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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年，安條克公國派出的使節于格(Hugh)向羅馬教皇講述了“約翰長老(耶律大石)的事跡”，“當約翰長老的傳說遠播到西亞和歐洲的時候，十字軍正處在極端的劣勢之中，一個又一個堡壘陷入穆斯林手中，絕望的思想開始在軍中漫延”。而“上帝派來的同盟軍‘約翰長老’打敗了最強大的敵人蘇旦•桑加爾(SultanSanjar)”的消息對十字軍而言無疑是天大的喜訊，軍中士氣一時無比振奮。他們把挺進東方尋找契丹，與“約翰長老”會師聯盟當成了終極理想。然而東西方之間橫亙著的穆斯林勢力卻阻斷了東西方交往的通道。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和速不臺繼1218年(宋寧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揮蒙古大軍主力繼續向西進攻，攻無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陸路通道。通道打開以后，羅馬教皇并未想與東方韃靼人決一死戰，而是千方百計地想與之建立聯盟以消滅宿敵穆斯林，數次向東方派遣攜帶其親筆書信的使者以游說蒙古王公。1245年，羅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節柏朗嘉賓(JohedePlanoCarpini)，該使節著有《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存世。該著作詳細介紹了蒙古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風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會介紹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濟會傳教士盧布魯克(GuillaumedeRubruquis，約1215～1270)攜函去見蒙哥。盧布魯克著有《盧布魯克東行記》，該著作詳細描述了蒙元社會和契丹人的情況，指出“契丹是一個國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來區別前者。契丹人居住在東部臨海的地方”。書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個城鎮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確切的信息說，那個國家的墻是用銀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們與印度隔海相望。這些契丹人身材嬌小，說話用鼻音。有著東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這些契丹人都是優秀的工匠，學有各種各樣的手藝，其醫生對草藥的藥理極為精通，通過按脈來診斷疾病。”盧布魯克在書中還經常提及他所遇到聶斯脫里教徒和景教徒，還特別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盧布魯克之后，約有100余位西方人進入中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維諾(MonteCorvino)和馬可•波羅(MarcoPolo)。孟高維諾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傳教的西方人。馬可•波羅則是最有影響力、最有爭議的西方傳奇人物?！恶R可•波羅游記》以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契丹，稱其土地遼闊，富庶無以倫比。
當然，上述游記中所說的契丹是指中國，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遼朝。契丹的稱謂可能是沿襲了中亞和俄羅斯(俄語的中國即Китай)人對中國的稱謂。“契丹”一詞通過陸路和海路向歐洲國家傳播的時候，因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產生了許多變異，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無論怎么變，都未與“契丹”的漢語本音相去太遠，這些拼寫方法上的變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傳的痕跡和西進的歷程。Kitan在古俄語及一些匈牙利的編年史中經常出現，是14世紀拉丁文對契丹一詞的寫法;Kitay是穆斯林的寫法，按《古蘭經》經文的習慣，經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過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們的習慣稱謂;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節柏朗嘉賓之手，在其《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契丹皆寫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獻將其寫為Charakitay)。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認為柏朗嘉賓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語，但這種說法顛倒了契丹向西傳播的先后次序，俄語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傳入的，因而柏朗嘉賓的Kitay應來自于土耳其語;Katay(可能源自法國人盧布魯克對契丹的稱謂，他在其《盧布魯克東行紀》中把契丹稱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則是其英文拼寫上同文異體寫法;Katan則是阿拉伯語言對契丹的拼寫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語言中有多種不同的拼寫方法，這正說明契丹的確曾在西方世界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基于上述游記對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會對東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烏托邦”的代名詞。這個令西方人無限神往的東方古國成為西方社會航海探險的終極目標。地理大發現正是在尋找契丹的原始沖動下展開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都展開了尋找東方契丹的航海行動。航海者出發時都攜帶著“致居住在東北方向的國王、王子和其他統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終方向就是偉大的契丹國”。在契丹夢的引領下，哥倫布懷揣著《馬可•波羅游記》踏上了尋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葡萄牙人達•伽馬開拓了從歐洲繞過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麥哲倫完成了環球航行，英國人卡博特在尋找東北航路中發現了紐芬蘭……18世紀以來，隨著航海者地理學知識的豐富以及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沿海城市直接貿易的達成，還有入華西方傳教士的反饋，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識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國。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學者，特別是英國學者認為契丹仍然是客觀存在的一個尚未被發現的地方。
早在17世紀末期，西方社會出現了一些有關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國人彌爾頓著有《莫斯科簡史及其東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遠至契丹的國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彌爾頓以目擊者的筆觸對俄國莫斯科及其以東地區作了簡單介紹。但彌爾頓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確定的東方理想國。西方學界真正開始研究遼史及契丹史則是從近代以來才開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學者興趣的是有關契丹語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國學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亞細亞民族語匯集》(1823年，巴黎)中論及了契丹語言文字的特性和語系問題，成為近代以來西方學者研究契丹語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國學者戈斯塔夫•奧波特(GustavOppert)發表了《關于契丹與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這是研究契丹及西遼契丹歷史的首篇專題論文。該文討論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稱的來歷、曾經的疆域和統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問題。還特別提到了西遼王耶律大石與西方傳說中的約翰長老(Presby-terJohannes)之間的關系。該文曾在倫敦民族學會舉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會議上宣讀，引起了與會者的矚目。1877年，德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漢斯•蓋博萊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譯自滿文的《大遼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這是首部遼代通史性的文獻被直譯成西文。繼漢斯之后，德國學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帶有注解的形式翻譯了部分遼史史料］。這些原始譯文的出版引起了學界同行的注意，為遼史研究者提供了諸多便捷的參考資料。1881年，英國學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發表了他的長篇文章《中國北疆，第五部分:契丹與契丹人》(《皇家亞洲學會會報》，N．S．13，1881年)，詳細論述了契丹民族史和遼朝的興亡過程，分析并說明了契丹與契丹人之間的關系和差異。#p#分頁標題#e#
進入19世紀以后，相關研究逐漸豐富。英國著名漢學家亨利•玉爾(SirHenryYule)首先發表了近代西方的東方學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書分上下兩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紀及以前東西方交流遺留下的所有關于東方國家的史料。該著還對西方社會尋找契丹的動機、到達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會進行了詳細的注解分析。但該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國。用契丹作題目而內容卻是寫中國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馬丁(W．A．P．Martin)《契丹傳說:或稱中國知識》(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萊頓(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熱》(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還有《拉伯雷與地理發現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徑》(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進入19世紀20年代后，專業性的契丹研究開始呈現。1925年，波蘭學者科特威約茲《契丹和契丹字》，重點論述了契丹民族的歷史和語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學者李蓋提的《契丹及其語言》(《匈牙利語》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屬問題、消亡經歷和語言文字的專題性文章。1922年法國神父閔宣化(一譯牟里，Mullie，Jo-sephL．)至內蒙古巴林右旗遼慶州城遺址北約10公里大興安嶺中王墳溝中挖掘遼慶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時神父凱爾溫雇人盜掘了慶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冊4方。隨后不久，閔宣化發表《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該文詳細記述了法國牧師閔宣化在中國西部及北部的遼代古城遺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經歷，共包括有潢河石橋、饒州古城、祖州舊城、上京、懷州、慶陵等二十余處遺址和陵墓。1933年，閔宣化還發表了《遼慶陵考》(《通報》30卷第1、2期，1933年)，進一步考證了遼慶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冊的含義。凱爾溫則發表了《道宗皇帝陵———一個令人感興趣的發現》(《北京天主教會公報》第十年第118號，1923年)。這些論著的相繼發表標志著國際學術界對遼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即從利用二手資料進行間接性研究轉向以實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資料進行開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礎研究第二章:遼式磚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對遼代石塔建筑的構造、含義及現存狀況進行介紹和分析的論文。
西方第一部關于遼代的通史性著作是《遼史》(HistoryofChineseSociety:Liao，The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IndependenceSquarePhila-delphia6)。該著作出版于1949年，是由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卡爾•魏特夫(KarlA．Wittfogel，一譯魏復古)和中國學者馮家?合著的，也是首部用西方語言寫成的中國王朝斷代史。該書運用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分門別類地闡釋了遼代的社會功能［8］。用人類學中“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解釋了契丹族的中國化過程，稱遼為“征服王朝”。該著作的主體部分論述了遼代的經濟史，次要部分解析了遼朝的社會組織結構，最后才敘述遼代契丹王系的政治史。該書借鑒和采用了中國《遼史》中的部分史料，但決不是簡單的翻譯和照搬，而是經過大量的實證和分析之后的再利用。該書結合大量的考古發現，收錄了很多具有開創性的信息，主題多變，論述范圍極廣，從畜牧業到帝王陵寢，從遼代官印到長達55頁的哈喇契丹的專題性述論，無所不至其極。在概述部分，主要介紹了遼王朝的歷史地位，遼代文化的雙重性以及10世紀以來在被中原王朝征服的過程中發生的文化同化的新途徑。該著作也有一些瑕疵，作者認為遼朝文化很少受到中原王朝的影響，事實上遼代文化的雙重性是非常明顯的。再如“高麗”應是寫“Koryǔ”，而不是“Korea”，“縣”應譯成dis-trict，而非等同于“County”。此外，書中關于女真一詞，有時用Jurchen，有時用Nu－chin，交叉使用極易誤導讀者。
法國學者韓伯詩在其《契丹文字破譯初探》(《法國科學院金石文藝院會議報告集》，1953年)中開始嘗試著破解神秘的契丹文字。匈牙利學者卡拉•捷爾吉發表了《談談1150年的契丹文字碑》(《布達佩斯大學學報》語言學分冊，1975年);德國著名的漢學家赫福伯是研究遼金史的專家，他的《論遼朝的語言關系》(載《中亞研究》1969年第3期)一文，詳細分析了遼代契丹語的起源、派生關系及流向，同時從契丹語言文字的特征入手，分析了遼朝與中國中原王朝的關系及西遼與中亞國家的關系。黃振華將其譯成中文，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第5集。該論文引起了中外學界同行的矚目，德國學者道爾弗將阿爾泰學家對福赫伯的評論寫成了一篇綜述，即《阿爾泰學家評福赫伯的〈論遼朝語言關系〉》，大致介紹了阿爾泰學界對福赫伯契丹文研究的評析和爭議。德國學者門格斯《通古斯與遼》(《東方學術論叢》38卷第1期，1969年)則是從通古斯語和遼代契丹語的語系聯系中尋找通古斯族與契丹的族系關系。
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關遼代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大量的出土文物引起了西方學界的注意。自1954年開始，遼寧法庫縣葉茂臺鎮發現了20多座遼代墓葬群。特別是1974年5月發現的7號墓葬，出土了“棺床小帳”，絹軸畫“深山棋會”、“郊原野趣”等遼代罕見文物;1976年4月發現的遼代北府宰相蕭義16號墓葬，其墓志詳細記載了蕭義的生平。1986年，在位于內蒙古奈曼旗青龍山鎮東北發現了遼代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該墓是迄今惟一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豐富的契丹皇室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金銀、玉器和斂葬用具。1993年，內蒙古赤峰市寶山區發掘了耶律阿保機之子德勤墓及其妃子墓，出土了大量的遼代壁畫。特別是1975年，兩具保護得極其完好的遼代裝飾銀鞍在美國展出，引起了西方世界對遼代藝術和文化的矚目。這些文物為世人研究遼代的政治、軍事、經濟、建筑、民俗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遼代壁畫及出土文物上豐富的色彩圖樣、巧奪天工的造型引起了西方學者強烈的探求欲望。#p#分頁標題#e#
這一時期有關遼和契丹研究的著述主要表現在結合最新考古發現集中對遼代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和對外關系等方面進行專題性研究。美國學者走在西方遼史及契丹民族史研究的前列①。在考古發現方面，羅伯特•潘恩的《一個遼代的王冠》(ACrownoftheLiaoDynasty［907－1125］，BulletinofMuseumofFineArts，Vol．62，No．328［1964］pp．44－47)記述了1956年發現于遼寧建平縣張家營子村的一個遼代早期的王冠(現藏于美國波士頓遠東精品藝術博物館)。洛舍•萊德羅斯(LotharLedderose)在亞洲研究協會1992年的年會發表了《遼代大量生產的佛經石》(“MassProductionofSutraStonesundertheLiao”)。他指出，佛教時代趨向尾聲也是推動河北房山區云聚寺佛經石刻大量出現的原因。美國東亞學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是研究遼代考古和建筑的專家。她的《遼代考古:中國北部邊疆的墳墓和思想》(“LiaoArchaeology:TombsandIdeologyalong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theJournalofArchaeologyforAsiaandthePacific，Vol．37，1998．)系統論述了20世紀中國北部發現的遼代遺址和墓葬文化。羅伯特•阿爾布萊特(RobertAlbrightRorex)《吉林遼代墓壁畫與遼帝國公主的婚禮儀式》(TheWeddingCeremonyforanImperialLiaoPrincess．WallPaintingsfromaLi-aoDynastyTombinJilin．ArtibusAsiae，Vol．44，No．2/3，1983，pp．107－136)一文分門別類地論述了1972年在吉林哲里木盟庫倫旗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發現的四座遼墓中的壁畫。作者從壁畫中的人物形象、穿著打扮、生活場景等入手分析了遼代社會的政治階層、經濟水平、文化娛樂和風俗習慣等多項內容，特別結合大量中方文獻重點論述了遼代公主的婚禮儀式和婚姻生活。同時，針對遼墓室的裝飾和修建風格揭示了遼代墓葬文化的變遷及其所反映的對中原文化的吸納過程。羅伯特的另一篇文章《遼代墓壁畫與中國畫中蔡文姬故事之胡人形象》(“SomeLiaoTombMuralsandImagesofNomadsinChinesePaitningsoftheWen－chiStory．”ArtibusAsiae，vol．45，nos．2－3，1984)，重點通過對吉林省哲里木盟庫倫旗發現的遼墓壁畫、河北宣化的遼墓壁畫以及美國波士頓精品藝術博物館收藏的“蔡文姬與胡笳十八”相冊頁的比較，論述了以蔡文姬為代表的契丹民族在服飾、藝術、建筑及風俗習慣上與中國文化的異同。
美國學者扎奇斯欽(SechinJagchid)是研究蒙元學的專家。他對遼代城市和建筑也有所涉獵。其《契丹與他們的城市》(“TheKitansandTheirCities，"CentralAsiaticJournal25，nos．I－2，1981)論述了契丹人的生活習性及其城市形成的原因、特點、分布等自然情況，指出了契丹文化與中原文化、蒙元文化之間可能存在著的關系。有關遼代建筑文化研究的大家應該是美國東亞學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在內蒙赤峰寶山墓壁畫出土后不久，她發表了《遼代建筑傳統》(Liao:AnArchitecturalTraditionintheMaking，ArtibusAiae，Vol．54，No1/2，1994)。該文主要論述了身為半游牧部落的處于定居社會邊緣的契丹人，一直篤信薩滿教，從未有過寺廟中的神，也從未在城市中居住過，在與中國式文明接觸以前從未用磚室墓埋葬過先人。然而契丹在與中原文化接觸后改變了。作者結合大量的考古資料和中國文獻記載，從建筑、宗教學的角度對山西應縣木塔、遼寧義縣奉國寺的大雄寶殿等現存的遼代建筑進行個案研究和分析，闡釋了契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借鑒、轉換、采用、適應、或是形式上和象征上的關系。她的另一篇論文《石室:與阿保機在祖州相關的石頭建構》(Shishi:AStoneStructureAssociatedwithAbaojiinZuzhou)著重討論了在耶律阿保機的世居地———祖州(今內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石房子村)邊境上所發現的一處石頭房子。作者先綜合介紹了中外學者對這座石室的隸屬關系、功能用途、設施構造、方位位置、歷史價值等方面的不同觀點，然后結合大量的中西方文獻論述了契丹與中國石質房屋建筑史之間可能存在的關系，從而推測出該石室的建筑時間、功能和意義。
南希的專著《遼代建筑》LiaoArchitecture(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是在其《遼代建筑傳統》一文上擴充和拓展而成的，是有關遼代皇室建筑、宗教建筑、民俗建筑、墓葬建筑的集大成之作。作者首先概述了遼代9位帝王及其王室成員的生平，提及喪葬習俗、佛教建筑和一些政治事件。然后結合前述提出了遼代建筑為何發生變革的問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南希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重點論述了遼代五個都城(上京、東京、南京、中京和新京)的建筑。從遼代建筑的木框架傳統、遼代喪葬傳統和遼代建筑遺存等三部分論述了契丹建筑文化的特征，指出遼代契丹建筑與中國傳統建筑之間存有的繼承、借鑒、改變與適應等關系。她指出:“遼代建筑是中國建筑史上的一部分，在建筑文化同化的過程中，遼代成為中國傳統概念的一個參與者和保護者。”［10］該著作還從建筑學的角度討論了契丹的族源問題，指出契丹建筑文化還可能是從中國派生型建筑模式(如高句麗和渤海建筑等)中獲得了經驗。因而契丹建筑師可能源于高句麗或渤海國。南希的著述引起了國際同行的注意。美國學者蒂耶特•庫恩(DieterKuhn)針對南希的《遼代建筑》一書發表了長達38頁的書評:《遼代建筑:契丹革新與漢人傳統?》(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6，Fasc．4/5，2000)。庫恩首先肯定了南希著作的開創性、藝術性和豐富性。之后就南希對契丹民族的族源問題、遼代建筑受中原文化影響問題、史料運用問題、建筑術語的翻譯問題等提出了質疑。同時指出書中圖片缺乏獨創性和清晰度、參考書目有遺漏等缺陷。蒂耶特還發表過有關契丹墳墓外形構造的論文《契丹如何重塑了中國圓頂形墓的傳統》(“HowtheQidanReshapedtheTraditionoftheChineseDome－shaped，Tomb．”Heidelberg:Editionforum，1998)。對于庫恩的質疑和意見，南希在其《回復蒂耶特•庫恩:〈遼代建筑:契丹革新與漢人傳統〉》(AResponsetoDieterKuhn，“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7．Fasc．4/5(2001))中一一作出了回復和解釋，并對庫恩的評析表達了誠摯的謝意，體現了西方學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和開放的學術交流態勢。#p#分頁標題#e#
有關遼代與北宋關系的著述主要集中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梅爾文•斯里克蘭•安(Mel-vinThlick－lenAng)《11—12世紀中國的宋遼外交:決定對外政策的社會與政治因素研究》(Sung－LiaoDiplomacyinEleven－andTwelfth－Centu-ryChina:AStudyoftheSocialandPoliticalDeter-minantsofForeignPolicy．)，是其在賓夕法尼亞大學1983年博士論。該論文結合大量的中方史料和中國宋遼史專家的研究成果，系統論述了宋朝與遼契丹之間在11世紀的戰爭、盟約背后的社會、政治、軍事等綜合因素，同時對于雙方長期的和平貿易、朝貢外交體制作了理性的分析和判斷，是一部較有深度的博士學位論文。莫里斯•羅斯比(Morris，Rossabi)《在對手之間的中國:中國與其在10－14世紀之間的鄰居》(ChinaAmongE-quals．TheMiddleKingdomandItsNeighbors，10th－14thCentur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系統論述了中國與遼、金等鄰國之間的關系。該著作揭示了宋朝時期的中國打破了歷代王朝奉行“天朝上國，四夷賓服”以朝貢體制為主的外交政策，首次把遼、金視為平等國家對待。雖然源于軍事和國力上的羸弱，卻體現了中國外交政策的理性和彈性。戴維•瑞特(DavidWright)《從戰爭到外交對峙:11世紀中國宋朝與遼契丹之間的外交關系》(FromWartoDiplomaticParityinEleventh－CenturyChina:Sung’sForeighRela-tionswithKhitanLiao．Leiden:BrillAcademicPublishers，2005．)詳細論述北宋與遼之間的戰爭起因、經過、外交談判及“澶淵之盟”的訂立等內容，分析了北宋與遼、契丹之間特殊外交關系的形成與對峙原因。戴維還發表了兩篇相關的論文《對峙、世系與和平:宋朝使遼的外交使團》(《宋元研究》1996年第26卷)、《宋朝與契丹在1004－1005年的戰爭以及“澶淵之盟”》(《亞洲歷史學刊》JournalofAsianHistory32，No．1，1998)。德國學者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Schwarz－Schilling，Christian)《1005年澶淵之盟的和平及其對中國與遼契丹帝國關系的影響》(DerFriedevonShan－yuan［1005n．Chr．:EinBeitragzurGe-schichtederchinesischenDiplomatie．AsiatischeForschungen1．Wiesbaden:OttoHarrassowitz，1959．］)也將研究重點放在澶淵之盟上。相關論文還有安東尼•威廉姆•塞拉帝(Sariti，AnthonyWilliam)《關于北宋時期外交決策的制定》(“Noteon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intheNorthernSung，”SungYuanStudies8［1973］:3－11．)。扎旗斯欽《契丹反女真入侵的抗爭》(“KitanStrugglesAgainstJurchenOppression:NomadismVersusSinicization．”ZentralasiatischeStudien16［1982］，pp．165－185．)系統描述了遼朝末期契丹人與女真人之間的數次戰爭及戰略戰術的應用，分析了遼王朝覆滅以及金女真崛起的原因。
綜合性著述中涉及到遼和契丹的外交及貿易類的著述主要有費正清(Fairbank，JohnKing)《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TheChineseWorldOrderTraditionalChina＇sForeignRe-lations．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劍橋中國史》第6卷;《異族王朝和邊疆國家》(AlienRegimesandBorderStates．907－1368)，譯為《遼西夏金朝史》，1994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本卷分為9章，遼、西夏、金朝的歷史各設一章。該著作詳細論述了在中原文化影響下各王朝統治制度的變化，揭示了各族統治者和統治精英對儒學和漢文化的態度;還重點論述了契丹人、黨項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種文化的走向，以及這些文化對中國社會乃至中國文化的影響。塞本•達布令豪斯(SabineDabringhaus)和羅帝雷克•蒲塔克(Rod-erickPtak)合著的《中國及其鄰居:邊疆、中國眼中的他者，10至19世紀的對外政策》(ChinaandHerNeighbours:Borders，VisionsoftheOther，For-eignPolicy10thto19thCentury．Wiesbaden:Harrassowitz，1997)中也有很多關于遼代與中國中原王朝的外交關系的描述。書中還特別提到了中國北宋時期外交政策改變的綜合因素，指出軍事實力的羸弱和國內政治紛爭頻發是導致中華帝國外交政策和世界觀發生改變的根本動因。扎旗斯欽《和平、戰爭與長城沿線的貿易:游牧民族與中國兩千年的互動》(Peace，war，andtradealongtheGreatWall:Nomadic－Chineseinteractionthroughtwomillennia，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9)則是一部概述性質的外交編年史。書中重點討論了兩千年來，長城以北的游牧民族與中原王朝之間的沖突和外交。作者通過大量的史實駁斥了當時流行的“有貿易的地方就沒有戰爭”一說，指出貿易和戰爭時常是并存的，而且存在著深刻的相互影響關系。漢斯•別倫斯坦(HansBielenstein)《漢人世界里的外交與貿易，589－1276年》(DiplomacyandTradeintheChineseWorld，589－1276．Brill．2005．)按地域關系系統介紹了589年至1276年之間東南亞的交趾、烏孫等40余個國家和地區以及東北亞的日本、朝鮮、高句麗、渤海、西突厥、遼、金、黨項等上百個國家和地區的與中原王朝建立的外交或貿易聯系。托瑪斯•巴菲爾德(ThomasJ．Barfield)《危險的前線:游牧帝國與中國》(ThePerilousFrontier，no-madicempiresandChinaCambridge，BlackwellInc．，1989)論述了包括契丹在內的游牧民族如何強大起來，建立獨立國家并與中國產生邊境疆土紛爭的史事。
對于遼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進行個案研究的著述有詹尼弗•霍姆格林(J．Holmgren)《遼代契丹統治者的婚姻、血緣與繼承(907－1125)》“Marriage，KinshipandSuccessionundertheCh＇i－tanRulersoftheLiaoDynasty(907－1125)”(T＇oungPao，SecondSeries，Vol．72，Livr．1/3，1986)。該文考察了遼代婚姻系統的起源、在遼代每個王者身上的實施情況以及其與遼代血緣和繼承之間的關系，認為遼代的姻親系統對其在中國的政治統治中具有獨特的作用。赫伯特•弗蘭克(Herbert，Franke)《中國非漢族政權的政治組織:魏、遼和元的帝王角色》(“PoliticalOrganiza-tionofNon－HanStatesinChina:TheRoleofImpe-rialPrincesinWei，LiaoandYüan．”JournalofOri-entalStudies，25，1987，pp．1－48)，該文概述了宋元時期與中原王朝相對的政權組織及其中國中原王朝之間的關系，非漢政權的更迭與各方軍事實力的消長等。琳達•庫克•約翰遜(LindaCookeJohnson)《論契丹的文字體系》(美國《蒙古研究》第10卷，1986－1987年)論述了契丹的文字體系。#p#分頁標題#e#
赫伯特在《滿洲的森林人:契丹與女真》(TheForestPeoplesofManchuria:KitansandJu-rchen．InSinor1990．)中，充分利用中國史料和西方史料，從中國歷史的角度切入，論述了契丹、女真與中國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再從契丹、女真史的角度入手，論述了這兩個民族的歷史及契丹和女真之間的領土、利益紛爭及其承接關系。簡奈特•麥克萊肯•諾威(JanetMcCrackenNovey)《余靖:北宋政治家及其關于契丹當局的文章》(YuJing，ANorthernSongStatesmanandhisTreatiseontheCh’i－tan，Bureaucracy)，系其在印地安那大學1983年博士學位論文。該論文在充分利用大量中方文獻的基礎上，結合北宋重臣余靖的遺作《武溪集》，論述了余靖三度出使契丹，直言敢諫，致力于宋遼和平的史事及其意義。丹尼斯•塞諾(DenisSinor)《西方關于契丹及一些相關問題的研究》(“WesternInformationontheKitansandSomeRelatedQuestions”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Vol．115，No．2［Apr．－Jun．1995］)論述了契丹名稱的起源、契丹歷史的演變及其在西方社會產生的影響，等等。
契丹是一個已經消逝的民族，其后裔的流向至今仍是一個待解的謎團。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在某種程度上促使中外學者對契丹和遼史產生了強烈的探究欲望，這也令遼和契丹史的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中國史學的繁榮和進步需要不同的聲音，海外學者對遼及契丹的研究必然會對中國史學界有所裨益。
本文作者：趙欣 單位：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