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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概論范文1
【關鍵詞】：長沙窯 ；裝飾藝術； 釉下彩； 非遺； 遺址保護
1、長沙窯的藝術魅力與價值
長沙窯是地處湖南省長沙北郊銅官鎮，為唐朝時期的大型民間窯場之一。如今僅存的遺址發掘出大批的釉下彩瓷器佐證了這里是釉下彩這一項裝飾工藝的發源地。在殷商朝代之前就開始了最為鼻祖的手工制瓷。而后到了唐代，該瓷技藝就十分成熟且技藝集中了。
故本文將從長沙窯瓷器的技藝、造型及繪畫裝飾三個方面討論其藝術魅力之所以長久不衰的原因。
1.1長沙窯獨特的釉下瓷繪裝飾工藝
一千多年前，長沙窯首創了釉下裝飾工藝，這也是長沙窯在陶瓷史上獨樹一幟的原因。因為通過了爐火的高溫燒制過程，釉與釉相互滲透形成了人工“窯變”視覺效果。其中，長沙窯的白釉瓷器最區別于景德鎮的青白瓷器，據推論，景德鎮曾盛行一度的“釉里紅”，其創燒者應是唐代長沙窯的陶人們。長沙窯的瓷器裝飾風格的形成使得南方的彩瓷顏色從青色過渡到了多色，這無疑是它最具藝術魅力的一點。
1.2豐富多彩的造型工藝
長沙窯瓷器的造型不同時期表現豐富多彩、形態各異。其前期形態豐滿端
莊線條圓潤柔和，瓶體大部分珠圓玉潤，如瓜型腹雙唇壇等瓷器。而后期形態趨于雋麗，有出新意以應時宜之用，且大都有雄渾瀟灑之唐風。此外還有帶情節描述的造型，例如青釉囤攔男孩俑的瓷器雕塑更為佳品，這些作品的存在更讓人佩服于當時匠人的藝術心境與表現手法之高，達到了使觀者身臨其境的的感受。
1.3精美的彩繪裝飾圖案
詩文為主題的裝飾圖案是長沙窯的首創圖案。其他圖案包羅人物花卉魚鳥點彩圖案等。另外還有國外傳播進來賦有宗教意義、國外生活景象的、以及民間格言諺語的紋樣圖案，這些圖案便給長沙窯多了層記錄歷史、描繪舊時風貌的實際意義，可以在其中發現歷史上的一些地理風貌和文化典故，甚至作為一種可觀的繪畫文獻存在。
長沙窯的裝飾繪畫手法又接近于現代水彩的繪制方法，配合其特殊的白瓷燒制工藝以及渲染技法，頗有一番獨特的神韻，在藝術鑒賞上有很大的欣賞價值。在表現湘江兩岸風情的繪畫裝飾上運用了大量的水彩繪制技法，且濃墨且重彩，又是樸素的、存在一份真切的，從這點上講長沙窯是極具有藝術魅力和文化內涵的。
2、長沙窯的遺址保護
遺址是發掘我國古代歷史文化、文明習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及途徑之一，可以把它稱為是實物的歷史書，可以觸摸的古代文明。由于大部分地面以上的遺址因為地理、歷史等自然、戰爭因素消失殆盡，所以地下的佐證就變得至關重要了，但是近年來人為原因使得遺址被損或者永久掩藏，所以人為帶來的遺跡破壞是十分惡劣的。自從長沙窯銅官陶瓷技藝申報國家非物質遺產以來，該文化遺產得到政府和相關專家的密切關注，同時，也增加了遺址的被盜危險性、自然破壞性等可能性，所以對于這類古遺址如何保護就是迫在眉睫需要擬定并實施的了，為此，有效保護、合理開發就變得十分重要了。從而通過調研了解到了遺址存在的保護問題并得出一些相關的解決對策及方案。
2.1遺址現狀的保護問題
2.1.1原定文物保護范圍過小，有一些遺址暴露于保護圈外，使得部分文物受損。
2.1.2遺址面積大，土地開發等人為因素破壞了遺址區的土層穩定。
2.1.3遺址處于原來的河道兩邊，自然因素如雨水頻繁導致遺址被沖刷折損，積水將釉質破壞，在氣溫極低時造成文物破裂等情況。
2.1.4周圍動物、牲畜、家禽等踩踏土層表面或挖掘造成的文物破壞。
2.1.5深根植物的根系造成文物滋生苔蘚等真菌，并由于土體遭到破壞，沒有了保護層所以造成文物開裂、風化。
2.1.6部分人造采泥洞塌陷導致的文物破壞。
2.1.7 國家建設、公路建設時對遺址群造成的重度破壞。
2.2遺址保護對策
2.2.1建立遺址區排水系統，實行雨水、污水分流排放，建立渠道遠離遺址區。
2.2.2土層、河道兩旁加固保護，對窯址出現裂縫的地方進行維護修補。
2.2.3日常派人巡邏，進行保養與維護，并防止盜墓者等不法分子的活動。
2.2.4國家在進行市政建設或道路施工、土地開發時，提前對該區域做及時勘測調查，并建立地面標識、做好文物的登記工作。
2.2.5建設露天保護設施，給文物以天然的覆蓋保護層。
2.2.6禁止開山采石取土等活動，并種植淺根基植物、做好綠化工作防止水土流失。
3、結語
縱觀，長沙窯在瓷史上的存在時間置于時間長河中并不算很長，但是遺址的存在讓我們時隔千年又觸摸到了那一份來自于歷史的感動，同樣我們在其中也被其除了考古收藏鑒賞價值以外藝術魅力所深深吸引，它風格多樣、題材豐富的釉下裝飾更是帶給后人奇異的視覺感受，也更為全面的擴充了后世學者的美學見識。長沙窯的陶瓷被熟悉度雖然不及景德鎮的陶瓷，但是它作為擁有自身創新的一個類別，將被更多的人所熟知所擴散，也將散發出更為迷人的氣質來。藝術是民族的，藝術是屬于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根，我們流連于其中，感受到的不是沾染著泥土的碎片遺址，而是存在于眼前的那股歷史遺留的氣息，它的歷史文化價值與藝術價值是湖湘文化的一大珍寶，是承載著湖湘文化精神本質的寄托。所以我們應當保護好我們的文化根基，保護好我們存在于本體上的精神家園。
[參考文獻]：
[1]李暉柄，長沙窯，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12
[2]程金城，中國陶瓷藝術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湖湘文化概論范文2
關鍵詞:音樂文化;音樂地理;地理環境
在21世紀科技高度發展的時代,音樂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一直伴隨著人類歷史的展衍。無論人類社會歷史怎樣展衍,都與地理環境密切相連。不同區域的地理環境帶有不同風格的音樂文化,地理環境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和制約著音樂文化。
為了使我們詳細了解音樂與地理所建構的知識體系,深度探究音樂文化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我們有必要首先對地理學、音樂地理學學科內涵作一簡要概述。
一、地理學、音樂地理學學科概念及研究范圍
地理學(geography)是一門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區域分異的學科,研究主旨在于探討人與地理環境的關系。①地理學學科體系分類將之分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兩部分。眾所周知,早期地理學研究內容主要偏重于自然現象。我國古代地理學,主要包括水文地貌、氣候土壤、地域風情、疆域山川等方面的內容。在現代地理學研究內容中,以人地關系為主題。它著重研究地球表面人類各種活動或者是人與環境的關系所形成現象的分布與變化。②人文地理學隨著科技的高度發展,其研究范疇更為深入詳細;在分支學科中文化地理學與音樂聯系最為密切。故此,針對文化地理學的概念及研究內容,我們需要進一步深入了解。
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它以研究人類文化的空間組合,即人類文化活動地域系統的形成及其發展規律為主旨。③其研究內容主要有文化區域研究、文化源地傳播研究、環境感知研究等。這文化地理學研究內容現已納入音樂文化內容,對音樂文化起到輔助作用。擴散、遷移是文化與地理最密切相關的問題。因此,促進了對音樂傳播、區域影響等各方面的深入研究。
對于音樂地理學學科內涵,顧名思義是指針對音樂文化研究運用了地理學的學科理論、研究觀念與方法的邊緣交叉學科稱為音樂地理學。在地理學中,文化地理學理論影響著音樂文化研究。因此,音樂地理學這一邊緣學科研究課題內容已廣泛涉及音樂風格、音樂傳播、音樂文化區域、音樂的社會生活等眾多方面。
二、音樂文化與地理環境
著名學者Parris曾說:“我們無時無刻不受到音樂的熏陶,雖然我們幾乎常常忽視它的存在。音樂從家庭的音響設備里傳出,在我們的汽車里飄蕩。它出入銀行、辦公大樓、超級市場。電影和電視畫面與音樂相配,才使得我們感受致深。工作時,音樂相伴相隨;晨練時,音樂設定了節奏。是音樂催嬰孩兒入眠,幫助人們做健美操。各種典禮儀式及宗教都離小開音樂。”從這段話中,我們可知:音樂無時無處不在我們的生活空間之內。它代表著地域風格,表達著地區風貌。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中,都能身臨其境在音樂之中。讓音樂文化深深的嵌入地理環境之中。
1.音樂文化區劃與地理環境
根據世界各民族音樂風格、地理風貌的差異,在王耀華先生編著的《世界民族音樂概論》一書中,似可將世界民族音樂劃分為九大區域。即:東亞音樂文化區、東南亞音樂文化區、南亞音樂文化區、西亞、北非音樂文化區、黑人非洲音樂文化區、歐洲音樂文化區、北美音樂文化區、拉丁美洲音樂文化區、大洋洲音樂文化區。用地理學科的角度分析,之所以將音樂文化區劃分為九大區域,是因為這九大地區的地形、氣候、水系、山脈都以形成了不同風格的音樂文化。
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區劃中,“漢族民歌色彩區”是最早的研究成果。根據苗晶、喬建中先生“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研究成果中大致將漢族民歌色彩區分為十一個區域。即:東北部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區、西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區、江淮民歌近似色彩區、江浙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區、閩、臺民歌近似色彩區、粵民歌近似色彩區、江漢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區、湘民歌近似色彩區、贛民歌近似色彩區、西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區、客家民歌特區。“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的劃分不僅以地理環境為依據,而且以文化背景、語言環境、民間習俗為依據。
綜上所訴,我們即可總結出:地區自然環境、文化環境、民間習俗與音樂文化風格、體裁形式存在著密切聯系。音樂文化類型的劃分與地理學描述的不同范圍和不同地貌的自然地理環境劃分是相互聯系的。
2.音樂文化源地傳播與地理環境
文化源地是指人類最早產生文化的發生地。文化傳播是指將文化通過相關途徑促進地區之間的交流。關于音樂文化源地傳播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絲綢之路的音樂”。筆者認為,從地理環境角度分析,“絲綢之路”所涉及的路線比較通達,曾有海洋、綠洲、草原三條道路。從文化藝術角度分析,“絲綢之路”所涉及的地區文化環境比較豐富,比如西域各國的音樂文化。
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的交流主要發生于綠洲道路上。從這條道路上,使得西域各國音樂文化流入中國內地。絲綢之路的音樂文化交流主要體現在樂器(豎箜篌、琵琶、羯鼓等)、樂舞(天竺樂、安國樂、高昌樂等)與樂律理論等方面。④
音樂文化傳播受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因素的影響。我國傳統音樂自古以來都靠傳承、傳播進行推廣。地理環境既可以成為音樂文化傳播的擴散途徑,也可以成為音樂文化傳播的天然阻礙。音樂文化的傳播既能促進世界各國之間的音樂文化交流、加強地域音樂風格發展,還能縮小音樂文化的區域差異。
3.音樂體裁風格與地理環境
用地理學的角度分析,由于受地形、地貌、氣候的影響,結合音樂起源說中的勞動產生音樂的觀點、方言語音等因素,所形成的音樂體裁風格各不相同。
“漢族民歌色彩區”的劃分就帶有這些因素,舉一些差異較大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如:東北部平原包括山東、東北三省及蘇北、江蘇徐州等地區。由于自然環境優越促使經濟繁榮,從而音樂文化發達。民歌的體裁主要是小調、秧歌、勞動號子,音樂風格為五、六、七聲調式。代表曲目:《沂蒙山小調》、《小白菜》等。西北部高原包括陜西、山西、青海東部、內蒙西部等地區。其地貌為溝、崎嶇不平,音樂體裁為山歌,最為熟悉的代表是陜西信天游,曲調高亢,略帶蒼涼感。代表曲目:《走西口》、《三十里鋪》等。江浙平原包括江蘇南部、上海、浙江及安徽等地區。其氣候濕潤,以平原和濱海為主,素有江南水鄉之稱。民歌體裁代表婉轉秀麗的江南小調,風格偏為細膩、委婉。代表曲目:《茉莉花》、《紫竹調》等。粵包括廣東大部分、廣西南部及海南島的部分地區。民歌在方言使用中為粵語。其特色民歌體裁為咸水歌,風格質樸帶有抒情性。代表曲目:《怨爹娘》、《落水天》等。從上述例子更加充分了解到:音樂體裁風格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不同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不同的音樂體裁風格,兩者息息相關。
三、結語
從地理學的角度分析音樂,將音樂文化區劃p音樂文化源地傳播p音樂體裁風格與地理環境相聯系,即可知:不同的地理環境創造不同的音樂體裁風格。音樂不能夠獨立的存在和發展,從一開始就伴隨著人類整個歷史的發展。自然地理學p文化地理學為音樂提供了物質精神基礎,地理環境因素為音樂文化的展衍提供了必要條件。
音樂是文化范疇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表達思想感情的一種方式,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特定產物。音樂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既具有外在的表現形式,也具有內在的涵義。音樂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資源,具有區域性特點,其特點離不開地理環境的影響。特定的地理環境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先決條件也是滋生和形成不同種族、地區文化傳統、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礎。音樂文化形態描述及音樂文化區域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觀點與地理學強調的區域觀點是相通并互相借鑒p吸收。地理環境的研究對于音樂文化的研究起著重要作用。音樂地理學的研究縮小音樂文化的區域差異,促進世界各國之間的音樂文化交流p加強地域音樂風格發展。
注釋:
①《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
社,1984年版,第1頁。
②李旭旦.《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卷》,《人文地理學》
辭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
③張文奎.《人文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頁。
④高興.《音樂的多維視角》,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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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概論范文3
全文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對目前已有的幾種湖南方言分區作了分析和評論，其中，重點討論了周振鶴
和游汝杰的分區。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種新的分區方法（聲韻調系統三重投影法）并用這種方法給湖南方言重新
分了區，分區結果用湖南花鼓戲的流行區域來作驗證。第三部分，結束語。
一湖南省方言分區述評
1．0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學者對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種分區。這五種分區分別是：楊時逢先生的分區（
1974年，臺北，《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442－1447頁，下簡稱《報告》），日本學者＠①伸久先
生的分區（1979年，東京，《湖南諸方言》，載
《中國語學》226期，下簡稱《分布》），湖南師院中文系的分區（1960年，長沙，《湖南省方言普查
總結報告》（石印本）240－247頁，下簡稱《總結》），鮑厚星和顏森的分區（1986年，《湖南方
言的分區》，載《方言》1986年第4期，下簡稱《分區》），周振鶴、游汝杰的分區（1985年，《湖
南省方言區畫及其歷史背景》，載《方言》1985年第4期，下簡稱《背景》）。這五種分區，從方法上看
各具特點，從結果上看互有參差，下面，我們將其分成兩類來討論。
1．1．1楊時逢先生分區的方法是：“把某一處的方言特點歸納起來，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點，聲調
的類別，音韻特點，開合口及調類等區別，來作分區的條件。”實際工作中，楊時逢先生用作分區條件的特征
條件有十二項。根據這些分區條件，楊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個區。第一區是“典型的湖南話”，第二區“大
都跟第一區差不多，第三、四兩區難以命名，第五區接近西南官話”。對這個分區結果，楊先生自己也很不滿
意，認為“不很理想”。對這個結果，方言學界也議論紛紛。鮑厚星認為《報告》把長沙和慈利、平江、瀏陽
等地畫一區，把衡陽和常德畫為一區都是不合適的（見《湖南省漢語方言地圖三幅》的文字說明部分，載《方
言》1985年第4期）。《背景》則認為《報告》的“分區圖有些支離破碎，難于令人滿意”。我們的看法
是：《報告》立足于語言實際，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實面貌，如一、二兩區的大多數方言點
，學術界一般都認為屬湘語系統，第五區劃歸西南官話也大體無誤，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區圖看去有點支離破碎
，只要符合語言實際，也不應算是作者的錯。但勿庸諱言，《報告》的分區也與湖南方言的實際情況有相當的
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藍山、嘉禾等地，按《報告》上列出的語言材料就應劃歸西南官話（見黃雪貞《西南官
話的分區（稿）》，載《方言》1986／4），如果考慮到這些地方的雙重方言性質則可暫列為雙重方言區
來處理，具體分區待查明全部情況后再作決定（見鮑厚星《湖南省漢語方言地圖三幅》中有關的文字說明，載
《方言》1985／4）。《報告》分區偏離語言實際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區條目有綜合無系統，不能總
括湖南全省的語言實際，用這樣的條目來分區，自然要影響其分區質量。
1．1．2《報告》的分區中，長沙和城步同屬第一區，與城步接境的武岡卻屬第二區。對此，《背景
》批評道：“城步跟長沙不但主要的語言特征相差甚遠，而且很難通話，而城步跟武岡則語言大半相似，交談
也不很困難。”在這里，《背景》用來衡量分區質量的標準看來是兩條：主要的語言特征和通話程度。可以據
此推知，如果甲乙兩地方言的主要語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話或通話不大困難的，就應劃為同一方言區，如
城步與武岡，反之則否，如城步與長沙。可見，這兩條不但是檢驗分區結果的依據，也是分區時應遵循的標準
。這兩個問題雖然是在對《報告》的批評中提出來的，但由于它們在方言分區中關系重大，有必要略作進一步
的討論。
先談“主要的語言特征”。
到底長沙、城步和武岡三個方言點各自“主要的語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沒有明確指出。倘若真的
只用一兩條特征就可以進行有效的方言分區的話，那不但《背景》對《分布》的批評難以成立，而且《背景》
用數學方法來進行分區也屬多此一舉。因此，《背景》據此批評《報告》不但不得要領，而且還自相矛盾。究
竟某方言區有沒有“主要的語言特征”，“主要的語言特征”具體所指又是什么，對此，方言學界有種種看法
并有過大量的分區實踐，筆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語言特征”難以確定，寧可用方言的“區別性特征”來
代替它。在分區實踐中，這種“區別性特征”可以通過多方比較來抽取。根據分區的需要，可以用一條，也可
以用多條。這些分區條目不論是“一”還是“多”，都要求對內有盡量大的周遍性，對外有盡量強的排他性。
用能否通話來檢驗分區結果也是值得考慮的。就《背景》的分區而言，也不乏同一區中有不能通話或通話
困難的，如第三片中的湘鄉與零陵，而分屬兩片卻也有通話不大困難的，如第二片的懷化與第五片的郴州，等
等。大量的語言事實證明，同屬一個方言區中的不同方言點可以有不能通話的，如閩語區中的廈門話和福州話
；而不屬同一方言區甚至不同的語言也有可以通話的，如德語和瑞士語。這是因為，能否通話不僅決定于兩種
方言的相似性，還決定于兩種方言的交際頻度。一九八七年筆者曾以湖南師大中文系八四、八五、八七三級的
同學作為調查對象調查過外地同學對長沙話的可懂度和認同感，經計算機處理后的結果是：
大體聽懂基本聽不懂大體相同基本不同
八四97．5％2．5％34．6％65．4％
八五95．7％4．3％25．5％74．5％
八七62．8％37．2％12．2％87．8％
據上表中八四級與八五、八七兩級同學對長沙話可懂度和認同感的區分比值的差異可以看出交際頻度與它
們的比例關系。而且，通話程度還受城鄉、職業、年齡甚至性別等條件的制約。事實上，既難于把它作為一個
分區因素來參與分區，也難于把它當作一個可靠的標準來衡量分區結果。
1．1．3第二種是日本學者＠①伸久先生的分區。《分布》據以分區的材料也來自《報告》。方法是
：根據“古全濁聲母的變化”繪出方言圖來進行分區。《分區》把湖南方言分為四種“型”，定名為“江西型
湘方言”，“北方型湘方言”，“老湘型湘方言”和“新湘型湘方言”。國內學者一般是把“江西型湘方言”
看成贛方言或贛客方言，把“北方型湘方言”看作西南官話。《分布》的分區是比較典型的單一特征法。《背
景》認為：“這個方法雖然簡便，但是按這個標準作成的分區圖也不能反映湖南方言的實際。”《分區》將湘
西的永綏（花垣）、乾城（吉首）、保靖、永順、古丈、瀘溪、辰溪、沅陵等地劃歸“老湘型方言”，對此，
《背景》指出，“＠①伸久將古全濁聲母只要今平音讀濁音的也包括在內，湘語的范圍自然要擴展到上述永綏
等縣。事實上永綏等縣的語言特征與西南官話的特征大部分相似，反以這‘半條’特征將其劃入湘語南片是不
妥當的。”《背景》的批評無疑是正確的。單一特征判斷法的優點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分區結果清晰正確，
缺點是往往以偏概全。在方言區的交錯地帶和過渡區域，在方言面貌因長時期的交融滲透而變得模糊不清的地
方，這種方法的可行性尤其差。
1．1．4第三種是湖南師院中文系的分區。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零年，湖南師院中文系承擔了湖南全
省的方言普查工作，當時共調查了八十七個縣市，后由彭秀模、曾少達等同志根據調查材料寫成《湖南省方言
普查總結報告》。《總結》中對湖南方言作了分區工作。方法是：根據分區者對湖南方言的一般印象，“先把
幾個較大的土語群最明顯的特點歸納出來，然后把特點大部分相近的土語群合并為一個方言。”方言區的范圍
基本上定下來后，就把可以肯定的先肯定下來，碰到甲乙兩可的交界處方言就“根據反映方言特點的地圖來分
析研究。分析它們哪些特點和甲區相同，哪些特點和乙區一致，最后根據它們與哪一區特點較多相同的特點劃
歸哪區。”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注意該方言“必須具備的主要特點。”而不是“不分主次，單憑機械多數”來確
定其方言區屬。結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三個區。第一區“基本上是湘語”，第二區“基本上屬于西南官話”，第
三區“大致接近江西話”。《總結》的分區在具體運用中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即：由于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漸
變的，甲近乙，乙近丙，丙近丁，而甲與丁卻可以相去甚遠。這樣，在把幾個看起來相近的土語群進行單向歸
并時，就有可能把本來差別甚大、應分屬兩區的方言給歸并到一個方言區中去。如《總結》第一區中有瀘溪、
辰溪等方言點，就其總體特征看，應與第二區的懷化、吉首、沅陵等要更接近一些，而與長沙、湘潭等地的方
言相差甚大。只因為“辰（辰溪）溆（溆浦）土語群”接近“衡（衡陽）邵（邵陽）土語群”，而“衡邵土語
群”又接近“湘（湘鄉）漣（漣源）土語群”，“湘漣土語群”與長沙、湘潭等地的話又更要接近一些，這樣
單向歸并，結果就把本來不屬同一區的方言給并為一區了。《總結》分區時在使用材料上也有欠妥之處。湖南
的藍山、嘉禾、宜章、桂陽、郴縣、新田、江華、江永等地除了共同使用一種各地小有區別的西南官話（與桂
林話很接近）外，各地內部還使用著一些差別很大，而且方言特征很奇特的“土話”。《總結》在分區時，單
把藍山、嘉禾兩地的土話拿出來分區，從而把它們從湘南雙語區獨立出來并合并到第三區中去，成為第三區孤
懸于第二區中的方言島，這顯然是不符合分區原則的，也不符合方言的實際情況。
1．1．5第四種是鮑厚星和顏森的分區。《分區》使用的方法雖然比較單一，但分區的標準卻頗為靈
活多變。《分區》把湖南方言一共分為六個區。第一區是“湘語”，分區的依據是古全濁聲母的變化。第二區
是“贛語區”，分區標準有三項：一條是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為送氣清音，一條是梗攝字多有
文白異讀，另外還列了一些詞匯。第三區是“客家話區”，《分區》沒有明確“贛語”和“客家話”的區別界
限，語音上好象是“影母字今開口呼讀零聲母”這一條，另外還有詞匯條目的區別。第四區是“江淮官話區”
，分區標準主要是“古全濁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為清音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另外就是“古入聲全
濁聲母字今全部或部分歸陽去（去聲不分陰陽時就歸去聲）”，其他還列了“他的”和“喝茶”兩個詞組。這
一區中有《背景》列為西南官話標準點的常德，還包括湖北省的鶴峰、松滋、公安、石首等地，所以統稱為“
江淮官話常（常德）鶴（鶴峰）片。”第五區是“西南官話區”，這一區沒有給出分區標準，內部分片時也未
明確分片依據。第六區是“鄉話”。“鄉話”主要分布在“沅陵西南部以及溆浦、辰溪、瀘溪、古丈、永順、
大庸市等地與沅陵交界的地區。”大約有四十萬人說這種話。“鄉話”的主要特點有：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
塞擦音時平聲為不送氣濁音，仄聲為送氣清音。另外，入聲有喉塞尾，古次濁平聲今讀陰平。古全濁上聲今仍
讀上聲，等等。《分區》的主要優點是分區時不拘泥于某一標準，不僅考慮語音特點，也兼及詞語的異同。分
區時不反分出大區，還給大區再劃出片，有的地方方言界限還深入鄉鎮一級，分得比較細致深入。但勿庸諱言
，《分區》也是有一些缺點的，這主要體現在所使用的標準上。由于標準不統一，有時甚至連分區標準都未說
明就直接分區，這就難免給人一種分得較為主觀臆斷的感覺。另外，凡《分區》使用單一標準的地方都無法避
免單一標準以偏概全的缺點，如“江淮官話常鶴片”，如果不是只從一兩個語音特點著眼的話，根本就劃不進
江淮官話里去。此外，就《分區》的題旨來看應是封閉式的區域方言分區，沒有必要把湖北省的方言也包攬進
來，而且還包攬得不對。按趙元任先生等人的分區，鶴峰、石首、公安等地的方言特點介于湖北第一區（西南
官話）和第二區（楚話）之間，同時還有一些湖南話的特點，因而獨立一區以顯示其特點，實際上是一種過渡
區域的混雜型方言，趙元任先生等人也沒有把它們和江淮官話聯系起來考慮（見趙元任先生《湖北方言調查報
告》一五七頁），于此可見《分區》的處理是不很妥當的。
1．2．0由于周振鶴、游汝杰二人的分區不止使用了一種分區方法，在分區過程中還涉及了湖南方言
的歷史文化背景，并將其中的歷史行政區劃作為分區調整的重要“參考項”直接介入分區，經過研究，我們發
現其中還存在著不少問題，需要適當展開討論，因此我們把《背景》的分區單列為一類加以述評。
1．2．1《背景》仍使用《報告》的分區材料，分區對象仍為《報告》中的七十五個方言點。《背景
》在分區方法上最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數學方法，并結合語言學和人文地理兩個方面來進行調節和補充
。具體的作法是：以《報告》中提出的比較各地方言異同的五十二個特征項目作為分區依據，建立數據庫，參
照數學集群方法，先比較七十五個方言點之間特征項目的接近程度，然后按接近程度來作初步分區，最后再用
“較重要的語音特征”和“歷史人文地理因素”兩個參考項來作“局部調整”。在分區過程中，作者還根據自
己對湖南方言的“模糊印象”先把湖南方言分成四個“集”，并給每個“集”指定一個代表點，然后把這一集
里的其余各點來和“代表點”作比較，按各方言點與“代表點”的接近程度分歸各集。結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五
個片，根據《背景》有關的文字說明和分區圖來看，五個片分別為：第一片是以常德為代表的西南官話片，第
二片是以長沙為代表的湘語北區，第三片是以城步為代表的湘語南片，第四片是以平江為代表的贛客語片，第
五片沒有代表點，是南部山區官話和湘語的混雜片。在數學方法運用上，《背景》設置了四個“標準點”來對
周圍的方言進行吸附式向心歸并，這樣把原數據陣上縱向排列的七十五行數據省減為四行，既簡化了計算過程
，又簡明扼要地用數值表述了各片及同片內各方言點之間的接近程度。
《背景》對自己的分區結果是頗為自信的，認為“大致符合各片方言的個性，也符合湖南人的語感。”湖
南人的語感姑且勿論。但當我們拿《背景》的分區與前述幾家逐一比較時發現，這個分區與《總結》非常接近
，兩張分區圖大體可以重合，只是湖南山區有較大差別，其他地方在邊緣地帶有一些參差。如前所述，這樣的
分區仍然是相當偏離湖南方言實際的。《背景》盡管使用新的方法卻未取得實質性突破，這個方法與結果的矛
盾有必要加以認真研究。
1．2．2陸致極在《漢語方言間親疏關系的計量描寫》（載《中國社會科學》1987／1）一文用
電子計算機對現代漢語七大方言區中的十七個方言點作了類聚關系處理，實際上具有分區意義。二十年代趙元
任先生對吳語所作的分區表明，只從語言特征條目出發也可以對方言進行分區。分區經驗證明，數學方法和語
言學方法（甚至是單一特征判斷法）在分區上都是可以自給自足的。《背景》在采用數學方法后又要依靠“主
要的語言特征”和“歷史人文地理”兩個“參考項”來作分區調整，這就不能不使人對其數學方法的有效性產
生懷疑。
《背景》采用《報告》中用來比較各地方言異同的五十二項特征來建立數據庫，根據存入的數據來計算任
意方言點之間的接近值，然后通過比較接近值大小的方法來達到分區目的。由于存入數據庫的語音項目是五十
二個，因此，任意方言點間的最大接近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為了簡化計算，《背景》挑了四個“標準點”
，讓其余各點來依次與它們相比較，凡和上述四點中任一點接近值最高的，就將它劃入該標準點所代表的方言
片中去，這樣，就把語言學的分區轉換成一個數學上的集合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確定隸屬變－－即任一方
言點可以歸屬于某標準點的最低數值。由于最大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所以任一方言點歸屬任一代表點的隸
屬度為“大于或等于二十七（X≥27）。”這時如果出現下列情況時就不能進行歸集：當某一方言點與四個
代表點的接近值都小于二十六時（因為這表明二者之間的關系是異大于同）；正好是二十六時（因為異同相等
）；與兩個代表點接近值同時大于或等于二十七時（因為當同一方言點同時從同一邏輯門進入兩個代表點后，
歸集后的方言點數會大于實際參加分區的方言點數，從而與實際不符）。根據《背景》表一中提供的數據，可
以合法歸集的方言點有：
長沙點
南縣36安化27湘潭29通道28
城步點
新寧28東安28祁陽31
常德點
石門31慈利33大庸32龍山37永順29
保靖30永綏32古丈29沅陵31乾城29
鳳凰30麻陽27晃縣31靖縣31澧縣29
安鄉35華容27桃源35漢壽41衡陽31
平江點
臨湘31岳陽32
（地名后的數字為其與該代表點的接近值）
以上各點合計29個。除去4個代表點，參加歸集的方言點是71個
，可歸集的方言點占總數的40．9％。
可以分屬兩個代表點從而不能歸集的方言點有：
桑植芷江黔陽會同臨澧湘陰
長沙272728283629
常德3138313140＿
平江＿＿＿＿＿29
以上合計6個。加上其余與4個“代表點”的最高接近值都小于或等于26的35個方言點后為41個，
占參加方言分區的方言點數的59．1％。這些事實充分證明《背景》的數學方法基本上是失效的。《背景》
顯然是看到這一點的，于是又增設了“較重要的語音特征”和“歷史人文地理”兩個“參考項”來作“局部調
整”，這固然可以看成是一種方法的創新，但實際上也是出于不得己。由于一半以上的方言點的歸屬是靠“參
考項”“調整”出來的，而“參考項”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較重要的語音特征”一項，在這種情況下，《背
景》的分區自然就難于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造成這種失誤的主要原因是《背景》對賴以建立數據庫的五十二項
語言特征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分析。《報告》提出的五十二項語言特征是用來顯示湖南方言的差別性的，為了上
圖的方便，只能“求異”而舍同，因此，雖然項目多達五十二項，但仍不能認為它們已經全面地系統地反映了
湖南方言的全貌，用它們來作分區依據，就難免偏離語言實際，事實上，楊時逢先生也沒有全部把它們作為分
區的因素。更為重要的是，這五十二個特征項目之間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即不同項目的代表其所轄的“字”的
數量多少并不相等或所代表的聲韻調其差別的大小不相等。如：第二十九項是“聲調調類”，這一條涉及到所
有的“字”；而第四十六項是“‘去’的白話音”，這一條只能管住一個“字”的一半的語音情況，二者的重
要性差別相當大。在《背景》列出的“表一”中，這兩條在五十二項語音特征中所占的比重相等，都只是五十
二分之一。這樣，相同的數值掩蓋了不同語言特征項目的巨大差別，這自然要極大地影響分區質量。
1．2．3《背景》在分區上的一個特點是設置了四個“代表點”。這四個“代表點”既是數學歸集的
目標點，又是確定“較重要的語音特征”的主要依據，而且，還決定著分區結果的命名。因此，“代表點”選
得合不合適，也是決定分區質量的重要因素。“代表點”的代表資格與歷史人文地理因素無關，而是取決于它
在所代表的方言區中的地位，即它是不是該方言區中比較典型的方言點。用這個條件去衡量《背景》中指定的
四個“代表點”就可以看出，除長沙點外，其余三個點的代表資格都有問題。
先談常德點。湖南境內的西南官話可以分成三片。第一片是從常德開始往北延伸，與湖北的江陵連成一片
的湘北片；第二片是以吉首、懷化為中心，往西延伸與貴州的黔東南連成一片的湘西片，湘西片與湘北片的交
界線大致在龍山、永順一帶；第三片是以藍山、嘉禾為中心的湘南片，這一片與廣西的桂林連成一片。三片中
，湘北片和湘西片比較接近，內部也比較一致。湘南片與湘西、湘北兩片的距離較大，這部分地區是雙重方言
區，由于受各地千差萬別的“土話”的影響，內部的一致性比較低。總的說來，湖南境內的西南官話方言點都
有過渡性質，與湘語的接近程度隨著方言點在地理分布上與長沙的距離成正比。常德正處于西南官話湘北片的
最南端。往南以沅、資流域的中間地帶為過渡帶，過了資江就是湘語區的天下。因此，無論是就常德的方言地
理位置還是就常德話的語音系統，都是一種過渡性相當明顯的西南官話，把它作為西南官話的代表，其代表資
格就要大打折扣。為什么在《背景》的分區中不能把郴州、藍山、嘉禾等地的西南官話包容進來，為什么桑植
、芷江、黔陽、會同、臨澧等地會出現與長沙點和常德點的接近值都大于二十六的情況，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常
德話本身含有相當的湘語因素，并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話。
平江雖然在聲母上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但平江還有知章組在今開口韻前讀(tsts’s)這種與贛語不同
的變化，就其涉及的古聲母而論，比古全濁聲母的個數還要多；平江話的入聲調雖然也可算作贛語系統，但陰
平和陽平的調值都與長沙話相同而區別于南昌話；平江話的入聲韻雖然有塞輔尾，但知章組的合口韻的變化也
是大多同于長沙話，如：“吹水睡稅”也是和長沙話一樣讀撮口韻，而南昌話則是讀合口韻。從平江的語音系
統來看，應將其看作是湘語和贛語的混合而又有一些自己特點的混雜性方言。把它放到贛語系統中來看，還不
如常德話在西南官話中那么典型。在《背景》“表一”提供的接近值中，它也只能管住臨湘和岳陽兩個點，換
句話說，在沿湘贛交界處一帶的混雜性方言點中，平江點的代表性也不強。
《背景》把城步定為湘語南片“代表點”的根據是因為城步的［bdgdzz］的濁度最強，換句
話說就是城步因為其聲母系統完好無損地保存了古全濁聲母的原貌從而獲得了湘語南片，或者說是“最典型”
的湘語的代表資格。如果這種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背景》對＠①伸久的一些批評就是自相矛盾。如永綏，
《背景》認為不能僅據其古全濁聲母今平聲讀濁音這“半條”特征就把它劃入湘語南片，還要看到“永綏等縣
語言特征與西南官話的特征大部分相似”這樣的情況而將永綏劃入西南官話區。既然僅靠古全濁聲母今平聲仍
讀濁音這半條特征不能將永綏等縣市劃歸湘語南片，那僅靠“古全濁聲母今仍讀濁音”這一條特征又怎能把城
步看成是“典型的”湘語呢？只要對城步話的語音系統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出，城步話的韻母系統已經接近于西
南官話而與湘語（我們這里所說的“湘語”是指長沙話。本文中如不加說明時都把長沙話作為湘語的代表）的
距離較遠，如咸山攝與宕江攝不混，山攝合口和蟹攝合口端系仍讀合口，這些，都與長沙話不同而與重慶、貴
陽等地的西南官話相同。聲調上，城步話的陰平是高平調，陽平是低降調，這也是西南官話陰平與陽平的最常
見調值而與長沙不一致。這些情況說明，城步話并不象《背景》所說的那么“古老”和純粹。從整個語音系統
來看，城步話雖然仍屬湘語系統，但仍然受到西南官話的相當影響。因此，城步在湘語系統中，其代表性是不
高的。而且城步話既然仍屬湘語系統，就沒有必要把它和長沙話相提并論，在同一個方言系統中建立兩個和西
南官話、贛語相同地位的“代表點”從而使得南北兩片湘語似乎可以合并又似乎可以分開。這種含含糊糊的狀
態顯然不是分區的目的。《背景》把城步話定為湘語南片“代表點”的理由還與《背景》提出的“古湘語”的
假設有關，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進行討論。
1．2．4《背景》在把城步定為湘語南片“代表點”時說：“城步僻處本省西南隅，交通閉塞，明顯
是古湘語受其他方言侵逼、受擠而保留下來的核心地盤”，在“結語”部分又“設想”：“在戰國秦漢時代，
整個湖南地區也許通行一種內部存在差異的古湘語”（著重號系引者所加）。《背景》雖然用了“也許”這個
不很自信的副詞，但這個“古湘語”還是有幾點可以確定下來的：“古湘語”存在的時間是“戰國秦漢時代”
，通行的地域是“整個湖南地區”，語音特點是古全濁聲母讀濁音。我們注意到，在《背景》全文的邏輯結構
中，這個未經證實的假設是非常必需的，否則，城步就難于取得“典型的湘語”的代表資格，“濁音的衰頹”
，和“入聲的衰微”將無從立論，而且，“古湘語”在官話、贛客方言的蠶食吞并、四面夾擊、大舉入侵下日
漸萎縮的下降曲線也無法勾畫。現在我們要正面提出質疑：在戰國秦漢時代，整個湖南地區果真通行著一種古
湘語嗎？任何語言的存在，既要有一個文化的底座，更要有一定數量的人口構成作為存在前提。古湘語的含義
可能因人們的看法不同而較為寬泛，但無論如何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種古代漢語。而且是一種古代漢語方言。因
此，要證明“戰國秦漢時代整個湖南地區都通行一種古湘語”，首先必需證明，早在戰國秦漢時代，整個湖南
地區的人口和民族都是漢族或都屬于漢民族文化系統。這樣，這個問題就可以簡化和轉換成“戰國秦漢時代整
個湖南地區的民族構成”這樣一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只要打開譚其驤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二兩
冊查看有關的部分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答案。為了避免繁瑣的引證，我們主要依據《西漢人口地理》（葛劍雄，
1986）、《湖南省志·地理志》上冊（修訂本，1982）、《中國民族學概論》（欒釗韜等，1985
）、《中國人口地理》（胡煥庸，1984）、《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梁方仲，1981）、
《試析湖南縣的設置和名稱由來》（譚昌壽，1984年第5期《湖南師院學報》）等論著來作一結論性的概
述：戰國中期前，今湖南全境為古三苗等苗瑤族的居住地。戰國中期，楚國兆進中原爭霸中原的努力受挫后，
在強秦的迫擠下，楚文王把楚都遷至郢（今湖北江陵），之后，楚國大力向南擴展，首先進入以常德為中心的
湘北地區。秦統一后繼續向南開發五嶺南北，在湖南境內從北向南依次設置長沙、羅縣、臨湘（今長沙）、耒
陽、郴縣等郡縣。兩漢時對湖南繼續開發，分長沙置桂陽、零陵二郡和益陽、茶陽、攸縣、醴陵、＠②縣、臨
武等二十余縣。這時漢族主要分布在三個地方：以常德為中心的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區；以今長沙為中心的湘江
中下游地區；沿湘贛兩省的交界線直達廣東的狹長地帶。除此而外，整個湖南地區的廣闊腹地仍然是古苗瑤語
族的居住地或未經開發墾殖的原地，其間可能還零零星星地散布著一些“桃花源式”的漢族移民點。這樣的人
口分布與民族構成的格局說明：在戰國秦漢時代，整個湖南地區顯然不可能通行著一種“古湘語”。更確切一
點說，即使是上述幾個漢民族聚居的地區，在戰國秦漢時期也只可能通行一種“古楚語”而不能把它看成是“
古湘語”。在湖南的歷史文化背景中，“楚”和“湘”都有特定的歷史界限，當我們需要回顧歷史時，不應混
淆二者之間的歷史界限。
對城步的歷史文化背景作一點必要的敘述會使上面的質疑得到更為充分的支持。城步縣現在的全名是“城
步苗族自治縣”，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國、有清一代、明初都稱“城步縣”，明初設為“城步巡檢司”
，屬武岡縣。作為一個行政實體，城步的名稱只能追溯到這里。唐代的城步為“飛山蠻”地，漢至隋為“無陽
五溪蠻地”。這時的“五溪蠻”系漢末溯沅江而上的“武陵蠻”。唐末“五溪蠻”據飛山自守，故又稱“飛山
蠻”。“飛山蠻”自稱則為“貓”，都是今天城步苗族的先民。到元末明初才有外地漢人（主要來自江西）陸
續到城步落籍定居，但縣境人口中苗族仍占絕對優勢。明弘治十五年設置時進行了土地丈量和人口統計，此時
仍為苗多漢少。乾隆五年“改土歸流”時有不少苗族為免受民族歧視而改稱漢族，進入民國后漢族人口才超過
苗族。一九八二年人口統計時，全縣有苗族八萬四千余人，略低于漢族人口數。根據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無
論如何也推不出“在戰國秦漢時期，城步也通行古湘語”這樣的結論來。
1．2．5歸納起來，《背景》在分區過程中的失誤主要有這樣幾條：使用了數學方法但因數據庫不可
靠而未達到預期效果；選擇了標準點但標準點的代表性又不強從而使其他方言點難于歸集；假設了一個“古湘
語”作為展開論述的前提但這個曾一度遍及湖南全境的“古湘語”又實際上并不存在。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認
為，《背景》分區的意義似乎倒不在其分區效果如何，而在于《背景》的創新精神，給方言的分區提供了新的
思路。
1．3．0由于湖南方言的各家分區大體上已代表了目前國內外主要使用的方言分區方法，因此，本文
對上述各家分區方法的評價也可算是筆者對目前漢語方言分區現狀的基本看法。
二湖南方言的再分區
2．1．0分區的事實說明，由于方言在地理上是連續的，漸變的，如果只給方言確定一個分區標準的
話，可行性相當差。由于不同的分區者對語言特征的重要性的認識常常不一致，各用不同的標準，分區結果當
然難于統一。1987年，筆者在錢曾怡老師的指導下參加了幾次關于方言分區的歷史、現狀、標準、方法的
討論，在不斷的學習和討論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種新的分區方法，叫“聲韻調系統三重投影法”
，并用這種方法來對有過多種分區、有相當分區難度的湖南方言進行分區，以便和各家的分區結果相比較。具
體的做法是：以長沙（湘語代表點）為中心，東取南昌（贛語代表點），西取貴陽（西南官話代表點），從三
個代表方言點的語音系統中抽出聲母系統、韻母系統、聲調系統的區別性語音條目各七條，然后把湖南境內的
各方言點逐一取出來分別與三個代表點相比較，比較時按聲、韻、調的順序依次進行。由于分區條目都是七條
，判斷方言點歸屬的隸屬度是“四”，三次分區的結果都作出分區圖，最后根據三張分區圖來作綜合分區，任
一方言點，只要在兩項分區中都屬某一代表點，就把它歸入該點所代表的方言區，這時隸屬度是“二”。據此
，湖南省的全部方言點可以歸納為五種類型：湘語型方言，贛語型方言，西南官話型方言，混合型方言（有兩
項或三項分屬兩個或三個代表點），獨立型方言（只有一項或無任何一項可歸入三個代表點）。
2．2．0分區要有據以分區的材料、分區的原則、標準，及相應的圖上表示，下面就這幾個方面作一
些必要的說明。
2．2．1分區材料材料的好壞決定分區的質量。本文使用的材料以《湖南方言調查報告》為主，相
比較而言，這個材料是比較好的。但也有不足之處：一是調查點不足；二是記音有欠準確之處，如衡陽話；三
是有相當的調查點遠離城區，有的甚至在縣境邊緣地帶，代表性不強。鑒于這種情況，衡陽話改用李永明先生
《衡陽方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材料，漣源、雙峰、新化、祁東、洞口、桃江、株州、洪江
、隆回等九個點則用《總結》中的相關材料。
2．2．2分區原則現代漢語方言分區，其實是就相關的調查點的語言材料進行歸納和分類，因此，
分區時本文遵循以下三個原則：第一是語言學標準的原則，任何非語言學的標準都不能作分區標準；第二是共
時性原則，分區時只就方言現狀進行分區而不涉及方言的歷史或成因；第三是系統性原則，在把握方言之間的
異同時從其系統性、整體性出發而不只根據一兩個語言特征來確定方言點的歸屬。
2．2．3分區標準分區標準就是據以分區的條目。李榮先生在談分區條目時提了三條，一是條目的
代表性，二是條目在語匯中的使用頻率，三是條目使用頻率，這三條都是指導性的意見。根據我們的理解，條
目的代表性主要指其區別性，就是一地方言區別于他方言的語言特征。同時我們還強調條目的系統性，漢語方
言之間的矩離遠近，在語音上具體表現為各方言音系在聲、韻、調各有關方面對立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分
別從長沙、南昌、貴陽三地方言的語音系統中抽出聲母、韻母、聲調的區別性特征各七條作為分區條目。
2．2．4圖示法常用的方言分區圖示法是采用劃塊（塊狀表示）圍片（同言線法）的方式，這看起
來比較好看，但與實際的方言分布情況并不相符。就一方言點來看，方言持有者的個體與個體之間，戶與戶之
間，村、寨、城、鎮之間都是非連續性的，呈離散式點狀分布，因此，本文也用點狀符號來表示方言類別，這
樣，既可以積點成面，幾個相同的點狀符號也可以表示一個成片的方言區域，又可以如實反映方言分布的點面
相間、錯綜復雜的情況，尤其在反映方言島、獨立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等語言事實方面，有其獨到之處。
2．3聲母系統的分區
表一：聲母系統分區條目
（附圖[圖]）
（附圖[圖]）
說明
1．上表中，南昌話全部采用《漢語方言字匯》（1962年，北京）中的材料，貴陽話的材料是筆者調
查的。下二表同，不另說明。
2．取點比較時，如果碰到古全濁聲母今仍讀全濁塞音塞擦音時，則歸入長沙點。
3．由于第六項長沙話與南昌話屬同一類型，因而兩地的區別條目只有六項，如果出現南昌、長沙各點三
條的情況時，就著第一、二兩項屬何處方言，屬長沙則歸入長沙點，與南昌話相同則歸入南昌點。
分區結果是：
長沙所屬方言點（地名后的數值為隸屬度）
長沙7臨湘5．5岳陽5南縣3．5沅江6
湘陰6平江5瀏陽4寧鄉6益陽6
桃江5．5安化6．5瀘溪4新化6漣源5
湘潭7株州6．5衡山4雙峰3．5衡陽5
祁陽4永興5資興4邵陽4武岡4
洪江5．5會同4綏寧6．5城步6江永4
計30個方言點
南昌所屬方言點
耒陽3．5常寧3．5寧遠4宜章3．5
計4個方言點
貴陽所屬方言點
華容5安鄉5漢壽5臨澧7常德5
澧縣6石門6慈利5桑植6大庸6
永順5保靖5古丈5沅陵6花垣5
吉首4辰溪5鳳凰6麻陽6溆浦5．5
懷化6芷江5新晃4靖縣4通道4．5
新寧6東安4零陵4新田4．5桂陽4
郴州6嘉禾5藍山4江華4安仁5
道縣4
計36個方言點
獨立型方言點
醴縣攸縣茶陵＠②縣桂東汝城
臨武湘鄉祁東隆回洞口黔陽
桃源龍山
計14個方言點
上入圖后見圖1：聲母系統分區圖
2．4韻母系統的分區
表二韻母系統分區條目
（附圖[圖]）
上表中，前三條的重要性，代表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后四項發生交錯時，則以前三項的情況來確定方
言歸屬。另外，《報告》中缺文白異讀材料，因此，第七項全部采用《總結》中的材料。
進行歸納時，由于第一項和第七項長沙與貴陽相同，這兩項又都同時與南昌話對立，確定隸屬度時，如果
與南昌話相比較，可以“四”為隸屬度。但如果相對長沙與貴陽而言，兩者的對立項目只有五項，判斷某方言
點的歸屬時，隸屬度應為“三”。據此，湘陰、嘉禾、永興應歸入長沙，常德、江永、江華、新晃、桂東應歸
貴陽。
分區結果為：
長沙所屬方言點
長沙7湘潭4寧鄉4．5益陽6安化6
沅江5南縣5．5湘陰5岳陽4．5臨湘4．5
瀏陽4．5醴陵4．5綏寧4．5嘉禾5藍山5
永興5資興5漣源5．5洞口5桃江6
株州4隆回4．5
計22個方言點
南昌所屬方言點
平江4．5攸縣4．5
只有兩個方言點
貴陽所屬方言點
桃源5慈利4臨澧6．5澧縣5．5安鄉5
漢壽5華容5黔陽5會同4城步4．5
通道5新寧6．5溆浦6新化4．5邵陽6
祁陽5汝城6衡陽4常寧5寧遠6
耒陽5安仁4郴州6常德5龍山5．5
＠②縣4桂東5桂陽6新田6臨武6
宜章6東安6零陵6道縣6江永5
江華5石門7桑植7大庸7永順5
保靖7花垣6古丈5沅陵7鳳凰6
瀘溪6芷江6靖縣6新晃5麻陽6
吉首6辰溪7雙峰4．5懷化6．5祁東5．5
洪江5．5
計56個方言點
獨立型方言點
湘鄉衡山茶陵武岡
上入圖后見圖2：韻母系統分區圖。
2．5聲調系統的分區
表三聲調系統分區條目
（附圖[圖]）
說明：
1．從長沙到辰溪的七十五個方言點的調值系采用《報告》中音系說明部分的實際調值而非聲調表中經過
音位處理的調值。
2．長沙與南昌的對立條目只有五項，歸納方法同前。
各代表點所屬的方言點如下：
長沙所屬方言點
長沙7湘潭4寧鄉4益陽4安化5
桃源4澧縣5沅江4南縣4湘陰5．5
岳陽4．5臨湘5黔陽4．5城步4．5新寧4
湘鄉6衡山4漣源5雙峰4．5桃江5
株州7
計21個點
貴陽所屬方言點
武岡4常寧4．5寧遠6嘉禾6藍山5
耒陽4永興5．5郴州6常德4．5龍山6．5
桂陽6．5新田5臨武6宜章5道縣5
江華5石門4．5桑植4大庸4．5永順6．5
保靖6．5花垣5．5古丈6．5沅陵5鳳凰6．5
瀘溪5芷江5新晃5．5麻陽6吉首6．5
辰溪5．5懷化4．5洞口5洪江4．5
計34個點
獨立型方言點
醴陵會同安鄉漢壽華容平江
瀏陽祁陽澧縣綏寧通道溆浦
新化邵陽資興江永茶陵汝城
衡陽＠②縣桂東零陵靖縣祁東
隆回安仁東安
計29個點
南昌話無可歸集的方言點。
上入圖后見圖3：聲調系統分區圖
2．6綜合分區
根據前面三次分區的結果可以制成下面這樣的表來進行綜合分區。
表四：綜合分區表（表例）
（附圖[圖]）
根據上表統計的結果如下：
湘語區方言點
長沙3臨湘3岳陽3南縣3湘陰3
沅江3益陽3桃江3安化3漣源3
寧鄉3湘潭3株州3瀏陽2雙峰2
衡山2綏寧2城步2永興2資興2
計20個方言點，占總數的23．8％
西南官話方言點
華容2安鄉2漢壽2常德3臨澧2
澧縣2石門3慈利2桑植3大庸3
龍山2永順3保靖3古丈3沅陵3
花垣3吉首3瀘溪2辰溪3溆浦2
鳳凰3麻陽3芷江3懷化3新寧2
新晃3洪江3靖縣2通道2安仁2
東安2零陵2常寧2耒陽2藍山2
新田3寧遠2道縣3江華3臨武2
嘉禾2桂陽3郴州3宜章2
計44個方言點，占總數的52．4％
獨立型方言點
醴陵湘鄉攸縣茶陵祁東隆回
＠②縣桂東汝城
計9個方言點，占總數的10．7％
混合型方言點
平江（湘＋贛）會同（湘＋官）新化（湘＋官）
邵陽（湘＋官）祁陽（湘＋官）衡陽（湘＋官）
江永（湘＋官）洞口（湘＋官）武岡（湘＋官）
桃源（湘＋官）黔陽（湘＋官）
計11個方言點，占總數的13．1％
贛方言是空集。
上分區結果入圖后見圖4：綜合分區圖。
比較前面四張分區圖后可以發現，前三張參差過大，而綜合分區的第四圖明顯優于前三圖。湘語方言點主
要集中在湘、資流域中下游和洞庭湖沿岸，向西南方向以邵陽、武岡等混雜性方言作為過渡，有城步、綏寧兩
個點，向東南方向以衡陽、耒陽（耒陽雖然歸入西南官話，但混雜程度很高）作過渡，有永興、資興兩個點。
這四個點就整個音系來看仍屬湘語，但都不純粹，城步的韻母系統屬官話系統。
西南官話方言點為湘西北、湘南兩片。湘西北片與湖北、四川、貴州境內的西南官話連成一片，湘南片與
廣西境內的西南官話連成一片。兩片加起來有四十四個方言點，是湖南省勢力最大的方言。從整個音系來看，
湖南境內沒有真正的贛方言點，但贛語的影響可從湘贛交界的混雜性、獨立型方言點中看出來。獨立型方言有
兩種類型，一種是“湘鄉型”，包括隆回、祁東在內。這種方言可能原來就是獨立的，受周圍方言影響較小，
原來的特點保留得比較多，因而不同于其他方言，同屬獨立型方言的方言點之間的關系尚需研究。另一種是“
醴陵型”，醴陵話的音系就整個系統來說很難把它歸入湘語或贛語，可又都同時具備湘語和贛語的一些特點。
這種方言大概屬于因方言間的相互影響（當然也有自身的音系特點）而產生的既不同于甲這種母方言也不同于
乙那種母方言的新型方言，這類方言還有攸縣、茶陵、＠②縣、桂東、汝城，它們之間的關系也需進一步的研
究。混雜性方言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湘語和贛語相混雜的“平江型”，一種是湘語和官話相混雜的“衡陽型
”。平江型只有一個點，衡陽型則有祁陽、江永、武岡、洞口、邵陽、新化、會同、黔陽，桃源等十一個點，
這十一個點可以合成一類。從衡陽到黔陽一線的混雜性方言點正好處于湘語東北片、湘語西南小片和湘語東南
小片的分岔處，也是官話湘西北片和湘南片被沅、資、湘三水分割的地帶，事實上是湘語和官話的交接處，這
一地區的方言成為混雜性方言，應該是合情合理的事。從整個分區的結果來看，所有的混雜型方言或因混雜而
成的獨立型方言都處于方言區交界處，可以說，這樣的分區結果是比較合乎語言事實的。
2．7這個分區可以用湖南花鼓戲的流行地域來驗證。
花鼓戲是湖南省各地民間小戲的總稱。湖南各地花鼓戲名稱有別，源流亦異，但其曲調唱腔都與當地人的
山歌小調密切相關，唱詞道白都使用當地方言，是當地人民喜聞樂見的民間藝術，因此，其流行的地域與方言
的地理分布是大致平行的，可以相互證明。
長沙花鼓戲內部可以分為長沙路（流行于長沙、湘潭、株州等地）、寧鄉路（流行于寧鄉城鄉）、平瀏醴
路（主要流行于平江、瀏陽、醴陵等地）、西湖路（主要流行于洞庭湖西岸的南縣、益陽、沅江等地）四種小
類，其分布范圍與湘語中心區域是一致的，其之所以分為四路，也與湘語內部的方言差異有直接關系，如平瀏
醴路。前述諸家多把平江、瀏陽、醴陵劃歸贛語，完全可以想象讓平瀏醴路長沙花鼓戲分別在長沙和南昌演出
時兩地觀眾可懂程度的大小。
除長沙花鼓戲外，湖南還有兩種重要的花鼓戲，這兩種花鼓戲的流行地域與混雜型方言密切相關。一種是
衡陽花鼓戲，流行地點主要有衡陽、衡山、常寧、耒陽、安仁、永興、郴州、茶陵等地。從其流行地域可以看
出，它既可在衡山，永興等湘語區流行，也可在郴縣、常寧等官話區流行，還可在茶陵等因混雜而成的獨立語
區流行。另一種是邵陽花鼓戲，其流行的地點主要是：邵陽、邵東、武岡、隆回、新寧、城步等地。和衡陽花
鼓戲一樣，邵陽花鼓戲也可在湘語、官話、混雜型方言區流行。從邵陽花鼓戲的形成歷史來看，它和湘西陽戲
、零陵花鼓戲有密切關系，相互影響、滲透、融合的程度很深，從分區第二圖看，這地區的方言的韻母系統就
頗具西南官話的特征，大多可以劃入西南官話。
其他還有常德“喀喀戲”、零陵花鼓戲、湘西陽戲等，其流行地域均與官話湘北、湘西、湘南各片相對應
。下面，連同上述各種花鼓戲及與之相對應的方言區（點）列表對照。
表五：花鼓戲流行地域及其方言區屬對照表
（附圖[圖]）
（附圖[圖]）
注：上表中，零陵花鼓戲還有寧遠、臨武、新田等縣未列入，湘西陽戲尚有芷江、靖縣、麻陽、辰溪、溆
浦、瀘溪、保靖、花垣、永順等地未列入，均屬西南官話。
三結束語
3．1“聲韻調系統三重投影法”是一種以系統論為指導思想，把語言學和數學結合起來解決語言問題
的方言分區法。實際操作時，先從長沙、南昌、貴陽抽出能代表湘語、贛語和西南官話音系特征的區別性特征
條目，從長沙、南昌、貴陽三個方言代表點的視角度，對湖南境內的八十四個方言點作鳥瞰式的掃視對比，使
用的分區條目實際上是“3×3×7＝63”條，對各地方言的聲韻調系統的相關項目作分類統計后，又從總
體上對其作“隸屬度”置信判斷，可歸入相應代表點的就明確其方言區屬關系，能夠獨立的就讓它獨立，對混
雜型方言也不強作歸并。這樣做的好處是：為湖南方言的現狀畫一條比較合乎實際情況的輪廓線，便于進一步
的調查和研究。這個方法還可編成計算機程序來進行分區，這樣，就可以避免人工分區的主觀任意性，還會節
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就分區的科學性、客觀性和系統性而言，更是目前各自為陣的分區方式難以比擬的。
3．2歷史上的移民與現代方言面貌的關系，有一定的因果關系，但不是一因一果的直線決定關系。有
什么樣的移民就一定有什么樣的方言類型，這樣的想法是比較片面簡單的。筆者1987年到江西萍鄉調查方
言時聽萍鄉人說，醴陵話不能算江西話，而是和長沙話差不多，而且，連萍鄉的老關和湘東兩區的話也是“湖
南話”而非“江西話”。歷史上醴陵不曾向萍鄉移民。換一個角度就可以發現，湘語并非時時處處都只被其他
方言“入侵”而不對其他方言產生對等的影響。湘南地區從古到今均未大量接受過西南官話的移民，該地居民
的家譜、碑銘都證明沒有發生過這種移民，而當地千差萬別、語言特征非常獨特的“土話”也證明不可能有過
這種移民，但這一地區的數百萬人為什么使用西南官話來作公共交際語而不選用以長沙話為代表的湘語，這種
情況用“移民決定說”顯然就講不通。這種情況可能就要從語言事實出發，結合語言使用者的心理活動、價值
觀念、不同方言的交際功能等來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3．3本文的分區不同于各家的原因不只是方法不同，也是語言學觀點有差異。在分區過程中，面對具
體的語言事實，我們沒有完全遵從哪一家或哪一種理論。筆者堅持認為，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任何語
言理論或語言假設都必須反復接受語言事實的檢驗，如果事實與理論發生趑趄，那就應該先懷疑理論的普適度
和正確性，而不能將活生生的事實硬塞進一個現成的理論模式中去強作解釋，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會導致理論
的萎縮甚至窒息理論。
［附記］本文原為筆者的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錢曾恰先生。
（附圖[圖]）
（附圖[圖]）
（附圖[圖]）
（附圖[圖]）
主要參考書目
《城步縣志》（同治）
《城步苗族自治縣概況》（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龍華1981“湖南花鼓戲的藝術種類和流派”，載《湖南師院學報》第2期
霍凱特1986《現代語言學教程》，索振羽、葉蜚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黃麟維、李繼宗、鄒珊剛1984《系統思想與方法》，陜西人民出版社。
李榮1985“關于漢語方言分區的幾點意見”、“官話方言的分區”，分別見《方言》第1、2兩
期。
熙1986“在中國語言和方言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載《中國語文》第4期。
黃雪貞1986“西南官話的分區（稿）”，載《方言》第4期。
李譜英、楊煥典、梁振仕、劉村漢1985：“廣西的漢語方言（稿）”，載《方言》第3期。
劉光亞1986“貴州省漢語方言的分區”，載《方言》第3期。
湖湘文化概論范文4
Abstract：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is a special group, the reasonable and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our country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ut in the actual political lif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restrictive factors to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marginalization condition.
關鍵詞：農民工 政治參與 邊緣化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rginalization
作者簡介：王永香（1985―），女，漢族，重慶人，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政治學理論
李景平（1958―），男，漢族，陜西人，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政治學理論。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公務員薪酬對其廉潔行為影響機制研究”（11B22055）的階段性成果。
農民工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有效地緩解了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對城市和工業化地區的發展起著重大作用。促進農民工合理有序政治參與對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大意義，也有利于我國社會穩定，但諸多限制性因素使農民工政治參與呈現邊緣化狀態。
一、相關概念界定
農民工是指常年或大部分時間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勞動，但戶籍在農村，身份還是農民，不享受城鎮居民的各種補貼，不享受公費醫療等勞動待遇，在城市的工礦、機關、企業、商業、服務業勞動的勞動者。
政治參與是指公民“或多或少以影響政府人員的選擇及（或）他們采取的行動為直接目的而進行的合法活動。”①作為現代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現象，政治參與的根本目的在于影響政府決策的行動，它是公民表達、維護、實現個人和團體乃至公眾利益的現實途徑。以公民政治參與與制度的關系為標準，政治參與可分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參與。②制度參與是公民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進行政治參與，非制度化參與是公民“突破現存制度規范的行為，也是社會正常參與渠道之外發生的活動”③。
農民工政治參與邊緣化是指，農村是農民工的戶口所在地，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是農民參政的主要渠道，但他們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并不高；城市是農民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與農民工利益有著密切關聯，農民希望能夠參與城市管理，表達和維護自己利益，但他們又不能很好地參與城市管理。④
二、農民工政治參與邊緣化的表現
一方面，農民工在村里的政治權利難以實現。農民工本應該是鄉村治理的參與主體，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是農民工政治參與的主要渠道，但在實際中他們卻成為農村政治活動中若即若離的邊緣人。據武漢市的農民工政治參與狀況調查顯示，參加村委會選舉的只有19.3％，而沒有參加的占79.5％，即使是參加選舉的也只有占52.4％的人是親自回村參加的，請別人的占15.9％，函投的占14.5％，通過其他方式投票的占11.75％⑤。
另一方面，農民工被排斥在城市政治參與門檻之外。由于戶籍制度等現行體制的制約，外出農民工難以參與城市管理。據對湖南省長沙市439名農民工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其中只有26人參加過社區選舉，僅占調查總數的5.9％，而其余的農民工因為“沒有資格”，未能參加選舉。⑥
三、農民工政治參與邊緣化的原因分析
第一，經濟方面。農民工雖然比生活在農村的農民收入高，但是與市民相比還有一定差距。1998年，深圳國有單位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21641元，而外來農民工的年平均工資僅6885元。2003年的調查顯示，北京市民的月平均收入為2259.61元，而農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僅為1036.29元。⑦這說明農民工的經濟地位仍然很低。然而“處于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參與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處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們高些，這種差別確實可以反映出那些處于較低社會地位的成員在各方面的不利條件，諸如僅享有較低級別的信息和較少的閑暇時間。”⑧經濟地位低下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農民工政治參與。
參與觀認為，人們之所以參與政治，是建立在切實物質利益基礎之上的，“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⑨。美國心理學家、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也指出：“各種政治運動的生命來自傾注在公眾畝地上的私人感情。這種利益與人們越貼切，人們對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所引起的參與動機就越強烈，反之也是如此。”⑩社會交換理論假定，“對于一個人來講，他的行動結果對他越有價值，他就越可能執行這個行動。”11農民工進城的主要動機是掙錢，在城市可能獲得更多收益。就選舉而言，一旦他們計算出選擇在城市做工的經濟收益大于回去參與選舉所得的回報，他們必然就放棄了回原戶籍地參加選舉等政治活動。就農民工而言，其親自回家鄉參選的主要私人成本有：往返的交通費用，因誤工而導致的收入損失，回到家鄉的額外支出，如走親訪友需支付的費用，等等。與選舉支出的私人性相比，農民工參加選舉所能帶來的收益卻是模糊的和未知的。因此，農民工往往是理性地放棄了參加村委會選舉，即使參加，也多是盡量避免親自回家鄉參選，而是采取委托投票或函投方式參選。
第二，制度和法規因素。農民工合法的和制度化的政治參與需要制度和法律保障。我國現有制度和法規賦予了農民工政治參與的權利，但權利的實現卻對現存的制度和法律提出挑戰。現有的某些制度和法律構成了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民工行使其政治參與權利的屏障。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權利。但我國的選舉法又規定：“居民、農民、個體工商戶在戶口所在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登記”；“人與戶口不在一地的，由本人在取得戶口所在地的選民資格后，在現居住地登記”為選民。公民的選民資格是和戶籍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戶籍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很多權利掛鉤，被賦予了太多的“附加值”。
雖然最近幾年我國一些城市已經逐步放松了戶口管制，農民工也可以取得城市戶口，但由于種種條件限制，真正能拿到城市戶口的只是少數，因此農民工如果要行使自己的權利，就要么回去參加選舉，要么回家鄉辦理選民資格證明以便在城市參加選舉。然而在實際生活中，農民工很少親自回家鄉參加選舉，一般是委托他人代為選舉，或者就是放棄，為參加工作所在城市的選舉而花費車費辦理選民資格證明，對于農民工來說，實在不便，也不具有現實可能性。
除了選舉，農民工的被選舉權也受到同樣限制。我國選舉法還規定按戶籍人口數量確定代表名額，這與一些城市的現有規模極不相稱。現有城市人口大大超過城市常住人口，有限代表名額很難為農民工所爭取到。因此，我國的選舉法、戶籍法及其相關的制度性規定，已經構成農民工行使其政治參與權利的障礙。
第三，社會綜合因素作用造成的文化斷裂。政治文化是社會成員對一定政治體系的基本看法、態度和情感模式。阿爾蒙德（1956）在《比較政治體系》一文中，把政治文化解釋為一定政治體系的人民的特定行為模式。對于一個個的人而言是個人對政治欣慰和政治評價的主觀傾向。后來，阿爾蒙德又在他與西德尼.維巴合著的另一部著作中，把政治文化界定為“一個民族在特定的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情感。”12 政治參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政治文化的導向、規約功能，首先是在個體政治行為上表現出來的。”13“政治文化規定了人們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強度、水平和范圍，其對個體政治參與人的功能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政治文化是個體政治參與的內在依據，即政治文化具有內化功能”14。政治文化造就一定政治人格，從而構成個體穩定的政治行為人模式，進而影響政治參與的發展狀況。
政治參與的自主性和權力動機逐步增強，需要現代公民素質的逐步成熟。城鄉之間在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受教育程度、價值觀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以教育狀況為例，盡管在城鄉間名義上實行都是9年義務教育，但在經費設置、師資水平、教學設備、教育質量方面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許多內在素質的培養無法僅僅依靠學校教育來完成。
城市比農村更具有培養現代文明素質的環境特征，城市是由高密度、多元異質的不同群體組成的，廣闊的交往范圍、復雜的社會關系，不同文化背景和行為模式的社會成員的互動，是城市的各種社會文化功能呈幾何級數擴大，衍生出具有與傳統社會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態度。而農民工從小是在農村長大，總體上他們與市民在文化素質、法律意識上存在一定差別，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他們與城市人之間存在著溝通障礙，無法通過與城市居民的社會交往培養起城市文明需要的現代思維和意識，而隨著在城市生活時間的推移，他們也無法再認同農村的社會和生活。城市和農村兩種文化和價值觀是農民工成為文化上的“邊緣人”，難以被兩種文化的任何一方接受，也難以完全認同任何一方的文化。現階段，我國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雖然帶來了經濟收入的一定提高與生活處境的改善，卻并沒有帶來地位上的顯著上升，也沒有出現政治參與水平的相應提高。
注釋：
【1】[美]格林斯坦、波爾斯比編：《政治學手冊精選》（下卷），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90頁。
【2】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參與―以轉型期中國農民為對象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38頁。
【3】徐勇、徐增陽：《流動中的鄉村治理―對農民流動的政治社會學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5頁。
【4】徐增陽、黃輝祥：《農民工政治參與狀況調查》，《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6期。
【5】鄧秀華：《湖南農民工政治參與權益保障問題研究》，《湖湘論壇》，2005年第6期。
【6】李強：《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92頁。
【7】安東尼?奧羅姆：《政治社會學―主體政治的社會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82頁。
【9】美]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3頁。
【10】[美]瑪格麗特?波洛瑪：《當代社會學理論》，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48頁
湖湘文化概論范文5
關鍵詞:會展;市場營銷;創新策略;蘇州
引言
2016年中國經濟增速已經從過去每年10%左右下降至6%———7%，國家經濟的發展已不再一味追求增長速度，而是更為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在整體經濟調整的情況下，蘇州會展業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努力調整會展業朝穩中有升態勢發展。蘇州市榮獲2015年度中國城市會展業競爭力省會城市及地級市排名第一，2016年蘇州市的會展活動數量突破200個、展會面積突破200萬平方米，雙雙取得了歷史新高，在省內仍保持領先地位。蘇州會展行業的持續高速發展，離不開創新。因此，在此背景下，尋求蘇州會展市場新的營銷創新方法尤其重要。
1會展與會展營銷
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會展這一新興的第三產業應運而生。從傳統狹義的理解，會展是指會議和展覽活動。然而，隨著會展活動發展到今天并形成成熟的產業鏈，其內涵和外延已遠遠超出了其字面的意義。在國際上，廣義的會展稱為MICE。M(Meeting)代表會議，主要指公司會議;I(IncentiveTour)是指獎勵旅游;C(Conference)代表大型會議，主要指協會、團體組織的會議;E(Exhibition)指展覽和節事活動(Event)。會展營銷是指會展組織者尋求目標市場，進行市場定位，研究目標消費者的需求，以滿足參展商和專業觀眾的需求為核心，設計會展產品和服務，制訂營銷價格，選擇銷售渠道以及保持良好客戶關系等一系列銷售活動的總和。具體包括對會展項目和服務的策劃、設計、定價、宣傳推廣、招展、展后服務的計劃和執行過程。
2蘇州會展營銷現狀與存在問題
2500多年歷史的東方古城蘇州，自古以來就享有“東方威尼斯”的美譽。位處長三角中心地帶，富饒的區域環境、多樣的人文歷史、豐富的物產、便利的交通以及極具特色的旅游資源，使蘇州自古便是富饒之地。1992年高新技術開發區的建立與1994年蘇州工業園區的誕生，也給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新的活力。依托得天獨厚的城市資源，蘇州的會展業正以飛速發展著。但是在蘇州會展市場營銷中，仍有一些不規范與有待改善的問題:
2.1營銷結構缺乏合理化
蘇州的會展業主要發展于近十五年，尤其是在成功舉辦了2004年第三屆中國蘇州電子信息博覽會后，人間天堂蘇州己經躍居為我國會展市場的新興熱點城市。但目前蘇州會展行業仍處于初期階段，其展覽項目多具有規模小、時間短、資金少、本土展會多等特點。在會展營銷方面，由于營銷結構和營銷能力的薄弱，大多展前專業化營銷時間短，導致吸引專業觀眾數量不夠。會展主體存在整體實力不強，發展不平衡，競爭不充分等問題，導致展會影響力較小，質量不高，在所處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中遠遠落后于上海、杭州等城市。
2.2會展場館分布不均衡、利用率不一
近幾年，蘇州會展業的基礎設施建設成效明顯，設施更加完備，整體實力雄厚。目前，蘇州全市展覽場館主要有蘇州文化博覽中心、昆山花橋國際博覽中心、昆山昆開國際會展中心、蘇州廣電國際會展中心、常熟國際展覽中心等11個室內場館。會議設施主要有蘇州金雞湖國際會議中心、太湖國際會議中心、蘇州會議中心、獨墅湖世尊酒店會議中心、以及西交－利物浦國際會議中心等8個大型會議中心。然而這眾多的會展場館分布并不均衡，目前分布于蘇州工業園區內的場館較多，且多數大型專業博覽會選擇在蘇州國際博覽中心舉辦。
2.3缺乏地方特色的品牌展會
在會展業的發展過程中，蘇州在近期越發注重舉辦本土化的展會，如:創博會、品博會、商標博覽會、服裝設計論壇、婚博會、大型動漫以及2016年首次舉辦的中國蘇州國際工藝品博覽會活動等。但是在展會過程中，仍不乏同質性、無創新性、甚至“掛羊頭賣狗肉”等情況的出現，如何真正做到規范、專業化是一個問題。且如何培育已有的本土會展項目，打造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周知的品牌展會，做到立足蘇州，成功“走出去”，更是一個重大的任務。
2.4專業人才匱乏
蘇州現有注冊資本超過100萬元以上的會展企業和長期服務會展活動的相關配套企業達631家，106家注冊資本超過500萬元的企業，基本形成展館管理、項目策劃、設備租賃、設計布展等相配套的專業隊伍和配套服務體系。會展從業人員隊伍不斷壯大，目前蘇州現有從業人員已1萬余人，擁有三年以上會展工作經歷的人員達40%左右，基本形成了一支專業會展人才隊伍。然而這支隊伍的人員質量卻參差不齊、有待提高。根據調查，目前蘇州會展從業人員多數為半路出家，大多為旅游與酒店行業的轉型人才，缺乏系統的會展專業知識、行為理念和創新精神。特別是會展高級管理人員，需要具備較強的專業知識與較高的學歷背景、企業管理能力、外語能力、營銷及策劃等高端復合型人才，而這一層次的人才更是稀缺，目前還不能滿足蘇州會展業高速發展的需求。
3蘇州會展營銷創新策略
3.1創新會展營銷理念
傳統的會展營銷理念過多的追求招展的數量以及展會期間的人氣，而忽略了參展商的質量、展會的專業性與專業觀眾的比重。因此要做到會展營銷理念的創新，必須要從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從單一關注參展商，轉變為關注參展商與專業觀眾，并提供同等優質的服務。一個優質的展會是為參展商與專業觀眾溝通所搭建的平臺，通過展會建立合作的橋梁，各取所需。所以在一個展會中，專業觀眾有著與參展商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需提高配套服務，爭取吸引更多的專業觀眾參與展會。其次，從舉辦大眾消費型展會轉變為專業型展會。很長一段時間，蘇州的會展公司熱衷于舉辦人氣高的大眾消費型展會，過多追求現場人氣，而忽略了專業化與品牌化的打造。應當提高對會展品牌和專業型會展的關注度，多舉辦一些專業性較高的展會，在相關領域內做到專業具代表性，并努力打造蘇州的品牌展會，只有這樣才能積極應對會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現狀。
3.2創新營銷方法
傳統的展會營銷手段為當面營銷、直接郵寄和電話銷售。當面營銷是組展商會采用直接登門拜訪的方式與客戶接觸。直接郵寄，這是組展商通過信函提供展覽產品問詢或訂購的營銷過程。組展方經常通過郵局直接向目標客戶郵寄關于展覽會的書面材料(如招展書、明信片、信函、門票等)或電子材料。電話銷售，則是通過電話詢問目標客戶是否有參展的意愿。新型的會展營銷方式主要依托于網絡，組展商將展會信息到自己的官方網站或是相關的門戶網站上，隨時更新，實現網上預訂展位、網上匯款、網上答疑等。這種新型的營銷手段既方便快捷，又綠色環保;既方便參展商了解集體細節，又方便組展商統計信息。
3.3全球化營銷戰略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中國經濟市場化的逐步深化，國外的知名會展企業也逐步進入中國，中國的會展行業將遭受不小的沖擊。尤其是在2010上海世博會與2016杭州G20峰會之后，作為同為長三角地區的姐妹城市，蘇州地區的國外會展勢力不斷涌入，在此背景下，蘇州的會展行業必須尋求新的全球化營銷戰略。在認識到全球化的基本特性以后，抓住其共性，在共性的基礎上，又要融入個性，即瞄準本土的特色，融入本土會展品牌。同時隨著全球信息技術的不斷提高，要加強國內外的信息交流，不斷學習國外的優秀先進理念，及時調整自身的營銷方法。
3.4加大與酒店業的合作
會展業的發展與酒店業緊密聯系、不可分割。一方面酒店為會展活動的參展商、觀眾等相關人員提供住宿、餐飲、娛樂、會場等配套服務，另一方面會展活動可為酒店在一定時間內提供大量的客源。不斷加大會展業與酒店業的合作刻不容緩。例如，政府在規劃一個大型的會展場館時，周邊需配套建設不同等級的酒店，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同時星級酒店內應擁有新進的會議配套設施，如大型無柱宴會廳、多功能會議室、遠程視頻會議系統、高速無線WIFI等，以滿足高端商務客人的需求。
4結語
綜上所述，新形勢下蘇州會展市場應采用新型的營銷理念，提高配套服務設施，加大對專業型展會的關注度;制定互聯網+創新營銷方法;積極投身于全球化進程，制定全球化營銷戰略;并重視與酒店業的合作，共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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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概論范文6
[關鍵詞]文化心理；楚文化；中原文化
中國自古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國的古代文明是由境內的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以《詩經》為代表的北方黃河的中原華夏文化和以《楚辭》為代表的南方長江中游蠻夷的楚文化，同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精華，并對中國文化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但由于地理環境與歷史文化環境的差異，與中原人相比楚人具有特殊的文化心理。
一、蠻夷本色——開放
楚文化是在長期同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它在初興起時與中原文化相比，居于從屬地位，是處于外圍的邊緣文化。楚人在文化上與中原同源，楚人的遠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氏，先祖重黎亦曾為高辛氏火正，號為祝融。自熊繹受封，建立楚國，就已經開始創造屬于自己的文化。當時楚是江漢間小國，在文化上與中原不一致，受到北人的輕視，北方諸侯常以文明者自居。《詩經·小雅·采杞》中說：“蠢爾荊蠻，大邦為仇。”《禮記·曲禮下》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日子。”《春秋》亦云：“用夷禮，故日子。”而《國語·晉語》稱：“昔成王盟諸侯于歧陽”時因“楚為荊蠻”而“故不與盟”。《孟子·滕文公》云：“南蠻，鳥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春秋公羊傳》又云：“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詩經·商頌》日：“維汝荊夷，居國南鄉。”《左傳·成公四年》載：“楚雖大，非我族也。”《史記·楚世家》載，楚武王伐隨時云：“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人敝甲，欲觀中國之政。”楚文王亦言：“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由此可知，楚人自先秦起就被稱為“荊蠻”、“楚蠻”、“蠻夷”，這種民族特性對文化心理影響深遠。
當時的中原文化模式，從制度層面上來看，即以王室為天下共主，按照尊卑親疏和內外遠近劃分政治地理區域，其中貫穿著強本弱末、恩威并施的統治政策，體現著“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傳·成公十五年》)的政治原則。在經濟上，這種制度由于“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國語嚕語》)，使得中原地區以更快的速度發展；在政治上，由于諸侯有幫助天子征戰的義務，因而大大加強了天子對諸侯四裔的統屬關系；在思想意識上則更牢固地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經．小雅．北山》)的觀念。中原作為天下的地理、政治、文化中心，不但自身在固有的物質文化基礎上向前不斷發展，而且以其先進的文化向四周輻射擴散，吸附和征服四方邦國和民族，不斷擴展舊有文化圈的地域范圍。夏商周三代以來“天下共主”的統治方式導致了文化心 理上的定向趨勢，即中原地區獲得了一種睥睨四夷的優越感。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論語叭佾》)，“不以中國從夷狄”(《春秋公羊傳．成公十五年》)就是這種心理的反映。這種文化價值判斷不僅流行于中原，而且普及四夷，得到普遍的心理認同。地處夷夏之間的楚國自然受到這種社會普遍心理的影響，產生自卑情緒。所以費無極說：“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地偏處南方一隅，山林眾多，還沒有完全脫離原始人的生活習氣，刀耕火耨，生活艱難；地域上處于中原外圍，文化上又源于中原，具有從屬性，在與中原諸國的交往中備受冷落，楚人內心充滿了自卑。“不與中國之號謚”雖是驕橫之辭，也有自卑之心。然而正是這種文化自卑情緒刺激了楚人開放的文化心理，奮發圖強，以達到自強于天下的目的。
正因為楚人從不以中華正統自居，所以楚文化也從來沒有中原文化那樣的中心輻射的優越感和排他性，而是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一面北和諸夏，“跋涉 事天子”(《史記·楚世家》)；一面南撫蠻夷，聯合巴、越、等少數民族。正如《左傳·襄公十三年》中所說：“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這種“南下撫有蠻夷，北上以屬諸夏”的發展道路，是在與蠻夷雜處的現實環境和服務中原王朝的現實需要下逐漸形成的。楚人兼采夷夏之長，并積極開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間的相互學習，正是在開放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生機。開放融合是一個民族永葆生機的基礎。楚人的這種開放融合的思想，比當時管子“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左傳．閔公元年》)和孔子“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定公十年》)的思想都要先進。楚先民從中原南遷到江漢蠻荒之地，身處于土著荊蠻中間，為了生存必須與當地的荊蠻和相鄰的蠻夷友好相處。長期的共同生活，使楚人與他們建立和睦的關系。《史記·楚世家》記載楚武王熊通說：“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可見楚國當時的民族政策非常開放和兼容，很得民心，蠻夷因而“皆率服”。同書又載，熊繹五代孫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可見，楚人在江漢地區一直是深孚眾望的。楚王熊渠的“奄征南海”的活動，得到了江漢間蠻夷的擁護和支持，征服了南方的大片地方，頗有些順應民意的意味。從史籍中看，楚人也從來沒有流露出像中原文化那樣的對蠻夷的極端鄙視和仇恨的心理，所以能夠開明地、迅速地“奄征南海”，將一個方圓百里的小國發展成為幾乎擁有南土半天下的赫赫大國。也許正是因為楚文化在學習中原文化的同時，融入到了蠻夷之中，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中，顯示出極強的兼容性，所以表現出博大而又開放的文化心理。就像擁有蠻夷族鮮卑血統的唐代君主一樣，兼收并蓄，呈現出極大的生命力和創造性。
從地域文化的角度來看，中國疆域遼闊，地形復雜，人繁密，民族眾多，自古以來產生了豐富多樣的地域文化。當代研究地域文化的學者根據地貌特征將地域文化概括為河谷、草原、山岳和海洋四種類型，認為河谷文化內聚力和包容性突出、草原文化流動性和外向性強，山岳型文化具有封閉性和排他性，而海洋文化則以開放性和冒險精神為特征。中原文化大體是山岳型文化，而楚文化則顯現出明顯的河谷文化特色，具有強烈的內聚力和包容性。直至今天，在南楚故地的湖北，楚人的后代仍然像祖先一樣被稱作“蠻子”，在發達的交通條件下接受、歡迎各種思潮。武漢也不像北京和上海那樣排斥外地人，而是以仿佛誰都能融人進去的小市民社會而著稱。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歷史文化心理的繼承。
二、浪漫主義——沖動
楚文化的浪漫主義精神，與世居兩湖、江漢地區的自然環境有關，也與受自然環境影響的社會環境有關。
南朝著名文學家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就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祥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鑒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山地之民近悍，江湖之民近黠。對于南北文化的差異，當代地質學家周昆叔強調環境的因素。他說：“北國有粗獷豪放的人民和古樸深沉的文化；南國有圓通靈敏的人民和輕靈秀美的文化，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差異?不可否認，北方坦蕩的黃土高原和南方山回水轉的環境對人類性格陶冶和對文化特點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可以說，人及其人創造的文化是植根于環境中的，是環境起了重要作用的杰作，是環境的效應。”楚地山巒起伏，林木蔥蔥，大江奔流，細川潺潺，時而云遮霧繞，時而晴空萬里，此種絢麗多彩、瞬息萬變的自然景觀，為楚文化的浪漫主義精神提供了fijfel源泉。除了民族不同、地域環境不同外，中原文化與楚文化之間還有經濟生活的差別。顯然，北方中原是旱地農牧經濟；南方楚地是水稻漁獵經濟。這些不同，帶來了兩者文化心理的明顯差異。如中原人重禮制、重理性；楚人則重人神共位、重感性，并富于浪漫色彩的幻想。
《漢書·地理志》記載，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菔贏蛤，食物常足”。由于謀生較為容易，就可能有較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精神上的追求。此外，也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克服自然，維護生存，所以楚國也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的嚴密的宗法制度。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一直到漢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馴，仍是舉世聞名，《史記》、《漢書》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的壓抑，形成了楚文化浪漫沖動、熱烈奔放的生活情感。在中原文化中，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為“禮”的組成部分，被當作調節群體生活、實現一定倫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視為藝術的極致。而楚國的文化，無論娛神娛人，都是在注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楚地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絲織品，不僅制作精細，而且往往繪有艷麗華美、奇幻飛動的圖案。飲酒是浪漫氣質的表現，楚人非常重視酒在祭神與助興中的功用，酒后的狂放是生命力的展現，楚人的個性與活力在這里得到了自由的舒展。楚人與樂舞也結下了不解之緣。楚歌抒情的意味特別濃厚，《招魂》、《九歌》所描繪的音樂舞蹈，顯示出熱烈動蕩、詭譎奇麗的氣氛。音樂是楚人生命中的一個部分，楚歌雖有陽春白雪、下里巴人之分，然而都極具震撼力，上自士大夫，下至田夫野老，都有歌舞的雅趣。楚人充沛的想象力和獨特的審美情趣，使楚文化的藝術遺存無不呈現出造型清秀、韻致俊逸、色彩富麗、線條流暢的風貌。楚人崇拜太陽，崇拜大火，喜愛亮麗的紅色；向往日出的東方；楚人尚鬼，好祀，崇巫，喜卜；楚人愛細腰，女子婀娜多姿，男子則輕剽好斗等等，都可以用楚人耽于幻想、富于浪漫氣質尋求一個確切的解釋。與中原文化相比，念祖、忠君、愛國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處，但中原文化偏重禮法，楚文化偏重情感；楚文化中崇火尚鳳、親鬼好巫、天人神合一、力求浪漫，與中原文化尚土崇龍、敬鬼遠神、天人相分、力主現實形成了鮮明對比。
浪漫沖動的性格一方面能夠革故鼎新、銳意創新，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國初期，楚人就發明了“楚式鬲”，還得揚越和華夏的青銅冶煉技術而兼之，使自己的礦冶水平居于全國領先水平，并創立了介乎夷夏之間的楚制和楚俗。在楚文化的整個發展過程中，楚人敢于打破陳規，向自認為不合理的事物挑戰。熊渠封兒子為王、熊通自稱武王，還有楚莊“問鼎中原”均屬離經叛道、驚世駭俗之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本是楚人的一種性格，最后升華為以敢于創新為主要內容的民族精神。但另一方面，這種浪漫主義的情懷也造就了楚人狂傲沖動的心理特征。楚人的狂傲和沖動是人所共知的，因此遭到儒者[難。早在孑l子時就有楚狂人“風歌笑孔丘”，一個“狂”字，把楚人的性格刻畫得淋漓盡致。班固就指責屈原“露才揚己，……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潔狂狷景行之士”(班固《離騷序》)。楚人的狂傲在一定程度上來源于楚人的自卑心理，超越自我的愿望使他們重視自我的存在，自我是他們首先關注的對象，正因為這一點，楚人建立起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楚人的性情在他們的生活中處處表露出來，這種生活方式又強化了楚人沖動與狂放的性格。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期望能“乘騏驥以馳騁兮”、“令鳳鳥飛騰”(《離騷》)。項羽更是以剛愎自用、輕狂傲慢聞名。司馬光也曾在奏折中寫道：“閩人狹險，楚人輕易。”(《續資治通答·卷六卜七》)
確實如《禮記·王制》所說：“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學者們在研究時也發現，不同的地區有著不用的文化心理特質。李淦的《燕翼篇·氣性》則將天下分為三大區域：“地氣風土異宜，人性亦因而迥異。以大概論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為一道，通謂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為一道，謂之東南人。……北地多陸少水，人性質直，氣強壯，習于騎射，憚于乘舟，其俗儉樸而近于好義，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東南多水少陸，人性敏，氣弱，工于為文，狎波濤，苦鞍馬，其俗繁華而近于好禮，其失也浮，抑輕薄而侈靡。”瑚其區域劃分雖粗，但描述習俗民情卻十分形象，似乎正好對應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的不同的文化心理。
司馬遷曾這樣評價楚地楚人：“其俗剽輕，易發怒。”(《史記．貨殖列傳》)直至今天，湖北民間還有著動不動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民俗，人們也習慣把湖北人叫“九頭鳥”，表現著狡黠、強悍、變化多端等種種特點。武漢人也以脾氣大、容易毛躁著稱。楚人的文化心理深深積淀在楚人心中，傳承千年仍表現在衣食住行、自娛自樂、思維想象等各個方面。
三、神秘巫祀——達觀
德國l9世紀著名人文地理學家拉采爾在《人類地理學》中，分析了地理條件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認為人的活動、發展和分布受到了地理環境的嚴格制約，自然環境“以盲目的殘酷性統治著人類的命運，一個民族應該居住在命運所賦予的土地上，他fh jjf．從法則，必將死于這塊土地”。他把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總結為四個方面：直接的生理影響；心理的影響；對于人類社會組織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支配人類的遷徙及其最后分布的影響。他在強調地理環境決定著人類活動的思想的同時，也承認人類意志的力量和人的無限創造力。楚地特殊的地理條件產生了強烈影響著社會組織和經濟發展的神秘巫祀文化，在心理上也產生了達觀的態度。在氏族社會里，巫一向具有很高地位。中原文化的態度是“敬鬼神而遠之”，以禮制的名義保留了一些形式。而楚人在對神靈的堅定信仰中獲得了力量，這種力量也使他們形成了達觀的文化心理。
楚國故地地處長江中下游地區，由于大量泥沙的淤積，形成了肥沃的沖積平原——江漢平原。在古代，這里就是“地勢饒食，元饑饉之患”(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因此，無論是在春秋還是戰同時期，楚國都是富強繁榮的大國之一，“荊有云夢，犀兕麇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遙為天下富”(《墨子．公輸》)。至今長江中下游各地，仍被譽為魚米之鄉。楚由“族”發展為“國”，罔由小發展到大，歷經800多年。曾被中原人稱作是“荊蠻”、“南蠻”的楚國處于一個“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漢書·地理志》)的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之中，并在社會風俗、思想傳統與生活習慣等方面都不曾像中原地區那樣“經過嚴格的‘禮’的教化”，而是都要比中原地區“較為濃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會的許多傳統”。跟同期中原各國比，楚國大量繼承了氏族社會的風習，受宗法制度和禮教觀念的束縛較少，顯得比較寬容和開明。這種狀況在政治制度上業得到了體現。張正明先生考證，楚國的的政治體，其前期有著濃厚的原始社會組織的痕跡，后來發展為農奴制為主體的政治體，這與同期中原地區的奴隸制國家有一定的區別，在文化心理上也因而表現出更富有自由的想象和激越的情感，從而成為神秘巫祀文化發展的沃土。
荊楚繁茂的叢林、縱橫的江河、廣袤的原野以及多民族雜處的神秘的生態環境，孕育出楚地先民崇尚自然、敬畏鬼神的傳統意念。楚人信鬼、崇巫、好祀，他們生活在充滿神奇傳說的地方，飛翔的大鳳、熊熊烈火都是崇拜的對象，楚人的精神就來自這原始的沖動、神奇世界帶來的原動力。楚先民“民神雜糅，家為巫史”(《國語．楚語》)，《列子·說符》中云：“楚人鬼”；《漢書·地理志》記載，在楚國，從宮廷到民間，歷來“信巫鬼，重祀”。王逸在《九歌序》中也說過：“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在《楚辭》那里，我們更能看到一個與巫風關系密切的神話世界。屈原作品《九歌》中保留著對自然多神祟拜的遺跡，《離騷》等作品中，也能夠看到其對遠古神話傳說的大量承襲和運用。在民間，古來荊楚卜居建宅，均要“前門植桑，后苑種竹”；生兒育女，歷來互饋“竹米”；壽誕生辰，必要種樹、“放生”；行事動輒求神問卜。還有流傳千年不衰的跳喪舞等，無不蘊涵著對鬼神的敬畏。就像元稹的詩中所描述的：“楚俗不事事，巫風事妖神。”(元稹：《賽神》)楚人尚鬼、崇巫、祀、好b，雖有迷信落后的一面，但生活中的這種濃烈的神秘氣息，不僅形成了楚人思想和行動上的特立獨行，同時也體現了楚人達觀的一面。其中．既蘊含著人們寬厚善良的本性，也為楚人在興邦建國的艱難歷程中提供了樂觀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