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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這個學術生產越來越“短平快”的時代,一本足足耗了七年時間完成的著作———《“民族”想象與國家統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至少首先表明了倪偉的認真與用心。僅從書后列出的長長“參考文獻”,特別是那些在文學史中罕被提及的民國報刊雜志中,即可看出作者在基本史料和文獻占有方面所下的一番功夫。僅此一點,大概已經能夠回應關于現代文學研究“學術品格”的諸多非議了。可是,在我看來,更值得關注的,還在于此書對于現代文學研究既有范式的挑戰和突破。倪偉通過這本專著,展現了在新的視野和方法下,重新觀照、理解和講述“中國”、“現代”、“文學”的可能性。也正是這種日漸顯露出來的嶄新面向和豐富可能,讓人感到興奮,并對現代文學研究的活力保持著不懈的期待。   誠如倪偉在“引言”中所言,“在20世紀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1949年前國民黨政府統治大陸時期所制定、推行的文藝政策以及組織、策劃的屢次文學活動,一直被輕易地忽略了。”(第1頁,下文引用該書,均直接在引文后標明頁碼)這種“忽略”,當然與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治失敗是分不開的。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論述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權威聲音。1950年代以后幾部在大陸影響較大的新文學史稿,無論是“現代”觀念的內涵、分期,還是敘述線索、結構、作家作品的具體評價,都是內在于《新民主主義論》的解釋框架中的。五四以來的文學、文化,被講述為圍繞著“反帝反封建”主線,由“現代”進化到“當代”的發展過程。紛繁曲折的文學現象,經過這樣組織、編排和裁剪、刪削,變得脈絡清晰、規律明顯。“進步”與“反動”,各安其位。那些不能納入革命敘事的部分,一并被打入“另冊”。作為失敗者的“南京政府”,其文藝政策與文學運動,不可能得到完整的敘述。   19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與“重寫文學史”的展開,一種新的文學史范式逐漸成形。“回到五四(文學傳統/思想文化)”的歷史沖動,以及知識分子敘述歷史的主體自覺,促使學人反省以往意識形態化的文學史模式。一大批過去被忽略、被壓抑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浮出歷史地表”,進入了研究視野。文學的藝術性和“去歷史化”的“美學標準”也成為了文學史研究最重要的評價尺度。在這種“純文學”視野中,左翼文學黯淡下去,不復有原先的光彩。“沈從文熱”、“周作人熱”、“張愛玲熱”、“鴛蝴派”、“新月派”、“中國新詩派”、“小品文”等,取而代之,備受關注。有意思的是,盡管現代文學版圖發生了變化,但國民黨一邊的文學活動仍然因為與政治糾纏不清,“文學價值”可疑,再一次被忽視了。   由于過分執著于“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截然對立,而對二者的復雜關系缺少更深刻的思辨,大部分“重寫文學史”“作業”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簡單翻轉。不過是用啟蒙話語替代革命話語,然后做一系列的“減法”和“加法”而已。   文學史敘述的基本結構,其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對于文學與社會歷史、意識形態的交互作用,也沒能提供更有反思性、啟發性的認識。   以致于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種研究范式漸呈疲憊、枯竭之態”(第7頁)。開放鎖閉的空間,引入新的理論視角,于是顯得迫在眉睫。   在倪偉看來,“文學史研究首先應是歷史的研究”,要能夠體現某種“歷史觀”,“提供對于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社會歷史運動的某種洞見”(第8頁)。與其在單純的作家、作品的“文學”視野中討論“文學”,不如把重心轉移到“作為社會的象征表意系統的文學”(第8頁)中來。既探討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里,“文學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形成與演變;同時,又注意到“文學”與其他社會子系統之間的關系,以及對于社會整體歷史的回饋作用。具體到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應當“緊扣住中國現代性”,“探討中國特殊的現代性是如何在文學的創作、生產以及演變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包括“文學的現代觀念是如何形成的?現代‘文學’的生產與流通方式發生了何種變化?文學生產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怎樣結合起來的?”(第9頁)而倪偉最關心的問題,則是文學與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之間的關系。“文學是如何被整合進民族國家建設的方案之中的?它在民族認同或是民族意識的形成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第9頁)因而,他選擇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與文學組織活動作為研究課題,追蹤20年間“民族主義文學”的軌跡,探詢文學之于“民族”想象與國家統制的意義,就不僅是出于填補文學史空白的考慮,更意味著在文學史研究范式轉換上的一種嘗試。   作為現代性中的核心問題,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在反省現代性的研究中已經得到格外的關注,一批關于民族主義的研究專著陸續問世,如杜贊奇(PrasenjitDuara)就清理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中民族主義敘事和線性歷史觀關于“民族國家”的種種先入之見。①而文學與民族國家的關系,近年來也討論頗多。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提出“民族”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的想象建構,18世紀初興起的兩種想象形式———小說與報紙,“為‘重現’民族這種想象共同體提供了技術手段”。②柄谷行人從起源上提示了日本現代文學實際是現代國家建制的一部分。③劉禾更直接地指明,中國現代文學以及體制化的文學批評,“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國家的產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國家生產主導意識形態的重要基地。#p#分頁標題#e#   ……五四以來被稱為‘現代文學’的東西其實是一種民族國家文學”。④倪偉注意到了學界這些討論成果,在民族主義乃至現代性規劃的大背景下,論述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文學,打開了豐富的闡釋空間。他又沒有直接搬用西方的理論資源,以“先入之見”來套研究對象,而是從對象自身出發,結合自己的問題意識,在第一手資料中追根溯源,沉潛勾稽,探索出更切合中國現代語境的詮釋框架。對于倪偉,“民族國家”首先是一種視野。他希望藉此重新觀照中國現代文學,從“文學如何現代”的層面透析“中國如何現代”。   民族國家視野具體滲透在全書一個縱橫相交的架構中。縱向上,作者大體依照時間順序,勾勒了南京國民政府20年間倡導“民族主義文學”、推行“本黨文藝政策”的歷程與經過。   從20年代末開始標榜“三民主義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三民主義”泛化到文學領域,文學被當作“黨國”的宣傳工具;到30年代初在國民黨宣傳機構支持下,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民族主義文學社團(“前鋒社”、“中國文藝社”等)在理論與創作上的實績(作者細致地解讀了代表作家李贊華與黃震遐的作品)。“九一八”之后,隨著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進入抗日的國民黨政府在思想文化上的統制加強,民族主義文學勢力漸大,并出現了法西斯主義的傾向,同時,政黨意識形態介入到通俗文藝的改造運動中。而到30年代中期,一些雜志鼓吹“民族文藝”論調,呼應了國民黨的文化統制論。抗戰全面爆發后,民族救亡壓倒一切,在國民黨領導下開展了通俗文藝運動,發動群眾。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西南聯大的“戰國派”發展出更為精細的民族主義闡述,在文學上也提出相應的主張;此間,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又引起更為廣泛的論爭。這20年里,國民政府推行的文藝政策和文學運動,總體上都圍繞著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目標,“民族主義是貫穿始終的思想主線”(第299頁)。   為了更為透徹地解釋“民族主義文學”,作者沒有僅僅封閉在1928-1948年里,而是上下延伸。一方面,他從晚清以來中國的歷史境況與思想脈絡中(如通商口岸的現代化,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種族觀念,五四個性主義等),發現了拂拭不去的“民族主義”焦慮。對“民族主義”的合法性來源及其流變,功利主義文學觀在近現代中國形成的原因,都做出了更有說服力的論述。另一方面,國民黨把文藝當作建立民族國家認同重要手段的體制化做法,其實在1949年以后,恰恰被共產黨復制和承繼了。官方意識形態對文學生產的組織與控制,文學社會動員功能的發揮,通俗文藝的“現代”改良,等等,在其后的歲月中都有不絕回響。這樣看來,國民政府的文藝政策與文學運動,“實際上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文藝發展演變歷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環”(第302頁)。   橫向上,作者在討論南京國民政府每一階段的文藝政策,分析相關作家作品時,總是力圖避免文學史中習見的羅列文本,然后下本質主義斷語的流弊,而是將其放在民族國家的立體空間,放在“文學場”與其它“場”(特別是“權力場”)的相對位置,①放在不同話語集團的紛爭中來考察。不僅在與左翼文學、自由主義文學、通俗文學的參照中,凸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征;而且進一步追問現代文學與現代國家統制、現代思想狀況、現代知識體制、都市消費文化的內在關系。將民族國家“讀入”文本,使得靜態的文本轉化為動態的歷史圖景,為我們把握特定時代里國家意識形態的運作方式,以及文藝政策是如何參與到文學生產中的,提供了眾多生動的個案。   且舉兩個例證。在談到30年代初的“前鋒社”及其理論文獻《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下簡稱《宣言》)時,作者認為,其出現固然有著對抗“左聯”和普羅文學的直接需要,但“在這直接動因背后,也還有著更加深刻的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原因”(第101頁)。而當時左翼文人如茅盾、“自由人”如胡秋原,對民族主義的批判,顯然忽略了話語背后的社會歷史條件這一層面。如果只站在文學系統內來評判,無法抓住運動的要害。《宣言》“把文藝創作與民族國家建設直接聯系起來,這在文學史上還是第一次”。整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意義主要“在于它從某個方面體現了中國社會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所面臨的巨大的結構性變化,這個變化反映在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層面,就是民族主義再次蔚然興起”。   (第101頁)作者接著分析了民族主義的階級基礎———教育的進步所造就的“受教育階層”;五四以后印刷出版業的發展,西方思想學術快速傳播開來;還有20年代中國大革命的刺激。   這一切共同構成了中國民族主義在30年展壯大的歷史背景。南京政府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訴求,必然包含了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而民族主義文藝的目的,“就是要在文藝上為南京政府奠定合法性基礎”(第117頁)。《宣言》強調民族的自然特質,真正用意是“用民族這一超越性的非歷史存在來模糊乃至抹煞現實存在的嚴重的階級差異”(第120頁)。又如,作者在討論對幽默文學的攻擊時,注意到了《論語》前期批評時事的諷刺色彩,在國民黨文人看來,“幽默文學”與《申報自由談》、《太白》、《芒種》等左翼刊物上的雜文實屬同調。而左翼卻又批評在重重迫壓的時候提倡幽默,“是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①幽默小品文學遭到左右夾攻,但卻能流行開來。這是跟當時文學風尚的變化和雜志出版的繁盛局面緊密關聯的。作者敏銳地覺察到幽默文學背后的消費文化機制。   幽默文學與“鴛蝴派”一樣,都是現代商業文化的產物。這種文學生產方式展示出脫離意識形態控制的可能,“這正是令左右雙方都感到不滿乃至不安的根本原因”(第189頁)。而國民黨文人的反應,則是基于他們文化統制的意圖。最后,作者又描述了文化統制論的特定語境,以及知識界普遍反對的情況。類似例子,不勝枚舉。如此考掘梳理,從知識分子的群體分化,民族的集體認同,后發國家的趕超情結等多個方面,呈現出“民族主義文學”是如何“鑲嵌”在社會語境中的,厘清了叢結在一起的問題。#p#分頁標題#e#   我對書中討論到的兩個問題特別感興趣。   一個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文藝政策的某些相似性。盡管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然而,在如何對待個人主義及其文學上,兩者卻表現出超越黨派觀念之上的“態度的同一性”。“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對文學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都極其嚴厲地批判了文學上的個人主義傾向,要求文學必須把‘階級’、‘民族’、‘時代精神’這樣一些集體主題作為描寫的對象,而這正是政黨意識形態在全面滲透和控制社會生活各領域的過程中對文學所提出的必然要求。”(第38頁)雖然限于論題,作者沒有將中共民族主義帶進來論述,但他其實已經暗示了共產黨服務于建立強大民族國家目標的文藝規劃與取向。現代政黨通過組織文學生產,建構起共同體認同,召喚國民主體的實踐,這對于理解高度組織化的整個現代性建制,把握權力整合的運作方式,無疑很有啟發。而這種現代規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晚清以降中國社會結構重建的潛在要求,到底構成了怎樣的關系?對現代文學又產生了怎樣的實際影響?實在耐人深思。如薛毅所說:“實際的情況是,左翼并沒有否認民族主義問題,只是左翼談論民族主義和談論民族內部的權力關系結合在一起了。而通常被當作個人主義的文學創作中,我們不能不看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深厚影響,比如沈從文的、老舍的、馮至的、穆旦的創作。……也許,只有好好談論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各種可能性,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文藝政策在文學生產中的位置和民族主義歷史上的位置,才能得到恰當的顯現。”②與之相聯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解釋南京政府文藝政策的“失敗”。作者把南京政府文藝政策及運動沒有收到預期效果的原因,歸結為二:一是“社會政治局面不穩定”,二是“文藝界普遍不合作的態度”。(第297-298頁)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不過,文藝界的不合作,很大程度上也緣于國民黨意識形態號召力和整合力的薄弱。作者在第一章中已經揭示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相比的脆弱和含混。認知上的僵化,缺少對社會現存價值的整合能力,以及國民黨的威權主義和高壓統制,造成三民主義(包括后來的民族主義)不能在行使中樹立起權威。而相反,共產黨意識形態以及左翼思想,著眼于階級斷裂和權力差異,有效回應了現實的政治狀況;其平等公正的渴望與烏托邦前景,又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吸引力,為知識分子所甘愿認同,最終奪取了文化上的領導權。唐小兵曾經用“反現代的現代先鋒派文化運動”來概括共產黨意識形態在延安文藝中的生產性與創造性:“它一方面集中反映出現代政治方式對人類象征行為、藝術活動的‘功利主義’式的重視和利用,另一方面也表達了人類藝術活動本身所包含的最深層、最原始的欲望和沖動———直接實現意義,生活的充分藝術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延安文藝是一場含有深刻現代意義的文化革命。”①如果比較一下此間國民黨領導的文藝運動,對那種“失敗”大概會有更明顯的感受。我甚至懷疑,即使沒有其他意識形態的挑戰,國民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是否就能夠毫無困難地貫徹下去。   畢竟,“文學是意識形態的手段,同時文學又是使其崩潰的工具。”②文學總是會以對人生的特別感受,對歷史的特異理解,對未來的特殊想象,在壟斷性主流意識形態及其文藝政策之外,發出質疑和反抗的聲音吧。后設地看,現代文學遠遠逸出了民族國家的意義范疇,而它的思想力、感召力和感染力,也正在于“現代性”和永遠無法化簡的“文學性”之間的互相照亮。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視野中討論現代文學,并非只有倪偉一人。吳曉東、羅崗、李楊、曠新年等學者,都在這方面做過研究。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嘗試從現代性中提取意義構成的因子去考察現代文學。   在與現代中國歷史經驗、現代教育、現代學術、都市文化、出版傳媒、視覺影像等的廣泛聯系中,研究現代文學的表意實踐。還有借鑒文化研究思路,在文學與權力、性別、消費、認同等問題上,貢獻了精彩觀點。它們已經逐漸匯集成一個新的范式,推動著現代文學學科,在知識的“批判性成長”乃至“認識型”③重構上,煥發出它曾有活力。既然已有了類似《“民族”想象與國家統制》這樣的收獲,那么,對于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是否能夠統一的擔憂,也許就會少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