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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是指利用基因重組技術，將一種或幾種外源基因移至某種生物體，通過改變生物遺傳物質，使其獲得自然條件下所不具備的良好性狀，這樣產生的初級食品或以其為原料進一步加工生產的食品統稱為GMF。自1996年轉基因作物開始商業化種植以來，得到了迅速發展。截至2010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已達1．48億hm2，與1996年的170萬hm2相比增長了87倍［1］。GMF迅猛發展展示了通過生物技術解決人類面臨的食物短缺、環境污染等重大問題的巨大前景，但快速發展背后也給人類帶來了身體健康、自然環境等方面的潛在風險，而這些風險的不確定性也越來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國政府及消費者的關注［2－3］。自問世以來，GMF一直備受爭議：生物科技產品的研發者認為GMF具有高營養價值且可減少農藥使用，對于人類健康和環境都有極大幫助；而反對者則認為GMF可能會影響人類與其他生物的健康與安全，并且影響生態環境［4］。2009年我國2個轉基因水稻和1個轉基因玉米品種通過國家安全認證，再度引發了消費者對GMF風險問題的高度關注。風險認知屬于心理學范疇，是用來描述人們對風險態度和直覺判斷的一個概念，也包括對風險的一般評估和反應。風險是如何被感知的，以及是在什么水平上被感知的，一直是一個存在爭議的研究問題。隨著研究深入，人們逐漸發現風險認知已經超越個體特征，是反映價值、歷史和意識形態的一種社會和文化建構的綜合體。已有研究發現，公眾對風險的認知，并非建立在對風險本質的理解上，而是受到個體心理認知及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5］。本文利用對武漢市消費者調查所獲取的橫截面數據，通過歸納分析，從GMF需求方的視角，對影響其風險認知的因素進行分析，以期能夠發現消費者對GMF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的真實現狀及其關鍵影響因素，從而為提高消費者對GMF的認知水平以及消除其對GMF風險的擔憂甚至恐懼心理提供政策指引。　　   一、調查說明與樣本描述   調查采用分層抽樣方法，利用計量經濟學軟件，將武漢市13個區按照各區人均GDP、人口密度、男女人口比例等通過聚類分析，劃分為4個樣本區段。為了增強樣本代表性，選取了來自武漢市市中心和遠郊的江漢區、洪山區、武昌區、東西湖區8個不同類型大型購物廣場和社區普通便民超市作為調查地點。調查人群為出入超市的普通消費者。在每個調查點選取52名被調查者，共發放問卷416份，剔除無效問卷，最終獲得有效問卷397份，有效問卷占95．43％。其中剔除原則主要有2個：一是問卷填答缺漏較多者；二是檢查被調查者是否認真填寫問卷，檢查其信度和效度。經過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所獲樣本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且涉及各行各業、學歷和收入不一的人群。其中女性略高于男性，這可能與女性的購物天性及承擔家庭主婦職責有關，通常家庭基本消費品主要由女性負責購買。由于老年人好靜惡動，且大多行動不便，外出購物機會較少，故樣本主要集中于18～39歲的中青年，占總人數的78．8％。另外，武漢市高校云集，教育實力雄厚，因此樣本中大專及本科學歷受訪者較多，占58．2％。總體來看，樣本分布比較合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見表1。　   二、研究變量與模型   1．研究變量   風險認知是消費者對各種客觀風險的心理感受和主觀認知，客觀風險在經過消費者主觀過濾后存在放大或縮小效應，導致個體風險認知差異的產生。影響消費者風險認知的因素很多，在眾多的研究文獻中，有些學者從個體特征角度出發，進行變量選取，認為消費者的風險認知水平受到其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和收入等人口統計學特征的影響［6－7］，還有學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引入信息因素（如對產品信息了解程度、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等），發現信息也是影響風險認知的主要因素［8］。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發現，社會心理因素在風險認知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由于風險認知是主觀感受到的風險，大部分需要消費者通過主觀估計，因此容易受其個性心理的影響［9］，如對食品安全治理效果的信任，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擔憂以及對食品安全信息了解程度等［10］，這些社會心理因素影響著人們對風險方向和強度的認知。青平［11］通過武漢市調研發現，傳統文化對消費者GMF風險認知也有一定影響，可見，消費者對于GMF風險認知，除了受科學因素影響外，還要受到心理、文化背景以及社會倫理等多方面因素影響。而技術角度的食品危害對風險認知影響較小，甚至沒有關系，往往是消費者心理因素發生扭曲，放大了食品安全風險［12］。結合前人研究成果及作者調查，從GMF身體健康和生態環境風險2個維度出發，將消費者的個人特征、信息因素、風險因素和社會心理因素等引入模型。在本模型中用到的解釋變量主要包括4類共24項，詳情見表2。   2．研究模型   主要對消費者的風險認知度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根據上述對影響風險認知各種因素的分析與假定，分別設定了如下2個模型，并且對納入模型的各個變量進行解釋與賦值，見表2。模型Ⅰ：健康風險＝f（個體特征、信息因素、風險因素、社會心理因素）模型Ⅱ：生態風險＝f（個體特征、信息因素、風險因素、社會心理因素）因變量是消費者風險認知度的5個水平，故本研究采用了有序分類的Logistic回歸模型：link（Yij）＝θj?［β1Xi1?β2Xi2?…?βkXik?μi］　　其中，Yij是第i個樣本處于第j個類別的累加概率，link是聯結函數，θj是第j個類別的閾值，Xi1～Xik是第i個樣本的預測變量（自變量），β1～βk是這些自變量的回歸系數。   三、實證分析   1．消費者對GMF健康風險和生態風險認知的現狀   GMF安全問題一直是社會各界爭論的焦點。究竟風險如何至今尚無科學定論。調查消費者對GMF總體評價結果見表3，結果顯示消費者對GMF總體評價依然充滿不確定性，有15．4％的消費者認為弊大于利，18．6％的認為利大于弊，19．1％的認為利弊相當。而絕大多數（46．9％）消費者對GMF總體評價比較模糊，可能是受到輿論及不同爭論的影響，相當一部分消費者對此表示無所適從，無法給出自己的評價。消費者對GMF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普遍持中立偏樂觀態度。在訪談過程中了解到，雖然對GMF安全風險有一定程度的擔憂，但是，如果GMF能夠滿足特殊消費效用，消費者態度則會發生較大轉變，比如具有醫學效用的GMF比較受歡迎。由此可見，消費者對GMF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消費者對GMF風險認知的總體狀況調查結果見表4。結果顯示，分別有31．5％和25．4％的消費者認為GMF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比較安全，相對來說認為比較危險的比例僅分別占15．6％和17．1％；同樣，明確表示GMF對于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非常安全的比例分別占7．3％和6．3％，也略高于認為非常危險的比例（分別占4．0％和4．1％）。然而大部分消費者對GMF風險認知態度還是搖擺不定，分別有41．6％和47．1％的消費者表示不清楚GMF對于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風險如何。因此，在做購買決策時，大多數消費者仍然小心謹慎，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導致即使有較高的接受程度，整體的食用意愿還是偏低。　#p#分頁標題#e#   2．消費者對GMF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的影響因素   本文采用有序分類的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根據SPSS　16．0軟件的回歸結果，4個假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驗證，最終得出個體特征、信息因素、風險因素和社會心理因素都是影響消費者GMF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的重要因素，回歸結果見表5。   （1）個體特征造成消費者對GMF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的差異。性別對消費者風險認知不存在顯著影響。已有研究表明，女性較男性更傾向于規避身體健康風險，通常情況下，女性屬于情感型消費者，其購買決策容易受感情因素和環境氣氛影響，同時女性比較注重細節，對產品要求也比較完美。而男性往往比較理性，相對于女性的“斤斤計較”來說比較“粗枝大葉”，在選擇商品時更多的是關注商品功能和效用，即使有點瑕疵，只要無關大局，就不會過于講究。故女性消費者可能對風險更為敏感。但在本研究中卻未體現出這種顯著差異，可能是由于當前關于GMF安全等方面的不確定還較大，特別是伴隨著市場上不斷出現的食品安全事故，動搖了消費者對整個食品安全的信心，因此普遍采取了較為保守的消費心理。年齡對消費者風險認知不存在顯著影響。許多學者研究表明，年齡對消費者風險認知有顯著負相關，即年齡越大其風險認知度越高。一般來說，年齡越小，對新鮮事物越愿意嘗試，情緒化消費傾向越嚴重，容易沖動性購買，隨著年齡增大，消費者心理穩定性增強而冒險精神降低，在購物選擇中往往趨于保守和大眾化，故年齡較大者對風險更為敏感。而在本研究中年齡對消費者風險認知并沒有顯著影響，可能是由于此次受訪消費者54．4％的為18～29歲，年齡分布上的不均衡，有可能影響到實證結果，因此年齡的影響還需要在完善樣本結構后作進一步研究。受教育程度對消費者健康風險認知存在顯著正相關。受教育程度越高，信息獲取能力和辨識能力越強，能夠掌握更多食品信息，因此對GMF風險認知度越高。而已有研究卻認為，受教育程度越高，預測準確性和信息收集能力就越突出，并且能夠利用大量相關知識預知一些風險的發生，學歷越高風險認知越小。筆者認為不同受教育程度消費者有著不同價值觀，高文化程度者往往比較重視生活品質，傾向于購買昂貴且安全食品，對充滿不確定性的GMF風險認知度較高。職業對消費者生態環境風險認知有一定影響。不同職業決定著不同需要和興趣，其中，醫生、教師、科技人員等涉及生物科技較多的專業人士對生態環境風險認知較其他職業消費群體明顯，可能是由于平時接觸高新技術信息較多而對新科技有一個正確認知的緣故。   （2）信息因素會影響到消費者對GMF的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消費者對GMF了解程度對其健康風險認知有顯著影響。掌握GMF信息越完備，了解程度越深，對其身體健康風險認知度越小。另外從何種渠道獲取GMF相關信息，對消費者風險認知也有顯著影響，其中從親朋好友（6．9％）和互聯網（23．2％）得知關于GMF信息的消費者，較從其他渠道得知的消費群體風險認知高。調查顯示，只有9．8％消費者僅僅是通過本調查才得知GMF信息，在此之前已經獲取GMF相關信息的消費者中，53．9％是通過廣播電視、書籍或報刊了解到的；其次便是網絡渠道，選擇比例為23．2％；另外通過學校課堂（6．2％）了解的消費者相對比較少。而消費者比較信任的信息渠道還是以政府部門和科學家為主，分別占34．7％和32．3％。可見，消費者非常重視GMF信息的來源渠道，更希望通過科學、專業和權威的途徑來了解GMF。   （3）風險因素對消費者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影響顯著。由模型Ⅰ可知，認為GMF具有污染其他非轉基因生物、使昆蟲或病菌在演化中增強抗性、使人產生過敏反應等缺點者，對GMF身體健康風險認知較高。而表示不清楚GMF所有之缺點者也表現出較高風險認知度。相反，認為GMF具有增加營養，改善風味這一優點者，對GMF身體健康風險認知較低。由模型Ⅱ得知，認為GMF具有破壞生物多樣性、污染其他非轉基因生物、使昆蟲或病菌在演化中增強抵抗力等缺點者，對GMF生態環境風險認知較高。而認為GMF具有增加營養，改善風味這一優點者，對GMF生態環境風險認知較低。   （4）社會心理因素對消費者健康與生態風險認知影響極顯著。消費者對GMF相關標識關注與否與生態環境風險認知顯著相關，關注度越高，其安全意識越強，在選購產品時會更加謹慎小心，會仔細推敲信息細節，因此對GMF風險認知越高。目前在GMF安全與否尚無科學定論之前，消費者只能依靠食品包裝上GMF標識來了解自己所購買的產品，調研結果顯示，82．6％消費者認為應該將GMF和非GMF分開管理，并對GMF強制性加貼標簽，只有8．1％的認為不需要將兩者分開管理，對GMF實行自愿貼標簽；而表示“無所謂”的有7．5％。這說明，大多數消費者都認為標識制度非常重要。但目前我國關于GMF的標識制度還不完善，相關部門對如何設置轉基因標識也沒有具體規定，實地調研發現，目前在食品市場上，GMF與非GMF標識比較混亂，也沒有統一的規范用語，同一產品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標注方法。而且有些GMF即使做出了相關標識，但其標識字體小得讓人難以辨認，甚至一些轉基因標識的字體顏色與印刷底色無顯著差異，消費者不仔細觀察將很難辨別，因此，在這種環境下，消費者風險認知度將隨之提高。另外，消費者對GMF信任度與風險認知也表現出極為顯著的負相關，信任對消費者風險認知起到顯著抑制作用，信任程度越高，其對GMF的風險認知越小，這與已有研究結論一致［13］。　   　四、結論與建議   1．研究結論   隨著轉基因作物種類、種植面積和產量等的持續快速增加，GMF開發與利用已是大勢所趨。目前GMF在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風險方面仍存在相當多的爭議，而本研究表明：大多數消費者對于GMF風險認知持觀望態度，但認為安全的比例稍稍高于認為危險的比例，可見，消費者對GMF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在進一步研究中，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影響消費者對GMF健康風險認知的主要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信息了解程度、信息來源渠道、對GMF優缺點認識和對GMF信任度等。而在消費者對GMF生態環境風險認知方面，職業、信息來源渠道、對GMF優缺點認識、對GMF標簽關注度和對GMF信任度都會顯著影響其對生態環境風險認知的態度。#p#分頁標題#e#   2．政策建議   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人口大國，發展以轉基因作物為先導現代生物技術對我國農業、農村和國民經濟發展及糧食安全都具有重要意義。要保證GMF健康有序發展，需要社會各方努力，其中消費者的選擇最為重要。本文認為武漢市消費者對GMF知識和信息都比較匱乏，對GMF風險認知也比較模糊。鑒于此，提出以下建議：首先，要加強對GMF科學普及活動，讓普通消費者對GMF有一個全面了解，如可以針對不同人群舉辦不同形式和內容的GMF科普活動，提高GMF相關信息透明度和公眾可參與性。同時相關監管機構應加強公正、及時、多渠道的GMF信息提供，如可以建立一個獨立第三方信息源來GMF相關信息。其次，媒體要肩負社會責任。作為GMF信息的重要傳播渠道，媒體在GMF宣傳上要保持嚴謹客觀的科學態度，盡可能將權威信息客觀地傳達給消費者，不要人為制造輿論亂象，甚至制造謠言造成恐慌與不安，提高消費者對GMF風險認知水平。再次，加強對GMF環境和食品安全問題的研究與監測。對GMF安全的基礎性研究與監測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加快GMF風險評估與安全檢測技術，讓消費者有一個公開、透明、及時、科學的信息渠道來了解GMF風險狀況，從而消除消費者對GMF風險的擔憂甚至恐懼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