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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銀行信貸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者們關注的焦點問題。大多數(shù)理論和實證研究均表明，“信貸渠道”（CreditChannel）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當經濟遭受負面外部沖擊時，通過加大信貸投放力度，可以有效緩解企業(yè)和消費者面臨的流動性約束，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避免實體經濟陷入衰退和失業(yè)率的上升。然而，信貸的高速擴張和不合理投放一方面將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同時又可能導致物價的過快上漲和資產價格泡沫膨脹，并且加大金融機構面臨的信用風險。因此，在復雜多變的經濟金融環(huán)境下，合理控制信貸投放總量、節(jié)奏和方向，使其有效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同時避免流動性過剩引發(fā)的各種風險，是宏觀調控和金融監(jiān)管部門面臨的重大挑戰(zhàn)。與國內其他省份相比，銀行信貸對浙江經濟增長的意義更為重要。一方面，浙江經濟以中小民營企業(yè)為主體，2009年全省生產總值的70%、稅收的60%和新增就業(yè)崗位的90%均來自于民營經濟。與國有大型企業(yè)相比，中小民營企業(yè)的自有資金較為匱乏，同時又難以通過股票和債券市場獲得直接融資，因此對銀行信貸資金的依賴十分明顯；另一方面，以外向型制造業(yè)為主要特征的浙江經濟更容易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對國內宏觀政策的變化也十分敏感。在國際金融危機余波尚未完全消退的背景下，研究信貸投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于更好地發(fā)揮信貸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促進全省經濟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二、信貸影響經濟增長的理論基礎   通過信貸投放來影響實體經濟活動的理論基礎是貨幣政策傳導的信貸渠道論。該理論源于RobertRoosa（1951）提出的信用可獲得性學說，之后Stiglitz和Weiss（1981）、Bernanke和Blinder（1988）以及Kiyotaki和Moore（1997）等研究確立了其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地位。但在關于信貸渠道的實證檢驗方面，國內外學者的結論并不一致。Driscol（l2004）利用美國各州的面板數(shù)據(jù)進行研究后并未發(fā)現(xiàn)信貸規(guī)模可顯著影響實際產出；而Cappiello（2009）則發(fā)現(xiàn)，在一些歐洲國家，信貸投放的變化能夠有效地影響產出。在我國，夏斌等（2003）的結果表明信貸增長對經濟的解釋能力強于貨幣供應量；蔣瑛琨等（2005）也發(fā)現(xiàn)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貸渠道在貨幣政策傳導中占有重要地位；盛松成等（2008）利用1998—2006年的月度數(shù)據(jù)進行實證檢驗，發(fā)現(xiàn)我國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渠道是銀行貸款。但也有一些學者得出不同的結論，如陳飛等（2002）和孫明華（2004）就認為信貸渠道對我國產出只有微弱的影響。   信貸渠道理論的核心思想是：由于銀行貸款與其他金融資產不可完全替代，特定的融資需求只能通過銀行貸款得以滿足，因此貨幣當局可以通過特定政策的實施改變銀行的貸款供給，最終影響總產出等真實變量。該渠道發(fā)揮作用需要兩個前提條件：一是貸款和債券不可完全替代，并且存在依賴貸款的私人部門；二是貨幣當局能夠有效控制銀行的可貸資金。下面用一個簡單的引入信貸市場的IS-LM模型來分析信貸傳導機制。出于簡化的目的，假設市場只有三種金融資產：貨幣、債券和貸款，貸款和債券的利率分別記為：ρ和i。投資者對貸款的需求函數(shù)可以表示為Ld=Ld（ρ-，i+，y+），其中，y代表收入，+和-符號表示變量對Ld的影響方向。貸款由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Ls=λ（ρ+，i-）D（1-τ），其中，D為存款，λ（ρ，i）代表銀行將存款投資于貸款的比例，τ為存款準備金率。假設公眾不持有現(xiàn)金，則存款可以表示為：D=m（i）R，m（i）為貨幣乘數(shù)，R為存款準備金，那么，Ls=λ（ρ+，i-）m（i-）R（1-τ）。當信貸市場達到均衡時Ld（ρ-，i+，y+）=λ（ρ+，i-）m（i-）R（1-τ）（1）信貸市場均衡利率決定了依賴于信貸資金的投資者可獲得的信貸數(shù)額，并進而對投資和產出產生影響，因此，刻畫產品市場均衡的IS曲線應當表示為：y=Y（i-，ρ-）。但信貸市場的存在并不影響貨幣市場，LM曲線保持不變。圖1和圖2分別給出了信貸市場、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均衡狀況。在標準的IS-LM宏觀經濟模型下，債券和貨幣是兩種可完全替代的資產，此時Ld和Ls都是平行于橫軸的直線。當ρ>i時，Ld=Ls=0；當ρ<i，Ld=Ls=Lmax，Lmax為可供給的最大貸款數(shù)量。但是不論哪種情況，投資需要的資金都能得到滿足，信貸投放不影響產出。當存在信貸傳導渠道時，情況則有所不同。如圖2所示，當中央銀行增加存款準備金供給時，LM曲線向右移動至LM1，利率下降，產出從y1增加到y(tǒng)2。與此同時，存款準備金的增加使得銀行貸款供給增加，圖1中的Ls曲線向右移動至Lsi，貸款利率ρ降低，投資者將借貸更多資金用于生產，從而IS曲線向右上移動至IS1，產出進一步增加y3-y2，可見，信貸投放增大了貨幣政策的擴張效應。從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信貸投放的產出效應（y3-y2）的大小取決于三方面因素：中央銀行對銀行可貸資金的影響程度m（i-）R（1-τ）、銀行發(fā)放貸款的意愿λ（ρ，i）以及信貸資金的投入產出效率墜Y/墜L。   三、浙江省信貸投放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1990—2010年，浙江省信貸規(guī)模和產出總體上均保持了較快的增長態(tài)勢，尤其是2002年之后，二者均呈現(xiàn)出加速增長的趨勢。考慮到投資在信貸傳導渠道中的作用，以及我國主要以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現(xiàn)實，我們將固定資產投資納入考察范圍。圖3給出了浙江省gdp、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人民幣貸款余額①的變化軌跡。從圖3可以直觀的看出，1990年以來浙江省的GDP、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貸款余額在變化趨勢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而從統(tǒng)計上來看，三個時間序列亦呈高度的正相關關系，如表1所示。為了進一步考察各變量之間的作用機制，本文運用如下向量自回歸（VAR）模型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和脈沖響應分析：其中，Yt是個三維列向量，包含貸款余額、固定資產投資和GDP；β為三維行向量，Yt表示滯后項的系數(shù)；εt為殘差；p為變量的滯后階數(shù)，由估計的似然比和AIC決定。   為了消除數(shù)據(jù)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分別對三個變量取自然對數(shù)，記為：lnLOAN、lnFAI、lnGDP。首先，對所有變量的水平值和一階差分值進行ADF單位根檢驗，以判斷各序列的平穩(wěn)性。檢驗結果表明，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過程I（1），其一階差分構成平穩(wěn)的時間序列。然后，對所有變量進行包含常數(shù)項但不含趨勢項的Johansen協(xié)整檢驗。由表2中的結果可以看到，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三個變量存在著一個協(xié)整關系，這表明貸款余額、固定資產投資和GDP之間存在一個長期穩(wěn)定的均衡關系。對存在協(xié)整關系的非平穩(wěn)變量可以進行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當且僅當變量X的滯后項在預測Y的方程中具有邊際預測力時，稱X對Y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即X以Granger方式引致Y。對上述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性檢驗，得到如下結果（見表3）：變量預測因變量的能力越強。前面兩組檢驗結果表明，貸款對固定資產投資和GDP均具有強烈的單向因果關系，第三組結果則顯示固定資產投資和GDP之間互為因果關系，但前者對后者的解釋力更強。因此，三個變量的時間序列表明浙江省存在明顯的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即貸款→固定資產投資→GDP。協(xié)整檢驗揭示了變量之間存在的長期均衡關系，通過對上述VAR模型②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則可以進一步展示當遭受外生沖擊而偏離均衡時，各內生變量短期內的動態(tài)反應。脈沖響應函數(shù)描述了在隨機誤差項上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后對內生變量的當期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從圖4可以看到，受到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正向貸款沖擊后，固定資產投資FAI和GDP均出現(xiàn)上升。其中，F(xiàn)AI迅速做出反應，第一年增加了約0.04，并在第三年達到最高峰，增加了約0.08；GDP的反應較為遲緩，時滯為四年，在第四年達到最大值，大約增加了0.05。#p#分頁標題#e#   四、浙江貸款產出效率下降的成因分析   前文的分析表明，貸款對于浙江省的經濟增長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并且二者之間也存在一個長期均衡關系。但近年來，隨著貸款規(guī)模的快速增長，浙江卻出現(xiàn)了貸款資金使用效率下降的趨勢，表現(xiàn)為貸款增速一直高于實體經濟增長速度。圖5給出了以1990年不變價①衡量的實際GDP增長率與人民幣貸款實際余額增長率的逐年變化情況。從中可以看到，自1996年開始，浙江省的貸款增速就超出實際GDP增速，二者之差在信貸大量投放的2003年和2009年更是分別達到了17.9和24.46個百分點。為了避免價格指標對分析可能造成的影響，我們使用GDP貸款比（當年名義GDP/年末貸款余額）衡量貸款資金的使用效率。該數(shù)值越大，表明單位貸款創(chuàng)造的GDP越多，貸款的產出效率越高。圖6給出了浙江省1990年以來各年度的GDP貸款比及其與全國平均水平的比較情況。從圖中可以看到，1990—1995年間浙江省的GDP貸款比處于1.4~1.7之間的較高水平；1996年后GDP貸款比呈現(xiàn)下降趨勢，并在2003年首次低于全國水平；隨后，二者差距逐漸拉大，在2008年達到0.3的最大差距；2010年，浙江省GDP貸款比0.6，為樣本期間的最低水平。影響貸款產出效率的因素顯然是多方面的，①本文僅從貸款投向結構的角度給予部分解釋。出于簡化分析的目的，不妨假設GDP與社會資本存量（K）之間存在簡單的線性關系，即：GDP=αK+β，其中，α為資本產出系數(shù)。將上式兩邊同時除以貸款余額（L），則有：GDP/L=αK/L+β/L。因此，不難看出，影響貸款產出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兩方面：資本的產出效率（α）和貸款的資本形成效率（K/L）。   （一）資本的產出效率（α）   在現(xiàn)有文獻中，資本的邊際效率常常用“邊際資本—產出比率”（ICOR）來衡量。②由于資本存量的變動等于投資流量（I），因此，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可以用GDP的增量與投資的比率（dGDP/I）來表示。而邊際資本—產出比率（ICOR）是資本的邊際生產率的倒數(shù)：ICOR=I/dGDP，該數(shù)值越小，表明資本的邊際產出效率或投資的產出效率越高。從圖7中可以看到，在樣本期間浙江省的投資產出效率出現(xiàn)了兩個明顯下降的階段，分別是1998—2000年和2008—2009年。與圖6相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這兩個階段正是GDP貸款比快速下降的時期，而在投資產出效率較為平穩(wěn)的2002—2007年，GDP貸款比的下滑速度也較為緩和。由此可見，投資產出效率的波動在較大程度上解釋了浙江省貸款產出效率的變化。與資本產出效率密切相關的是投資結構及其引起的產業(yè)結構變化。長期以來，我國（包括浙江省）主要依靠政府主導的投資帶動經濟增長，外延式的投資擴張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尤其是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為了應對外部負面沖擊，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銀行信貸資金投向房地產和政府主導的投資領域，如基礎設施行業(yè)。這些行業(yè)資金需求量大、建設周期長，且自有資金比例低，相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創(chuàng)造單位GDP需要更多的貸款投入。2009年，浙江房地產業(yè)和基礎設施行業(yè)③的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同比增長17.72%和21.59%，高出全省平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2.5和6.4個百分點。   （二）貸款的資本形成效率（K/L）   近年來，浙江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當年資金來源中只有大約17.5%的比例來自國內貸款，同時銀行新增貸款中也有一大部分投向非固定資產投資領域。盡管如此“，固定資產投資/新增貸款”這一指標仍可以幫助我們考察貸款資本形成效率的變化趨勢，并以此判斷貸款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從圖8可以看出，雖然期間略有反復，但從1995年開始浙江省的貸款資本形成效率總體呈現(xiàn)下降趨勢，在2004年和2005年短暫上升后，2006年開始再度出現(xiàn)明顯下降，尤其是2009年的下降幅度最為顯著。總體來看，這一變化趨勢也與GDP貸款比的走勢大致吻合，表明浙江省貸款產出效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貸款并未有效轉化為實體經濟投資。浙江省貸款資本形成效率的下降可以從多方面予以解釋：   一是貸款的空轉。近年來，商業(yè)銀行利潤考核壓力不斷加大，而在以存貸利差為主的盈利模式下，為完成利潤指標，商業(yè)銀行主要采用的手段仍然是加快貸款的投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超過了實體經濟的需求）。同時，面對監(jiān)管部門可能采取的信貸規(guī)模調控和存貸比考核要求，各商業(yè)銀行也存在著提前做大規(guī)模的傾向，并試圖通過貸款的發(fā)放拉動存款增長，這都使部分貸款存在著空轉現(xiàn)象，從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較低。   二是部分貸款流入虛擬經濟。由于近年來生產成本上升和匯率波動加劇，浙江制造業(yè)企業(yè)利潤率出現(xiàn)下滑，高速投放的信貸資金在逐利動機的驅動下大量溢出實體經濟，部分企業(yè)以擴大產能、技改等名義獲取銀行貸款后卻將其投入虛擬經濟，助推了浙江土地、房產和股票等資產價格的上漲。同時，由于同業(yè)競爭的加劇和貸款的快速增長，商業(yè)銀行管理能力的提升明顯滯后，加上部分銀行普遍存在重貸前審查、輕貸后管理和貸款用途、資金流向監(jiān)管不到位的現(xiàn)象，貸款沒有真正進入實體經濟部門。   三是貸款的異地使用。浙江作為經濟發(fā)達和信用環(huán)境較好的地區(qū)，成為各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貸款投放的重點省份，在存貸比考核及信貸規(guī)模配給方面都給予傾斜。而與此同時，浙江本省“產業(yè)空心化”的跡象卻越發(fā)明顯。伴隨企業(yè)的外遷，大量信貸資金外流，一些大型企業(yè)集團則集中調度資金，將省內貸款調往異地使用。異地使用的銀行貸款仍統(tǒng)計在浙江省的貸款投放量中，但這些貸款卻不用于本省的固定資產投資，創(chuàng)造的GDP也不歸屬于浙江省，因此使得統(tǒng)計意義上的貸款產出效率出現(xiàn)下降。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貨幣政策傳導的信貸渠道論，本文使用1990—2010年的相關數(shù)據(jù)實證分析了貸款對浙江省經濟增長的作用。分析表明，貸款增長對GDP增長有著較為顯著的推動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浙江的貸款產出效率呈現(xiàn)出下降趨勢。這一現(xiàn)象可以從資本產出效率下降和貸款的資本形成效率下降兩方面予以解釋，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產業(yè)結構、貸款投向結構的不合理以及對貸款流向與使用的監(jiān)督不到位。針對實證結果和貸款投放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如下幾點政策建議：#p#分頁標題#e#   1.合理控制貸款的增長速度。雖然加大貸款投放短期內有助于抵御國際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的負面沖擊，但貸款的過快增長一旦超過經濟對貸款的真實需求量，則并不能支持實體經濟更加快速的增長，而只可能造成資源的浪費，引發(fā)中長期通貨膨脹壓力和資產價格泡沫，并對金融機構的穩(wěn)健經營和風險控制造成威脅。人民銀行和監(jiān)管部門要根據(jù)形勢的變化，審時度勢和有針對性的調整政策取向和監(jiān)管要求，采取各種必要手段，合理控制銀行貸款的增長速度，保持對經濟增長的適當支持力度，避免信貸政策的變化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   2.引導和督促商業(yè)銀行加強貸款管理，優(yōu)化信貸投放結構。一是各級監(jiān)管部門要強化對銀行貸款發(fā)放的監(jiān)督，督促銀行切實執(zhí)行“三個辦法、一個指引”，按照“實貸實付”和“受托支付”的要求加強對貸款使用用途和資金流向的管理，保證貸款的實際使用用途和申請貸款時的計劃用途相一致，防止出現(xiàn)企業(yè)套取和挪用銀行貸款的行為；二是繼續(xù)引導商業(yè)銀行優(yōu)化貸款結構。要逐步降低中長期貸款的比重，增加短期貸款的投放，提高貸款的周轉效率；繼續(xù)加大對成長型中小企業(yè)的信貸支持力度，適當控制對大型企業(yè)和上市公司、關聯(lián)企業(yè)、集團企業(yè)的授信總量；同時，嚴格控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和房地產開發(fā)貸款，提高貸款使用效率并防范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波動對金融機構帶來的風險。   3.進一步優(yōu)化產業(yè)結構，加快地方經濟轉型升級步伐。從目前來看，浙江省經濟仍以低端的傳統(tǒng)產業(yè)為主，屬于縣域經濟環(huán)境下的塊狀經濟，大多從事低附加值產品的生產，主要靠低成本獲取競爭優(yōu)勢。面對日益嚴峻的資源環(huán)境約束問題，浙江應加大產業(yè)結構調整步伐，大力培育和發(fā)展先進制造業(yè)和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加快發(fā)展現(xiàn)代服務業(yè)，促進塊狀經濟向現(xiàn)代產業(yè)集群轉型升級，同時加強科技進步和自主創(chuàng)新，努力提高資本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