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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2月29日，同志在中共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發展戰略時指出，“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充滿活力，就是能夠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   ①同志提出的和諧社會觀包含著人與人和諧與人與自然和諧兩個方面。它們的達成需要一定的工具，民法便是實現它們的最佳工具之一。   ②對民法來說，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財產僅僅是實現人的目的的手段。民法文化作為倫理文化，所體現的價值則以對人自身的關懷作為首要的和最終的價值取向。“人性的首要法則，是維護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關懷是對于其自身所應有的關懷。”③自由、平等、正義是民法追求的永恒價值，同時也是民法所擁有的最基本價值。民法在整個內容設計上體現為權利法，它以一系列權利的設定來給人自由選擇的空間，承認、弘揚人的理性。19世紀英國歷史法學派的奠基人亨利•梅因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判斷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高低，只要觀察一下民法和刑法在該國法律文化中的地位即可獲知答案。大凡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其民法就相對比較發達，并且會在整個國家的法律文化中居于核心和靈魂地位;與此相反，在文明程度比較低的國家，其刑法就特別發達，而民法相對萎縮。   ④馬克斯•韋伯曾提出并論證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假說，即任何一項事業的背后都存在某種決定該項事業發展方向和命運的精神力量，而這種以社會精神氣質為表現的時代精神與特定社會的文化背景有著某種內在的淵源關系。從形式上看，近代歐洲市民社會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市民法律體系，而實質上則是孕育了一種蘊含于市民法之中的偉大的私法主、自由、平等、分權制衡等具體制度的構建提供了“原始智慧”、“原始經驗”和“原始形式”。   ①斯多葛學派在法學上則吸收了之前的自然法思想，認為人具有與上帝共同的理性，共同受同一個自然法支配，理性在人身上必然體現為一種獨立不依的普遍人格，一種自由自在的力量，它不因任何外在的命運、壓迫和權威為轉移。這是一種理性絕對自由的個人主義，一種平等的世界主義。“雅典公民是獨立的，人人都參與政事，人人都有主人翁感覺，他們不靠權柄，而靠意見的正確來取得公眾的信任，每個人就像自滿自足、怡然自得的獨立自由的小原子”。雅典城邦民主制透射出人類最早的民主曙光，充滿了民主與法治精神原創智慧的古希臘法律思想非常鮮明地表現出法律至上、尊重個人權利、尊重人的價值的人文精神。   在古羅馬的前期，法律確立的是一種不平等的身份等級制度，法律主體僅限于“家父”，家庭內部就像一個有主權的政治單元，家父對家子、婦女、卑親屬、奴隸有決定其生死之權。古羅馬的中后期，羅馬人開始了商品貿易實踐，在個人之間頻繁的基于商業目的而不是共同體維系為目的的交往中，個人的存在作用逐漸突現出來。商品生產和交換，要求獨立自由的主體，只有獨立自由的主體，才能成為勞動產品的所有人，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交換。與此同時，他也必須把交換的對手當做與自己同類的獨立自由的人。   正如馬克思指出:“還在不發達的物物交換情況下，參加交換的個人就已經默認彼此是平等的個人，是他們用來交換的財物的所有者;他們還在彼此提供自己的財物、相互進行交易的時候，就已經做到了這一點了。”②交換，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全面平等。交換規定了當事人的身份差異無須考慮。在這種家族作用逐漸消退、個人活動日益突現的社會面前，羅馬法的家族主體暴露出明顯的不適。“羅馬人把拉丁化的希臘文明帶過了亞平寧山、波河、阿爾卑斯山，一直把它移植到地中海的歐洲大陸的腹地，從多瑙河三角洲起到萊茵河口止，并且渡過多維爾海峽把它移植到英國。”③所以與此同時，希臘哲學也產生了影響，使羅馬人的思想中萌芽了最初的個人主義，逐漸形成個人意識意義上的自然法觀念。家父的主宰權力逐漸受到削弱，子女、婦女的主體身份也日益受到廣泛承認。   羅馬法之后的歐洲，處于教會法的陰影之下，基督教思想取代個人主義和國家共同體思想而具有優勢。   但中世紀西歐商業活動促使法律上直接形成了具有個人主義色彩的商法領域。最后，從商業精神中產生的個人主義觀念終于取得勝利。④14世紀，歐洲出現了所謂的三大運動:一是文藝復興，一是宗教改革，另一個就是羅馬法復興。學者認為三大運動的前奏和核心都是羅馬法復興。因為人們發覺，在現代社會中，如果希望得到安寧、幸福的生活，能夠理性地理解和規范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政府的關系，只需要恢復羅馬法里的東西并加以改造就可以，因為羅馬法已經找到了迄今為止最完美的答案，所謂羅馬法其實主要就是羅馬私法，即民法。⑤17、18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市民社會的壯大，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啟蒙時期思想的洗禮，文藝復興的要旨就是要回復古希臘自由主義和個人本位的精神———其在政治制度上所帶來的巨大變革較之在文學和藝術上取得的成績更為輝煌，這種自由的種子一旦撒播，就太具有生命力和誘惑性了，克里特靠著渺小在大海的深處點燃了自由的火花，而復興的歐洲仗著偉大通過海洋將自由的火焰燃遍全球。   ⑥個人主義、主體平等的思想的熏陶，加之資產階級革命的催化，到了19世紀，近代民法⑦獲得極大的發展，而這種發展首先表現在對古代民法主體不平等的否認和對所有自然人格的恢復上。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是近代民法的代表，其受“天賦人權”和“平等”思想的影響，確立了個人為中心的主體制度。第8條規定，“一切法國人均享有民事權利”。宣示了個人主義的主體原則，明確了個人是法律上的真正主體。#p#分頁標題#e#   所以恩格斯稱之為“以羅馬法為基礎的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法國民法典》的巨大影響從根本上說在于其反映的人文精神，正如法國學者茹利歐•莫蘭杰指出:“法國民法典總的精神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精神的體現，是18世紀哲學家作品的精神的體現”。   ①處于近現代之交的《德國民法典》也是一部體現市民自由主義時代精神的民法典，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羅馬法個人主義概念的吸引力。它的雙足仍然立于自由市民的、羅馬個人主義法律思想的土壤之上，但是它的雙手卻已躊躇遲疑地、偶爾不時地向新的社會法律思想伸出。因而拉德布魯赫說，“《德國民法典》與其說是20世紀的序曲，毋寧說是19世紀的尾聲”，或如齊特爾曼所言“一個歷史現實的審慎終結，而非一個新的未來的果敢開端”。但《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看到了社會經濟生活中企業或商業組織的繁榮興盛和它們的經濟力量，受到了經濟共同體思想以及社會連帶觀念的影響，因此，《德國民法典》采取了自然人和法人的二元主體結構。   所以，以德國為代表的現代國家并沒有動搖近代個人主體思想和個人平等原則，其主要目標仍然是追求人人有資格享有權利和自由。個人主體制度和個人權利體系，在我們的法律世界并不是可被視為或有或無的技術，它們已經被公認為法律的價值標準，也是社會的價值標準。   ②《瑞士民法典》同時使用“人格”和“權利能力”兩個概念，并在11條規定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能力。至此，傳統民法中的“人可非人”的制度與理念得到徹底否定，一切自然人都被賦予平等的人格，這種一切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平等的思想一直延續至今，是現代民法的理論基石。   綜上所述，從古希臘、古羅馬到近現代，民法人經歷了從部分自然人(羅馬法上只有家父才是法律上的人)，到全部自然人(《法國民法典》所有法國人都是民法上的人)，以至后來的自然人的延伸(如法人等擬制人)即一個從“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發展過程。近代民法提升了人的主體性，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把所有人生而平等享有權利寫進了法典，承認了人的獨立性與平等性，使人從等級、身份制度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它以尊重人、肯定人、解放人為己任。這正如亨利.梅因在其《古代法》一書中所作的精辟總結:“我們可以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迄今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③“從身份到契約”深刻闡明了人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家族關系束縛中解放出來，過渡到“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進步意義。   ④“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過程，也就是從不平等身份到平等身份的過程，是對平等身份的發覺、保護和鞏固的過程。⑤“從身份到契約”是對人的尊重的意識覺醒，它發現了獨立、平等的人格是人進行創造的基本條件，發現了尊重權利，進而尊重人的偉大意義。商品交換不但規定了主體的全面平等，而且還與所有權制度共同規定了契約和契約自由，契約隨著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普遍化而被推及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因此，19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又被稱為“契約社會”。   契約自由是近代民法的核心，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代言人”是建立在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之上，以人文主義為價值基礎，以市場經濟為根植土壤，以國家履行消極職能為政治保障。然而，即使是在高唱“平等、自由、博愛”的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和不平等是客觀存在的。人們總是處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從而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資本家與工人、雇主與雇工，不同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締約能力的實質不平等。正如德國學者拉德布魯赫對建立在契約自由之上的勞動關系的剖析“這種形式上的契約自由，不過是勞動契約中經濟較強的一方———雇主的自由，對于經濟上的弱者———饑腸轆轆、兩手空空必須尋找工作的雇員，則毫無自由可言，他唯有接受他能找到的雇主向他提出的勞動條件，而不論好惡。”⑥因此，近代民法中的平等民事主體出現了分化與對立，企業主與勞動者的對立。在經濟地位不平等的交易者之間，契約自由成了弱肉強食的工具。因此，近代民法否定和摧毀了等級不平等的身份制，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和人，但由于它不考慮當事人在智力、知識、經濟等方面的差異性，其所保護、調整和關切的對象是抽象的人，而不分年齡、性別、職業等之分，這樣，它就把各個人的具體情況如婦女、兒童、貧富強弱等統統給抽象掉了，由此也造成了許多令人難以忍受的后果:支持了在各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實際上的不平等，尤其使貧富差距中產生的問題表面化。拉德布魯赫因此說:“在一切稱為無經驗、貧困、輕率的場合，專門以狡猾、放任且利己的人為對象而制定的法，只能將與之性質不同的人引向毀滅。”①所以，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雖然走出了身份的牢籠但卻被套上了無形支配的枷鎖，市場主體間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日益凸現。這種不平等導致了經濟上的支配關系，一種新的身份關系———強者與弱者。“現代化摧毀了血緣、家庭關系的紐帶建立起來的親密關系，同時又把人們以新的形式聚集在一起。   一方面使人們之間變成了‘陌生人’，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一種在功能上的互相依賴關系?，F代社會建立在商品生產基礎上的人們之間的關系，就是這種‘陌生人’關系的典型。法的發展伴隨著梅因所說的‘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也就是說親密性關系日益退居次要地位，而人們之間的契約關系，‘陌生人’之間的關系日益占據統治地位。”②這種“陌生人”，并非自然意義上的“陌生人”，而是指不以血緣、種族等為紐帶的普遍的個人。“陌生人”之間的關系，是靠著契約和注意義務來彼此依賴的。契約法的擴張，使契約法的調整不再僅限于封閉的古典契約關系，而注意標準在法律上始終是一個隨社會變化和環境變遷起伏的變量，這就使“陌生人”之間的關系判斷更加具體化，滲透了當時的社會觀念。調整“陌生人”關系的兩方面的規范，都有社會性的顯現，這種趨向在現代法中的具體表現，主要是保護弱者的傾向。③所以19世紀以來的現代民法，對近代民法確立的抽象人格、契約自由進行了修正，順應了弱者保護的潮流，注重從經濟力量強弱對比的角度進行利益平衡，運用身份、契約兩種手段調整民事法律關系。國家借助身份調整民事關系，干預經濟力量的自由放任，確立弱者保護思想，實現社會實質正義。所以，如果對現代民法的發展做一個簡要概括，那么，用“從契約到身份”來表達再恰當不過了。#p#分頁標題#e#   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可以高度概括為完整人性和嚴格自由主義，這實際上也是推動民法現代化的人文主義精神力量。正是在現代民法中我們看到了民法確實有一種悲天憫人的關懷和引導人趨善避惡的神圣使命。實質上，現代民法及其人文精神是對人的本質的一種民法應答:民法反對重物輕人，既高度重視人的財產權，又把人格權擺在應有的位置，這實際上是人的物質性和精神性的矛盾統一;現代民法既注重形式正義，宣布所有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又關注實質正義，對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弱者的呼號和疾苦予以深切的同情和現實的保護，這實質上是人的群體性與個體性的矛盾統一;現代民法既促進、弘揚人的自由、首創精神，又昭示一種對自由的約束與節制，這實質上是人的能動性與受動性的統一;現代民法主張過錯責任，又主張對之進行補正的無過錯責任及公平責任，這實質上是人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統一。   近代民法確立了以抽象人格為基礎，以平等主體為核心的法律構造，導致了經濟地位上的強者對弱者形成實質上的支配和控制。契約自由卻帶來了弱者意志的不自由!人格平等遠不等于實際生活中的平等!現代民法的重要發展，即從抽象的法人格中，分化出具體的法人格，以降低甚至消除無形的支配關系。這種具體人格即是消費者、勞動者、中小企業等弱者身份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經營者、企業主、大企業等強者身份?，F代民法根據當事人的具體人格，對強者課以更多的義務或限制，對弱者賦予更多的權利和保護。從而使人格平等由抽象走向具體，人格平等的內涵得到深化。如果說“從身份到契約”和“從契約到身份”是法律的兩次巨大發展，那么它也同時勾勒出人格的演變軌跡是:人格殘缺———人格獨立、抽象人格———人格平等、具體人格。   三、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弘揚民法的人文精神   解決弱勢群體⑤問題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弱勢群體是一個規模龐大、結構復雜、分布廣泛的群體。在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主要由以下幾部分人構成:一是下崗失業人員;二是那些從來沒有在國有單位工作過，靠打零工、擺小攤養家糊口的人，以及殘疾人和孤寡老人;三是進城農民工;四是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五是收入較低的貧困農民。有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弱勢群體的規模在1.4億1.8億人左右，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1%14%左右。一個如此龐大的弱勢群體的存在是我們黨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必須關注和解決的一個現實而迫切的重大問題。關注弱勢群體，解決弱勢群體問題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當前，人文精神缺失的問題，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在現階段，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功利主義和物質主義有所抬頭，輕視人文建設的傾向有所加劇，人文精神滑坡，倫理道德弱化。   在這種背景下，種種不講人道主義精神，不尊重人的價值，無視人的尊嚴，丟掉人格的惡劣現象時有出現。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有必要大力弘揚人文主義精神。社會和諧必須處理好人與人的關系。   這就要求必須堅持公平正義的原則，注重社會公平，搞好社會管理，體現社會關愛。和諧社會取決于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這就要求人與人之間強調誠信友愛，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作，從而使社會活力迸發，使社會更加公平、幸福、和諧。只有大力弘揚人文精神，培養樹立誠信、友愛、寬容等各種美德，才能真正做到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和諧。   自清末法律改制以來，在學習、借鑒西方法治文明的過程中，與中國走出身份社會相適應，刑民不分的局面已被打破，我們已經在實質上開始了一百多年的繼受、借鑒羅馬法及其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批判中國法律傳統，批判現行法，按照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建立法律體系特別是民法典，通過民法典的制定來弘揚人文主義精神的要求和呼聲越來越強烈。   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要弘揚人文主義精神必須通過民法來體現。現代中國正從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轉向自由、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現行民法關于“人”的民事主體制度是建立在抽象人格論的基礎上，并在其具體規定上又以具體人格為標準賦予其不同的利益機會，劃定不同的“起跑線”。這種帶有具體色彩的抽象人格論不同于以抽象人格為主，兼顧具體人格的西方現代抽象人格論?，F代西方民法在抽象人格的基礎上，兼顧消費者、雇工、婦女、兒童等弱者的具體人格，其目的在于通過對這些具體人格的特殊保護，從而追求實際的社會平等，而不是像近代純粹的抽象人格論追求的形式的社會平等。中國現行民法在規定了抽象人格之外，也規定了具體人格，諸如全民所有制法人、集體所有制法人、私營企業法人，外資企業法人等。這些具體人格更多地具有公法上的意義。這顯然不是對“弱者”的保護，相反，可能導致對“強者”公法上的特權通過私法方法予以保護的后果，比如，貸款優先貸給國有企業。這顯然違背了民事主體平等的基本原則。民法作為私法，本質上是市民法，我國越來越成熟的市民社會要求民法拋棄過去主要為政治國家服務的公法意識，而應根植于市民社會，關懷每一個市民社會的成員，應著重兼顧對消費者、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老人、兒童、殘疾人以及個體私營企業等“弱勢群體”權益的保護。此外，我們“慈母般的民法”不僅應關懷每一個已經出生的人，而且還應呵護著媽媽肚子里還沒有出生的生命體，賦予其完全的民事權利能力。①所以修改目前我國帶有鮮明具體色彩的抽象人格制度迫在眉睫，應趁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春風，在正在起草的民法典中確立新型的抽象人格制度。   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歷史過程。建立平等、互助、協調的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的美好追求。民法則通過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進而達到人與人和諧的目的。誠信是和諧社會的運作原則。所謂誠信，是指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維持雙方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的立法者意志。#p#分頁標題#e#   ②而人與人之間利益平衡的實現就意味著社會的和諧。在現代社會，公共生活領域不斷擴大，人們相互交往日益頻繁，誠信道德在維護公眾利益、公共秩序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只有人人講誠信，給他人以信任，公共生活領域中的和諧人際關系才能形成?？鬃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誠信是個人的立身之本，社會民眾有了誠信這種高尚的道德人格，社會也就有了互敬互愛、長幼有序、融洽和諧的生產生活秩序。正是出于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的目的，民法把誠信奉為“帝王條款”之尊，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民法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法。德國學者施塔姆勒認為，法律的標準應當是社會的理想———愛人如己的人類最高理想，行為符合這種理想即符合誠信原則。這種理想處在高于法律和契約的地位，誠信原則便是這種最高理想的體現。如法律或契約與最高理想不合，則應排除法規而適用誠信原則。   ①誠信標準也是大多數人遵守法律的理由，“我們遵守法律，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被迫遵守法律，而是因為我們感到遵守法律是正確的。甚至在我們知道遵守法律并不有利于我們個人的直接利益的時候，在我們知道我們可以不遵守法律而不會因此受到懲罰的時候，還是感到有責任遵守法律。我們這樣做，使法律獲得了道德特征，獲得了道德權威。…….正是法律的這種由法律原則所給予的道德特征，給予了法律特別的權威，也給予了我們對法律的特別的尊敬。”②所以誠信使得人們自覺遵守法律維護社會和諧，誠信使民法具有了倫理道德色彩，而“道德的目的，從社會意義上看，就是要通過減少過分自私的影響范圍、減少對他人的有害行為、消除兩敗俱傷的爭斗以及社會生活中其他潛在的分裂力量而加強社會和諧”。   ③現代法的精神就是私法的人文主義精神，民法作為市民社會的“憲章”，始終以人為焦點，并以人的權利和自由為終極關懷，因而民法實質上是人法，是市民社會全體成員的“人權宣言”。“人總是生活在兩個社會中的，一是市民社會，所謂市民社會，就是人之為本質的那些社會關系，人生存的基本需要。作為生物意義上的人，他需要占有財產，有良好的生活條件;作為社會意義上的人，他有名份的追求，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這都是人之所以成為人，人之本的東西。   而民法則通過規則和文化來認可這些人之本的東西。二是與市民社會相對應的政治社會，但作為一個人，他的生存之本是在市民社會之中，而不是在政治社會中。市民社會中的需求則是人們須臾不可離開的，是人的生存之本。而民法正是關于肯定和保護人之基本生存狀態所需要的權利的法”。   ④所以真正的民法應當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流淌著一種與人的私權水乳交融的人文精神，法治在市民和諧社會的主要表現形態就是私法的自治，私法至上是市民和諧社會的法治信念。法律花環般的柔性突出表現為私法對個人私權利寬容的庇護。私權是和諧社會的特質和血液，私權越發達，和諧社會越成熟。私權的衰弱勢必導致和諧社會自身的貧血。衷心希望中國的民眾能夠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而享有越來越多的私法領域的權利，能夠在越來越完善的人身權和財產權制度的庇護下幸福安寧地生活，能夠真正成為擁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私權主體!和諧社會的存在離不開自由的空氣和秩序的土壤。只有在以人為本的社會，權利才會受尊重;只有在民主法治的社會，權利才有保障。所以在和諧社會，人是最高的社會價值，其他都是第二位的，不是人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所以制定我國民法典和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最高指導思想就是關心人、尊重人、發展人。我們立法者們的血液里應靜靜地流淌著民法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