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漢語圣經書名的由來及演變，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圣經》（TheHolyBible，簡稱TheBible）不僅是基督教的經典，也是一部文化大書和文學巨著。《圣經》文本最早于唐貞觀9年（公元635年）由景教傳教士帶入中土，“翻經書殿，問道宮闈”，可見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的記載。《圣經》最初翻譯成漢語時，當時的譯者按照我國把重要著作稱為“經”的傳統，取其“神圣典范”、“天經地義”之意，譯為《圣經》（樂峰、文庸，1995：345）。實際上，“圣經”漢語書名曾有“真經”、“圣經”和“古新圣經”、“圣書”和“新/舊遺詔書”、“舊新約全書”或“新舊約全書”的歷史沿革。如今“圣經”一詞也成了華人世界對這部基督教的經典的專稱。本文擬對漢語“圣經”書名的由來和演變做出綜述性的探究，以厘清漢語《圣經》版本的歷史脈絡。   1、唐代的漢語“圣經”書名   《中國翻譯詞典》收錄的“中國翻譯大事記”（林煌天，1997：1134—1146），列舉了從唐代至1919年間的漢語《圣經》翻譯九大事件和主要版本。這份記錄雖然涵蓋了《圣經》漢譯史上的重要事件，但是還存在以下不足：（1）對唐代的《圣經》譯本表述模糊；（2）遺漏了兩個《圣經》重要版本“巴設譯本”和《古新圣經》；（3）官話和合本的出版時間有誤，確切時間是1919年4月22日；（4）未收錄1919年之后《圣經》漢譯的重要事件和《圣經》版本，特別是中國翻譯家的《圣經》單卷或片斷翻譯。（任東升，2007:114）有的學者（文庸，1992：31）根據唐代《圣經》漢語文本的卷數和音譯名判斷，景教士的翻譯藍本是古敘利亞語《圣經》。翻譯出來的《圣經》書卷有《天寶藏經》（即《舊約詩篇》）、《多惠王經》（即《大衛王詩篇》）、《阿斯瞿利容經》（即《福音書》）、《渾元經》（即《舊約創世記》）、《牟世法王經》（即《舊約出埃及記》）、《啟真經》（即《啟示錄》）等三十部（趙維本，1993：9—10；鄒振環，1996：38）。可惜的是，迄今還沒有發現景教《圣經》的正式譯本，或可能早已失傳。所謂“《圣經》漢譯片斷《序聽迷詩所經》譯成”之說，不夠嚴謹。景教士初來中土，他們不懂漢語，協助他們翻譯或撰述以《圣經》為主要內容的景教經典時，也像佛經當初傳入中國一樣，只能是西人口述、華人抄錄、迻寫。中國學者認為該書乃“補綴新舊兩約圣書之文”（朱謙之，1993：118）。   2、明末清初的漢語“圣經”書名   17世紀耶穌會士來到中國時，面對的是一個擁有強盛文學于經典傳統的社會，他們被迫融入這種環境。耶穌會士以“經”來對應基督教的圣典，借助于“經”這個字來表明西方也有經典之作的傳統，同時把基督教的著述與這個儒家和佛教的“經”擺在同一個水平。耶穌會士在“經”字前加入了“圣”字，以表示他們的“經”具有神圣的啟示，《圣經》乃“神啟”的文本。1635年，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取材于《新約》福音書關于耶穌生平故事的著作《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刊行，該書標題有一注釋：“即萬日略圣經大旨”。“圣經”一詞最早公開的出現應該如是。1636—1642年間，陽馬諾（ManuelDias，jr.，1574—1659）的14卷巨著《圣經直解》印行，應是“圣經”一詞首次出現于書名，但該書不屬于《圣經》的中文翻譯。羅馬教廷駐清庭的公使賀清泰（P.L.Depoirot，1753—1814）于1750—1800年間根據哲羅姆的《通俗拉丁文譯本》（Vulgate，382—405），用官話翻譯了除大部分先知書和《雅歌》之外的《舊約》和《新約》內容34卷，取名《古新圣經》，但是沒有刊行。不過，這是“圣經”二字首次正式用于《圣經》譯本書名。《古新圣經》雖然沒有刊行、流傳，然而解答這部書的白話《古新圣經問答》在1862年刻印出版，遂使《古新圣經》的名望傳播開來。   3、19世紀的漢語“圣經”書名演變   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于1807年進入中國，便著手用漢語翻譯《圣經》。1823年，馬禮遜和米憐完成整部《圣經》的翻譯時，取名《神天圣書》，共21卷為線裝書。后來，麥都思、郭實臘等修訂馬禮遜譯本和重譯《圣經》，用過新/舊“遺詔圣書”和“遺詔書”。1843年，來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12人在香港召集有關圣經翻譯的專門會議，他們決定用簡明的“圣經”二字來代表基督教經典的書名。傳教士認為，“圣經”二字也可以指儒家的所有經典，等于在基督教傳統與儒家傳統之間設置了獨特的平行。1853年至1868年翻譯出版的“高德譯本”，取名《圣經新舊遺詔全書》。這里我們查考一下“太平天國”推出的所謂“圣經”。有學者認為，19世紀中葉中國基督教會通用的主要《圣經》為郭實臘譯本（謝雪如，1984）。郭實臘（K.F.A.Gutzlaff，1903—1851；又譯“郭士立”）曾與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H.Medhurst）、第一位來華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馬禮遜之子小馬禮遜（J.R.Morrison）組成的四人翻譯小組，重譯過《圣經》，其中《舊約》差不多出自郭實臘一人之手，取名《舊遺詔書》。郭實臘后來對四人小組譯本中的《新約》部分做過反復修訂，取名《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陳惠榮，1986：16）。郭實臘修訂的《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曾流傳于太平天國軍隊中，太平天國政權的文告中引用的《圣經》經文大多摘自其中（梁工，1996：706）。洪秀全于1853年“欽定”推出了幾部以郭實臘的譯本為根據、經過刪節的《圣經》版本。據說洪秀全手下有500人從事圣經的漢譯和改編工作。太平天國使用的《圣經》，除了一部取自《新約》的《欽定前遺詔圣書》，其他均為經過刪節的版本，名稱多樣。如《舊遺詔圣書》封面醒目的漢字“舊遺詔圣書”兩邊為一對飛舞的雙龍，上方為一對鳳凰，封面頂部“太平天國三年癸好初刻”字樣。遲至1920年，周作人仍然把漢語《圣經》稱作“圣書”。#p#分頁標題#e#   4、和合本《圣經》的兩種版本   最著名的漢語《圣經》，即1919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官話和合本”，最初的書名即不叫“圣經”，也不叫“新舊約全書”，而是叫“舊新約全書”，這倒符合《圣經》中“舊約”在前、“新約”在后的文本編排。該譯本在1939年更名為“國語和合譯本”。1962年和合本《舊新約全書》的書名正式改為《圣經》。1962年推出的新版和合本“得到了熱情的接納和深深的贊賞”（尤思德，2002：346）。1988年，香港“聯合圣經公會”推出了經過簡單修訂的《新標點和合本》，用現代通用的標點符號代替了舊的標點；將詩歌體裁的譯文改用詩行排列；《新約》和《舊約》的用詞得到統一，使用了更通用的地名，人稱代詞男性河同性用“他”，女性用“她”，動物用“牠”，指代事物用“它”，使讀者更容易辨別。《新標點和合本》簡體中文版于1989年由中國基督教協會在大陸推出。直至目前依然流行于中國大陸流行的和合本存在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它分為“上帝”版和“神”版兩種。這是由于《圣經》漢譯史上對“造物主”名號譯法的不同主張導致的。所以，“上帝”版的扉頁或版權頁上標有這樣的閱讀提示：本圣經采用“神”版，凡是稱呼“神”的地方，也可以稱“上帝”。同樣，“上帝”版《圣經》也有相應的提示。   5、結束語   1968年以后，華人學者推出了幾個漢語《圣經》全譯本，均沿用了“圣經”的名稱，如天主教推出的“思高本”（1968）、基督（新）教推出的“現代中文譯本”（1979）和“新譯本”（1999）。此外，鑒于中國讀者閱讀《圣經》全譯本時會遇到語言和文化知識兩大障礙，不少中國翻譯家和學者精選《圣經》中故事性和文學性強、具有典故寓言性質的圣經片斷，自取名稱，出版發行。應該說，《圣經》漢譯活動是世界范圍內《圣經》翻譯的一個主要分支，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活動。無數中外譯者為《圣經》漢譯付出了精力和心血，由此各種名稱的漢語《圣經》版本是中國版本史上不可或缺的史料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