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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層社會管理中的法治化需求城鄉社區是大多數居民生活的基本依托，基層社會管理主要體現在對社區社會事務的管理。為使管理有序、有效，應以社區建設為平臺，實現依法管理、制度管理，充分發揮其基礎作用。   （一）社區管理體制建設的法治化需求   社區管理體制是指社區的組織結構及其制度體系。   我國社區在管理體制上分為城市社區和農村社區。   不管什么形式的社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都面臨人口復雜化、利益多樣化、服務專業化等諸多新問題，因此，社區管理體制的協調運行更需要法治規則和秩序。首先，社區管理體制應依法建設。當前，我國社區管理體制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社區的組織結構、管理主體、管理權限、管理責任等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明確。   在城市，隨著“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打破了以“單位”為載體的行政組織化管理，公眾的參與和自治成為社區組織管理的發展趨勢，有待健全法制，形成行政調控機制同社會協調機制相結合、政府行政功能與社會自治功能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新格局；在農村，隨人口流動和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面臨新建社區、社區功能轉變、社區服務提升等新挑戰，社區組織結構與運行機制都有待依法創新。其次，社區管理體制應依法運行。按照“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的總體要求，社區管理體制應實現政府引導機制與社區自治機制的結合，政府的規劃指導、社區的議事決策、民主選舉以及社區事務的管理、監督等活動都需要依法進行。再有，社區管理體制應依法保障。社區管理體系應適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適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在創新社區管理體制方面，各類社會組織和社區成員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和對政府行政過程的監督，都應該以法保障。   （二）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的法治化需求   社區工作者是社區工作的直接承擔者，肩負著社區管理、社區服務、社區建設等責任。社區工作的依法開展，是推進社區法治化建設的關鍵。目前我國的社會工作尚不完善，從事社區工作的人員構成復雜，沒有形成知識化、專業化、職業化的社區專職工作隊伍，不能適應新型社區建設的需要。為此，在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上，一方面，需要從法律上明確社區工作者的職業身份，對其職責、權益加以規范，另一方面，需要對社區工作者隊伍加強法治教育，促使社區工作能依法而為，推進社區建設的法治化。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既需要通過建立和完善學法制度，不斷提高社區依法決策、依法建設的水平，還需要大力加強法律知識培訓，切實加強對全體公民的法制宣傳教育。同時，法制教育是社區法治化建設的基本保障，只有通過宣傳教育，才能使廣大基層群眾真正懂得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懂得依法律己、依法維權，從而提高全體公民的法律素質。   （三）社區矛盾糾紛解決的法治化需求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各種新的社會矛盾層出不窮，而這些矛盾大多是群眾日常性的矛盾，更多地集中在基層，社區也成了矛盾的集中地。當前，社區內出現的矛盾將呈現內容多樣化、主體多元化、原因復雜化的新特點，社區矛盾既涉及婚姻、家庭、鄰里、財產權益等民間糾紛，也涉及勞動保障、下崗就業、拆遷征地等社會糾紛。這些矛盾糾紛涉及居民、相關經濟組織、政府等多方利益，調解難度大，容易激化，從而導致基層社會管理的任務越來越重。同時，在社區還存在大量弱勢群體，如老齡人口養老問題、下崗失業人員社會保障問題、婦女兒童特殊保護問題，這些群體更需要法律的特殊保護，也需要社區具備相應的功能。要化解社區矛盾只有依靠法制，只有把社區各項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以民主化、法治化促進社區建設和管理，才能維護社區社會穩定，保障社區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的順利發展。   二、法學教育與基層社區法治需求的有效結合   （一）地方高校法學教育的發展設想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高等教育的發展，我國法學教育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正在經歷從職業教育———專業教育———通識教育的演變過程。就法學教育整體而言，學校類型、辦學條件、人才培養模式和質量標準都存在很大差異。法學教育呈現出多樣化的局面。雖然這種現象在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對法律的現實需求，但另一方面也給各法學教育單位帶來了適應市場競爭的挑戰。當前，法學教育越是普及，規模越是擴張，特色辦學價值就越是凸顯出來。作為地方高校的法學教育，尤其是本科層次教育，怎樣在多元化的發展道路上，結合地方法治需求，辦出地方特色，是引人深思的。從時展背景來看，法學教育是一個國家法治建設的基礎工程。我國法學教育承擔了三大歷史任務，一是適應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需要，圍繞司法改革，為立法、司法、執法環節提供高素質的法律人才；二是營造和弘揚法治文化，通過普及法制教育，推動社會成員把法治作為穩定的生活方式；三是發揮法學教育社會服務的功能，結合社會的法治需求，為社會提供法治研究、決策咨詢、司法實踐和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務。地方高校的法學教育在定位選擇上，應充分與地方法治建設的需要相結合，更注重社會服務功能的發揮。從社會發展需求來看，法學教育應根據各自學校的類型、層次、辦學傳統與條件等實際情況，確定各自人才培養目標和模式。地方高校作為地方社會組織的重要組成，應與當地社會發展緊密結合，基于基層社會管理中存在的多種法治需求，法學教育可以在基層社會管理中發揮協同作用，在發展教育型法律的同時，讓老師、學生更多地接觸社會，走進基層，通過參與基層社會法律服務，實現真正適應社會法治需求的人才培養。從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來看，法學是實務性科學，在進行知識性教育的同時，更應注重學生的親身體驗與實踐培訓，而且這樣的體驗和培訓應貫穿學習的始終，不是靠隨意的畢業實習等環節就能完成的，需要長期性與穩定性。如果法學教育能以基層社會管理為平臺，通過與基層社區建立長期穩定的協同關系，那么在服務基層社會管理的同時，法學教育既能發揮專業教育優勢，又能將專業教育融入社會實際，適應法律職業的現實需要。#p#分頁標題#e#   （二）法學教育與基層法治需求的有效結合   為實現法學教育與基層法治需求的有效結合，有必要進行各項資源的整合，包括知識的整合、人員的整合和服務平臺的整合。   1.法學教育與基層法治需求應進行知識的整合。所謂知識的整合，是將專業知識與社會知識、理論知識與實踐知識、課堂知識與社區知識有機融合，使之更具條理性和系統性，從而實現教育的知行合一。法學教育除了強調法律知識和基礎理論學習外，更重要的在于培養學生從事法律職業所需要的特有思維方式和判斷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些能力的培養是離不開社會的。如美國法學教育界認為法律是一種淵博的社會之學，學生學習法律之前必須有較成熟的思想，才可能對法律有深入的理解。當前，我國法學教育是建立在一種“大司法”觀的教育理念之上，即法學教育是廣泛地為全社會各領域培養法律人才，為此，法學專業知識與社會知識是密不可分的。在基層社會管理中，接觸的是社會基層，同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現象，存在很大的社會學習空間。   2.法學教育與基層法治需求應進行人員的整合。基層社會管理是一項復雜的工程，需要明確領導主體、管理主體、協同主體、銜接機制和考核體系等一系列問題，同時，基層社會管理涉及政策、法律、政治、經濟、心理等多方面知識，要求工作人員在專業知識、協調能力、組織技巧和心理應對等方面具備較高的素質。而當前，我國基層社區的管理普遍存在任務繁重、人員緊張、隊伍不穩定的問題，很多基層工作人員結構單一、素質偏低，有些臨時聘用人員，缺乏系統的專業培訓。同時基層工作人員缺乏相關法律制度的保障，其身份、權責、工作形式都有待明確。基層社會管理進行人員的整合就是一方面應以基層社會管理為平臺，整合包括政府、企業、各類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等各種社會力量，合作治理社會公共事務；另一方面應重視基層法治需求，重點發揮高校法學人才的專業優勢，以協同主體的身份融入基層社會管理，為基層社會管理提供相關知識和業務幫助。高校學生有理想、有知識、有熱情，參與基層社會管理，既充實了基層社會工作隊伍，又能充分學習與鍛煉，為日后成長奠定社會基礎。   3.法學教育與基層法治需求應進行服務平臺的整合。在基層社會管理中，政府主要負責的是服務，通過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建設服務型政府，確保職能部門形成運轉協調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合力。法律服務屬于社會服務之一，在基層，法律服務提供主體具有多元化趨勢，既有社區律師事務所、基層司法所等正式主體，也存在大量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等非正式主體。在這些眾多的法律服務主體中，缺乏一個統一的協調機制，有的主體具有專業化、職業化優勢，如律師事務所、司法所，但有時與基層實際需求不相協調，尤其在我國農村社區，因為訴求成本因素的考慮，在選擇民間糾紛解決方式的時候，更傾向于借助民間習慣和風俗取代抽象的法律條文；有的主體具有符合公共利益、滿足群眾切身需要的優勢，如基層法律服務所，但其沒有存在的法律依據。很多基層法律工作者在普通民眾“獲得司法救濟”的道路上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但不具有專業的法學教育背景。尤其是在廣大的基層農村，很多法律工作者是當地文化水平較高的人、德高望重的人組成，不能滿足社會對法律人才的高素質要求。培養法律實用型專業人才是法學教育的目的之一，由法學學生在基層社會管理中提供法律服務，一方面可以彌補律師等專業人才高價位服務標準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彌補基層法律工作者缺乏專業背景的不足。要實現法學教育與基層法治需求的結合，有必要構建一個綜合性的服務平臺，明確學校教育與基層社會工作的銜接方式。為此，需要將基層社會中多種法律服務主體進行整合，根據不同層次的法治需求來明確各服務主體的服務范圍，如涉訟糾紛由律師事務所、司法所等職業主體負責，民間調解、法制宣傳等法律服務由基層法律工作者、法學學生承擔。   三、法學教育服務社區法治建設的實現途徑   社區法治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項基礎性工程，既有助于提高社區居民的法律素質，也為社區的健康發展、有序運行提供了重要保障。地方高校的法學教育直接以地方社區建設實際為依托，可以在基層社區的法治規劃、法治宣傳和法律援助等方面發揮作用，促進社區法治建設的完善。   （一）基層社區的法治規劃   當前，我國已頒布實施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是推進基層法治建設的兩部基本法律，在推動城鄉村（居）民自治、村（居）民民主、村（居）務公開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兩法”中涉及的民主選舉制度、民主決策機制和村（居）務管理工作的開展等問題需要結合社區發展實際，就實施方式、實施過程等進行具體規劃。為此，基層社區進行法治建設，首先應進行法治規劃，應依據基層社區的地域特點、文化特點和村（居）民特點等，明確依法治區的目標、方式及步驟。在基層法治規劃中，地方高校可以社會協同主體的身份，參與基層調查、制度建設和民主監督等工作。以民主選舉制度為例，就候選人的情況宣傳、基層群眾的需求調查、選舉人的培訓等問題，都可以由法學學生承擔。同時，在民主決策機制中，涉及議事規則、聽證制度等規范化問題的法學師生也可以參與進來，負責制度建設的咨詢、建議和起草工作等。如村（居）務聽證制度的建立，其目的在于保證了村（居）民行使當家作主、直接參加民主管理的權利，但這項制度在實踐中很多時候流于形式，聽證參與人沒有真正發揮聽證的作用，如果由法學學生參與聽證過程，負責聽證宣傳、監督等工作，有助于聽證制度的實效發揮。   （二）基層社區的法治宣傳   基層社區進行法治建設，需要有效的法治宣傳，并且這種宣傳需要長期性和穩定性。如果由地方高校的法學學生承擔基層社區的法治宣傳工作，既有助于國家基本法律在基層的落實，又有助于學生學以致用。在宣傳的形式上，可以采取日常性宣傳、階段性宣傳和重點宣傳相結合的方法。日常性選傳是廣泛地普法式宣傳，主要通過布置法制宣傳欄、印發宣傳手冊、宣傳單的方式進行，以便廣大基層群眾了解我國的憲法和基本法律。階段性宣傳主要是結合我國某階段的立法動態，就新法律的頒布與實施進行重點宣傳，可以與報紙、電視、網絡等現代媒體相結合，采用表演、布置展臺等方式開展。重點宣傳是與基層群眾的現實法治需求掛鉤，通過走村入戶的方式進行宣傳。如在基層進行換屆選舉時，廣泛深入地宣傳村（居）民自治的法律法規、方針政策、程序步驟，有針對性地解決村（居）民在自治過程中碰到的疑難問題。還有可以通過講座形式，就城市房屋拆遷補償、基層群眾社保醫療、勞動保障、失業救濟和公共服務等熱點問題進行宣講，讓廣大群眾了解我國的法律，從而增強法律意識，更好地規范行為。#p#分頁標題#e#   （三）基層社區的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一項扶助貧弱、保障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社會公益事業。在基層社區，存在一些由于自然、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狀態而處于弱勢地位群體，主要是由孤、寡、殘疾、下崗、失業、農村失地、失保等人員構成，他們在維權、經濟收入、個人能力等方面都處于弱勢。   法律援助通過向這些缺乏能力、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法律幫助，使他們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的法律保護。地方高校法學教育可以以社區為基本單位，通過直接在社區建立法律援助站，開展法律服務。地方高校可以與當地司法局合作，以小分隊形式，在周邊基層社區設立法律援助點。   通過這種免費的法律服務的實踐性教學模式的開展，既可以使更多的群眾獲得免費的法律服務，以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公正，又可以解決法學實踐性教學的案件來源問題，使學生接觸更多的，不同類型的案件，從而多方面鍛煉學生法律職業能力。綜上所述，基層社會管理是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微觀基礎，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要求，需要轉變社會管理理念，創新社會管理形式。   基層社會管理通過調動一切社會協同力量，有助于整合基層資源，強化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   地方高校作為重要的協同力量，有必要通過專業優勢、人才優勢的發揮，嘗試“校區合作”管理，促進社區法治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