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財務規則論文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財務規則論文范文1
企業資源計劃(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簡稱ERP)沙盤仿真實驗是瑞典皇家工學院KlaMellan于1978年開發的課程,在20世紀80年代初使用于我國高校的MBA教學中。目前,沙盤演練既是世界500強企業中高層管理者的必備培訓課程之一,也是歐美商學院的EMBA培訓課程。ERP沙盤教學是在預設的市場環境和經營規則下,由一組企業進行協作和對抗的經營模擬。沙盤教學主要涉及企業戰略、產品研發、市場營銷、生產運營管理、生產能力規劃、物料需求計劃、資產投資規劃、財務經濟指標分析、團隊協作與建設等多方面的內容;企業的職能部門和管理操作流程全部展示在沙盤的盤面上,學生通過參與企業的模擬運作,體驗復雜、抽象的經營管理理論。課程開始之初,全班按照每小組6名成員分成若干組,每組代表一個企業,組內成員分別擔任總裁CEO、財務總監CFO、市場總監、生產總監、采購總監及財務助理等角色,共同經營企業。每個企業經過相同的初始條件和起始年經營后,進行自主經營,在完成6-8年經營活動后,最后生存下來的公司以所有者權益和利潤率兩個指標分出勝負。在課程實施中,學生自始至終都是課堂主體;教師只在講解運營規則和模擬經營初始年中扮演引導者角色,其他時候都是工作者和配合者。整個教學過程采用體驗式教學方式,學生在“體驗—分享—提升—應用”的過程中達到學習目的,體驗游戲的樂趣和競爭的殘酷。為了實現企業發展的共同目標,小組成員在模擬經營的過程中集思廣益、交流合作,各方面能力都得到提升。
二、企業資源計劃沙盤教學設計對農經專業學生核心能力的培養
1.更新教學理念,培養交流與合作能力企業資源計劃沙盤教學模式同教師講授為主的傳統課堂教學方式有很大差異,前者是學生在既定運營規則下,以小組合作方式模擬企業經營的過程,學生是課堂的主體,教師只是配合者。一個團隊由6名學生組成,每個人既各司其職,各個崗位之間又相互貫通。CEO是團隊的總負責人,需要不斷協調成員間相悖的觀點;持不同觀點的成員也要說服其它成員以獲得贊同,最終的決策需要組員充分討論后,服從最優決策,從而使整個團隊獲得更好的業績。團隊成員在交流的過程中提升了語言表達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及辯論演講能力;個體在服從的過程中培養了以大局利益為重的妥協能力,增強了團隊合作精神。
2.整合教學內容,提高自我學習和數字處理能力“企業資源計劃”課程共48學時,其中理論講解4學時、實訓44學時。教師需要在課程初始階段簡單介紹運營規則,使學生在實訓的過程中掌握并具體運用規則。按照規則中市場開拓、生產線購買、產品研發、產品生產、融資、折舊等明確的規定,學生在實驗過程中會涉及很多財務計算與運籌決定的內容,這就要求學生必須在課下自主學習,從而參照運營規則反復練習以實現科學規劃和開源節流。學生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時都要填寫財務報表,包括綜合費用表、利潤表及資產負債表等,有助于鍛煉會計原理實踐操作能力與數字處理能力。在目標驅動的教學方式下,學生除了掌握財務知識,還會主動學習運籌、管理、市場等方面的知識,不僅在操作和學習中達到融會貫通,還提升了學習能力。
3.創新教學方法,實現解決問題能力和創新革新能力的融合企業資源計劃沙盤教學主要采用情景教學法和體驗教學法。在模擬經營的過程中,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崗位和職責,并通過親自參與和操作體驗來了解知識。在實訓中,有的小組因為訂單量過大而完不成任務,不僅被沒收訂單還遭受罰款,有的小組因為廣告投放策略不對使得訂單量減少且庫存產品積壓,此時,小組間可以開展合作,實現互通有無、互利互惠,這種權變思維方式不僅是有效解決問題的前提,也是處理實際問題過程中總結和積累的經驗。這些過程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思維開放度,培養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適用于任何角色、任何崗位及任何時候。
4.改革考核方式,提高文字處理能力和組織領導能力考核評價是項目化教學的重要環節,“企業資源計劃”課程的考核內容包括經營結果和課程論文兩部分,其中,經營結果的成績占60%、課程論文的成績占40%。經營結果是以小組為單位的團隊整體得分,包括經營過程中的違約情況記錄、以利潤和所有者權益為財務指標體現的經營成果;課程論文是以學生個體為單位撰寫的內容,能夠訓練學生的文字組織能力和基礎辦公軟件操作能力。所有小組的經營結果按總成績進行系統打分后,由組內成員進行二次分配,分值由學生本人、小組CEO及指導教師三部分打分組成,占比依次為20%、40%、40%。自評和他評相結合的評價模式有利于學生確立公正的衡量標準,從而客觀地看待人和事。每組的CEO需要在課程考核結束后進行總結和點評,內容包括經營過程中的成功和不足之處、組內成員的表現、組際之間的合作和競爭、課程考核方法和結果等;組員可以對運營過程發表個人意見,交流經驗,既加深了課程內容的理解,又培養了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
三、結語
財務規則論文范文2
一,課程名稱:(會計畢業論文)課程負責人:
二,學時與學分:14學時14學分
三,適用專業:會計本科專業
四,課程教材:無
五,參考教材:無
六,開課單位: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會計系
七,課程的目的,性質和任務
畢業論文是學生運用在校學習的基本知識和基礎理論,去分析,解決一兩個實際問題的實踐鍛煉過程,也是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學習成果的綜合性總結,是整個教學活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撰寫畢業論文對于培養學生初步的科學研究能力,提高其綜合運用所學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有著重要意義
八,課程的主要內容
論文選題;
查閱相關資料;
撰寫論文提綱;
修改論文提綱;
撰寫論文;
修改論文;
論文定稿.
九,課程的教學基本要求
1,學生應在實事求是,深入實際的基礎上,運用所學知識,獨立寫出具有一定質量的畢業論文.畢業論文應觀點明確,材料翔實,結構合理嚴謹,語言通順.
2,畢業論文選題應在所學專業范圍以內,其形式可以是學術論文,也可以是調查報告.
3,畢業論文要求卷面整潔,字跡工整,使用正規稿紙,字數不少于15000字,正文前必須附有寫作提綱.
十,說明
1,指導教師應根據學生寫作態度和論文質量給出建議成績;
2,經過口頭答辯,由答辯小組根據畢業論文與答辯情況給予評定成績;
十一,考核方式
考核標準:畢業論文成績分為優,良,及格,不及格四等.
1,優
符合黨和國家的有關方針,政策;觀點明確,能深入進行分析,并有獨到見解.理論聯系實際,對經濟工作或學術研究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中心突出,論據充足,層次清楚,結構合理,語言流暢.答辯中回答問題正確,重點突出,語言簡練.
2,良
符合黨和國家的有關方針和政策,能夠運用所學知識,理論聯系實際,觀點明確,分析比較深入.中心明確,論據較充足,層次清楚,語言通順,結構合理.答辯中回答問題正確.
3,及格
符合黨和國家的有關方針和政策,基本上能夠運用所學知識去分析問題,但內容尚欠充實.中心論題較明確,材料較充足,具體但不夠典型.尚能聯系經濟工作實際,但論證不夠充分.文章有一定的條理,一定的論據,文字尚通順.答辯中回答問題基本正確.
4,不及格
不符合黨和國家的有關方針和政策,或在經濟理論上有原則性錯誤,未掌握已學的有關專業知識,技能差.文章無中心,層次混淆不清,主要論據短缺.論點論據脫節或嚴重搭配不當.抄襲他人文章,成果,書籍者.凡具有以上條款之一者,應判為不及格.在答辯中對大多數問題都不能正確回答者,也應判為不及格.
十二,學時分配
全脫產學習的學生畢業論文在第七學期末布置,第八學期完成寫作和考核工作.
會計工作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現代會計是商品經濟的產物。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我國會計改革必須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實行會計模式的重大轉變,以促進工作的全面發展和水平的不斷提高,更好地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
一、現代會計的內涵及特點
會計是以憑證為依據、以貨幣為主要量度,連續、系統、全面、綜合地反映、控制在生產過程的資金運動,旨在提高經濟效益,以提供會計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和價值管理活動。會計既是以提供會計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又是一種進行價值管理的經濟管理活動。它必須遵循真實性、一致性、連續性、系統性和全面性的原則:
1.真實性。在經濟業務發生時,會計要進行核算,取得和填制憑證,經審核后,以合法的憑證為依據,按經濟業務發生的先后順序在帳薄上進行登記和反映,以保證提供真實的正確的會計信息。
2.統一性。作為經濟管理工作的會計,主要是進行價值管理,管理其中能夠用貨幣表現的方面。以實物量度作為貨幣量度的基礎,有貨幣作為統一計量尺度,把各種性質相同或不同的經濟業務加以綜合,對社會再生產過程進行“觀念總結”。
3.連續性。連續性是指會計對發生的經濟業務,要按照其發生時間的先后順序不間斷地進行記錄。
4.系統性。它是指會計對發生的各種經濟業務,首先要進行科學的分類和匯總,然后進行系統地加工處理,以便提供各種有關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收入、費用、利潤等方面的信息。
5.全面性。它是指會計對發生的每一項經濟業務,都要全面反映其來龍去脈,加以記錄,同時,所屬會計應當反映的經濟業務,都必須全部加以記錄,不允許遺漏。
隨著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近年來,會計工作發展變化很迅速,呈現了一些新的特征,主要為:[/b]
1.內涵的變化。由于會計的地位、作用增強和對會計的要求日益提高,從而使會計的具體任務和工作重點發生了三個明顯的轉變,即由原來主要對外編送報表、報告財務狀況轉向對內加強管理;由原來主要是事后核算轉向事前預測、事中控制和事后核算同時進行;由原來的主要是反映情況、提供信息,轉向綜合提供并運用信息,干預生產、推動經營和參與決策。
2.會計方法發展。在成本核算中出現一些新的核算方法,如標準成本、變動成本、彈性預算等。同時為了滿足分析、預測、決策等方面的需要,會計方法中還增加充分運用高等數學、運籌學等數學工具和分析方法,進行預測決策工作。
3.會計工作組織變化。改變過去那種單純按管理職能建立起全面綜合管理體制,主要圍繞投資、利潤、成本三項目標建立起的各級責任中心來組建會計工作,以實現其全面經濟核算的功能。
4.現代新技術的運用。由于會計任務、方法、工作組織發生了變化,對會計數據處理工作量成倍增加;其次,在數據提供的及時性、數據運算的精確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另外程序也更加復雜化。因此,電子計算機一問世,就很快被應用于會計數據處理工作中,出現了會計電算化,并在進一步完善。
二、我國會計工作的現狀
會計工作是經濟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礎。我國一直重視會計工作,自1985年制定會計法以來,對我國會計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促進了我國會計現代化進程。中國會計現代化從本質上講是會計的國際化與國家化結合的問題。會計的國際化,要求中國應當走向世界,與國際慣例接軌,融于統一的國際會計體系中去;會計的國家化要求中國會計立足于自身的社會經濟環境,體現中國特色,繼承和發揚中國會計的優秀成果。
實現中國現代化,首先要會計現代化。會計觀念是受其所在的客觀環境制約的,并受管理的對象及要素、手段的影響。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會計觀念是以計劃經濟為主的觀念體系。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傳統會計觀念只有受到時代的、客觀條件的沖擊而逐漸形成以市場經濟為主的新的觀念體系,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其次要實現中國會計現代化,要求會計理論現代化。會計理論現代化其主要功能在于預測和解釋,通過對經驗事實的觀察、積累和分析,準確科學地描述對象的現實狀態,從而科學、合符邏輯地預測未來。第三,中國會計的現代化要求會計研究角度的現代化。它要求我們改變過去的參照系統,由過去縱向比較轉變為縱向與橫向比較,并將兩者有機結合,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通過歷史與現實的比較,以及國內與國外的比較,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會計工作,并與國際會計制度接軌,為實現三個面向作出應有的貢獻。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會計工作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對會計工作提出了許多新的更高要求。1999年10月31日新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要求在會計工作中準確地反映經濟活動的狀況,為經濟管理決策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明確規定必需依法辦理會計事務,同時,又加大了對會計工作中弄虛作假的懲治力度。要求單位負責人必須保證會計人員依法履行職責,并給予法律保護,不得授意、指使、強令會計人員違法辦理會計事項,嚴禁對他們進行打擊報復。應當建立健全內部會計監督制度,加強有關部門的監督職能,動員社會力量參與監督。這些規范是提高會計工作質量、推動會計工作規范化的有力保障,必將進一步加速我國會計現代化的進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完善會計法律制度,規范會計行為,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有效發揮會計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在新日制度交替并存情況下,因法制的不尚完善,監督機制的不完善,會計工作還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表現會計秩序比較混亂。
1.條線管理之弱化。法律和制度出于條而行于塊,也就是說,出臺的法不能說少,著書立學的學者也挺多,但批“作業”的老師卻有限。內部的監督部門受制于企業領導,外部監督部門聽命于地方政府,塊強線弱。
2.執法檢查之彈性化。執法程度因人而異、因環境、關系等各種因素而不同。例如,檢查中發現一企業有意偷漏稅X萬元,處理結果:鑒于被查單位態度良好,考慮到實際困難,免去罰款而補交較少的款數等。
3.執業保護不善。會計專業實行持證上崗已有多年,但仍有一些無證、無學歷人員占著崗位,其中有些人往往財經政策和財會知識缺乏,影響會計工作的知識性、嚴肅性,影響了會計工作質量。
4.會計工作業績宣傳上有偏差。會計工作的任務,不僅要守法和聚財,還要向內部和外部負責。可如今在輿論導向上卻重效益輕執法。在介紹企業財務人員先進事跡時,有關企業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的報道比比皆是,而在維護法紀、頂住壓力、如實反映事實的報道卻少得可憐,財會人員若主動暴露了存在的問題,不但會在內部受到非議和排擠,更可悲的是外部也得不到應有的支持、保護。
三、加強會計工作的幾點建議
加強經濟管理,嚴格規范會計工作,保證會計信息質量,是我國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了更有效地發揮會計在經濟工作的作用,加強工作,建議如下:
1.進一步深化會計改革。要繼續貫徹好各項財務制度和“會計法”,保證制度和法的真正落實。各級財政部門、主管會計工作人員,要深入一線,研究存在的各種問題及情況,指導和幫助企業執行好新制度;企業財務人員要充分運用新的核算方法,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發揮應有的作用,進一步深化企業財務會計工作的改革。會計人員管理、會計電算化等方面的改革還尚未全面展開,政府部門對會計管理的職能、方式仍需進一步轉變。因此,必須積極創造條件,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的會計管理體制。
2.繼續加強會計法制建設。加強會計法制建設,不僅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則的重要方面,也是轉變會計管理職能,保證會計規則秩序正常運轉的客觀要求。要不斷宣傳、學習、貫徹會計有關法規,采取切實措施,認真查處會計規則中的違法違紀行為,保證會計工作做到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在抓好已有法規制度貫徹實施的同時,積累經驗,使會計法的各項規定具體化,進一步完善以會計法為中心的會計法規體系。
財務規則論文范文3
關鍵詞:財務困境預測;數據挖掘;Logistic回歸
中圖分類號:TP18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28-000-02
一、緒論
1.研究背景
ST(股票被特別處理)規則的實施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90年代末,正是由于一批公司上市后財務狀況嚴重惡化,投資者利益尤其是那些小股東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深證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于1998年3月16日正式啟動ST規則,這標志著中國資本市場制度的完善。所謂ST規則是指當上市公司財務狀況出現異常情況不符合上市條件時,該公司的股票會被特別處理以引起投資者的關注。盡管ST規則的實施出于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但是該規則存在著滯后性,這就意味著上市公司出現財務異常狀況時投資者的利益已經收到損害。單純從數量方面來看,2014-2015兩年被特別處理的公司都超高50家,而且大部分被ST(特別處理)的原因在于最近連續兩個會計年度的凈利潤為負數,由此可見上市公司被ST只有在公司連續兩年財務狀況嚴重惡化的情況下才會出現。
公司被ST后證監會會給出一定的整改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公司的高管承受巨大壓力,并采取各種手段粉飾財務報表以求盡快摘帽,而這些措施往往是“拆了西墻補東墻”,投資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還是會受到實質性的損害。因此,基于該背景,利用數據挖掘技術,從大量的財務數據中挖掘出對上市公司財務困境有預測作用的信息,成為我國市場的一個重要問題,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研究意義
數據挖掘技術(Data mining)是基于大數據背景下產生的數據提取技術,在信息過量的現代企業管理中如何高效準確提取出管理活動中必須的信息是目前比較新的研究領域之一;而如何在上市公司發生財務困境時高效運用現代信息技術預測企業未來的財務狀況變化目前是比較棘手的問題。因此本文的研究結果在某種程度上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以此同時,本文利用數據挖掘技術提前預測上市公司的未來各項財務指標的變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上市公司的財務預測模型具有提前性,相比ST規則的滯后性,財務預測模型可以提前檢測上市公司的各項財務指標給管理者充分的時間采取措施扭轉經營惡化的趨勢,相比被ST后在短暫時間內的“拆了西墻補東墻”的措施,財務預測模型具有時間上的優勢,從而減少對利益相關者利益的損害甚至可以增加他們的利益。其次,財務預測模型可見減少上市公司的成本,上市公司被ST后將會發生各種成本,比如信息披露成本,而企業建立財務預測制度和可以以較少的投入避免更大的支出。
二、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困境預測模型的研究設計
1.實證研究的基本流程
本文的實證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流程,首先從證券交易所的官網中選取27家2014-2015年度被ST的上市公司和54家沒有被ST的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并確定能顯示上市公司財務狀況出現問題的財務或非財務指標,從國泰君安和銳思數據庫檢索需要的數據。其次,其次,對所選取指標進行特征選擇,刪除對被解釋變量影響不顯著的指標,降低變量維度,選擇回歸結果顯著的指標作為預測模型的解釋變量(Xi)。最后,將剩余的指標代入預測模型,運用Logistic回歸的基本原理對預測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并檢驗模型的穩健性以對模型預測的效果進行最后評價。
2.財務困境預測指標體系的設計
根據國內外研究成果和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現狀,本文選取了以下7個方面47個具體指標,這些指標涵蓋企業的財務與非財務,短期與長期,流動與非流動,投資者相關與債權人相關等方面。
(1)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是企業財務狀況與經營狀況的集中體現。如果一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強,這將給起來帶來充足的盈余公積以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各種財務風險,這將意味者該公司被ST的可能性小。因此本文首先選擇盈利能力的財務指標作為本文財務預測的代入變量。
關于盈利能力本文選取的代表指標有:投入資本回報率X1、凈資產收益率X2、資產報酬率X3、資產凈利率X4、營業利潤率X10、銷售成本率X6、銷售費用率X7、管理費用占率X8、財務費用率X9、銷售凈利X10、成本費用利潤率X11。
(2)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
財務風險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的資本結構,合理的資本結構有利于企業的健康平穩發展;如果企業不能按期償還債務,將會嚴重危機企業的發展甚至會導致破產清算。因此,本文將反應償債能力的指標列入模型的代入變量。
本文選取的指標有:流動比率X12( Current Ratio)、速動比率X13(Quick Ratio)、產權比率X14、有形凈值債務率X15、利息保障倍數(Times interest earned)X16、資產負債率(Assets Liabilities Ratio)X17、長期負債比率X18、權益乘數X19。
(3)上市公司成長能力
公司的成長能力代表著公司未來發展的潛力和行業的吸引力,只有具有良好發展潛力的上市公司才能得到投資者的青睞,才能以較低的財務成本獲得資金支持。因此成長能力是一個公司是否健康平穩發展的重要指示器。
本文選取得指標有:每股收益的增長率X20、營業收入的增長率X21、銷售的凈利潤率X22、經營活動中發生的現金流量凈額增長率X23、每股經營活動發生的現金流量增長率X24、凈資產的增長率X25、總資產的增長率X26。
(4)上市公司營運能力
營運能力是指企業對各項資產的利用狀況,是企業高管能力的集中體現,他與企業財務風險有著緊密的聯系。各項財務指標正常的企業應當具有較強的資產管理能力,各項資產都發揮從其作用,很少出現資產閑置和超負荷工作的情況。
本文選取的代表指有:總資產的周轉率(次)X27、營業周期(天/次)X28、總資產的周轉率(次)X29、應收賬款的周轉率(次)X30、流動資產的周轉率(次)X31、固定資產的周轉率(次)X32、應付賬款的周轉率(次)X33。
(5)上市公司現金流量
目前的為文獻很少將現金流量相關的指標作為財務預測模型的代入變量,但是上市公司的現金流量狀況直接影響企業的償債能力,再加上現金流量信息的不容易被管理層操作,因此本文將該類指標納入本文的測試范圍。
本文選取的的指標有:每股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元/股)X33、資本支出/折舊和攤銷X34、自由現金流量(元)X35、銷售收到現金比率X36、每股凈現金流量(元/股)X37。
(6)上市公司杠桿系數
上市公司的杠桿系數包含財務杠桿和經營杠桿,這兩種杠桿分別代表企業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的大小,這取決于公司的資本結構的合理性。財務杠桿直接決定財務風險的大小,同時經營杠桿系數也是評價企業風險的指標之一,該指標越大,企業的經營風險越大。
選擇的指標有:DOL_營業杠桿系數X38、DFL_財務杠桿系數X39、DTL_總杠桿系數X40。
(7)非財務指標
上市公司的財務風險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財務指標,但是非財務指標也能影響企業的財務狀況,財務指標都能量化,而有些指標不能量化但與公司財務狀況息息相關,我們將這些指標歸類為非財務指標。
選擇的指標有:董事會人數(人)X41、獨立董事比例(%)X42、監事會人數X43、股權集中度X44、H5指數X45、國有股比例(%)X46、審計意見類型X47。
三、基于數據挖掘的上市公司財務困境預測
1.測試樣本的選取
本文基于中國資本市場的數據,選取了2014-2015兩個時間窗口的27家首次被ST(特別處理的股票)的上市公司和54家各項財務指標符合上市規則的公司作為本文的研究數據來源,其中27家ST的公司以被ST前的第二年的財務指標為基期。假定上市公司被ST當年為T年,前兩年假定為T-1、T-2年,同時根據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現狀,最終選定以T-2為基期來預測T年的財務狀況并于真實的狀況進行比較,以檢測模型的可靠性。
根據以上方法,我們選取了27家被ST的公司作為實驗的樣本來源,并選取了54家正常的公司作為對照組的數據來源本文研究的所用數據主要來源于銳思數據庫和巨潮資訊網。
2.Logistic回歸分析
Logistic 回歸分析的基本原理:設被解釋變量Y為1是代表公司被ST,即公司發生財務預警。Y為0時表示公司各項財務指標正常。P1(0-1)代表公司被ST 的可能性,我們用概率表示,P0=1-P1表示公司正常運行的可能性。
Xk為解釋變量,βk為解釋變量對應的回歸結果得出的系數,α為橫向截距。其中截距和回歸系數是運用概率論中的最大似然方法估計的結果。由此我們得到回歸預測模型通常選擇0.5(該數值來源于現有研究結果)為分界點,這就是說當上市公司的P小于0.5時可以判斷該公司的各項財務指標符合規定,該公司為正常公司;當P大于0.5時,我們可以據此推測該公司被ST,即該公司發生財務危機。
根據Clementine軟件的Logistic回歸模型計算結果,對模型的整體顯著性、模型中每個解釋變量的顯著性以及模型的擬合優度進行檢驗,并對影響財務困境的因素進行分析。其中我們對該預測模型進行顯著性檢驗的目的在于檢測自變量X是否與P的線性關系存在顯著影響,是否可以得出該模型具有良好的擬合度。
原假設(H0)是回歸的結果是:各項系數顯示為0,這就意味著解釋變量全部與P沒有顯著的線性關系,因此應該拒絕原假設;擬合優度檢驗一方面是考察回歸方程能夠解釋被解釋變量變差的程度,另一方面是考察回歸方程算出的預測值與實際值之間的吻合程度,如果吻合程度越高,則說明擬合優度越高。最后根據Clementine軟件給出的判別矩陣,給出模型的每類預測準確率和整體預測準確率。具體分析如下:
回歸方程顯著性檢驗的總體情況,各數據項分別是:似然比卡方的觀測值、自由度及概率P-值。其中最大似然卡房檢驗的結果的觀察值為95.950,概率的P值為0.000,明顯小于顯著性水平值(0.05),因此應當拒絕原假設,并認為當所有的回歸系數結果不同時為0時,X與P之間的關系是顯著的,這也說明所擬合的方程具有統計學意義。
該模型擬合優度方面的指標,其中-2倍的對數似然函數值為7.165,比較小;Nagelkerke R Square為0.964,比較接近1,這說明該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
根據ST發生前T-2年的模型統計量,Logistic回歸方程可表示為:
四、小結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利用SPSS公司的Clementine數據挖掘工具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財務困境預測進行了實證研究。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上市公司采用數據建立財務預測模型對預測企業未來的財務狀況走勢具有較強的預警能力,而且本文對各項財務指標進行了量化處理,非財務指標也進行了恰當的處理,由此得出的結論具有一定的說服性。
但是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本文只是對數據挖掘在財務困境預測方面做了初步探索,在理論及操作中仍存在很多不足之處。由于公開披露的被ST公司的上市公司的數量每年是有限的,因此本文的研究樣本數量不足,此外,雖然對樣本數據不斷進行修改及替換,但最后選取的樣本并不是很完善,造成在特征選擇過程中,很多理論上對公司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的指標因為缺乏經驗數據而被刪除。以上的不足及問題均說明該模型仍有許多需要改進之處。
參考文獻:
[1]薛薇,陳歡歌編著.基于Clementine的數據挖掘[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3.
[2]李健.基于數據挖掘的上市公司財務風險預警研究[D].西安:西安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4.
[3]金照林.基于數據挖掘的上市公司財務困境預警研究[D].武漢:武漢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5.
[4]彭易成.基于數據挖掘的上市公司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研究[D].成都:成都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5.
[5]趙芳芳.關于上市公司財務風險預警系統的實證研究[J].商場現代化,2007,9:24-29.
[6]張秋水,羅林開,劉晉明.基于支持向量機的中國上市公司財務困境預測[J].計算機應用,2006,6:105-108.
[7]韓建光,惠曉峰,孫潔.基于多特征子集組合分類器的企業財務困境預測[J].系統管理學報,2010,4:420-427.
[8]吳世農.我國上市公司財務風險的預測模型研究[J].通信與信息技術,2001,6:34-38.
財務規則論文范文4
關鍵詞:合并財務報表;合并范圍;控制
企業集團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母公司控制子公司,享受業績與回報。只有抵消和調整母子公司之間的交易,合并財務報表才能真實、相關地反映企業集團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由于母子公司之間的特殊關系,會嚴重影響合并財務報告的相關性和可靠性。因而必須明確合并范圍,明確規定應納入企業集團合并范圍的企業對象,即哪些成員企業應當被包括在合并之內,哪些成員企業應當被排除在合并之外。本文通過對合并范圍、控制權變遷進行國際比較,并結合新企業會計準則深入分析相較舊準則的改進之處。
一、合并理論
目前,國際上通行的合并理論有母公司理論、所有權理論和實體理論。
在母公司理論下,以“法定控制”來界定合并范圍,也就是說判斷投資方是否擁有對其控制權,是否將其納入合并范圍,由有很明確的法律所承認的股權或表決權或控制協議來決定。此理論的缺陷在于準則規則過于形式化,在合并方式多樣化的時代,固定式的規定不利于實現實質重于形式原則。
所有權理論的合并范圍是按母公司持有股權的比例計入合并財務報表中。相比母公司理論,所有權理論不強調控制,強調的是投資方對被投資方的所有權。優點在于清楚劃分每一份權利,尤其當被投資方隸屬兩個及以上經濟實體時,可以按比例分別編入各自的合并財務報表。但此理論的缺陷在于所有者論強調的是合并母公司所實際擁有的而不是其實際控制的資源,顯然違背了“控制”的實質。這兩者有著明顯的區別,控制意味著母公司有能力支配子公司的全部資產,而不僅僅是所擁有的資產。所有權理論只強調控制,顯然忽略了這種財務杠桿作用。
實體理論的合并范圍以能否控制為標準,按完全合并法編制合并報表,為全體股東服務。這種理論已經被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國際會計準則接受,并逐步形成共識,即以“控制”作為合并范圍的判斷標準。而各準則的差別在于對控制的定義以及針對具體情況的具體判斷。
二、新舊CAS33的理論比較分析
2014年企業會計準則第33號――合并財務報表(CAS33)向《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合并財務報表》(IFRS 10)趨同。在趨同的過程中,我國堅持“趨同”的立場,而非“直接用”。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在原則上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保持一致,能夠提高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的國際認同度,逐步加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制定,保護我國利益,提升我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國際認可度;另一方面,結合我國資本市場的情況,使得準則具有可操作性與指導意義。將新舊CAS33的理論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看出新CAS33針對合并范圍的完善措施。
(一) 控制定義的比較
2006年財政部將控制定義為“一個企業能夠決定另一個企業的財務和經營政策,并能據以從另一個企業的經營活動中獲取利益的權力”。2014年財政部規定:“控制,是指投資方擁有對被投資方的權力,通過參與被投資方的相關活動而享有可變回報,并且有能力運用對被投資方的權力影響其回報金額”。2014年CAS33向《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合并財務報表》(IFRS 10)趨同,具有三大控制要素:第一,對被投資者的權力。第二,可變回報。第三,能夠行使權力影響可變回報,也就是權力和回報關聯性要素。具體分析,相比舊CAS33,新CAS33在控制定義上的進步在于:
首先,對“權力”的詮釋含義更具前瞻性。舊CAS33將權力解釋為“能夠決定另一個企業的財務和經營政策”,新CAS33中權力是指“投資方擁有對被投資方,參與被投資方的相關活動而享有可變回報的權力”。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種定義沒有差別,但是針對被投資者是特殊目的主體時,新CAS33對權力的定義就凸顯出其價值。特殊目的主體的設立目的是執行租賃合同、研發、資產證券化等,表決權不等同于控制權,沒有一方能擁有對其財務和經營政策進行決策的權力。針對特殊目的主體,投資者的控制權在于獲得被投資者特定業務相關的決策權利,而非完全決定另一個企業的財務和經營政策。現階段,特殊目的主體在我國上市公司中運用得也不多。但隨著我國的法律、監管等配套環境的進一步完善和成熟,特殊目的主體能否進入合并范圍,需要根據控制的定義加以判斷,而新CAS33中權力的定義正具有此前瞻性。
其中,對“權力”給出了四個具體特征。第一,權力體現為現實權利和能力,不強調是否實際執行。“權力”概念分為“能力觀”和“法律或合同權利觀”。“法律或合同權利觀”要求投資者擁有法律或合同權利以控制以被投資者的相關活動。而“能力觀”只強調投資者擁有對被投資者的“當前能力”,這種能力來自于表決權等,但并不強調投資者行使權力,這也正是新CAS33中的“權力”。第二,明確權力對應于對回報產生最重大影響的活動,強調權力具有單一性,不存在共同控制。第三,強調判斷權力時僅考慮實質性權利。第四,強調保護性權利不構成權力。
其次,“可變回報”比“利益”內涵更廣泛。舊CAS33強調“獲取利益”,而新CAS33強調“享有可變回報”。新CAS33強調的“享有可變回報”在定量和定性上都優于舊CAS33強調“獲取利益”。從定量而言:“利益”看重的是獲取正向回報;而“可變回報”具有可變現,回報隨被投資者的業績變化而變化,可以是正回報,也可以是負回報,甚至可以是不定項回報,風險與利益并存。從定性而言:“回報”主要指直接回報,例如股利、投資價值變化等;而“可變回報”不僅包括直接回報,還包括間接回報,例如協同效應等。
最后,強調權力和回報的關聯性。新CAS33強調權力和回報的關聯性,強調存在委托關系時,投資方為委托人而非人的身份認定。傳統意義上,投資方對被投資方相關活動的影響力越大,越能確認投資方對被投資方的權力。但當存在委托關系時,影響力證實權力的理論存在漏洞,在針對委托他人經營或承包或者是受托他人經營或承包等情況下如何判斷控制權問題存在理論爭議。如果投資人是人,其通過獲得對被投資方的權力,同時獲得相應的回報,但是,相關回報來自于勞務費,而非與權力相關的可變回報,不能認定人是實質控制人。新CAS33引入關于擁有決策制定權利的投資者是委托人還是人的判斷指引,判斷標準有:決策者對被投資方的決策權范圍、其他方享有的實質性權利、決策者的薪酬水平、決策者因持有被投資方中的其他權益所承擔的可變回報的風險等。
(二)未持有多數表決權時的控制權判斷的比較
舊CAS33對母公司擁有被投資單位半數或以下的表決權,但仍可以納入合并范圍的條件規定了四條標準:⑴通過與被投資單位其他投資者之間的協議,擁有被投資單位半數以上的表決權;⑵根據公司章程或協議,有權決定被投資單位的財務和經營政策;⑶有權任免被投資單位的董事會或類似機構的多數成員;⑷在被投資單位的董事會或類似機構占多數表決權。可以看出,標準都是很具體,進行了可操作的量化處理,但同時也存在對特殊情況的考慮遺漏,比如當股權分散時,擁有未超過半數的表決權某一投資者相對其他投資者而言,占有最多的表決權,能夠控制被投資者的相關活動,擁有對被投資者的實質性控制,卻由于未符合法定規定而否定了其控制的實質。
新CAS33針對標準規定存在的遺漏缺陷,向IFRS 10趨同,采用列舉而非設定標準的方式,來克服舊CAS33的現存缺陷。投資方持有被投資方半數或以下的表決權,投資方對被投資方擁有權力的情況列舉了如下四點:⑴投資方持有的表決權相對于其他投資方持有的表決權份額的大小,以及其他投資方持有表決權的分散程度;⑵潛在表決權;⑶其他合同安排;⑷被投資方以往的表決權行使情況等。這些事實和情況顯然是原則性規定,可避免對特殊情況的遺漏,但與此同時,在運用時需要更多的職業判斷,這也對我國的資本市場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當母公司持有的表決權比例與該被投資方第二大股東所持有的表決權具有一定的比例差時,認定母公司擁有控制權,但是如何判定是否達到一定比例差,又進入兩難之境:一方面,給出具體數值,準則規則必然給利潤操作者以投機空間;另一方面,依據職業判斷,又不具有可比性。
(三)對可分割部分控制權判斷的比較
舊CAS33考慮投資方是否控制被投資方時,將被投資方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判斷。而新CAS33進行了完善,認為被投資方的一部分可以視為被投資方可分割的部分(單獨主體),投資方可以控制這部分(單獨主體)。條件是強調專屬性,具體是:⑴該部分的資產是償付該部分負債或該部分其他權益的唯一來源,不能用于償還該部分以外的被投資方的其他負債;⑵除與該部分相關的各方外,其他方不享有與該部分資產相關的權利,也不享有與該部分資產剩余現金流量相關的權利。
三、結束語
實體理論已被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國際會計準則逐步接受,逐步形成共識。在實體理論觀下,以“控制”作為合并范圍的判斷標準。控制權理論的發展跟隨股權結構的變遷。進行縱向比較,比較2006年和2014年的《企業會計準則第33號――合并財務報表《CAS33),從控制定義、未持有多數表決權的控制權判斷和可分割部分控制權判斷三個方面提出新CAS33的進步之處。(作者單位:河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第33號――合并財務報表》2014.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4
[2]儲一昀,林起聯.合并會計報表的合并范圍探析[J].會計研究,2004,(l): 54一59
[3]柴才.合并財務報表準則國際趨同差異分析[J].財會通訊,2013,(12):105―108
[4]曹陽.我國新舊合并財務報表相關準則差異分析[J].財會經緯,2006,(7):50―51
[5]劉杰.合并財務報表的合并范圍研究[D].重慶工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8
[6]劉新仕.合并范圍變遷的國際比較及合并范圍界定問題[J].財會月刊,2010,(1):76―78
[7]宋茜.關于合并財務報表合并范圍的中外比較探析[J].財會研究,2011,(23):47―49
[8]王茜.合并會計報表合并范圍研究[D].東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9]楊綺.論合并財務報表的合并范圍界定―基于我國上市公司樣本的統計分析[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13):116-123
財務規則論文范文5
論文關鍵詞:交易成本,管理會計本質,交易,制度安排
一、引言
回顧我國管理會計發展軌跡,不難發現,管理會計發展過程中的兩大遺憾:其一,管理會計理論研究遠遠落后于財務會計。翻閱我國有關會計理論研究文獻,可知大多集中在財務會計方面,相比之下,管理會計理論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從發表的論文和出版的專著數量來看,管理會計所占的比重很小。正如余恕蓮和吳革(2006)所說:“究其原因是基于資本市場發展的會計準則和外部審計的制度安排,資本市場利益相關者對財務會計的關注所引起的社會效應”[①]。其二,管理會計研究重方法輕理論。西方國家自管理會計產生之初,一向重方法輕理論,而我國的管理會計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從西方引入至今,其發展路徑一直以效仿西方為主,因此管理會計理論方面鮮有著作產生。管理會計本質,作為其理論基石,更是少人問津。這種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管理會計理論與實踐的脫節。近年來,在管理會計研究上,理論界經常慨嘆先進的管理會計思想不能得到推廣和普及,實踐工作者則抱怨管理會計的可操作性差,有時甚至與企業的管理實踐南轅北轍。上世紀8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H.托馬斯﹒約翰遜和羅伯特﹒S﹒卡普蘭在其合著的《管理會計興衰史》中,深刻地批判了管理會計相關性的遺失,引發會計界的廣泛思考[1]。管理會計理論研究與實踐脫節的現象,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日益凸現。人們對管理會計的印象就像一個“萬花筒”,囊括所有卻又缺少靈魂。究其根源,是管理會計缺乏系統完備的理論支撐。沒有科學理論指導的學科將很難承擔起指導實踐的重任。解決管理會計面臨的尷尬境地,關鍵是要加強管理會計的理論研究。研究管理會計理論,首先應該解決管理會計是什么的問題即管理會計的本質。
同時,我們應該看到,管理會計始終注重在其他學科中汲取養分。其產生就是管理與會計的結合。行為科學理論、戰略管理理論、組織理論、信息經濟學、心理學等都促進了管理會計的發展。正如哈耶克所說:“只要掌握另外認識一個領域的某種抽象原則,并進而了解其相隨屬性的能力,即使是全然不同的因素,只要具有這些抽象的屬性,也能運用同一種思維方式”[2]。 交易成本經濟學為管理會計打開了一扇嶄新的窗口,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維模式。我國會計學界制度安排,已有多名人士運用交易成本理論對財務會計學的一些問題進行研究如伍中信、田昆儒、劉峰和雷光勇等,而基于交易成本經濟學對管理會計研究的并不多,且大多是將交易成本理論應用于某一具體管理會計方法,而將其應用于管理會計理論研究的鮮有發現。本文從交易成本經濟學視角出發研究管理會計本質,將為管理會計理論研究提供一個嶄新的思維模式,為其在管理會計理論研究中的推廣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本文之所以選擇交易成本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主要是因為交易成本經濟學從更微觀的層面研究企業,將企業視為一種治理結構(Williamson,1996)。管理會計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其作用機理是依據市場和層級體系的建立,通過規則和慣例的制度化,規范交易主體的行為,長此以往,形成組織成員普遍認可的“理所當然”的思維認知,以實現節約交易成本之目標。
二、管理會計本質的研究現狀
1、國外管理會計本質研究。國外關于管理會計本質的研究成果大多由專業的管理會計組織,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體上來看,可以將其研究劃分為廣義管理會計本質研究和狹義管理會計本質研究兩類。
第一類廣義管理會計本質研究。1981年美國全美會計師協會(NAA)管理會計實務委員會在其公布的《管理會計的定義》中,將管理會計定義為:“管理會計是向管理者提供用于企業內部計劃、評價、控制以及確保企業資源的合理使用和經濟管理責任的履行所需財務信息的確認、計量、歸集、分配、編報、解釋和傳遞的過程。管理會計還包括編制供諸如股東、債權人、規章制定機構及稅務當局等非管理集團使用的財務報表。”1982年,英國成本與管理會計師協會(ICMA)認為除審計之外,會計的其他各個組成部分,包括財務會計和司庫,均屬于管理會計。由以上可知,稱其為廣義管理會計,是由于從范圍來看,該觀點將管理會計視為一個涵蓋眾多的范疇,財務會計等作為其分支;從服務對象來看,該觀點認為管理會計的服務對象不僅局限在企業內部,還包括企業外部的利益相關者。
第二類狹義管理會計本質研究。1966年,美國會計學會的《基本會計理論》指出:“所謂管理會計,就是運用適當的技術和概念,對經濟主體的實際經濟數據和預計的經濟數據進行處理,以幫助管理人員制定合理的經濟目標,并為實現該目標而進行合理決策。”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的常設分會——財務和管理會計委員會在1988年4月將管理會計定義為:“管理會計是指在一個組織內部,對管理當局用于規劃、評價和控制的信息(財物的和經營的)進行確認、計量、積累、分析、編報、解釋和傳輸的過程,以確定其資源的利用并對它們承擔經管責任。” 1997年,美國管理會計師協會認為,管理會計是提供價值增值,為企業規劃、設計、激勵和管理財務與非財務信息系統的持續改進過程,通過此過程指導管理行動、激勵行為,支持和創造達到組織戰略、戰術和經營目標所必需的文化價值。
從以上表述可知,狹義管理會計本質研究將管理會計視為會計學的一個分支。把管理會計在從屬于財務會計的地位提升到了與財務會計并立的地位,但并不包括財務會計。這有利于厘清管理會計的概念邊界,更有利于管理會計理論與實踐的開展,因此,目前狹義管理會計本質研究在管理會計本質研究中是主流觀點。
2、國內管理會計本質研究。國內關于管理會計本質的研究大體有以李天民(1994)[3]、余緒纓(1999)[4]、胡玉明(2001)[5]等為代表的信息系統論和以孟焰(1997)[6]等為代表的管理活動論兩種觀點。
以上對管理會計本質的研究,均是從會計學科的立場出發。因此,就出現這樣一種現象,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理論界關于管理會計本質的定義就好似一個百寶箱,將大量涌現出來的管理會計新生現象全部堆積于管理會計本質之上,于是現在看來管理會計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大雜燴,缺乏理論性、系統性和抽象性。
進入21世紀以來,理論界中交易成本經濟學與管理會計的融合研究逐漸增多,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1、從研究重點來看,主要停留在應用層面,如探索利用管理會計對交易成本進行計量或建立交易成本會計的技術論證。
2、從研究范圍來看,主要集中在管理會計的方法論方面,如將企業的預算管理、轉移定價、縱向一體化、企業并購等問題與交易成本相聯系,涉及管理會計理論研究的較少。
3、從研究深度來看,大多范圍寬泛,缺乏深入研究。為數不多的關于交易成本與管理會計理論的研究大多起到啟發思考的作用,缺少對管理會計理論的深入研究。
三、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回顧
康芒斯[7]最早把交易作為比較嚴格的經濟學范疇,定義了交易的內涵:首先交易是人類活動的基本單位,是制度經濟學最小的單位,人類社會中的種種關系都可以在“交易”這個一般化概念下進行討論;其次認為交易是人與人之間對自然物的權利的出讓和取得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所有權的轉移;他認為交易作為人類活動最基本的單位,必須含有“沖突、依存與秩序”,即人與人之間交易關系是一種利益上的相互沖突和相互依存的關系,而且這種關系在不斷反復和有必然性地發生。他認為不同的具體的交易和在一起便構成了經濟研究上的較大單位---“運行的機構”或制度。制度不過是無數次交易活動的結果。
科斯[8]在其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中首次明確提到交易是有成本的,并運用交易成本進行經濟分析。科斯認為交易成本的節約是企業存在以及替代市場機制的根本原因。同時企業本身會產生交易成本制度安排,諸如行政管理費用、監督締約者(工人)的費用、傳輸行政命令的費用等。
威廉姆森在20世紀60年代后將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建立起來,他從機會主義動機出發研究交易成本,提出影響交易成本的三因素:(1)人的因素(有限理性,機會主義);(2)與特定交易有關的因素(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3)交易的市場環境因素。威廉姆森認為不同治理結構應該與不同的交易類型相匹配,以實現交易成本最小化。
四、企業是交易的集合
依據康芒斯對交易的認知,企業可以被看作是交易的集合。杰羅爾德﹒L.齊默爾曼(1997)認為由于隊生產的存在,企業是一組資源所有者自愿與團隊中的個體簽訂一系列的契約的集合點[9]。契約的簽訂過程即交易的實現過程。從交易成本經濟學視角來看,企業不再是一個簡單的 “生產函數”,而是關于交易的治理結構。無論是在企業內部通過層級結構來組織,還是在企業之間通過市場自發地配置,都是交易的不同實現方式。
企業外部交易更顯著地體現了當事人雙方的博弈。如果說內部交易是資源的內部流動,尚在企業的控制治理之中,那么外部交易是資源的流入流出,非企業單方力量所能左右。因此,在雙方協商認可的條件下,簽訂合法合規的契約成為必需。由此可見,外部交易的治理更多的是借助于行政法律的力量來規范[②]。
企業內部交易受層級體系的影響。依據層級結構的設計,內部交易可以劃分為垂直交易(上下級部門之間)、平行交易(同級不同部門之間)、斜向交易(不同職能部門之間)以及網絡型交易(網絡型組織結構)等。其次,企業內部交易的實現形式多樣。有的是以實物形式存在,如產品購銷;有的是以非實物形式存在,如新生產技術的推廣,職工管理條例的落實等等。再者企業內部交易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色彩。在19世紀中期以前,世界上幾乎不存在大型企業,幾乎所有的生產都是由業主經營的手工作坊完成,此時的生產活動大多是由市場交易與價值聯系在一起。隨著近現代科技的進步,交通、能源、通信等領域的發展,企業的活動半徑不斷擴展,外部交易逐漸內化,內部交易的頻率、規模等較之前都有較大變化。
五、企業交易成本的產生
威廉姆森(1985)將交易成本比作物理學中的摩擦力,說明其無處不在。交易的發生,必然產生交易成本,并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交易成本呈不斷增加之勢。
從理論上看,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假設之一就是有限理性,企業中存在大量不完全合同,隨著企業經濟活動的發展,合同的重新修改、制訂將帶來成本的增加;同時,交易成本經濟學承認機會主義的存在,具有機會主義傾向和利己動機的當事人達成交易將耗費大量的協商、談判成本;再次,由于企業成員之間信息的不對稱性,資源內耗將再所難免,從而造成成本的增加。
從實踐上看,之前人們對管理會計的研究大多站在會計學科或管理學科立場上,無論是“信息系統論”還是“管理活動論”,均最終將其定位于企業價值提升。固然追求價值最大化毋庸置疑。但是過分關注價值創造,卻忽略了成本費用的發生。傳統的會計核算方法將生產成本清晰地列示出來,但另外一項重要的交易成本卻在人們的眼前溜走或混淆在生產成本之中。在度量美國經濟效益費用的一份研究中,Wallis和North(1988)對1970年體制中所作的估算是,交易成本占GNP的比重大體上為46.66%--54.71%。交易成本不僅存在,而且事實上它在數量上也是非常觸目驚心的。根據一些學者的估計,現代市場中的交易成本占凈國民生產總值將近50%-60%。而且,這些數字并不包括建立新制度和組織的初始成本[10]。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企業不僅要加強生產成本的控制,同時還應關注交易成本的節約。
六、管理會計是實現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安排
企業內部有限理性的交易雙方,具有機會主義傾向和利己沖動,為保證交易的順利實現,節約交易成本,適當約束機制的建立必不可少。
在交易成本經濟學世界中, 會計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制度現象,而解決經濟管理問題只能依靠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就是企業層級及其對應的行政權威機制的建立、使用和運行(Miller, 1992)[11] 。管理會計內生于企業層級體系,通過層級命令而非價格機制發揮效力。正如John Burns和Robert W.Scapens(2000)[12]所說,企業的管理會計系統和實踐構成組織的“規則( rules)”和“慣例(routines)”。“規則”是指形式上的關于 “事情應該怎樣做”的規定,如標準成本制度、預算的設定、內部轉移定價制度、績效評價指標的設定等。規則必然是整齊劃一的,要求群體的行動保持一致。以規則為導向的行為是對可用被選方案的明確評價,選擇遵守規則是為了避免或減少任何時候可能產生的交易成本。例如在績效評價過程中,如果缺乏具體的評判指標,將導致評價過程的主觀臆斷,相伴而生的是曠日持久的談判、協商成本;握有裁量權者“尋租”行為造成的“租金”成本;不公正評價帶來的“偷懶”成本和不滿情緒導致的成本等等。經過重復地遵守規則,行為變得程序化,進而形成“默認”的知識儲備,這種程序化的以規則為基礎的行為即為“慣例”,它代表了整個組織的行為偏好。因此,慣例被定義為“事情實際怎樣做”的程序,如成本分配、預算分解、差異分析、存貨管理等。隨著時間的推移,管理會計在組織中被強化為企業成員普遍認可的 “理所當然”的思維和行事方式制度安排,此時由規則和慣例演化而來的管理會計將成為實現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安排。
從較長時期來看,企業所處市場環境、文化環境等不可能凝固不變,企業內部交易參與者的知識結構也在不斷的更新、擴展之中。管理會計只有與時俱進,適時調整規則和慣例,才能存續、發展下去,這一過程正是管理會計的變遷。而管理會計變遷的內驅力正是實現交易成本最小化這一管理會計本質。以存貨管理為例,早期的存貨管理大多以生產為導向,為了滿足生產的需要,防止缺貨帶來的損失,盲目擴大存貨規模,造成了存貨積壓,采購成本、運輸成本、倉儲成本等隨之升高,除此之外,存貨占用的資金成本,存貨技術過時帶來的機會成本等亦不容忽視。為了減少上述交易成本的發生,企業后來開始逐漸采用經濟批量模型進行存貨管理,這一方法較好的控制了企業的采購成本、倉儲成本、缺貨成本等諸多交易成本。近些年來,隨著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企業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一種全新的存貨管理方法---適時生產(JIT)開始為企業所熟知,JIT生產方式的基本思想是只在需要的時候,按需要的量,生產所需的產品,消除各種沒有附加價值的動作和程序,徹底消除浪費,即“零浪費”,杜絕浪費任何一點不能產生附加價值的材料、人力、時間、空間、能量和運輸等資源。JIT生產方式作為企業的一項制度安排,所體現的正是不斷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管理會計本質。
綜上所述,誠然管理會計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經濟達爾文主義告訴我們,“一個會計系統只有在能夠產生足以彌補其成本的利得的前提下,才能得以繼續存在”[③]。管理會計發展至今的歷史表明,管理會計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其實現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本質是必然存在的客觀,并且隨著社會實踐的進步,管理會計必然圍繞著這一本質推進其發展、變遷。
[①]余恕蓮、吳革,管理會計的本質、邊界及發展,財務與會計[J],2006年3月第6期(總390期),P68.
[②]鑒于本文主要探討非法律因素對企業交易行為及管理會計的影響,因此外部交易不作為研究重點。
[③]杰羅爾德﹒L.齊默爾曼著,邱寒,熊焰韌,李芳譯,決策與控制會計[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第二版,P2.
參考文獻
[1]托馬斯·約翰遜,羅伯特·卡普蘭合著,金馬工作室譯,管理會計興衰史——相關性的遺失[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2]威廉姆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論企業簽約與市場簽約[M].商務印書館,2002.
[3]李天民,管理會計研究[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4年10月.
[4]余緒纓,管理會計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5]胡玉明,21世紀管理會計主題的轉變:從企業價值增值到企業核心能力培值[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1年第1期.
[6]孟焰,西方現代管理會計的發展及對我國的啟示[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
[7]康芒斯.于樹生譯.制度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8]科斯,社會成本問題[J].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9]杰羅爾德﹒L.齊默爾曼著,邱寒,熊焰韌,李芳譯,決策與控制會計[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0]埃里克·弗魯博頓.魯道夫·芮切特著,姜建強.羅長遠譯.新制度經濟學---個交易費用分析范式[M] 上海:三聯書店,2006.
[11]米勒G. J, 管理困境: 科層的政治經濟學[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財務規則論文范文6
論文摘要:長期以來,集團公司的財務管理是一項非常浩大的工程,由于集團公司財務管理的復雜性與繁瑣性,這之中必然存在了不少問題,內部審計是輔助財務管理的有力工具,因此,再次基礎上,本文將對集團公司的內部審計方案進行研究。
一、集團公司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與原因
1.1內部管理的問題
(1)內部控制失靈。
不少集團公司對于其內部管理并不重視,從而導致公司內部控制失靈。內部控制是否有效,這將關系到一個集團公司是否能長期健康地發展。并且,在我國現階段,集團公司內部控制的失靈還將導致會計信息的準確性與真實性。
(2)決策、監督、執行缺乏約束。
尚未建立一套完善、有效的體系來加強對決策、監督和執行進行約束,換言之即對決策者缺乏合理的規則約束和有效的監督,對執行者更是缺乏約束,執行表面化、形式化現象較為突出,陷入有章不循或是無章可循的困境。
(3)決策不民主
民主決策意識不夠,群眾參與性不廣,決策者主觀能動性較為突出。
1.2相關人員素質欠佳
(1)缺乏稱職的專業能力;
有些集團公司派遣的財務管理人員缺乏稱職的專業能力,不具備專業知識,致使其難以發揮在財務管理中的作用,從而影響管理的質量。
(2)職業道德水平不高;
一些具備專業職稱專業能力的工作人員,工作態度與職業道德水準并不高,這使得其無法充分發揮專業優勢,貢獻于財務管理的實施過程。
(3)合作與溝通精神不足;
財務管理的實施需要良好的合作和溝通,有些工作人員因為怕麻煩而忽略了這點,繼而導致其在實施的過程中頻頻出錯,影響財務管理的效果。
1.3責任追究制度的缺陷
(1)責任不明確,扯皮現象;
由于長期缺乏競爭意識和進取精神,又無相對的激勵機制,因此,責職不清導致工作推諉和扯皮現象時有發生。
(2)責任追究規則不合理,權責不對稱、副手現象;
對于已過時的責任追究規章制度未作修改,故權責明顯不對稱,一個正職,多個副手的現象更加重工作失誤頻發,更無從追究責任人;既浪費納稅人的錢財,更損害國家利益。
(3)責任追究的執行不力,大事化小現象,既執法力度弱化部分。
由于上述兩點,因此,對于責任的追究執行的力度便會弱化,往往將該追究的責任事故不了了之。規則配置不當的表現為:①報酬過低,而義務太多;②權利太多,而義務太少;③利益與權利過大,而責任太少;這些表現會改變人與物質對象的結合方式和人們的行為方式。
二、內部審計的三個步驟
2.1 計劃
計劃階段是整個審計過程的起點。對于任何一項審計工作,為了如期實現計劃目標,內部審計師都必須在具體執行審計程序之前,制定科學、合理的計劃,科學、合理的計劃可幫助內部審計師有的放矢地去審查、取證,形成正確的審計結論,從而實現審計目標;可以審計成本保持在一種合理的水平上,提高審計工作的效率。
2.2 執行
實施審計階段是根據計劃階段確定的范圍、要點、步驟、方法,進行取證、評價,借以形成審計結論,實現審計目標的中間過程。它是審計全過程的中心環節,其主要工作包括:對被審計公司內部控制的建立及遵守情況進行控制測試,根據測試結果修訂審計計劃;對會計報表項目的數據進行實質性測試,根據測試結果進行評價和鑒定。上述兩項工作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
2.3 糾正機制
核定違反項、不符合項。
擬定違反項的整改意見和不符合項的糾正措施。
進行后續檢查,以確定對不符合項是否采取了恰當的糾正措施:確定糾正的措施是否已經實施并正在取得預期的效果。
三、內部審計方案的對策與建議
集團公司可以結合實際的情況將集團公司規定的流程設計方案進一步具體細化,科學有效的實施內審計劃,切實發揮內部審計的監督與服務的作用。
3.1 計劃階段
在準備階段中,審計計劃的編制是內審項目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審計計劃的編制應由集團公司內審機構項目中的有關人員進行負責,然后經由相關項目管理人員探討。作為整個項目審計的重要的一項,審計計劃應該在項目結束后進行對其歸檔。在審計計劃編制好后,還要對其進行初步審核。公司的內審機構組織專門人員可以對審計計劃進行審核,外部審計機關也可以被委托對其進行審核。審計計劃的審核內容主要集中在審計目的、范圍是不是得當,項目審計進度是不是合理,一些審計程序根據重點審計領域和重要會計問題所擬定的是否符合實際情況,項目財務風險評估在有關方面是不是準備的很充分等。
3.2 執行階段
在內審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內部審計工作發揮它控制與監督的兩大職能。并且和內審項目一起被實施,內部審計機構必須要做好審計控制的工作,這樣才能保證每一階段經濟業務的準確性。另一方面,只有通過內部審計的有效監督,才能對付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出現的財務風險。其中,在這一階段的有關內部審計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內部審計財務預算,審計計劃在時間預算上的安排,內部審計控制質量以及按照審計計劃執行相關財務支出和收集審計證據以及在一些內審項目的審計疑難問題的咨詢等等。
3.3 結束階段
內審項目管理最后的結束階段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整理審計證據和工作底稿、對項目審計報告初稿進行編制、和項目相關負責人交換對項目審計報告的意見、報告的定稿、報送以及與相關證據、工作底稿和審計記錄檔案建立等內容上。其中,底稿是整個審計工作的核心部分,是審計師作出結論的直接依據,同時也是審計質量控制與質量檢查的主要依據,而且對以后的審計業務做出了重要的參考依據。其中底稿主要包括被審計公司沒有進行審計的情況,過程的記錄和有關人員對其下的結論。在底稿形成之后,要進行復查,其中主要包括所依據的資料是否可靠;所得到的證據是否充分;判斷是否合理;結論是否下的恰到好處。在底稿形成后,審計小組應當按一定的標準對其進行歸檔。
參考文獻
[1][美]約瑟夫·M·朱蘭主編,焦叔斌等譯,(Juran`sQualityHandbook)《朱蘭質量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