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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申平 李榮菊 單位：重慶科技學院

中國古代教育有著良好的國學傳統。《周禮•春官•樂師》最早言及“國學”:“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禮記•學記》道:“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這指的是西周設于王城及諸侯國都的學校。清末以來，“國學”開始指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即“國粹”、“國故”。正如馬一浮所說:“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名為國學，意思是別于外國學術之謂。”章太炎創辦的“章氏國學講習會”和胡適創辦的《國學季刊》中所提“國學”均為此意。國學經典數量龐大，但其核心思想為儒釋道，涉及文史哲多個學科。國學經典是傳統文化的載體，作為“傳統”它存在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教育之中。國學經典飽含了豐富的人文教育思想。在當前推動國學教育和傳播中可以發揮古典文化的教化認同功能，使學生領略經典的魅力，潛移默化地接受傳統文化熏陶。從藏書文化的視角可以看到，從古代藏書樓到現代圖書館，國學教育和傳播有著良好的傳統。

一、古代國學教育與典籍收藏

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包羅萬象，涉及章句訓詁、儒釋道、經史子集、琴棋書畫、醫卜星相等，其內涵和外延與當前語境中的“國學經典”基本一致。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古代藏書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種體現。無數藏書家用自己的道德人格、學識涵養昭示著后人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人類學術的遞進離不開教育的發展，國學教育的發展依托于典籍收藏，經典傳播為學術和教育的進步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一個時代典籍的繁榮也反映了該時代學術和教育發展的高漲。如宋代，由于城市經濟的繁榮及活字印刷術的應用，市民的文化素質逐漸提高，經典閱讀的需要逐漸提升。一些藏書家或者書商，開始刊刻版印書籍，這大大降低了經典失傳的風險。宋代加強了國家圖書收藏和修撰，設立了“館閣”制度。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合而為一，建立崇文院，“畜天下圖書，待天下之賢俊”。館閣藏書的功能主要是“公開借閱流通”，“為公私著述提供資料”，“編制朝廷藏書目錄”，“提供正本用于出版”。［1］館閣藏書和教育，再加上書院、私家藏書和教育，促進了宋代學術發展并達到中國文化史上最高水平。古代藏書尤其是私家藏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保護和傳播經典，為教育和學習提供典籍，及促進學術文化發展等方面。清代江南學術的發展就清楚地顯示了私家藏書和學術、教育之間的關系。張之洞《書目答問》附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所列校勘家36人中，如黃丕烈、孫星衍、鮑廷博、秦恩復等多人都是藏書家。另外，由于藏書興趣相投和對于學術研究的愛好，清代許多學者都和藏書家成了好朋友，如錢大昕、段玉裁等與黃丕烈，惠棟與朱奐等。他們的交往使得學術與藏書交互輝映，成為一道令人景仰的文化景觀。古代藏書和學術教育發展相輔相成。桑良至舉明代藏書家祁承鄴《淡生堂藏書約》為例，分析指出其“藏書本是為了育人”，［2］不能把私家藏書與求田問舍相提并論，許多藏書家認為滿屋金銀不如一部絕世經卷，遺留萬貫金銀與子孫反不如留下積學修身的經典。清代江南的經濟文化環境促進了藏書事業的發展，藏書家和藏書樓的存在又推動了江南學術尤其是樸學的發展。諸如天一閣、汲古閣、千頃堂、絳云樓等動輒藏書萬卷，這也促成了一些學術家族的形成。如乾嘉學者中的高郵王氏、武進莊氏等。學者錢大昕與其弟、子、從子等形成了一個家族學派，郡望翹楚東南一帶。這種藏書和學術世家在清代江南是非常典型的。再如徐樹蘭1897年設中西學堂的時候，為彌補學堂文化底蘊的不足，提倡藏書樓“與學堂相輔而行”。其辦藏書樓也是為了解決貧寒而好學的年輕人讀書困難問題，由此可見其發展教育、培育人才的拳拳之心。徐樹蘭的古越藏書樓是中國古代藏書樓向現代公眾圖書館轉變的一個過渡環節，其對推進文化教育、惠及鄉里子弟作用巨大。

二、古代國學傳播與藏書活動

清代學者黃宗羲在《天一閣藏書記》中說:“嘗嘆讀書難，藏書尤又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讀書、藏書和圖書聚散密切相關，國學經典傳播常借助于藏書活動。一定意義上言，藏書史就是經典傳播史。古代藏書主要有官府、寺廟、書院和私家四種類型，四者在圖書收藏和傳播上各有特點，都為我國文化發展做出貢獻。官府藏書主要是為統治者服務，如在漢代私自借閱、抄寫皇家藏書是違法的，館閣藏書僅限于皇帝、近臣、考生和特許讀書者。朱元璋曾說“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讀者也局限于皇族和官員。只有國子監和翰林院的圖書傳播范圍大一點。毋庸諱言，在古代，“處于中心地位的官府藏書具有的總體封閉性、保守性就對歷代各類藏書樓起著不容忽視的示范作用，進而對中國典籍與文化的傳播產生了負面影響”。［3］寺院藏書傳播范圍大一些，僧人信徒甚至于地方學者官員都可借閱。書院藏書的傳播狀況和寺廟有點相似，服務目的多是為教育生徒。古代私家藏書占了相當大的分量，但是圖書傳播范圍不大。很多人重藏不重用，甚至有人藏書只是為了頤養性情、附庸風雅，或居為奇貨、待價而沽。古代圖書的收藏和傳播并非一對矛盾，也正因為有了收藏，圖書才得以傳播。古代藏書家并非全是惜書如命，讀者對象也不局限于家人或者親朋。如三國時向朗“開門接賓，誘納后進”(《三國志•向朗傳》);西晉時范蔚開放七千卷藏書，“遠近來讀者，恒百余人”;《南齊書》載沈約“書多與人”，時人非常敬仰，臨沂人王筠“清凈好學”，多次受到沈約贈書;五代時石昂“家有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宋代宋敏求藏書三萬卷，皆三五校，置復本，供人閱讀;蘇東坡貶黃州，載書萬卷，喜借人讀;清代藏書家徐樹蘭“不以所藏私子孫，而推惠于鄉人”。可見很多藏書家都注重典籍傳播，樂善好施，播惠士林，甚至對外開放或者捐為公用。古代私家藏書對經典傳播所起作用不可小覷。官府、寺院和書院藏書常常會因為戰爭、統治者好惡等因素而毀于一旦，層出不窮的“書厄”使官府藏書很不穩定。漢武帝時就提倡百姓“獻書”，歷代不乏官府大規模的征書活動。乾隆間為修《四庫全書》征書，天一閣挑選638種珍本獻給朝廷，其中96種珍本直接收入《四庫全書》，另有473種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為此乾隆帝賞賜天一閣一部《古今圖書集成》。天一閣著錄的書籍加上知不足齋鮑氏被采用的圖書379種，兩者之和超過了《四庫全書》著錄的宮廷“內府本”，足見私家藏書作用之大。清末藏書家丁丙、丁申兄弟“八千卷樓”保護在太平軍破杭州城混亂中散失的文瀾閣《四庫全書》事跡尤其值得稱道;同樣讓人贊嘆的是丁氏后人在日本人覬覦這部分藏書的時候，激昂大義，以低價售予江南圖書館，保全了圖書。余述淳認為:“私家藏書系統的生存機制極強，其分散零藏，彼此聚散、頻繁兼并的特色，使其具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堅強韌性及“西方不亮東方亮”的廣泛可適性。同時，“私家藏書為其他藏書系統提供了穩定而可靠的藏書來源”。［4］#p#分頁標題#e#

三、古代國學教育與傳播的現代借鑒價值

(一)弘揚國學教育應發揮現代圖書館的主導作用

國學經典傳播和國學教育并不能完全劃等號。國學經典傳播是從現代傳播學的視野，來看待國學經典在社會各領域的流傳播布的途徑、方式以及基本內容等。而國學教育則是教育部門或教育者，針對特定的教育對象，采用恰當的教育策略和教學方法，進行國學知識和傳統文化的教育教學過程。國學經典傳播與國學教育具有部分相同的目的和手段，因而常常被相提并論。現代圖書館承擔著引導、教育讀者的責任。尤其在高校，大學生讀者作為特殊的受教育群體，需要接受人文素質和思想政治，以及傳統文化和審美教育等，國學經典可以滿足這些教育在文化內涵和理論深度等方面的需要。因此，有效利用國學經典收藏、多途徑開展大學生國學教育，不僅僅是教師和學工部等職能部門的責任，也是圖書館應該履行的工作。圖書館有著更便利的條件開展國學經典傳播和教育活動。早在1923年，胡適就為清華學校的學生開列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同年梁啟超也應《清華周刊》之邀，寫成《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分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系、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韻文、小學書及文法、隨意涉覽等五類書目，頗有指導意義。這些做法可啟發圖書館在讀者咨詢和服務等方面加大對國學經典借閱的指導作用。圖書館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環境、人員和技術，開設專家講座、文化沙龍、讀書報告、書評、征文比賽、有獎知識問答等豐富多彩的活動，教育、引導讀者認識國學的價值和意義。如國家圖書館的“文津講壇”，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老舍、郭沫若等許多大師都登壇傳道，其服務社會弘揚民族文化的風尚至今不衰。地方如大連圖書館自籌資金創辦白云書院，堅持免費對外教授《三字經》、《千字文》、《大學》、《中庸》、《論語》等國學經典。這就使圖書館的功能由過去單純的“文獻服務“提升為綜合性的“文化服務”，由過去傳統意義上的“文獻中心”轉變為適應當代需求的“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使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得到了充分發揮。

(二)現代圖書館是國學經典傳播的重要陣地

時至今日，古代藏書樓已經成為后人瞻仰的遺跡。而現代圖書館已經替代了藏書樓的功能，許多近代藏書樓的典籍也都進了圖書館，得到了更好的保藏和傳播，因此，現代圖書館成了經典傳播的重要陣地。目前圖書的出版是以驚人的數字進行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圖書都可以成為經典，這里面國學經典的數量更少。中國文化發展和傳播的歷史中，國學經典的地位是不能動搖也不可能替代的。目前，雖然有些人對國學還有這樣那樣的看法，但“國學熱”的興起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國學讀物也是琳瑯滿目。毋庸諱言，當下某些圖書館的采編人員不僅缺乏專業眼光，而且對于國學經典重要性的認識也非常不足。藏書室里常充滿花花綠綠的思想浮躁、乏善可陳的印刷品，其裝幀粗糙、內容嘩眾取寵，完全是商業操作的產物，更不必說版本學的講究。庸俗的處世哲學，五花八門的養生術、賺錢術，充斥著舶來文化的管理、勵志、消費圖書到處都是，而版本優秀的國學經典常常屈指可數，實在讓人痛心。不過，雖然一些出版商對于國學經典傳播的熱情未必很高，但受到市場利潤和商業運作的驅動，也在客觀上推動了國學經典的傳播。

在古代，經典傳播不外乎借閱、傳抄和版印銷售幾種途徑，比較而言當代人進行國學經典傳播的途徑和辦法實在是太多了。各級政府和教育部門都承擔著傳承中華文化、傳播國學經典的任務。現代圖書館，尤其是公共和學校圖書館，要自覺加強國學經典收藏和傳播工作。目前，全國圖書館系統收藏古籍2750萬冊，其中善本250萬冊，數量相當可觀。同時各大出版社歷年出版的國學讀物也不少，所以各級各類圖書館在國學經典傳播方面是大有可為的。很多有品位的圖書館都有國學經典特藏書庫，供國學研究和愛好者借閱。如重慶圖書館專門設立經典閱讀專區，也有設立國學分館或者國學館藏的，按照四部分類收藏經典。就國學館藏而言，一般應收藏以下四方面的書籍:一是國學經典著作，包括經史子集，涵蓋諸如《詩經》、《論語》、《史記》等文史哲幾方面的典籍。二是國學大師如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馮友蘭、饒宗頤等的論著。這方面范圍其實可以寬泛一些，不必為“國學大師”頭銜的界定而過分糾結，只要是適合國學研究和普及的優秀作品都可以收入。三是相關的工具書，如《書目答問》、《四庫全書提要》、《中國叢書綜錄》、《辭源》、《辭海》等。四是各個層次讀者都喜歡的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修身養性等方面的著作，如“三百千”、《唐詩三百首》、《菜根譚》、《顏氏家訓》等等。圖書館國學網站的建設，以及國學數字資源的收藏，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這方面首都師范大學做得比較好。他們與公司合作，創建了“國學網”(www．guoxue．com)，開發研制了《國學寶典》這一大型古籍電子文獻數據庫，編撰出版了《國學備覽》叢書。如今，“國學網”已經成為國內最大、在國際上享有很高聲譽的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門戶網站，《國學寶典》是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最常用的電子文獻數據庫之一，《國學備覽》光盤被十多所高校作為大學生素質教育輔助教材。

四、當代國學重建與國學教育傳播

目前，我們應該循序漸進地傳播國學，以增強中華民族道德的力量，重建禮儀之邦。我們既需要從學理上證成國學經典的巨大價值，也更應該用實際行動來開展國學傳播。國學教育傳播和國學重建同步。近年教育界曾辯論“國學”設為一級學科以及“國學立戶”等問題，關注國學“合法性”即價值與功用問題。作為價值體系，國學經典承載的并不純粹是真理，故須采取揚棄的態度對待;同時，傳播國學也不意味著排除西方和其他民族文化。羅素認為“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費孝通“文化自覺”的理念意在民族文化的自我覺醒、反思和創新，以及民族意識的自我認知。全球化時代中國影響力逐漸提高，重建國學以進行世界范圍的文明對話，可彰顯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弘揚其普世價值和世界意義。

當前，國學傳播要以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科學發展觀，以推動國學的普及、研究、傳播、交流為手段，以文化產業化、科研市場化為突破口，以提升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建設和諧社會為主要目標，積極探索傳統文化走向國民、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有效途徑。目前傳播國學的途徑分社會、學校和家庭三種。民眾了解國學的渠道主要有讀古文經典、通俗書籍、看電視講座三條。許多父母通過讀經班或者網絡QQ群等陪伴孩子研習《三字經》、《弟子規》、《論語》、《周易》等。國學傳承向來就沒離開私塾、義塾、精舍、書院等社會力量。高校也很有必要開設全校性的必修課，開展國學經典的研讀，加強國學的通識教育，促成國學教育與大學美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相輔相成的局面。生動活潑具有時代特色的傳播載體會深受讀者歡迎，故應加強國學普及讀物的編輯工作。總之，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事業的不斷發展，國學教育和傳播活動必將進一步加強。積極傳播國學經典，繼承和弘揚優秀中華文化傳統，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