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社會學視野下生態文明建構，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人類在與自然界抗爭的歷史中創造了文明，物質占有欲的過度膨脹和經濟理性工具的不斷更新，致使人們錯誤地將自身引入生態危機當中。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矛盾逐步凸顯，生態環境不斷惡化，促使人們開始重新反思，構建生態文明社會的文化自覺開始被人們普遍接受。   一、文明與生態———人與自然抗爭的動態演進史   文明是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活的成果總和，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中進步、合理成分的積淀，文明的發展水平標志著人類社會生存方式的變化”［1］。從本質而言，文明就是指人類社會脫離野蠻與蒙昧，以可持續的狀態維系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方式，是一個綜合的有機整體，包括縱觀的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現代文明，以及橫觀的政治文明、經濟文明、精神文明和社會文明等形式。   文明同時也是一個動態的演進系統，經歷著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緩慢曲折上升的演進過程。就發展形態而言，人類社會經歷了從混沌型的原始文明，經驗型的農業文明，以及相對理性的工業文明，甚至發展更為理性的后現代文明的演進歷程。原始文明是建立在采集與狩獵相結合的方式獲取生存資料的基礎之上，形成適應自然最原始的初級文明形態，是“神話自然觀占統治地位，它把自然神話，人對自然的態度是恐懼、敬畏，崇尚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自然文化———向往混沌的原始文化”［2］。農業文明是建立在栽種與馴養相結合的方式獲取生存資料的基礎上，形成順應自然，同時又采取一定的行動來改造自然的文明形態，人對自然的態度是依附、順從，崇尚人與自然自覺親和的文化———經驗主義的農業文化。工業文明是建立在科技動力基礎之上，以控制和改造自然并取得空前勝利的時代，人類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先進生產力、物質產品和生活方式，開始了物化自然的“統治自然”狀態，并形成了征服、利用，崇尚人與自然分裂對立的科技文化———崇尚“理性”的工業文化。同時，工業理性也為生態危機埋下隱患。無論如何，人類文明發展都離不開原始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統一體———自然系統，這就從本質上將人類社會文明與生態發展相關聯，使得生態文明不可避免地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永恒主題。二、生態文明———旨趣與功能要求   1.生態文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旨趣   生態文明是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規律而取得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是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理論形態［3］。生態文明的旨趣在于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生，是將矛盾著的各種關系逐步緩解，促進相互協調發展的進程，因此“和諧共生”成為生態文明的本質要求。從本質而言，和諧共生的社會必須由三方面構成:一是建立在良性共生的自然生態環境基礎之上的物質文明;二是建立在良好的人文生態環境基礎之上的政治文明;三是建立在良好的心理生態環境基礎之上的精神文明，由此構成三位一體的生態文明社會，才是一種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共處的良性狀態。   2.生態文明的功能要求———自然、精神與社會   第一，自然生態環境是生態文明的基礎。生態文明建設功能要求源于生態危機對人類社會的巨大影響，自然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導致人類生存環境發生巨大變化，過度的資源攫取和生態環境破壞致使承載人類社會生存的自然母體承受巨大壓力，生態危機已成為人們生存和發展的重要阻礙，也迫使人類開始反思其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正是為緩解人類與自然間的緊張關系，促進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的“黃色文明”、工業社會的“黑色文明”逐步向信息科技社會的“綠色文明”的和諧過渡。正因為如此，自然生態才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所在。   第二，精神文明是生態文明的核心。如果說生態文明外在依存于自然生態，那么生態文明的核心則是精神文明，它亦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內在價值追求，表現為人類對待自然所呈現出的道德態度和價值理念。工業文明的巨大成就過度膨脹了人類的占有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人類中心主義”和物質主義的盛行，過分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致使自然以報復的形式懲罰著人類的過度破壞行為。精神文明強調人類從理性出發，摒棄傳統思維當中人類對自然的征服、支配的錯誤，而采取更加尊重與愛護自然、保護自然、回歸自然的理性思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平等共處，因而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所在。   第三，社會文明是生態文明的根源。美國著名社會生態學家默里•布克欽在《什么是社會生態學》一書中指出:“幾乎所有當代生態問題，都有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根源。如果不徹底解決社會問題，生態問題就不可能被正確認識，更不可能解決”［4］。實踐證明，當代環境問題可以排除自然性因素，而是由不公正的社會制度、生產方式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等社會原因造成。換言之，是由全球自然資源在不同國家、地區和人群之間的不公平分配而形成的矛盾沖突和危機，而不是簡單而偶然的“個人價值取向”問題，2010年哥本哈根會議世界環境峰會則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實質。因此，生態文明建設的功能要求，從根本上是人類對傳統社會發展形態的審視和反思，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對全球經濟發展模式的客觀要求。   三、生態危機———生態文明的悖論   1.生態危機———經濟理性戰勝社會理性價值取向   生態危機是由人類對自然的過度攫取，導致維系社會存在的自然生態系統遭受重大的損害，從而給人類社會自身發展造成極大障礙的失衡狀態。當人們驚嘆并陶醉于對自然改造和攫取的巨大成就時，也不可避免地看到文明炫耀的背后隱藏著日益深刻的生態環境問題:“文明現在依靠地球社會的方式正在使地球薄薄的、生命所以存在的表面以及我們自己一起走向毀滅”［5］。歷史也證明，人類無休止的非理性活動，給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破壞，生態危機已經成為人類歷史上不可回避的發展問題。即使在古代文明中，最為璀璨的兩河流域、印度和瑪雅文明，都隨著人類社會的興盛而過度破壞環境，成為文明因生態環境破壞而最終湮滅的佐證。同樣對于工業文明，恩格斯也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文明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又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步的結果又取消了”［6］。在這場經濟理性與社會理性的博弈過程中，生態與文明的負效應———生態危機，成為日益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可再生資源迅速枯竭、可重復利用的資源迅速退化、環境污染加劇，以及人口急劇膨脹而帶來的社會問題不斷凸顯，已經開始嚴重影響人類的生存環境，成為全球普遍存在的現象，并逐步引起人類的反思:如何解決生態危機?#p#分頁標題#e#   2.深層根源———排除道德關懷的工具性結果   生態危機歸根結底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自身問題，歸咎于人類在對待生態問題上將道德關懷排除在外，倡導生態環境的工具性和經濟理性，致使這場危機影響到全世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成因:首先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誘使。“大衛•佩珀把人類中心論理解為:一種把人類置于一切生物的中心的世界觀———它被大多數西方人視為當然。把人作為一切價值的來源，因為價值概念是人創造的。這種自古希臘以來一直是支配人類文明經常的主導性力量的價值觀，被澳大利亞環保主義者約翰•希德視為‘人類沙文主義，與性別歧視類似’。”［7］這種價值觀源于兩方面因素:一是基督教傳統中“彼岸世界”理念，人類在“萬惡的世界”只是一個經歷磨難和洗禮的過程，天國是作為死后歸去的永恒之地，更何況上帝創造人的時候，就對人賦予管理、控制和統治自然的權利;二是源于古希臘哲學家“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思想［8］，也就是康德所說的，就動物而言，文明不負有任何直接義務，動物不具有自我意識，僅僅是實現外在目的的工具，而這個目的就是人。將人視為自然環境內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并作為一切價值的判斷尺度，對外界生物進行工具性的利用，也因此將人類以外的生態系統排除在道德關懷之外。   其次是技術缺陷的使然。   科技的強勁動力極大地滿足了人類的物質需求，并將道德等諸多限制因素排除在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作用也被刻意忽視。美國學者康芒納對二戰后美國增長最快的消費品產生的污染進行統計分析后發現:人口增長的對數等于自1946年以來全部污染物質生產的增長對數的12%～20%，而技術因素，自1946年引進的新技術所導致的單位產品的污染物量的對數，是總污染物量對數的80%～85%［9］。生產過度依賴于原材料的攫取和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導致全球生態危機不斷加劇。最后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必然。以康芒納為代表的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生態危機雖然不能直接等同于，但卻是深深根植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全球化擴張，而且只要接受了這種生產方式就不能消除現代生態環境問題的存在。資本主義是追求經濟合理性的社會，以追逐利潤最大化、市場化和消費不斷擴張為特征的“唯生產力論”，同生態合理性要求格格不入。馬克思也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人與土地的物質轉換出現“裂縫”，城鄉相互分離和對立，是由于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和資本家對利潤的無止境的追求，導致人異化、自然異化和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最根本的社會原因。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另一位主要倡導者本•阿格爾指出，“資本主義由于不能為了向人們提供緩解異化所需要的無窮無盡的商品而維持其現存工業增長速度，因而將觸發這一危機。”［10］資本主義由于其自身無法克服的擴張本性與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毀滅成為必然。   四、構建生態文明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功能定位   (一)強化生態政績，發揮政府職能。   建立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決策機制，政府部門應把生態環境保護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遠規劃和年度計劃，著力在產業發展、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加強綜合決策協調能力。一方面，倡導政府主導的“綠色發展觀”，追求“生態GDP”。客觀而言，當前我國社會工業文明任務還沒有完全完成，如果我們現在繼續采用發達國家慣用的資源高耗型工業化發展模式，等完全實現工業化的成熟階段，即新型工業化階段，然后再去追求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那我們將和早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文明發展拉開巨大差距，被動的局面將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為避免這一狀況的發生，政府有必要加強引導生態文明建設發展模式，盡量縮減和避免只重經濟發展數據而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發展模式，降低能耗，保護生態，將生態保護列入到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當中，加大綠色產業的發展扶持力度，追求綠色的GDP政績。另一方面，實現政績考核的“生態標準”。實現政績考核標準的生態化，既要求弱化政府剛性考核標準，增加社會經濟發展的綠色生態考核指標，又要加大對相關部門和個人行為道德的“生態標準”，即要強化公職人員的成本意識、環境保護意識，強化生態文明自我規范和實踐表率。政府考核標準的生態化趨勢可以有效加強公共服務部門的生態意識，從道德素養和紀律規范上強化公職部門的生態文明意識。   (二)提升民眾意識，倡導低碳消費。   低碳生態意識是生態社會發展的核心要素。一方面，加大綠色低碳宣傳，倡導和宣傳綠色消費理念，傳遞綠色消費信息和方式方法，使消費者從根本上認識到綠色消費對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意義。與此同時，政府還應向廣大消費者普及低碳消費知識，通過制度化、系統化、大眾化的教育，通過綠色立法規范更新消費觀念，使消費者建立合理的綠色消費結構和安全、多元化的綠色消費方式。另一方面，提升生態責任意識。低碳消費觀要求消費者在作出消費行為時，不能只考慮個人感受，更要考慮到社會后果和生態后果，因此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理念，更加具有理性思維，它不僅僅是一種權利的選擇，更是一種義務的履行。   (三)優化生產模式，實現綠色生產。   優化生產、流通企業和部門的生產模式，是實現“綠色生產”的關鍵所在，也是聯結綠色生產、綠色流通以及綠色消費的關鍵環節，直接決定著區域生態文明發展進程，具有重要的意義。理論意義上，城市發展取向要以城市生態環境為依托，倡導和發展生態產業、生態科技和循環經濟，同時以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生態文明為準則，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者的統一協調。宏觀層面上，要建立起以綠色城市為主、環保農村為輔的發展目標，不斷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綠色高科技產業項目，激勵生態化工程和信息化工程為代表的“三高一低”(高增值、高知識密集化、高新技術、低能耗)產業的發展。具體操作層面上，要以最大化效用利用有限的自然資源，大力發展完善生態工業、生態農業和現代服務業，尤其要走新型工業化路徑，大力發展完善資源綜合利用、清潔生產和保護等融為一體的新型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城市發展架構。#p#分頁標題#e#   (四)完善法律監管，加強生態保護。   完善的法律監管體系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強保障，是“綠色保護觀”得以合理化、合法化的主要維系力量。相對發達國家而言，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制度較為薄弱，尤其是社會經濟相對欠發達的中部地區，更是缺乏相關法律法規對生態文明建設的保護，這使得生態文明建設缺乏合法化的制度保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這些地區的生態文明發展趨勢。因此，以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式方法制定和完善區域性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保障。   (五)倡導生態文化，營造生態文化社會氛圍。   生態危機有其社會根源，生態文明建設依賴于社會文明建設，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保障制度來克服人與人之間的生態不和諧、相互爭奪自然資源而進行破壞性攫取具有重要和現實的意義。我國早期由于受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影響多元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生產領域長期沿用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源耗損換快速增長的發展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態環境的惡化，致使生態文化意識失范，生態保障制度缺位，生態環境遭受巨大的破壞。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氛圍、“綠色文化”價值觀、社會公平正義觀都有待進一步加強。要根治這些深層次問題，必須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加強對人民的權利和利益保護，引導公民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一方面，我們需要調整利益關系來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社會的不和諧與沖突從根本上是由資源稀缺性造成的競爭和利益沖突。因此，通過不同階層的人們相互協調從而達成一致，以制度化、法律化來保證各個階層通過民主和平等的方式合理分配資源將成為維系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舉措。另一方面，我們應樹立健康的“綠色文化觀”，積極倡導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協調、共生共榮的發展理念，克服盲目的短期發展理念，逐步形成健康文明的“綠色生態文化”，促進人類社會與自然的和諧健康與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