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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審查制度論文范文1
在我國，司法審查是指人民法院通過行政訴訟對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是否合法予以審查并作出判決，以保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免受國家行政機關侵害并維護其合法權益，支持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行為。完整的司法審查制度應該是指法院司法審查的范圍包括了行政機關作出的所有的行政行為。一國司法審查范圍的大小及是否具有完整性，是衡量該國行政權是否受司法權全面的制約和監督、公民的合法權益是否受到全面的司法保護的標準，代表著該國民主化和法制化發展的程度。
在我國，最主要的司法審查制度就是1989年4月4日通過的《行政訴訟法》。
司法審查的直接理論根據源自主張憲法高于一切法律和政府法令的主義，司法審查學說不僅要求法院以憲法為準審查一切法律，而且亦將政府行政部門納入審查的范圍，法院有權以政府行為不符合憲法而宣布其無效。“有權力必有限制”，“有限制必有監督”，這是近現代世界法治文明的共同規律；司法審查制度則是這一法治規律題中應有之義。
法治建設的歷史表明：沒有無限制的權力，也沒有無限制的政府；一切沒有限制的權力，以及權力沒有限制的政府，都無一例外地踐踏國家的民主秩序，無一例外地剝奪公民的政治自由，并無一例外地導致政府的腐敗和法治的倒退，甚至引發全人類的空前災難。我國歷史上發生的“”深刻地證明了這一點。孟德斯鳩曾有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
為什么要將違憲審查的權力賦予司法機構呢？按照漢密爾頓關于司法機關是危險最小的權力機關的解釋，司法機構只能是被動性的權力且只能針對個案行使權力，即使為惡，亦只能有限度地為惡，因此將此種權力授予法院而不是立法和行政部門是最安全的.實際上，由司法機構行使違憲審查權，一方面是因為司法機構適合于承擔此種職責。因為如果由行政機關享有此種權力，有可能導致行政權膨脹，而依法行政原則也難以得到遵守。如果完全由立法機構行使此種職責，則立法機關既是立法者，又是審查自己頒布的法律是否違憲的機構，從而使立法機關陷入“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尷尬境地，因此很難客觀地公正地作出審查。另一方面，司法機構是超然的第三者，尤其是因為違憲的法律必然會給特定當事人造成損害，而通過在訴訟過程中審查有關法律的合憲性問題更為必要。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和完善，我國司法審查制度在保障憲法、法律的貫徹、實施，加強司法對行政的監督，充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由于經驗的缺乏，依然存在諸多不足：
（一）實行司法審查法定原則。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受理行政案件，以及可以受理哪些類型的行政案件，都完全取決于法律的明確規定。依照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凡是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沒有列舉的行政案件，或其他法律、法規沒有作出規定可以提訟的行政案件，以及第十二條予以明確排除的行政案件，都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當事人概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這大大限制了對行政行為提訟的司法審查范圍。
（二）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司法審查制度，其審查對象僅僅局限于行政機關針對特定的行政相對人之權利與義務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而不及于抽象行政行為。所謂抽象的行政行為，是指由行政機關制訂行政法規、規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定、命令的行為，其特點是針對不特定的人和未來發生的情況而作出的普遍適用的規范。我國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不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可見人民法院只能對具體行政行為而不能對抽象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法院享有的司法審查權只是一種有限的司法審查權。
（三）我國行政法缺少對公共利益的保護。在當代，由于行政權力不斷自我膨脹,公民權利和公共利益不斷受到侵犯，而行政法對于公益的保護顯得蒼白無力。當前我國由于經濟體制處在轉軌中，存在著諸如國有資產流失、行政指導下的環境污染、土地濫用等特有的行政權濫用情況。一旦發生侵權，國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將受到重大損失，而此時又無人，造成權利保護的真空地帶。
為此，需要完善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必須相應地從如下幾個主要方面入手：
第一，對具體行政行為實行審查假定原則，即“將所有的行政行為都納入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使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實施全面的完整的審查和監督。”以此代替原有的審查法定原則。在立法上排除現有列舉式規定，采用概括式和排除式相結合的方式，力爭將盡可能多的行政行為都納入行政訴訟的審查范圍。
第二，將部分抽象行政行為（即法律和行政法規以下的規范性文件，在此由于篇幅所限不在過多展開論述）納入司法審查范圍之列。從實踐來看，許多行政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制訂缺乏科學的論證和周密的思考，內容的合法性和科學性缺乏保證。絕*多數行政性的規范性文件的制訂都只是行政機關內部運作的產物，行政長官的意見對規范性文件內容常常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有的規范性文件只是憑某位領導的一個指示或一句話便匆匆地制定和，在制定上缺乏必要的民主和公開的程序。尤其是許多行政性規范性文件的制訂乃是受狹縊的部門和利益的驅使的結果，某些規范性文件存在著“立法謀私”現象，導致一些行政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存在著與法律相抵觸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一．在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中擅自擴張權力并對公民和法人的權利實行不必要的限制。許多政府部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因受到部門利益的主導，注重的是“設立機構、行使權力、審批收費、罰款沒收”，而極少考慮對公民和法人的權利的限制是否合理。某些規范性文件設置各自名目繁多的部門許可證，對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和法人享有的財產自由權、合同自由權施加不合理限制，并影響了交易活動的正常進行。許多不合理限制已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障礙。由于許可、審批程序過多，使本來由工商部門一家對經營者資格進行考核、審批的工作形成為多家審核、多家審批，給市場經濟主體造成很多的麻煩。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妨礙了交易的正常進行和市場經濟發展。二．在規范性文件中擅自擴大處罰權。我國《行政處罰法》對各行政機關所享有的行政處罰權作了較為明確和具體的劃分，但在實踐中，某些行政機關為擴大本部門和地方的權力，擅自通過制定某個規范性文件，擴大行政處罰權的范圍。某些地方隨意下放或轉讓執法權，使一些不擁有法定權力的機關或者不具有執法權的單位越權執法，導致執法混亂。某些規章和規范性文件違背法律規定擅自減免稅收，或實行地方保護和市場封鎖而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的規定。三．一些規范性文件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對公民和法人實行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造成中央反復整治的“三亂”現象屢禁不絕，廣大人民群眾對此反映強烈。總之，上述規范性文件的頒布和實施，不僅無助于法治建設的完善，相反在不同程度上損害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妨害了國家法律的尊嚴和法制的統一，對統一市場的建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構成極大的妨害。近代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培根曾經這樣告誡人們：“一次不公正的裁判甚至比十次犯罪更為可怕。因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則是污染了水源。”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更是如此：一部違法的規范性文件顯然比十次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更為可怕，因為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最多不過是污染了“水流”，而違法的規范性文件則是直接污染了“水源”。因此，加強對行政機關的抽象行為的監督，勢在必行。而賦予法院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權，也是一項十分重要的監督措施。通過對行政機關的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也有利于對因違法的抽象行政行為而遭受損害的公民提供充分的補救。
司法審查制度論文范文2
關鍵詞：行政訴訟；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制度
中圖分類號： D913 文獻標識碼： A
新修改的行政訴訟法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據以做出行政行為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的，可以在對行政行為提訟時，一并要求對該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這也僅僅是對規范性文件的附帶審查進行了原則性的規定。將行政規范性文件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將推進行政訴訟的快速發展，同時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司法監督屬于事后監督，涉及司法對行政的干預，因此必須確立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的標準以保證行政機關能夠正常行使其職權，同時又能真正發揮司法對行政的監督作用。我國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制度的構建需要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并借鑒國外的司法審查制度，使我國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制度能夠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同時又能促進法治中國的建成。
一、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的前提條件
人民法院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司法審查，必須符合一定的訴訟條件，如原告應當具有原告資格，受訴法院具有管轄權，被告為適格的被告，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訟必須在期限內等，對這些條件進行規定是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的前提條件。同時法院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與普通的行政訴訴不同，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的依據、審查的范圍以及司法裁判的類型對行政機關及其行政行為的相對人都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法院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司法審查應當與對普通行政訴訟案件的審查有所區別。
（一）原告的主體資格
向人民法院提訟必須是具備原告主體資格的人，只有具有原告主體資格的人才能請求法院對其訴訟請求進行審查，法院才會受理其申請。根據《布萊克法律大辭典》的解釋，所謂原告資格“是指某人在司法性爭端中所享有的將該爭端訴諸司法程序的足夠利益，其中心課題是確定司法爭端對人的影響是否充分，從而使人成為本案訴訟的正當原告。如果人符合原告資格的各項要求，具有司法爭端所影響的足夠利益，就可以認為人在訴訟中享有法院應當給予保護的實實在在的利益。原告資格的另一個作用是確定司法審查的范圍，即法院是否享有審判某一司法爭端的權利。原告資格與人實體訴訟請求的是非曲直沒有直接關系。”根據該解釋，原告必須對司法爭端具有足夠利益，對司法爭端不具有足夠利益的人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
1. 原告資格的認定。各國在原告資格問題上的規定各不相同。美國的原告資格經歷了從“法律權利標準”到“利益范圍標準或者單一的事實損害標準”的變遷。即從要求只有當事人受實定法保護的權利遭受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侵害時，才能請求法院對侵害行為進行審查，擴大到只要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侵害了原告的利益，就能提請審查，這種利益不需要是法律特別規定或者特別保護的，只要能主張是處在法律規定或調整的利益范圍內即可。①在英國公法上的救濟屬于特權救濟，原告資格受不同救濟手段的限制，直到1977年最高法院規則在修改后的第53號命令第3條第5款中規定：“法院除非認為申請人與申請事項有足夠的利益關系，否則不予批準申請許可。”用“足夠利益”作為原告資格的統一標準。①只是對于如何檢驗是否有“足夠利益”，則沒有明確的規定，這個問題必須由法院根據個案來解決。②日本以“法律上的利益”來界定原告資格，只是“法律上的利益”也存在不同理解，或認為指“實定法所保護的利益”，或認為指“裁判上值得保護的利益”等，從而范圍上也存在區別。③德國則以訴訟權能一詞來分析原告資格問題，訴訟權能的具備應兼有對抗權利侵害及涉及本身兩項要素。④對侵害的權益分析上，德國以“公權利”與“反射利益”的區別來作為界定原告資格的標準。⑤
2. 原告資格的限制。對原告資格進行限制，一方面能夠節約司法資源，另一方面能夠防止濫訴的產生，在考率我國對規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審查的原告應具備怎樣的條件時，也應當考慮對原告資格進行限制。哪些人能夠對規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審查，有不同的觀點，有人主張由于規范性文件的效力范圍比較廣，規范性文件違法會侵害很多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應當賦予所有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原告資格，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規范性文件侵犯了其權益，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訟。有人主張，規范性文件違法并不必然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只有規范性文件轉化為具體行政行為時，才會對公民的權利義務產生影響，因此，對規范性文件提訟的權利應當賦予實體的權利義務受到侵害的個人。對于原告的主體資格問題，介于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既可以采取直接審查也可以采取附帶審查的方式，對規范性文件提起直接審查的訴訟，應當由檢察機關作為原告，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監督機關，由其作為原告對行政規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審查之訴，一方面能夠發揮檢察機關的監督職能，也能夠防止對規范性文件的濫訴。對于附帶審查的方式，原告的主體資格就應不予限制，因為原告在提出其他訴訟請求的同時，要求附帶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此時的規范性文件應當是與其他的訴訟請求有關聯的規范性文件，或者說是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的依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侵犯了其合法權益，并且認為據以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規范性文件違法的，就可以提起對規范性文件的附帶審查請求。
（二）法院的管轄權
對規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審查，需要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訟，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司法審查的權限應當賦予哪類法院，各國的規定不同：英國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一審集中由高等法院王座分院統一進行審理，當事人不服行政機關依據某一項條例作出的某一項行政決定的，就可以以該條例無效為由向高等法院王座分院提訟，要求高等王座法院依法審查該條例，如果當事人對高等法院王座分院的判決不服，可以向上訴法院提出復審，直至上議院。美國對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雖然采用的是分散式模式，即地方法院對行政規范性文件也有審查權，但是在美國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也十分謹慎，一般由聯邦上訴法院對行政規范進行審查，而且對于一切重要的行政決定，美國直接在法律中規定由上訴法院對其進行審查，美國對該制度這樣進行安排，主要是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地方法院法官的素質不高，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能力缺失，上訴法院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實行合議制，而且上訴法院法官的能力和司法水平比較高，由上訴法院進行審查，可以保證審判質量，同時又能節省司法資源。在德國，根據其行政法院法第47條的規定，如果是依據建筑法典的規定頒布的規章、法規，其他階位上屬于州法律以下的法規，只要該法規是由州法律予以規定，對此類規章和法規是否有效的管轄權在高等行政法院；如果法律明文規定法規專門由州審查，則由州審查。聯邦最高行政法院作為行政訴訟的終審法院，當然擁有對法規、規章的審查權。在法國，根據行政條例制定主體的不同將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賦予不同的法院，對于總統和部長會議的命令及部長制定的行政條例的審查由最高行政法院行使，對于解釋及審查行政決定的意義及合法性的上訴案件
① （英）威廉?韋德.行政法[M].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364-389.
② 丹寧勛爵著，楊百揆等譯.法律的訓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25.
③ 楊建順.日本行政法通論[M].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732-737.；鹽野宏.行政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33-347.
④ （臺）吳庚著.行政爭訟法論[M].臺灣：臺灣三民書局：53.
⑤ 馬懷德.行政訴訟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4：214.
和關于行政條例的越權之訴的上訴案件，則由上訴行政法院進行審查，對于部長制定的行政條例是否合法是判斷某一問題的先決條件時，行政法庭也有權對該條例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并作出決定。
從上述國家對行政規范的審查法院來看，各國對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都十分的重視，在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司法審查時都相應的提高了受訴法院的級別，甚至在法律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審查法院直接予以規定。相對來說，我國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的情況更為復雜，對我國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應當賦予哪些法院，爭論也頗多，有人建議成立專門的行政法院，由行政法院負責審理所有的行政案件和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的案件，有人認為應提高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的法院的級別，一方面可以保證法院獨立審理案件，另一方面，較高審級法院的法官素質和能力較高。設立專門的行政法院對行政規范性性文件進行司法審查的方案行不通，一方面設立專門的行政法院成本太高，成立專門行政法院之后人員的分配也存在問題。對于我國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應當結合我國現行的行政訴訟體制。
對行政規范性文件單獨提訟的案件，由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機關的上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進行審理，當事人對人民法院的裁決不服的，可以上訴至上級人民法院，這樣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的初級法院即為中級人民法院，對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亦應實行兩級終審制，這樣一方面能夠維護法律的權威，另一方面又能防止無休止的訴訟循環，對于最高人民法院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審理的一審行政案件實行一審終審制。對行政規范性文件提起附帶審查的行政訴訟案件，確定其管轄法院更為復雜，由于是附帶審查，因此是否可以將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的法院為受訴法院，還是以行政規范性文件制定機關的上級人民法院為受訴法院，針對這種情況，應當賦予級別較高的法院進行管轄，如果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與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機關是一致的，那么就可以按照對行政規范性文件單獨提訟的方式確定管轄法院。如果適用規范性文件的行政機關與制定機關不一致，此時應當以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制作機關來確定法院的管轄權，在附帶訴訟中，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審查是判斷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的依據，根據制定機關來確定法院的管轄既節省了司法資源，又能保證行政糾紛的實際解決。對于由多個行政機關聯合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提起的訴訟，如果這些制定機關不再同一個法院管轄范圍之內，可以在法律中直接規定由較高級別的法院進行管轄，因為由多個機關聯合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比較特殊，其比由單個機關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影響更大，直接規定由較高級別的法院進行管轄能夠滿足司法的實際需要。
（三）被告資格
我國行政訴訟法沒有規定可以直接對規范性文件提訟，對于規范性文件提訟時，被告即為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機關，這沒什么爭議。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附帶審查的則存在追加被告以及法院是否能夠受理的問題，在訴訟實踐中，要求對規范性文件進行附帶審查往往是在對行政行為提訟之后，此時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無疑，如果原告在法院受理之后，原告要求對行政機關據以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那么此時法院能否追加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機關為共同被告，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考慮。如果追加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機關為共同被告，受訴法院將面臨是否具有管轄權的問題，如果法院對規范性文件沒有司法審查權，那么意味著法院就應當終止審理并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這將造成法院審判資源的浪費。對于在行政訴訟案件中，原告要求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司法審查的案件，應當綜合案件的具體情況，確定本案的被告。在附帶訴訟中，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排除行政行為所造成的侵害，要求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司法審查的目的也是為了排除行政行為造成的侵害。如果此時追加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制定主體為被告，行政訴訟的審理期限將會延長，被行政行為侵犯的權益得到救濟的時間就會延長，對于該類案件，人民法院在審理的時候應當充分發揮法院釋明的功能，由當事人進行選擇，如果原告堅持要求追加被告的，人民法院則應按照法律程序的規定追加被告并將案件移交由管轄權的法院進行審理，如果原告允許法院不追加被告的，法院可以將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制定主體列為第三人參加訴訟，案件審結之后，人民法院應當將案件的審理情況告知人民檢察院，由人民檢察院決定是否對行政規范性文件提請司法審查。
（四）期限
對行政規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審查，應當有一定的期限限制。我國行政訴訟法對行政復決定不服的期限限定為收到復議決定之日起十五日內，對行政行為提訟的，在知道或應當知道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個月內等等都進行了規定，對規范性文件提訟的期限也應限定一定的期限，對于行政規范性文件提訟的期限，應當區分單獨的審查還是附帶的審查，對于附帶提起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的期限應當限定在原告對行政行為期至訴訟程序結束的時間之內，如果原告在該期限內沒有提出對規范性文件審查的請求，人民法院作出判決后，原告以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為由要求人民法院重新作出案件審理的，應當根據“一事不再理”的原則，直接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以免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同時為了避免違法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繼續侵犯公明的合法權益，原告可向檢察機關提出訴訟建議，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司法審查的訴訟。對規范性文件直接提訟的期限，應當限定為行政規范性文件公布之日起一年。行政規范性文件施行后，公民對規范性文件的理解、規范性文件瑕疵的暴露，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如果不限定直接提訟的期限，規范性文件一經，檢察機關就要求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那么就有可能干擾行政機關職權的正常行使。限定檢察機關直接提訟的期限為一年，在規范性文件公布之日起一年之中，行政機關在適用規范性文件的過程中就有可能發現規范性文件的瑕疵，此時就能對規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審查。如果將對規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審查的時間予以延長更多，那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遭受行政規范性文件侵權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將對規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審查的時間限定為一年是比較適合的。
二、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的依據及范圍
（一）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的依據
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包括法律問題和事實問題兩個方面，確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的依據應當包括被審查行政規范性文件的上位法，由于我國的行政訴訟法未將規章列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依據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及規章。對行政規范性文件是否合憲的審查，不僅僅限于憲法條文所限定的內容，還應包括憲法的基本原則、基本精神。將法律作為審查行政規范性文件的依據時，不僅限于當事人指明的其所違反的法律，還包括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可能違反的法律規范，法院對適用何種法律來確認行政規范性文件是否違法就有選擇適用的權利。對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能否作為司法審查的對象，理論界爭論頗多，鑒于我國的實際情況，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尚未列為司法審查的對象，從我國的法律法規效力體系來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均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時，可以依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對于規章能否作為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的依據，行政訴訟法明確予以規定將規章作為法院司法審查的參照，因此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對規章也應當是參照標準。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是基于我國的多民族性決定的，因此在對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應當有限適用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二）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的范圍
司法具有被動性的特征，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作為行政訴訟的一種，同樣具有被動的特點，那么對于規范性文件的審查是否也應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則，如果原告只請求法院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某一條款或者某一部分進行審查，法院是否只能審查原告的訴訟請求的部分，原告訴訟請求之外的部分，則不予審查。由于規范性文件的特殊性，對于這樣的情況應擴大法院的審查范圍，賦予法院對整個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的權力。因為行政規范性文件往往是一個整體，只要原告要求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司法審查，法院就要對該規范性文件的整體進行審查，以確定該規范性文件是否合法。但是對于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審查也不能無限制的擴大，法院不能主動提起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人民法院在審理對原告提起的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的案件時，規范性文件的制定依據是上位的行政規范性文件，法院也不能審查該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三、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的訴訟類型
將行政規范性文件納入行政訴訟的范疇，規定行政規范性文件可訴，意味著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可以納入行政訴訟類型。行政訴訟類型化有利于更好地滿足原告提訟所追求目標的實現，更好地指引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和法院的受理、審判行為。原告請求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其請求可以概括為兩種，一種是要求判定行政規范性文件違法，另一種是要求判定行政規范性文件違法且侵權。
（一）確認訴訟的亞類型
確認訴訟是指原告要求法院確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效力以及行政法律關系是否存在的訴訟類型。①在民事訴訟中，存在這樣的情形，民事訴訟的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某種義務，而原告要求被告履行的義務是以確認某行政規范性文件合法為前提的，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原告需要對該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予以確認，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訴訟的時候不能直接確認某項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此時原告就需要通過行政訴訟來解決，原告向法院提訟的目的就是為了確認該行政規范性文件合法，來支持其他的訴訟請求，此時的行政訴訟類型即為確認訴訟。
（二）撤銷訴訟的亞類型
撤銷訴訟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主體的行為違法侵犯其合法權益而請求法院撤銷該行為的行政訴訟類型。②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據以做出行政行為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的，可以在對行政行為提訟時，一并要求對該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要求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是為了證明行政行為不合法。如果此時，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超越職權，而超越職權的行政行為是根據該規范性文件的規定作出的，那么此時提起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就是為了要證明該規范性文件不合法，應當予以撤銷，此時的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就是撤銷訴訟，應按照撤銷訴訟的訴訟類型確定審理的程序。
四、法院對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的裁決類型
法院不能拒絕裁判，人民法院應當對原告的所有訴訟請求予以裁判，在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后，針對不同的訴訟請求，法院的裁判類型也不同。
（一）確認訴訟亞類型的裁判
針對確認訴訟的亞類型，即原告請求判定行政規范性文件違法的訴訟請求，結合不同國家司法審查的裁判類型，人民法院的判決類型大致有合法有效裁判、違法無效裁判、單純違法宣告，警告性裁判等幾種類型。
1.合法有效裁判。合法有效裁判是指法院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之后，認為規范性文件的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均合法的，或者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可以做出多種解釋但是法院最終認定其合法的，法院則作出規范性文件合法有效的判決。
2.違法無效裁判。違法無效裁判是法院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后，認為規范性文件的事實問題或者法律問題違反法律的規定而作出違法無效的裁判，對規范性文件作出違法無效的裁判需要十分慎重，因為對規范性文件一經作出違法無效的宣告，將涉及規范性文件是自始無效還是判決之后無效還是一定期限內無效的問題，需要法官對各種問題綜合考量。
3.單純違法宣告。單純違法宣告是法院經審查，認為規范性文件違法，但是對其宣布無效的危害要比不宣告其無效的危害更大，為了衡平各種利益關系，法院在判決中并不直接宣告行政規范性文件無效而只是確認其違法，但同時法院在作出這種判決時，應當向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機關提出改善的建議，同時向立法機關、法律監督機關提出監督建議，督促行政機關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修改和完善，這樣既可以彌補行政規范性文件出現的漏洞，又能督促行政機關制定規范性文件時采取更加審慎的態度。
4.警告性裁判。警告性裁判是指人民法院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后，無法作出行政規范性文件者違法的裁判，而放任行政規范性文件繼續產生效力，又有可能造成行政規范性文件產生危害公民權益的可能，此時因為行政規范性文件的法律問題和事實問題均合乎法律的規定，不能作出規范性文件違法的裁判，但是其繼續適用，則違法的危險性很大，對其作出確認其合法的裁判也不能滿足需要，法院就要對行政規范性文件作出警告性裁判。
我國針對告請求判定行政規范性文件違法的訴訟請求作出的裁判也主要應包括上述幾種類型，這樣才能既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又能促使我國規范性文件的體系不斷優化。
（二）撤銷訴訟亞類型的裁判
針對撤銷訴訟的亞類型，即原告要求判定行政規范性文件違法且侵權的訴訟請求，人民法院對其的裁判類型主要有合法不侵權、違法且侵權，違法
① 馬懷德.行政訴訟原理[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95.
② 江必新，梁鳳云.行政訴訟法理論與實務[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684.
但不侵權三種類型。人民法院對原告的這種訴訟請求首先應當審查規范性文件是否合法，經審查認定規范性文件合法則不需要對規范性文件是否侵權再進行審查，如果行政規范性文件違法，則需要對規范性文件是否侵權進行判定，由于規范性文件違法的情形分很多種，因此對原告規范性文件違法且侵權的訴訟請求，法院應當根據具體情況采用合適的裁判類型作出判斷。
司法審查制度論文范文3
【論文摘要】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是wto體制中貫徹透明度原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我國在加入wto時對這制度作了承諾，并在相應的法規中作了規定。但我國的規定還存在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本文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對完善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進行了全面論述。
當然，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和解應接受法院的審查。法院一方面要審查和解條款是否在行政機關的權限范圍內，并審查行政機關以協議方式行使該職權是否違反 法律 的禁止性規定；另一方面要審查和解是否違反公共利益，如行政機關明顯濫用裁最權，并背離其一貫做法進行和解，既可認定違反公共利益。
(三)完善二審、再審程序
已如前述，反傾銷案件盡管具有特殊性，但仍應堅持對事實和法律進行全面審查的原則．這是保證司法審查有效的前提條件。然而，這并不意味在不同的審級審查范圍應當完全一致。在美國和歐盟的反傾銷司法審查中，第一審不排除對事實間題的審查，但在上訴審中卻只限于法律問題，對事實問題不再審查，即先驗地推定第一審認定的事實是正確的。類似的情形同樣存在于wto爭端解決程序中，專家組對事實和法律進行全面審查，上訴機構則只針對法律問題。
從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看，無論是第一審還是第二審都奉行全面審查的原則。在此法律框架內，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在二審階段無法完全排除對事實的審查。但是，=審法院應當更側重于對法律問題的審查，使上級法院更充分地發揮其在確定和統一解釋法律方面的機能；而案件事實，在先后經過行政機關和一審法院兩次認定后，除非存在明顯錯誤。應認為具有相當的可靠性。
至于我國訴訟法規定的再審程序，基于“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立法指導思想，不僅啟動再審的主體多、事由寬，且再審亦無次數的限制。其結果使得再審程序在發揮糾錯功能的同時，也使訴訟成了無底洞，終審裁判不終，裁判的穩定性和權威性遭到嚴重破壞。筆者認為，這種局面應當得到徹底改觀，尤其在反傾銷這樣的涉世案件中。法院裁判被改來改去會直接導致外方當事人對司法權威和公正性的懷疑，他們可能會繞過國內救濟而直接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另一方面，這類案件的審理周期長，訴訟成本高，再審勢必會進一步影響審判的效率和效益。況且，法院審理這類重大的新類型案件時會特別慎重，出錯的幾率會很低，加之案件背后的國際貿易爭端又具有非常強的時限性，再審的必要性也就大打折扣。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完善我國的再審程序，將啟動再審的條件予以更加嚴格的限制，如將啟動再審的途徑限定于當事人提起再審之訴，再審的事由只限于法律問題，再審的次數只能有一次等，而就反傾銷案件而言，一般應不允許再審。
(四)完善司法審查范圍
從《反傾銷條例》和《反傾銷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來看，我國有關反傾銷司法審查的決定均屬于行政最終決定。從這些規定來看，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的受案范圍顯然高于wto《反傾銷守則》第13條所規定的“終裁和復審決定”。對司法審查的范圍作出如此嚴格和廣泛的規定，反映了我國履行wto成員國義務，提高反傾銷執法透明度和公正性的態度和決心。
然而，筆者認為。從提升我國法治水平的角度及歐美等國的實踐來看，《反傾銷條例》和《反傾銷司法解釋》的上述規定不能說是全面的，對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還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主管機關不予立案的決定；否定性的初裁決定；調查中止或者終止決定等行為。因為不予立案的決定意味著拒絕發起反傾銷調查，否定性的初裁決定將導致反傾銷調查的結束，都使申請人無法獲得反傾銷措施的救濟，申請人理應有權起訴；對出口方作出價格承諾后中止調查的，申請人可能認為出口方承諾的價格不足以消除傾銷的損害，也應有權提起訴訟；對主管機關決定終止調查的情形，申請人也有可能認為確實存在傾銷、損害，終止調查是不妥當的。至于肯定性的初裁決定及臨時反傾銷措施。一則由于其本身效力未定，二則有對最終裁定的司法審查，正如前文所述，不在司法審查之列，大多數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也都不允許對其提起司法審查，我國采取了同樣的做法，這是非常明智的。
(五)確立符合wto協定要求的司法審查標準
作為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關系的“調節閥”，司法審查標準過于寬松或者過于嚴格都不可取。若法院一味尊重行政機關的結論，則司法審查形同虛設，流于形式。反之，若法院對每個問題都重新進行審查判斷，無疑又會犧牲行政機構的優勢，妨礙效率和公正。司法審查所采用的標準應當是寬嚴適度的，以期既能實現對行政權的有效控制，又能為行政權的運作留下必要的空間。wto協定中體現出的要求各成員方確立“客觀”、“公正”、“合理”的司法審查標準突破了我國行政訴訟法中確定的對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的標準。反傾銷司法審查標準可分為對事實問題的審查標準、對法律問題的審查標準及對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的審查標準。下面分別加以討論：
l、關于事實問題的審查標準
我國2002年《反傾銷司法解釋》對反傾銷司法審查沒有明確提出審查標準0，沒有回答法院應當如何審查行政機關遵守最佳信息規則，并判斷它已經達到證據充分的合法程度。我國《反傾銷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對司法審查標準保持沉默，可能認為這一問題應當由國內行政訴訟法來解決。如果按照我國行政訴訟法的一般原則，就應當對行政行為進行嚴格審查，但這又與上述尊重行政機關事實決定的司法立場背離。
司法審查制度論文范文4
論文摘要:我國正處于建設法治社會與法治政府的關鍵時期，而在我國確立行政行為合理性司法審查制度對我們建設法治社會及法治政府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但是，要在我國確立這樣一種制度并非易事，作者試圖把這種困難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進行深人分析，以對我國確立這種制度作出有益的建言。
一、確立行政行為合理性司法審查制度在理論上的困難
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我國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主要是以合法性為標準，僅對顯失公正的行政處罰可適用合理性標準。細細查看國外行政合理性原則的發展演變歷程，他們所確立的行政合理性始終是法院審查行政行為合法與否的依據，而我國在引進他人的制度時，不注重對該制度的歷史邏輯背景的分析，脫離了該制度背后所隱藏的深刻內涵，只部分吸收了行政合理性原則的內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人民法院只能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對只有在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時，才可以對其合理性進行有限度的審查，做出變更的判決。可是，為什么立法者沒有統統將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審查權賦予法院呢?進而，為什么法院做出變更的判決，只限于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情形，而不可以擴展至其他領域?《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沒有體現現代國家行政權和司法權合理配置的要求，表明立法者在規定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只對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時，才可以對其合理性進行有限度的司法審查時，盲目抱著司法權有限的錯誤觀念，賦予了行政權太多的自由空間。
其實，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并不是偶然，造成對行政行為合理性進行全面司法審查制度確立的困難主要原因在于受困于如下觀點:認為確立行政合理性司法審查意味著司法權變相取代行政權，法院對行政行為合理性審查會導致越權行政;認為賦予法院行政合理性司法審查權會打破現有的權力格局，削弱行政權;認為司法權對行政權干預過多會降低行政效率，導致消極行政。有學者認為法院并不掌握行政領域的知識，司法權插人一個自己不熟悉的權力范圍只有百害無一利;認為確立行政合理性司法審查制度將導致司法裁量權的濫用。有些學者認為合理性是很抽象的，這個度法院并不好把握，也很難把握。為了避免司法權濫用，不如不要確立這種制度，一勞永逸。
總之，理論上的思想誤區使得在我國確立行政合理性司法審查制度舉步維艱。
二、確立行政行為合理性司法審查制度在實踐中的困難
在我國，行政法學界歷經10多年的探索與爭鳴，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行政合理性原則已成為行政法學界的公認原則。在制度層面，自建國以來頒布的大量行政性法律、法規和規章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合理性精神，在行政合法性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進行行政合理性控制的問題。現行的法律制度，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合理性控制有兩條途徑，一是行政復議，屬行政系統的內部監督。《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一條、第三條第三款規定，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與適當進行審查。這里的“適當”包含著行政合理性的復議審查。二是行政訴訟，屬行政系統外的司法監督。《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四款規定，“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可以判決變更”。這里的“公正”應當包含著對具體行政行為的不合理予以審查，有學者認為可以理解為行政合理性有限司法審查。但是，這兩種行政合理性控制途徑均因自身固有的局限而在實踐中遠未達到立法目的。
(一)行政合理性復議審查的缺陷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一條、第三條第三款明確規定，行政復議法不僅要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且要審查其適當性。該規定說明我國行政復議有兩條并行不悖的審查原則，即合法性原則與合理性原則。行政復議法的頒布是繼行政訴訟法實施以來我國行政法治發展的重要一步，對防止和糾正違法或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實現依法行政，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復議制度本身及其他相關因素的制約，在控制自由裁量權方面，遠未實現立法初衷，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現行行政復議制度違反中立制度，軟化了合理性監督。《行政復議法》第十二條到第十五條所規定的復議機關可概括為:或是被申請復議的行政機關的上一級政府或上一級主管部門，或是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部門的本級政府，或是設立該派出機關的部門或政府，甚至就是被申請復議的行政機關本身等等。這樣，復議機關與被復議機關之間存在行政隸屬關系，有緊密的連帶利害關系，加上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就更強化了這種連帶利害關系。“任何人不得當自己案件的法官，這是英美司法的古老信條。我國的行政復議制度與這一法學公理相悖。在利益的驅動下，復議機關很難超脫出來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作出裁判。這種制度性缺陷弱化了復議制度的內部監督作用，難免會蒙上一層“官官相護”的陰影，動搖了民眾對復議的信任，造成復議制度形同虛設。
第二，現行行政復議制度存在諸多缺陷，弱化了合理性監督。在實踐層面，行政復議制度有以下幾大缺陷。(1)申請人投訴無門。行政復議作為一種解決行政糾紛的手段，具有較為嚴格的程序要求。行政復議的引起必須以申請為前提，由于行政機關不履行告知義務及復議管轄錯綜復雜等原因，復議申請人投訴無門的情況時有發生。(2)復議機構組織不健全。行政復議具有很強的程序性和技術性，它要求復議機構和人員保持穩定，否則就難以保證行政復議工作的規范化和正常化。但是，除公安等少數部門有較健全的復議機構外，大多數行政復議機關在事實上有名無實。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復議制度的固有功能。
由于行政復議制度違反中立原則的根本缺陷及其他諸多缺失，實踐證明，它不能有效地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從而不能有效地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總之，復議制度作為行政合理性終極審查制度是靠不住的。
(二)行政合理性有限司法審查名存實亡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條規定:“人民法院審查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這一規定確立了我國行政訴訟的合法性司法審查原則。同時，有些學者認為，《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對濫用職權、延履行、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等行政行為，人民法院可以判決撤銷或變更的規定，賦予了人民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合理性有限司法審查權。但筆者認為，《行政訴訟法》所確立的合理性司法審查原則，即使是有限的審查，亦是名存實亡。
《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關于濫用職權、拖延履行的行政行為的規定并未明確授予人民法院合理性司法審查。行政自由裁量權的錯位有違法形態和不當形態兩類。違法形態(超出了法定幅度)包括超越自由裁量權(即超越職權)、濫用自由裁量權(即濫用職權)、放棄或拖延行使自由裁量權(即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職責)。不當形態(在法定幅度內)主要表現為濫用職權和拖延履行兩種。由此可見，濫用職權和拖延履行既是違法形態的表現形式，又是不當形態的表現形式。這種違法形態和不當形態在表現形式上的一致性，使許多學者認為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關于濫用職權、延履行的規定就是授予人民法院進行行政合理性審查權的依據。實則不然。這兩種形態的濫用職權和拖延履行是形似神非，它們之間有錯位程度之別。錯位嚴重(即違反合法性原則，達到違法程度)構成違法形態，錯位較輕(即違反合理性原則，未達到違法程度)構成不當形態。法律必須保持內部和諧，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五條確立的合法性審查原，只有當濫用職權、拖延履行達到違法程度才會受到法院審查，未達到違法程度的則不受審查。所以，第五十四條規定的只是違法形態的濫用職權與拖延履行，并未明確授予法院合理性司法審查權。
司法審查制度論文范文5
論文關鍵詞：反傾銷；司法審查；完善對策
我國國務院于2001年11月26日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條例》對反傾銷司法審查作出了規定，但僅一個條款，過于籠統，既沒有對反傾銷司法審查的原告作出規定，也沒有對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被告作出規定，反傾銷司法審查的標準是什么，由那級法院審查，該條款還談不上我國完整的司法審查制度。
2002年l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反傾銷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該規定比較完善地提出了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該規定分別對司法審查的管轄、訴訟參加人、司法審查的標準等作了規定，但也有缺陷。本文擬對這幾方面完善提出自己看法，以期對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的構建作引玉之功。
一、反傾銷司法審查的管轄機構
目前承擔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任務的機構是人民法院，而第一審反傾銷行政案件則由(一)被告所在地高級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或者(二)被告所在地高級人民法院管轄。
實際上在《規定》公布以前，對該由什么機構承擔反傾銷司法審查任務?承擔反傾銷任務的司法審查機構管轄權如何?學術界有過廣泛地討論，有學者曾主張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來行使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權，在此我國明確承諾將給行政行為相對人以最終司法救濟權，把司法審查權給予了人民法院。在我國享有司法審查權的機構是人民法院，在這一點上一般是沒有爭議的。有爭議的是當法院行使司法權時究竟如何管轄則有不同的方案，第一種方案認為仿效美國作法設立專門法院管轄；第二種主張由最高人民法院管轄；第三種方案認為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轄；相比較而言第三種方案具有相對地的合理性。
首先關于專門法院管轄，在國外對反傾銷司法審查的管轄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由普通法院管轄如歐盟，另一種是由專門法院管轄如美國的國際貿易法院。在我國相比較而言由普通法院管轄有其相對優勢：第一，從中國行政審判實踐來看，我國行政審判工作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展以來，行政案件呈現逐年上升趨勢，但每年法院審理的行政案件與其他類型的案件如刑事、民事、經濟案件相比較而言，數量相對較少，中國目前的行政審判布局完全能夠勝任人世后的需要，沒有必要成立專門法院來審理反傾銷案件。第二，從人員配備上來說，中國經過幾十年的行政審判實踐，培養了一大批優秀法官，這些法官通過多年的行政審判特別是通過審理大量的涉外行政案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第三，中國現行的行政審判工作已經建立了由專家學者參與機制，在中國反傾銷司法過程中完全可以采取通過向專家學者咨詢意見，由普通法院審理案件的做法。
其次，關于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轄。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規定，對國務院各部門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而反傾銷司法審查針對征收反傾銷稅或價格承諾所作的終裁或復審決定，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七條裁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也可以由復議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因此，受理反傾銷訴訟的法院所在地即外經貿部，國家經貿委等所在地的法院——北京市某中級人民法院。這種做法的優點是非常明顯的，一是符合現行的法律規定，無須在法院組織結構、運行機制等各方面進行調整；二是有利于司法的統一和國家貿易政策的一致性，也符合我國在人世議定書的承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的司法解釋很顯然借鑒了上述第三種方案的有益建議，但規定得比第三種方案更有優越性，該條規定第一審反傾銷行政案件由下列人民法院管轄：(一)被告所在地高級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二)被告所在地高級人民法院，這樣的規定既不與我國《行政訴訟法》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法院管轄的管轄原則相沖突，又充分考慮了反傾銷司法審查案件本身的特殊性。由高級人民法院直接作出決定是由高級人民法院直接審理，還是交由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在法律范圍內賦予高級人民法院管轄反傾銷行政案件時較大的自由裁量權。而且這樣的規定也賦予了行政相對人充分的上訴權，當行政案件第一審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時，行政相對人不服中級人民法院第一審裁判時可以向高級人民法院上訴，當行政相對人所起訴的行政案件是由高級人民法院審理時，行政相對人不服，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訴。這樣的規定既符合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又有制度創新。
二、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訴訟主體
有關訴訟主體，《規定》在形式上的是與歐美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的規定一致的。《規定》規定：“與反傾銷行政行為是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個人或者組織為利害關系人，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及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向人民法院起訴。”這里規定了行政行為的利害關系人可作原告，這與歐美反傾銷司法審查訴訟主體的原告規定是一致的。而被告呢，《規定》規定：“反傾銷行政案件的被告應當是作出被訴反傾銷行政行為的國務院主管部門。”形式上歐美反傾銷司法審查訴訟主體的被告也是一致的，但結合我國有關法律法規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在訴訟主體規定方面和歐美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比較起來有較大差距。
1．被告
依《規定》，反傾銷行政案件的被告應當是作出相應被訴反傾銷行為的國務院主管部門。又依《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反順銷訴訟的被告應為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機關，兩個以上行政機關作出同一具體行政行為的，應列為共同被告。依《條例》的規定：在我國反傾銷調查中，有權作出決定及裁定的行政機關有三家：外經貿部、國家經貿委、國務院關稅稅測委員會。其中外經貿部主要負責有關立案、凋查、及認定傾銷方面的問題，國家經貿委則負責損害的認定，由于此二機構皆可依職權獨立作出決定及裁決，故皆有成為被告的可能。但《反傾銷條例》中有的行政行為作出機關卻是模糊的。因此，在我國未來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中對此應予以明確界定。筆者認為，應該將此兩部委作為共同被告比較合理，因為畢竟二者共同參與了這個決定的成立，應當共同承擔責任，其次，有必要探討一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可否作為被告的問題，《規定》出臺后有人解釋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被告包括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按照《條例》的有關規定，凡是涉及到反傾銷稅的問題都由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作出決定，由海關執行，因此，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似乎也可能成為被告，但若對《條例》的規定加以進一步考察，我們會發現，決定無一例外地都是由外經貿部的建議作出的，決定亦由外經貿部公告。在這里關稅稅則委員會只有名義上的決定權，因此不應將關稅稅則委員會列為被告。依《規定》第四條：“與被訴反傾銷行政行為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其他國務院主管部門可以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因此把關稅稅則委員會作為第三人是比較合理的。所以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中的被告就只有外經貿部和國家經貿委，如果是兩個行政主體共同行使行政職權作出同一具體行政行為，在訴訟程序中就是共同被告，反之則是單一被告。
2．原告
雖然《規定》在形式上的規定有“利害關系人”字樣，與歐美反傾銷司法審查訴訟原告稱謂上一致，但第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卻對利害關系人作了大大的限制，第二款規定：“前款所稱利害關系人是指向國務院主管部門提出反傾銷調查書面申請的申請人，有關出13經營者和進13經營者及其他法律上利害關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這樣的規定一個最大的的缺陷就是模糊不清，僅從字面上明確規定的原告有：向國務院主管部門提出反傾銷調查書面申請的申請人．有關出口經營者和進口經營者。與美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原告范圍比較起來就少了生產或制造被控傾銷產品的所在國的政府部門。那么該類訴訟原告是否包含在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中?如果包括，是否還包括除此之外的其他訴訟原告呢?再者向國務院主管部門提出反傾銷調查書面申請的申請人是否包括公共利益有關的申請人呢?因為在世貿組織反傾銷守則中有“公共利益”的規定該規定大大拓寬了利害關系人的范圍，因為“公共利益”還涉及到上下游產業以及廣大消費者：《規定》包括不包括這些內容，不得而知。在此應明確的是反傾銷訴訟原告主體范圍規定得過寬將有損司法效率，浪費司法資源，如果反傾銷訴訟原告主體范圍規定得過窄將不利于保護有關利害方的合法權益。因此筆者建議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訴訟原告主體應該明確規定包括被控傾銷產品出口商及其進口經營者以及相同或類似產業與之相關的上下游產業部門、工會、廣大消費者、生產或制造被控傾銷產品的出口國政府部門。
三、反傾銷司法審查標準
司法審查制度論文范文6
關鍵詞：刑事拘留；強制措施；法律監督；律師辯護
刑事拘留，是指在特定條件下對犯罪嫌疑人緊急采取的、臨時剝奪其人身自由的一種刑事強制措施。刑事拘留是一種使用很廣泛的刑事強制措施，我國法律對刑事拘留的規定主要是《刑事訴訟法》第 61 條的公安機關的先行拘留。以現行法律為依據，許多刑法學者都對刑事拘留制度進行過探討，但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刑事拘留的許多重大問題仍存在較大爭議，對適用中的許多具體問題研究的仍不深入、細致。我國目前的刑事拘留制度設計存在不科學，不合理之處，尤其表現在刑事拘留作為一項剝奪人身自由的刑事強制措施，其決定、延長、變更及解除等一系列權力都由偵查機關自行決定；刑事拘留制度中關于犯保障罪嫌疑人基本權利的規定不足。
一、 刑事拘留適用的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刑事拘留的適用已處于一種非常普遍的狀態，刑事拘留成為了偵查機關的一種常用偵查手段。現階段，司法實踐中刑事拘留這一強制措施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五點：
1、刑事拘留的目的隨意化。
刑事訴訟活動主要是保證刑法的貫徹實施，對犯罪進行懲罰，對人民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因此，采取刑事拘留的刑事強制措施，其目的只能是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
首先是利益驅動。實踐中，有的偵查機關首先想到的就是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利用犯罪嫌疑人失去自由后的恐懼心理，或者是其他人對犯罪嫌疑人的關心，來獲取非法利益。偵查機關出于這種目的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必然會首選刑事拘留這種強制措施，根本不考慮犯罪嫌疑人的現實危害性等客觀情節，一味的選擇將犯罪嫌疑人一關了之，拘留后就罰款，這嚴重背離了刑事拘留這個刑事強制措施的目的，損害法律的權威性。其次是執法本位主義[1]。偵查機關將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相對于其他刑事強制措施，肯定對辦案更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刑事拘留后，其人身自由受到了絕對的限制。如果不考慮犯罪嫌疑人的現實危害性，這肯定是最佳的刑事強制措施。再次是重口供輕證據。發現犯罪事實，或者接到報案后，偵查機關總是會在第一時間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的強制措施，然后再設法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為了獲取犯罪嫌疑人有效、充分、詳實的口供，偵查機關在刑事強制措施中首選刑事拘留這也是必然的。
2、刑事拘留的對象隨意化。
第一種傾向是隨意擴大刑事拘留的范圍。《刑事訴訟法》第 61 條明確了刑事拘留的適用對象和條件，但在司法實踐中卻存在著人為的泛化傾向，任意擴大刑事拘留的適用范圍。具體表現為：由于刑事拘留期限有限，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先使用行政拘留然后再改為刑事拘留以延長辦案期限；對明顯不符合“現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如帶有民事糾紛的故意傷害犯（輕傷），有執法瑕疵或并非使用暴力阻礙公務案的涉嫌犯；有混合過錯的涉案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3、刑事拘留的期限隨意化。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69 條規定：“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對于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至三十日。”《刑事訴訟法》第 134 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十日以內作出決定。在特殊情況下，決定逮捕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從法條的立法本意來分析，對刑事拘留期限的適用應該是盡量縮短期限以便進入下一訴訟程序。在司法實踐中，刑事拘留期限很大程度上就是執法機關的辦案期限，《刑事訴訟法》第 69 條規定：“對于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至三十日。”由于受公安機關現存體制和偵查水平的影響，刑事拘留期限成為了公安機關的辦案期限，原本可以較短時間內完結偵查的案件，都拖延至了三十日。
4、刑事拘留的審查隨意化。
拘留措施缺乏事前控制是我國刑事拘留制度的一個突出問題。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刑事拘留的進行并沒有中立司法機構的參
與。[2]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刑事拘留的決定、延長、釋放以及變更等一系列權力都是偵查機關自己決定。我國的刑事拘留受偵查機關負責人的控制和制約。[3]刑事拘留的決定、延長變更等都是由偵查機關尤其是行政首長依職權單方決定并執行，不利于保證拘留活動的合法性。因為偵查機關負責人作為偵查活動的領導者，與案件偵查活動及其結果存在著直接的利害關系。而由偵查部門負責人對刑事拘留來做決定、延長等的授權和控制，對刑事拘留的審查和制約基本形同虛設。刑事拘留的權力只掌握在偵查機關手中，沒有中立機構的專門授權，沒有司法機構的合法性審查活動，而只有追訴者與被追訴者之間裸的追究關系。
5、刑事拘留的監督隨意化。
在我國，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長期不受重視，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自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辯護權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如允許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將允許委托辯護人的時間提前到偵查階段。但與國外相比，無論立法還是司法實踐，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仍然沒有得到高度的重視和切實的保障。[4]從現行法律看，犯罪嫌疑人辯護權的有效行使，在法律層面上受到諸多限制。
二、刑事拘留制度的完善
1、完善刑事拘留的立法。刑事拘留是絕對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必需采取立法的形式予以規定。
2、調整刑事拘留的執行機關。《刑事訴訟法》規定，執行刑事拘留的機關與批準或決定刑事拘留的機關存在分離。刑事拘留本身就是一種臨時性的緊急刑事強制措施，執行機關在執行刑事拘留過程中很難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容易使執行刑事拘留機械化、任務
化[5]。《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檢察院、監獄、軍隊保衛部門等偵查機關都有自己的警察、軍人等強力機關，將刑事拘留統一規定由公安機關行使，完全沒有必要。人民檢察院才是法定的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有自己的司法警察，刑事拘留統一由人民檢察院批準或決定，統一由人民檢察院執行才更符合法律的規定，才能使人民檢察院真正起到監督的作用。
3、改變刑事拘留場所的歸屬
刑事拘留場所應該保持中立。犯罪嫌疑人在被刑事拘留后，一直被關押在由公安機關控制的看守所。現行實踐中，看守所是公安機關的一個下屬部門，公安機關負責偵查的部門與負責羈押的部門共同設置于公安機關內部，接受相同的領導。在這種情況下，羈押被當作警、檢等偵查機關收集控訴證據的有效方法。
4、加強對刑事拘留的監督
刑事拘留是偵查機關單方面對犯罪嫌疑人適用的一種臨時性剝奪人身自由的刑事強制措施，該措施直接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必須進行嚴格的監督與制約。我國目前采取的是人民檢察院這一專門機關的審查，是附帶性審查、合法性審查，也是事后審查。對刑事拘留的法律監督是整個社會主義法制系統的必不可少的一環，是真正做到依法辦事的重要保證。法律監督是國家和社會對立法和執法活動進行的監視、督促，并對違法活動進行檢舉、矯正的行為總稱，其目的在于保證法律在現實生活中統一正確的貫徹實施。
當今中國的法制歷程是一個被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借鑒與移植的過程。我國刑事拘留制度這一強制措施的現狀也必然是受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現狀決定，是當前社會現狀的真實反映，是傳統與現代結合的產物。刑事拘留制度是刑事訴訟制度的一部分，刑事拘留制度的發展、完善有賴于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完善刑事拘留制度，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工作，牽涉到人權與公權的博弈，牽涉到各執法部門的切身利益。刑事拘留制度的完善應堅持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理念，從更大程度上保護公民個人的人身自由，維護社會秩序和大多數人的合法權益。
注釋：
[1]宋家寧，李穎.《刑事拘留條件的分析與重構》.中國刑事警察，2006（3）：34
[2]徐俊.《刑事拘留存在的問題及完善》.江西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3（1） 7
[3]商曉靜.我國刑事拘留制度問題研究：[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27-31
[4]申玉軍.論我國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