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透明性”是科研誠信治理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科技期刊在科研誠信協同治理中具有4個方面的重要作用:維護出版規范的守門人、嚴守審校流程的控制人、維護同行評議權威的責任人和科研誠信協同治理的倡導者。科技期刊的上述4個作用不宜夸大，且應同機構開展積極互動和信息共享，才能負責任地履行自身在科研誠信治理中的職責，進而對推進科研誠信協同治理產生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透明性;學術誠信;協同治理;科技期刊

近年來，隨著科學共同體對科研誠信的關注度增強，“透明性”通過資助、評價、監管等機構的規則制定、教育培訓和調查程序等環節，被引申為科研誠信協同治理的一個重要概念。本文認為，科研誠信協同治理中的透明性(transparency)最初在出版環節達成共識，即“出版透明”［1］。進一步發展，透明性還包括“研究透明”，即研究人員在研究設計、執行和發表成果等環節保持透明［2］;以及“監督透明”，即學術監督機構在規則宣講、程序合規、專家復審及結論公開等環節保持透明。科技期刊作為科學發現的承載者和傳播者，應在強化自身保持學術出版規范的同時，開展對透明性的研究和實踐，體現其在保持透明性中的不可替代作用，進而與研究人員和監督機構一道推進科研誠信的協同治理。

1綜述

1．1共識。Gabriele提出應重新思考科研領域中資助、出版、教育、監管、實驗技術和學術氛圍的關系，以增加透明性［3］。Kretser等提出應通過再現研究、建立開放科學標準、鼓勵期刊發表“意外”研究成果和出版透明等，以鼓勵負責任的科學研究［4］。Moher等在總結第六屆世界科研誠信大會的研究論文中討論了“透明性”在科研過程中的不同表現，認為研究人員在研究過程、成果、數據共享等核心環節應遵守學術規范、保持透明性［2］。根據以上學者觀點，透明性應是科研誠信治理中的基礎性概念，它既可以聯結科研活動中的計劃、執行、出版和評價，也可以聯結科研規范的規則、共識、慣例，還可以聯結學術監督中的教育、調查、處理和信用修復等環節。失去透明性，則學術機構、科學共同體和監督機構就會陷入谷倉效應，在維護科研誠信的成效上事倍功半。因此，透明性問題也是世界科研誠信大會關注的議題，其宗旨“促進科研人員、教學人員、教育科研機構、科研資助機構、政府相關管理部門、科學出版相關編輯和審稿人等相關各方交流與經驗分享，建立協同推進負責任的研究”［5］，更為協同治理提供指南。

1．2透明性的特點。首先，透明性意味著共享(sharing)信息。我國科研誠信建設聯席會議制度規定，各成員之間要共享信息，并有“重大科研誠信案件應加強信息通報與公開”和“加強科研誠信案件調查處理的協調配合、結果互認和信息共享”［6］的要求。其次，透明性意味著公開(openness)信息。科技主管部門制定科研誠信治理的政策并將之到網絡上，國內學術監管部門對學術不端案件的通報，期刊通過撤稿、更正和發表關注聲明［7］，甚至通過撤稿重登的方式［8］，向學術界展示透明性。最后，透明性必須是雙向(bidirectional)行為。只有公開，不一定透明。例如，在學術調查案件中，隱去關鍵信息后進行公布，常常會被認為調查處理過程不透明［9］。僅有共享，也不一定滿足透明的要求。例如，僅僅在聯席會議機構間的共享信息，未對第三方特別是科學共同體共享該信息，則也會影響透明性。忽視這些特點，將會對透明性的理解造成偏差。

1．3科技期刊的透明性。科技期刊在維護透明性方面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期刊通過采用專家評議和獨立審校流程的方法，參與科學新發現的過程并向學術界傳播其科學價值，并通過堅守學術和出版規范，采用公開或共享等手段，對科學發現過程中的錯誤、不當或不端行為進行糾正，從而維護透明性。表1展示了透明性的含義及其在不同階段的表現，顯示科技期刊通過維護透明性參與科研誠信的協同治理。

201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該意見從國家層面對廣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轉變作風、改進學風的總體要求及為營造風清氣正的科研環境做出了明確指示，表明了我國科研作風、學風建設的決心和信念，也對未來我國科研文化的提升起到了導向和引領作用。此外，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科研倫理和學風建設,懲戒學術不端,力戒浮躁之風”“營造良好的科研生態”。這為進一步改善我國科研創新軟環境提出了具體要求和著眼點。針對新形勢下對科研作風、學風建設的新要求，結合科技論文在科研成果轉化與實踐中的重要作用，現淺談科技期刊編輯在科研監督與誠信建設的作用，與讀者共饗。

1我國科研誠信問題現狀與原因

學術誠信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基石，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科研素養的基本標尺，可以說，“無誠信，無學術”[1]。科研誠信是學術道德的底線，也是學術管理的根基。科研誠信是指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活動中本著追求真理、實事求是、崇尚創新、開放協作的核心科學精神，遵守法律法規，恪守科學道德準則，遵循科學共同體公認的行為規范[2]。近年來，科研誠信問題事件屢屢曝出，學術論文“剽竊、抄襲，一稿多投”，實驗數據篡改偽造，虛假論文代辦，無學術貢獻作者掛名等學術不端事件時有發生，對整個學界的學術氛圍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也使學術的權威受到了巨大的威脅與挑戰。剖析我國科研誠信問題現狀的原因，可以從社會因素、環境因素及個人因素等3個方面進行。

1.1社會因素——缺乏科研誠信管理體系

科研誠信是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動中秉承誠實、信任、公正、尊重和責任的價值觀總和[3]，這既是科技工作者道德素質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相關監管部門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科研誠信所涉及的層面遠不止于對科研人員的科研不端行為的約束，其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制定和落實科研活動行為規范和規章制度上。制定和完善科研誠信相關管理辦法和體例約束，規范科研人員在科技活動中的行為，這需要管理工作者、政府監管部門乃至全社會的共同努力。然而，科研管理體制行政化、同行評議制度缺陷、科研管理人員失職等管理環節的欠缺與疏漏[4]，導致目前我國科研誠信管理體系的不完備，對有關學術不端行為缺乏有力打擊與懲戒，在造成論文泛濫的同時，也制約著我國科技事業的健康發展。

1.2環境因素——對科研人員的過度評價

健康良好的學術文化氛圍是促進科研人員保持學術誠信的基礎。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的新形勢下，社會競爭日益激烈，科學技術已然成為決定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要素。人們逐漸認識到科學教育的重要作用，社會上也逐漸出現了對科研高度關注的局面，其中對醫學相關研究的關注尤為明顯。然而，在現有科研大環境下，“唯論文、唯學歷、唯職稱、唯獎項”四唯評價層層壓迫，科研人員的情況不僅與職稱評定、績效獎金直接掛鉤，還成為了制約科研學生畢業就業的關鍵因素，這不僅增大了學者的教學和學習壓力，而且容易催生一些學術誠信危機。現行學術評價導向存在“重量輕質”、“以刊評文”和“行政主導”等弊端和不足[5],由此導致一些科研人員急功近利、投機取巧、利益熏心，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快捷的學術成果，最終導致“學術失信”層出不窮。1.3個人因素——科研人員學術誠信意識淡薄科研誠信是科研人員主動恪守科學價值準則，進行負責任科學研究的行為規范，這要求科學工作者具備較高的道德信仰和自律能力[6]。然而，一些科研人員受功利主義價值觀的影響，摒棄學術誠信職業操守，千萬百計鉆空子，為迎合現行評價體系，渴望通過以較低的利益獲取較高的科研回報，不惜以身試險，觸犯道德底線，最終導致各種科研誠信亂象。此外，高校是科研成果產出的重要基地，對高校科研人員的科研誠信教育是防范學術不端的重要舉措，科研道德素養教育缺失是誘發學術不端行為的重要原因；然而，目前國內開設關于學術規范教育課程的高校寥寥無幾[7]，超過40%的學者未曾接受過系統的科研道德和學術規范教育[8]，高校及科技工作者科研誠信問題屢禁不止，也與相關學術誠信教育的缺乏關系密切。

摘要：梳理了出版機構以及作者以外的出版相關者(編輯、同行評議人、媒體傳播、期刊評價及媒體評價)的倫理責任。國內行業學(協)會、出版機構和出版相關者應開展更多維度的探索，在期刊出版相關者層面進一步完善治理，制定倫理政策，形成完整的期刊出版倫理生態，促進期刊出版活動全方位規范、多方協調及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科技期刊;出版倫理;出版相關者;倫理治理;倫理責任

作者、出版相關者(編委會、編輯、同行評議人、媒體傳播、期刊評價及媒體評價)與出版機構共同參與出版活動，在出版活動的鏈條中，互為影響，互有責任。出版活動中的倫理涉及作者開展科學研究、論文寫作及發表()、信息傳播、期刊評價等過程，完整的出版倫理學規范和準則應該關照到出版機構、作者、編委會成員、編輯、審稿人、傳播者、期刊及媒體評價等各方各類行為。國際上，經過多年的實踐積累，已經形成了行業學會和出版機構不同層面的出版倫理規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整合《期刊編輯行為準則和最佳實踐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為準則與最佳實踐》推出了新的“核心實踐”(CorePractices)［1］，指導和幫助出版商、研究機構、期刊等多方出版相關者共同維護和促進學術誠信。大多數國際出版機構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倫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誠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實踐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對自己期刊的出版行為進行了倫理規范。國內已有大量有關作者倫理方面的編輯學研究文獻發表，關注作者的學術誠信與學術不端、關注生物醫學期刊涉及人的研究倫理審查等方面的問題。例如，李玉樂等［4］分析文獻發現，近10多年來國內出版倫理研究的熱點主要為學術不端行為的原因分析、防范學術不端行為的策略與建議、對出版倫理的思考與建議、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倫理問題等。但國內有關出版倫理的研究對于出版機構、除作者外的出版相關者(編委會、編輯、同行評議人、媒體傳播、期刊及媒體評價等)的關注和實踐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關者，鑒于已有大量研究關注作者層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關者不包含作者。國家新聞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學術出版規范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提出了審稿專家和編輯者的學術不端［5］。國內科技期刊出版機構和編輯在今后的理論研究和出版實踐中，除科研規范、倫理審批、作者署名外，應加強對整個出版領域同行評議、版權管理、利益沖突、信息傳播、期刊評價等更多相關內容的關注［4］。鑒于編委會多由期刊的學術領域相關的頂尖科研人員組成，他們既是作者、讀者、審稿人，或作為單本期刊的學術領導者參與期刊出版機構的部分管理性質的決策性工作，或帶領編輯做一些出版環節中的終審工作，編委會專家個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轉換，涵蓋在其他出版相關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單獨表述。以下從不同角度探討科技期刊出版機構及各相關角色的倫理責任。

1出版機構的責任

1．1發表優質學術內容。《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指出，科技期刊傳承人類文明，薈萃科學發現，引領科技發展，直接體現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6］。科技期刊在傳播創新成果、推動學術交流、培養科技人才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機構應該:1)強化使命擔當和社會責任，對社會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期刊的出版應該以發表和傳播精品內容為己任，不斷推進期刊成為本學科領域內最優秀的期刊。2)避免發表粗制濫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單純以滿足為目的來獲取收入的逐利行為。SCI指揮棒造成的發表要求，大量到國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奪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奪性現象應運而生［7］。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壓力，或通過電子郵件尋找目標，或通過中介機構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時需支付高額論文處理費(APC)。無論是否嚴格進行同行評議，這些期刊多數在網站上都聲明其遵循了國際同行評議標準，對論文進行了同行評議。2020年2月，科技部的《關于破除科技論文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中宣布:“完善學術期刊預警機制，定期國內和國際學術期刊的預警名單。”［8］12月，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國際期刊預警名單(試行)》，通過綜合評判期刊載文量、作者國際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數、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舉了具備風險特征、具有潛在質量問題的學術期刊［9］。“掠奪性”期刊還催生了工廠的產生。“掠奪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奪現象需要通過行業治理、社會監督，不斷促進優勝劣汰，改變低質量期刊濫發論文的局面。國際上，多個學會或出版平臺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聯手創建了網站ThinkCheckSubmit，幫助作者識別“掠奪性”期刊。同樣，中文“掠奪性”期刊是拋棄學術期刊質量性(學術質量、編輯質量、出版質量)、公正性、導向性辦刊原則，忘記了學術期刊初心，純粹以掠奪作者稿件處理費為目的的期刊［10］。國內相關管理部門、行業學會應該進一步加強治理，幫助作者識別“掠奪性”期刊網站，甚至期刊假網站或“”網站。3)避免為追求影響因子的不當自引或聯盟引用，杜絕為追求經濟利益或評價指標的各類不端行為。

1．2注重學術、文字質量和傳播質量。學術期刊內容為王，除了學術內容質量，文字質量和傳播質量也是優秀出版物的重要標志。高質量的出版物讀起來行云流水，給人耳目清新的感覺。國際期刊出版經驗表明:1)出版機構應具備完整的編輯手冊，指導和培訓編輯以科學的精神認真進行文字加工，保證科學語言表述的嚴謹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雜蕪;2)期刊出版機構還應該建立出刊后自審、年度審讀等審查機制，文字質量獎懲措施，保證和加強期刊的文字質量不斷提升;3)精美的構圖、新穎的封面、高品質的印刷和裝幀都是構成優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數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創意，配合重點文章傳播的短視頻、網站頭圖等增強論文傳播的設計［11］。這些方面，國內科技期刊值得進一步學習和嘗試，加強探索。

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傳播。讓優秀的成果最先、廣為傳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責任。開設病毒肺炎(COVID-19)優秀科研成果學術交流平臺，是中華醫學會雜志社對優先出版能力的一次應急實戰，對適應優先出版而優化的同行評議、編輯加工、生產制作、上線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練，對各種管理制度的科學性、完備性進行了全面檢驗。2020年疫情初期的統計數字表明，文章從投稿到網上，平均用時6.2d，與國外知名出版平臺相差無幾。不同于國外預印本未經同行評議上線，中華醫學會雜志社平臺的所有論文均經過嚴格的同行評議。刊出時滯大幅度縮減，縮小了與國外期刊的差異，吸引了國內一批優秀科研論文首選在國內優秀期刊平臺投稿和優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視論文首發確權時間、發表流程時長、平臺的影響力及傳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數字化轉型，建設有影響力的優先平臺，就能吸引優質稿件回流，讓更多優秀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傳播力和期刊服務能力的重要指標。《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紙刊訂閱，2021年轉向持續出版模式(優先出版與正式出版整合為一次在線發表)。文章完成同行評議和文字編輯立即在線發表，研究人員可更快地發現和引用研究成果。中華醫學會雜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優秀科研成果優先發表平臺”，正是考慮在確保學術質量的前提下，優化稿件審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壓縮各流程時滯，提高出版效率，構建快速交流的學術交流生態系統服務作者［12］。國內平臺需要加強對國際標準化技術的學習與應用，通過國際通行的標準化技術支撐，加強數據的多平臺交割、共享、互聯，提升信息的快速傳播能力，增強國際顯示度和國際影響力［13］。

科學技術的更新與升級給傳統出版業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學術出版作為出版業的重要分支，也正在經歷數字化升級與轉型。就學術期刊而言，單一的紙質出版形式和對紙質內容進行簡單搬運的數字平臺出版形式，已經與當下用戶多樣化、碎片化的閱讀需求以及快速獲取知識的要求漸行漸遠。增強出版在此發展背景下應運而生。筆者梳理國外業界增強出版的實踐發現，英國皇家化學學會(RSC)最早推出了富媒體超文本標記語言(HTML)形式的增強型論文，借助超鏈接實現了科學論文的知識擴充[1]。國外期刊出版社，如SpringerNature、PLoS、Elsevier等增強出版的應用相對成熟，期刊集群及單刊平臺均已實現“傳統論文+增補內容”模式的增強出版[2]。而國內，不管是學界還是業界，增強出版均處于探索時期。占莉娟、胡小洋和朱琳峰、李楠從我國增強出版的發展現狀、現實瓶頸等方面進行分析和探索，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推進策略[3,4]。崔玉潔、包穎、廖坤等探討了學術期刊增強出版的3種模式：紙刊增強出版、網頁增強出版、微信增強出版[5]。這些研究成果從理論的高度為國內學術期刊轉型與發展提供了一些具有參考性的建議。但關于增強出版的版權清算問題，尚無學者進行詳細分析與討論。近年來，增強出版的實踐在我國逐漸出現，比如在期刊論文末尾通過附加二維碼進行了相關資料的增補。2017年，中國知網開始探索一種全新的數字增強出版模式。在出版業面臨全媒體數字化轉型與升級的今天，厘清增強出版發展優勢、探析推進過程的困境，以探尋合理的實施策略來推進增強出版戰略、創新知識服務能力，是具有學術價值且符合現實需求的。

1增強出版的優勢特征

增強出版是語義出版研究中分離出來的一種類型[3]，是出版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新興的出版形式。簡單來說，增強出版就是通過數字化技術，在傳統出版物上添加超鏈接實現學術期刊相關信息和數據的有效整合。當讀者在選定某一期刊內容進行閱讀時，為其提供獲取實驗介紹、原始實驗數據、科研團隊背景、調研記錄等資料的便捷性通道。增強出版具有以下幾個重要優勢。

1.1呈現形式多元化

增強出版這一新興形式的出現，有利于打破紙質載體或單一網頁的出版物形式。一方面它能夠綜合運用多媒體技術，如圖像、音頻、視頻等，實現文本內容的可視化，有效拓展文本的表現形式。另一方面它能夠實現對論文的結構性分解，抽取關鍵章節、重難點部分、實驗數據等進行附加內容的鏈接和注釋，然后以標簽云、標簽樹等形式進行呈現。這樣一來，就為論文本身增添了很多附加信息，實現了平面出版形式向立體出版形式的轉換。增強出版利用DataCite、EPIC、CrossRef等交叉鏈接和引用[6]，匯集與原始出版物有關的其他科學數據與信息，擴大讀者的知識獲取量。

1.2學術成果充分共享

傳統學術期刊出版，因受限于篇幅，作者在撰寫論文時，一方面要對文本內容進行精簡和凝練，另一方面需對實驗細節描述和原始數據呈現進行取舍，文章中一般只保留初始數據和最終結果[5]，這不利于實驗過程以及相關背景資料和信息的完整化呈現，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讀者的理解難度。而增強出版能夠有效解決這一問題，通過富數據、交叉連接等形式，突破紙質載體的限制，為讀者創設一個廣闊的數據空間。與此同時，學術成果相關信息的增補，實驗數據和過程的全公開，有利于降低閱讀難度，減少讀者為充分理解結論而進行的推導演算，從而實現論文作者學術成果的充分共享與傳播。

隨著技術創新與媒體生態變化，三年來媒體融合加速推進，前行至深水區。學術期刊為了破解傳統傳播渠道的“中斷”或“失靈”問題，幾乎全部把數字傳播的權利轉授給了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并嘗試運作“兩微一端”，希望由此搭上互聯網和新媒體的高速列車，實現華麗轉身。然而事與愿違，聚合型的數據庫由最初的合作伙伴，搖身一變成了競爭對手，導致孤立的紙本期刊學術傳播中心的地位日趨旁落。大型期刊數據庫不僅壟斷了學術期刊的在線傳輸渠道，更為致命的是引領讀者“去紙質化”的閱讀方式和數據庫下載論文獲取信息的方式。可以說，學術期刊在媒體融合的過程中，舊的瓶頸尚未突破，新的問題又開始纏繞，距深度融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復合型編輯人才缺乏

媒體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態的簡單拼接，而是技術融合、渠道融合、平臺融合、內容融合、經營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調整，新技術的采用、傳播渠道的改進、內容生產方式的創新、傳媒組織形態的升級、傳媒產業鏈條的重構、管理體制與政策的改革都要隨之發生相應的變革。技術融合是整個媒體融合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是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它們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過程中能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目前傳統學術期刊的人才儲備與技術支持無法滿足媒體融合建設的需求。我國學術期刊的主辦單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學會為主，由“體制內”任命的部分期刊領軍人物，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和很好的學術理念，卻缺乏駕馭新媒體業務的技術素養，沒有樹立拓展新媒體業務的基本目標，更沒有規劃新媒體業務的長遠戰略。目前很多學術期刊已通過集成的采編系統實現了審稿、編稿、發稿過程數字化，以及這一流程與PC端和互聯網的融合，但這一流程與移動互聯網的融合卻進展遲緩。其關鍵在于，缺乏新型的復合型編輯人才。老編輯對新融合、專業技能（信息檢索能力、計算機操作能力與多媒介轉換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響了他們對學術新媒體的熱情和探索精神，影響了互聯網思維在學術期刊領域的運用和發展，更制約了行業借助融合業務技能實現對多種媒體的資源整合。

2．媒體融合主導權缺位

我國現有傳統媒體管理制度產生于計劃經濟時代，形成了以審批制度、主管主辦制度、行業管理制度、屬地管理制度為核心的規制政策。在這種體制下，傳統學術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學術傳媒地位，發揮著主體性作用。“其一，擁有公開出版的刊號，具有體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無米之炊’的生存威脅；其二，牢牢把控著學術信息源（專業邊界）和作者資源（學術水準），目前還沒有任何學術新媒體能夠與其分庭抗禮，對其構成挑戰；其三，在現行的學術評價與期刊評價機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號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權力部門與專業評價機構的承認，盡管紙本期刊的傳播功能早已名存實亡，但其‘記錄功能’仍然受到學者們的重視。”［15］然而，恰恰是這類媒體，在媒體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無法承擔起媒體融合的主動權。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國家主導的大型公共服務數字出版平臺，表現為具有公益性質的學術期刊沒有公共技術平臺的強力支撐，盲目“嫁接”或重復探索；二是學術期刊的市場主體地位模糊，身份尚為事業單位或改制后只是換塊牌子的“翻盤企業”、改制后依然沒有建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的傳統媒體，在與新媒體融合過程中必然遭遇體制障礙與規制約束；三是學術期刊分散弱小、技術落后、經濟實力不強，作為媒體融合中的被動者，它們根本沒有實力與能力去主導媒體融合。互聯網企業與新媒體公司是否具有媒體融合的主導權？答案也是否定的。從技術、平臺與資本實力來看，它們有舍我其誰的優勢。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體融合發展的趨勢時，我們會察覺到一些悖論的存在。首先，民營力量主導媒體融合，勢必與黨和政府強調的媒體的政治屬性、輿論導向沖突，很難滿足“可控可管”的傳播要求；其次，中國知網、萬方等大型期刊數據庫雖然在數字傳播方面幾乎取代了紙本傳播，但其在學術信息源、專業編輯權威性、學術共同體關系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因而無法替代學術期刊承擔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再次，互聯網企業與新媒體公司并沒有獲得體制授予的合法身份，還不具備與學術期刊刊號相當的學術傳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眾號與論文在線網站，不過是學術期刊的附庸或補充，暫時不足以動搖學術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與規制缺陷

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融合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也給政府的媒體管理工作帶來嚴峻的挑戰。一是多頭管理、權責不一。在互聯網的監管上，工業和信息化部是行業主管部門，公安機關負責打擊利用網絡實施的各種犯罪活動，文化部門對文化產品、文化活動實施監督管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負責全國網絡出版服務的審批和監督。這種管理體制職能交叉、條塊分割，致使在監管的具體過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兩種現象。比如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是把互聯網和手機作為信息產業來定位的。但互聯網和手機既有產業屬性，又有媒體屬性。單純由產業部門管理，很容易造成行業管理和輿論監管的脫節。特別是新聞出版廣電部門實行嚴格的內容監管，而電信部門只管傳輸不管內容，結果因傳輸平臺的不同，就會產生天壤之別的規制差異。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雖然我國在新媒體管理方面已出臺數部法律法規，但總體上立法層級不高、法律效力較低，“一方面，行政機關對現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補充滯后于新媒體的快速發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該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機關進行聽政活動所參照的法律文件多為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規定，效力較低，僅限于本部門范圍，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尷尬；且各行政機關在制訂、執行部門規章和行政規定時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執行的沖突”［16］。在學術傳播領域，“雙重管理體制”使傳統媒體在發展新興媒體業務時，遠不如商業新興媒體那樣能夠放開手腳大膽創新，經常是稍有創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約談”、批評。在媒體融合的大潮之下，盡管互聯網與新媒體具有快捷、方便、及時、聚合等優勢，但所在企業仍然拿不到體制所承認的正式刊號，那些僅在網絡平臺或新媒體上發表的論文統統被排除在體制認可的評價之外，這不能不說是體制壁壘與規制政策滯后性的體現。

摘要:增強出版是一種新興的融合出版模式，通過豐富科學數據的內容呈現形式和傳播途徑，提高論文的學術影響力。根據出版媒介的不同，重點分析歸納了3種增強出版模式:紙刊增強、數字出版平臺增強和全媒體增強。從參與主體、出版環節、規范性等方面提出了增強出版的推進策略，以期為科技期刊增強出版的實施提供參考。

關鍵詞:科技期刊;增強出版;增強特征;融合出版模式;增強推進策略

科技論文和科學數據都是科研的重要成果，是數字化科研時代重要的戰略資源［1］。科技期刊的傳統出版模式已不能滿足當下用戶多樣化的需求，需要一種更強大的出版模式來提高科技期刊出版的靈活性和多樣性，因此，增強型出版應運而生。這是一種強化型出版模式，通過在傳統出版物的基礎上增加研究數據以及關聯外部資源，綜合運用數字化技術，對論文內容進行結構化和可視化，改進論文的表現和傳播形式。國外關于增強出版的研究及應用較早，2009年URF基金會提出了增強型出版物的概念［2］，vanGodt-senhoven等設計了增強數字出版物原型［3］，Bardi等介紹了增強出版的數據類型及增強出版信息系統的功能特征，規范化了增強型出版物模型的組織架構［4］。SpringeNature、《PLoS》、Elsevier、《RSC》等期刊和出版集團的增強出版服務已較為成熟，有相對完善的出版體系和流程，實現了“根出版物+增強內容”的增強出版模式，使傳統論文與任何類型的增強數據相互鏈接，并能在各學術圈便捷地分享，在推進知識傳播、提高知識服務能力以及內容增值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李小燕等通過介紹增強出版的本質和內容示例，提出了增強出版的實現流程［5］;崔玉潔基于新媒體技術研究了科技期刊增強出版的新模式［6］;劉錦宏等通過介紹增強型出版物的判斷標準和特點，分析了增強型出版物的發展模式［7］;占莉娟等分析了國內學術期刊增強出版實施的現狀和推廣瓶頸［8］。國內的增強出版仍處于起步階段，還沒有大規模的應用。本文在介紹科技期刊增強出版特征的基礎上，分析歸納了增強出版的3種融合發展模式，并提出了幾種推進增強出版的可行性策略。

1科技期刊增強出版的特征

增強出版是在傳統出版的基礎上進行增強的行為，包括論文研究數據的擴展、閱讀及傳播形式的擴充、編輯流程的強化等［2］。增強出版的前提是對傳統論文進行結構化和碎片式處理，以鏈接更多的增強內容，其不是簡單的資源匯集，而是對分散資源的匯整，然后進行知識加工和共享。將數字化技術與增強出版合理地融合，才能有效提高學術期刊的影響力。

1．1數據增強。傳統科技論文因受篇幅和版面的限制，很難詳盡地闡述整個科研過程，為實現科學數據的有效整合及共享，需要在傳統出版物的基礎上增補相關的科研數據。增強出版的基礎和核心是傳統出版物，也稱根出版物，增強出版是呈現“根出版物+增強內容”的形式。增補的科研數據包括采集樣本、公共數據集、調查問卷、推導過程、參考資料、實驗記錄、推理過程、實驗環境和軟硬件配置等，可以是文本、圖表等簡單的數據格式，也可以是音頻、視頻等立體的形式［3］。增補數據對作者也是一個監督和自檢，作者需要提供科學且準確的數據，以供讀者對研究過程進行重復。

1．2論文整體增強。針對整篇論文進行內容增強包括收集并整理關于論文的專業評價和引用情況［5］。如《Nature》中的相關新聞與評論、音頻視頻、編輯總結、相關文獻推薦等;《PLoS》中的媒體報道、讀者評論等;Elsevier中的圖片摘要、論文亮點、相關書籍、引證論文等。期刊編輯部或其他專業研究機構根據專題方向或研究熱點，對已出版的論文進行適當的選取和封裝，以合集或專題的方式對已有論文進行再次推送，延長了論文的傳播活躍期，增大傳播頻次。

從歷史經驗來看，司法保護、行政保護、社會組織保護、權利人私力救濟構成了版權保護的四大體系。每次應對因應重大信息技術變革而帶來的各種版權問題時，通常也慣于從這四方面尋找出路。但于當下的學術期刊自身而言，其能力范圍所能發力的領域主要還在私力救濟層面。面對融媒環境中的諸多版權保護之困，學術期刊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尋找突圍之路。

1.增強意識：版權是“命根”

與新媒體相比，紙質學術期刊雖具有利于深度學習閱讀的優勢，但隨著電子閱讀器技術的不斷進步，這種優勢不再為其獨有，各種類紙質閱讀感的設備正在逐步升級優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將其作為主要的學習閱讀工具。從長遠來看，紙質學術期刊在載體上沒有優勢可言，學術期刊雖然有長年積累的品牌優勢，但最大的優勢還在于擁有大量高質量的專業內容。高品質的專業內容是支撐品牌的基礎，沒了它，品牌自然也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然而，誠如前文所述，如果版權保護防線丟失了，學術期刊的內容優勢也會失去，廣大學術期刊也可能重蹈報紙的覆轍，成為網絡媒體的“免費奶媽”。因此，融媒環境下，學術期刊們應該樹立版權是“命根”的意識，認識到版權是生存之基和發展之源。面對時下版權侵權可能帶來的一時蠅頭小利，如被網絡媒體非法轉載引來的社會關注的提高，應該持有足夠的警惕，切莫貪小失大。試想，如果優質的內容都無償在網絡媒體刊出了，長此以往，誰還會看紙質學術期刊，紙質學術期刊還有何存在的價值。

2.自我規范：建立完善版權管理機制

有條件的單位可設立版權部門，專門管理相關版權工作。對于存量論文的版權信息做必要的補齊、歸類、入庫、數據化等工作；對于增量的論文，通過合法無爭議的方式獲取版權，盡可能與作者簽訂書面授權協議；在通過“用稿聲明”方式獲權時，盡力遵循格式合同簽訂的自愿、公平的原則；在要求作者承擔責任時增設對價條款，使作者也享受相應的權利，如在要求作者轉授信息網絡傳播權時，承諾在權利的使用中，作者也享受一定收益。加大員工版權培訓力度，增強版權意識。自身不主動侵權，在修改論文時必須征得作者同意，作者不同意不能發表；沒有獲取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論文，若要在網絡使用，如將論文轉發至微博、微信公眾號時，須得到作者的許可；對于侵權行為不回避、不放任，積極維權，有條件的可以采取技術保護措施，給論文進行加密技術、水印加載技術處理，阻止和追蹤侵權行為。積極挖掘版權衍生價值，介入現代的版權運營，如利用品牌影響和掌握的作者資源開展商業性的行業學術教育培訓，主動與新興數字出版商，如百度文庫、360圖書館、愛學術、道客巴巴等新興的知識在線平臺進行合作。針對“免費分享”版權文化，可嘗試讓網絡用戶免費試用，但通過與學術期刊新媒體運營商搭建各類新型的內容平臺來創收，如參與建立目前在國際非常流行而且實踐效果不錯的開放存取（OA）開放出版平臺，推出類似國內知乎、問答等模式的行業性知識付費平臺等。

3.建立聯盟：形成抱團取暖的集聚優勢

小弱散是我國學術期刊的最大不足，也成為影響學術期刊版權保護能力不足的根本因素。尤其面對大型網絡服務商的侵權時，完全處于弱勢地位。如何解決，短期之內值得考慮的路徑是，建立學術期刊版權保護聯盟，整合資源，集體行動，形成抱團取暖的集聚優勢。聯盟組織合力推動學術期刊相關版權法律的完善。對關涉學術期刊媒介融合的關鍵法律障礙加以排除：①對于沒有獲得作者信息網絡傳播權授權的存量作品允許學術期刊網絡使用時可以“先使用后付酬”。②對于“孤兒作品”在提供確鑿證據證明其是“孤兒”身份的前提下可以在現行網絡使用。③主張學術期刊對論文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部分分享權。即在論文的網絡使用中，須經得作者和學術期刊的共同許可，因為許多學術論文如果不經過這樣知識再生產的熔煉，是不能發表的，或是不能以很光鮮的狀態公開發表的，特別是核心、權威期刊上發表的高質量論文，期刊及編輯發揮了重要甚至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學術界的共識。簡單說，論文的知識生產不單是作者的創造，其中也有學術期刊的大量辛勤付出。集中對成員的版權侵權問題進行維權，通過群體維權行動，產生社會公益影響，進而納入行政保護的范圍。版權的行政保護具有效率高、威懾力大的效果，也是我國所特有。但是其所針對的保護客體，要求是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侵權活動。單一學術期刊的版權遭受侵權時常很難借助這樣的手段，但聯盟成員的眾多類似案件則可以為版權行政執法部門所關注。此外，聯盟組織還可以主動與相關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聯合，搭建堅固而通暢的版權授權橋梁，監督促使科學版權價格評估機制的形成；展開相應的版權培訓和宣傳，推動學術期刊版權素養的整體提升，等等。

科技期刊不僅是收錄、保存和傳播科技成果的重要載體，在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發展、學術交流討論等方面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因此，保證科技期刊的高質量是科技期刊的生存和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推進我國科技期刊的高質量、高水平發展，對于促進我國科研學術成果的傳播與交流，提高我國學術平臺服務創新的能力，增強我國科研學術團體的凝聚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

一、科技期刊高質量發展的原則

1.準確定位，打造特色。科技期刊的定位，主要在于明確辦刊目的、辦刊宗旨，在保持期刊原有特色的基礎上，明確辦刊理念，與時俱進，確定讀者對象及發展目標，同時還要清楚期刊處于行業領域中的位置[2]。科技期刊的定位，決定了其發展方向，科技期刊只有根據自身的特點和優勢準確定位，才能發揮出科技期刊自身與眾不同的優勢，使期刊獨樹一幟，別具一格，進而才更有利于期刊在保持傳統特色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壯大，并逐漸形成固定的作者和讀者群體，保證期刊的穩定發展，使期刊得到更高質量發展。期刊一經定位，要本著循序漸進，步步為營的思想，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塑造科技期刊的學術個性和文化特征，著眼于長遠發展，才能取得更好的高質量發展效果[3]。

2.內容為王，質量第一。科技期刊的質量問題是決定其發展最核心的根本性問題，是重中之重，科技期刊的質量與科技期刊的學術影響力互為因果，科技期刊沒有過硬的質量，一切都無從談起[4]。科技期刊注重社會效益，在于以發表學術內容為主，為科技學術文獻傳播途徑，為專業學者搭建互動交流平臺，為科研理論成果轉向實踐搭建橋梁紐帶，為學科理論發展創造了學術積淀環境，所以，每一期的內容及其所刊載論文的質量都是優秀科技期刊生存基礎、是科技期刊的生命、更是決定科技期刊能否健康優質發展的關鍵因素[5]。科技期刊要以內容來統領一切，這要求期刊內容是有創新性的、健康的、正能量的，能滿足讀者需求，為讀者所接受，對讀者有教益的，要實現內容為王，首先要做好期刊的策劃、選題及組稿工作[6]。科技期刊要想有自己的品牌，最應該體現在其學術論文的質量上。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它的選題應位于學科領域的前沿，所闡述的觀點更是要具有創新性，論述不僅僅需要科學嚴謹，還要能夠解決重大的關鍵性問題。這要求科技期刊根據期刊定位精心選題時要高瞻遠矚，預測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才能使期刊獲得更多最好的稿件，使期刊論文處于學術前沿性的領先位置，再結合高水準的編輯質量，才能使科技期刊保持較高質量的發展。

3.服務讀者，培養作者。科技期刊主要為各類讀者服務，因此，讀者服務工作是一項非常主要的工作，科技期刊要通過讀者調查，了解出版物是否適合讀者需要，讀者是否喜歡。掌握這些數據后，科技期刊可以根據讀者的需求進行適當的調整。此外，除了被動服務，科技期刊還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主動將期刊介紹給讀者，使讀者更加清楚地了解科技期刊內容精髓和學術價值，以更好滿足讀者的需要，同時擴大科技期刊的影響力[7]。作者是科技期刊內容質量的最主要的決定者之一，沒有固定的優秀的創作者團隊，就很難保證出版物持續保持高質量的內容。優秀的作者隊伍和高質量的出版內容是科技期刊的立身之本。因此，做好科技期刊需要認真負責地回復每一位來稿作者，無論在稿件返修過程中還是拒收稿件時，在將稿件評審信息反饋給作者時，都要指出作者所投稿件的不足之處，盡可能提出修改意見，耐心幫助作者優化稿件，增強作者的論文創作能力和的寫作水平，讓作者在此過程中取得進步，通過作者的逐漸進步，不斷壯大科技期刊穩固的、高質量論文創作的作者隊伍，并逐步形成成熟的優秀論文創作團隊，使稿件質量一直保持很高的水準，增強出版物質量[8]。

4.擴大交流，增進合作。科技期刊工作不僅需要編輯鍥而不舍地辛勤耕耘，還需要編輯積極開展宣傳與交流。交流和經營也是科技期刊成功的關鍵要素，通過交流，期刊編輯既能學習國內外優秀兄弟期刊的先進經驗，又能發現自身的一些不足，從而促進自身更好發展；通過宣傳與交流，還能使科技期刊擴大知名度，提高自身影響。科技期刊通過與學界廣泛交流、參加學術會議、研究科學文獻、參與該領域的學術討論，可以實時掌握學科發展的新趨勢，從而形成創意，進而體現到科技期刊的選題范圍中[2]。科技期刊還可以通過交流合作，逐步實現編委、審稿專家、作者群體及讀者群體的國際一體化，以使科技期刊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促進科技期刊水平的提高，同時提高科技期刊在國際同行中的國際影響力，這也是科技期刊國際化的重要標志，更是世界名刊取得成功的寶貴經驗[9]。科技期刊的經營不僅僅涉及科技期刊的日常運作，還與期刊的長遠發展密切相關，科技期刊通過主動與國內外知名檢索機構聯系，不斷宣傳推薦期刊，以及早進入知名檢索機構，擴大自身的影響力。通過經營，科技期刊可以找到自身的強項和優勢，努力發展強項，將強項朝國際需求發展，了解其他國家的需求，發展國際化的運作經營，要有現代的國際化設計和營銷理念。

5.融合媒體，推進發展。隨著網絡媒體及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媒體融合是科技期刊編輯出版的發展趨勢，科技期刊順應媒體融合趨勢，將傳統學術期刊的書面載體拓展為數字技術所支持的多種數字化格式，從而極大地豐富了學術期刊為讀者服務及向讀者呈現學術論文資源的方式，為用戶個性化內容定制奠定基礎。通過數字編輯出版方式，使作者所投稿件的發表周期大大縮短，使最新、最前沿的學術研究成果能夠在更短的時間內與讀者見面，更好地保證了科技期刊論文的時效性，使得學術科研研究通過更為快捷、便捷地利用學術文獻，從而能夠取得更快、更高效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學術期刊的內容生產效率，也推動了學術成果的發表與共享，方便了作者和讀者借鑒已有的學術成果[10]。飛速發展的網絡和信息技術支持下的新媒體環境，為科技期刊所刊載學術文獻的傳播提供了數字化發展的新渠道，以更快速、便捷的方式促進了科學學術成果的發展和普及，為各類學術期刊在數字化發展的新媒體環境中得到更好、更快的發展和創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此外，新媒體環境下，高度數字化的科技期刊學術文獻資源可以達到高度的共建共享，這種高度的共建共享可以使科技期刊更好地實現其在我國科學技術發展中的社會效益，使其在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為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