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權力清單是法治經濟的基礎

（一）政府權力邊界不清，經濟干預權限異化

經濟干預權限異化指的是政府干預過度和干預缺位等情形。當今的中國政府不僅是對經濟干預的缺位，更多的是政府對經濟干預的越位，給市場經濟健康運行造成阻礙。政府對經濟干預的缺位表現在應該監管的經濟行為領域沒有發揮效用，市場經濟秩序和信用體系不健全，競爭規則不完備等方面。體現較為明顯的是在食品安全、環境監管領域，盡管政府采取了多種治理手段，但這些領域的問題愈演愈烈，說明政府干預經濟的能效低下。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表現為限制私權自由，剝奪市場主體自主決策權的行為。地方政府通過部門立法形式，違反公平競爭和市場原則，設定新的收費權和處罰權，收取各種費用，為自己或相關的利益集團牟取利益。同時，政府還通過限制市場主體的權利范圍，設置大量的行政審批和許可項目，過度地設立行政許可門檻導致市場主體行業進入權被剝奪。比如，在大多數壟斷性行業，政府限制民營資本進入，導致民營企業利潤和競爭力下降，甚至政府部門與壟斷企業事實上形成利益共同體，最終導致社會資源配置的扭曲。

（二）權力清單明確政府經濟干預權的法治邊界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決定》指出:“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2014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行政機關要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兩個決定，正是法學界概括的對公民和法人，“法不禁止則自由”；對國家和政府，“法無授權則不能”。權力清單制度標志著我國政府的經濟干預從“權力經濟”向“法治經濟”的重大轉變。一方面，權力清單制度強化市場主體的自主決定性。公民、企業等市場主體的私權利，一般是涉及個體私人的生活領域，與政府的公權力相較弱小，因此市場主體行使權利時不會對政府權力造成損害。要保障市場主體的私權利，就需要給予市場主體權利足夠的行使空間，這個權利的“自由度”只要是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事項都是市場主體的權利行使范圍，即“法無禁止便自由”。自2013年開始，我國進一步簡政放權，在財稅、金融、投資等各方面共取消和下放兩百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將簡政放權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突破口，讓“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回歸到市場”，釋放改革紅利，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另一方面，權力清單制度強化政府職權的法治化。權力清單制度并不是簡單的政府權力縮減，權力清單劃清了政府的權力邊界，明確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該管什么，怎么管。由于政府是公權力的主體，具有強制性，其權力的行使大多與公民、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沒有約束的政府權力極容易對市場主體的私權利造成侵害。權力清單要求公開政府權力運行流程，將權力關進“透明”的籠子。政府權力以清單式例舉出來，意味著政府“權力法定”、“清單之外無權力”。政府權力清單主要源于法律法規的授權，因此政府行使每一項權力都必須以法律法規為依據，超出法律規定就是越權，即“法無授權為禁止”。因此可知，遏制政府權力的擴張，規范、約束權力，有效維護和保障市場主體的私權利是制定權力清單的目標。

二、經濟法權力干預是法治經濟的訴求

秩序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主張國家對經濟的“有限”作用，即國家的職能僅限于保障國家的對外安全和內部秩序的建立；而在（私人）經濟領域，該學說則主張國家應讓位于市場力量的自我角逐。然而，歷史證明了這一觀點存在偏頗，市場并非萬能的，由于壟斷、公共產品、外部性導致市場失靈，國家干預可以避免和糾正市場失靈，國家干預經濟的路徑主要是在法律層面上，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則集中體現為經濟法。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學術研究也進行得如火如荼。為了推進論文審稿的中立性與專業性，實現期刊自身的規范化與公平化，越來越多的期刊引入了專家匿名評審制度。［1］在期刊已經越來越多地使用匿名審稿方式確保文章質量的情況下，憑借人情往來得以刊登的關系稿數量大幅下降。然而，我們還是能發現一些質量不高的論文也被雜志刊登出來，這些文章與同期其他文章相比差距較大，容易引起讀者的疑惑和不滿，并將此類論文統稱為“關系稿”。實際上，關系稿可以根據投稿人是否有促使的主動行為細分為“主動型”關系稿與“被動型”關系稿兩類。“主動型”關系稿是指作者主動聯系與期刊編輯或有關人士，采取某些實質性行動(如語言攻勢、物質引誘等)促使出來。“被動型”關系稿的作者并無上述主動促使的行為，是編輯或者審稿人放寬了稿件質量要求，使一篇質量并未達到期刊標準的論文得以發表，論文作者相當于“被動”得到了這一結果。研究文獻主要針對“主動型”關系稿進行討論，認為現行的科研和學術評價體系不規范、不完善是關系稿產生的主要原因。［2］何玉娟(2017)認為，關系稿論文作者所在單位與期刊編委和審稿人利益關系，有時候單位相關領導因為職稱評定或學生畢業主動與編輯部交涉使得編輯放寬錄用標準。［3］一些研究者還論證了關系稿帶來的負面作用。例如，肖建新(2000)認為，關系稿的大量出現不僅會影響正常出刊程序，犧牲了刊物質量，還使得編輯部成員為利所誘，損害了科學研究的公平性、嚴肅性與科學性，敗壞學術風氣。［4］郭峰和李欣(2017)選取12種中國經濟領域權威期刊在2001年至2012年發表的19000多篇學術論文進行分析，發現期刊編輯部偏愛該期刊隸屬單位研究人員形成的“關系稿”引用率與下載率比其他論文更低。［5］還有一些文獻提出了治理關系稿的對策建議。藍艷華和張楚民(2017)提到處理人情稿和關系稿需要期刊編輯運用人和事分開、對事不對人的溝通原則，堅持編輯的獨立性，責任編輯要有自己的學術判斷和選擇權，不能屈服于威脅。［6］王寶金(2016)認為，一定要先保證稿件質量做好初審，再嚴格外審，即找多名專家提供稿件修改建議提升論文的學術水平和寫作質量，但通過審查的關系稿可以適當優先處理，充分體現人情。［7］綜上所述，以往文獻對關系稿的討論一般集中在“主動型”關系稿上面，認為評價體系的高壓是造成關系稿產生的主要原因，［8］而論文作者是關系稿出現的首要推動者。在這樣的情況下，關系稿作者不可避免地背負學術不端的名聲。然而，現有文獻討論的僅僅是“主動型”這一類關系稿，忽視了對另一類“被動型”關系稿的分析，得到的結論和建議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有鑒于此，本文以人大經濟論壇的“吳延兵關系稿”事件為例，分析“被動型”關系稿的形成原因，以期更加完備地討論關系稿這一特有的學術現象，希望能夠對學術論文出版和我國學術良性發展，提供一些制度方面的改革建議。

一、“吳延兵關系稿”事件

(一)事件回顧

《經濟研究》是我國經濟學界的頂尖期刊，刊登的論文基本代表我國經濟學研究的最高水平。2012年4月9日，人大經濟論壇一篇題目為“丑陋的《經濟研究》內部關系稿”的帖子橫空出世，質疑《經濟研究》第三期封面文章《國有企業雙重效率損失研究》的研究思路，例如“沒有任何理論模型，沒有任何計量方法來區分兩種效率，用的應該是行業層面的數據，然后就完了，就得到了我們期待解決的高精尖問題!”、“換一個本科生也可以做這樣的結果，但是本科生能發《經濟研究》么?”。此貼發表之后，吳延兵以及這篇論文瞬間被頂到了風口浪尖，一些相關帖子也不斷涌現，如“吳延兵老師的《國有企業雙重效率損失研究》一文討論”，“《國有企業雙重效率損失研究》一文中的幾個技術問題探討”。還有一些帖子針對的是吳延兵的其他論文，如“關于吳延兵《經濟研究》論文本身的問題及其他———請吳老師不吝賜教”。還有篇貼子稱“發現他的所有文章都跟創新有關，但90%以上都是用外國的計量模型套中國的數據，連個理論模型都懶得寫。”，該貼樓主還找出幾年前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揭露吳延兵的一篇文章，認為其“完全套用外國模型和數據，而且人家用的是企業級中國數據，他倒好，用的是行業級中國數據，照發《經濟研究》!就是這樣低水平復制的文章，但是人家狂發《經濟研究》、《經濟學季刊》!”。而論文作者吳延兵在2012年4月12日在人大經濟論壇發表題為“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國有企業雙重效率損失研究》作者的公開信”進行回應。原因是“鑒于該帖對我及相關者(《經濟研究》、我文章的匿名審稿人、甚至我的導師)造成極大的名譽損害，我在這里發表此帖，以正視聽。”在貼中針對質疑，他回應“簡要地說明我這篇文章的內容及我是如何通過實證檢驗來驗證理論命題的。”吳延兵在回復中表明“論文從投稿到正式發表長達15個月，我手頭有匿名審稿人的審稿意見書、與編輯部的往來郵件。”然而，許多網友對文章水平的看法基本一致，認為“也許不是關系稿，但根據樓主自己的描述，論文質量真的很差”、“贊LZ坦蕩，但同樣質量的文章如果放在別人那里，恐怕也發不了經濟研究達到”，即使是支持吳延兵的網友，也委婉表明“文章本身也許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大作拜讀，有一定的啟發。但論文還是有一定的上升空間的”。

(二)事件分析

學界對于關系稿的討論雖然由來已久，但一直是籠統地進行討論，并未把一件實例擺在明面上供大家分析，所以有網友稱這是“學術界關于‘關系稿’的首次公開辯論”。“吳延兵關系稿事件”在網絡上鬧得沸沸揚揚，“一石激起千層浪”。我們認為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經濟研究》是經濟學頂級期刊，基本每一篇論文都能夠獲得大量的關注和引用，在上面發表一篇論文能夠給論文作者和所屬機構帶來極大聲譽;二是論文作者吳延兵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而《經濟研究》恰好是經濟研究所主辦的期刊，難免讓人產生“近水樓臺先得月”的聯想。事件發生初期，網友的討論點基本是圍繞吳延兵這篇論文技術可行性的質疑，接著演變成對于《經濟研究》公平性的問詢，辯論點也從吳延兵論文水平高低到編輯部審稿態度的曖昧。由此可見，一篇文章一旦被打上關系稿的名號，尤其是發表在頂級期刊的論文，這種負面評價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從吳延兵反駁貼來看，他不僅對網友提出的諸多疑問作出了一一回應，之后喊話發帖人出來進行實名公開辯論，并覺得“作為一個經濟學人，如果你還良心未泯的話，請你向我、《經濟研究》編輯部、我文章的匿名審稿人和我的導師發表一個公開道歉信。”從回應內容來看，他無疑對自己文章充滿底氣，并不覺得《國有企業雙重效率損失研究》這篇論文有網友所說的諸多缺點，更認為網友認為的“關系稿”一說對他造成了極大的名譽傷害。在吳延兵反駁貼后面的跟帖中，不乏有網友認為吳延兵“行為坦蕩”，也有幾名曾與吳延兵接觸過的學者稱吳延兵的“學術人品值得信賴”，并認為“《經濟研究》是頂級的期刊，任何人都有投稿的權利，不能因為吳延兵在中科院工作就剝奪他的基本權利。”由此看來，吳延兵這篇論文并不是通過人情關系而發表出來的“主動型”關系稿，而應該歸為“被動型”關系稿一類。

(三)后續影響

［摘要］行政管理隊伍建設是一流高職院校建設的重要內容，基于剖析當前高職院校行政管理隊伍激勵的現狀與問題，發現由于教育政策體制束縛及考核評價體系的不完善，導致行政管理隊伍建設直接制約了高校的發展。鑒于此，必須要突出行政管理隊伍的專業化和職業化，同時借鑒西方激勵理論，構建科學合理的薪酬體系和考核激勵機制是強化高職院校行政管理隊伍建設的應有之策。

［關鍵詞］高校;行政管理隊伍建設;激勵機制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教育政策的深入，高職院校規模快速擴張，但質量問題也逐步凸顯。為此，國務院在“十二五”期間出臺了《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要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2016年廣東省教育廳、廣東省財政廳出臺了《關于實施廣東省一流高職院校建設計劃的通知》(粵教高函﹝2016﹞155號，明確提出實施廣東省一流高職院校建設計劃，在廣東省建設18所一流高職院校。一流高職院校建設的戰略支點是一流的師資和一流的管理。高校行政管理隊伍作為實施高校管理的主體，擔負著學校發展方向、師資建設、人才培養、校園建設等管理重任，高校行政管理隊伍建設和管理等問題也成了高等教育研究領域的熱點。因此，在新形勢下，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打造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是今后發展面臨的迫切任務。另外，加強行政管理隊伍建設，激發行政管理隊伍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對推動高校改革創新、穩定發展，提高整體辦學水平和辦學效益具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基于西方經典激勵理論，對高校行政管理隊伍的激勵機制問題進行剖析并探尋其優化的路徑。

二、文獻綜述

(一)激勵理論綜述

激勵是管理的核心，其本質是激發人的內在動機，調動人的積極性，引導人們按照組織或個人所追求的目標，采取相應的行為以實現既定目標。激勵的過程就是在內外刺激下的人類行為的基本心理過程。目前學術界的激勵理論主要分為內容型激勵理論(包括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麥克萊蘭的成就需求理論、奧爾德弗的ERG需要理論)，過程型激勵理論(弗魯姆、波特、勞勒的期望理論、亞當斯的公平理論)、和行為修正型激勵理論(斯金納的強化理論、海德、羅斯的歸因理論)。

摘要：

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本文在前人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

關鍵詞：

災害；古代文學；研究綜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災害的影響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文學中表現自然災害的作品更是不計其數。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唐元、張靜《古代災害文學研究現狀綜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關成果，本文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有的論文屬于概述與理論指導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災害與社會的關系的有鄒逸麟《“災害與社會”研究芻議》（《復旦學報》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災難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災害的時空變化，災害對人口、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是認識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黃敏《“災害與文學”研究范式芻議》（《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6.1）認為“災害與文學”聚焦于自然災害，也關注天災與人禍的關系，是強調文學反映功能的文學研究范式，但是我們不僅要關注作品的政治、社會層面及生命、倫理層面，也要關注作品的哲學、美學層面；關注對災害的本體性書寫，強調在災害面前人類應該具有的現代思想，即哲學層面的思考。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古代災害文學，近年來比較顯著。如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中國古代災異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結合經學與政治，宏觀探討災異觀念，文章指出，災異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對中國古代政治實踐影響很深，遠不止在思想層面；同時還指出，災異說對權力的干預和約束缺少強制性，反而常常被權力所驅使。李軍《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首都師范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從災害與政治的角度，討論國家機構在面臨災害危機時的具體應對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員的對策，同時討論了災害與民族戰爭、藩鎮政策與災民動亂問題；“災異天譴說”在災異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中始終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也指出，災異說對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學界研究成果細致入微，而文學研究以史學為依據、以文學作品為基礎，但史學研究成果作為文學研究的參考，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對災害文學進行人類學或者母題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郭子輝《災害神話：苦難現實的浪漫外衣——災害文學源頭探尋》（《長城》2012.2）認為災害神話作為災害文學的源頭，對于先秦以來我國災害文學創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學素材，還提供了一種寫作模式，一直貫穿到當代的災害文學創作之中。李偉《先秦災害神話之文學探析》（《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5.1），認為先秦災害神話記錄了自然災害，表現了遠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時災害神話對后世文學題材、結構等方面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更使其成為災害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對災害書寫進行文學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時代為單位進行研究。李瑞豐《先秦兩漢災異文學研究》（河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試圖建立“災害文學”主題研究，并梳理災異文學主題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范圍；關于災異文學的現實意義，文章指出四點：一、作為賑災手段之一的巫術禳災，二、農業社會中作為社會評判的工具和道德評判的尺度，三、作為記實性史料及對災異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反思，四、作為歷史記憶的體驗與民族凝聚力的激發。李文娟《東漢災害文學研究》（安徽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文章指出東漢災害文學的表現形式以及內涵不斷地得到豐富拓展，災害文學對災害的記錄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文字記載的范疇。杜玉儉、李莉《唐代文學中災異觀念的表現》（《廣州大學學報》2006.6）指出災異觀念是天人感應學說的重要內容，災異觀念在唐代甚為流行，其表現形式與漢朝略有不同。以時代來限定研究范圍，從文學史的角度來分析各個階段的災害與文學的關系，重點關注災異觀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從詩文創作者角度來分析災難對創作動機的影響，具有開拓性。

以作家或具體作品為單位進行研究。楊古月《<左傳>中災異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出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和下層社會的普通百姓對待災異態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識分子在談災異的時候，往往要把災異和人民、君主乃至整個國家的興亡結合起來，災異對于上層社會的影響遠遠比對普通百姓的影響來得深刻。劉藝《杜甫天災詩探微》（《杜甫研究學刊》2013.1）和吳夏平《白居易的災害詩》（《古典文學知識》2013.3）同樣如此。其中楊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關注，探討了災異觀念的變化和災異對社會不同人群的影響，其余論文則停留在詩史互證的層面。研究災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發生與明代文學》（《社會科學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發生產生的震后文學作品，使得相關的受災場景得到了生動而周詳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個人所寫的悼念詩文更具有真情實感，文學性更強；地方在震后數年內涌現了大量的重修題記，亦有可備觀覽之作。從文學藝術性角度探討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諸家詩研究》（《短篇小說》2013.14）一篇，文章從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詩歌入手，討論了地震詩歌所應具備的藝術因素。此類文章從更大的角度來研究災難對文學的影響，涉及災害對作家本人生活的影響、創作心理的影響，更注重災害與作家、作品的互動關系。從災害類型來展開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詩歌大潮看中國古代地震詩歌》（《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0.1）歸納出古代地震詩歌在內容上的某些共同特點。此外還有楊瑩櫻《中國古代小說瘟疫描寫與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等文章。此類文章代表性不強，災難與文學的互動關系與災害的具體類型關系不大，而與災難的造成的影響程度聯系更為密切。

一、探索社會經濟與法律關系的現實意義   隨著網絡信息的日益發展，國際之間的聯系不斷加強，經濟交往的頻繁促進了“地球村”的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增強，以及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近十年的征途中，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國經濟日趨融入國際社會，成為了國際經濟不可缺少的一員。   但是，隨著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經濟衰退現象的此起彼伏，社會各階層矛盾的變化，國際國內一些不安定、不和諧因素的出現，使我們不得不對社會經濟作一個規劃、預測與反思，以及對社會現實問題作出一個理性的思考：經濟的變化與法律究竟有何關系？如何運用法律人的思維和法律的手段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怎樣運用經濟規律和作用來改進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從而使得經濟與法律有機統一，共同促進社會的繁榮與穩定。   二、社會經濟對社會的作用及影響   社會經濟以其固有的規律指導和展現社會，對社會的運行產生影響。社會分工和交換是社會經濟的本質內容：社會分工的精細化程度是社會生產率是否提高的因素，社會分工的發達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的標尺。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促進社會物質財富的基礎，是一個社會繁榮富裕的前提條件；交換不僅能使物品體現出自身價值，同時也對勞動生產者的智慧和聰明才智予以肯定，實現人的許多需求和價值，滿足人類精神的諸多追求和渴望?，F代經濟更以其優化資源配置的手段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繁榮，最大化地滿足人類的種種需求。這一切都是社會經濟貢獻給人類社會的最好禮物。   然而，資源的優化配置需要一個平臺，而這個最好的平臺就是市場經濟。可是，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規律性，常常受到“一只無形的手”的支配，當理性而又睿智的人們掌握好這只手的時候，社會經濟確實能充分地發揮好作用，豐富人們的生活，社會秩序良好。當不能掌握好這只手的時候，社會的諸多問題就會產生。當今，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猶存，社會潛在的、深層次的各種矛盾依然存在，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還未消除。因此，探尋社會經濟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怎樣用法律人的視角去質詢這些問題是這篇論文的主旨要義。這更甚于闡明社會經濟對社會的有益作用似乎更具有現實意義。   1、正如一個事物具有兩面性一樣，“當我們看到猴子臉的時候我們也應看看它的屁股”，社會分工的性質也如此，社會分工是社會生產力提高的主要因素，但同時———社會分工的出現導致了私有制的產生，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生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交換在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下和受需求關系等諸多因素影響，其體現的價值也可能不完全對等，也即是說付出更多勞動的個體當處于市場交換過程的時候，他可能付出“一頭豬”的勞動收獲的卻是“一只雞”的價值。因而，如果把社會經濟固有的負面影響放置于法律思想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的理念里時，矛盾便會顯現。如何優化配置資源，進行好社會第一次分配、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分配，便是主權政府通過社會契約的方式或現代經濟所稱的宏觀調控的方式去考慮的問題。而國家在作出公共意志（或統治階級意志）表達對社會的公平時，便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然而，正如盧梭所言“人民永遠是愿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民自己卻并不能永遠都看得出什么是幸福。公意永遠是正確的，但是那指導著公意的判斷卻并不永遠都是明智的”。因此，當我們把視角投向真實的社會生活時，我們就會發現：貧富差距逐漸加大、社會階層增多、各種矛盾開始凸現。具體的講就是涉法上訪案件增多、弱勢群體的維權報道增多、群體事件頻頻發生。公平與效率，這是否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悖論呢？   2、相對于人們的欲望，資源總是稀缺的。   經濟學就是要討論如何使原本有限的資源能最大限度地使人們獲得滿足。本來對于這一現代經濟學的中心任務的良好出發點無可厚非。但是，由于人性的貪婪、自私以及自高自大的丑陋習性使得對資源配置“制度”的制定者有時難免打上自己狹隘的烙印，從而制約了資源配置“制度”的有效性。再則由于市場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因而在市場資源配置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不擇手段的競爭者。如果競爭者都是處于平等的地位，實現的結果將是優勝劣汰，最大的受益者是消費者。   而決定競爭者是否處于平等的地位則取決于“制度”的安排。如果“制度”合理、客觀、公正，能有效地剔除不正當競爭者，那資源的配置就可能實現利益最大化。反之，不僅達不到應有的效果，而且可能會引發深層次的社會矛盾，造成社會的不和諧、不穩定。比如“三鹿奶粉”事件、“石家莊假藥”事件等。如果在“制度安排”中，對商品生產的市場準入控制十分嚴格；對制作銷售假冒偽劣商品者能進行事后的嚴厲懲罰，并且懲罰帶來的損失將超過它因制作銷售假冒偽劣商品帶來的利潤，那么資源配置的效率會更高。還有諸如以環境污染嚴重為代價換取暫時利潤的做法，也值得設計“制度”加以約束?？傊鐣洕且话?ldquo;雙刃劍”，它可能會把社會刺得鮮血淋淋。   3、在“官本位”依然存在的社會里，有權力的官員們處處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公共的財富就像是他們自己的財富一樣，他們總是憑借國家賦予的權力通過干預或者應該干預而不干預某些事項，沒有成本地實現社會財富的轉移，使自己獲得好處，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被稱為尋租活動。形象地說，就是這些掌握社會權力的官員們，將國家賦予的權力當成一種可以出租獲利的物品，對外出租，獲得租金。尋租包括兩個方面：官員手中有了可能出租的權力，他要尋找到租用他權力的人才能收到租金，所以他要尋找租用的一方；另外，社會上的一些能夠接近這些掌握國家壟斷權力的人，也要尋找擁有對外出租權力的壟斷人物，他要尋找到出租的一方，所以他們共同稱這種行為為尋租。尋租則是把權力商品化，去參與商品交換和市場競爭，謀取金錢和物質利益。即通常所說的權物交易、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等。權力尋租所帶來的利益，成為權力腐敗的原動力。尋租理論認為，尋租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行政干預的存在，行政干預越多，管制越多，尋租的機會就越多，社會資源的浪費就越嚴重，負面的效益就越大。圖洛克把尋租看成是“負總和的游戲”。所謂“負總和”，就是說財富根本沒有任何增加，只是從一個人的手中轉到了另外一個人的手中，而財富在過手的過程中還要損失一定的交易成本，尋租活動就整個社會效益來說，它創造的是一個負值，社會的財富減少了。所以，通常人們說“權力產生腐敗”，更確切的說是“沒有有力監督的權力產生腐敗”。我不知道，出現這種現象是社會的悲哀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遺憾？#p#分頁標題#e#   三、法律是化解社會矛盾，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手段   法律是一種以公共權力為后盾的，具有特殊強制性的社會規范。法的本質最終體現為法的物質制約性。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分析社會的特點在于：法律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也是社會關系的反映；社會關系的核心是經濟關系，經濟關系的中心是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是由生產力決定的，而生產力則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最終導致包括法律在內的整個社會的發展變化。按照這種觀點，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而只是在表述法律，是將社會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包括生產關系、階級關系、親屬關系等在內的各種社會關系以及相應的社會規范、社會需要上升為國家的法律，并運用國家權威予以保護。我們不難發現，法律是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最好的表述方式。它不僅能展現社會經濟的客觀性、現實性。而且以其固有的特征對各種社會關系進行調整，承擔著對社會經濟負面效應的控制和預防，是化解各種社會矛盾最好的途經。   1、正義是法的基本標準。也就是說：法律只有合乎正義的準則時，才是真正的法律；如果法律充斥著不正義的內容，則意味著法律只不過是推行專制的工具。正義形成了法律精神上進化觀念的源頭，使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觀念深入人心；正義推動了法律內部結構的完善，它使得權力控制、權利保障等制度應運而生。法律的執行不僅要有利于秩序的維持，更主要的是實現社會正義。在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產生不平等、不公正的時候，真正法律正義價值的理念可以矯正許多只追求效率而忽視公平的立法者、執法者回歸到人類和諧的軌道上來，從而減少社會矛盾。通過法律的規范作用化解社會矛盾，從源頭上根除社會矛盾的產生。比如：反壟斷法的制定，勞動合同法的制定等多部法律的出臺，都體現了效率與公平問題在特定時空的平衡。因此，我們認為：法律不應當或者只關注公共利益，或者只傾向于保護私人利益，而應當努力在二者之間尋找最佳結合點，尤其是個體利益，私人利益不能冒充集體利益或公共利益。當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真正發生沖突時，也不應無條件地犧牲前者而維護后者。任何出于公共利益或長遠利益的保護而對私人利益或短期利益的侵奪，都必須提供充分的理由，根據合理的標準，經過適當的程序和在必要的情況下給予相應的補償。   2、法律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法律。法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而作相應的變化，否則就不能達到為自己經濟服務的目的。   法不僅隨著經濟基礎的根本變革而發生本質的變化，即使是在同一社會形態里，當經濟基礎發生局部變化時，也會引起法律的相應的變化。所謂“世易則事易”。由于法律所追求的穩定性和社會經濟的運動性之間是矛盾的，因而法律在對社會生活以及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上常常會產生“滯后性”，從而導致法律不適合社會發展需要的狀況。   這時如果立法者注意到了這種變化及時修訂法律，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和規范便能應時所需。如果沒有注意到或立法條件欠缺，那沿用舊法的過程很可能就會產生很大的矛盾，給社會秩序帶來隱患，對社會和諧的構建產生阻礙。嚴重者還可能會激化社會深層次矛盾，產生群體上訪和群體性暴力事件。比如：前久在各媒體上炒得沸沸揚揚的國家拆遷條例的修改問題。我認為就是應時所需的一個舉措。試想用一個十多年前制訂的法律來調整和規范日新月異的房地產市場，無異于是用以前“小孩的衣服”穿在已經長成大人的人身上。當然，痛苦者是拆遷者。就我們本地而言，絕大多數上訪與拆遷有關。我想，這不會也是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吧？因此，我們要在法律與經濟的對立統一中尋找最佳結合點。   3、市場經濟是法治化經濟，即以法律為規范的經濟。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健全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經濟法治化的過程。市場經濟越發展，越需要完備的法治，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法律實現的，法設定出資源配置的制度框架，并由此決定資源的流向和利用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合理配置的前提是合理和完善的法律。此外，市場經濟下經濟交往的平等性、市場運行的穩定背景、市場交易的規模效益需求等，都決定了法具有更強大的功能。“三鹿奶粉”事件后，食品衛生監督法隨之出臺。這是市場經濟法律化的內在要求。然而，最近海南的毒豇豆事件向我們展示的不是法律的欠缺，而是法律施行的欠缺，是監督法律正確實施的欠缺。   因此，今天的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什么？   4、尋租現象告訴我們，權力如果沒有有力的監督，腐敗的產生在所難免，海南的毒豇豆事件中，不是還有許多官員提“潛規則”的故事嗎？這說明什么呢？針對尋租現象而論我們不缺乏規制機制，國家的反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的打擊力度不可謂不大。然而此類現象仍層出不窮，究其原因，是在設置權力的時候，沒有把監督機制說清楚，監督無力、不到位。紙上的法無法走到現實生活中，無法從應然狀態進入到實然狀態。法律成了一紙空文，法律的尊嚴被踐踏，政府的公信力，執法機關、司法機關的公信力被削弱，群眾與黨和政府的對立情緒高漲，“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事件時有發生。   群眾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于信訪上，期待某位政府官員能良心發現，變成“包青天”。這是否是對現行提倡的“法治”的諷刺，不得而知。在今年的全國人代會上，我們看到了曙光：浙江省人大代表、省檢察院檢察長陳云龍聯名其他代表提出制定法律監督法的議案。雖說議案僅僅是在提議階段，但畢竟有了先行者，有了有識之士。   我想不久的將來，這部法律會隨著市場經濟的需求踏歌而來。監督，永遠是法律的靈魂。沒有權力的制衡、權利的分配，法律只能是少數人為所欲為的工具，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背道而馳。   #p#分頁標題#e# 總之，在金融危機余波猶存的今天，用理性的經濟思維與法律思維去考量現實社會，理清思路，找準問題，探索解決社會矛盾、創新機制的途徑，是作為一個法律人的現實目標與任務。

一、嚴入口，暢出口

高校教師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其招聘引進的嚴格性。“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學校實行教師資格制度，換句話說，符合教師資格是從業的法定條件。教師資格認定包括政治思想、學歷和能力等方面，即遵守憲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質，具備研究生或者大學本科畢業學歷，有相應的教育教學能力；不具備研究生或者大學本科畢業學歷的公民，學有所長，通過國家教師資格考試。分析高校教師招聘引進的條件可以看出，學歷條件是剛性條件，沒有研究生學歷或者大學本科畢業學歷是難以進入高校擔任專任教師的。在現實實施中，條件往往更高。大多數普通本科院校，往往要求應聘者具有研究生學歷和獲得博士學位，個別學?；驅I還要求應聘者取得的研究生學歷和博士學位來自名校名師。國內一流大學對應聘者篩選時，更傾向于有海外求學、講學或工作的經歷。然而，這種過分注重學歷、學位的傾向，使本來全面的，要求政治思想堅定、品德高尚、注重能力的綜合標準變成單一的學歷學位標準。因此，高校引進和招聘人才和名師，應當全面考察其是否遵紀守法，政治立場是否堅定，思想品質是否高尚，治學是否嚴謹，是否具備敬業精神，是否熱愛學生，個人生活作風是否良好等等，對違法亂紀者、道德品質惡劣者、學術造假者、生活作風糜爛者一票否決。近年來，在高校及學術界影響最大的是學術造假，學術造假的事件不斷曝光：浙大“賀海波論文造假事件”；云南中醫學院院長李慶生被指論文抄襲；上海大學博導陳湛勻論文抄襲事件；遼寧大學副校長陸杰榮抄襲事件；東北財經大學“史上最牛碩士論文抄襲事件”；華中師大胡春林碩士論文“更牛”抄襲事件（僅致謝不一樣）；汪暉《反抗絕望》事件等等。上述事件中，有的雖然是學生所為，但也反映出為師者治學不嚴。在這種師德師風堪憂的特殊背景下，提高認識，達成共識，在起點上奠定良好的師德師風基礎是十分重要的。在這些學術造假事件的背后，反映出高校教師入口不嚴和管理混亂的諸多問題?！度嫣岣吒叩冉逃|量的若干意見》（高教三十條）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將師德表現作為教師績效考核、聘用和獎懲的首要內容，實行師德一票否決制。對學術不端行為者，一經查實，一律予以解聘，依法撤銷教師資格。高校是產生思想和生產知識的神圣殿堂，學術不端行為極大地傷害了兢兢業業、默默耕耘者的感情，惡化了不良學術風氣，打擊了創造創新者的積極性。教師的學術不端行為也毒害了部分學生，他們拋棄學業的嚴謹，懼怕科研的艱辛，選擇探索的抄襲捷徑。網絡世界的出現為學術品質惡劣者、成果抄襲者提供了客觀上的便利，此風不剎，本科生、研究生的學歷、學位含金量大大縮水，導致科研能力不足，服務企業、黨政部門以及社會的水平下降。

二、績效考核公平公正，激勵保障有力

在高校，科研和教學的關系十分復雜。從應然關系來說，科研促進教學，教學帶動科研。但在實然狀態下，教師的精力是十分有限的，學校的教師資源也是有限的。教師的科研任務和壓力太重，必然影響到教學精力的投入，進而影響到教學質量的提高；教師的教學任務過于繁重，其科研精力投入必然減少，直接影響到科研的產出、科研的質量。在高校職位聘任、職稱晉升、績效考核、待遇兌現過程中，科研的分量極大，有的學校甚至實行科研數量、級別一票否決制，任務繁重的教師只有三種選擇：一，放棄職稱晉升，聽憑科研處罰；二，身體透支，在教學和科研兩條戰線同時作戰，以犧牲個人生命健康為代價；三，投機取巧，導致學術腐敗和學術不端?；谝陨戏治?，高校在職位設定、工作量底線、量化考核以及待遇兌現過程中，應當并重看待科研和教學任務的完成。在人力資源開發深層研究中，價值觀、敬業態度、自我評價、社會責任等軟能力所起的作用更加持久和重要，是人力資源考量的優先因素，因而，在教師績效考核中，應重點分析教師的敬業態度、奉獻精神和責任意識等。毋庸置疑，今天的教師待遇總體是不錯的，在各種職業評價中，仍然是許多優秀人才向往和滿意的好職業。但受到市場經濟競爭環境的影響，優秀人力資源在選擇就業單位和進行服務時，總是充分考慮住房條件、工資待遇、科研平臺、管理水平和領導者素養等綜合因素，因而，想盡一切辦法改善教師待遇，包括學術休假、出國深造、學術交流、困難幫助等，既是調動教師積極性的有效舉措，也是吸引廣大教師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學科研上，防止精力外投，無暇科研，弄虛作假，敷衍教學，冷淡學生的積極對策。

三、人性化培訓與開發，合理進行崗位流動

在現代人力資源開發理念中，為積極適應市場經濟競爭環境、創新環境、復雜環境以及多變環境，倡導人人培訓，人人開發，終身開發，因而，堅持培訓開發面前人人平等十分重要。培訓與開發是能力發展的基礎，是教師完成任務的前提，不能有的教師經常培訓深造、訪學交流，有的教師則無機會，甚至職業生涯期被完全剝奪了發展的權利。這種權利被剝奪，意味著教師能力不能有效發展，意味著競爭劣勢，意味著教師間的不平等和尖銳矛盾。需要決定培訓，需要決定開發。平等是一種美德，是人的尊嚴的象征。公平公正是人性的本質，也是人性的需要。剝奪人的權利，中止人的發展機會，是造成教師教書育人動力不足的重要因素。同時，要重能力，輕學歷，學歷和學位都應當體現在能力上。“確立‘能力本位’的人力資源開發，其目的就在于摒棄和轉變傳統人力資源培養、考評、使用和開發中倚重權力、關系、金錢等外在身份要素，阻滯人的能力拓展和發揮，把人力資源考評、使用和開發的重點轉移到以能力為核心，充分挖掘人的潛能和實現人的價值。”在強化人性化培訓開發的同時，還要進行崗位合理流動。人的能力總是變化的、發展的，崗位也是變化的、發展的，因而，在高校內部，特別是相近、相同專業間進行崗位合理流動，能夠最大限度發揮有限人力資源，特別是優秀人才的作用，避免人才的浪費，有序轉崗的制度設計可以使不同能力的教師找準自己的位置，降低壓力，避免職業倦怠，化解矛盾，增強凝聚力。

四、優化生成環境，形成自律

一、公共信息資源管理視角下的知識產權法的現狀

知識產權法的最終目的雖然是平衡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最終達到維護公共利益的目標，但是這只是一種理想的狀態。知識產權人希望知識產權法能夠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大眾又希望知識產權法能夠使人們獲得更多的公共信息，這種矛盾在隨著信息社會的不斷發展而不斷加劇，知識產權法的天秤也逐漸向私人利益傾斜。

1.知識產權法的權力客體不斷擴張

知識產權法在最開始的權力客體只是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法為主，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知識產權法的權力客體也不斷的擴張。比如商標法最開始保護的是具體貨物的商標，但是到了現在服務商標、地理標志、證明標志等都被劃分到了商標法的保護范圍之內；最初的著作權法保護的是文學藝術作品，到了現在其保護范圍已經擴展到了各種設計圖、模型作品和相關的圖形作品等等與文學藝術作品無關的作品。除此之外，隨著生物技術、教育的不斷發展，一些以前不被專利法所保護的醫療方法、教育方法等等也逐漸被納入到專利法的保護范圍之內。

2.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的發展

在知識產權法建立之初，其主要目的就是鼓勵人們進行創新，所以在知識產權就直接歸屬于創造者。比如在1791年法國專利法的前言中寫道：任何想法或發明只要是對社會有利的，那么這個想法或發明的所有權就應當屬于創造者，如果所有權不屬于創造者就是違反了人權。法國和德國甚至一度堅持作品是作者的私人財產。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知識產品的商業化運作不斷完善、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越來越高，知識產權的歸屬也漸漸由創造者轉向投資者或創造者的雇主。比如在1897年的奧匈帝國的專利法中規定：專利權可以歸屬發明人，如果在合同或其章程中有特殊規定的，則按照合同或章程中的規定進行劃分歸屬。隨后類似的法規慢慢普及到其他國家，我國《專利法》中也規定，雇員在受雇進行研究、發明的時候，除合同中有明確規定所屬人是雇員外，研究和發明成果都屬于雇主所有。我國《著作法》中第16條第2款中規定：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屬于作者的雇傭單位所有，作者只能從雇主或投資者那里獲取報酬。

3.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學術影響力是指單位或個人在專業領域中用一種為他人所樂于接受的方式，改變其思想和行動的能力，主要表現為權力性影響力和非權力性影響力。就科技期刊而言，學術影響力是指某一時期內期刊對其所處領域科研活動的影響廣度與深度。期刊的學術影響力主要體現在其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他引率、基金論文比、論文下載情況、國際論文比等多個評價指標上，以及編委、專家或作者的學術水平與學術地位，高水平的學術帶頭人作為期刊的編委、審稿專家或作者，可顯著提升期刊的被關注度和影響力。科技期刊作為科研成果的主要載體，在知識創新體系和技術創新體系中的重要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萍计诳瘜W術影響力的綜合評價結果一方面會影響到科研人員的投稿取向，另一方面又會對科技期刊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導向作用。學術影響力是期刊生存和發展的根本，不斷提升期刊的學術影響力，是期刊主辦單位和辦刊人首要關注的大事。

1加強期刊自身建設

1.1提升期刊學術水平

期刊內容的學術水平直接決定了其影響力的大小，如果不能保證期刊的學術水平，不論傳播手段有多先進、傳播范圍有多廣、受眾有多龐大，也只能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學術影響力更是無從談起。提升期刊學術影響力的根本還是提升刊物學術水平，內容為王;因此，要做好期刊的內容策劃、選題與組稿工作，盡量抓到相應層次最好的稿件，摒棄“等米下鍋”的做法，力爭把期刊辦成學術、技術水平和編輯、出版水平均高，社會和經濟效益皆好，讀者和作者都喜愛的“雙高”“雙效”“雙愛”期刊。針對期刊報道領域范圍內的研究熱點，應保持敏感性和前瞻性，可以專欄或專刊的形式進行重點報道，聚合當前某一熱點話題的優秀成果，能夠顯著提升期刊的關注度和影響力。例如本刊2016年3月邀請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王繼業副院長為特約主編出版的“全球能源互聯網”專刊，截至2017年6月21日，在中國知網搜索“全球能源互聯網”，綜合排名前20篇文章中有8篇出自本期，該期的影響力遠超往期平均水平。

1.2增強期刊的服務意識

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對于期刊來說，其泉源即為作者群體。從本質上講，期刊屬于服務行業，要想獲得優質論文，首先要做好作者服務，增強期刊為作者服務的意識。1)利用新媒體宣傳作者成果，促進成果轉化。作者的后，可綜合利用新媒體手段(微信、微博、社交App等)進行宣傳，在促進作者成果轉化的同時，也可增加論文的關注度和被引用量，從而實現期刊和作者的“雙贏”。2)利用優先數字出版，快速鎖定作者研究成果。時滯過長可能會影響作者成果得到國內外學界認可的速度，不利于作者搶占科學發現首發權和競爭主動權，優先數字出版則可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3)以技術服務為契機，提升期刊品牌。在做好日常編輯出版工作的同時，加強與讀者、作者、審稿專家群體的聯系和溝通，積極與以上3類群體人員分布比較集中的單位合作，探討開展技術服務合作的可行性，包括出版?？?、論文集，以及提供科技論文寫作培訓等，從而實現擴大期刊品牌影響力的目的。4)縮短論文處理時間，與作者保持良性互動。作者往往比較關注稿件的處理進度，因此要盡可能地加快稿件處理流程，在每個環節及時與作者保持良好溝通。高水平的期刊編輯不僅能夠在論文寫作方面為作者提供幫助，而且能在專業和學術方面為作者提供建議，從而顯著增加作者對期刊的認可度。

1.3善用新技術、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