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手機依賴對農村留守兒童社會化的影響，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目的］調查手機依賴對農村留守兒童社會化的影響的實證研究，填補低齡農村留守兒童手機依賴行為特征現狀的空白，在此基礎上探索手機正向促進農村留守兒童社會化的建議。［方法］采用隨機抽樣的方式使用中學生手機依賴量改版對蓬溪縣農村兒童進行問卷調查。［結果］手機依賴情況在是否留守兒童上不存在顯著差異，但與其父母是否在外打工有關；年齡與手機依賴程度顯著負相關；手機依賴程度為不依賴與嚴重依賴的農村兒童的社會化有顯著差異。［結論］應改善農村父母或者隔代監護人教育觀念，重視“隱形留守”問題，同時加強農村兒童與父母、老師交流，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開展全民手機素養教育。

關鍵詞：手機依賴；農村留守兒童；社會化；教育；對策

1緒論

1．1研究背景

伴隨工業化、城市化的加速發展，大量農村勞動力為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尋求更好發展涌向城市。由于受諸多條件限制，大多數進城務工者只能把未成年子女交由他人進行監護撫養，導致農村大量留守兒童出現。2016年3月底以來，國家針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摸底排查顯示：截至2018年6月，我國十六周歲以下的農村留守兒童在全國農村兒童中占28．29％，達902萬人。其中監護類型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隔代監護的農村留守兒童占89．3％；無人監護類型占4％；監護類型為一方在外務工而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的占3．4％。在缺乏父母監護與教育的情況下，身處成長階段中的農村留守兒童更容易出現各種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對象。學術界就從不同學科背景，如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法學，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進行了不少研究。時下，互聯網、移動媒體等新的大眾傳媒技術日新月異，大眾傳媒卻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農村兒童的日常生活中。與此同時，農民工進城務工，造成了家庭在農村兒童社會化過程中的缺位，對其認知的形成產生的影響也越發重大。2016年8月的《中國青少年上網行為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達1．34億，占青少年網民的46．6％。從上網設備的使用率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未成年網民使用手機上網仍處于首位，且比例相比去年有所提高。部分未成年網民因為學習任務重，自控能力差，因此如何幫助他們適時適度適宜的使用手機，避免手機依賴程度加深，越來越受全社會的高度重視。隔代監管的困境和鄉村教育的尷尬讓未成年手機依賴問題凸顯。雖然目前農村地區未成年手機普及率不及城鎮，但是使用手機可能帶來的手機依賴現象在農村未成年身上表現更為普遍。本次對農村留守兒童手機依賴行為及社會化進行的調查研究，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展開。

1．2研究現狀及意義

自城市化建設步伐加快以來，隨著流動人口涌入城市，截至2016年末，我國接近2．82億農民進城務工，形成近6000萬留守兒童，社會化，是指個體在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中，持續內化其社會文化和角色知識，形成特定的個性，以及適應當下社會的過程。學術界不乏關于農村留守兒童社會化問題的研究，2012年趙苗苗探究了家庭缺失對農村留守兒童社會化的影響，發現留守兒童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狀況顯著比非留守兒童差。伴隨互聯網、手機、平板電腦等新媒介的廣泛普及，媒介在其社會化發展過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目前，國內外關于兒童社會化受媒介接觸行為影響的調查分析，大多著重于對電視這一媒介的探討，而缺乏對互聯網、手機、平板電腦等新媒介的關注：Morgan等認為電視是影響兒童的社會化最重要的機制。手機是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媒介，但目前，關于手機依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學生、中職中專生：張國進認為三分之一的大學生存在手機依賴現象，而農村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手機依賴程度如何與差異化分析在當前研究極少涉及。出于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日趨嚴重的考慮，筆者在蓬溪縣開展了農村留守兒童手機行為對其社會化狀況的影響的實證研究，有一定程度上填補這方面研究空白的理論意義和促進農村留守兒童健康成長，保障社會安定的現實意義。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采用《農村兒童手機依賴以及社會化調查表》對預先選定的調研地點進行。調查采用偶遇抽樣自填問卷的方法，以走訪當地、當場發放及回收的方式進行。總共發放問卷209份，回收209份，回收率100．00％。其中，有效回收203份，有效問卷的回收率為98．07％。此外，還隨機對4名兒童，3名家長和某小學校長進行了訪談，聽取了他們對于農村兒童使用使用的看法。

2．2研究工具

參考中學生手機依賴量表，制定《農村兒童手機依賴以及社會化調查表》進行調研，調查表具體項目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受訪者本人人口社會背景資料。包括年級、性別、是否獨生子女、父母學歷、父親是否外出打工、母親是否外出打工等；第二部分，受訪者手機使用情況。包含是否擁有自己的手機、是否使用過智能手機、手機依賴程度；第三部分，受訪者的社會化狀況，本次調查主要考察內容分為五個方面：性格特征、人際交往、內心情感與自我認知、道德品質、生活技能。

2．3統計學方法

問卷回收后，筆者運用SPSS23．0軟件將錄入資料進行統一的編碼、賦值、數值轉化等處理。筆者將綜合運用頻次分析、卡方檢驗分析、方差分析、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等方法進行實證研究。

3農村留守兒童的基本特征描述性分析

3．1樣本的基本特征

本次問卷調查有效樣本總數為203人，年齡在6－18歲之間分布；男生88人，占43．3％；女生115人，占56．7％。留守兒童124人，占樣本總數的61．1％；非留守兒童79人，占38．9％。留守兒童中，男生54人，占留守兒童總數的43．5％；女生70人，占留守兒童總數的56．5％。留守兒童中，獨生子女25人，占留守兒童比例的20．2％；非獨生子女99人，占留守兒童比例的79．8％。

3．2個體特征

3．2．1農村兒童的監護類型

根據調查，72．41％農村兒童父母雙方或者一方外出打工，這當中的居住類型以與祖父母一起居住（占66．83％）最常見，其次是與母親一起居住（占42．57％）；其中農村留守兒童的監護類型大多以隔代監護和單親監護為典型代表，隔代監護是目前留守兒童當中最普遍的監護方式，是指父母雙方都外出工作后，由祖輩（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來照顧兒童的監護方式，這種監護類型下長大的留守兒童在社會化人際交往方面與非留守兒童有顯著差異。按照對農村兒童監護類型的劃分方法，根據樣本中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居住情況的分布。在走訪調查中，筆者發現筆者發現祖輩（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監護的方式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父母監護仍舊存在，平時通過線上（如電話、微信等）與子女或者祖輩溝通了解子女情況，子女仍有心理上的寄托和陪伴感；另一種是父母完全將子女丟給祖輩老人，父母陪伴缺失的情況下，經濟上的資助也同樣缺失，導致祖父輩的老人，除了照顧孫輩，他們還需承擔繁重的家務和農活，因此對孫輩的照顧往往不理想。由此可見，在父母完全缺位的情況下，隔代監護的留守兒童長期疏于陪伴和教育，很難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學習習慣，其心理健康也受到嚴重影響，在社會化過程中出現各種問題。值得思考的是由于農村家庭人口組成多樣，對監護類型的界定和主要監護人的判斷造成了難度，同時導致非留守兒童的“隱形留守”易被忽略。

3．2．2農村兒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調查中農村兒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絕大多數只有初中（或中專）及以下學歷。父親具有高中及以上學歷的農村兒童僅占16．26％，母親具有高中及以上學歷的農村兒童只有17．73％。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父母的教育程度無顯著差異。將近三分之一的農村兒童不知道其父母的教育程度，間接反映了農村家庭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不高。雖然留守兒童父母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但農村兒童對自己最終想到達到的學歷期望值均較高，91．9％的農村兒童希望自己達到本科及以上學歷，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對自己的最終學歷期待有差異（Z＝－2．637，P＝0．008）。

4農村兒童的手機使用及社會化狀況

樣本中44．8％的農村兒童使用過智能手機，其中留守兒童占59．3％，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在智能手機擁有、使用、依賴及社會化上不存在顯著差異，則下面不對留守兒童單獨分析。

4．1農村兒童的手機依賴的總體狀況

手機依賴程度為不依賴的農村兒童占總數的37．4％，輕度依賴占42．4％，說明大部分農村兒童對手機依賴程度較低，只有極少數農村兒童存在手機嚴重依賴現象。對手機依賴及各維度平均分大于等于1分的農村兒童人數進行統計。在3個維度中，突顯性最為明顯，占66．5％，表現為受訪者日常學習生活中，過度使用或查看手機這一行為特征。

4．2農村兒童手機依賴在年齡變量上存在差異

通過繪制散點圖，直觀判斷兩者存在單調關系，年齡與兒童手機依賴程度的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顯示：年齡與農村兒童手機依賴、戒斷性、強迫性、突顯性呈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r分別為0．373＊＊、0．169＊、0．151＊、0．408＊＊（這里，＊＊．在0．01級別（雙尾），相關性顯著。＊．在0．05級別（雙尾），相關性顯著。）農村兒童的年齡越高，留守兒童手機依賴程度、當事人突然被迫不能使用手機時出現情緒反應、當事人具有強烈手機使用愿望和沖動而難以自拔、當事人日常過度使用或查看手機的行為傾向越高。

4．3農村兒童手機依賴行為與社會化狀況的相關分析

為了解農村兒童手機依賴與其社會化的關系，對社會化分數與手機依賴程度進行方差分析得出，具有手機依賴兒童的社會化均值較不依賴兒童低，較重依賴手機的兒童社會化均值顯著低于不依賴兒童（P＜0．05）；對手機依賴和社會化及各維度進行Pearson簡單相關性分析。對社會化各選項進一步分析，發現手機依賴程度與性格特征中“我是一個懶惰的人”、“我對自己的性格習慣滿意”呈顯著負相關相關性分別為－0．306＊、－0．169＊，與人際交往中“我和家人的關系很好”“我和老師的關系很好”呈顯著負相關，相關性分別為－0．215＊＊、－0．149＊。

5研究結論與對策

5．1結論

第一，農村留守兒童占多數，一半以上的父母每年外出工作半年以上，大多數父母每年只有過年回一次家。但根據調查結果，父母短時間外出工作造成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缺位和不足，并未對留守兒童社會化方面內心情感造成消極影響。分析原因：一是調查對象多數為6－12歲小學生，其隔代監護人年齡多在40－50歲之間，仍舊有時間和精力照顧留守兒童的學習與生活；二是該年齡段留守兒童其內心情感處于相對健康和懵懂的階段，加上該年齡階段的留守兒童愿意主動與監護人、老師等積極交流和尋求幫助，極大地削弱了父母情感陪伴的缺失對他們現階段的影響。第二，大多數農村兒童手機依賴自我評估與家長反映有很大偏差。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兒童在手機依賴程度自我評估都比較保守，但家長往往強烈反映“經常玩手機”“抱著手機看”等情況。同時，手機作為家長眼中陪伴子女的替代品，往往被錯誤使用，如多數父母打麻將時會將手機給子女玩，有的父母會給留守兒童祖父母購買智能手機來減少其帶孩子的負擔。第三，是否留守兒童在手機依賴情況不存在顯著差異，不同年齡留守兒童手機依賴程度存在顯著差異。該研究結果與假設事實相反，可能原因為：調查對象主要為低年齡階段，雖然調查發現絕大部分使用過手機，但是手機擁有率較低，是手機依賴較低的客觀因素。主觀因素是在留守兒童中，隔代監護人多數為中年人，其中不乏有對留守兒童的教育重視的部分家長，這部分人有意識和精力陪伴和教育留守兒童，反而降低了他們對手機的依賴程度，同時許多非留守兒童父母不能給予陪伴，導致孩子“隱形留守”，加重其手機依賴傾向。

5．2建議及對策

第一，改善農村父母或者隔代監護人教育觀念，教育不只是“學校學校＋課外輔導＋家庭作業”，而是情感的陪伴和交流。父母應該認識到手機普及的不可逆性，正確對待和處理子女手機依賴問題，而不是強制性限制手機使用時間。筆者調查中，農村兒童聲稱并不是因為手機好玩而沉迷手機，而是因為“無聊”“孤單”和“家住太遠、沒有伙伴”等不得不通過手機打發時間。在農村兒童成長過程中，父母更應當多陪伴，多交流，滿足子女們的情感需求；留守兒童的父母，更應當同時正確引導子女使用手機，或者通過培養子女的良好生活習慣和自制力間接避免其產生手機依賴。第二，學校應正確引導學生使用手機。走訪發現，農村留守兒童一般從四、五年級開始接觸手機，手機作為其排遣無聊、情緒宣泄的一種工具，主要被用來聊天、游戲、看小說、看漫畫、刷抖音，學校應開設相關知識講堂或者讓老師在平時授課中潛移默化地教授他們如何正確使用手機解決學習和生活難題，提供其媒介素養教育，防止留守兒童假期由于疏于管理過度使用手機。第三，開展全民手機素養教育，構建鄉村娛樂文化秩序。若要引導留守兒童正確使用手機，最大限度發揮手機的積極作用，手機素養教育也要相應針對家長等群體。但現實是，在農村的中小學、社區并沒有相應的課程或教育。此外，手機素養教育不應僅僅是一門課程這樣簡單，更應是當融入兒童成長和家長日常的“必需品”，關注其社會化行為。同時，豐富其課外娛樂活動，將他們的注意力從手機中轉移出來。

作者:馮麟雅 金波 單位:川北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