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社會發展中的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美國政治學家奧羅姆曾說過,“任何社會為了生存下去,都必須成功地向社會成員灌輸適合于維持其制度的思想。”[1]這一將特定社會的政治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傳播至社會成員的過程就是政治社會化。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思想政治教育與公民教育是中西方兩種政治社會化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階級、政黨、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社會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的影響的社會實踐活動[2];而公民教育是社會通過培養使公民成為依法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權責主體,成為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中的有效成員的過程。兩者與公民的政治生活相勾連,傳遞著社會成員必須遵從的價值觀念,充當了政治社會化的重要途徑。

在我國社會迅速發展,公民社會逐步發育的背景下,伴隨著人們對國內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關注以及西方公民教育理論的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與公民教育之間的關系近年來被提上討論日程。理論界存在一種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的呼聲。

有人認為,在現代社會中,社會成員的身份“從‘革命者’到‘公民’的目標轉換,意味著傳統的政治教育必將被現代化公民教育所融合”,“作為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政治社會化’途徑———傳統的政治教育的當展就必然要向著‘公民教育’轉化。”[3]“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應當為公民教育服務,要實現向公民教育的延伸和轉軌,這是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一個主要趨向”[4]公民教育應當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定位,”[5]是“新時期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視角”[6],是“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目標轉向”[7]、“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取向”[8]。

這些論點立足于社會發展和時代變化,瞄準當下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種種弊端,主張用公民教育的相關理論和具體做法來修正思想政治教育,進而認為公民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未來形態,應當用公民教育理論來替代國內的思想政治教育。

(筆者稱此類觀點為公民教育替代論,下文簡稱“替代論”)國內持此類看法的人不在少數,既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也有研究公民教育的學者。“替代論”的論證思路大抵如下: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在現代社會中面臨的缺陷,尤其是即將來臨的公民社會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種種挑戰,指出國外公民教育在政治社會化方面的優越性,得出以公民教育之利診治思想政治教育之弊進而將其取代的結論。應當說,“替代論”將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變遷結合起來,直面思想政治教育當前存在的現實問題,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提升尋因求策,體現出強烈現實關切。

然而,如將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最終歸宿定論為公民教育,主張采用西方的公民教育來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則需要理性地加以審視。“替代論”之所以需要引起重視,一是它關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未來走向。面對急劇的社會變化,尤其是即將發育成熟的公民社會,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正在經歷著一場包含思維、主題、目標、內容、載體和方法等在內的整體形態的現代轉型[9]。但這種轉型的最終結果是不是公民教育是一個需要加以思考的問題。二是它關涉思想政治教育的獨立性問題。按照“替代論”的看法,公民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在內容上與功能上存在相同之處,況且,公民教育的方式優于思想政治教育,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無疑既起到現實作用,又能保證實際效果。然而,如果“替代論”成立,公民教育能夠在往后的社會發展中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的話,那無異于取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獨立性。這對國內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戰,無疑置思想政治教育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事實上,思想政治教育與公民教育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交互性的問題,它不僅涉及我們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認識和評價,也涉及我們如何認清西方的公民教育。無論“替代論”是否成立,它都是一個亟須厘清的緊迫課題,值得我們思索。

二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既是一門學科,又是一種研究方法。作為學科的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旨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而作為研究方法的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是通過運用社會學的原理和方法來解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在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看來,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的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也是如此)都是一定社會中的存在,與社會是緊密相關的。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具體內容、方式、發展都是由社會所規約的,社會的發展引發它們的變化。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通過對社會成員進行思想意識的塑造培養合格的成員,進而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作用。公民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一樣,并非是孤立的、抽離的,而是一定社會的產物,它們根植于一定的社會基礎,依托一定的社會結構,社會決定著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脫離了社會(社會結構、社會需求、社會發展),抽象地談論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對于“替代論”合理與否的辨別,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無疑是一個合理、可行的視角。

西方的公民教育經歷了古希臘羅馬時期、中世紀以及現代社會三個階段,但真正地開展公民教育的階段只存在于古希臘羅馬時期以及現代社會。在神學一統天下的中世紀里,無論是政治學說還是政治實踐都處于低迷甚至消失的狀態,人們對于政治生活表現出疏遠和冷漠,塵世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與上帝取得一致。而在另外兩個時期,公民教育都得到了有效的開展。古希臘開展的是一種注重實踐和個人自由的公民教育,而古羅馬采用的是一種培養社會成員務實的共和精神、權利義務觀念以及堅韌質樸品德的公民教育。現代公民教育是現代社會產生之后的產物,是資產階級革命不斷完成之后形成的,它的產生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并與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發展同步。

西方的公民教育之所以出現在這兩個時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分不開的。公民教育是對公民開展的教育,其前提是公民的存在。而公民的形成需要公共的社會空間。公民研究的相關理論幾乎達成共識,公民資格或條件與公共的社會領域是相伴的,只有進入公共生活,參與公共社會活動的成員才有可能稱得上是公民。公民教育也就是要培養社會成員獲得參與社會公共領域所必須具備的權利義務觀念、公共精神、志愿精神、道德品質等等。古希臘羅馬時期又稱城邦時代,它特殊的社會政治結構為創造發達的公共生活提供了社會條件。宗教性公共空間(如神廟、圣殿、公共墓地),市政性公共空間(如市政廣場、議事大廳、公民大會會場、法庭),文化性公共空間(如露天劇場、體育館、運動場、摔跤場),在培養公民意識、造就公民資格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近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的發育以及現代公民的出現都為公民教育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從社會背景看,現代公民教育與現代社會結構的轉型是分不開的。傳統同質化、整體性社會結構日益走向碎裂化、異質化,獨立于國家的公共社會領域被分化了出來。公民教育的宗旨就是培養社會成員參與社會公共生活所必須具備的品質。而正是在這樣的公共領域里,現代公民教育才獲得了萌生的可能性,公民教育必須依憑社會的公共領域。#p#分頁標題#e#

實際上,公民教育旨在培養合格的公民,而“‘公民’主要相對的是‘私民’”[10],對“公民”和“私民”的辨識與其依憑的社會結構是分不開的。在我國傳統社會中,由于社會結構的整體性,國家、社會、個人完全歸為一致,三者的聲音與行為往往都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和封建等級制度的語境下,只有“臣民”、“草民”、“刁民”,并不存在“公民”。這是由于傳統社會結構中并不存在一個形塑社會成員獨立人格的公共領域。與之不同,在古希臘羅馬社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機緣為那里的人們帶來了充足的公共生活[11],人們自出生始就參與政治生活,成為最初一批公民,公民教育也就發端于斯。而近代公民教育的出場與現代社會的轉型是分不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塑造了具有個體意識的社會成員,城市自治運動、宗教改革等社會運動都加速了現代社會的分化,鍛造了公共的社會空間和現代公民。公民教育發展史可以證實,凡是公民教育低迷的時期也是社會公共領域萎縮的時期,譬如,傳統中國社會以及中世紀的歐洲。而公民教育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是社會公共領域相對成熟的時期。

如果說西方的公民教育是建立在社會自主、充分發育的社會結構之上,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從一開始便帶有很強烈的國家單向主導的色彩,而不過于依賴社會空間的支持。廣義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產生是人類步入階級社會之后的產物,是一定的階級、集團對其社會成員施加思想觀念影響的活動,比如,傳統中國政治教化活動。在傳統社會中,社會與國家融為一體,社會的聲音與國家的聲音是協調的,即便不存在獨立的社會領域,思想政治教育在國家的主導下依然能夠有效地實現政治思想觀念的傳輸。

近代無產階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是一種意識形態宣傳工作,在名稱上有“宣傳工作”、“政治工作”、“政治教育工作”、“政治宣傳工作”等。我們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培育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無產階級的思想政治教育一開始采取的就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宣傳,社會公共空間的發育如何并不影響它的開展。與公民教育相比,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在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由國家主導,重視灌輸、強調宣傳,通過制度化、體制化的構建,實現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有效化與長效化,這與公民教育必須依存公共領域是不同的。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分化和社會結構轉型,加之中國公民社會的逐步發育,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內容、方式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適應現代社會的問題上,較之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具有天然的優越性。自現代以來,西方社會結構呈現出的是“國家———社會”的模式,從而為公民教育提供了可能和必要。因為一定意義上,公民教育“是一種協調公民與國家、公民與政府、公民與社會、公民之間相互關系的教育,其宗旨在于實現公民的政治社會化、經濟社會化、法律社會化和道德社會化,夯實公民作為國家基石的根基。”[12]西方公民教育能夠有效地完成政治社會化,成為溝通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紐帶。現代社會異質化的社會結構以及由此出現的公共的社會領域正是萌生公民教育的母體,充滿公共性的公民社會將成為公民教育有效開展的場所。

所以,西方的公民教育本身不存在遭遇公民社會的問題。但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情況則不同。就社會發育的程度來說,我國要比西方社會慢上一個節拍,處于社會結構轉型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存在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

由于公民教育契合了現代社會的結構,能夠解決現代社會尤其是公民社會中的政治社會化問題,似乎它就能夠成為思想政治教育以后發展的趨向。

其實不然,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需要與當前的社會結構緊密契合。當前,我國的社會正處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典型的現代社會結構雖初見端倪,但并未完全成型。公民社會雖說正在充分發育,但卻仍處于起步階段,并不成熟,而且帶有政府主導的色彩。西方現代社會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而我國的社會轉型也僅僅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公共的社會領域還處于起始階段,亟待進一步的發育和完善。可以說,當前中國還未形成完整接納公民教育的社會結構。與西方公民教育建立在“國家———社會”二分的社會結構之上,并完全地依憑社會公共空間不同,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帶有很強的國家主義的色彩,一切由政府主導,通過制度化和規范化的“自上而下式”的實施實現其目的。

隨著現代社會的逐步發展,一種“大社會小政府”的態勢似乎逐漸形成,全球公民社會的成長似乎使國家主導的思想政治教育將退出歷史舞臺讓位于公民教育。理論界盛行著一種“國家消失論”的看法,即認為隨著公民社會的發育成熟以及全球公民社會的來臨,公民社會中的多元政治主體將取代國家。其實,國家與公民社會相互作用,它在某些方面發揮著公民社會不可替代的作用。福克斯曾說“如果政治行為能被理解,國家中心論觀點必須得到承認”,“正是國家,而不是其他機構,能集中一些權力資源去影響公民行為、塑造政治議程和改變公民社會行為的背景。國家不僅能夠集中軍事力量,而且也具備相當強的交流能力和經濟能力。國家最有能力運用最有效的權力的方式,如力量、操控,特別是權威。”[13]國家在政治生活中仍舊發揮著重要作用,也必將成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盡管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領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基本上還是穩定在“國強民弱”的格局,國家在許多事情上仍舊處于主導的位置。所以,在這樣一個社會發育不充分、公民社會不成熟以及國家占主導的社會結構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符合我國國情的政治社會化手段。

以上分析表明,公民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是兩種不同社會語境下的產物,依憑不同的社會結構。

公民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能夠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公民,它的出場依憑社會中的公共領域。而思想政治教育始終帶有國家主導的色彩,我國當下社會結構現狀決定著由國家推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仍舊發揮著重要社會作用,公民教育無法取代思想政治教育。

#p#分頁標題#e# 三上文從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學的角度論述了社會結構的差異性決定了公民教育不能替代思想政治教育,但這并非意味著兩者水火不容,毫不相干。一般認為,思想政治教育與公民教育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兩者都是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手段,在內容上都涵納了一定社會成員必須接受的政治教育,且都發揮著將政治思想觀念傳播到社會成員的功能。但與思想政治教育相比較,公民教育具有內容上的寬泛性,教育對象上的廣泛性、明顯的層次性,方法上的隱蔽性以及效果上的滲透性[14]。“替代論”著眼于兩者之間的聯系,但抹殺了它們的區別,尤其是兩者所依賴的社會結構上的差異。

現代社會變化以及公民社會的出現,凸顯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給人們的感覺像是公民教育的春天就要來臨,其他的相關教育(如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思想教育等)都需要納入至公民教育的麾下。

其實,西方公民教育并非十全十美,它還至少存在如下問題:一是難以解決人們價值觀念混亂與虛無的問題。現代公民教育所依托的公民社會本身就并非完美,其中的人民往往是一群“烏合之眾”(勒龐語),個人往往是“一袋散落的馬鈴薯”(馬克思語)。

查爾斯·泰勒將現代社會的困境概括為:個人主義、工具主義以及柔性專制主義[15],而這也正是公民社會存在的隱憂。“市民社會的文化是一種高揚個體主體性的文化,它所努力創造的是一個表現個人的生活意義和生存價值的觀念世界。”[16]在價值觀領域,公民社會中公民的個人主義極易滑向價值虛無主義。公民教育并不能完滿地解決這些問題,盡管其主要宣揚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將自由、民主、法制等價值觀確定為公民教育的基本內容,然而,公民教育的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流派。自由主義、社群主義以及多元文化主義對公民教育的具體認識是不一樣的,對個人、社會以及國家之間的關系認識也是不同的。對于社會成員思想觀念中的個人主義乃至價值虛無主義并沒有形成一致的理解,因此,無法消弭西方價值觀中出現的這些混亂和不良現象。二是缺乏政府對價值觀的引導。公民教育的主體一般是多元的,包括學校、各種社會組織、團體,所以,當面對公民社會呈現的價值觀念多元化的景狀,亟須統一的政治主體運用一種共識性的價值觀念進行社會整合從而避免社會因缺乏精神紐帶走向崩潰時,政府無疑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較之公民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政府的有力引導能夠有效地避免教育活動中可能出現的盲目性,從而提升人們價值觀的辨別力和判斷力。所以,公民教育還需要國家權力的介入,通過政府的推動、引導,完成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社會化。

對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由于無產階級的思想政治教育產生于革命年代,肩負著革命的歷史任務,體現出強烈的政治性、意識形態性,使得它在實踐中背負“惡名”。人們一想到思想政治教育,就會將它與“政治”、“階級斗爭”、“意識形態”、“灌輸”等聯系起來,似乎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自說自話。“”時期,由于對階級斗爭的過分強調,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階級性被人為地放大,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人們對它的誤解。其實,思想政治教育不僅具有政治性,也具有社會性。思想政治教育同時也是一項社會活動,“社會系統的特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都會有體現。”[17]思想政治教育總是一定社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社會是它存在的母體。思想政治教育的結構要素也總是由社會系統所規定的,其產生、發展總是依賴于社會的變化。其實,政治性和社會性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屬性,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完滿理解。但傳統思想政治教育對政治性的強調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性。在實踐中,我們可以通過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性,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同社會之間的聯系,使其不斷地走向社會進而提升實踐效果。

“替代論”的一個重要思路就是抓住了思想政治教育當前存在的種種問題。由上論析可知,這些存在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源自我們忽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性。“替代論”在此只注意到公民教育方式的優越性,沒有注意到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社會性屬性,借鑒公民教育的某些方式也就是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性過程。正因如此,公民教育的一些實施手段可以為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所接納。“西歐思想政治教育中有許多值得借鑒和批判吸收的地方。如重視隱性教育、滲透性教育、柔性灌輸的方式,重視教育對象個性,為現代思想政治教育人學視角研究、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啟示和借鑒。”[18]通過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性,借鑒公民教育的個性化、社會化、隱性化開展手段不僅必要也是可行的。

可見,思想政治教育與公民教育是可以相互借鑒的:一方面,西方公民教育所依憑的公共性社會場域以及公民社會將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須面對的社會環境。公民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參考與實踐做法。比如,通過發動社會志愿組織的力量開展思想政治教育,運用社會化、個性化和隱性化的方式等等。另一方面,西方公民教育也存在弊端,出現的一些如工具理性、個人主義、價值虛無主義等問題,有必要吸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內容和方式。比如,增加集體主義價值觀教育的成分以及注入國家干預的元素等。

實際上,無論是思想政治教育,還是公民教育都應當是一種開放的教育體系,它總是隨著社會的變遷而不斷發展的,這一過程不僅體現在兩者任務、內容、方式等變化上,也包括彼此之間的相互借鑒。事實上,西方的公民教育在現代社會中經歷了不斷拓展的過程。比如,在教育內容上,“和平教育,自由、平等、人權等人道主義教育,成為公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反色情、反吸毒、反暴力、反艾滋病教育以及國際理解教育、生態環境教育、消費教育等,也成為其中的重要項目。”[19]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也經歷著不斷發展的歷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形態向科學知識發展,思維方式向系統思維發展,工作職能向合理定位發展,工作中心向人與社會統一發展,核心教育內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活動方式向多種方式并用發展,體制向多元整合發展[20]。因此,兩者都需要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既適應社會結構的變化,不斷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又需要彼此之間在教育內容、方式上相互借鑒,而非用一方替代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