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濟全球化與一體化背景下，自貿區建設成為區域跨越發展的新引擎。為了適應國際貿易投資的規則變化，主動創建自貿區來推動經濟轉型是最好的選擇。第三批自貿區的設立，是在資本管制加強的大背景下，國家將自貿區由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拓展的重大戰略決策。河南自貿區在推進內陸地區更高層次改革開放方面有著重要使命。著眼于金融創新的角度，在分析河南自貿區金融基礎、問題及需求變化的基礎上，結合河南經濟特征和河南自貿區特色進行創新思考，提出推進河南自貿區金融產品和制度創新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河南自貿區；金融創新；金融問題；政策建議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當今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在當前全球經濟結構和貿易格局深入調整與我國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我國需要持續推進綜合性、全方位的改革開放試驗，以深化國際合作，配置全球資源，驅動經濟跨越發展。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自貿區）建設為實施這一戰略提供了重要基礎，通過構建更高規格的對外貿易投資模式，支持貿易、投資和結算的便利化，自貿區為我國經濟金融改革、發展動力轉換與發展方式轉型提供了新的發展通道。2017年3月31日，《國務院關于印發中國（河南）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通知》（國發〔2017〕17號）和《中國（河南）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正式公布，這意味著中國（河南）自由貿易試驗區獲批成立。河南自貿區建設過程中既有天津、廣東、上海等自貿區成功經驗可以借鑒，又有不同于沿海地區的資源特征和自貿區功能定位。本文根據河南經濟資源特征和自貿區功能定位，分析河南自貿區建設的基礎和金融需求變化，從創新角度研究河南自貿區建設過程中面臨的金融問題和機遇，探索內陸地區開放新模式，為河南自貿區建設提供理論支持，為內陸地區自貿區發展探索經驗。

一、河南自貿區的定位和使命

在日益嚴峻的國際貿易形勢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轉型期，自貿區的設立既是我國經濟轉型的戰略選擇，也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通道。河南地處中原，處于溝通東西南北的重要位置。擁有“三縱五橫”的國鐵干線網和“米”字形高鐵網，以及“十二橫九縱六放射”的高速公路網，我國主要的產業轉移、資源輸出、經貿交流都會途徑這里。作為中原經濟區的核心，河南還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南向、西向和聯接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心，具備成為“一帶一路”建設核心腹地的堅實基礎。河南自貿區定位于依托產業基礎和區位優勢、改革創新優勢、文化底蘊優勢和輻射帶動優勢，通過實施中央關于“加快建設連接東西、貫通南北的現代立體交通體系和現代物流體系”的要求，并加強建設服務于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現代綜合交通樞紐和現代物流體系，讓自貿區在服務“一帶一路”建設中更有特色、更有作用、競爭力更強勁［1］。河南自貿區承擔著推進內陸地區在更高層次改革開放的重要使命，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快國家中部崛起戰略實施等方面具有重大意義。通過發揮河南的支點作用，帶動整個中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形成繼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之后新的經濟增長極。河南自貿區的設立也是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將自貿區由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拓展的重大戰略決策，旨在逐步形成一個從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的自貿區戰略新格局。通過將河南自貿區打造成為內陸地區改革開放的新高地，探索內陸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形成內陸地區對外開放大平臺，加速內陸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壯大，為加快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產業支撐。

二、河南自貿區建設的金融基礎

自貿區是實施優惠關稅和特殊監管政策，以促進貿易往來和金融便利的特定區域。總結國內外自貿區的發展經驗可以看出，自貿區建設的意義在于打造“三大自由”：一是自貿區的貨物進出自由，二是自貿區的投資自由，三是自貿區的金融自由。其中，金融自由是自貿區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Mckinnon和Show（1973）針對金融抑制提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論，成為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的主要理論依據。金融自由化能夠有力地促進金融業發展，而金融業的發展又會促進經濟的增長。減少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干預，有助于金融行業的創新發展。

摘要：

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通過RQFII制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境外人民幣投資困難的問題，拓寬境外人民幣的實體投資規模才是根本出路。在這個方面，國內金融機構的離岸金融業務可以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將成為國內離岸金融業務發揮后發優勢的重要戰略機遇。由于離岸人民幣具備離岸貨幣的基本屬性，可以成為我國離岸金融業務的潛在業務資源，因此，需要在政策上明確將離岸人民幣納入我國離岸金融業務經營貨幣，抓住RQ-FII制度擴容過程的短暫發展時間窗口。

關鍵詞：

離岸金融業務；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離岸人民幣

一、問題的提出

實現境內外完全可自由兌換是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基本前提之一。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逐漸加快，國際化程度顯著提升，境外持有的人民幣資產規模日益龐大。截至2014年底，境外人民幣存款約為2.78萬億元，比年初增長7000億元，離岸人民幣總量占全球所有貨幣離岸存款總量的1.7%左右。[1]為了逐步提高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可接受程度，除了探索擴大境外人民幣的投資途徑，我國也開始有計劃地建立和實施境外人民幣回流國內的投資機制，以進一步增強境外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吸引力。在此背景下，2011年12月16日《基金管理公司、證券公司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以下簡稱RQFII）境內證券投資試點辦法》，允許符合條件的基金公司、證券公司香港子公司作為試點機構開展RQFII業務，即境外人民幣通過在港中資證券及基金公司投資A股市場。四年多來，RQFII經歷了多次擴容，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6月，我國RQFII試點已經擴大到中國香港、英國、新加坡等13個地區和國家，RQFII額度達9700億元，其中2015年新增2000億元。截止2015年6月29日，我國已批準132家RQFII，累計獲得可投資總額度3909億元。[2]雖然境外人民幣不僅僅只有回流國內A股市場這一種投資渠道，作為貨幣的人民幣也不止作為投資工具這一種屬性，然而本文關注的是，在境外人民幣回流渠道尚未健全的背景下，孕育的一種市場機遇，這個機遇可能并不主要地對人民幣國際化有利，而是對在我國發展相對緩慢的離岸金融業務有重要的機遇。

二、我國離岸金融業務發展的現狀及困境

摘要：中小企業是繁榮我國實體經濟的重要基礎，發展供應鏈金融對于促進中小企業融資具有積極意義，也是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具體舉措。作為新興的金融業態，商業銀行在供應鏈金融中的融資功能有待增強，依托金融科技的供應鏈金融業務和產品整合也有待提速，并需要構建相應的風控機制。供應鏈金融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新途徑，商業銀行應發揮資金主渠道作用，通過深度介入產業鏈，大力應用金融科技，整合資源，豐富金融產品和服務，引領創新發展。

關鍵詞：供應鏈金融；中小企業；融資；金融科技

當前，我國正在大力支持民營經濟發展，通過創新金融服務模式，發展供應鏈金融來為中小企業提供多樣化融資途徑具有重要意義。

一、供應鏈金融是中小企業融資的新途徑

供應鏈金融是指以供應鏈交易為基礎，通過向鏈條注入信用和資金來達到為上下游企業提供信貸支持的一種新型融資方式。［2］供應鏈金融是實現銀行和企業共贏的生態系統，對中小企業更具有包容性。從企業層面而言，供應鏈金融淡化了銀行以往關注的企業規模和財務報表等傳統項目，通過依托核心企業強化金融風險識別和防范，降低了相對弱勢的中小企業準入門檻，作為新型融資工具提升了上下游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對于銀行而言，利用融資和風險緩釋的措施和技術，通過與核心企業的資信捆綁來提供授信，降低了向中小企業放款的風險，業務渠道下沉能獲得更大的定價溢價空間，有利于使小微金融業務取得突破性進展。［3］供應鏈金融具有普惠金融的融資功能，基于供應鏈事件驅動而非企業身份驅動，突破了中小企業信譽度不高的限制。在我國當前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供應鏈金融“從產業中來、到金融中去”，具有深厚的行業根基和發展空間，大力發展供應鏈金融有利于資金“脫虛入實”，增強產業體系支撐，釋放中小企業創新活力，推動企業降本增效，促進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深度融合。［4］黨的報告提出，要在現代供應鏈等領域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動能。國務院的《關于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要積極穩妥發展供應鏈金融，鼓勵商業銀行、供應鏈核心企業等平臺為上下游中小微企業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資渠道。商務部等十部門聯合的《國內貿易流通“十三五”發展規劃》也提出“鼓勵流通企業采用投資基金、動產質押等多種方式融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穩步推廣供應鏈金融”。在現行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得益于市場和技術力量的共同推動，供應鏈金融市場的巨大潛力正在逐漸得到開發，成為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的新途徑，也是銀行業務轉型的重要方向。

二、供應鏈金融支持中小企業融資中存在的問題

當前，從商業銀行開展供應鏈金融業務的具體情況來看，還存在一些問題和障礙，影響了供應鏈金融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服務。

[摘要]香港是亞洲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通過分析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由來與特點，進而基于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等探討香港金融業，對其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分析，在堅持“一國兩制”、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揮比較優勢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香港；金融業；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

香港自開埠以來，其現代金融業快速發展，二戰后十余年便成長為地區性的金融中心。而后受益于得天獨厚的地理稟賦、完善成熟的金融制度以及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時代紅利，香港金融業務規模不斷增長，并逐步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2020年港區國安法的出臺，為香港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繁榮奠定了法律基礎。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異質性角度出發，縱向結合其發展沿革，橫向比較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分析香港新常態下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變化，并對未來趨勢提出展望與建議。

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由來與特點

香港金融業的發展可以追溯至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國侵占了中國香港并將其作為轉口貿易港使用，在交易結算需求的推動下，渣打銀行、匯豐銀行等外資銀行開始進入香港，隨后香港首個證券交易所于1891年宣告成立。在二戰時，上海的淪陷導致大批銀行家和商人選擇南下，并使得香港獲得了新一輪資本的注入，也成為香港戰后經濟及金融業發展的基礎。得益于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融資結算等金融業務需求開始增長，商業銀行數量由50年代的29家增長至60年代的73家，并且股市交易額一度突破十億元大關。60年代末開始，為應對貿易競爭并促進產業升級，香港再一次進入了金融自由化時代，先后取消了外匯管制與利息稅，放開黃金進出口，解除了銀行新增牌照凍結政策。一系列政策使得香港實現了資本進出自由。截至1984年，香港共有銀行140家，分支機構1407家，其中，外資銀行占比超70%①。1986年，香港原有的四家交易所合并，成立了香港聯合交易所，并成為國際證券交易所聯合會的正式成員。隨著香港金融體系日趨成熟，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基本形成[1]。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后不久，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受益于香港金融管理局及中央政府共逾兩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給予的支持，香港得以平穩度過危機，這極大提振了投資者對香港金融市場的信心，進一步鞏固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大陸與香港之間在經濟與金融方面的聯系不斷加深。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正式開始實施，促使內地與香港在經濟金融上的聯系日趨緊密，其金融中心地位進一步深化。在國內經濟，特別是制造業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外貿與金融專業服務需求應聲而起，而香港所擁有的經驗及配套政策制度則使其能夠快速承接這些需求。同時伴隨著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發展趨勢，香港也成為了對外融資的首選平臺。據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內地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25806.60億元，其中對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便達14385.31億元，占比逾55%。在融資端，參考2021年12月31日收盤數據，在香港證券市場交易的公司共有2584家，總市值約585408億元港幣。其中，中資公司1209家，總市值達418447億元港幣，數量占比近半數，市值占比超70%，體現了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的緊密結合，息息相關。通過回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其形成與發展的原因主要可歸結為四大因素：首先是其具備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香港位于亞洲中心，面向南海，利于通商。維多利亞港水深且常年無冰，便于貨船往來。正是這一天時地利，使得香港在發展初期便擁有了極大的貿易結算需求，并吸引大批外資銀行前往，并成為了其金融業發展的啟動器。第二點原因是受益于內地工業發展及改革開放的時代紅利。香港的發展與內地密不可分。在內地不斷加大對外開放力度的背景下，香港對外成為了配置中國內地優質資產的中轉站，對內地則成為了對外融資的絕佳平臺。第三點原因，在于成熟且自由的金融制度。自70年代以后，并著力于金融市場開放、保障資金自由流動。并且多次獲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稱，進而吸引大量國內國際資本進入。原因之四是香港享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更為國際與內地企業資本的進入提供了便利。一系列經濟和金融數據顯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短期，受到一定事件帶來不確定性提升的影響，會出現一定波動。但在長期，獲益于中央政府堅實有力的支持政策及其自身成熟的市場調節經驗，金融業表現出了強大的韌性，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具有優勢。從來自監管機構、證券市場及銀行業的直接數據，到來自市場調查機構、評級公司等第三方機構的間接評估，均可以體現這一觀點。在香港完善、靈活的金融體制以及背靠內地、互聯互通的支撐之下，港股依然具有韌性。2019年香港聯交所近十年來第六次成為全球首次公開募資金額排行榜首位，自九月后，香港證券市場上市活動明顯轉暖，并且第四季度的上市公司數目達到歷年最多。根據香港交易所2019年年度報告披露數據，當年首次公開募股市場集資總額達3142億港幣，同比上升9%，處于全球首位。而從上市公司數量上，當年有168家主板公司在港上市，同比增17%。滬深港通同樣展現亮眼成績，北向交易平均成交金額達人民幣417億元/日，同比上升104％。債券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額亦達10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197％。在不確定因素沖擊下，香港金融市場依然是境內外資本配置往來的優先選擇。受益于包括“港版國安法”落地，香港市場20年首次公開募股金額再創新高，位居全球第二，僅次于上海證券交易所，創2010年以來新高。伴隨內地融資環境的不斷改善及資本市場建設區域完善，包括北京證券交易所建立、注冊制試點等政策將對香港證券交易所的部分職能起到替代作用。相較于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則更加敏感。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及各地金融監管部門數據，香港在2018年以前長期處于全球外匯交易量第三名的地位②，這一排名維持了十余年。2019年，香港外匯交易市場規模受到大幅沖擊，其中大量交易轉移到了同樣為自由市場經濟的新加坡。當年新加坡日均外匯交易量飆升至6399億美元，相較于香港6320億美元的交易量高出約1.25%。在貨幣市場上，為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外向型經濟體系需求，聯系匯率制度作為香港金融穩定的支柱，保持其正常運行，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首要貨幣政策目標。監管披露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中國香港外匯儲備資產達到4413億美元，同比增長近4%。而2020年在疫情影響下，全球避險情緒高漲，香港金融管理局應銀行要求，共沽出3,835億港元，并使匯率在7.75港元/美元水平上維持了穩定。外匯基金的龐大財政資源和香港穩健的銀行體系，充分保障了香港的貨幣及金融的長期穩定。修例風波發生前后的2018、2019與2020三年增長率分別為4.01%、3.38%與3.73%，2021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長率更是達到了5.56%，顯示出香港金融業正在擺脫外部事件所帶來的不利影響，且依然具有很強的增長潛力。而從比重上看，2020年香港金融及保險業生產總值超6000億港幣，于2018年對比，其在總體經濟所占比重由19.44%提升至22.57%，在五大國際金融中心③中居首位，進一步體現了金融業在香港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并未受到影響。如市場調查公司及評級公司等第三方機構，同樣傳達著相同的信號，即中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短期內的確受到了沖擊，但伴隨局勢的趨穩，未來展望依舊樂觀。其中較為常用的衡量金融國際化程度的是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與英國Z/Yen集團共同測算并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在香港“修例風波”前（2019年3月），中國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位居前三，僅低于紐約和倫敦。而在同年9月發布的第26期指數中，紐約、倫敦、中國香港雖仍然占據前三位置，但評分均出現了不同程度下降。隨著“港版國安法”的落實，中國香港經濟社會運轉恢復穩定，再次回歸到了全球第三的位置。伴隨香港特區社會恢復繁榮與穩定，有利于穩定投資者信心，進一步吸引全球各地的更多投資者赴港營商投資，中國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前景依然樂觀。香港強大的公共財政管理能力、強勁的經濟韌性以及較高的人均收入均支撐了香港的信用等級，依然保持了AA－的良好評級，且展望穩定。阿里巴巴等諸多中國大型科技創新企業，選擇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募資，進一步凸顯了香港特區作為中國內地企業境外融資中心的重要地位。這一地位與中國香港地緣優勢將有望獲得進一步鞏固。同時如存款、在香港特區注冊公司數量、就業與簽證等多維度數據顯示出香港作為全球商業中心，地位并未受到明顯削弱。加之作為香港特區經濟制度、簡單稅制及低稅率均未改變，因而其對內作為大陸企業離岸融資窗口，對外作為外國企業開展業務的重要基地的功能將長期持續。

二、香港特區金融業未來發展趨勢香港應積極考慮更好地融入大灣區建設，繼續發揮自身便利作用，吸引中資企業赴港上市等。

（一）發揮自身優勢，證券市場前景光明

摘要：中小企業是繁榮我國實體經濟的重要基礎，發展供應鏈金融對于促進中小企業融資具有積極意義，也是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具體舉措。作為新興的金融業態，商業銀行在供應鏈金融中的融資功能有待增強，依托金融科技的供應鏈金融業務和產品整合也有待提速，并需要構建相應的風控機制。供應鏈金融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新途徑，商業銀行應發揮資金主渠道作用，通過深度介入產業鏈，大力應用金融科技，整合資源，豐富金融產品和服務，引領創新發展。

關鍵詞：供應鏈金融；中小企業；融資；金融科技

當前，我國正在大力支持民營經濟發展，通過創新金融服務模式，發展供應鏈金融來為中小企業提供多樣化融資途徑具有重要意義。

一、供應鏈金融是中小企業融資的新途徑

供應鏈金融是指以供應鏈交易為基礎，通過向鏈條注入信用和資金來達到為上下游企業提供信貸支持的一種新型融資方式。［2］供應鏈金融是實現銀行和企業共贏的生態系統，對中小企業更具有包容性。從企業層面而言，供應鏈金融淡化了銀行以往關注的企業規模和財務報表等傳統項目，通過依托核心企業強化金融風險識別和防范，降低了相對弱勢的中小企業準入門檻，作為新型融資工具提升了上下游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對于銀行而言，利用融資和風險緩釋的措施和技術，通過與核心企業的資信捆綁來提供授信，降低了向中小企業放款的風險，業務渠道下沉能獲得更大的定價溢價空間，有利于使小微金融業務取得突破性進展。［3］供應鏈金融具有普惠金融的融資功能，基于供應鏈事件驅動而非企業身份驅動，突破了中小企業信譽度不高的限制。在我國當前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供應鏈金融“從產業中來、到金融中去”，具有深厚的行業根基和發展空間，大力發展供應鏈金融有利于資金“脫虛入實”，增強產業體系支撐，釋放中小企業創新活力，推動企業降本增效，促進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深度融合。［4］黨的報告提出，要在現代供應鏈等領域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動能。國務院的《關于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要積極穩妥發展供應鏈金融，鼓勵商業銀行、供應鏈核心企業等平臺為上下游中小微企業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資渠道。商務部等十部門聯合的《國內貿易流通“十三五”發展規劃》也提出“鼓勵流通企業采用投資基金、動產質押等多種方式融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穩步推廣供應鏈金融”。在現行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得益于市場和技術力量的共同推動，供應鏈金融市場的巨大潛力正在逐漸得到開發，成為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的新途徑，也是銀行業務轉型的重要方向。

二、供應鏈金融支持中小企業融資中存在的問題

當前，從商業銀行開展供應鏈金融業務的具體情況來看，還存在一些問題和障礙，影響了供應鏈金融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服務。

摘要：高新技術的發展創新帶來了新時代的進步，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越來越多的便利。微信支付、支付寶支付等電子支付平臺的出現也恰恰印證了傳統金融受到技術創新的影響，從具有面對面交易特點的傳統金融時代變更到線上交易的金融科技時代這一事實。本文通過分析預測金融科技行業的未來走向，金融科技公司有替代傳統銀行的作用，因此提出銀行的變革是必要的。

關鍵詞：金融科技;英國;傳統金融業;金融監管;政府決策

金融科技(FinTech)是將金融(finance)和技術(technology)兩者相結合之后產生的合成新概念詞，是將傳統的金融系統中高科技與核心創新理念相結合，優化現有服務效率的新型服務概念。在過去，金融科技以改善和支持現有金融服務為目的扮演著協助市場的角色。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個人電腦的出現，金融公司將互聯網與現有的金融服務結合起來，提供網上銀行服務，為客戶提高便利性。從那時起，移動設備和智能手機相繼出現，人工智能，社交網絡服務(SNS)，大數據(bigdata)和區塊鏈(blockchain)等先進的信息通信技術已經成為融入傳統金融業的融資技術的新技術。

1英國金融科技的出現

英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開始意識到金融科技的重要性。與此同時，隨著對現有銀行的信心下降，全球對傳統金融服務的需求開始下降，在全球范圍內重組金融服務市場的急迫任務也終于被搬出臺面，國家經濟核心為金融服務業英國的反映尤其激烈。金融科技產業以能排除時間及空間限制為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為主要特點，為市場提供的便利徹底改變了英國消費者對金融市場的需求。另外，近年來，基本支付程序已經大大簡化，因此用戶可以在第一次使用時通過授權證書進行認證，然后可以通過預先登記的密碼或指紋等簡化的識別過程進行交易。這對那些厭倦了現有銀行高壓商業慣例的英國客戶而言，金融科技的簡便性已經凸顯出來。英國銀行沒有向消費者配備相對方便的金融系統。久而久之，英國的當國客戶開始向市場尋求一種能代替這對他們來說相對不方便的金融服務系統。為了克服金融市場的危機，英國政府選擇培育FinTech產業，以提高現有金融市場的競爭力，進一步增強消費者的便利性。由于英國擁有龐大的金融業規模和政府積極的養育政策，其金融科技產業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長。不僅如此，英國還擁有強大的金融基礎設施，在此基礎上，各種融資網絡也為吸引全球的金融科技公司到金融中心英國創造了條件。兩者相輔相成，各金融公司的流入為英國注入了新力量，為英國不僅是金融行業也為新發展起來的科技金融行業提供了原動力，而英國的金融市場環境以及政府的各種優惠政策也為進入英國市場的企業們提供了保障。此外，英國在政府的強有力領導下實施了各種意在培育金融科技業的政策。隨著英國在倫敦創建數字技術集群TechCity，許多高科技公司入駐TechCity，為金融科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不僅如此，英國金融業績監督機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還宣布，ProjectInnovate將支持金融科技行業，并自2014年10月開始運營創新中心，這是一項新的關于FinTech業務支持計劃。自2016年5月起，英國經過測試后運營首個利用監管沙箱為金融市場提供了安全的監管環境和保障，進一步加快了金融科技市場的創新速度以及發展速度[1]。

2英國金融科技的主要領域

英國貿易投資總署將金融科技行業按業務領域分類為支付、財務數據/分析、財務軟件和平臺四個部分。韓國經濟學家安秀賢提到在英國的金融科技市場，支付是最大的部分。而支付部分是指易于使用且費用低廉的匯款和支付服務，具體包括基礎設施、在線支付和外匯交易。該服務主要通過與金融科技人員與銀行和信用卡公司等現有財務公司的合作提供，并為用戶提供服務，如NFC和電子錢包。另外，PayPal和支付寶是全球提供支付服務的公司，其在財務數據分析部分中，通過收集和分析與個人或企業客戶相關的各種數據來創建新的增值。其中業務細節包括信用查詢、資本市場和保險。它主要提供在線使用的線上股票、債券和期貨投資平臺，并通過互聯網注冊后提供相應的服務，為其各業務提供保險保障服務。在財務軟件方面，利用先進的智能技術提供比現有技術更創新高效的金融服務和服務相關軟件。其中包括會計、風險管理和綜合資產管理等。最后，平臺領域為個人和企業客戶提供各種交易基礎，以便在沒有金融機構干預的情況下自由進行金融交易。與現有金融服務相比，金融投資平臺以更低的手續費以及更快速的轉賬服務為競爭優勢，以此增加其市場份額。

由中國國際商會、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中國財政學會和亞太金融論壇共同主辦的2021年亞太金融論壇日前在北京舉行，中國貿促會會長、中國國際商會會長高燕出席論壇開幕式并致辭。本屆論壇設有“‘雙碳’目標下亞太地區的投資機遇”“保險與社會經濟發展”“證券市場的開放與區域融合”“綠色金融助力‘碳中和’”“數字化與金融”“信用體系與數據安全”等議題，在為期兩天的論壇中，“數字”“創新”“綠色”成為論壇討論的熱詞。

一、創新是金融活力的源泉

高燕在致辭中表示，亞太地區是全球發展速度最快、潛力最大、合作最活躍的區域。去年以來，亞太地區在合作應對疫情、推進區域經濟復蘇等方面都充分展現了強大的韌性和繁榮精神，率先形成了經濟恢復勢頭，也為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做出了重大貢獻。“亞太金融論壇是亞太經合組織框架下的金融領域、公共與私營部門開展對話合作的機制性平臺，也是各國工商界深入參與國際議題討論，促進區域開放合作共贏的成功典范。”高燕表示，本屆論壇以“共建創新包容的金融市場”為主題，寓意深刻，體現了當今亞太經濟合作的內在需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重要的現實意義，成為引領亞太區域創新發展和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高燕指出，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業的健康、平穩發展，也是國家、區域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經濟是機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劉尚希表示，創新是金融活力的源泉，也是金融能力的延展，在肺炎疫情沖擊下的經濟復蘇進程中，金融創新發揮著基礎性、引導性的作用，支持了亞太地區經濟率先形成恢復勢頭。在劉尚希看來，金融創新含義廣泛，既包括金融業態創新，也包括產品創新、機制創新等。其中，業態創新主要與數字經濟和科技金融相聯系；產品創新主要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與金融開放相聯系，要支持各成員的資本市場有序開放，推進區域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增強供應鏈的韌性，堅守金融信用和防范商業風險；機制創新主要與生態環境和綠色金融相聯系，要推進成員方開展綠色債券、保險、信貸和基金等機制創新，促進財政金融協同，完善環境產品降稅清單，推動能源向高效、清潔、多元化發展，實現綠色增長。

二、推進綠色金融發展

中國財政學會會長樓繼偉表示，在今年7月召開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提出，早日戰勝疫情，恢復經濟增長，是亞太各成員當前最重要的任務，這也成為當前亞太區域經濟金融發展的“雙基點”。為此，必須堅持開放合作，推動疫苗作為國際公共產品，堅持包容性抗疫，確保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共同守護人類健康美好未來。其中，財政和金融合作是提升包容性抗疫的重要手段。高燕表示，中國政府歷來高度重視金融業開放與合作，近年來通過實施一系列開放措施，中國金融市場已大幅放寬金融業外資股比限制，形成了包括首家外資獨資保險控股公司在內的一批示范性實例。“今天的中國已是世界金融科技的創新發展沃土。”高燕表示，在金融科技方面，中國的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等技術日漸成熟，與金融產品和服務場景的結合也日趨緊密。在金融服務方面，中國正在著力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同時完善收入分配結構，努力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金融服務將以服務人民生活、服務實體經濟為前提，不斷優化服務結構，提升服務質量，不斷暢通金融血脈，服務民生百業。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的中國金融業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和成長空間。為應對氣候變化、推動亞太地區有序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綠色金融發展是金融創新重要內容。在以“綠色金融助力‘碳中和’”為主題的全體會議上，參與討論的嘉賓表示，中國已經進入了綠色低碳發展轉型的新階段，生態文明建設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在此之下，最重要的問題便是綠色低碳轉型，綠色發展需求越來越迫切，而服務于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的綠色金融也應運而生。近年來，中國綠色金融產品越來越多樣化，不過，與成熟市場相比，當前綠色產品總體比較單調，而不同項目則需要不同期限的產品來匹配，未來政策需要繼續發力助推綠色金融市場進一步完善。樓繼偉表示，當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在國際金融和地區經濟上形成了一定的“負面溢出效應”。面對挑戰，要堅持《2040年亞太經合組織布特拉加亞愿景》，建設開放、活動、強韌、和平的亞太共同體，有效應對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利己主義的壓力，把握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科技金融的機遇，遵循經濟、金融的發展規律，堅持把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抑制負面溢出效應，全面落實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實現亞太地區經濟金融的強勁、平衡、安全、可持續與包容增長。

作者:周東洋 單位:中國貿易報

第一章  發展基礎與環境

“十三五”時期，全市上下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在中央金融管理部門支持和指導下，有序推進金融改革創新、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金融業保持快速發展，主要金融指標持續向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平和效能顯著增強，金融開放有序推進，金融產品日益豐富，金融監管得到加強和完善，金融生態環境持續改善。

第一節  “十三五”時期金融業發展成效

金融業規模和實力不斷壯大。“十三五”期間，全市金融市場持續平穩運行，截至2020年末，金融資產規模達6.67萬億元、增長59.5%，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資產規模分別達59077億元、1029億元、2124億元；全市金融機構總數達到1872家、增長24.8%，其中銀行（含資管）103家、增長28.8%，證券分支機構253家、增長34.6%，保險62家、增長37.78%，銀行、保險業法人機構數量排名西部第一。金融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從5.53%提高到8.85%，本外幣存款余額4.29萬億元、增長53.2%，本外幣貸款余額4.19萬億元、增長90.5%，保費收入998億元、增長92%，金融綜合實力走在中西部前列。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持續提升。截至2020年末，全市制造業中長期貸款余額達到1235.7億元，普惠小微貸款余額突破3000億元、比2015年末增長4.6倍，有力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縣域普惠金融”項目覆蓋全市70%行政村，涉農貸款余額約6299億元，為脫貧攻堅戰圓滿收官提供重要支撐。上市公司75家、較2015年末增長31.6%，融資規模995.25億元、較2015年末增長76.9%，儲備擬上市重點企業250家，上市資源培育效果明顯；區域資本市場穩步發展，累計新增掛牌企業1395家，新增托管企業1302家，向上級資本市場輸送企業34家，實現融資551.12億元，資產證券化產品規模位居西部第一。

金融要素集聚更具特色。全市要素市場達到14家，其中7家交易規模超10億元，保險資產登記交易系統、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等全國性交易場所落地。銀行、證券、保險等20余類金融機構牌照實現全覆蓋，中信銀行國際業務運營中心、建行跨境金融服務中心、交行離岸業務中心、平安銀行離岸金融中心、上海保險交易所西部中心等全國性或區域性、功能性金融機構相繼落戶。互聯網小貸、消費金融等新型金融機構發展處于全國前列。融資租賃公司82家，是2015年末的16.4倍；備案股權投資類企業770家，比2015年末增長56.5%。

金融改革試點任務縱深推進。獲批全國金融標準創新建設試點、金融科技應用試點和創新監管試點城市，擁有數字金融相關試點數量西部第一。國家金融科技認證中心落戶，26項金融科技應用試點項目上線運行，5項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項目對外服務，一批金融科技總部型企業陸續在渝落戶。推動法人金融機構改革重組取得明顯成效，市級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完成整合工作，小微擔保成功納入國家融資擔保基金首批合作范圍。區域股權市場多項改革創新舉措在全國領先。在國內較早啟動碳排放權、排污權交易，環境要素市場發展已初具規模，為創建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