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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和歸化是翻譯中兩種不同的策略。1813年，德國古典哲學家Sc討eiermaeher在他的Onthe殘fferen:Methe刁sofTranslating一文中最早對這兩種翻譯策略做出界定:翻譯的途徑“只有兩種:一種是盡可能讓作者安居不動，引導讀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種是盡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而引導作者去接近讀者(段hleiermaeher，1813見5.Rainer&B.John，1992)”在這里，他并沒有給定兩者明確的概念名稱。

一直到1995年，美國翻譯家L.Venuti在其TheTranslator’Slnvisibility一書中，將第一種方法稱作“異化法”(foreignizingmeth記)，將第二種方法稱作“歸化法”(domesticati昭method)(venuti，1995見孫致禮，2001)。簡言之，異化法和歸化法的區別在于:前者要求譯者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語的“異質因素”，也就是“洋味”(foreignness)，—原文的結構、表達方式和語言風格;而后者則要求譯者最大限度地使譯文符合譯人語的句法結構、表達方式和語言風格，以降低“異質因素”對譯文讀者的理解造成的障礙。

“異質因素”要不要保留，一直是飽受爭議的話題。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寧順而不信”的倡導下，中國的文學翻譯都是以歸化法為主;在翻譯過程中都力求西文漢化，漢語西化。錢鐘書在《林纖的翻譯》中，把“化境”視為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拗口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人于‘化境’……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于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像翻譯出的東西。”(錢鐘書，1985見蕭安溥，2002)錢鐘書所講的“化境”就是我們所說的歸化。然而在談到翻譯的問題時，普迅先生曾說:“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蝎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味呢?……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其實世界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也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它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魯迅1985見蕭安溥，2002)很明顯，魯迅是贊成異化的。

關于歸化與異化，從古至今，眾說紛紜。本文將從文學的三個方面文學性、語言形式和文化因素討論其與文學翻譯的關系，借以說明異化翻譯在文學翻譯中的重要性。

一、文學性與文學翻譯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不同于一般的非文學作品(如科技文章)，它具有審美的功能。文學語言的作用并不僅僅是傳遞信息的手段，它更多地是為了取得某種修辭美學效果，即是為了使語言表達更形象、生動，給人一種美的感受，以加強語言的表達效果，它本身就是文學或藝術審美的目的。

換言之，文學的文學性(literari~)就在于語言本身。這里我們要談到的語言形式，不是指抽象意義上的語言，而是指文學作品中語言的體裁、結構、形象描寫和修辭手法等。

Fowler指出，文學是對語言的“一種創造性運用”和“對陳規舊習的抵抗”。藝術的目的是傳遞事物被感知而不是被了解時的感覺。藝術的技巧就是要使事物“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使形式變得難解，加大感知的難度。感知的過程就是審美本。藝術的技巧就是對事物的藝術性進行體驗的一種方式。(Fowler，1986見王東風，2001)R.Jakobson指出，“文學研究的目的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即使一部特定的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Abrams，1998見王東風，2001)這種東西，也就是語言形式本身。

如果說翻譯是藝術，筆者以為翻譯的藝術性在于在傳達原文精神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重現原作的藝術性，即語言形式的美;而不是打著“藝術”的幌子，與原文競爭，對原文進行所謂的“再創作”。后者勢必造成重“意”輕“形”，丟掉了“形”的翻譯，還能稱其為文學翻譯嗎?這種“形”，正是給譯文讀者帶來“洋味”(foreignness)，異國情調的東西。異化翻譯與歸化翻譯的重要分歧就在于“形”與“意”的取舍上。

文學的文學性決定了其內容與形式的不可分。歸化式翻譯無疑有悖于文學的這種特質。歸化式翻譯認為翻譯需要忠實的是原作的內容，內容與形式是可分的，因此可以用譯語中透明的，一目了然的，簡單化的表達方式來取代原文中的“洋味”。異質因素的存在，也才使文學翻譯成其為文學翻譯。

內容的美并不是真正的美。翻譯美學認為，判斷原文是否具有審美價值要看其是否具有審美構成〔aestheticconstituents)，即構成原文特色的美學要素。美學要素按其性質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美學表象要素，即原文語言形式上的美，這種美是物質存在的形態美;第二類是非表象要素，這種美是非物質形態的，在美學上稱為“非定量模糊集合”(no明uantitativeobseurecollectinn)(劉毖慶，1986見楊自儉劉學云，1999)。這種標準也可以用來評價一篇譯文審美價值。暫且撇開非表象因素不談，歸化式翻譯拋棄的正是美學要素構成的一個重要部分。異化式翻譯正是體現形與意的統一的翻譯策略，它能夠有效地傳達原文的文學性和美。在遵循譯文語言的全民規范前提下，最大程度地表現原語的風采，這不僅有利于“輸人新的內容”，也有利于輸人“新的表現法”(魯迅，1931見蕭安溥，2002)。“五四”后的十五六年間，正是在魯迅、瞿秋白等人的倡導下，不少從事文學藝術的工作者有意識地引進西方語言的句法結構，克服了漢語的詞匯貧乏和句式單調的弊病，才使白話文最終發展成熟，也才給中國帶來了自由詩、散文詩、短篇小說等新的文學體裁。由此，漢語的表達能力人大提高，人們的思維也得到了拓展。這些作用都是歸化式翻譯望塵莫及的。歸化式翻譯旨在取其內容，而將形式作為可有可無的外殼加以拋棄，其實質是“帝國主義式的歸化”(Venuti，見王東風，2001)。它使讀者處于一種被動的接受地位，這種藝術上的不勞而獲必然使他們得不到原語文學審美的體驗。任何一個譯文讀者，在抱有閱讀翻譯文學的時候，都有著不同于本土文學的審美期待，而這種審美期待就是構筑在異質因素之上的。歸化無疑是有悖于譯文讀者的審美期待的，它只會使讀者墨守成規，止步不前。#p#分頁標題#e#

二、語言形式與文學翻譯

至于形與意的取舍，從傅雷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譯觀后，就有很多譯者都棄形于不顧。許淵沖在其《詩經》甚至主張“忘形”—忘記原文的句型結構，并認為忘形是“表達之母”，把得“意”忘“形”發揮到了極致，這是不對的。上面我們談到了形對傳達文學性和審美的重要，這里我們就從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上來看看形的不可缺。

著名翻譯家趙蘿羹先生指出“形式是內容重要的一部分”，形式的重要在于“它能夠最完備地表達內容……因此，形式不是一張外殼，可以從內容剝落而無傷于內容，形式其實是內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趙蘿羹，1989見周儀羅平，1999)不要形式，光談內容是行不通的;只有很好地重現了形，才能在此基礎上準確地達意。在以信息取向為指導的歸化翻譯策略的影響下，文學翻譯工作者都傾向于把原文形式看得無足輕重，一碰到稍有影響達意的表達形式，就會想要舍其形而取其意。很多譯者在翻譯文學著作時都運用以求穩求舊求古為特征的歸化式表達方法，導致了濫用四字成語、古雅詞語、“抽象法”、“替代法”和無根據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化的錯誤(劉英凱，1987見楊自儉劉學云，1994)這種譯文不但顯得腐朽陳舊，而且由于漢語有較強的描寫性，修飾語多華麗，往往會導致原語意義的失真。作為譯者，采取歸化的手法當然要比采用異化手法的風險要小得多。因為無論如何，漢語特有的東西比“異質因素”更容易引起譯文讀者的共鳴。異化式翻譯如若處理不當，很容易就被扣上“死譯，”、“譯文呆滯”等大帽子。這大概也是眾多譯者對歸化式翻譯情有獨鐘的原因吧。

當然，由于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原文的形式確實經常妨礙譯者對原文內容的表達。在這種情況下，一定程度的變通無可厚非。但問題是，不少被譯者加以變更的形式，其實并不見得真會對原文的信息內容的傳達造成障礙，而僅僅是因為原語語言形式的陌生。歸化式翻譯中對語言形式的隨意改造，主要表現在對形象語言和句法結構的改造這兩個方面。

1.對形象語言的改造

法捷耶夫說:“藝術家傳達現象的本質不是通過對該具體現象的抽象，而是通過對直接存在的具體展示和描繪。”(法捷耶夫見劉英凱，1987)這也就是我們上面談到的“陌生化”。文學翻譯是傳達藝術的要具，自然也應當“展示和描繪”原文“直接存在的具體”，而不是把其深層的愈義從具體的現象中抽象出來。所以，對于原文中有感染力的形象描寫或修辭手法，譯者最好采取異化譯法，將之移植到譯文中去，既能生動譯文，又能豐富漢語的表達形式。

因此，“Pandora’s場x’’宜譯為“潘多拉的盒子”而不是“罪惡之淵”:“nourishedaviperinone’s飯朋m”宜譯為“胸口上養了一條蛇”而不是“姑息養奸”。誠然，許多修辭手法由于涉及較多的歷史文化背景，直接移植過來，譯文讀者不一定能從字面上推斷出其含義，并在短時間內接受。關于這一點，筆者十分贊同劉英凱先生的觀點，即采用異化加解釋的方式。“Skeletoninthecupboard”如果直接異化為“衣柜里的砧鏤”恐怕不易為人理解，但如果譯為“衣柜里的枯聯，見不得人的事兒”，則既保留了原語的特有形象感，又顧及到了譯文讀者的感受。倘若歸化為“家丑”，原語中的異國情調就會蕩然無存。當然，在文學作品里，采取這樣的方法未免有點兒累贅。這時候，我們完全可以運用加腳注的方法來解決。請看下列:“I”is入ereintr叔uc心to加。nifythe切rldinge，誣eral一th亡M“.Grun為ofea￡hresP即t心r留山r’:Pri刁ate“幾介這里的Mrs.Grundy是莫登(T.Morton，1974一1938)的《快快耕田》(SpeedthePlough)一劇中一個從未露面的角色“葛倫地太太”，現在已經成為拘泥禮法的英國人的象征。

如果歸化為“拘泥禮法的人”，則會使原諒的異國情調人為遜色。著名翻譯家楊必在她的《名利場》里是這樣譯的:這里所說的“我”，代表世界上一般的人，也可以說代表可敬的讀者親友里面的茜倫地太太。

(楊必，《名列場》)譯者對“葛倫地太太”這個形象進行了保留，并對其加了腳注加以解釋。這種加注法可能會破壞譯文的意義連貫性，給譯文讀者造成閱讀上的障礙。但任何事物都是按從無到有，由陌生到熟悉的規律發展的。原文中形象的描寫，修辭手法一旦耳熟能詳，新的表現方法也會隨之而來。“武裝到牙齒(armedtoteeth)”、“鱷魚的眼淚(crocodi比tears)”和“酸葡萄(sourgraPes)”這些現在為人們廣泛使用的詞語不也是通過異化翻譯而深人人心的?語言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作為文學翻譯者是不應該把異于本民族的新的表達方式和修辭手法拒之門外的。

2.對句法結構的改造

不顧語言形式的另一個表現就在于對句法結構的任意改動。不少歸化式翻譯者對原文句法結構里若圈聞，一味地要使其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把原文結構進行重組。然而，西文作為邏輯性強的語言，其句法結構往往包涵了作者的思想軌跡，包含了特殊的意義，或體現了一定的思想感情。朱光潛認為思想情感與語言是一致的，一個意思只有一個說法，換個說法意味就不同;要想盡量表達原意，就必須保存原文的語句組織(朱光潛，1946見蕭安溥，2002)。

搜改原文的句法結構，必然會破壞原文的語言思維，造成一定程度的意義缺省。這里引用孫致禮先生在《中國的文學翻譯:從歸化趨向異化》里的一個例子加以說明:Mr.五壇凡月et胡5amDngtheeariieroftj泣ose胡it心。nMr.Bi叮l卿.He~al認心筍i九te”d耐to飯sithim，thoughtothelastalwa。‘assuringh藝s切ifethathesh曲記not即;andtillthee~ingafter動e而it明二和邁，認ehadnokn砌認奄巴of紅.班納特先生盡管在自己太太面前自始自終都說不想去拜訪彬格萊先生，事實上一直都打算去拜訪他，而且還是跟第一批人一起去拜訪他的。等他拜訪他過以后，當天晚上太太才知道實情。

(王科一，《傲慢與偏見》)這是《傲慢與偏見》第二章第一句話。在前一章，貝爾特太太風風火火地動員丈夫拜訪賓利先生，丈夫說什么也不肯。第二章一開頭，作者就給讀者一個驚喜—貝爾特先生已經去拜訪過賓利先生了，然后再回頭述說事情的來龍去脈。上面的譯文卻拋開作者獨具匠心的句法結構，采用了平輔直敘的寫法，以便符合漢語的思維，這樣一來，譯文就失去了原作特有的突兀筆調。事實上，這段話完全可以逐句譯為:“貝爾特先生是最先拜訪賓利行政管理的人之一。本來他一直打算去拜見他，可在太太面前卻始終咬定不想去;直到拜訪后的當天晚上，貝爾特太太才知道實情。”這種追循原文句法結構的異化式翻譯，較好地展示了作者的思想軌跡，傳達了原文特有的筆調。#p#分頁標題#e#

三、文化彌合與文學翻譯

翻譯基本上是把一種語言包含的信息用另一種語言表現出來，它是一種語言的轉換活動。但這種語言的轉換活動，不僅僅只涉及到語言本身，它還牽涉到各種非語言的因素。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這一特性決定了在翻譯過程中，不僅要考慮語言的差異，還要密切注意文化的差異，力求最大限度地保佑原文所蘊含的異域色彩。在翻譯中，“語言可以轉換，甚至可以歸化以求通順，但文化特色卻不宜改變，……而要盡可能地真實傳達出來”(孫致禮，2002)。因此，“文化傳真”應是翻譯的荃本原則。

傅東華所翻譯的《飄》，是歸化的極端表現。譯文中的人名、地名都被中國化，對話也力求譯得像中國話;許多幽嗽的、尖刻的、下流的成語都用我們的成語代替了。然而既然是化于譯語文化，這樣一來，便是抹殺了原文的民族特色。傅譯(飄》譯本的失敗就在于它歪曲了美國的客觀實際。把“南北戰爭”這個美國特有的歷史時期安置到了中國的環境里，使其顯得不倫不類，這是荒謬和可笑的。原作的豐姿和譯文應有的異國情調都遺失在歸化的翻澤中。在這種情況下，異化式的翻譯有利于傳達不同語育中的文化因素，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融和彌合。

以習語為例，許多習語反映了各自的民族或地方色彩，在進行互譯時，就不能用漢語中的習語去替換，否則就會使其與原作上下文形成矛盾。舉個例子看看:S加akofd抓1and(h君、111ap鉀ar)說曹操，曹操魷到。(陸谷孫)說鬼龍到。(李萌華)這句話陸谷孫譯為“說曹操，曹操就到”顯然是不妥當的。曹操是中國歷史上的人物，自然帶有中國特有的文化氣息，因而可能引起不同的聯想，給譯文讀者帶來錯覺。既然原文是基于西方文化的，把曹操引用到這里就很不恰當了。因此，李萌華的“說鬼鬼到”更能傳達原語的文化氣息。

結語

綜上所述，異化式翻譯不但有利于傳達文學的文學性，忠實地表現原文的語言形式，而且對促進不同文化的傳播和彌合有著積極的作用。它的這些優點是歸化式翻譯所不能比擬的。但在異化翻譯的過程中，我們要注意限度，講究分寸，充分考慮譯語的語言規范，不能弄得“翻譯腔”十足，辭不達意;在異化法行不通時，還得借助歸化法。如:R趙th切5uPSettingtheotherchi故洲，犯I‘h山朋以無叮the法”r.香絲一直在擾亂別的孩子，我魷把他擇了出去。(張培基，1999)如果把“solshowedherthedcor，’直譯為“我把她帶到門口”或“我把門指給她看”都不能確切地表達原意。

當今社會是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它正以極快的進程推動民族間的融合。清朝閉關鎖國導致了中國落后挨打:同樣的，文學翻譯上的固守自封也必然會禁錮人們的思想。

這將不利于漢語言文化的發展和創新。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文化上的揚長避短是我們每一個文學翻譯者應有的科學態度。西方從18世紀中葉起，就開始重視傳譯原語中的異質成分，這種科學的翻譯指導思想卻一直不為中國翻譯界所重視。我們相信，21世紀的文學翻澤必將以異化為主調。大力發揮異化式翻譯的優勢，“案本而傳，刻意求真”，這將是提高文學翻譯水平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