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社會經濟與法律關系的現實意義   隨著網絡信息的日益發展，國際之間的聯系不斷加強，經濟交往的頻繁促進了“地球村”的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增強，以及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近十年的征途中，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國經濟日趨融入國際社會，成為了國際經濟不可缺少的一員。   但是，隨著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經濟衰退現象的此起彼伏，社會各階層矛盾的變化，國際國內一些不安定、不和諧因素的出現，使我們不得不對社會經濟作一個規劃、預測與反思，以及對社會現實問題作出一個理性的思考：經濟的變化與法律究竟有何關系？如何運用法律人的思維和法律的手段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怎樣運用經濟規律和作用來改進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從而使得經濟與法律有機統一，共同促進社會的繁榮與穩定。   二、社會經濟對社會的作用及影響   社會經濟以其固有的規律指導和展現社會，對社會的運行產生影響。社會分工和交換是社會經濟的本質內容：社會分工的精細化程度是社會生產率是否提高的因素，社會分工的發達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的標尺。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促進社會物質財富的基礎，是一個社會繁榮富裕的前提條件；交換不僅能使物品體現出自身價值，同時也對勞動生產者的智慧和聰明才智予以肯定，實現人的許多需求和價值，滿足人類精神的諸多追求和渴望。現代經濟更以其優化資源配置的手段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繁榮，最大化地滿足人類的種種需求。這一切都是社會經濟貢獻給人類社會的最好禮物。   然而，資源的優化配置需要一個平臺，而這個最好的平臺就是市場經濟。可是，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規律性，常常受到“一只無形的手”的支配，當理性而又睿智的人們掌握好這只手的時候，社會經濟確實能充分地發揮好作用，豐富人們的生活，社會秩序良好。當不能掌握好這只手的時候，社會的諸多問題就會產生。當今，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猶存，社會潛在的、深層次的各種矛盾依然存在，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還未消除。因此，探尋社會經濟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怎樣用法律人的視角去質詢這些問題是這篇論文的主旨要義。這更甚于闡明社會經濟對社會的有益作用似乎更具有現實意義。   1、正如一個事物具有兩面性一樣，“當我們看到猴子臉的時候我們也應看看它的屁股”，社會分工的性質也如此，社會分工是社會生產力提高的主要因素，但同時———社會分工的出現導致了私有制的產生，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生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交換在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下和受需求關系等諸多因素影響，其體現的價值也可能不完全對等，也即是說付出更多勞動的個體當處于市場交換過程的時候，他可能付出“一頭豬”的勞動收獲的卻是“一只雞”的價值。因而，如果把社會經濟固有的負面影響放置于法律思想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的理念里時，矛盾便會顯現。如何優化配置資源，進行好社會第一次分配、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分配，便是主權政府通過社會契約的方式或現代經濟所稱的宏觀調控的方式去考慮的問題。而國家在作出公共意志（或統治階級意志）表達對社會的公平時，便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然而，正如盧梭所言“人民永遠是愿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民自己卻并不能永遠都看得出什么是幸福。公意永遠是正確的，但是那指導著公意的判斷卻并不永遠都是明智的”。因此，當我們把視角投向真實的社會生活時，我們就會發現：貧富差距逐漸加大、社會階層增多、各種矛盾開始凸現。具體的講就是涉法上訪案件增多、弱勢群體的維權報道增多、群體事件頻頻發生。公平與效率，這是否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悖論呢？   2、相對于人們的欲望，資源總是稀缺的。   經濟學就是要討論如何使原本有限的資源能最大限度地使人們獲得滿足。本來對于這一現代經濟學的中心任務的良好出發點無可厚非。但是，由于人性的貪婪、自私以及自高自大的丑陋習性使得對資源配置“制度”的制定者有時難免打上自己狹隘的烙印，從而制約了資源配置“制度”的有效性。再則由于市場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因而在市場資源配置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不擇手段的競爭者。如果競爭者都是處于平等的地位，實現的結果將是優勝劣汰，最大的受益者是消費者。   而決定競爭者是否處于平等的地位則取決于“制度”的安排。如果“制度”合理、客觀、公正，能有效地剔除不正當競爭者，那資源的配置就可能實現利益最大化。反之，不僅達不到應有的效果，而且可能會引發深層次的社會矛盾，造成社會的不和諧、不穩定。比如“三鹿奶粉”事件、“石家莊假藥”事件等。如果在“制度安排”中，對商品生產的市場準入控制十分嚴格；對制作銷售假冒偽劣商品者能進行事后的嚴厲懲罰，并且懲罰帶來的損失將超過它因制作銷售假冒偽劣商品帶來的利潤，那么資源配置的效率會更高。還有諸如以環境污染嚴重為代價換取暫時利潤的做法，也值得設計“制度”加以約束。總之，社會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能會把社會刺得鮮血淋淋。   3、在“官本位”依然存在的社會里，有權力的官員們處處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公共的財富就像是他們自己的財富一樣，他們總是憑借國家賦予的權力通過干預或者應該干預而不干預某些事項，沒有成本地實現社會財富的轉移，使自己獲得好處，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被稱為尋租活動。形象地說，就是這些掌握社會權力的官員們，將國家賦予的權力當成一種可以出租獲利的物品，對外出租，獲得租金。尋租包括兩個方面：官員手中有了可能出租的權力，他要尋找到租用他權力的人才能收到租金，所以他要尋找租用的一方；另外，社會上的一些能夠接近這些掌握國家壟斷權力的人，也要尋找擁有對外出租權力的壟斷人物，他要尋找到出租的一方，所以他們共同稱這種行為為尋租。尋租則是把權力商品化，去參與商品交換和市場競爭，謀取金錢和物質利益。即通常所說的權物交易、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等。權力尋租所帶來的利益，成為權力腐敗的原動力。尋租理論認為，尋租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行政干預的存在，行政干預越多，管制越多，尋租的機會就越多，社會資源的浪費就越嚴重，負面的效益就越大。圖洛克把尋租看成是“負總和的游戲”。所謂“負總和”，就是說財富根本沒有任何增加，只是從一個人的手中轉到了另外一個人的手中，而財富在過手的過程中還要損失一定的交易成本，尋租活動就整個社會效益來說，它創造的是一個負值，社會的財富減少了。所以，通常人們說“權力產生腐敗”，更確切的說是“沒有有力監督的權力產生腐敗”。我不知道，出現這種現象是社會的悲哀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遺憾？#p#分頁標題#e#   三、法律是化解社會矛盾，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手段   法律是一種以公共權力為后盾的，具有特殊強制性的社會規范。法的本質最終體現為法的物質制約性。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分析社會的特點在于：法律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也是社會關系的反映；社會關系的核心是經濟關系，經濟關系的中心是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是由生產力決定的，而生產力則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最終導致包括法律在內的整個社會的發展變化。按照這種觀點，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而只是在表述法律，是將社會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包括生產關系、階級關系、親屬關系等在內的各種社會關系以及相應的社會規范、社會需要上升為國家的法律，并運用國家權威予以保護。我們不難發現，法律是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最好的表述方式。它不僅能展現社會經濟的客觀性、現實性。而且以其固有的特征對各種社會關系進行調整，承擔著對社會經濟負面效應的控制和預防，是化解各種社會矛盾最好的途經。   1、正義是法的基本標準。也就是說：法律只有合乎正義的準則時，才是真正的法律；如果法律充斥著不正義的內容，則意味著法律只不過是推行專制的工具。正義形成了法律精神上進化觀念的源頭，使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觀念深入人心；正義推動了法律內部結構的完善，它使得權力控制、權利保障等制度應運而生。法律的執行不僅要有利于秩序的維持，更主要的是實現社會正義。在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產生不平等、不公正的時候，真正法律正義價值的理念可以矯正許多只追求效率而忽視公平的立法者、執法者回歸到人類和諧的軌道上來，從而減少社會矛盾。通過法律的規范作用化解社會矛盾，從源頭上根除社會矛盾的產生。比如：反壟斷法的制定，勞動合同法的制定等多部法律的出臺，都體現了效率與公平問題在特定時空的平衡。因此，我們認為：法律不應當或者只關注公共利益，或者只傾向于保護私人利益，而應當努力在二者之間尋找最佳結合點，尤其是個體利益，私人利益不能冒充集體利益或公共利益。當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真正發生沖突時，也不應無條件地犧牲前者而維護后者。任何出于公共利益或長遠利益的保護而對私人利益或短期利益的侵奪，都必須提供充分的理由，根據合理的標準，經過適當的程序和在必要的情況下給予相應的補償。   2、法律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法律。法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而作相應的變化，否則就不能達到為自己經濟服務的目的。   法不僅隨著經濟基礎的根本變革而發生本質的變化，即使是在同一社會形態里，當經濟基礎發生局部變化時，也會引起法律的相應的變化。所謂“世易則事易”。由于法律所追求的穩定性和社會經濟的運動性之間是矛盾的，因而法律在對社會生活以及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上常常會產生“滯后性”，從而導致法律不適合社會發展需要的狀況。   這時如果立法者注意到了這種變化及時修訂法律，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和規范便能應時所需。如果沒有注意到或立法條件欠缺，那沿用舊法的過程很可能就會產生很大的矛盾，給社會秩序帶來隱患，對社會和諧的構建產生阻礙。嚴重者還可能會激化社會深層次矛盾，產生群體上訪和群體性暴力事件。比如：前久在各媒體上炒得沸沸揚揚的國家拆遷條例的修改問題。我認為就是應時所需的一個舉措。試想用一個十多年前制訂的法律來調整和規范日新月異的房地產市場，無異于是用以前“小孩的衣服”穿在已經長成大人的人身上。當然，痛苦者是拆遷者。就我們本地而言，絕大多數上訪與拆遷有關。我想，這不會也是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吧？因此，我們要在法律與經濟的對立統一中尋找最佳結合點。   3、市場經濟是法治化經濟，即以法律為規范的經濟。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健全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經濟法治化的過程。市場經濟越發展，越需要完備的法治，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法律實現的，法設定出資源配置的制度框架，并由此決定資源的流向和利用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合理配置的前提是合理和完善的法律。此外，市場經濟下經濟交往的平等性、市場運行的穩定背景、市場交易的規模效益需求等，都決定了法具有更強大的功能。“三鹿奶粉”事件后，食品衛生監督法隨之出臺。這是市場經濟法律化的內在要求。然而，最近海南的毒豇豆事件向我們展示的不是法律的欠缺，而是法律施行的欠缺，是監督法律正確實施的欠缺。   因此，今天的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什么？   4、尋租現象告訴我們，權力如果沒有有力的監督，腐敗的產生在所難免，海南的毒豇豆事件中，不是還有許多官員提“潛規則”的故事嗎？這說明什么呢？針對尋租現象而論我們不缺乏規制機制，國家的反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的打擊力度不可謂不大。然而此類現象仍層出不窮，究其原因，是在設置權力的時候，沒有把監督機制說清楚，監督無力、不到位。紙上的法無法走到現實生活中，無法從應然狀態進入到實然狀態。法律成了一紙空文，法律的尊嚴被踐踏，政府的公信力，執法機關、司法機關的公信力被削弱，群眾與黨和政府的對立情緒高漲，“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事件時有發生。   群眾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于信訪上，期待某位政府官員能良心發現，變成“包青天”。這是否是對現行提倡的“法治”的諷刺，不得而知。在今年的全國人代會上，我們看到了曙光：浙江省人大代表、省檢察院檢察長陳云龍聯名其他代表提出制定法律監督法的議案。雖說議案僅僅是在提議階段，但畢竟有了先行者，有了有識之士。   我想不久的將來，這部法律會隨著市場經濟的需求踏歌而來。監督，永遠是法律的靈魂。沒有權力的制衡、權利的分配，法律只能是少數人為所欲為的工具，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背道而馳。   #p#分頁標題#e# 總之，在金融危機余波猶存的今天，用理性的經濟思維與法律思維去考量現實社會，理清思路，找準問題，探索解決社會矛盾、創新機制的途徑，是作為一個法律人的現實目標與任務。

我國雖是個農業大國，但農業經濟基礎薄弱，農業機械化整體水平較低。農業機械化是多種資源要素整合的載體，只有加快發展農業機械化，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才能全方位推進農業現代化[1]。因此，作為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的有力推動者，我國農機期刊從業人員任重而道遠。近年來，出版行業面臨整體轉型，數字化出版興起，紙質媒體類農業科技期刊的生存壓力增大；再者，我國拖拉機年增量2008年達高峰值187.6萬臺后，總體年增量逐年減少，2013年還出現負增長，某些地區某些機型已至飽和[2]。拖拉機手數量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機期刊的征訂，農機行業期刊發行壓力明顯增大。全國能做到自收自支乃至盈余較豐的農機行業期刊屈指可數。因此，為謀求期刊持續穩定發展，雜志社首先須提供可口的農機化科技食糧，其次需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但是，許多農機雜志社編制有限，編輯人員須身兼數職，什么活都得“撿得起”，因而，提高農機期刊編輯綜合能力迫在眉睫。農機期刊編輯亟待提高的綜合能力主要包含以下幾項。

1出版能力

農機期刊編輯為提高自己的出版能力，應時刻注意學習最新的出版專業知識，了解出版動態信息；為做好農機化專業期刊，更應了解農機行業發展動態[3]，了解行業期刊出版情況、稿件質量、常設欄目、辦刊動態等，以博采眾長。農機期刊編輯不僅應經常瀏覽國家農業農機化發展方針政策(如每年的中央1號文件)，知曉出版行業新的法律法規，以敏銳地把握行業發展趨勢(包括出版行業和農機行業)；還應廣泛與農機行業期刊互相交流樣刊或有關信息，尤其要關注幾家重點農機刊物，看看人家在報導什么、刊登什么、研究什么、展示什么、倡導什么，從而發現自家刊物的優點與存在的不足，進而調整和確定哪個領域、哪一方面、哪個專題值得“發聲”或重點深入報導。農機期刊編輯只有具備“面向大農村、立足大農業、發展大農機”的眼光，才能使期刊“站得高，看得遠”；只有緊緊抓住農機化發展“熱點”，才能穩定讀者群，贏得讀者的“掌聲”。總的來說，同其他行業期刊編輯一樣，農機期刊編輯應具備以下能力。

1.1組稿和專題

(專欄、專刊)策劃能力農機期刊讀者對象可分為：農機管理者、農機科研人員、農機院校師生、農機使用操作人員(尤其是拖拉機手)、農機維修人員、農機合作社成員等。上述人員中，前三者學歷相對較高，編輯部來稿多由這些人員撰寫；后三者學歷相對較低(個別人員除外)，但這部分人的農機使用操作或維修經驗豐富，一旦投稿，其稿件實用性強，通俗易懂，農民“喜聞樂見”，具有較強的實踐指導作用。所以，農機期刊編輯應針對上述對象，努力提高組稿和專題(專刊)策劃能力。一方面應與農機科研、管理人員保持聯絡，熟悉他們的工作內容、研究方向、管理范圍，有針對性地組稿或向其約稿，推出每期“專題”(專刊)；另一方面應鼓勵基層農機人員積極撰稿，可發征稿函，組約短小精悍、實用性強的稿件，也可要求其就某一新技術或新機具談談應用效果、使用效益及改進建議等，甚至可以建立雜志社通訊員隊伍[4]，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辦寫作講座，為其寫稿投稿提供指導。編輯部對優質來稿，可不收版面費，且稿酬從優[5]，以吸引優秀作者，爭取優質稿件。專刊策劃能力是農機期刊實力和期刊編輯能力的重要方面。如出版能力、出版時間許可，農機雜志社可適時推出專刊，如《農機市場》2018玉米(籽粒)青貯收獲機械專刊、2018糧食烘干機械專刊等。期刊報導要有深度，編輯對專題(專欄)策劃能力是關鍵。如《當代農機》編輯部策劃的“公司報導”專欄，《農機市場》編輯部策劃的“企業平臺”專欄，讓一些著名農機企業以各自特色“亮相”，既是全國實力型農機生產廠家的縮影，又是農機行業趨勢的集中反映，成為期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對農機生產企業的集中報道還促進了期刊的廣告營銷。

1.2編校能力

許多農機期刊為技術類期刊，不像學術類期刊的讀者對象學歷相對較高。農機期刊讀者對象的學歷分層明顯，高端者為博士、碩士畢業生，如農機院校師生、農機科研機構人員、農機管理部門人員，低端者為小學、初中畢業的基層農機手、操作工；因此，編輯在內容選擇、論文格式、期刊版式、國際標準采用等方面與學術期刊有很大的不同。農機期刊來稿中既有嚴謹的農機科研論文、農機化管理學方面的篇幅較長的論文，也有短小精悍的農機使用操作維修經驗交流文章，還有農機新技術新機具介紹、農機界工作動態或農機化發展信息、趨勢等。農機期刊編輯應學習研究幾家著名農機期刊的出版定位，不斷提高自己的編校能力，將刊物做成“活潑、生動、豐富”“通俗易懂、實用性強”，農機工作者喜愛的產品。正因為讀者對象、論文內容涵蓋面不同，農機期刊論文格式、期刊版式也與學術期刊迥異：不少農機期刊文章標題、正文字體并不統一，如《當代農機》《農機市場》《農機科技推廣》；有的農機期刊沒有摘要、關鍵詞、中圖分類號、文獻標志碼等；不少農機期刊文后參考文獻較少；除《農機使用與維修》等個別農機期刊外，許多農機期刊沒有doi號。農機期刊編輯應取長補短，努力使自家刊物或呈現生動活潑的一面，或呈現嚴謹的一面，要針對自刊的讀者對象，展示期刊特色，使讀者“喜看愛訂”。又如關于國際標準的采用，農機期刊編輯既要遵守國家出版法律法規，即科技期刊必須采用國際標準計量單位，又要考慮到讀者的文化水平差異及中國傳統計量單位深入人心且沿用至今這一具體情況。就拿農田面積(農作物種植面積)來說，按出版法律法規規定，必須采用“hm2”，而現在許多農機期刊考慮到農民在記錄和計算農作物種植面積、田塊大小、單位面積產量效益等數據時，都采用“畝”作為單位，許多農機管理部門收到來自基層的統計數據，也是以“畝”為計量單位的，上述這部分人在閱讀農機期刊時，看到“hm2”，或不熟悉或不熟練，知道“1hm2＝15畝”的，也往往要對期刊論文中涉及的數據作一換算，不像“畝”那么直觀。這就產生了必須遵守出版法規執行國際標準計量單位與中國農村實際流行做法之間的矛盾。這時，農機期刊編輯既應嚴格遵守規定，又要為讀者順暢閱讀提供方便：如文中第一次出現“hm2”時，在“hm2”后注明“1hm2＝15畝”，或在畝后面注明(1畝＝0.067hm2)，如《當代農機》；也有正文中全部采用“畝”作計量單位，但在文前或期刊版權頁等處明示“本刊常用單位符號及換算”的，如《農機科技推廣》。這類矛盾在學術期刊中幾乎沒有。農機期刊編輯一定要提高靈活應變能力，在不違背硬性規定的前提下，采用農民讀者和農機從業者喜聞樂見、更接地氣的表述形式。

一、中國傳統文化誠信缺失探源

1．中國傳統文化誠信的實質是倫理式誠信。

中國人在很早之前就特別注重誠信，《韓非子》里就記載有“曾子殺彘”的故事。而作為傳統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更是把誠信作為立國之本、作人的基礎。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誠信是建立在封建土壤上的，是為維護封建倫理統治服務的。誠信主要是在家族與朋友之間展開，僅僅局限在鄉土社會狹小范圍和熟人之間，具有有限性和人身依附性，缺少開放性和廣泛性。《論語》中講:“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也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對朋友要講誠信，那么對朋友之外的人那就不一定了。中國的家長在孩子小時就對孩子說:“陌生人給的東西不能吃，陌生人說的話不可信!”正是這種倫理思想，使傳統中國構成了一個親族社會和熟人社會。所有的道義，首先在親族那里發揮作用，然后擴展到熟人圈子。拉關系、走后門、拉幫結派等社會現象，就是這種建立在人際關系基礎上的熟人社會的表現，只要是關系內的親屬或者熟人，所謂的規則都可以變通。費孝通先生曾把這種社會結構精辟地概括為“差序格局”。倫理式誠信靠倫理關系去維系，由關系的親疏去看誠信的程度，這是一種狹隘的誠信。在這種關系中，人們只對自己圈子內的親朋好友講誠信，對所謂圈子外的陌生人則要有所保留。人們為了維系傳統社會秩序和熟人圈子的人倫關系，提出圈子內誠信的道德觀，有時代的局限性。一旦破壞規則，倫理式誠信態度是要看你的后臺硬不硬，與處罰你的人熟不熟，處理的結果是與你的強勢地位、人際關系密切相關的。

2．“義高于信”價值觀及其對誠信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義高于信”是儒家文化的主要價值觀，《論語》和《孟子》里用大量的篇幅論證“義高于信”的思想。孔子曾經這樣講:“君子貞而不諒”;“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有一次別人告訴孔子說老家有一個人，他的父親偷了別人的羊，兒子去告發了父親，孔子不認為兒子是正直誠信，而是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而孟子則直截了當地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只要符合儒家的仁義，講不講誠信并不重要。所以信陵君可以“竊符救趙”。這就給人們不講誠信，刻意變通提供了理論支持，只要是打上道義旗號就可以不講誠信。為了國家、為了他人就可以不講誠信，為了自己慢慢也可以不講誠信了。這樣的“義”是“虛義”“偽義”。比如，在近些年的國際比賽中，在“為國爭光”旗幟下，就能隨意改變運動員的年齡;打著為百姓謀福利的旗號，就可以謊報瞞報。久而久之演化成為了所謂的大義，可以為所欲為:為了改善民生可以強行拆毀民房，為了給國家培養人才可以不顧學生健康，為了給父母看病就可以搶劫別人，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就可以坑蒙拐騙。

3．“成王敗寇”價值觀及其對誠信的影響。

在中國人的傳統中成功者是不應當受到指責的，尤其是在政治斗爭中。成功了的稱帝稱王，并且擁有了公共宣傳、歷史編撰的自由，無人敢責難;失敗了的被稱為寇賊，失去了合法地位，沒有發言權，有口難辯，即使被貶損，也沒有申辯的機會。孫中山后來把它稱為“歷史習慣”。他說:“中國歷史上有一習慣，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甚至有人認為:“自古以來成功的大英雄，也必是大流氓，他們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一切手段，他們從不信守什么仁義道德。我們分析了劉邦、曹操、朱元璋等歷代的大人物，幾乎很少有例外。”“成者王侯敗者寇”是伴隨著儒家信義文化同時存在的亞文化。所謂亞文化，是指和主流文化同時存在于一個社會的、與主流文化相抵觸的文化。其特點是不見于官方與主流社會的明文倡導與正面認同，但事實上卻為人們所熟悉，并且心照不宣地彼此默認。在這些人眼里，成功是唯一的目標與原則，只要獲得成功就將誠信拋在一邊，甚至屢屢嘗試用計謀和背叛來獲得成功。為了成功他們不承擔道德責任，在他們眼里成功就是至真、至善、至美。成王敗寇價值觀作為敵我雙方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的需要本無可厚非，但久而久之成為中國人的一種傳統心理，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現實生活的潛規則:只要獲得成功，可以突破道德底線。考試作弊、科研造假、論文抄襲、假唱假摔、短信詐騙等這些信息無時無刻不在挑戰著我們的誠信底線。“成者王侯敗者寇”的價值觀根本無視誠信的存在，甚至無視道德的存在，把誠信當作成功的附庸，不問過程只看結果。民間流傳的“英雄不問出處”“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謀大事者不拘小節”等都是它的翻版。它的存在與蔓延不僅破壞了人們交往中的誠信，而且直接沖擊人們的道德底線，從而帶壞了社會風氣，造成社會上行賄受賄、貪贓枉法、買官賣官、坑蒙拐騙等不良現象。

［摘要］伴隨著“文化自信”的提出，弘揚和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成為當下社會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作為具有中國歷史文化色彩的農耕文化，其傳承和保護必須從原有的學者式研究中走出來，在通識教育的視域下走進大學本科教學，培養大學生對農耕文化研究的興趣，從而達到對該文化的自覺傳承與保護。

［關鍵詞］通識教育；農耕文化；傳承保護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農耕文化經歷了幾千年的積淀和發展，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毫無疑問，農耕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構建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精神文化資源。但是，伴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和工業文明的興起，農耕文化的一些表現形態常常被貼上“落后”“愚昧”的標簽，同時由于市場經濟中對利益的重視，很多優秀的農耕文化形式面臨著后繼無人，逐漸走向衰亡的尷尬局面。在通識教育的大背景下，作為文化傳播和研究的重要載體和組織機構的高等院校，尤其是農林院校，必須改變原有的農耕文化傳承研究的學者模式，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廣大青年學子可以認知和學習的人文素養知識，培養大學生保護和傳承農耕文化的意識。

1農耕文化的界定及研究情況

1.1農耕文化具有優秀的傳統文化基因

隨著農業文明社會的形成，農耕文化便植根于中國傳統社會的方方面面，無論是相關政權的更迭，還是中國傳統的道家、儒家的哲學思想，無不體現著農業和農耕的社會影響力和內在的文化基因。從農耕文化的特征研究來看，彭金山教授總結出農耕文化的“應時、取宜、守則、和諧”哲學意蘊，這也進一步體現出了農耕文化在生產、生活、政治、道德、文化方面的精神特質。從規定性研究來看，張永麗教授對農耕文化的界定分為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狹義農耕文化，則是指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意識形態，即小農意識，包括價值觀念、道德意識、思維方式等。廣義的傳統農耕文化是建立在傳統農業經濟基礎上的文化形態，是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典章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道德、風俗、習慣等意識形態的總和。從農耕文化的地域性研究看，其中的農耕文化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漢民族的中原農業文明研究，還將視野放寬至青藏高原的農牧文明、西南的梯田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東北的狩獵文化、江南的圩田文化、蠶文化與茶文化等,這可以說是將農耕文化的內涵和外延進一步豐富和充實的體現，同時也說明農耕文化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作用。基于以上的研究，筆者認為，農耕文化應是一種以農業生產為重要載體的系列活動，包含了相關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道德關系、文化教育等內容的意識形態性文化。

1.2農耕文化研究的成果豐富

［摘要］本文主要探討國際金融理論知識的未來變化走向。自改革開放以來,跨越時間的均衡研究策略是國際金融理論知識的重要走向,就是對一系列國際金融問題的探究加入更多的微觀基本理論知識。Obstfeld和Rogoff兩位著名學者“再論匯率動態變化”之后，國際金融學研究進入了“國際金融與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的新時代,成為國際金融專業的全新發展走向。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研究,更加充實了國際金融學的理論知識。

［關鍵詞］國際金融理論；跨時分析；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

0引言

最近幾年國際的金融學的理論知識飛速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跨時均衡的研究辦法的進步，致使對國際上一系列的金融問題的研究融入更多的微觀理論知識。著名學者Obsfeld以及Rogoff（以下簡稱“OR”）的有關“再論匯率動態變化”的文章發表之后，國際金融學研究進入了“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的全新時代，引導了國際上金融學新的發展走向。當今國際金融學的進步主要展現在以下角度：首先，核心的微觀以及宏觀的經濟知識理論廣泛的使用到國際經濟的趨勢當中；其次，探究的學者們運用理論知識以及以往經驗的分析更深入地研究國際經濟方面的一些古老的課題。

1經常賬戶的跨時均衡分析

匯率基礎知識的變化發展過程中包含一個特殊的部分，那就是日常賬戶的跨時均衡的研究，把最合理的上升內容使用到開放經濟當中。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學者們就構建了日常賬戶的跨時塑型，當中存錢以及投入代表著將來最合理的執行措施。在凱恩斯學術的探究辦法中，出口基本上是由當時的平均收入標準以及對外產生純利息的支付決策。在跨時均衡研究的辦法中，忽視了這些問題的原因。這種模型跟初期的開放型經濟的上升模式比較起來有所不同。這類模型可以解決短時間內的變化問題，比方說經濟條件打壓下的短時間和長時間的變化效果，也可以通過這樣的辦法研究一個國家的跨時預算限制以及有關政府部門的跨時預算限制。開放地區的經濟和封閉地區的經濟的最簡單的差別就是，一個開放地區的經濟可以從世界上任何國家地區引入或者輸送物品。當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收入產生短時間內的浮動時，可以憑借國外的借貸躲避花費以及投入的快速減少。相似的情況還有就是國家和地區假如貯存上富足，就可以參加國內外的產出型的投入項目以及對外借款的項目。這樣的資源上的跨時交換方式即跨時貿易。在開放的經濟基礎上，很多的宏觀經濟做法都和它的跨時貿易有些許關系，而跨時貿易一般可以通過日常賬戶的收入支出的平衡情況來反映。模型通過觀察干擾花費和投入做法的至關重要的原因和實際利率來做出決策，可以研究日常賬戶等部分跨時均衡的浮動情況。另外還有疊代的模型，這種模型要求不同年齡段的消費群體之間允許存在差異。依據這種模型，可以做出下面的推斷：人口波動的幅度和稅收的影響也是影響國民經濟水平和日常賬戶的基礎要素。比如說，依據疊代模型研究框架致使美國儲蓄率變低、日常賬戶赤字升高的一些因素就是它在改革開放時代的大額超出預算和接連不斷的大額養老金的支出。另外一個角度就是日本的儲蓄率升高以及日常賬戶結余升高也可部分算成它較為年輕的勞動力的儲錢做法。要真是這樣的話，伴隨著大量的勞動力在21世紀初期的時候離職，日本日常賬戶結余可能會快速的降低。在以往的國際金融的記載當中，沒有考慮到宏觀上的經濟舉措的微觀基本問題，而微觀基本問題卻是確保經濟舉措之間內在關聯的重中之重；以往的國際金融記載，不能使用單一的結構對變化的經濟問題展開說明，對國際的資本主義市場一體化的研究也不是那么的透徹。最重要的是，大多數以往的記載并沒有對很多目前重要的經濟舉措及問題展開研究，比如：日常賬戶問題，政府超出預算問題，投資貨幣撞擊問題，還有金融市場遭遇全球化對金融以及證券的衍生物的干擾等等。跨時研究辦法給予了一個理論探究的結構，可以分析部分外部均衡互相關系的舉措問題，外部的持久性和真正的均衡匯率，這些全部都是和國家經濟所產生的跨時均衡互相牽連才獲得的。跨時方法可以研究開放型經濟下舉措的福利成效。

2新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

［摘要］地方性農業科技期刊是展示地方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科技創新水平的重要窗口，是廣大地方農業科研人員和基層技術人員發表科研成果、交流學術經驗的重要園地。本文以萬方數據庫和中國知網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從學科范圍、出版周期、地域分布三方面視角，對地方性農業科技期刊和國家級農業科技期刊的發展現狀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地方性農業科技期刊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及解決路徑，以期為地方性農業科技期刊突破發展瓶頸、探索發展新路提供參考。

［關鍵詞］農業科技期刊；地方期刊；國家期刊；學科；地域；出版周期

農業科技期刊是傳播農業科技信息的重要載體，是推廣農業新技術、新產品、新成果的重要媒介，在實現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橋梁和中介作用。農業是我國三大產業的基礎，相較于第二、第三產業，其發展較慢。因此，相對其他行業來說，農業科技期刊的發展機遇和社會關注度也較為欠缺。因此，探索適合農業科技期刊的發展路徑，是目前農業科技期刊工作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農業科技期刊可以分為國家級農業科技期刊（指國家級科研機構、專業性研究所、國家直屬重點大學等主管、主辦的農業科技期刊，以下簡稱“國家期刊”）和地方性農業科技期刊（指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委、廳、局的農業行政部門或農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專業學術團體等主管、主辦的農業科技期刊，以下簡稱“地方期刊”）。對地方期刊來說，雖然其是展示地方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科技創新水平的重要窗口，但在辦刊資源、經費支持以及社會認同等方面都遠遠不如國家期刊。因此，地方期刊如何擺脫困境、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是擺在每一位地方期刊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難題。為此，文章在分析農業科技期刊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提出地方期刊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及解決路徑，以供參考。

一、數據來源與處理方法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萬方數據庫和中國知網數據庫。在萬方數據庫中使用的數據采集方法為在網站首頁點擊“資源導航”，并在“期刊”頁面找到“農業科學”；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使用的數據采集方法為在網站首頁點擊“出版物檢索”，在“出版來源導航”下拉菜單中選擇“期刊導航”，在“學科導航”內容中選擇“農業科技”，數據采集時間為2020年9月15日至2020年9月18日。在數據處理方面，首先，筆者將萬方數據庫中“農業科學”欄目下的649種期刊和中國知網數據庫中“農業科技”欄目下的639種期刊進行匯總，刪除重復、保留不同的期刊，得到的農業科技期刊共693種。其次，筆者對這693種農業科技期刊進行篩選和核實，剔除《交通運輸研究》等非農業科技期刊，以及《廣西農業生物科學》等已停刊的期刊，最終剩下的農業科技期刊共651種。最后，筆者再對每種期刊的主管、主辦單位性質及其所在地區、出版周期等信息進行核查。另外，由于大學學報和農業科學總論都屬于農業綜合類，所以筆者在進行統計和分析時，將這兩類并入農業綜合類。

二、結果與分析

（一）不同學科農業科技期刊情況統計

摘要：

在高中歷史教學中，因為教師的教法、學生的學法、教育制度引導、社會環境影響以及學生家庭影響等因素，致使部分高中生在歷史學科的學習中存在著顯著的困難，成為后進生。通過轉變教法、學法認知，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教育制度和政策，營造益于歷史教學的社會環境，促進家長轉變學科偏見，形成合力推動高中歷史學科后進生轉化。

關鍵詞：

高中歷史教學；后進生轉化；教法轉變

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位于貴州省南部，因為歷史和自然的原因，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長期以來，社會經濟的落后嚴重制約了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使包括歷史學科在內的中學學科教學受到了嚴重影響，出現了不少后進生。在筆者剛擔任高中歷史教學時，學生的高中歷史成績并不好，很多次月考中及格率只有55%左右，有時優分率甚至為“0”。通過調查了解得知，不僅本人任教的班級如此，其他教師任教的班級也是如此。不僅本校如此，本地其他兄弟學校也是如此。只有通過系統的訓練，到了高三學生的成績才會有較大的起色，達到75%左右的及格率和10%左右的優分率，即便如此，還是會有相當部分的學生在歷史學習中表現得很吃力。

一、黔南民族地區高中歷史教學中后進生成因分析

1.地理環境制約

摘要：

群眾文化要想謀求更大發展，必須從根本上樹立產業意識。吃透黨的應時政策，抓住契機和機遇，在市場中找準位置，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以產業的健康發展促進群眾文化工作生龍活虎地開展。

關鍵詞：

群眾文化；產業發展；策略

在我國當下的現代化建設中，文化已經被作為一個產業的課題提了出來。可以說，這一課題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政治體制的深化改革，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1]

一、背景分析

近年來，鄂爾多斯市經歷了經濟騰飛快速發展的過程，隨之也迅速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近幾年，因為有雄厚經濟基礎的支撐，鄂爾多斯市同時大力發展文化娛樂業，推進城市中心區游樂中心、文化產業街區和商務休閑場所等娛樂設施建設；引進和開發健康新型的娛樂項目，提升文化娛樂市場整體層次和文化品位；與此同時，鄂爾多斯市的群眾文化工作也風生水起，文藝演出發展迅速，編創了許多具有鄂爾多斯特色的精品力作，大力開拓市外演出市場。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和贊揚。但隨著鄂爾多斯經濟出現下滑，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在這個過程中，廣大群眾文化事業的發展與繁榮，對于社會和諧發展所起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出來，例如：群藝館作為文化產業中的一個活體細胞，是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是一個公益性的文化事業組織，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又具備一些特殊的產業屬性。通俗來說，群藝館既進行文化產品的生產，也為社會提供群眾文化娛樂等服務。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為群眾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時也提高了群眾文化工作的地位。基于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群藝館要生存、發展、繁榮，必須探索一條產業化的道路。一方面適應它自身的內在性質，另一方面也能盡快適應文化事業發展的客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