯網技術帶給期刊界的巨大變革，有必要改變傳統觀念，拓寬傳播途徑，擴大期刊的傳播速度與范圍，提高期刊的影響力。然而，蒙古文學術期刊的網絡化傳播平臺建設進程較滯后，還處在初期發展階段，數據庫包含的信息量小，數據庫的各種功能還處在陸續研發實現中，關于蒙古文學術期刊互聯網傳播途徑的相關論文甚少。這對廣大基層作者、讀者乃至教研工作者造成了諸多不便。從互聯網上獲取豐富的科技文化信息是每一位讀者的需求。他們購買蒙古文學術期刊的主要途徑仍然是靠出版商或書店、郵政系統或快遞服務來完成。由于充分利用不了海量的網絡信息、不能及時有效地查閱新近的科研成果和相關學術動態，影響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科學發展步伐和科研成果的推廣。因此，迫切需要利用互聯網和各種電子終端，創建蒙古文學術期刊的多元化傳播平臺，用于擴展蒙古文學術期刊的受眾面，滿足各層面蒙古族讀者的閱讀需求，進而提升蒙古文期刊的影響力。這對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科技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內蒙古地區蒙古文期刊的數量與種類分析

內蒙古地區有151種期刊，其中自然科學類65種，哲學社會科學類29種，文教類17種，綜合類14種，文藝類21種，少兒類5種。內蒙古地區蒙古文期刊有48種，占總期刊的31．8%;高校蒙古文學術期刊有10種，占蒙古文期刊的20．9%;高校蒙古文學術期刊中雙月刊約占20%，季刊約占50%，半年刊約占30%。由此可見，蒙古文期刊尤其高校蒙古文學術期刊存在刊發周期長，內容更新遲延，傳播速度緩慢等問題，這對期刊的時效性傳播和受眾面的擴大有著很大影響，很難滿足快速發展的現代社會需求，迫切需要傳播范圍廣、傳播速度快、傳播信息量大的互聯網多元化傳播途徑。作為高校蒙古文學術期刊，我們根據自身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建立屬于自己的民族語言文字數據庫，通過數據庫的相關數據分析，發現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熱點問題，給作者及早提供科研動向和熱點問題的相關資料，并利用現代化移動互聯網手段，創建編者、作者、讀者三位一體的互動平臺，實時收集反饋信息，提高作者的學術論文質量，根據受眾關注的聚焦點針對性地組稿或約稿，不斷提高蒙古文學術期刊的影響力和論文質量。

二、蒙古文學術期刊的互聯網傳播現狀

蒙古文學術期刊的傳播途徑較為單一，除了傳統的郵局發行和交換外，主要依靠中國蒙古文期刊網、維普網和超星期刊網等三大數據庫的互聯網傳播。

(一)中國蒙古文期刊網

中國蒙古文期刊網是內蒙古大學圖書館創辦的蒙古文學術期刊網站，本數據庫把蒙古文期刊的全文內容以PDF格式的形式上傳到互聯網上，滿足了讀者隨時隨地網上查閱蒙古文期刊的需求，也為蒙語教學和蒙古語言文字的科研工作者搭建了便捷的交流平臺，并制作了蒙古文字檢索引擎，填補了我國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中國蒙古文期刊網現全文收錄12本用蒙古語言文字出版的優秀學術期刊。收錄內容包括蒙古文期刊的PDF格式全文內容以及蒙漢英論文題目、中文提要、關鍵詞、刊名等。本數據庫全文收錄的12本優秀學術期刊是《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蒙古文版)》、《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蒙文版)》、《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蒙古文版)》、《內蒙古社會科學(蒙文版)》、《中國蒙古學》、《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蒙醫藥學蒙古文版)》、《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蒙古文版)》、《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蒙古文版)》、《西部蒙古論壇》、《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蒙古文版)》、《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蒙古文版)》和《內蒙古民族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等。中國蒙古文期刊網基本涵蓋了內蒙古自治區高等學校的蒙古文版學報，在全國數據庫中最為權威完整的蒙古文期刊信息資源的服務平臺，目前提供免費下載全文的服務，真正做到了蒙古文期刊的信息資源共享和互聯網傳播功能。中國蒙古文期刊網有比較成熟的檢索功能，有基本檢索、高級檢索、漢文檢索、蒙文檢索和英文檢索等功能，單一條件的基本檢索和同時滿足多個條件的高級檢索給讀者節省了大量的查找時間，蒙文檢索是有別于其他網站的獨特功能，數據庫的日均訪問量逐步上升，給廣大蒙古族學者提供了豐富的蒙古文字版的科研成果，也在蒙古文期刊的信息化發展過程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A、 K綜合性人文 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表研究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學術月刊

北京示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文史哲

摘要: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學術界已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了準確掌握我國水文化研究的新動態、新形態、新業態，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為檢索對象，采用高級檢索方式，對檢索出來的關于“水文化”的論文，從學科分類、發表年度、文獻來源、關鍵詞、研究機構及論文影響力諸方面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為構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論基礎，推動水文化研究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水文化;研究態勢;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傳工作會議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應大力開展水文化研究。①歷經近30年的發展，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建設、水文化教育、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運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知識，對檢索到的水文化論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類與發展軌跡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專業設置按“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來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設有13個學科門類，110個學科大類。水文化歸屬哪一個學科?經檢索發現，文學、工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文獻比較集中，教育學、理學、法學、歷史學居中分布，管理學、藝術學、哲學分布的較少，農學、醫學、軍事學沒有相關文獻，文化及水電工程是關注最多學科。在上述學科門類中，排本學科門類首位的是:文學是中國文學33篇，工學是水利水電工程239篇，經濟學是工業經濟119篇，教育學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學是環境科學與資源利用25篇，法學是民族學13篇，歷史學是考古10篇，管理學是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0篇，藝術學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8篇，哲學是中國哲學6篇。除上述研究領域文獻較多外，還鮮見于作物學、農業資源與環境、植物保護、林學、中藥學、醫學技術、軍事思想及軍事歷史、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等學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內容廣泛，不僅有文史哲人文學科內容，而且還有理工類自然學科，同時還有經管法等社會學科的內容，屬于新興的文理交叉學科。我國水文化研究歷經開展宣傳研究(1989—2003年)、服務水利實踐(2004—2006年)、政府倡導推動(2007—2010年)和規劃專項建設(2011—2014年)階段，基本上與年度發表文章數量趨勢相吻合(見表1)。特別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2020年)》以來，《基于人水和諧理念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研究》和《中國水文化發展前沿問題研究》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點)課題相繼立項，國內學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遺產、水文化資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從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論文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數的年度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別為0篇，這說明水文化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2—2006年，論文數量呈平穩緩慢增長態勢，平均每年約20篇，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處于穩步發展階段。進入2007年后，論文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到2008年、2010年達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趨向穩定和成熟。從2011年開始，論文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年均為86篇。2011—2016年篇數占所有論文的53．4%，說明此階段是我國水文化研究領域的探索和快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1989—2003年，沒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選題作為學位論文。2004—2016年，學位論文共39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7篇)，學位論文數占所有論文的4．06%，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在基礎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在學位論文中，最早的博士學位論文是2004年艾菊紅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碩士學位論文是2005年劉虹弦的《水脈相連氣韻橫生———水文化在現代城市形象中浸潤和延續》。在水文化文獻中，主要來自《治淮》《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水利發展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中國水利》《江蘇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涉水行業主管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主辦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業高等院校期刊如《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工程學院學報》等成為主要學術交流陣地。尤其是《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自1985年創刊就設有“水文化研究”專欄，成為全國期刊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高的特色欄目。此外，《北京水務》《中國三峽建設》《山西水利》和《城鄉建設》這四種期刊數量也位居前列，說明水文化研究與水利建設也緊密相連。

二、水文化研究的熱點、焦點與團隊分布

文獻分析表明，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還沒有刊發與水文化相關的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類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發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論文中，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論文較少，《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或收錄論文屈指可數。這說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層次和期刊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進行分析，可以很好地體現一門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熱點、焦點。水文化研究出現頻率極高且排在前列的關鍵詞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遺產”“人水和諧”和“水文化建設”。這說明，以上述詞語為關鍵詞的文獻相對比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之一。同時，頻率在4次以上的關鍵詞主要有“建設”“水利風景區”“保護”“內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觀/開發/保護利用”“教育/水資源/水利院校/城市發展/發展”“水利/可持續發展/研究”“傳承/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播/和諧/水利工程/水環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見，水文化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更加廣泛，如水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承創新、水教育傳播、人水和諧等成為水文化研究新態勢。通過分析研究機構，可以了解我國水文化研究團隊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發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來自高等院校，分別是河海大學、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其中，河海大學38篇，發表文獻最多，占總數的3．94%;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發文章分別占總數的2．07%、1．87%，這與河海大學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學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經成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社科類學術期刊在中國文化科技領域有著獨特的引領帶動作用。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在這個過程中，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時也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完善”。在社科類學術期刊出版質量管理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亟待進一步研究和解決。

一、收稿環節

收稿是學術期刊出版活動的第一步，現階段各個學術期刊社的收稿形式主要是在線收稿，其中又可以分為以騰云期刊協同采編系統3.0版為主的網絡采編方式和以電子郵箱、QQ為主的網絡采編方式。但是不論以什么方式進行的收稿活動，都包含收稿后的審核周期和是否嚴格執行三審等問題。

（一）制定適當的審稿周期

收稿后的審稿需要一定的時間，來確定稿件的價值以判斷是否刊發以及是否需要退修。目前各個社科類學術期刊的審稿時間有長有短，短的三個工作日以內就可完成，長的會需要兩個月。審稿制度執行得越嚴格，需要用的審稿時間越長。如果審稿時間太短，給人的感覺就是這本期刊的審稿過于草率，期刊質量值得懷疑；如果審稿時間過長，一些急于發表以保證基金項目最后結題時間的作者就會選擇其他審稿快、出刊快的學術期刊。通常核心期刊的審稿時間都會很長，需要提前半年甚至一年投稿才能見刊，這種出刊頻率無疑保證了核心期刊的出版質量，但同時也會使很多有時間要求的作者望而卻步。對于大多社科類學術期刊來說審稿時間不宜過長，但也不宜過短，最好控制在一到兩周，即五到十個工作日。這樣既能保證出刊時間不會過晚，也可以給人留下嚴格執行三審制度、認真審核稿件、尊重作者勞動成果的好印象。對于特別專業的稿件，需要外審的，往往審稿時間要相對更長，要與作者及時溝通，以免因超出承諾的審稿時間引起作者不滿。

（二）嚴格執行三審制度

學術期刊的審稿制度與圖書的審稿制度大體相同，都是在收到作者稿件后先由編輯進行初審，再由編輯室主任進行復審，最后由總編或社長進行終審。如果是特別專業的稿件，就需要請外審幫助把關。三審制度是必須要嚴格執行的，因為它決定了稿件的取舍，一旦三審把關不嚴，就會造成一系列的后續問題。比如，在后期的稿件加工整理的過程中發現作者的觀點有問題，如果是局部問題還好些，可以與作者溝通，讓作者及時進行修改，最終可以通過修修補補刊發稿件；但如果是整體性的觀點問題，那么只能退稿，而通常這個時候距離收稿時間已經過了至少半個月甚至是幾個月，作者通常會埋怨期刊社耽誤了他們的寶貴時間，沒有及早地進行溝通。

一、學術期刊及其評價

學術期刊作為一種重要的學術評價機制，其學術功能和社會角色經歷了歷史性的演變，它不僅是學者進行學術發表、知識交流和知識產權確認的重要載體，更是一種由點到面的學術社會生產網絡，是匯聚學術共同體和引導知識生產方向的關鍵性要素。學術期刊評價是學術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評價領域要建構科學合理、公正權威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發揮學術期刊的學術引領、學術共同體凝聚、科研誠信監督的作用，激發學術創新力、引領學術風氣。在評價政策方面，2016年5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建立科學權威、公開透明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體系[1]；2018年2—7月，中辦和國辦相繼印發了《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和《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這些文件對期刊評價提出新要求，著力解決評價標準一刀切問題，實行差別化的分類評價，體現“破四唯、分類評價、關注差異、鼓勵特色發展”的精神。這些指導性文件指出開展期刊評價要充分發揮同行評議的作用，論文引用榜單和影響因子排名等僅作為各類評價的參考。期刊評價方法主要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評價、同行評議、量化指標評價和綜合性評價[2]。但是，近年來，隨著科學文獻計量學的發展，量化指標不斷生成，并成為期刊評價的主旋律，例如引用率、轉載率、影響因子、自然指數、H指數等[3]。期刊的定性評價法主要是同行評議，即同一學科研究領域或同一研究方向的專家，按照一定的學術標準，對學術期刊的研究成果、人員和機構進行評價[4]。一些學者指出了期刊量化評價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政策手段面臨的困境，“以刊評文、過度量化、行政主導、功利性、同質化、忽視差異性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規律等”[5-7]，認為合理的評價應以學術共同體主導的同行評議為主，輔之定量和定性數據作為支撐。而所謂的定量與定性結合的綜合評價法，是將同行評議引向一種定量化和技術性的維度，由專家對評價對象進行打分，將打分結果進行統計，并進一步提出同行評議質量控制的方法，如采用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模糊數學法等[8-9]。這種量化傾向往往忽視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特點和學術評價的社會文化環境。量化框架下的同行評議在期刊評價中處在輔助和邊緣地位，還需建構完善的定性評價的理論和方法框架。

二、期刊評價研究進展

學術期刊作為知識生產的一個特殊部門，具有深刻的政治性、社會性和情感性，學術期刊與社會轉型的關系決定著期刊特點與發展方向，這也決定了學術期刊評價的復雜性。期刊評價是對期刊上發表的學術成果的優劣、編輯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水平、編輯部的管理運營能力、期刊的學術影響力等進行的綜合評價，如利用影響因子高低核定期刊等級，確定核心期刊分布；通過同行評議來識別優秀成果形式[10]。期刊評價是學術活動和學術評價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導向作用是推進我國學術評價倫理化、合理化的路徑之一。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評價體現了質化和量化研究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現階段，對期刊評價兩種方法主要集中在同行評議和科學計量法。同行評議法是主要依賴專家問卷的定性評價法，科學計量主要是影響因子類指標法，它主要是依賴于論文高被引的定量評價法。對期刊評價理論和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論脈絡。第一，沿著科學計量中文獻計量學的理論和方法框架，文獻計量學家側重于期刊評價的量化方法和具體技術的研究，不斷細化和推進期刊量化評價方法。遵循引文分析法的理論路徑以影響因子為核心，深化拓展期刊影響因子類指標的設計，從影響因子到H指數、G指數、Z指數和HC指數的推進[11-12]。以及開始探索一種基于大數據的模糊集的分析方法，將模糊綜合評價法將文獻計量法應用于內容評價，建構矩陣檢驗、權重分析和綜合判斷[13]。在定性評價的同行評議法方面，文獻計量專家采用專家問卷的打分排名法，利用分值量表和等級量表等對評價結果進行層次分析，并進行歸一化處理和一致性檢驗。對科技類期刊的同行評議則將其引向一種量化方法技術路線，研究質量控制方法，如控制時間、成本、對評價結果進行量化處理[9]。也有一些文獻計量學者關注定性和定量評價方法的關系，并集中討論同行評議與影響因子的相關性，從純技術手段對比兩種方法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14-16]。文獻計量學的期刊評價法僅是量化評價的一個的維度，它更側重對評價的技術方法層面的探討，現階段，期刊的量化評價僅停留在簡單量化階段，純粹的技術主義路線不能解決學術評價中的問題，它忽視了中國學術發展特點和學術評價的社會環境。第二，一些人文學者開始從方法論角度批判期刊量化評價的弊端和問題，他們認為“量化評價扼殺了人文學術”[18]，它是一種功利性的評價，不是一種學術批評和評判[19]，期刊評價的分裂和異化在于評價主體的分裂、評價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二元對立，特別是評價主體歸于評價機構后，以文獻計量學家為主的定量評價盛行，這致使學術共同體喪失了評價主體的資格[20-21]。人文學者還指出評價機構評價人員大多是文獻計量學家，他們缺乏學科專業背景，不了解數據的價值和數據背后的社會意涵[6]，他們設計的通用性、純量化的指標抹殺了不同評價目的對評價方法和標準選擇的差異性，掩蓋了個性化的數據，扭曲了定量評價。一些研究站在學術評價的視角審視期刊評價，認為定量和定性評價方法應相互補充，合理、科學的評估應該使用多種工具組合，圍繞研究目的實現定量與定性的結合。科學計量學在學術評價中雖然存在局限和缺陷，但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工具以及數據的提供具有其意義，關鍵在于如何理解指標的價值和內涵，以及評價工具使用的社會情境性。學術評價的困境體現為兩種方法存在內在的張力，沒有完美的方案，應堅持定性為主、定量評價為輔的方法[3]。這些研究從哲學方法論層面，對現今以文獻計量為主的期刊量化評價法進行批判，它具有一定的啟發性，但是，一方面，探討評價方法大多停留在對期刊簡單量化評價的批判上，而對社會科學的量化方法的內涵討論并不充分，因為文獻計量為主的簡單量化評價僅是定量評價的一個維度。另一方面，這些討論集中在哲學思辨層面，在評價方法上并沒有提出建設性的方案，可謂“只破不立”。雖然他們提出期刊評價要回歸學術共同體，采用同行評議法，但缺乏對其方法論和具體操作方法的探討。一些文獻計量學家針對人文學者的批判開始探討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特殊性，提出定量與定性評價兩種方法要結合[22]，他們漸漸認識到文獻計量法不能進行不同群體的比較研究、不能處理個體和歷史經驗層面數據，他們也開始探索優化的科學計量方法，將學科差異和社會屬性納入量化分析，關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測量層次、不同學科的知識集中和分散規律，解決評價同質化標準的差異性和可比性問題。在數據分析過程加入社會人口學屬性的控制變量，關注科研成果相關的復雜因素：年齡、職業生涯周期、性別、研究領域、合作范式等變量[23-25]。但這些研究并沒有跳出量化研究的框架，也沒有提出具體的定性研究方法。第三，在知識社會學視野下關注同行評議過程，它從知識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層面切入，關注期刊評價在整個知識系統中的角色，這對期刊評價的研究具有啟發性。評價涉及到價值和倫理層面，我們可以從知識的特性和知識傳播的特點關注期刊評價的政治性、社會性和情感性。特別是對同行評議的社會學研究，從評議體制角度研究學術生產體系和學科文化對評價的作用，關注評價的社會情境性、認知建構性和反思性[26]。關注同行評議的社會文化和價值層面，揭示同行評議制度中權力關系和認知文化。進而建構知識認知層面和社會層面的關聯，揭示學術生產、評價體系和學科文化的特點。綜上所述，現階段期刊評價方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純技術和哲學思辨層面，文獻學派注重于評價方法的技術路線，側重在技術層面探討兩種方法的優缺點、考慮評價結果的一致性和差異性。這種技術主義路線缺乏從方法論層面關注兩種期刊評價方法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內涵。在期刊評價方法體系上，這種對評價方法的在理論基礎和方法框架方面，都未觸及期刊評價過程中的學科文化和評價文化。人文學者的哲學思辨層面的批判，缺乏對方法論和評價方法的具體研究，總體來說，量化和質化研究方法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相對比較滯后，期刊評價研究需建構一種中觀層面的理論和方法框架，在定性評價方面需要探索質化研究體系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建構期刊評價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論框架。

中國現代歷史上非常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馮友蘭，一生著作頗豐，其學術研究主要是圍繞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對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史、中國哲學史很多領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被學界稱為新一代儒學大家。一直以來，廣大科研工作者對馮友蘭有關理論思想的探討、挖掘的腳步從未停息，經過潛心研究，產生了一大批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創新成果，發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更進一步繼承和發揚了馮友蘭理論思想。然而，學者對馮友蘭研究領域的相關學術成果的年代產出分布情況如何？研究成果的傳播媒介有何特征？基于此，本文以情報學理論為指導，選擇文獻計量學的方法與理論，選取《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版）》作為數據來源，以馮友蘭研究領域科研人員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為研究對象，從論文年代總體分布和期刊來源進行分析與總結，通過定量研究找到其內部發展的規律，多角度、多層次、全面、客觀的反映馮學研究事業科學的發展態勢，以期對國內廣大馮友蘭研究領域內的學者進行相關研究提供一定的智力參考。

1.數據的獲取

選取CNKI期刊全文數據庫作為數據源，樣本時間截止到2019年，選擇“題名”檢索字段，輸入檢索式“題名=馮友蘭”，數據期刊類型來源為“全部期刊”，“模糊匹配”，確定檢索。將獲取到的題錄數據全部下載并導入到NoteExpress軟件中，利用軟件功能剔除一稿多投的重復數據以及非學術性論文，最終確定用于統計分析的數據789條。根據研究需要，對論文年代產出、核心區域期刊等計量指標進行統計，并得到初步結果。

2.論文年代產出情況

科學交流的規律研究一直是科學計量學研究的熱點，隨著復雜網絡研究的興起，對于科學交流規律的研究更加深入。在國內外學術界中，學術論文的發表被公認為是科學交流最主要、最直接、最便捷的表現形式，其論文產出數量是評價某一主題研究和發展的狀況的重要指標。一段時間內，任何學科的繁榮程度和發展態勢主要受外因（社會的需要和認可）、內因（學科自身發展所處的階段和水平）這兩方面因素所決定。通過對CNKI收錄馮友蘭研究領域內的789篇學術期刊論文的年代產出分析發現，有關馮友蘭研究的學術期刊論文較早的文獻是1981年復旦大學的文獻《論公孫龍的違反辯證法——與馮友蘭先生論“白馬非馬”》，從辯證法的角度與當時馮友蘭教授探討“白馬非馬”的哲學相關問題。截止到2019年，國內對馮友蘭研究的相關成果的產出情況，每年的發表的論文雖也在增長，但相對比較穩定（趨勢線y=1.2259x－0.7619，R2=0.6132），總體呈現“震蕩式”的增長模式，見圖1所示。此外，789篇學術期刊論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對馮友蘭不同主題研究的學術地位在國內得到了穩固和提升，學術研究創新成果的社會意義和學術影響受到了國內學術界廣大科研工作者的廣泛關注。

3.期刊來源特征分布

3.1整體論文期刊的種類和數量。通過對CNKI收錄相關馮友蘭研究領域內的789篇學術期刊論文的來源期刊數據統計結果顯示，789篇學術論文主要集中分布在341種學術期刊。其中，被目前國內核心期刊（主要指北大中文核心、CSSCI和CSCD）收錄的共計122種，約占全部期刊種數的35.09%。122種核心期刊總的載文量為386篇，約占全部論文總數的48.92%。由此可見，從計量角度上國內廣大科技工作者在對以馮友蘭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中的學術成果期刊分布表現出整體研究質量較高，且高質量學術期刊成果的數量幾乎占據“半壁江山”的局面。

迄今為止，我國人文社科類期刊已經達到3000多種。在網絡時代飛速發展的今天，各種新媒體公眾平臺盛行，對期刊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期刊的發展要求辦刊者熟悉期刊發展規律，它體現在編輯對時代問題、專業前沿及動態的把握上，體現在編輯自身的知識結構、專業眼光、綜合素質之中，更體現在編輯與作者、讀者的互動里。當今中國和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文社科期刊事業的發展同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

1人文社科期刊發展規律與時展要求

人文社科期刊要形成中國風格和中國立場，必然要摸清時代特征，與時俱進，做出適應時代與國情的調整與變化。改革開放至今，我國期刊整體經歷了一個恢復、發展壯大、特色化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與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繁榮、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是步調一致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處于起步和恢復階段，其中一個重要傾向是向西方學習，但由于西方理論話語排山倒海而來，一時遮蔽了我們自身的理論傳統和學術話語。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我國人文社科期刊發展有了全新的變化：期刊數量大增，逐漸回歸了專業性，回到專家辦刊的軌道上來，編輯隊伍和素質大為提高，排版印刷迎來爆炸性變革，數字化也逐漸成為發展趨勢，且行業組織出現，促進了行業發展和編輯學研究[1]。人文社科期刊的發展必定要與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歷程同步，這是辦刊的基本宗旨和如何定位的要領。“當代中國，就是要從人類文明成果中吸取營養，在總結中華文明歷史遺產和現代化成果的基礎上，創造民族特色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現代學術理論、觀點、理念和和話語體系，從而躋身于全球化多樣性的現代世界文化學術舞臺中心。”[2]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一些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可以用來說明一些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歷程，在一定地域和歷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而當下，國際社會亦是出現了不少誤解“中國道路”的聲音，基于此，我們仍須清醒地認識到，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構建中國知識體系問題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任重而道遠，這也是對人文社科期刊當下發展的時代要求。構建中國特色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旨在引領和服務于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為文化自信打下堅實基礎[3]。

2人文社科期刊的使命與作為

人文社科期刊要依托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使命，開拓特色化辦刊的思路，明確自身的作為。需要把握當下、面向未來，確立文化自信；需要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具有高度自覺的編輯思想。人文社科期刊要深刻認識到自身對社會所承擔的使命和責任，自覺承擔人文社科期刊的使命，架起思想研究與社會之間的橋梁。作為公共媒介，人文社科期刊需要在內容生產機制、傳播評價機制上著力，為現實問題的解決提供啟示與思路。當然，要實現這些目標，需要辦刊人始終保持開放的視野與學習創新的態度，期刊的創新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是“闡舊邦以輔新命”，是從“照著講”到“接著講”，這也必將成為發展所遵循的法則。在時代快速變革、讀者群快速分解、轉化的今天，期刊編輯不能守著“老面孔”吃一輩子，不能無視期刊市場的變化，內容策劃和營銷經營等都是一個動態過程，需要保持常辦常新。

3做好人文社科期刊工作的思考與建議

3.1培養并提升辦刊意識是做好人文社科期刊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