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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管理論文范文1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場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國家體系創新。它不僅將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過程和未來走向,制約著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為當代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一種新的存在性依據,成為當下中國行為的一種文化生態,影響和推動著中國全面的制度創新、路徑改革和價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在這樣一種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文化產業被賦予了新的責任:參與入世后的中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所必須的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整體進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轉移,協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滿足國家的戰略需求,推進國家文化與文化產業創新系統建設。張曉明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國面對的是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產業具有“不對稱優勢”。因此,入世后在我國文化產業領域發生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不對稱競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際性產業發展格局的不對稱:以夕陽產業換我朝陽產業;(2)國內外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對稱:以產業實力搏我資源潛力;(3)已承諾開放領域競爭的不對稱性:以產業高端對我產業低端。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將由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內的開放,轉變為WTO規則框架下的寬范圍和多領域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國政府承諾的時間表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雙向的相互開放。張曉明認為,鑒于國際性文化產業發展出現了手段和內容的矛盾,在產業發展階段上具有一種“后來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趨勢,中國在制訂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時應以實現可持續的、跨越式的發展為基本指導方針,并遵循這樣的原則:以文化藝術的原創帶動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以文化產業帶動信息產業,以產業政策引導企業整合,以制度創新應對制度競爭。
發展文化產業需建立與之互補的文化藝術保護方式
新的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將文化藝術分為經營性(以盈利為目標)和非經營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藝術建設為目標)兩大部類,在建立市場性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同時,還必須建立與之相匹配的對位性互補的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當代文化發展的合理架構。金元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認為,我國當前的文化遺產保護必須首先理順下面幾個關系:(1)文化遺產“救亡圖存”與復興光大的關系;(2)大規模經濟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關系;(3)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遺產當代利用的關系;(4)文化遺產保護宏觀整體規劃與分檔次、分階段、分地區的具體策略實施的關系。金元浦認為,結合國情,我國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應采取政府保護、法律保護、市場保護與社會支持等多重因素綜合運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護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護方式是文化藝術保護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這種保護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藝術的宏觀調控機制,主要運用政策的傾斜來實施文化保護,并協助立法機關建立和完善文化保護的法律、法令和法規。其次是逐步加大國家文化資金的實際投入與監督實施,保證文化藝術在國家投資預算中的實際增長。其三,政府保護方式還應包含對民族傳統文化和瀕危藝術的特殊支持、對高雅藝術的大力資助,以及重點文化設施的建設、擴充與維修。(2)盡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護方式。當代藝術保護中依靠法律形式進行保護成為各國注意的焦點,法律方式保證了當代藝術保護的法律地位與運作程序,也保證了藝術保護的公眾意識與社會責任。其根本意義是通過減免稅收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資,以達到文化藝術總投入的實際增長。(3)迅速建立市場保護體制。文化藝術的市場保護包含兩大方面;其一,為努力發展上規模上檔次的一批大型文化產業,依靠市場方式,通過文化產業自身的擴大與積累來改變我國過去文化保護中單一的輸血模式,形成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其二,對于那些不能以產業形式發展的文化藝術則必須通過市場尋求企業資助的道路。從企業贊助保護方式來說,要想使其發展起來,必須保證企業投資能獲得相應的回報。(4)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與全民保護。當代藝術保護中的社會支持和全民保護具有最廣泛最強大的力量。當代社會通過多種途徑特別是現代傳媒營造保護文化藝術的社會氛圍與社會輿論,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藝術的文化大眾,這是保護藝術的最深厚的社會基礎與心理根源。
發展文化產業亟需改革文化體制
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必須抓緊制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對國有文化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以下簡稱國有文化部門)進行戰略性的改組。因為國有文化部門占有了我國文化資源,包括文化人力資源的絕大部分,是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主導力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搞好國有文化部門的改組、改制和改造,實現國有文化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文化產品生產機制的轉變,是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步伐的關鍵所在。齊勇鋒研究員(國務院體改辦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指出,國有文化部門在進行戰略性改組過程中應堅持“6個有利于”原則:(1)有利于建立科學合理、靈活高效的文化宏觀管理體制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保障國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建立新型的投融資體制和國有資本的管理、監督與運營體制,使國有資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時,布局更加合理,結構進一步優化;(3)有利于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科學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4)有利于促進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轉換經營機制,調動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激發其生機與活力;(5)有利于在國有文化部門改革中,調動各方利益主體的積極性,確保出資人、債權人的權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改組、改制的平穩過渡和社會穩定。
具體到傳媒體制,孟建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系)通過對美國文化體制的介紹給人以很大啟發。他說,1996年2月8日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1996年電信法》,徹底打通電信業、傳媒業、娛樂業等行業壁壘,大大放寬了媒體經營范圍,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媒體業和其他行業之間石破天驚的變革:并購、聯合、重組。經過近5年的實踐,這種變革的巨大成功已讓全世界為之矚目,在機構重組、產業關聯、資金融合、技術平臺等方面形成了新興的實力巨大的娛樂傳訊業,并很快躍居美國出口榜首。美國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鑒之處,如我國至今還將電視業與電信業割裂開來的做法,就根本無法實現戰略上的大整合。尹鴻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也指出,中國傳媒業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團,而是建立現代的企業制度,因此,中國傳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規模,而是改革體制,拆除縱向與橫向的行政壟斷的籬笆,分離政府管理職能和企業自主經營權力,將傳媒的行政管理體系轉化為與市場體系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體系,逐步建立公平規范、競爭有序、優勝劣汰,充滿活力的市場運作機制。
發展文化產業需實現理論創新
現今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文化不僅僅是飯后茶余的調料、愉悅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繆其浩研究員(上海圖書館)認為,文化要成為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角,必須實現“3個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創意是生產力的源泉,是發展的原動力。源于人的創造力的創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中,文化產業和其它行業中的創意部分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2)文化產業破壁。文化產業不僅自身要做大做強,還要與其他產業形成共棲、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動關系。但是由于我國行政管理上條塊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這種良性互動的實際發展還遠遠落后于人們的預期,正在成為一個嚴重阻礙文化產業成長的瓶頸。(3)文化隊伍破壁。目前承擔21世紀文化產業發展重任的文化隊伍出現嚴重的知識偏門和缺失。必須以更寬容的姿態重新定義文化人,在更寬廣的視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擁有一支適應新世紀使命的文化隊伍。就文化產業的人力資源開發,陳少鋒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有自己的見解。他指出,管理知識的匱乏以及與管理相關的商業意識、商業倫理、職業化管理、人力資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產業人力資源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目前我國文化產業人力資源的突出問題是,專業藝術類、行政類出身而非管理類出身的人員所占比重過大,整體人群文化知識層次較低,專業化力量有余、經營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陳少鋒認為,對其他產業的經理人實施有關文化產業的培訓,或者對現有文化產業領域從業人員進行商業管理的教育,是文化產業人力資源開發中一項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則從發展文化產業的全局出發提出了“5個創新”:(1)理論制度創新。突破在文化產業制度改革上的路徑依賴和政策瓶頸,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給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發展,以制度創新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產業結構性矛盾和體制而可能導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場創新。進一步完善文化產業投融資政策,放寬民營文化企業和民間金融資本市場準入的尺度,消除在這一領域內的歧視性政策,使民營民間文化產業和資本享有充分的國民待遇。(3)產業鏈條創新。進一步完善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整體配套,特別是加強文化產業的“上游”基礎和“下游”通道。(4)產業結構創新。形成新的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聯動發展機制。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已經構成現代社會互為依存、以高技術和高文化為共同特征的支柱產業群,信息產業的發展極大改變了文化產業的技術基礎,帶動了其產業結構的提升,但其下一階段的發展必定是以文化產業為前提和發展動力。(5)社會結構創新。構建各類社會中介機構,建立健全文化行業制度,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協同發展的新體制。
文化產業應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可持續發展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員(遼寧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種文化產業的發展都有兩條線索,即橫向線索與縱向線索。橫向線索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縱向線索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中國文化產業的橫向發展線索與縱向發展線索都有兩種不同的狀態:一種是公平的狀態;一種是不公平的狀態。講文化資源開發或文化產業發展的公平,主要講規則的公平。中國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完整含義,不單純是實現橫向公平或縱向公平,而是要實現兩種公平的統一。實現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的統一,關鍵在于把握一種分寸。這個分寸不僅是一個質的規定,同時也有量的規定。在這個規定的范圍內,可以把對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人們利益的損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滿足提升到可以實現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說可持續發展戰略強調的是一種生態倫理,那么文化發展戰略強調的就是一種全球社會倫理。可持續發展注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文化發展戰略則更注重人與人之間、身與心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毛少瑩(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認為,文化發展戰略應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視公平超過重視效率,控制貧富分化,尋求均衡發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質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資本”替代“經濟資本”;以精神消費填補物質消費無法滿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節奏的“休閑娛樂型(精神消費型)社會”替代快節奏“工作消費型(物質浪費型)社會”。(4)確立更合理的發展指標,將社會文化發展納入社會水平的衡量之中;將人類對幸福、快樂的追求——而非僅是對物質財富的病態擁有——恢復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礎上;致力于保護精神健康,以價值理性管理人類社會,走人與自然、身與心的和諧發展之路。
文化產業應走高新技術之路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由于確定了知識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及相關的文化、技術等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這使得愈來愈從尖端部門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驅動力。黃健教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引導高新技術進入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產業的品質、產品的品質方面,在市場融資方面,都將產生重大的效應,獲得較好的效果。同時,人們也將看到文化產業的運作理念與其它產業運作理念的不同。因為隨著科技與文化大發展時代的來臨,人們對產品的技術要求、文化要求、審美要求也將愈來愈高標準。文化產業作為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新興產業,作為以滿足人類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為主要目標而生產、服務的新興產業,其運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產、服務上,而是必須要實現產業的管理重心由常規的生產管理向技術創新和信息化的知識管理方向轉變,整個產業的經營目標必須實現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方向轉變,以保持整個產業發展的創新性與發展活力。柳士發(文化部文化市場司)指出,以數字化、網絡化和多媒體化為代表的當代信息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文化形態——數字文化和網絡文化。這些新興文化的特點在于,利用網絡特性拓展傳播內容,不滿意于簡單復制傳統媒體,而是走上了自主發展的新路。文化產業一旦與信息數字化、現代通訊技術等高科技結合起來,勢必如虎添翼。對于我國來說,雖然在文化上網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不過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數字文化鴻溝。據統計,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入和輸出流量中,我國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全面鋪開的同時,我們要將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作為我國信息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中國數字文化工程既要著力于公共文化建設,又要促進文化產業發展,逐步建立起照顧職能管理、社會公益服務和文化市場運營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國家文化信息服務體系。
傳媒產業需實施“走出去”戰略
文化產業發展不僅要有內需的拉動,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動。然而,中國存在著巨大的文化貿易逆差。根據國家版權局2001年的不完全統計,我國版權貿易的輸入輸出比為10:1,在文化電子產品貿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我國至今尚未擁有自己的核心標準和主打產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國家中,以版權貿易為核心的國際文化貿易,已經成為支柱產業。實現文化產業發展從引進來向走出去的戰略轉變,不僅是推進我國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貿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為文化產業的排頭兵,傳媒產業如何利用本土資源,保持中國傳媒的國內主體地位和提高國際影響力?尹鴻認為,對于目前的中國傳媒介來說,走向國際市場至少具有4個有利條件:(1)從經濟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國傳媒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的價格優勢;(2)從文化上看,全球化環境下的東方文化提供了一種參照性的“還鄉”意義而逐漸被西方人關注,中國傳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優勢;(3)從地域和文化的傳統上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澳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語地區,日本、韓國等亞洲其他大中華文化地區,以及世界各國的華人群落等構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國傳媒的文化交流空間,中國傳媒具有市場潛力的優勢;(4)從西方傳媒來看,近年來由于片面地走上數字虛擬化、大制作、單純追求商業價值最大化的道路,傳媒的人文地位和社會公益品質都明顯下降,為其他國家傳媒文化的乘虛而入帶來了契機。面對這些顯在的和潛在的優勢,中國傳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來開拓中國傳媒的國際空間:(1)組建經過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國際營銷實力的國際性的傳媒制作發行機構,形成規模適當的符合現代企業發展規律的專業化、流水線化的國際性傳媒企業;(2)積極從國外和國內一流大學以及其他企業吸收一批能夠從事跨國經營的具有專業素質的傳媒經營管理人才;(3)從資金和政策上支持生產一批按照國際市場需要制作的媒介產品,創造“中國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國產的傳媒產品在制作技術和藝術標準上而不是制作規模上與國際傳媒產品接軌;(5)積極推進傳媒的橫向整合,開發多種媒體的媒介產品,實現整合營銷。
中國廣告業增量空間巨大
與會代表不僅從宏觀上對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把脈,而且對具體行業的發展前景做了預測。黃升民教授(北京廣播學院廣告學系)指出,在新的世紀,中國廣告業有著不同尋常的表現:兩極分化、業務分流、競爭激化、資本參與、創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數字,2001年全國廣告經營額為794億元,增長率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體之中,報紙、電視和雜志的廣告增長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對于中國廣告業的前景,專家們還是充滿信心。喻國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指出,從1981年1.81億元的經營額起步,到2001年達到了794.9億元,年均增速40.2%,經歷了21年增長的內地廣告市場,它的“飽和”時代還遠未到來,它的經營額還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間。他預測,今后8年,中國內地廣告業的發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場經營額有望突破1000億大關,到2007-2008年,可能超過2000億,到2010年估計達到2609億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來的巨大增量空間里,報刊廣告的增勢將超過目前處在強勢的電視廣告。盡管在1983-2001年,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在同行中最為迅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1.7%,但近年來,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明顯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降至14.8%,低于報紙廣告的15.6%、雜志廣告的17.2%和廣播廣告的16.6%。專家們預測,報刊廣告的年平均增長率在2010年前將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報刊廣告經營額總量將從2001年的182.6億元達到587億元,其中報紙廣告經營額約547億元,雜志廣告經營額約40億元。喻國明還指出中國報刊廣告業未來發展的機會點:(1)從時間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從地區上看,中南、華東以及華北地區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密集的地區;(3)從城市看,北京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個報刊廣告投放總量的1/4,廣州、上海、深圳也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集中的城市,上述4個城市的報刊廣告經營額占全國報刊廣告經營額的“半壁江山”(51%)。從增長率上看,深圳、大連、南京、廣州、青島以及哈爾濱是報刊廣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從行業上看,房地產、醫藥、計算機廣告是報刊廣告的三大支柱型行業,這3大行業廣告的投放量占報刊廣告總額的36.7%。從未來發展的潛質上看,金融保險、機動車、房地產則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間。
發展文化產業促進西部大開發
產業管理論文范文2
1996年,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聯合啟動“中國兒童動畫出版工程”(即“5155”工程),建立起華東、華北、中南、東北、西部5個動畫出版基地。
2004年4月20日,國家廣電總局向全國印發《關于發展我國影視動畫產業的若干意見》,從體制管理、市場經營和創作研究三個方面切入,基本勾勒出國產動畫業的全新版圖。
2004年10月初,文化部成立“支持動漫和電子游戲產業發展專項工作小組”,決定實施“民族動漫和游戲精品工程”。
2004年7月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國產電視動畫片題材規劃制度。
2004年12月26日,上海電視臺衛星動畫頻道于開播,這是繼湖南金鷹卡通以及北京電視臺衛星動畫后,當年第三家獲得國家廣電總局批準的卡通頻道。
2005年1月1日起,實行優秀國產動畫片推薦播出辦法。
2005年1月20日起,實行國產電視動畫片發行許可制度。
隨著國家對動漫產業支持的力度逐漸加大,越來越多的資本開始介入動畫業,尤其是大量的房地產企業進入這一市場,在浙江,如中南、廣廈等企業先后宣布進入動漫產業。同時,中國動畫教育也開始朝著多元化、應用型、高層次方向發展,為動畫產業提供和貯備了專業的制作人才。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05年1月,全國開辦動畫專業的大專院校近200所,在校生約兩萬人。此外,日本和美國把大量動畫業務外包給中國,為中國的動畫產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如《獅子王》、《花木蘭》的制作過程都包含了中國人的勞動成果。
這些都反映了人們普遍看好動漫產業在中國的發展,然而情況正在起變化。
日本吉卜力工作室《游戲王》和《口袋怪獸》的成功,造成了這一產業盈利的神話,但實際上每100部動畫片中,只有10部能夠真正賺錢。即便運作成功的企業,如推出《攻殼機動隊》的I.G.公司,在為電影《殺死比爾1》制作動畫部分的5200萬美元收入中,只有460萬美元的利潤。而皮克斯2.735億美元的銷售額中就有1.417億美元的凈收入。由于勞動條件和收入遲遲得不到改善,以及業務國際外包的擴大,日本動漫產業出現了人才大量流失和“空心化”的新趨勢。愿意從事繪制工作的日本人越來越少,不少優秀的人才跳到游戲產業。據統計,日本動畫行業的離職率在80%左右。如東京KBC證券的一名分析師所說:“對于大多數動漫企業而言,成功稍縱即逝,而盈利的機會時有時無。”
因米老鼠和唐老鴨而享譽全球的迪斯尼公司,在2001年4月裁員4000人,第三季度股價下跌40%,主題公園收入持續下降。由于在動畫片領域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而不得不向動畫領域之外擴張,分別在2001年和2003年推出了《珍珠港》和《加勒比海盜》。在影片《珍珠港》中,許多可以用電腦特技合成的鏡頭卻采用了實景拍攝,結果其成本由500萬美元抬高到1.35億美元,由此不難看出迪斯尼試圖“轉型”的決心
“韓流”席卷了亞洲,但韓國動畫給中國人的印象遠不如網絡游戲深刻。由此可見,動漫產業在世界經濟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但其發展仍然有一定起伏,如2005年10月美國視頻游戲零售額較上年同期下降了24%;且產業內部發展也不均衡,游戲產業比動畫產業發展勢頭更猛,但我國對動畫產業的支持力度卻明顯大于游戲產業。游戲產業內部發展也不均衡,據NPDGroup統計,美國2004年游戲總銷售金額為99億美元。其中游戲軟件銷售的具體數字是,視頻游戲軟件的銷售額達52億美元,PC游戲軟件銷售額達11億美元,掌機游戲銷售額達10億美元。因此,如果對動漫產業內部狀況不加以細分,籠統的提出一個動漫產業政策顯然是不合適的。
筆者認為,要促進我國動漫產業的健康發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在我國游戲長期以來不能被主流社會所認可,新聞媒體也經常報道由于網絡游戲而導致的家庭悲劇,仿佛游戲就是一切罪惡的根源。筆者以為,這種看法無異于因為車禍的發生而要摧毀汽車工業一樣。動漫產業在中國必將有巨大的發展空間,重點發展游戲產業,尤其是視頻游戲產業,比平行推進的政策更合理,因為現代電腦游戲的動畫制作技藝越來越精湛,而且很多電腦游戲的資料片本身就是很成功的動畫片,如《最終幻想》,重點發展游戲產業可以帶動動畫產業的發展。從美國2004年游戲軟件銷售的具體數字來看,視頻游戲軟件遠遠高于其他游戲軟件,而我國近年來的家電生產能力已經嚴重過剩,如果在產業政策上給予一定扶持,在研發上加以投入,在技術上加以改造,我國的家電企業完全可以在利用原生產能力的基礎上轉型為視頻游戲生產企業。這樣既節省了新建游戲企業的投資,又解決了夕陽產業的轉移問題。
第二,隨著知識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加大,各國間的貿易糾紛中的知識產權糾紛也不斷增多。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妥善解決盜版問題就不可能把本國的動漫產業做大做強。盡管我國政府不斷加大打擊盜版的力度,但由于盜版手段日益隱蔽,再加上政府部門多頭管理、職能交叉,使得盜版難以遏制。
憑心而論,盜版現象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制約了民族動漫產業的發展,又對國外動漫在我國的擴張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但在相關法規實際操作中,國外動漫企業享受了超國民待遇,這對民族動漫產業是不公平的。所以,盡管國家對于盜版侵權行為的態度是明確的,解決這個問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注意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對國內外動漫企業一視同仁。
產業管理論文范文3
一、產業建筑遺存在現代城市發展中的現狀
1、原有物質功能的逐漸喪失
產業建筑遺存曾經在城市特別是大工業城市的城市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很多城市的空間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方面,第三產業的興起和高新技術的引進與開發使傳統工業的發展陷入困境,很多老的工廠企業面臨“關、停、并、轉”的局面;另一方面,城市的擴張使老的產業建筑夾雜在新建成的區段中,顯得格格不入,城市規劃也有意識地將老的工業區向新興工業區或郊外轉移。這樣,許多產業建筑就喪失了其物質功能,并因為長時間地被空置、遺棄而日漸破敗,成為城市環境建設的負擔。
2、仍然承載著重要的精神功能
產業建筑遺存曾是我國某一時期新技術、新材料、新結構的代表,是城市發展脈絡的重要一環,是城市完整形象和歷史沿革的見證。20世紀上半葉,我國完成了工業化積累的重要階段,在積極地向世界科技先進國家學習的過程中,產業建筑的設計更多地受到西方新建筑的影響,較多地采用了新技術、新結構、新材料,代表了當時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以上海為例:原怡和紗廠的廢紡車間在當時率先采用了鋼筋混凝土的鋸齒形屋頂;楊樹浦煤氣廠的炭化爐房采用了鉚接工字鋼構架結構;啤酒廠及密豐絨線廠倉庫使用了無梁樓蓋。從這些老建筑可以看出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的水平。同時產業建筑亦承載了勞動者和建設者對于特定歷史年代的記憶——從這個意義上講,產業建筑遺存是城市歷史的記憶載體,記載著我國近代產業發展歷程的文化景觀。隨著時間的流逝,產業建筑遺存作為近代工業文明的產物必將日益顯示出其歷史文化價值與精神審美意義。
近20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劇,城市建設和舊城改造亦轟轟烈烈進行,產業建筑遺存由于既非古建筑又不是文物,往往被“大刀闊斧”地推倒、拆平,迅速地退出城市生活的空間舞臺。在這一形勢下,如何對大量的近代產業建筑、產業遺產進行保護與再開發、再利用,不僅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而且也是舊城更新改造中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二、產業建筑遺存保護利用的一種可能——轉型住屋
1、動態保護
產業建筑遺存的保護和利用是一項具有挑戰性又富于創造性的工作。對于產業建筑遺存的保護不能僅僅流于靜止的、消極的、“博物館凍結式”[1]的保護方法,對舊建筑原封不動的保存,只能使其變成一具“木乃伊”。對其注入新的活力,賦予其新的生命,讓它成為舊城區新的興奮點,從而帶動其周圍環境的復蘇,這種改造性保護是一種積極的保護,我們不妨稱之為“動態保護”。
在歐美和日本,有許多將廢棄的產業建筑改建成小型博物館、展廳、市民活動中心的優秀實例。在國內的大城市,也有許多年輕藝術家租用倉庫、廠房,將其改造成自己的工作室,前衛而新潮。本文著重介紹產業建筑遺存動態保護的另外一種可能性——轉型住屋。
2、轉型住屋及其社會可接受度分析
基于一定社會調查的理性分析,筆者認為,轉型住屋作為產業建筑遺存改造的一種可能形式,在我國有著比較大的社會需求,以下就其種類逐一分析:
(1)安置房、廉租房的需求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有企業面臨著轉軌改制的艱難選擇,作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企轉制的副產品,每年我國都要產生將近千萬的下崗職工;同時,200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呼吁社會要關注弱勢群體的利益,其住房問題已經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除了經濟適用房外,社會還需要建設大量的安置房和廉租房。產業建筑遺存改造成廉租房的方式不僅可以收到很好的社會效益,同時也大大地節約了社會人力和物力資源?
(2)多元時代的個性化需求多元的社會文化帶來商品房市場的個性化需求,由產業建筑改造成的單身公寓、Loft①、集合住宅亦很有市場前景。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一些大城市.已經有相當一部分居民不滿足于現在相對單一、標準化的住宅形式,轉而追求別具一格的新型住宅空間,他們對于居住空間的要求日益趨于個性化。如北京和上海的一些青年藝術家租用舊的產業建筑,將之改造成自己工作和生活的Loft,這進而演化成為一種時尚的居住與生活方式。同時,單身公寓也是房地產市場中的新興產品,它吸引著大量資金有限又希望購買到面積緊湊、功能相對齊全的住房的年輕人。
3、產業建筑改造為轉型住屋的可行性分析
20世紀初期與中期,我國的產業建筑在設計上較多地采用了新技術、新結構、新材料、新工藝,加上其本身非常注重經濟性和技術性的相互約束、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的相互權衡,所以產業建筑大都是具有結構美、材料美,功能與形式相和諧的現代建筑。產業建筑的這些特點與轉型住屋在結構和形式上的要求不謀而合:
(1)從建筑平面上看,廠房、倉庫等產業建筑多為大跨度、大開間,具備二次分隔空間的可能性。在原有主體結構不動的情況下,可用輕質隔墻靈活分隔出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廳、臥、廚、衛、儲等空間。大跨度、大開間的平面尺度還具備良好的可操作性,不僅可以保證分割后住屋的基本使用功能,較大的跨度還有利于設計改造出更為舒適、合理的住屋。
(2)從建筑剖面上看,產業建筑的層高一般較高,可以根據需要把高大的空間劃分為高度適宜的若干空間,可以改造成為復式、有高廳和夾層、空間變化豐富的新型住宅,彌補了原來統一層高的住宅建筑的不足。此外,大多數產業建筑的檐口高度為4~15M,這對于改建成多層住宅來說是適合的。
(3)從建筑立面上看,產業建筑的立面一般比較簡潔大氣,著重于表現建筑的形體和結構本身的美感,具有現代建筑的特征,有返樸歸真的魅力,稍加改造便可以創造出富有時代氣息、符合市場新需求的新型住宅。
(4)從結構荷載角度看,大部分廠房為排架結構,柱距6~9M,荷載包括吊車、機床等重型機械帶來的動荷載和靜荷載,經過換算,大部分廠房建筑的主要結構可以承載多層住宅的荷載。
(5)此外,很多產業建筑是尺寸標準、跨度統一、結構形式一致的標準化產品,在改造方案的設計上有著很強的普適性,因此對于產業建筑遺存改造的研究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和社會價值。
三、轉型住屋的實證案例
1、從廠房到Loft
Loft最顯著的特征是高大而開敞的空間,在這空曠沉寂的空間中,居住者可以任由自己的想象力縱橫馳騁,根據自己的生活習慣和喜好,任意分隔空間。在我國的一些大城市,很多藝術家和文化青年也相中了城市舊工廠區的產業建筑,將其改造成為自己的工作室、居室或展廳,比較著名的有北京的“藏酷”酒吧②。上海蘇州河兩岸的“藝術家倉庫”群落。③徐家匯路的“建境工園”[2]、昆明的“上河創庫”藝術家主體社區④等。
這種改造在國外有很多成功的實例,如英國倫敦奧利弗碼頭的茶葉倉庫改造。該項改造設計由喬奈坦·麥克道維爾(JonathanMcdowell)等設計師完成。建筑師將位于奧利弗碼頭的一棟始建于19世紀70年代的茶葉倉庫改造成為大空間的河景公寓,在利用原有的結構體系的同時,建筑師在很多地方進行了有效的加固和修補,新增添的部分采用了簡潔精細的天然材料,與原來粗獷的質感和風格形成了對比。設計師保留了老倉庫原來的立面,從而使得奧利弗碼頭沿河一帶的城市意象得以延續,并且通過改造性再利用賦予了舊的產業建筑新的生命,這種尊重城市文脈的延續性,主張再循環、再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圖1)。
2、從廠房建筑到復式單身公寓
單身公寓是近年來大城市中涌現出的一種新的住宅形式,它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城市中單身的年輕人。它的主要特點是面積較小,一般為30m²~80m²,平面布局緊湊,功能齊全,設施完備。這種小面積的公寓一經投放市場,就受到了年輕人的歡迎,而復式(即躍層式)的單身公寓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復式單身公寓的主要特點是層高在4.5~6m之間,一般為單開間,可以設夾層。復式單身公寓對層高和開間的要求和廠房等舊產業建筑的特點不謀而合,舊產業建筑簡潔大方的立面風格又容易為年輕人所接受,使得改造顯得合理可行。筆者曾做過一個產業建筑改造成為復式單身公寓的方案,改造對象是位于城鄉結合部的一座廢舊的倉庫,四層、框架結構,柱網為8m×8m,開間六跨、進深三跨,層高為54m,整座倉庫主體結構完好。
經過改造設計,廢舊的產業建筑可以改造成為88套功能相對完善、空間相當精致的復式單身公寓。每層沿中走廊對稱布置22套單元戶型,端頭的樓梯解決了垂直公共交通問題。每個單元利用原來的5.4m的層高設計出精巧的夾層空間,夾層部分充分利用走廊部分空間,大大提高了空間利用率,能在小小的4m×10.8m的空間內設計出兩室兩廳一廚一衛,而且使臥室區和公共區分離,保證了空間的私密性(圖2)。
3、從廠房建筑到城市廉租房
我國新近出臺的房改方案中提出了“廉租房”這一概念,指的是只租不售,出租給城鎮居民中最低收人者的住房。目前廉租房的來源主要是騰退的舊公房,由于房源少,廉租房數量大大的不足。把城市中的產業建筑遺存改造為城市廉租房,不但延續了城市的歷史記憶,而且節約了政府的財政開支,有效地再利用了原有的建筑資源,減少了拆除和重建帶來的環境污染和人力消耗。
寧波市區鄞奉路北段的“震豐社區外來人口公寓”是由廠房改建而成的廉租房性質的公寓樓。該樓共有211套住宅,全是一室戶和二室戶的小套型,在配置有線電視與電子探頭等物業設施的情況下,最低檔的一室戶月租金僅220元。
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市的一座三層高的舊羊毛倉庫(圖3),由澳大利亞的WoodsBagot設計事務所負責改造設計成城市低收人群體的廉租房。WoodsBagot事務所在保持外立面不變的情況下,對其內部的結構和功能進行了精心的設計。在原來舊羊毛倉庫的內部增加了鋼結構體系,并分割出155戶廉租公寓。在保證每戶都至少有兩室的前提下,還設計了一部分躍層式公寓,提供給人口較多的家庭。此外,WoodsBagot事務所還特別設計了一層的景觀街道、通高的景觀中庭,大大改善了居住環境,也給住戶們提供了交流的空間。這座廉租公寓已經成為當地最受歡迎的廉租公寓(圖3)。
四、產業建筑遺存轉型的現實意義
“文化是歷史的積淀,存留于建筑間。融匯在生活里。”[3]在人類歷史發展長河中,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經歷了興盛和衰敗的風風雨雨,而建筑卻往往能夠跨越時空留存下來,它們承載了城市的歷史記憶,是前人創造的具有寶貴價值的文化遺產。但在我國,作為20世紀數量最大的建筑遺產——產業建筑遺存卻因為既非古建又非文保對象,而且往往由于形象太“寒磣”,與飛快“長大、長高”的城市建筑顯得格格不入,從而成了舊城改造的重點對象——往往是用推土機推平了事,這種處理方法和態度無疑是簡單而粗暴的,畢竟,城市的發展不應以割斷歷史為代價。
產業建筑在市民的眼中完全不是表面上的那種“眼中釘、肉中剌”,經過調查,我們了解到部分市民對于本街區內的產業建筑遺存有著強烈而特殊的情感,這既因產業建筑遺存能勾起他們作為建設者對于時展的感懷,又因產業建筑作為他們生活環境的有機組成部分,給他們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事實上,產業建筑遺存已經對城市的營造和市民的行為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我國的許多重工業城市,人們的這種情感尤為強烈:從國際上看,大多數的發達國家正積極地循環利用已開發的建筑資源,而結合目前我國住宅嚴重緊缺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將產業建筑遺存改造成為“轉型住屋”的動態保護策略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賦予產業建筑遺存新的生命,使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新的作用,從而將其傳續給后代,這種動態的保護策略不但節約了政府的財政開支,而且有效地再利用了原有的建筑資源,減少了拆除和重建帶來的環境污染和人力消耗,因而具有深遠的物質價值、環境價值和精神價值。
注釋
1、Loft出自美語,原意指工廠或倉庫的樓層,現指沒有內墻隔斷的開敞式平面布置住宅,也稱為studio或studioapartment。Loft發源于20世紀60~70年代的美國紐約,隨著歐美的個性化浪潮,逐漸演化成為一種時尚的居住與生活方式。
2、北京著名文化場所,位于朝陽區工體北路4號院內。
產業管理論文范文4
調研總計發放問卷300份,其中發放基層工作人員180份,回收有效問卷為162份,有效率90%;發放管理層120份,回收有效問卷105份,回收率為87.5%。我們運用SPSS19.0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得出了以下分析結果:
(一)企業基層員工職業能力掌握情況
根據分析結果得知,酒店基層員工對“基礎理論”、“酒店實務”和“實踐經驗”的掌握程度得分均值分別為4.01、3.92、4.00,表明他們對這三項能力的掌握處于較好階段。酒店基層員工對“熟練操作能力”、“與人溝通能力”、“團隊協作能力”的掌握程度的得分均值最高,分別是4.22、4.16、4.27,表明他們對這三方面的掌握最熟練;其次,對“語言表達能力”、“組織協調能力”、“職業禮儀規范”、“電腦操作能力”的掌握也較好;但是對“英語交流能力”的掌握較差,得分均值僅2.59。酒店基層員工對“適應能力”、“親和力”等關鍵能力的掌握最好,得分均值為4.31和4.20,其次是“觀察能力”和“應變能力”,均值都是3.94,掌握較差的是“創新能力”,得分均值為3.61。
(二)受領導賞識情況與職業能力掌握程度之間的關系
為了探討受領導賞識情況與酒店基層員工對職業能力(基礎知識、技能操作、關鍵能力)掌握程度之間的關系,本次調研運用SPSS19.0的Pearson相關性分析法,將受領導賞識情況與酒店基層員工對各職業能力掌握度進行了配對分析,分析結果中顯著性(雙側)的值小于0.005,即說明兩者之間存在顯著性關系,分析結果中顯著性(雙側)的值大于0.005,則說明兩者無關。
(三)企業管理層對基層員工職業能力的要求情況
通過對企業管理層調查數據的分析,可看出企業管理層對基層員工職業能力(基礎知識、技能操作、關鍵能力)的實際要求。在基礎知識方面,管理層更看重員工的酒店實務、實踐經驗;在技能操作方面,管理層更看重熟練操作能力、語言表達能力、溝通能力、團隊協作能力、職業禮儀規范;在關鍵能力方面,管理層更看重適應能力、應變能力和觀察能力。
(四)專業課程設置認同情況
通過對專業課程設置認同情況的調查分析,可知企業管理層普遍認為以下課程需要增加課時:酒店市場營銷學、餐廳服務與管理、酒店服務禮儀。不太適應企業需求的課程為:調酒與酒吧管理、康樂服務。
二、專業對接產業實現改造升級
我校酒店管理專業人才培養工作遵行“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辦學理念,專業建設對接產業,校企合作不斷深化。通過本次調研,我們更明確了專業對接產業實現專業改造升級的必要性和科學性,并對現行人才培養方案作了適當調整:
(一)人才培養目標重新調整定位通過調查、研究和分析
酒店從業人員現狀和人才需求,我們將酒店管理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由“基層骨干、中層管理者”調整為“中基層管理者”,同時鼓勵和引導學生就業追求“高平臺”,工作勇于起步“低起點”。
(二)職業資格證范圍不斷擴大通過調查、分析
酒店的工作崗位和職務要求,為拓寬學生的就業面和發展空間,我們增加了酒店管理專業的職業資格,即在“三證”(餐廳服務員資格證、客房服務員資格證、前廳服務員資格證)的基礎上增加了人力資源師資格證、心理咨詢師資格證、調酒師資格證等相關職業資格證。
(三)課程設置更加科學完善通過調研
酒店管理專業將逐步增加語言表達能力、溝通能力、團隊協作能力、職業禮儀規范等突出管理者素質的課程,目前已增加了康樂服務、宴會策劃實務、酒店財務管理、酒店人力資源管理實務、酒店市場營銷、酒店公共關系學、三峽民俗文化等課程,不斷完善學生的專業知識結構和課程體系。
(四)學生頂崗實習更加規范科學調研中了解到
近幾年的學生頂崗實習工作存在一些問題,如實習時間安排不夠合理、實習期間的學生管理不夠嚴密、學生實習崗位過于單一等。調研中通過溝通和協商,現已將實習時間由6個月縮為4個月,學生管理實行學校、企業、家長、學生的四維管理模式,企業盡量滿足實習期間輪換實習崗位的要求,以便讓學生對企業行業有更全面的了解和體驗。
三、專業對接產業的進一步思考
(一)科學制定人才培養方案
提高專業與產業的結合度制定以產業需求對應人才需求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方案。比如:酒店管理專業的建設發展要順應宜昌市的產業結構調整、技術升級、文化旅游產業持續上升的發展態勢,將產業中最前沿、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建成品牌、做出特色;酒店管理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要與宜昌市酒店業發展的人才需求相對應,要重視學生職業道德和綜合素質的培養,降低專業學生的可替代性;酒店專業的人才培養要與職業崗位任職標準相對應,圍繞職業人的成長規律,結合各酒店對職業崗位的具體要求,整合教學內容,優化課程體系。
(二)穩固校企合作機制
產業管理論文范文5
【關鍵詞】廣播;產業化;機制創新
在現代社會,要實現傳媒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必須依靠經營的產業化,必須大搞機制的改革即創新。那么,事實上已經走向市場的廣播,應如何實現它的產業化經營和機制創新呢?本文試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些探討。
一、廣播的困惑
傳媒是產業,這在國際上早已成為共識。
1833年,美國《太陽報》誕生并公開宣稱:它不僅向公眾提供新聞同時提供廣告。從此,作為大眾傳媒的報紙、廣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產業化。當然,它們的產業化是通過廣告為主的經營來實現的。
1889年,世界上第一個報業集團——美國斯克里普斯-麥克雷報團問世;1926年,世界上第一個廣播集團——美國NBC呱呱落地。在中國,1993年,中國湖南廣電廳提出“大廣播、大電視、大宣傳、大產業”的思路;1999年,湖南“電廣實業”上市,湖南廣電資產由1993年的4億元擴增到1999年的20億元;2001年,上海文廣新聞集團宣告成立……
在世紀之交的今天,傳媒業已被認為是最有發展前景的產業之一。
廣播是傳媒,廣播當然也是產業。是產業,就必須進入市場,就勢必進入“商品化”的序列。
然而,二十多年來,就是這么一個簡單的道理卻讓我們為之憤慨,為之驚詫,為之尷尬,為之困惑。
上個世紀70年代末,當我國產業化發展的客觀發生和存在的事實“強迫”我們的廣播從計劃經濟的襁褓中爬出來時,廣播的蒼白和贏弱是顯而易見的。
誠然,無論在何種制度下,廣播都是政府(政黨)宣傳輿論的陣地,是政府管理和控制社會、民眾的工具和手段。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和制度的規定性,廣播當然就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人民奮進的號角——廣播的這一屬性,無論在何種條件下,都是不可改變的。即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媒介被推向市場,廣播的這一屬性也沒有,同時也不允許有什么本質的改變。
然而,廣播畢竟脫離了計劃經濟的襁褓,它一“出世”,就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挑戰。事實是:過去,政府曾為廣播的發展投入了很大的財力,廣播也盡其所能,將大量的新聞、文藝、教育等信息投報社會,并有數以萬計的廣播人為之工作。可由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限定性,由于廣播的開放性和大眾性,它的這些服務,這上萬廣播人為社會大眾所提供的信息卻全部是無償的。
另一個事實是:自1987年國家科委首次將廣播等媒介納入“信息商品化產業”序列以來,即政府在市場經濟建立之后對媒介的經濟“哺乳”已逐漸減少,最后“斷奶”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方面,媒介所從事的信息生產與傳播,必須服從媒介作為‘社會公器’的社會規定性,一方面又必須從中獲取自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資源,這是媒介的尷尬,更是我國媒介產業化的尷尬”①。
憤慨、驚詫也好,尷尬、困惑也罷,廣播畢竟是廣播,它很快從國家經濟的轉型中清醒過來,開始蹣跚學步,盡快地組建起自己的廣告與產業,開始了對自身的開發與建設。
二、粗放與集約
三十年前,當我還在贛南插隊的時候,曾目睹過這樣一件事:分別由H省和Z省來的數量幾乎相等的民工,肩負著為新建鐵路伐取枕木的任務,同時開進了我們村。頭一個月,H省的人便集全隊之力,手執斧頭、鋼鋸,披著墊肩,硬是鉆進蓬蒿,蹈著荊棘,在山的深處踩出了一條小道,用肩膀將一根根枕木扛下了山。這一個月里,Z省的民工卻將人馬分成了三隊:或伐木、或修路、或在家里制作一種帶膠輪和“剎車”的木車。這一個月里Z省民工沒從山上采下一根木頭。
第二個月開始了。H省的民工仍如前辛苦勞作,幾乎每個人肩上和腳底的血泡都成了老繭。Z省民工除伐木者外,其余的也都推著木車上了山。當他們將已快晾干的木頭沿著新修的車道推下山時,迎來的是H省民工被汗水遮擋的迷茫的眼光。
……Z省民工終于完成任務撤走了,可H省民工還嗨喲嗨喲在山上忙乎了一個多月。
當年發生的這件小事,在我腦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來我才知道,這就是農業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經營方式:一是以勞動的密集來求得經濟的增長,一是依靠技術的密集。經濟學家們將這兩種不同的經營方式概括為“粗放”與“集約”。后來,粗放與集約又被推廣到一般經濟運行的方式。簡言之,粗放化經營即以投入增加為主求得產出的擴大,而集約化經營則與之相對,是以效率的提高為主求得產出的擴大,表現為當產出擴大時,投入或減少或不變。在經濟運行中,“不同的投入要素密集,會使投入量和效率有不同的變化,如勞動密集多是粗放化,技術密集多是集約化”②等等。
廣播的產業化經營,必須走集約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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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破機制的桎梏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作為世界最老傳媒之一的廣播,又要開始學走路了。
經濟的轉型,促使廣播必須走向市場,必須加快改革。而此時,廣播面臨的世界已經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廣播的聲音是傳媒發出的惟一聲響。可今天,這個世界已成為信息的海洋:電視這一“神童”幾乎剛一誕生就在開始迅跑,而今已是獨冠天下;曾幾何時,報紙也在神州大地發展得鋪天蓋地,幾乎擠進了經濟生活的每一個領域;網絡的建設就更加神奇,短短數年間就大有逐鹿江湖,問鼎天下之勢……而廣播由于沒有文字,沒有圖像,它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聲音的稍縱即逝更使它可能的廣告客戶望而卻步。就是說,廣播剛一進入市場,面對的就是既比它年青,又比它強大的對手。
然而,廣播的難主要還不在這里。廣播的桎梏主要在于自身。
“進入新的世紀,我們的廣播事業還將存在種種困難,面臨許多挑戰。我們的困難既有廣播本身的弱勢帶來的,也有因為我國的廣播分散經營沒有形成合力導致的,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我們的運行機制陳舊造成的”。
廣播是分散經營還是集中經營,廣播的經營是否要走集約化之路?這個問題難了我們廣播人十多年。
“集中”論者說:集中經營,有利于發揮整體優勢,杜絕內耗,形成合力。
“分散”論者說:大家都來做蛋糕,難道不比你一家做好嗎?大家都來挑擔,難道不比你一個人挑強嗎?
“集中”論者說:集中經營、統一管理,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經營秩序,有利于維護電臺的良好形象,有利于逐步實現隊伍的專業化和管理的科學化。
“分散”論者說:一家經營,萬一有個閃失,誰來負這個責!
“集中”論者說:大家做蛋糕,大家也在吃蛋糕。結果是窮了電臺,富了部門。
“分散”論者說:千條江河歸大海,沒有小家哪有大家?部門富了,電臺不也富了嗎?
“集中”論者說:經營創收中的內部競爭,是人才的浪費,時間的浪費,金錢的浪費——亦即資源的浪費。
“分散”論者說:外部要競爭,內部也要競爭。沒有競爭,哪有發展!還要搞大鍋飯嗎?沒門!權力還是分散一點好,否則……
……于是,分散、集中;集中、分散;分散+集中,集中+分散——電臺的經營創收,就這樣分分合合,曲線行進。
因此,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一個臺可以有幾套廣告價格,一個客戶,可以有一堆廣播人背靠背獻計獻策。于是,任務到部,任務到每一個編輯、記者。宣傳可以務虛,創收務必落實。屁股永遠管腦袋,每個節目都要搶黃金時間,每個頻率都“自覺”將“皮”、“毛”倒置。
于是:資源共存、資源共享,時間嘛,你可以賣我也可以“吃”。你廣告部雖然有“照”也不可以管我:你是運動員,我也是運動員,運動員哪有做裁判的資格!
于是,一個臺經營了多年還是在原地打圈,一個頻率風雨數載還是“兩袖清風”、一身債務,頗具“特色”!
“廣播的運行機制陳舊”——以上可見一斑。
江西人民廣播電臺臺長楊玲玲在一次會上說:“廣播作為產業,要想搞好,除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恰當的定位之外,還有關鍵的三點:資本、人才和機制。在這三個要素中,我認為最關鍵的還是機制……經營運行機制主要取決于管理體制和制度安排,有什么樣的體制制度,就會有什么樣的經營運行機制;有什么樣的經營運行機制就必然會有什么樣的經營效果,即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是不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經濟學中的制度學派認為,率先的制度創新,就像率先采用先進機器設備一樣,會得到遠遠超過平均利潤的社會回報。我們廣播人過去在如何辦好廣播上也動了不少腦筋,但我們大多是在體制內做文章,自然缺乏想象力和創造力,超出這個體制和機制,會是什么樣子,沒有人敢想,也沒有人敢做,結果搞來搞去,沒有根本性突破”。
“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先秦《卜居》)——陳舊的觀念、陳舊的機制,就是阻礙事業發展、阻礙人才脫穎而出、阻礙廣播實現集約化經營的“瓦釜”,應該是打破它的時候了!
四、與時俱進,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
古人云:“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屈原《九章·抽思》)。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自身的)美德無法向他人索取,(遠播的)美名不可能是虛假造作。
去年10月,我們在與上海文廣新聞集團廣告中心主任沈明昌座談時,談到廣告創收,他開宗名義第一句話就是:“創收是要靠數字說話的,而創收的數字是不允許也不可能弄虛作假的”。
這幾年來,全國省級電臺廣播經營創收有許多成功的例子。僅以2001年為例。
2001年,全國省級電臺創收超過4000萬的有12家,超過5000萬的有7家,其中北京、上海、廣東電臺的創收都已過億,北京電臺創收已達1.85億元。
在這些數字的后面,不知包含了多少廣播人的辛酸、摸索與智慧。這些臺的廣告經營,大多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年創收幾萬,幾十萬開始起步的,他們的經營方式,都經歷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由粗放到集約的艱難歷程,他們的“美名”是在十多年間,靠這些數字點點滴滴積累起來的。
誠然,我們江西臺的廣播創收,這十幾年來也經歷了一段艱辛的歷程。
這里,我不想贅述我們臺及其他兄弟臺十幾年來在廣播經營方面的種種探索與辛酸,我只想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一個好的經濟運行方式也是生產力。在廣播經營活動中無數成功的例子都已證明:廣播經營要有長足的發展,必須走集約化之路。雖然在這許許多多成功的例子中都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甚至還可能有個別乍看似為失敗的例子,但它只能說明我們的集約化管理還不夠健全,不夠嚴密,只能說明我們還需要根據自身的特點和廣播事業發展的要求,適時地通過改革與創新,來完善我們的管理,以求獲得更大的成功與發展。
要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我們首先必須重組我們的資源、實現規模化經營。廣播面對目前調整發展,激烈競爭的各類媒體環境,已經不允許它再有更多的內耗了。上海文廣集團副總裁朱詠雷在介紹上海廣電從1987年改革以來走過的路時,特別強調是競爭機制的形成促進了上海廣電事業的發展,但競爭必須是有序的競爭,必須集中全力對外。過去常有人將系統內部無謂的內耗美名曰“內部競爭”,其實質卻是對資源、市場和節目的內部掠奪。這樣的“內部競爭”決不允許它再存在下去了。
要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我們還必須更新我們的人才機制,讓有志于和有能力從事廣播經營的人才脫穎而出。這樣的話,我們說了幾十年,這些年來,我們各級部門似乎也都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但事實上,對許多領導者來說,當你看到一個毫不起眼的人被破格提拔,當你看到你的下屬一轉眼就與你平起平坐,甚至成為你的領導,當你看到一個在此崗位默默無聞,在彼崗位卻突然大顯身手并獲得較多榮譽的同事像新星顯現,當你看到一個比你晚參加工作的人卻比你先富了起來,當你看到一個人在疾行中突然摔了一跤,當你有權決定是否選拔一個雖然有能力,卻曾與你有過齟齬或雖然能力平平,卻對你言聽計從的人時,當你面對一件新生事物,需要為后果承擔責任時,當你……時,是否都會不憤怒,不嫉妒,不幸災樂禍,不推諉,是否都會堅持原則,是否敢于承擔責任,表現出坦蕩的胸懷呢?
要更新我們的人才機制,首先要消除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受舊體制和舊的傳統意識的影響而淤積于我們心中的塊壘,要破我們的“心中之敵”。
要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要各方面人才的薈集,而人才并非等于全才,這就要求我們的領導者具有“識人”的能力,特別要具有開發人的潛質的能力。我們的舊的體制和用人機制對人的能力的束縛是非常嚴重的。屢見不鮮的是:一個人在某單位工作了幾十年業績平平,可下崗之后卻做出了輝煌的成績。十多年前一位外國學者在中國訪問,不少人自豪地對他說,“我在某企業工作了一輩子”,“一百多年了,我們一家幾代人都生活在這座城市里”。對此,這位學者百思不得其解。他難以相信,一個終身不“動”的人,怎么可以發現自己?怎么可以有所進取?一個企業集中了一批這樣的人,怎么可能發展?如此體制,怎么可能呈現活力?
當然,要充分實現人才的流動,還要假以時日,但要讓人才在本單位流動,應該不是很難的事情。從人的物質屬性來講,每個人都是有能力的,只不過各人在各個方面的能力有所不同而已。讓一個人一生去從事他并不適應也不喜愛的工作,這是對人性的,是對人的能力的扼殺,也是舊的用人機制制造的悲劇。
要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還要求我們勇于學習、善于學習。我一直以為,要學習別人的東西,其實是需要勇氣的。“夜郎自大”、“坐井觀天”的笑話其實至今還在我們思想的深處演繹。不就有人對“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我們都要積極繼承和發揚”(“七·一”講話)這樣的話都感到困惑嗎?千百年來,我們習慣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習慣了我們是“泱泱大國”,習慣了與別人縱向比較,習慣了陶醉于昔日的輝煌。可今天,“入世”的鐘聲已經敲響,經濟全球化的腳步正向我們咚咚踏來,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這駕列車,如不與國際“接軌”,是永遠也到不了目的地的。
善于學習,首先就要敢于解剖自身,敢于摒棄一切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摒棄“對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打破“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就要“勇于和善于根據實踐的要求進行創新”。要善于學習,就要“堅持科學態度,大膽進行探索,使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更加符合客觀實際,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時展的要求”(“七·一”講話)。就要不恥下問,要尊重別人,要誠實謙虛,虛懷若谷,不可自以為是,淺嘗輒止。
廣播事業要發展,關鍵是要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要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關鍵是要創新我們的機制。惟如此,我們才能真正迎來廣播事業的繁榮,才能真正做到“與時俱進”。
古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經·大雅·蕩》)。的確,萬事開頭是容易的。要堅持到底,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了。
要創新我們的機制,真正實現廣播的產業化,我們還要走很長的路。
注釋:
產業管理論文范文6
1.1外籍企業或組織在我國從事海上救撈產業方面的問題我國入世時簽訂的《服務貿易總協定》(1994)及其承諾減讓表,沒有限制海上救撈產業服務的市場準入。市場準入是承諾義務不是一般義務,一成員國可以在承擔市場準入的部門中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需要施加一定的限制條件,但前提是這些限制條件必須已規定在其作出的市場準入承諾表中。因此,依法來說我國海上救撈產業市場是開放的,國內外救撈服務提供者的權利是等同的。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也沒有對外籍企業或組織在我國從事海上救撈產業做出市場準入規定,僅在以下方面做了某些限制:
1.1.1關于外籍船舶或飛機入境從事海上搜救我國《海上交通安全法》(1984)規定:“外國派遣船舶或飛機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或海領上空搜尋救助遇難的船舶或人員,必須經主管機關批準。”其中“搜尋救助”的對象既包括人命也包括財產(船舶)。但我國《海事行政許可條件規定》(2006)關于外國籍船舶或飛機入境從事海上搜救審批的條件的第一項是“入境是處于海上人命搜尋救助的目的”。據此,如果外國籍船舶或飛機入境實施單純的財產救助,則不受前者限制。顯然,這部《海上交通安全法》相關條款已經過時,與國際法律、國際公約相關的要求都無法銜接。另外,我國《行政許可法》(2004年主席令第7號)規定:“申請人的申請符合法定條件、標準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作出準予行政許可的書面決定。”以及《海事行政許可條件規定》第三條規定:“海事管理機構在審查、決定海事行政許可時,不得擅自增加、減少或者變更海事行政許可條件。”據此,對于符合法定條件、標準的外國籍船舶或飛機入境從事海上搜救的申請,海事管理機構應當準予行政許可。
1.1.2對遇險(難)外籍船舶及財產的救助原交通部《關于加強在我國沿海水域遇險(難)的外籍船舶救助工作的通知》(交救發[1997]422號)規定:“對遇險(難)外籍300總噸以上的船舶及財產的救助,由交通部救助打撈局組織專業救助隊伍及有關救助力量進行施救。”隨后發文說明:“文中所述‘專業救助隊伍及有關救助力量’系指中國專業救助隊伍。”上述文件雖設定了對外籍沉船沉物的救撈的市場準入限制,即救撈權仍屬中國,對國家救撈體系的市場主體地位給予了保護。但由于規定層級較低,缺乏法律效力,在實踐中容易引發爭議。
1.1.3外商參與打撈中國沿海水域沉船沉物根據《關于外商參與打撈中國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管理辦法》(2011)規定,外商參與打撈中國沿海水域沉船沉物,可以采取共同打撈和合作打撈兩種方式,且在報送合同時,必須提交我國港務監督機構對打撈作業實施方案審核的文件;涉及海上軍事、軍事管理區的,應當提交軍事主管部門的有關核準文件。據此,似乎外商到中國沿海水域打撈只能采取與中國打撈單位合作打撈的方式。《辦法》還規定:沉沒艦船、武器裝備及文物不在外商參與打撈的對象之列。雖然辦法對外商參與打撈的資質做了一系列規定,但未作出實質性限制,對違法后果沒有明確說明,辦法缺乏法律效力。另外,根據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要求,要減少資質資格許可,需要對企業事業單位和個人進行水平評價的應改由有關行業協會、學會具體認定。這意味著今后政府部門對于外商參與打撈將更難監管和懲治。
1.2海上救撈產業資質管理方面的問題
1.2.1關于人命及財產救助的資質人命及財產救助是海上救助的主要對象。我國《海商法》(1992)規定:“船長在不嚴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員安全的情況下,有義務盡力救助海上人命。”;“救助方與被救助方就海難救助達成協議,救助合同成立。”對海上人命及財產救助主體的資質未做明確限制,目的應該是確保救助的及時性和成功率。及時救助和人船同救是國際慣例,也是國際公約和各國法律一致規定的人道主義義務。在目前的經濟和技術條件下,如果對主體資格予以嚴格限制,會影響人命及財產救助。海上事故應急救助打撈主要是政府的責任,但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地方政府將這項職責陸續轉讓給市場。根據交通運輸部最新統計數據(2014年6月),在救助主體中,社會力量占33.9%,僅次于國家專業救助力量。由于缺乏法律約束,加上經濟利益驅動,其中的一些不具備救撈資質的民間救撈組織提供有償服務。當然,在非合約救助下,救助人與被救助人之間僅存在最小的相互義務關系。[3]民間救撈組織沒有法定救撈義務,在缺乏價格規制和市場監管的情況下,其行為也未觸及法律線,這給管理造成了很大困難。
1.2.2關于海上環境污染物清除的資質最新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2013)及配套制度對海上環境污染清除單位設定了資質條件,規定:“申請取得污染清除作業資質的單位應當向海事管理機構提出書面申請,并提交其符合下列條件的材料(略)”此外,我國《船舶污染海洋環境應急防備和應急處置管理規定》(2011)規定:“船舶污染清除單位是指按照本規定取得相應資質并與船舶簽訂污染清除協議,為船舶提供污染事故應急防備和應急處置服務的單位。”根據服務區域和污染清除能力的不同,清污單位的資質等級明確分為四級。盡管管理方式和法律法規不斷改進和完善,現實中仍存在材料造假、權力尋租等問題。
1.2.3關于海上沉船沉物打撈原交通的《沉船沉物打撈單位資質管理規定》(1999)對沉船沉物打撈單位設定了資質要求,將沿海、內河打撈單位的資質等級各分為三級。《行政許可法》(2004)規定部門規章不能自行設定行政許可項目。但由于海上救撈產業工作的特殊性,打撈資質的行政審批不能立即取消。經爭取,國務院同意將打撈資質、潛水員資格管理等項目列為轉變管理方式的行政許可項目。2008年,交通運輸部根據原交通部《關于公布第二批已取消和改變管理方式的交通部行政審批項目后續監管措施的通知》(2004)和《關于公布交通部經國務院批準取消和調整以及依法繼續實施行政許可項目的通知》(2004)文件精神,將相關事務性工作移交中國潛水打撈行業協會(以下簡稱“協會”)。為了落實這一要求,進一步理順關系,交通運輸部《關于加強潛水打撈行業管理的通知》(2011)要求協會在交通運輸部及救助打撈局的指導和管理下,建立潛水、打撈單位和人員從業資質資格自律體系,制定自律管理辦法。2012年,協會制定了《打撈單位資質管理辦法》、《潛水作業機構資質管理辦法》,前者將沿海、內河打撈單位的資質等級由三級變為四級。這樣,在保證部救撈局管理職能不變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理順了救撈市場的主體關系,提高了市場管理成效。盡管如此,目前我國獲得打撈資質的單位僅有65家(數據來源:中國潛水打撈行業協會網站),其數量和層次還不能滿足海上救撈產業的總體需求。
1.3海上救撈產業作業管理方面的問題
1.3.1關于人命、財產救助作業管理海上事故危及公民的生命、財產和公共安全,因此國際公約和我國法律規定政府在人命、財產救助上負首要責任。我國《海上交通安全法》規定:“船舶、設施發生事故,對交通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時,主管機關有權采取必要的強制性處置措施。”《海商法》規定:“國家有關主管機關從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業,救助方有權享受本章規定的關于救助作業的權利和補償。”此外,《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也有相關規定。從以上法律規定看,我國法律雖然賦予了主管部門(交通運輸部及海事機構)從事或者控制救助的責任和資質,但并未賦予其自主選擇救助對象的權力。這在實際救助作業中往往會浪費救助資源、增加作業難度、影響救助作業時效,等等。
1.3.2關于海上環境污染清除的作業管理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1982)規定,各國有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的義務。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在發生可以合理地預期足以造成重大損害后果的海上事故或與此項事故有關的行動時,各國有采取措施保護其岸線或有關利益方免受污染或污染威脅的權利,包括沿海國就救助作業作出指示的權利。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法》(1999)規定從事環保打撈相關活動“應當事先按照有關規定報經有關部門批準或者核準。”此外,我國《海事行政許可條件規定》也作出了相關規定。盡管如此,對于海上環境保護主管部分的權責劃分、環保部門獨立執法保障等方面仍存在問題。
1.3.3關于沉船沉物打撈的作業管理根據交通運輸部《水上水下活動通航安全管理規定》(2011年)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我國水域和海域從事相關打撈作業,應當按照《海事行政許可條件規定》向活動地的海事管理機構提出申請并取得許可證。《海事行政許可條件規定》規定了通航水域沉船沉物打撈作業七項審批的條件(略)。其中,規定采用的表述是“參與打撈的單位、人員具備相應的能力”而非“相應的資質”,這會導致現實中打撈資質管理和作業管理相脫節。
2我國海上救撈產業市場管理的出路———法治化
2.1學習中央精神,強化依法管理理念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要求在國家治理的各個領域都要堅持法治思維和運用法治方式,充分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引領、推動和規范作用。這是我國海上救撈產業事業發展的一個契機,也是救撈市場管理走出困境的重要出路。應認真學習貫徹四中全會精神,把海上救撈產業工作放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大局中來謀劃,發揮法治的引領和保障作用。對我國海上救撈產業市場管理問題的解決,還應站在建設法治中國理想的高度上,以依法治國目標為引領,運用法治思維探索管理方法。政府部門應加強對海洋管理工作的重視,積極投入資源和政策支持,引導行業強化依法救撈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