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兒童學”概念與學科建設

在《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衛(wèi)平梳理了他與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們就中國兒童學學科建設所做的工作:2007年啟動了《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系列的編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推出“兒童學學科建設筆談”，2011年11月開始與《中國社會科學報》合作開設“兒童文化研究”專欄，2013年兒童節(jié)前夕《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以《學者呼吁“使兒童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很有必要”》的專題采訪文章。方衛(wèi)平自言:“這幾項工作，既是對浙江師范大學原有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研究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揚，同時也是想通過這一研究傳統(tǒng)的推進，來與國際范圍內持續(xù)升溫的兒童研究事業(yè)形成一種及時的呼應和對接。”這段話可以視為方衛(wèi)平推動兒童學學科建設的動因。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衛(wèi)平又在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開了“2013兒童學學科建設高峰論壇”，邀請全國兒童研究領域的學者與會，就兒童學的學科史與兒童史、新時期兒童學的學科定位、兒童學建構與重構的合理性、兒童學的可能圖像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次會議一方面謀劃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整合全國兒童研究隊伍的一次努力。相信這些年圍繞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的大討論在中國兒童學發(fā)展史上，會留下值得記述的一頁。作為在國內倡導兒童學學科重建的學者，方衛(wèi)平認為，作為一門學科的兒童學本身有廣狹之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這個概念里的‘學’字，與英語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對應關系。所以，兒童學在當代英語世界最常見的對位詞，便是childstudy。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可見，方衛(wèi)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為中文“兒童學”的對位詞。這一界定是值得關注的。他在《前言》中還說:“正是考慮到當代兒童學學科建設本身對于傳統(tǒng)兒童研究的獨特意義，近年來，我個人特別關注從狹義的兒童學范疇來探討目前的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這一點也體現在2012年的《中國兒童文化年度報告》工作中。在該年度報告的‘熱點聚集’板塊，專門設立了‘兒童學研究’的專欄，對2012年國內學術界圍繞著兒童學學科基礎理論展開的探討進行梳理、呈現并評述。”(方衛(wèi)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方衛(wèi)平所提到的“‘兒童學’研究”專欄是由鄭素華撰寫的。其實方衛(wèi)平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兒童學’研究”的論文。鄭素華在“‘兒童學’研究”的專欄發(fā)表了《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對近幾年“兒童學”大討論產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對“兒童學”的概念界定、兒童學的一般屬性和學科定位、兒童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兒童學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對兒童學未來的發(fā)展趨勢做了展望，系統(tǒng)地提出了自己對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認識。

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起點，當然是對“兒童學”概念給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強在其《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中審慎地透露出兒童學學科成為現實的種種困難。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試圖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為全面研究兒童的科學。在其以德語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兒童學的體系:1．過去的兒童;2．當今的兒童;3．兒童學中的實驗室方法。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兒童學概念的自然科學本質。在我看來，他的兒童學方法論太窄狹，當然難以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沈俊強指出:“兒童學最終在歐美國家還是未能成為一門綜合兒童各門學科相關知識為一體的獨立學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嚴謹規(guī)范的方法論、學科范圍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統(tǒng)攝性的理論。雖然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fā)展，兒童學仍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與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個‘兒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詞，作為一門學科，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兒童學是繼續(xù)作為‘兒童研究’的代名詞，還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這是兒童學進一步發(fā)展必須解答的問題。”“關于兒童學是兒童研究，還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的認識仍然還在探討階段。兒童社會學、兒童文化學、兒童生態(tài)學、兒童史等研究成果的總和，若然就可稱之為兒童學，那其實就是可以直接丟棄Paidology這個術語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強《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到這里，讀者可以看出，沈俊強是主張丟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這個概念的。我贊同沈俊強的觀點。因為克里斯曼對作為學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無法實現兒童學作為學科而獨立存在的使命。對兒童的“科學”研究是具體的局部的研究，一旦離開其所屬的相應學科的支撐，這種研究就寸步難行。這就意味著，如果兒童學志在形成純粹的科學，那么它要么空無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獨立形態(tài)的科學(如生理學、心理學、醫(yī)學等學科)生硬地聚攏在一起，但這種聚攏不是邏輯的、自然的，而是人為的?？死锼孤饬x上的兒童學在歷史上的沒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設一門兒童學?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門兒童學的學科?在《兒童學的回顧與前瞻》(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認為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是困難的。兒童學的學科邊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兒童學的學科體系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拋棄克里斯曼對兒童學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門新的兒童學是可能誕生的。“現在看來，兒童學宜分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廣義的兒童學即與童年研究相關的一切學問，包括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這些看法與沈俊強的說法是容易形成共鳴的。不過，鄭素華在《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對我的看法提出了質疑:“一些論者把‘兒童學’界定為童年或兒童哲學，這一狹義的概念為兒童學劃定了一個具體的范圍。但是兒童哲學卻并非就是兒童學，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其似乎也不足以視為兒童學的獨特性特征。”針對這一質疑，有必要做一點點解釋:我的這種想法是在拋棄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的想法為前提的，當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為兒童學劃定的范圍不是具體的，它是一個模糊的范圍，這個范圍是以作為研究對象的兒童為圓心，以哲學方法探討兒童問題時需要走多遠就可以走多遠為半徑。為什么要用兒童哲學作為狹義的兒童學?這是因為兒童學可能還包括兒童心理學、兒童社會學、兒童生態(tài)學、兒童史學……這些學科都是研究兒童的，但是，它們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由于是它們的母學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區(qū)別的。例如，兒童心理學是研究兒童的，所以可以被兒童學所容括，但事實上，兒童心理學與其說屬于兒童學，還不如說它更屬于心理學學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心理學學科的。同樣，兒童史學屬于歷史學，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歷史學學科的，例如《兒童世紀》這本書是一位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學專著，并對歷史學研究的學科進展有重要貢獻，當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兒童，也可以屬于兒童學。

……這些學科相互間往往是封閉的，但由于研究對象是圍繞兒童的某一側面或某一問題，于是兒童成為它們相互聯(lián)系的紐帶。我們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同時又將它們與兒童哲學整合在一起，便是廣義的兒童學學科。狹義的兒童學與廣義的兒童學具有怎樣的關系?皮亞杰曾經將學術研究分為哲學和科學，哲學是對整體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學是對局部的具體的研究。這剛好可以解釋將兒童學分為廣狹兩部分。方衛(wèi)平也將兒童學本身分為廣狹兩部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而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方衛(wèi)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這一界定遇到的難題是，狹義的兒童學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的內涵與外延應當如何界定。不過，這讓我想到作為學科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有一個龐大的學科群，但同時還有自然科學總論，這個自然科學總論如果往形而上學邁一步，便與自然哲學融在一起。方衛(wèi)平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類似于“自然科學”學科。我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學與科學的辯證關系。我的廣狹兩分法與方衛(wèi)平的兩分法是可以會通的。當然，兒童學學科在這種兩分法基礎上，又可以分為三部分，分別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相對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小林登試圖建設“兒童科學”體系，這個“兒童科學”只可能是學科群，是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卻不可能形成一個作為獨立學科的兒童科學。在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討論中，也有學者試圖論證童年學學科創(chuàng)建的可能性。“與倡導兒童學的旨趣有別，一些學者基于當代童年研究的進展、童年現實的復雜性，而提出一門以童年為研究對象、專門研究童年問題的學科即童年學創(chuàng)建的可能性。盡管‘命名’不同，意蘊有所側重，但涉及到議題卻有諸多交叉之處。這樣的探討，如果理論層面上繼續(xù)深入的話，或會與兒童學形成良性的競爭性互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者也許要問:兒童學以外還有童年學嗎?或者童年學以外還有兒童學嗎?在我看來，兒童學與童年學是辯證統(tǒng)一的。兒童在其年齡維度上就是童年。通過研究童年我們了解兒童，通過研究兒童我們了解童年。童年是兒童和成人的童年，兒童是在童年這個年齡維度上的現實形態(tài)。不可能存在分別獨立的兒童學和童年學。它們其實是一個學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競爭關系。古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童年學與兒童學的關系就是這里的嶺峰關系，乍看不同，其實為一。克里斯曼的兒童學曾經傳遍歐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學科定位存在問題。不過，兒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斷。20世紀出現了皮亞杰等著名的兒童研究者，許多學科都對童年有過出色的研究。今天我們討論兒童學是否可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的問題，其實就是研究兒童學學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為兒童學學科發(fā)展建構一個庫恩式“范式”，尋找學科的共同話題、基本規(guī)范和基本共識，呼朋引伴，凝聚隊伍，建設學術共同體，為進一步拓展兒童學學科的發(fā)展空間以及尋找兒童學大發(fā)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關系

兒童研究與教育學具有密切的關系。兒童的“發(fā)現”導致了教育學現代體系的誕生，便是歷史給出的證明。沈俊強在《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兒童學與教育學”為標題，專門探討兒童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他寫道:“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地區(qū)的兒童教育有了一個新圖景。生理學、心理學、實驗教育學的發(fā)展，促成了兒童研究的深入;伴隨著歐洲大陸的新教育運動與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兒童中心論開始流行，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兒童教育的傳統(tǒng)看法。兒童學在這樣的時代中被提出，表明人們有為兒童研究創(chuàng)立專門的知識體系的強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強將兒童學產生的背景主要歸因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兒童教育的大繁榮，或者說，在他看來，兒童學產生于教育學大發(fā)展這一時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兒童為研究對象的兒童學(paidology)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教育學(pedagogy)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這一結論是符合史實的。應當強調的是，美歐的兒童研究運動對于教育學“兒童中心”觀念的壯大立下汗馬功勞?；魻栍?891年創(chuàng)建《教育學園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發(fā)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發(fā)表兒童研究的相關研究成果的這家期刊是教育學雜志。由此可窺見，當時的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親密關系?；魻栆欢ㄊ嵌匆娏诉@一親密關系，所以便用教育學刊物發(fā)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成果。事實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爾在全國教育協(xié)會發(fā)表演講，提議把兒童研究作為教育學的核心。他說:“兒童研究應該成為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和教學順序的基礎。”(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轉引自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爾建議全國教育協(xié)會在其內部成立科學的教育學委員會。

教育協(xié)會接受了建議，并號召教育工作者以兒童研究為核心建設科學的教育學，從而使兒童研究成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死锼孤?893年在《教育學園地》季刊上發(fā)表《兒童的傾聽》(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兒童學(paidology)這一概念;1894年在《論壇》(TheForum)第二期上，發(fā)表《兒童研究:一個新的教育部門》的文章，詳細闡述創(chuàng)建兒童學系的想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趙霞《兒童學:學科體系及其當代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死锼孤诮逃龑W雜志提出“兒童學”概念，又將兒童研究視為“新的教育部門”，由此可見“兒童學”甫一出世便與教育學結下不解之緣。兒童研究為教育學的創(chuàng)新和提升功不可沒。沈俊強寫道:“總體上說，隨著兒童研究的深入開展，現代社會確立起來的兒童利益至上、尊重兒童、保護兒童、給兒童以參與權、傾聽兒童的聲音等養(yǎng)育原則已成為兒童教育的基本共識，它也是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創(chuàng)新的背景性原則。”這種看法恰好印證了1918年霍爾在全美教育協(xié)會所做演講中的說法，這個演講是為了紀念全美教育協(xié)會兒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魻栒f:“對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此之前，是兒童適應學校，而現在，整個教育體系都要根據兒童的需要與天性來建立。”(霍爾《兒童研究縱覽》，載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段話很好地表達了兒童研究的教育學意義。事實上，在這次兒童研究運動以前，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已經在觀念或哲學上建設兒童中心主義的教育，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還將這種觀念作為自己所創(chuàng)立學校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在學校或幼兒園開展過“哥白尼式革命”。不過，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中倡導學校應當產生由教師中心或教材中心轉變?yōu)閮和行牡母绨啄崾礁锩_實是發(fā)生于此次兒童研究運動中的?？涿兰~斯，尤其是盧梭以后兒童觀和教育觀的革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所推進的人的自我發(fā)現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權利的解放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有了這個背景，就不可能不“發(fā)現”兒童;“發(fā)現”兒童后，就必然產生教育學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這是時代精神使然，盧梭等人則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時勢造英雄，此之謂也!在時代精神所營造的春天里，兒童研究成為“運動”，形成熱潮，也是歷史使然和邏輯必然。兒童研究運動使啟蒙運動以來“兒童發(fā)現”的哲學衍生出各門科學的叢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學、教育制度、教育實踐的現代轉型。

一、沙因組織文化的內涵

沙因的組織文化模型以系統(tǒng)論的觀點認識組織文化，其理論要點在于：一是以層次的觀點來闡述各種文化元素之間的關聯(lián)與影響，并闡明了各層次間的關系；二是個人和組織之間是相互交往和相互影響的關系，這種關系的交互過程表現為力求和反復建立一種心理契約的過程，最終形成一個組織的基本假設；三是基本假設和信條的形成過程中，領導者是關鍵；四是基本假設一旦形成，就會變成組織行為模式的終極根源，作為一種文化習慣，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支配組織成員的行為，只有充分了解一個組織的基本假設，才能真正地了解組織文化。

二、沙因組織文化理論在貨幣金銀文化中的詮釋

貨幣金銀文化是央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人民銀行改革發(fā)展進程中逐漸積累形成的，體現央行貨幣金銀工作職業(yè)特征，引領貨金系統(tǒng)干部職工統(tǒng)一思想、規(guī)范行為、凝聚力量的觀念意識和行為模式。作為央行員工，貨幣金銀部門的干部職工首先必須遵循央行核心價值觀和央行精神，在履職中的一言一行，首先展示的是央行文化。但是從職能與業(yè)務性質來看，貨幣金銀部門在人民銀行各職能部門中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貨幣金銀文化具有央行文化的一切特性，同時又因貨幣金銀工作的特殊性而具有一些自己的特征。

（一）物質層面的貨幣金銀文化表征

貨幣金銀文化的物質層作為外顯的文化載體，從宏觀方面看是貨幣金銀部門的工作性質、在央行扮演的角色、所處的工作環(huán)境、被賦予的工作任務，從微觀方面看是員工對內的行為方式及行為結果，是辦公室的情境布置、庫房的設施配備、外圍的履職環(huán)境等。具體說就是員工之間的合作共事和人際協(xié)調，是點捆卡把、實物處理、賬務核算等發(fā)行基金的運動和處理過程，是對銀行業(yè)金融機構在殘損幣兌換及回收、小面額貨幣投放、假幣收繳治理等現金服務領域的監(jiān)督管理，以及印章、密鑰、憑證、賬表、登記簿等對貨幣金銀工作理念的外在展示，還有在這個過程中員工表現出的待人接物的方式等等。

（二）支持貨幣金銀文化的價值觀

本文作者：段玲琍 單位：四川外語學院應用外語學院

本文期望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中的四個核心理念構建一個適合語用習得研究的理論模式。國內在該領域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比較少見。本文首先綜述社會文化理論在二語習得領域以及語用習得的研究狀況，然后從中找出社會文化理論與語用習得的契合點，嘗試建立一個理論模式，以便在語言實踐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從而達到對所提出的理論模式進行驗證的目的。

社會文化理論與二語習得領域、語用習得的研究動態(tài)

早在20世紀80和90年代James　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開始致力于將Vygotsky的理論引入二語習得領域。2000年Lantolf編輯了第一本關于社會文化理論的探討論文集，著重討論社會文化理論與互動論、輸出假設以及交際教學法的區(qū)別。如，Ohta使用最近發(fā)展區(qū)理論探討二語語法的習得，從而重新思考互動論；Swain通過對話教學討論中介的作用，并比較輸出假設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與Poehner又編輯出版了專門論文集，以實證研究報告為主題，重點報告了社會文化理論中的調節(jié)論和最近發(fā)展區(qū)理論在聽說寫及評估方面的實際運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語聽力的動態(tài)評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戲劇和最近發(fā)展區(qū)理論在二語課堂中的運用以及Mahn的使用對話式教學教二語寫作等［4］。國內學者主要以實證研究為主，有一些理論層面探討和介紹的論文，如，馬俊波（2008）從社會文化視角討論二語習得研究［5］；韓亞文（2009）討論最近發(fā)展區(qū)理論對二語習得研究的啟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語習得領域的認知派和社會派兩大陣營的爭論，肯定了社會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則把社會文化理論稱為“新維果茨基派”，是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的興起［8］；賈冠杰（2010）討論二語習得社會文化論大家庭中的新成員“活動論”，認為活動論重視社會文化因素，強調學習者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種近幾年來剛剛引起我國部分學者重視的二語習得理論［9］。

尹洪山（2011）由社會文化理論分析了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學轉向［10］。實證研究主要探討支架概念和最近發(fā)展區(qū)理念在實際教學中的運用，如，彭元玲（2008）［11］，賈光茂、方宗祥（2009）［12］等。關于中介理論、活動理論和內化理論的探討，理論和實證層面的研究比較少，如，高艷（2008）［13］，張劍鋒、李雪飛（2009）［14］，朱靜靜（2008）［15］。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語用能力的習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語用習得研究者的熱門課題。研究者對們主要關注語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過有計劃的教學干預使學習者獲得語用能力（Kasper　＆Rose，2002：237）［16］。國外研究者在教學效果、教學方法、理論背景、學習目標語、研究設計和測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并且已證明語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論依據是認知理論，特別運用于對“注意假設”的驗證，成果主要發(fā)表在Rose　＆Kasper（2001）［17］主編的論文集中，其他可見Fukuya　＆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earson（2005）［20］等。國內語用習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紹和總結層面，如，戴煒棟、陳莉萍（2005）［21］分析了語用能力、語法能力以及它們的發(fā)展與學習生活環(huán)境的關系；劉潤清、劉思（2005）［22］對語用習得的認知特性和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對語用能力的可教性進行了文獻評述［23］；毛眺源（2009）語用習得研究理論進行了評述［24］；還有少量相關語用習得的實證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紀初，除了認知理論外，語用習得的理論框架又引入三種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會文化理論、語言社會化，其中社會文化理論的研究路徑已引起語用習得研究者的關注，Kasper?。ose（2002）認為社會文化理論，如支架概念，還有語言社交化理論也是語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潛力的理論依據。在語用能力的觀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學干預中幾乎沒有使用。Ohta（2005）［27］建議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發(fā)展區(qū)理論來研究教學中教授語用能力的教學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過老師對學生的幫助與學生和學生的相互幫助的教學和學習方式來分析和觀察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社會文化理論與語用習得結合的理論模式

根據James　Lantolf和Steven　Thorne（2006），社會文化理論核心由四個部分組成：調節(jié)論（又譯為中介）（mediation）、內化論（internalization）、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最近發(fā)展區(qū)理論（the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調節(jié)論是社會文化理論的中心概念，指人類意識或大腦的活動是由文化構建的輔助工具來調節(jié)的，這種調節(jié)作用是社會關聯(lián)、社會合作和集體行為以及文化傳統(tǒng)交織在一起的龐大系統(tǒng)，主要包括物體調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調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調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體調節(jié)，如圖表、電腦等，以及他人調節(jié)，如教師或同學的指點，可稱為明示調節(jié)（explicit　mediation）；而自我調節(jié)是暗示調節(jié)（implicit　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horne，2006；Lantolf　＆Poeh－ner，2008）。語言是最基本的調節(jié)工具，社會言語（social　speech）、自我中心言語（egocentric　speech）、私語（private　speech）、內在言語（inner－speech）和手勢語（gesture）是人類獲取知識的必要工具，其中內在言語、私語和手勢語的運用是二語學習中的重要調節(jié)方式（牛瑞英，2007）。內化論認為人類認知的發(fā)展是生物因素（內因）和社會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結果是人類把社會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維活動的結果，是對大腦自然發(fā)展的控制結果，是最終形成內化的結果（Lantolf　＆Thorne，2006）。#p#分頁標題#e#

摘要: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學術界已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了準確掌握我國水文化研究的新動態(tài)、新形態(tài)、新業(yè)態(tài)，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為檢索對象，采用高級檢索方式，對檢索出來的關于“水文化”的論文，從學科分類、發(fā)表年度、文獻來源、關鍵詞、研究機構及論文影響力諸方面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為構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論基礎，推動水文化研究可持續(xù)發(fā)展。

關鍵詞:水文化;研究態(tài)勢;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傳工作會議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應大力開展水文化研究。①歷經近30年的發(fā)展，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建設、水文化教育、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運用計量分析和統(tǒng)計學知識，對檢索到的水文化論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類與發(fā)展軌跡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專業(yè)設置按“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專業(yè)”(二級學科)三個層次來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yǎng)學科目錄》(2011年)中，設有13個學科門類，110個學科大類。水文化歸屬哪一個學科?經檢索發(fā)現，文學、工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文獻比較集中，教育學、理學、法學、歷史學居中分布，管理學、藝術學、哲學分布的較少，農學、醫(yī)學、軍事學沒有相關文獻，文化及水電工程是關注最多學科。在上述學科門類中，排本學科門類首位的是:文學是中國文學33篇，工學是水利水電工程239篇，經濟學是工業(yè)經濟119篇，教育學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學是環(huán)境科學與資源利用25篇，法學是民族學13篇，歷史學是考古10篇，管理學是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0篇，藝術學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8篇，哲學是中國哲學6篇。除上述研究領域文獻較多外，還鮮見于作物學、農業(yè)資源與環(huán)境、植物保護、林學、中藥學、醫(yī)學技術、軍事思想及軍事歷史、戰(zhàn)略學、戰(zhàn)役學、戰(zhàn)術學等學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內容廣泛，不僅有文史哲人文學科內容，而且還有理工類自然學科，同時還有經管法等社會學科的內容，屬于新興的文理交叉學科。我國水文化研究歷經開展宣傳研究(1989—2003年)、服務水利實踐(2004—2006年)、政府倡導推動(2007—2010年)和規(guī)劃專項建設(2011—2014年)階段，基本上與年度發(fā)表文章數量趨勢相吻合(見表1)。特別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設規(guī)劃綱要(2011—2020年)》以來，《基于人水和諧理念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研究》和《中國水文化發(fā)展前沿問題研究》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點)課題相繼立項，國內學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遺產、水文化資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從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論文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數的年度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別為0篇，這說明水文化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2—2006年，論文數量呈平穩(wěn)緩慢增長態(tài)勢，平均每年約20篇，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處于穩(wěn)步發(fā)展階段。進入2007年后，論文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到2008年、2010年達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趨向穩(wěn)定和成熟。從2011年開始，論文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年均為86篇。2011—2016年篇數占所有論文的53．4%，說明此階段是我國水文化研究領域的探索和快速發(fā)展階段。與此同時，1989—2003年，沒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選題作為學位論文。2004—2016年，學位論文共39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7篇)，學位論文數占所有論文的4．06%，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在基礎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在學位論文中，最早的博士學位論文是2004年艾菊紅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碩士學位論文是2005年劉虹弦的《水脈相連氣韻橫生———水文化在現代城市形象中浸潤和延續(xù)》。在水文化文獻中，主要來自《治淮》《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水利發(fā)展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中國水利》《江蘇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涉水行業(yè)主管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主辦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業(yè)高等院校期刊如《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工程學院學報》等成為主要學術交流陣地。尤其是《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自1985年創(chuàng)刊就設有“水文化研究”專欄，成為全國期刊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高的特色欄目。此外，《北京水務》《中國三峽建設》《山西水利》和《城鄉(xiāng)建設》這四種期刊數量也位居前列，說明水文化研究與水利建設也緊密相連。

二、水文化研究的熱點、焦點與團隊分布

文獻分析表明，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還沒有刊發(fā)與水文化相關的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類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發(fā)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論文中，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論文較少，《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或收錄論文屈指可數。這說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層次和期刊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進行分析，可以很好地體現一門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熱點、焦點。水文化研究出現頻率極高且排在前列的關鍵詞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遺產”“人水和諧”和“水文化建設”。這說明，以上述詞語為關鍵詞的文獻相對比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之一。同時，頻率在4次以上的關鍵詞主要有“建設”“水利風景區(qū)”“保護”“內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觀/開發(fā)/保護利用”“教育/水資源/水利院校/城市發(fā)展/發(fā)展”“水利/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傳承/生態(tài)文明/水文化傳播/和諧/水利工程/水環(huán)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見，水文化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更加廣泛，如水生態(tài)文明、水文化傳承創(chuàng)新、水教育傳播、人水和諧等成為水文化研究新態(tài)勢。通過分析研究機構，可以了解我國水文化研究團隊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發(fā)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來自高等院校，分別是河海大學、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其中，河海大學38篇，發(fā)表文獻最多，占總數的3．94%;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發(fā)文章分別占總數的2．07%、1．87%，這與河海大學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學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經成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yǎng)的高地。

西北師范大學體育學院任蓮香教授的《體育文化與高校體育》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了,該書是作者從事高校體育教學科研工作20多年的一個理論總結。20多年來,作者一直從事的是高校公共體育教學,主要是球類專項,在認真負責、高質量地搞好教學工作的同時,從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她寫作了大量與高校體育教學工作關系密切的論文,這既是其創(chuàng)造性教學工作的升華、反思與總結,也進一步促進其高校體育教學水平的不斷提高。   全書的內容大體可以分成三個板塊:首先是體育文化的基本理論問題,其次是體育文化的具體體現特別是與高校體育的聯(lián)系與滲透,最后是體育文化建設在高校體育教學中的具體要求,特別突出了體育教學對大學生的全面培養(yǎng),把人們經常提倡而很少落實的德育智育美育體育一體化落到了實處。我認為《體育文化與高校體育》一書有以下三個顯著特點:   一是在體育文化基礎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體育文化研究在我國已經起步多年,但是由于理論視野的局限和研究工具的貧乏,一直很難深入下去,在上個世紀80年代全國性文化熱的有力推動下,文化問題的研究在進入21世紀之后步入了一個新的境界,這也有力地促進了體育文化研究的深入。任蓮香教授不僅一直關注著文化理論的研究,而且由于其良好的科研素養(yǎng)和得天獨厚的條件,始終緊跟國內文化理論研究大趨勢,在體育文化概念的科學界定、其地位作用的理論分析和特點的準確把握方面在國內實屬一流。比如,《體育文化與高校體育》一書對體育文化的分析是這樣切入的:“體育文化”實際上有兩個上位概念:一個是“體育”,一個是“文化”。   體育文化的復雜性首先源于這兩個上位概念的多義性,只有在這兩個基本點上達成共識,討論才能進行下去?？梢哉f對“體育”和“文化”概念的分析研究是我們談論“體育文化”的前提和基礎。這樣嚴密的邏輯分析在以往的體育文化理論研究中雖然不能說是絕對沒有,但起碼是比較少見。因此,任蓮香教授關于體育文化的界定在目前看來是比較全面準確甚至是權威的:所謂體育文化就是在以身體的活動為基本形式、以身體的競爭為特殊的手段、以身體的完善為主要目標的體育活動過程中有關人的精神生活的那些方面。它是人類生存的一種方式,是文化生活的組成部分和文明社會的顯著標志,體育文化可以分為學校體育文化、競技體育文化和社會體育文化三部分。我國體育發(fā)展的兩大戰(zhàn)略———全民健身戰(zhàn)略和奧運金牌戰(zhàn)略———就是直接針對這三大領域的。作者在把體育分為三大塊,把文化分成四層次(這是作者運用的重要文化學工具之一,所謂四個層次即文化是人化、人造、人的精神創(chuàng)造和人的知識結晶)的基礎上,探索性地建立起了廣義的“體育文化”概念:所謂體育文化就是人化的生存方式和化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滲透到人所創(chuàng)造出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中的一種特殊的人體活動文化,這種文化同樣也具有其獨特的精神文化價值和知識文化內涵。這正是作者研究體育文化問題重要的邏輯起點。它與以往的所有關于體育文化的研究有一個明顯的不同,這就是引入了哲學文化學的辨名析理的概念分析方法,不僅深刻提示了體育文化的內涵,而且提出了較為科學清晰的分類,作者從體育發(fā)展演進的歷史過程把體育文化分為古代體育文化、近代體育文化和現代體育文化三大類;從體育的空間分布,從最大的方面把體育文化分為東方體育文化和西方體育文化兩大類,從中觀的層次將中國的體育文化分為中東部體育文化和西部體育文化,從較小的方面把體育文化分為企業(yè)體育文化、社區(qū)體育文化、軍營體育文化、校園體育文化和村鎮(zhèn)體育文化;從體育文化的內在品質把體育文化分為體育觀念、體育思想、體育理論、體育科學、體育精神、體育藝術、體育道德、體育法規(guī)和體育風尚;從體育活動所依附的文化載體將其分為體育場館文化、體育用品文化和體育影視文化三部分?？茖W的分類是任何科學研究都必不可少的前提,由于這種分類,使該書對體育文化的研究比其他作者的研究更加全面系統(tǒng)。作為該書前期成果的《論體育文化》一文被2003年第7期《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后引起廣大同行讀者的認可,被不少博士碩士論文和其他研究者引用①。   二是體育文化理論在高校體育教學中的應用方面發(fā)揮了指導作用。作者認為,從體育的不同活動主體、不同活動方式、不同活動目標,可以把體育文化分為學校體育文化、競技體育文化和社會體育文化三大類。學校體育文化主要是以培養(yǎng)學生的體育意識、體育精神和體育技能為主要形式,以增進學生身心健康和提高學生的體育素養(yǎng)為主要目標的文化活動過程,它主要是作為文化教育或教育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競技體育文化主要是通過身體的對抗和競技展示身體的力與美的活動過程,從審美的觀點看它更具文化藝術或藝術文化的特點,從哲學的視角看它實質上是人的本質自我實現的一種方式。社會體育文化是以大眾參與為主要特征,以健身健美為主要目的的社會文化生活過程,它是社區(qū)文化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理論上的清醒認識,她自覺地運用自身的研究成果指導教學實踐取得了重要成果。這一成果不僅在于提高了自身教學水平,而且更重要的還在于對整個高校體育教學的改革與發(fā)展都有一定借鑒意義。   三是在高校體育文化建設特別是大學生人文體育教育方面做出了獨特貢獻?！扼w育文化與高校體育》一書對體育文化的分析重點在高校體育教學得到了應用,作者從第十九章開始用了八章的篇幅討論體育教學中大學生體育人文教育問題,從大學生體育精神的培養(yǎng)談起分別論及高校體育教學中大學生體育意識、體育能力、人文精神、豐富個性、道德品格、心理素質、審美情趣的培養(yǎng)。論及的范圍之廣、涉獵的學科之多、實踐操作性之強是以往類似的論著中所不多見的。我國通行的體育理論一般認為,體育教學的目的是增強學生體質,與德育、智育相配合,促進學生身心發(fā)展,培養(yǎng)德智體全面發(fā)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者。《體育文化與高校體育》一書的作者則認為,體育不僅是強身健體的一種手段,而且是全面塑造人的一種文化,因此,高校體育教學除了傳統(tǒng)的工具價值之外更應該注意挖掘其內在的文化價值,所以還應該明確提出培養(yǎng)大學生的體育精神等體育人文教育是高校體育教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據我所知,作者是國內較早關注體育人文教育的為數不多的人之一,特別是在體育精神的內涵的深度挖掘方面,她的觀點到目前仍然沒有過時,作者認為,所謂體育精神就是在體育運動這種社會文化現象中表現出來的、體現體育運動本質和特點的精神活動,是人的精神風貌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催人奮進的崇高的人類精神,它至少應該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自強不息的拼搏精神,發(fā)展自我的超越精神,公平友好的競爭精神,對真善美的追求精神。正是在類似這種深入論證的體育文化理論的正確引導下,作者及其同事在西北師范大學公共體育教學中開展了大膽的實驗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因此,不論是從理論研究的進展來說,還是就其實際作用來講,我們都可以肯定地說《體育文化與高校體育》一書對大學生人文體育教育做出了獨特貢獻。#p#分頁標題#e#

【摘要】

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研究是高校廉政建設的治本之策。本文對國內外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狀況進行梳理分析，旨在為高校及相關部門進行廉政建設提供參考。

【關鍵詞】

高校；廉政文化；腐敗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把加強廉政文化建設做為預防和懲治腐敗的突破口。而且，各個國家采用的反腐手段不盡相同，對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理論研究也各有不同。

一、國外研究狀況

國外廉政文化建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校園廉政文化建設。[1]在一些國家，高校廉政文化建設已經形成一套以立法保障、經費保障、透明度高、全面高效監(jiān)督為主要特征的、行之有效的防腐治腐運行機制，例如：美國、加拿大、德國、芬蘭和英國等發(fā)達國家。這些國家的高校廉政文化依托政府的法律和法規(guī)嚴格規(guī)范和控制高校行為以獲得立法保障，使自身沿著法制化軌道發(fā)展；這些國家普遍施行校務公開制度和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向師生和家長及時告知學校的一切重大情況，確保學校的權力在陽光下行使，很少發(fā)生黑箱操作的情況；在這些國家中，包括知名人士、社會團體、學生代表和家長等在內的社會力量都可以通過各種咨詢機構（委員會）、董事會、評估機構等形式參與高校的決策和管理，真正發(fā)揮咨詢和全面監(jiān)督的作用。這是預防高校腐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上述國家的高等教育經費主要來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資，政府投資成為高教經費的主渠道，這既保證了高教有穩(wěn)定的經費，又能夠保證政府以對高校核撥經費的方式對其施行宏觀調控。由此可見，西方發(fā)達國家高校雖然對廉政文化的理論研究各異，但形成了大體相似的防腐治腐機制，對我國高校廉政文化建設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教師在高校廉政文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校廉政文化建設堅持培養(yǎng)人、教育人的原則，為國家的發(fā)展和建設培養(yǎng)高素質人才，充分體現了廉政高尚的精神實質和深刻的文化內涵。高校教師作為大學生傳道授業(yè)的解惑者，發(fā)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們是廉政文化建設的傳播引領主體，其具有的雙重身份決定了教師既要接受廉政教育，又要教育學生。專職教師的思想素質、學術水平、價值取向、治學態(tài)度和職業(yè)道德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形成，教師應在教學中有效地融入廉政文化思想的內涵，真正做到“教書育人”。因此，教師要要樹立強烈的正義感、使命感和榮譽感，擔當起高校廉政文化的建設者和倡導者。要對廉政文化的價值觀念、基本理念有更加深刻的領悟和認同，充分發(fā)揮廉政文化的凝聚功能。要加強自身師德師風修養(yǎng)，抵制市場經濟帶來的沖擊，抵制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的影響，嚴守職業(yè)道德和學術修養(yǎng)。要在教書育人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覺身體力行，主動滲透傳播廉政文化。要創(chuàng)造性地推進廉政文化理論研究，發(fā)揮理論和學術學科研究優(yōu)勢，挖掘新時期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出路，開拓對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前瞻性研究，真正做到“學為人師、行為示范”。

二、以教師為主體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現狀分析

（一）思想層面上，高校教師對引領傳播廉政文化的角色認同感不足

高校的專職教師擔負著教書育人的神圣職責，需要引領傳播正確的價值理念，為大學生樹立榜樣，特別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導向文化。目前，大多數教師能認真負責，嚴謹治學，為人師表，但主動反腐的自覺行動做的還不夠，特別是非思想政治教育專業(yè)的教師對自身在大學校園中引領傳播廉政文化的角色認同感不足。大多數教師認為只有傳授專業(yè)知識，完成教學任務才是自己的本職工作。此外，高校教師中存在著價值扭曲、信仰缺失和道德失范等現象，所擔當的教書育人、科研育人的職責失位，這極大地損害了高校教師的整體社會形象，也不利于高校廉政文化思想的傳播。

（二）行為層面上，高校教師師德風范良莠不齊

由于受當前諸多主觀和客觀因素的影響，市場經濟的功利原則和等價交換原則逐漸滲透到高等學校，部分教師放松了對自己思想層面的要求，師德建設受到了嚴重沖擊，導致一部分教師信仰迷失、行為失范。近年來，高校學術弄虛作假、學術腐敗現象頻頻曝光，學生教師急功近利，違背學術道德和科學精神。部分教師教書育人責任心下降，把追求經濟利益作為主要目標，放松了對自己本職工作的要求，而是將心思用到社會兼職上，導致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也隨之下滑。甚至，少數教師廉潔從教意識淡薄，在學生考試成績、畢業(yè)論文評定等教學過程中徇私舞弊，突破道德底線。這些，不僅毀損了教師的光輝形象，影響著大學生的健康成長，也阻礙了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健康發(fā)展。

一、選題背景

企業(yè)文化營銷的難點不在于形成一個較正確的企業(yè)文化和文化生命周期，而在于憑借直覺、職業(yè)判斷和某些科學根據，正確的創(chuàng)建（或革新）企業(yè)文化幷確定生命周期各階段的臨界點，制定出一整套的營銷對策，當企業(yè)文化陷入危機時能夠力挽狂瀾，拯救企業(yè)文化，開辟新通路。要使企業(yè)文化永葆青春，最有效的辦法是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將開創(chuàng)期和穩(wěn)定期的臨界點提前，穩(wěn)定期和衰退期的臨界點無限期推后。員工是企業(yè)文化最直接的接觸者，他們的感受是對企業(yè)文化的價值或癥結的最直觀的反映。對企業(yè)員工而言，完全接受一種全新的企業(yè)文化是需要時間的，他們本身的觀念與企業(yè)文化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沖突。這種文化沖突有時能對企業(yè)正常運作造成極大的破壞作用。因此，在建立（或革新）企業(yè)文化時，如何處理臨界點，減少沖突，使企業(yè)文化和員工個人觀念以最快的速度融合，成為企業(yè)文化中急需解決的問題，從而導致企業(yè)文化營銷的產生。企業(yè)文化營銷是一種把“人”作為營銷活動的核心和組織的最重要的資源，把組織內外全體成員作為營銷的主體，圍繞如何充分利用和開發(fā)組織的人力資源，服務于組織內外的利益相關者，從而實現組織目標和組織成員個人目標的營銷理論和營銷實踐活動的總稱。其主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滿足人的物質和精神等多方面的需要,實現人的才能的全面發(fā)揮和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建立健康和諧的企業(yè)文化。企業(yè)文化營銷是現代企業(yè)文化的新動向，其核心是尊重人，關心人、實現人的價值。這一核心驅動力無不貫徹于企業(yè)文化營銷的思想體系以及具體方法之中，因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時代，企業(yè)的自下而上發(fā)展之道就是這種核心價值觀的競爭。它激活了企業(yè)的整體競爭力，創(chuàng)建企業(yè)長久不衰的品牌，樹立文明健康的企業(yè)形象，形成獨樹一幟的企業(yè)文化。只有在理論上認識企業(yè)文化營銷的理論內涵，才能使實踐中的企業(yè)文化革新秉承企業(yè)文化營銷這種先進的思想?！　】v觀擁有強大企業(yè)文化的企業(yè)，如可口可樂、IBM、松下等，無不有其完整和獨特的企業(yè)文化，無不激勵著無數員工在產品質量和服務上精益求精，永不滿足，為企業(yè)品牌的暢銷世界做出重要的貢獻。但是這些企業(yè)的企業(yè)文化是否做到了文化營銷戰(zhàn)略，幷且完全適合員工呢？許多業(yè)績上的快樂會部分地被一些不快樂所抵消，這種內耗是否可以避免呢？本課題研究的企業(yè)文化營銷就是解決這些問題最好的方法。企業(yè)文化營銷的重心，要使企業(yè)有活力有生氣，幫助員工做出業(yè)績是對員工很大的激勵，員工工作中快樂、舒適的感覺通過轉化為快樂的情緒而對員工產生影響的，這樣有利于提高企業(yè)員工的凝聚力，群體的凝聚力越強，成員就越容易追隨共同目標，群體生產率也會有很大提高。因此，企業(yè)完全可以給予企業(yè)員工最大的權力，將企業(yè)文化的未來交到員工手中，由他們來創(chuàng)建和選擇最適合自己企業(yè)文化營銷。由員工自己來制定企業(yè)文化的內容和結構，然后交由企業(yè)營銷層完善和普及。這是一項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營銷人員應該做出適當的鼓勵和引導，提升而不要去扼殺員工的創(chuàng)造性。這就是企業(yè)文化的企業(yè)文化營銷。本研究將從關注企業(yè)員工的真實感受出發(fā)，深入研究企業(yè)文化和企業(yè)文化營銷的相關理論，創(chuàng)建員工最認同的企業(yè)文化營銷，分析企業(yè)文化營銷的形成背景和建立的必然性，同時提出企業(yè)文化營銷體系構建的策略。

二、選題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過對我國企業(yè)文化的現狀和企業(yè)文化營銷對企業(yè)文化的影響進行研究與分析，為建立企業(yè)文化營銷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從而促進健康和諧的企業(yè)文化秩序的規(guī)范和成熟和持續(xù)發(fā)展，同時提供了具有創(chuàng)建性的企業(yè)文化營銷的構建策略。

三、研究意義

本文的研究對于我國企業(yè)文化理論的豐富、企業(yè)文化營銷制度體系的構建和推動企業(yè)文化營銷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于解決企業(yè)文化中的現實問題，促進企業(yè)文化健康、持續(xù)、和諧的發(fā)展具有現實意義。建立企業(yè)文化營銷體系的構建策略，對于各個企業(yè)企業(yè)文化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也豐富了企業(yè)文化的內容。

四、國內外研究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