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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先進、適用、可操作的農業技術的普及應用，但眾多農業技術各有其優缺點，科學地評價以優選出最適技術進行推廣就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合理選取評價指標和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是正確評價各項農業技術的關鍵。在綜述國內外各項農業技術評價選取指標原則和選取范圍的基礎上，進一步圍繞指標體系構建涉及指標初選、指標優化與完善和指標驗證以及指標權重賦值方法優缺點進行全面系統的分析研究，并提出未來中國農業技術評價研究應強化關注的重點：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必須充分考慮不同技術本身的特點、技術應用的作物對象、技術應用潛在環境經濟社會效果、區域環境稟賦以及相關配套管理政策的差異性；在指標權重確定過程中，要充分發揮主客觀賦權法各自擁有的優勢并避開其不足；注重評價方法的普適性和評價結果的可對比性，真正為先進、適用、易操作、可復制農業技術的全面推廣應用提供科技支撐。

關鍵詞：農業技術；效果評價；指標選取；指標體系

0引言

農業技術綜合評價是適應農業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在某項農業技術應用范圍內對其各個方面所產生效益與影響進行的系統性監測與評估。客觀有效的技術評價既有利于加深對技術本身的客觀了解，為農業技術推廣提供基礎，也有利于建立農業技術管理規范，指導未來技術發展方向，以及保障農業經濟健康發展，為政府部門提供相應決策支持。而科學合理地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是開展綜合評價的關鍵。多年來，評價過程中對指標選取和指標體系構建尚欠缺系統性和規范性。本研究旨在就農業技術綜合評價國內外學者對選取評價指標和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不同考量進行全面系統的分析研究，以期為未來農業技術評價的日益規范化提供參考。

1農業技術評價指標選取

選擇合適的評價指標是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也是關鍵的一步。一般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同時基于已有農業技術評價研究成果，借鑒其相關評價指標，并結合社會經濟發展新形勢，初步構建評價指標全集，再運用不同的方法進行篩選和優化，最后確立滿足技術評價目標的適宜評價指標。

1.1農業技術評價指標選取原則

所謂原則，簡單說就是人們說話或行事所依據的規則或標準，是經過長期檢驗所整理出來的合理化行為規范，但又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實踐的深入和科技人文的發展，原則也在不斷地變化和發展。文獻分析表明，不同學者在實踐上因其技術評價具體對象、評價角度（著眼點）、范圍和理解層次不同，所設立的指標選取原則各有不同。如袁從祎早在1995年對于農業技術指標體系構建就建議將生物學合理性、技術可行性、經濟有利性、生態學持續性與社會可接受性作為評價主要原則[1]；邵強指出對于指標體系的建立共有兩種典型表述，一種為全面性與可獲得性，另一種為科學性、合理性和適用性[2]；施娜科對于農業技術社會層面指標體系構建時將兩種結合，并提出了層次性與互斥性[3]；李曉淵在農業節水技術評價時提到了系統性與簡潔性[4]；張淑英等針對技術現代化提出了時代性與導向性原則[5]；賈敬敦針對技術成果評價提出了反映技術質量、價值目的性和能長期保持與評價內容一致的穩定性[6]。因此，對于農業技術評價指標選取原則，可以概括為7個方面。（1）科學性與實用性。選取的指標需要概念明確、具有科學內涵，在理論上嚴謹合理，能夠客觀真實地反映農業技術施用的實際情況，并保證信息來源渠道可靠。（2）系統性與層次性。農業技術評價涉及社會經濟環境復合系統，具有復雜的內部結構，各個系統間相互影響和制約，需要選取指標間能夠相互聯系的不同層次的指標，以能夠滿足橫向上反映不同側面、縱向上反映不同包含關系，各層相互銜接。（3）動態性與穩定性。設計的一些指標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推移發生變化，需要進行動態調整；但在一定時期內，指標涉及內容還應保持相對穩定，便于分析農業技術的實施效果并預測發展趨勢。（4）可行性與可操作性。要盡可能地選取數據易獲得的定量指標而減少難以量化的定性指標，針對難以獲取信息的指標，應考慮選擇可反映相近情況的指標代替，以確保評價指標的可操作性和可測性。（5）一致性與針對性。要選擇與評價目的相一致的效益指標或技術水平指標，促進農業技術的規范化管理。但每種技術應用于特定的不同作物生產，其產生的效果也不盡相同，因而指標選取還需要有一定的針對性。（6）完整性與簡明性。技術評價指標體系涉及技術應用全過程的各個方面，指標選取要有足夠的覆蓋面，評價結果應該是全面、整體的；同時還要盡可能用最少的指標，全面、科學、準確地詮釋被評價技術的內涵和特征，減少收集、整理和計算數據的工作量。（7）現實性與導向性。指標選取應結合我國技術發展特點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要能反映當今時代特色，能夠為實現國家的戰略目標服務，并具有極強的時效性，以體現現代農業技術的導向作用。

1.2農業技術評價指標選取范圍

文獻查閱表明，國內外學者從各個不同角度或層面選取大量指標來構建農業技術評價指標體系，針對性地開展農業技術應用效果評價和技術選擇的比較評價，推動了農業技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在國外，技術評價指標的選取較多地結合研究區域特色和研究的側重點，通過專家咨詢和理論分析構建指標體系。早在1986年，Conway從農業生態系統生產力角度提出將生產率、穩定性、持續性和公平性作為農業技術評價指標[7]。1991年，亞洲農作制度研究網則提出在技術或技術模式應用下將技術本身可行性、生物適宜性、經濟活力、社會及文化可接受與可持續作為評價指標[8]。1999年美國Aistars基于生命周期，提出一系列指標：生產率、外部效應、利潤率的經濟指標；利益相關者、工人和廣大群體的就業與生活質量的社會指標；對水、空氣、動植物、土壤造成的壓力及影響，對能量、土壤、水、動植物、礦物質的資源利用和質量研究的環境指標等構建農業技術評價指標[9]。同期，Charles教授認為技術采用效果的評價和區域特性的考量不應該被忽視，除技術指標、經濟指標外，還必須包括區域指標。鑒于一些社會與經濟信息數據不可獲得性以及不同維度持續性的不可通用和比較（incommensurability），2001年Rigby從數據易獲性角度提出選擇產量增加和損失減少（同時盡量減少農業投入品，特別是減少非可再生資源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生物過程促進生物多樣性、改善環境質量）兩方面來體現技術應用可持續性指標[10]。而Veleva和Ellenbecker認為，技術應用效果評價指標應該由一套核心指標和一些補充指標共同組成[11]。這些指標要能夠解決可持續生產涉及能源和物質使用（資源）、自然環境保護、社會公平和社區發展、經濟效益、人力和產品6個主要方面的問題，同時滿足數據可獲且準確、可驗證、基于一套指標而非單一指標、包括一個可管理的數量指標、易于應用和計算、簡單但有意義、定量和定性結合、允許評價對象間的比較等。2003年Rogers指出，技術評價除環境、經濟、社會三項經典指標外，還要考慮技術本身的特征，其特征決定了技術被持續采納利用的潛力；他認為盡管技術推廣速度、推廣率依賴于潛在采納者個人特質、社會制度特質（包括管理、采納決策類型）等，但技術本身的創新比管理行為創新所體現的可持續性更重要，通常發揮著關鍵作用，如技術硬件創新（如一個新的或改進犁）[12]。不過，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Lee指出技術評價指標應包括管理政策[13]。因為技術推廣還依賴于推廣組織機構、良好完善的基礎設施與相關方的合作，尤其在發展中國家，技術的推廣程度與地區貧困和多樣化程度緊密相關。不同的國情，技術推廣應用與管理政策密不可分。不過，技術評價指標的選取還要與技術評估發展水平相適應。如針對技術的經濟評價而言，Mousiter突出強調市場價值和現金收入指標[14]。Griffiths和King則將經濟指標分為與項目產出有關的運行指標、與項目產出有關的效益指標、成本—效益指標和影響指標四類[15]。Fishpool則在技術評價時將評價指標分為效益指標、社會公正性指標、運行效益指標、產出效益指標和服務標準指標共五類[16]。總之，后續技術評價研究的指標選取相對比較完善，大多篩選了含有技術、經濟、環境、社會、管理政策這樣的評價指標來構建評價指標體系[17]。在國內，早在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就達成共識，同等重視農業技術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并力爭協調統一。90年代，技術評價內容有所拓展，評價指標從最初的3個方面擴展到5個方面，即生物學的合理性、技術上的可行性、經濟上的有利性、生態學的持續性和社會上的可接受性[1]。如羅金耀在評價噴灌溉技術效果時，選取了技術、經濟、資源、環境和社會共五大類指標[18]。進入21世紀，隨著研究的深入，因技術評價目的不同，技術評價指標逐漸細化，指標選取針對性、實用性更強[19-21]。主要結合技術未來發展方向、技術評價目的和技術本身特質等進行評價指標的選取。就農業技術本身特征指標選取而言，周瑋在對農業固體廢棄物肥料化技術評價時，選取技術穩定性、單位產量總能耗、原料預處理程度和單位廢棄物有機肥產量4個指標[22]；孫嘉進行農業非點源污染防治技術評價時，分別從治理能力、技術要求和技術條件等選取了污染物去除率、出水水質、原水范圍、運行溫度、有效處理時間等指標[23]；鄧旭霞等對湖南省循環農業技術水平進行綜合評價時則分別從實現循環功能通用的減量化技術、再利用技術、資源化技術及系統化技術4個方面選取了共17個評價指標[24]。當指標不能獲得直接統計數據時，可以選用相關統計因素進行測算，如農業碳排放與灌溉、翻耕、農用柴油、農膜、化肥以及農藥等因素相關，可利用各個要素的投入量對農業碳排放總量進行計算[25]。而農業技術經濟效益是指單位面積上一定時間內通過技術應用獲得的經濟純收益，常見指標為單位耕地使用技術后產出效益和投入產出比。雷波等針對北方旱作區節水農業技術應用的經濟效益評價研究，經濟指標選取了作物水分利用率、農業水資源產出效益、旱作節水農業成本投入系數、勞均農業產值、種植業投入產出比、工程供水能力和畝均農業機械量共7個評價指標[26]。周瑋等進行固體廢棄物肥料化技術經濟評價時，僅選用廢棄物投資和投資回收期兩個指標測算技術在經濟方面的改良程度[22]。而鄧旭霞等針對湖南省循環農業技術應用的經濟效益評價，考慮到循環農業技術應用必將帶來經濟結構改變，經濟指標從經濟水平和經濟結構兩個方面分別選取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農業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糧食單產、城鎮化率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幅度指數等[24]。農業技術的社會效益，主要是指滿足技術設立的目的、功能以及國家和地方的社會發展目標，通過技術應用使社會整體或者其中一部分人獲得的利益。基于對和技術項目相關的社會因素進行分析研究，指標選取要涵蓋利益相關者參與性評價、農業生產力評價、社會綜合發展評價、社會環境和諧性評價4個方面。在實際操作中，國內學者通常會因技術應用于不同的范圍而運用不同分類方法選取其社會效益評價指標。如鄧旭霞等從社會發展、社會穩定、社會公平3個方面，分別選取了農業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農村飲用安全水人數比例與森林覆蓋率、農業就業比例與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和農村社會公平度與農業政策支持力度共7個評價指標來開展湖南省循環農業技術應用的社會效益評價[24]。盧文峰則從定性指標和定量指標角度，分別選取技術應用對群眾生活水平和區域農業發展的影響、農業節水發展程度、農村剩余勞動轉移和農業技術支持程度作為定性指標和選取單位面積年均增加糧食產量、農灌水利用系數、節水灌溉率、農田畝均灌溉水用量和灌溉水分成產率作為定量指標，詮釋農業節水技術應用所產生的社會效益[27]。農業技術的生態環境效益，是指技術應用對生態環境正外部性的貢獻，即對生態質量或環境質量改善的積極影響。所選取的指標一般是能反映土壤、水質、大氣質量等環境因素的變化。如王芊等從流域尺度評價種植結構調整中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應用所帶來的環境效益，選取養分氮（N）總流失量作為評價指標[28]；胡博等從田間尺度評價不同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應用于不同作物生產所帶來的環境效益，選取不同技術應用下農田養分投入減量水平、隨田間滲漏和徑流養分減排量等作為環境效益指標[29]；向欣等選取溫室氣體減排、重鉻酸鉀耗氧量（習慣上稱為化學需氧量，簡稱COD）去除、沼液利用率和沼渣利用率4個指標來評價沼氣工程技術應用所產生的環境效益[30]。不過，并不是所有學者在進行技術評價時都將生態環境效益單獨列出，部分學者將其列入社會指標或者經濟指標而沒有明確的界限。如周瑋等在農業固體廢棄物肥料化技術應用評價時，并未區分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而是選用社會環境指標，包括廢棄物處理能力（對環境改善效果、年廢棄物處理量）、二次污染程度（對大氣和土壤的污染程度）和單位投資增加的就業崗位3個方面進行評價[22]。不過，按照美國康奈爾大學指出技術推廣與管理政策密不可分的分析，技術評價指標應包括管理政策[13]，我國在這方面的考慮還存在明顯不足，值得借鑒和進一步完善。

1.3農業技術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評價指標體系是指由表征評價對象各方面特性及其相互聯系的多個指標所構成的具有內在結構的有機整體。而一個良好的評價體系，其指標數量要盡量少，且各指標賦值科學合理（表1）。

1.3.1篩選適宜指標

對于初步選擇的評價指標要進行適當篩選，分清主次，選擇主要評價指標來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指標選取通常分為5個步驟，即明確范圍、建立框架、界定參考系、選擇和確立指標。不過，在一定情況下還可以進行簡化。農業技術評價指標的實際選取過程大體分為3個階段：指標初選階段、指標優化與完善階段、指標驗證階段。指標初選主要是通過文獻分析、專家咨詢和實地調研相結合來獲得評價指標預選集；指標優化與完善就是運用指標遞屬度分析、指標相關性分析與指標區分度測算進一步優選合適的指標；指標驗證則是對優化后的指標進行質量評價，以明確這些指標與研究內容和目標是否高度吻合。而評價指標的篩選方法，主表1各主要主客觀評價指標賦權法優缺點Table1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themainsubjectiveandobjectiveevaluationindicatorsweightassignmentmethods要包括根據研究對象內含特征并結合區域特色選取合適的評價指標的定性分析方法和通過數理統計方法對評價指標體系進行簡化的定量分析方法。其中，定性分析方法包括專家咨詢法、理論分析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包括基于區分度的最小均方差法、極小極大方法，基于相關性的極大不相關法以及基于代表性的主成分分析、聚類分析方法。有時為篩選更為適宜的評價指標，也可以將定性分析方法與定量分析方法結合使用。沈琦等在改進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時，對原有指標體系中的所有指標進行聚類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將貢獻率不足1.5%的指標予以剔除[31]。

1.3.2指標賦值

通過篩選、優化和驗證后保留適宜指標所構建的農業技術評價指標體系，在清楚詮釋各指標含義的同時，還需對各指標賦值，即確立各指標權重。指標權重是指每一項評價指標在綜合評價中所占的比例份額，其直接影響綜合評價的結果。目前，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主要有主觀賦權法、客觀賦權法和主客觀結合賦權法3種[32]。主觀賦權法是指專家根據自身經驗并通過主觀判斷實際情況來確定指標權重[33]，包括層次分析法（AHP）、德爾菲法、模糊評價法、二項系數法等。主觀賦權法是決策者意志的反映，由于決策者對各項指標重要性的主觀認知程度不同，難免會帶有一定的主觀隨意性。有時不同變量賦權相同，如人類發展指數就是人均生命周期、教育和GDP等3個指標的算術均值[34]。主觀賦權法的基礎是專家必須對研究對象非常熟悉，倘若因某種原因這一條件不能滿足，則給出的評估結果會出現偏差。而客觀賦權法是根據事先確定的一種客觀加權準則，再由研究對象的樣本提供信息，用數學或統計方法計算出權數，即通過對各個指標的原始信息進行數學處理從而獲得權重的方法[1]，包括變異系數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多目標規劃法等。客觀賦權法排除了大部分的主觀成份，得出的結果一般來說是屬“中性”的。然而，客觀賦權法總是某種準則下的最優解，若僅在數學上考慮其“最優”，也會出現不盡合理的結果。為了考慮決策者對指標重要性的主觀認知經驗，同時兼顧各指標本身所具有的客觀信息，主客觀組合權重賦值法已成為一種趨勢。其以優化理論為基礎，構建了指標綜合權重的優化模型并求出該模型的精確解，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單一賦權法的不足。在主客觀結合進行集成賦權時，依據不同的目標可以采取不同的集成方式，可以基于綜合評價目標值最大，也可以基于與負理想的偏離程度最大，還可以基于主客觀賦權下決策結果的偏差最小，甚至可以基于主客觀權重間的離差平方和最小[35]。

2存在問題及未來發展趨勢

基于對國內外已有農業技術評價指標體系的比較分析發現，農業技術評價涉及范圍十分廣泛，農業技術指標體系構建還不完善，未來仍有許多需要深入研究探討的部分。此外，指標體系的賦權方法多樣化，但主客觀賦權各有利弊，尚未發現統一避免二者不足的折中方法，未來農業技術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應注意的問題及發展趨勢如下：一是要明確評價的總體目標，根據評價技術的不同特點，結合區域地理特色，選取最為相關、全面的指標，確保指標來源的可獲得性，有些多功能性指標在國外的重視程度較深而在國內較淺，需要結合我國目前的發展狀態，依據評價目標進行指標選擇。二是注重指標體系構建和評價標準確定的實用性，要確保指標體系建立后能夠在大范圍內應用，具有足夠的使用參考價值，并需進行相關評價的使用驗證和專家評估。三是要深刻辨析指標權重賦值時的主客觀作用，將二者以合理比例進行結合，確保權重的認知度達到一定水平，使結果更加客觀科學。四是要充分認識到對于某些技術的采納使用，不僅僅是單一技術應用效果的評估，還要考慮集成綜合技術或技術模式，更要考慮多技術或技術模式之間的可比性，以及不同區域之間橫向比較的可操作性。

參考文獻

[1]袁從祎.農業生態經濟系統生產力與多樣性評價指標[J].應用生態學報，1995（S1）：137-142.

[2]邵強，李友俊，田慶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方法[J].大慶石油學院學報，2004（3）：74-76，105-123.

[3]施娜柯.農業技術項目社會影響評價指標體系[J].科學管理研究，2007（6）：66-68.

[4]李曉淵，朱美玲，何繼武.新疆干旱區農業高效節水灌溉技術經濟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初探[J].農村經濟與科技，2010（4）：62-63.

[5]“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課題組，張淑英，夏心旻.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J].調研世界，2012（7）：41-47.

[6]賈敬敦，吳飛鳴，孫傳范，等.農業科技成果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J].中國農業科技導報，2015（6）：1-7.

作者:尼雪妹 王艷 王娜娜 潘亞茹 李寧輝 羅良國 單位:農業清潔流域創新團隊 農業部農業環境重點實驗室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