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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經濟糾紛案例范文1

合同的效力，又稱合同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賦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約束當事人各方乃至第三人的強制力。那么，怎樣的合同才能對當事人或第三人產生法律上的約束力呢？當事人訂立合同是一種經過合意的民事行為，如果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則是一種民事法律行為，在法律上產生約束力。《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應具備下列條件：（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也就是說訂立合同的行為如果符合上述條件就是民事法律行為，合同在法律上就產生了約束有關當事人和第三人的效力，否則不產生法律效力。

不產生法律效力的合同為無效合同。原《經濟合同法》第七條規定了合同無效的幾個條件：（一）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合同；（二）采取欺詐、脅迫等手段所簽訂的合同；（三）人超越權限簽訂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義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簽訂的合同；（四）違反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經濟合同。經濟合同被確認無效后，當事人依據該合同所取得的財產應返還給對方，有過錯的一方應賠償對方因此所受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規定合同無效的條件是：（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因無效合同所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

房地產合同是眾類合同中性質較為特殊的一類合同，此類合同的訂立不僅要遵守《民法通則》，原《經濟合同法》、新《合同法》等的規定，所訂立的合同還應當到有關土地管理部門、房產管理部門辦理相關的批準、登記等手續，合同方能產生法律效力。作為海南特區來說也不例外。但是前些年海南房地產由于盲目開發、缺乏預見和規劃，使房地產市場發展過熱、過快，加之當時有關這方面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出臺滯后，造成海南房地產市場混亂，經濟活動無章可循，直到1995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地產管理法》開始施行，這種現象才逐漸得以緩和，海南房地產市場也才開始逐漸步入正軌。

二、房地產合同糾紛的處理原則

盡管在95年后房地產開發經營活動有了法律的保障，但是95年之前因無法可依和客觀因素的影響而遺留下來的房地產開發經營活動方面的糾紛卻不少；而且即使是在95年之后，因整個海南大氣候仍處于轉型、過渡階段，一些房地產開發經營活動和涉及房地產方面的其他活動仍然是不甚規范，法律法規在實際適用中存在有沖突，如此引起的糾紛亦很多。如何解決，關健在于如何認定因房地產開發經營或涉及房地產活動而訂立的合同的效力。筆者認為，對《房地產管理法》施行之前和這之后當事人訂立的合同，應當根據特定的經濟環境和現實狀況，在不違背立法本意的前提下，綜合考慮，對合同效力作出準確、合法、合理的認定，以便更好地解決現存的房地產糾紛。

在此，筆者想首先介紹一個典型案例來具體分析房地產合同的效力，即原告海南省工業廳訴被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中國房地產開發海南公司房屋買賣糾紛案。該案案情是：1991年9月25日，原告海南省工業廳與被告中國房地產開發海南公司、建設部海南咨詢服務中心簽訂了一份《合同書》，約定：兩被告將位于海口市美舍河開發區白龍南路的宿舍樓一幢轉讓給原告，房屋為框架結構64套，建筑面積為6644平方米，共計房款為565萬元，房屋交付時間為1992年7月30日之前，付款方式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天之內，一次性付定金人民幣100萬元，一個月后再付100萬元，余款在工程竣工驗收交付使用一個月內付清。在原告付清房產轉讓款后五日內，雙方到房產管理部門辦理房屋產權過戶手續，費用按國家有關規定辦理。合同簽訂后，原告依約分五次給建設部海南咨詢服務中心支付共計人民幣565萬元，被告中國房地產開發海南公司于1993年1月10日將宿舍樓交付給原告使用，之后，原告以房改方式將房屋出售給本單位的職工，現均已裝修入戶居住使用達四年，因兩被告一直未能給原告辦理上述房產的過戶手續，遂成訟。再查：兩被告出售給原告的房屋的土地使用權屬于建設部海南咨詢服務中心，系行政劃撥用地，尚未辦理土地出讓手續，經原海口市國土局批準用于建設綜合服務大樓，作為城市規劃、建設技術、房地產方面咨詢業務場所。建設部海南咨詢服務中心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于1988年7月27日在海南設立的，其經營范圍是開展城市規劃、建設技術、房地產方面的咨詢業務；1992年該中心因歇業被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銷。

從上述案例可見，原、被告所訂立的合同及合同內容有幾個方面是不合法的。首先主體上建設部海南咨詢服務中心不具備房地產開發經營資格，無權訂立房屋預售合同；第

二、該合同的標的物所依附的土地是行政劃撥用地，建設部海南咨詢服務中心未依照《劃撥土地使用權管理暫行辦法》的有關規定，辦理土地使用權出讓手續并繳納土地出讓金；第三，該房屋所依附的土地原批準的用途是建設綜合服務大樓，非住宅商業用地，而建設部海南咨詢服務中心未經批準即擅自更改土地用途進行商品房開發和經營；第

四、合同在訂立時，所建房屋也未達到當時法律法規規定的預售條件。很顯然，原、被告訂立的合同違反了《民法通則》、《經濟合同法》有關合同生效的規定，以及違反土地使用權管理的有關辦法，完全符合認定無效合同的條件，本應當認定為是無效合同，按無效合同來處理。但是在此案中，有一個特殊的情節，即原告已將取得的房屋以房改的方式出售給本單位職工，職工們均已裝修入戶居住達四年之久，如按無效合同來處理-返還房產給兩被告，那么無辜職工們的利益將受到嚴重的損害，而且也將嚴重影響生活和工作，而且事實上在全案的審理過程中，職工們的反響是最強烈的。另外，在合同的訂立過程中，原告及兩被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過錯。最終該案以認定合同有效來判決，并經終審維持結案，筆者認為這樣處理是完全符合立法本意的，也達到了應有的社會效果。

上述案例是眾多案例中的一個，但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它突出反映了房地產開發經營案件中存在的連鎖關系，它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審理此類案件不僅僅只是處理開發商與第一手買受方之間的關系，而且還要充分考慮以標的物為焦點的一連串的合同關系，因為以買賣關系牽頭的一連串的合同關系層層相扣的，其中兼雜有抵押關系、租賃關系、合作關系等等，若處理不當，將會引起惡性循環。故結合此典型案例，筆者認為在認定合同效力時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一）遵循立法本意，維護社會穩定原則

我國制定的原《經濟合同法》第一條規定：為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保護經濟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制定本法。1999年制定的統一《合同法》的第一條規定：為了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同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制定本法。“從上述法律規定我們可看出，無論是以前的《經濟合同法》還是現在的《合同法》，它制定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最終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法律是發展和進步的保障，而穩定是一切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前提，兩者相輔相承，共同推動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共同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執法機關，我們的目的也就是為社會發展和進步掃清障礙，我們的任務是化解社會的矛盾，調和不利因素，所以執法機關審案判案應該通透法律的立法本意，以穩定大局為本。

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較快，各類經濟關系也紛呈復雜，最近中國又面臨加入WTO，經驗的不足和客觀形勢的影響使我國法律法規存在不甚完善和出臺滯后的現象，使法律本身和現實狀況存在差異和矛盾，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前述的案例，如果從絕對的法律角度說，合同確認無效是無疑的，但是一旦確認合同無效，矛盾就會激化，這就是沖突所在。

具體來說筆者認為第

一、諸如此類涉及到眾多的散戶的利益或內部集體的利益、買斷產權的、具有連鎖關系的房地產開發經營方面的糾紛，如果僅僅是因為土地轉讓、報建、規劃方面的手續欠缺或不全，而依據省政府、市政府的根據經濟狀況制定的規定，可以補辦、補全這些手續的，有關的合同應該認定有效，按有效合同來處理，依據各方過錯，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在這里筆者還想說明一點，依照法律規定，承擔違約責任的方式是采取補救措施或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等等。結合前述案例，被告沒有為原告方辦妥房產證，違反了合同約定，補辦手續就是采取違約責任中規定的補救措施的一個內容，這就是可以反過來說明手續的欠缺并不必然導致合同的無效，因為法律在作強制性規定的同時，是允許采取補救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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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于不涉及眾多散戶或內部職工利益的案件，如前例，假設原、被告在訂立合同后，原告海南省工業廳并未將房屋以房改方式出售給職工，只是閑置著，或租賃予他人、或抵押予他人而他人尚未押斷產權的情況，筆者認為可以認定合同無效。因為不論是房屋被閑置著，或出租、抵押予他人，均不影響房屋所有權人行使所有權，承租人依法可以繼續承租，抵押也只是擔保的一種方式，并不必然導致抵押物的產權轉移，而且抵押權人的真正目的也不在于此，最主要的是這些情況都不盡然引起社會大面積的負面影響，而且作無效無理，在返還財產上也是實際可行的。

（二）保護善意相對人、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原則

我國的法律、行政法規在立法上除了規定制訂法規的目的是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外，還著重強調了要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在過去的《經濟合同法》、新的《合同法》里都有所體現，比如新的《合同法》的第四十九條就規定：行為人沒有權、超越權或權終止后以被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權的，該行為有效；第五十條也規定：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故筆者認為在處理房地產開發經濟糾紛時應與立法原則一致，應該充分考慮保護善意相對人甚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準確認定合同效力。下面筆者從房地產糾紛的幾個類型來具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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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地產轉讓糾紛

房地產轉讓糾紛是房地產糾紛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通常致使合同無效的事由是：商品房預售時，或者未領取預售許可證，或者未按規定投入工程開發建設總投資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或者根本未領取土地使用權證等等。一般來說如果買方已經入住，并已支付大部分房款，有關欠缺的手續可以補辦的，應維護買方的利益，除非是買方主張合同無效，否則應認定合同有效，按有效合同處理。如果預售的房屋尚未交付，或工程尚未完工、不可能完工、工程欠缺有關手續、發展商亦不愿意承擔責任等情況，可按無效合同來處理。

其次，由于行政機關或發展商的原因未能及時辦理房產證，第一方買受人在未取得房產證之前又再次轉讓的情況；假如第一手買受人已明示或此后買受人已明知這一情況而以該理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不應當支持。因為作為第一手買受人并無欺瞞的意思表示，而此后的買受人已明知或應當知道房屋狀況而仍愿意購買，并非不知情，不屬善意的范疇。而且對于第一手買受人來說，未能取得產權證并非其個人原因所致，其已付足房款，可視為其已實際上取得產權，其利益應該受到保護。

如果此后的買受人確不知情，而房款已支付，也已經入住，開發商有能力辦理房產證的，合同可確認有效；如開發商無能力辦理房產證的，則確認合同無效，按無效合同處理。當然在確認合同無效時，對占用房屋居住的損失要依公平原則合理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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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租賃糾紛

在海南經濟特區，流動人口眾多，房屋租賃行為也是比較活躍。在這一塊糾紛中，合同效力的認定主要爭議在出租方和承租方是否到房產管理部門就房屋租賃辦理登記備案手續。1995年建設部的《城市房屋租賃管理辦法》第13條規定：“房屋租賃實行登記備案制度。”第17條規定：“《房屋租賃證》是租賃行為合法有效的憑證。”在該辦法之前，房屋租賃行為沒有登記備案的要求，這之后也不甚規范，許多租賃行為并沒有辦理《房屋租賃證》。筆者認為在《辦法》之前房屋租賃行為未辦理備案登記的，如果此租賃行為一直延續至《辦法》后，而依照省內的規定可以補辦的，依此訂立的合同應認定有效，以保護各方的利益，但應責令及時補辦。而《辦法》之后的租賃行為原則上應依法辦理備案登記。但是不可否認，在海南本地，租賃行為的隨意性很大，而且租賃本身有其特殊性，即承租人只要使用了出租的房屋，即使沒有有效的租賃證明，出租人和承租人在客觀上仍然存在債的關系。所以對未辦理備案登記的租賃行為，如雙方當事人均認可，對租賃行為本身未持有異議，只是對租金的支付持有異議，一般應認定合同有效，以保證出租人能合理地獲取租金，但也應責令補辦手續。

對于一方提出異議，另一方確有過錯或雙方均存在過錯的情況可認定合同無效。需要說明的是，法律上對無效合同的處理主要是針對當事人因無效合同而提出的違約金、利息部分不予保護，對于出租人實際產生的損失可視為承租人占用所造成的損失，是可以補償的，這樣就可避免一方當事人借主張合同無效而逃避租金的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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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屋抵押糾紛

房屋抵押與房屋租賃一樣，依法應辦理抵押登記手續。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比較常見的矛盾發生于“先已預售，后又抵押”或“先已抵押，后又預售、轉售”的情況。一般認為如果抵押已辦理了他項權利登記而預售未辦預售登記，買受方沒有支付大部分房款未入住等情況，應保護抵押權人的權利，認定抵押合同有效；如果抵押已辦理了他項權利登記，但是預購方已基本付清房款入住、或購房者眾多、房屋已被多次轉售且也基本付清房款的，應認定買賣合同的有效性。因為作為購房者來說，在審查房屋的實際狀況方面是處于被動的位置，其沒有合理審查實物狀況的能力和責任，且如認定合同無效，在返還財產上也難以執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應著重保護購房者的利益，而且這種做法與前述維護社會穩定的原則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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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房屋建筑質量糾紛

房屋建筑質量糾紛近年有上升的趨勢，筆者認為有關房屋質量問題并不能影響合同效力的認定，一般認為此問題產生于有效合同基礎上，只是影響到合同的繼續履行或解除。在這方面，保證交付房屋的質量是出售方的義務，買受方通常沒有審查房屋質量的能力和責任，故此類糾紛著重保護買受方的利益。

但是不排除房屋出售方在出售房屋時故意隱瞞房屋存在瑕疵的真實情況，侵害買受方的利益致使合同無效的情況。當然所謂房屋質量上的瑕疵應有合理的解釋范圍，如果在合理范圍內的瑕疵，法律允許采取補救措施，也就不必然導致合同的無效。

三、無效合同的處理

原《經濟合同法》第7條第2款規定：“無效的經濟合同，從訂立的時候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經濟合同被確認無效后，當事人依據該合同所取得的財產，應返還給對方，有過錯的一方應賠償對方因此所受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統一的《合同法》第56條規定：“無效的合同或被撤銷的合同自始沒有法律拘束力。”第58條規定：“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

以上是法律對無效合同處理的規定，無效的房地產開發經營合同也應按上述規定來處理。概括起來，法律對無效合同的處理主要是（一）返還財產或折價賠償；（二）賠償損失，這些主要是針對過錯方而言的，對于非過錯方也并不需承擔法律后果，具體處理上，筆者認為在上述前提下，也應遵循幾點。

（一）公平原則

房地產開發經營活動是一種民事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在對房地產開發經營的無效合同的處理中，也應貫徹這一原則。比如因未辦理房屋租賃許可證而引致的租賃合同無效的情況，按規定，租賃關系無效，承租方將房屋交還給出租方，并且有過錯的出租方仍應賠償承租方的損失。但是這里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情節就是，承租方既便沒有過錯，但其確實也是使用了出租方的房屋，屬實際受益人，出租方也是遭受了沒有實際使用房屋的損失。從這一點來說，筆者認為像類似的情況，仍應考慮讓沒有過錯的承租人支付實際使用房屋的租金，才比較公平合理（租金的確定可通過估價部門進行評估）。因建筑質量引致的糾紛也有類似的情況，即在合同因此而確認無效后，出售方應賠償買受方的損失，但同時也應考慮買受方已實際使用了房屋，也有一定的受益，故可參照租賃的確認方式給予合理的使用補償。

（二）避免累訟原則新晨

房屋經濟糾紛案例范文2

關鍵詞： 惡意訴訟；民行檢察；息訴服判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3）05-0046-06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各種社會矛盾不斷出現，新型法律關系層出不窮，隨著法制宣傳的不斷深入，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不斷提高，利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觀念不斷增強，對我國司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隨著人民群眾對于檢察機關民行檢察部門職能認識的不斷加強，一類特殊類型案件在民行檢察司法實踐中逐漸凸顯出來，即當事人明知或者應當知道其訴訟目的是不正當的，而仍然申請檢察機關予以監督保護，從而達到個人不正當目的。這一類“惡意訴訟”類型的案件，由于其特殊性，嚴重影響到當事人的權益，也嚴重損害了司法機關的權威，因此，在民行檢察司法實踐中應當予以高度重視。

一、“惡意訴訟”式案件的定義及表現

所謂“惡意訴訟”式案件，顧名思義，就是指當事人明知或應當知道其訴訟目的是不正當的，而仍然訴請保護，以致不正當訴訟發生，侵害對方合法權益的行為。所謂惡意，是指當事人明知或者應當知道其訴訟目的是不正當的。這是對于當事人案件進入司法機關程序時，主觀狀態的判斷，既包括當事人主觀明知，也包括通過案件情況以及其他相關情節可以判斷當事人應當明知的推定。

（一）“惡意訴訟”式案件與虛假訴訟案件的區別

“惡意訴訟”式案件不等同于虛假訴訟案件。虛假訴訟案件是指訴訟當事人捏造虛無的法律關系、虛無的當事人或者虛無證據進行的訴訟。盡管虛假訴訟案件和“惡意訴訟”式的案件在手段、方式上存在著一致性，但是不能將虛假訴訟案件等同于“惡意訴訟”式的案件。

1.從概念的外延來看，虛假訴訟案件的范圍小于“惡意訴訟”式的案件，虛假訴訟案件往往表現為“惡意訴訟”的一個方面，即手段方面。而“惡意訴訟”式的案件除了利用各種虛假的手段外，還包括利用法律漏洞、惡意串通等多種方法和表現方式。

2.從概念本身看，“虛假訴訟”案件強調對于當事人訴訟手段的描述，不考慮當事人的主觀狀態，而“惡意訴訟”更多地是強調對當事人主觀惡意的描述。

3.從法律效果上看，“虛假訴訟”案件往往更多地是訴訟手段的描述，因此，其結果可能并非非法，也不存在獲得不正當利益的可能，作為純技術手段的“虛假訴訟”案件盡管不為法律所提倡，但也無全盤否定、禁止的必要。而“惡意訴訟”式的案件，由于當事人主觀的惡意，決定了其獲得的是非法利益，損害了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其效果具有危害性，應當予以禁止。

（二）“惡意訴訟”式案件的表現特點

“惡意訴訟”式案件最早出現于審判機關的司法實踐中，并且有逐步擴大的趨勢，在檢察機關實踐中，由于檢察院民行檢察工作性質直接指向審判機關的判決，并且具有程序性強制再審效力，因此，近年來，“惡意訴訟”式案件在民行檢察工作中也不斷出現，并有上升趨勢。“惡意訴訟”式案件具有其自身的表現形式和特點：

1.程序位階的多樣性。“惡意訴訟”式案件主要針對訴訟當事人主觀方面的考量和評價，與訴訟程序無關，即當事人可能是惡意，也可以是惡意上訴、惡意反訴，甚至是惡意申訴，要求審判機關再審或者檢察機關抗訴。

2.針對對象的特定性。“惡意訴訟”式案件僅僅是對當事人啟動一步司法程序主觀狀態的一種描述，而不是對整個案件審查、審理全過程狀態的描述。盡管誠實信用原則是我國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也是我們大力宣傳弘揚的社會道德，但是由于強制當事人自證其行為非法不屬于我國《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也不是民事法律關系的基本原則，因此，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進行的對自己案件真實情況的辯解甚至是狡辯等行為，不能認定為“惡意訴訟”式案件。

3.不針對審判結果的價值判斷性。“惡意訴訟”式案件不等同于錯案，“惡意訴訟”僅僅是對當事人主觀狀態的一種描述，并不必然直接導致案件審判的不公正，在實踐中往往由于發現及時，使得當事人“惡意訴訟”的目的不能達到，判決結果公正合理。

4.主觀目的的惡意性。“惡意訴訟”式案件，當事人的目的“不正當”。普通民事案件，當事人提訟的目的往往是追求對自身有利的判決結果，但是在“惡意訴訟”式案件中，當事人不一定追求案件的有利結果，甚至不追求案件的結果，而是通過啟動司法程序達到其他不正當目的。

5.與民行檢察工作緊密相關。民行檢察是對法院生效判決的監督，并且一旦檢察機關提出抗訴，將起到終止案件執行的法律效果，因此，“惡意訴訟”式案件與民行檢察工作密切相關， “惡意訴訟”式案件的當事人往往利用民行檢察機關的這一特點，通過向檢察機關“惡意申訴”達到不正當的目的。

客觀地說，“惡意訴訟”式案件的出現有其客觀必然性。法律賦予當事人訴權，就是賦予當事人通過訴訟解決爭議的途徑，訴權也是當事人的一項基本權利。因此，客觀上講，不論當事人訴訟目的是善是惡，只要符合法定訴訟條件，可以通過訴訟途徑進行解決。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惡意訴訟”式案件由于當事人目的的不正當性，容易引起其他當事人的抵制情緒，破壞司法機關公正性的權威，造成不良影響，甚至最終演變成纏訴鬧訪，影響了社會穩定。因此“惡意訴訟”式案件也是檢察機關民行檢察工作司法實踐中所要研究的重點和難點。

二、“惡意訴訟”式案件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

“惡意訴訟”式案件由于其當事人主觀方面的不正當性，對司法程序以及對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都會造成重大的影響和傷害，可能造成嚴重的后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惡意訴訟”式案件可能造成認定事實的錯誤和適用法律的不穩定。“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我國司法實踐貫徹的最基本的原則。認定事實正確是法律賴以存活的基礎，也是公民對法律產生信賴的基石。而適用法律的正確性體現了一個國家立法、執法、司法的水平，標志著一個國家法律秩序的成熟與否。而“惡意訴訟”式案件由于當事人往往采用虛構事實、偽造變造證據、篡改證據等手段，容易造成審判機關在認定案件事實時出現錯誤、以及適用法律存在不穩定的危險，容易造成當事人對司法行為產生不確定感，不利于我國司法健康穩定的發展。

2.“惡意訴訟”式案件可能造成司法機關公信力的降低。司法機關的公信力是司法機關權威的基礎。如前所述， “惡意訴訟”式案件有可能造成認定事實錯誤以及法律適用的不穩定，從而導致審判機關公信力的降低。

3.“惡意訴訟”式案件可能導致訴訟資源的浪費。“惡意訴訟”式案件由于當事人目的的不正當性，因此，大多數“惡意訴訟”式案件都會形成一方當事人申請法院、檢察院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的情況，有的時候往往造成雙方當事人均不服判決，要求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的情況。無疑，審判監督的目的是為了糾正原審判決中的錯誤，是當事人保障自身權益的重要方式以及重要權利。但是由于 “惡意訴訟”式案件，雙方當事人至少其中一方目的“不正當”，因此往往會存在申訴“試一試”的僥幸心理，從而客觀上造成了訴訟資源的浪費，當然更有極端的案例，雙方均抱有不正當目的，反復糾纏，從而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

4.“惡意訴訟”式案件容易導致當事人出現纏訴鬧訪的問題。“惡意訴訟”式案件一方面由于一方當事人目的的“不正當性”或者手段的“不正當性”使另外一方當事人產生心理不滿，容易造成當事人情緒波動，甚至產生抵制情緒，對于審判機構乃至于法律產生置疑。另一方面，抱有“不正當”目的的當事人，往往主觀上存在“惡意”，一方面懷著“僥幸”的心理試圖通過欺騙司法機關達到個人目的，另一方面往往在自己的利益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通過其他不正當的方式向司法機關施壓。與此同時，“惡意訴訟”式案件往往導致當事人對司法審判機關的不信任，選擇通過啟動抗訴監督程序的方式主張自己的權利，其訴訟過程較普通訴訟程序漫長、困難，容易激化訴訟當事人的情緒，也容易將當事人的不滿情緒轉嫁到檢察機關，形成纏訴鬧訪的局面，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

三、“惡意訴訟”式案件產生的原因及特點

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民事法律關系日趨復雜，當事人之間的矛盾沖突不斷加劇，“惡意訴訟”式案件在檢察機關民行檢察部門司法實踐中出現頻率越來越高。

（一）“惡意訴訟”式案件產生的原因

結合檢察機關民行檢察部門司法實踐所遇到的案例進行分析，其主要原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當事人在訴訟請求被法院判決駁回后，希望繼續通過民行檢察申訴渠道企圖原審判決，達到自己不正當目的。比如，天津市檢察機關辦理的一起民事案件，申訴人明知其與被申訴人之間簽訂的房屋買賣協議是偽造的，仍然通過申訴，企圖通過檢察機關要求法院再審而達到自己占有房屋的不正當目的。

2.當事人企圖阻礙、拖延生效判決的執行。當事人的“惡意”往往通過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啟動訴訟程序通過判決只是其中的一種形式，另外，阻礙、拖延生效判決的執行也可能造成對對方當事人不利，使當事人獲利。又由于民事抗訴法定的中止原裁判文書的執行，因此，當事人很有可能不是追求再審的有利結果，而是追求民行抗訴到法院再審判決結果之間的時間，從而達到自己的不正當目的。

3.當事人意圖給對方當事人、司法機關施壓，從而達到搞亂訴訟程序的目的。有的“惡意訴訟”式案件當事人并不一定以追求某種自身利益為目的，而僅僅是懷著“讓對方也不好過”的心理，通過使對方當事人不斷陷入訴訟的負累，從而達到自己的不正當目的。

4.當事人之間相互串通，損害第三人的利益。當事人之間互相串通，利用訴訟、抗訴作為手段，抗訴書、判決書作為“工具”，使自己的不合法利益“正當化”，從而損害第三人利益，此類訴訟多見于以調解方式結案的案件，類型以婚姻家庭、債權債務為主。該類案件危害性較大，往往是第三人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自身利益遭受到重大損失，并且此類案件不易發現，給法律監督機關的監督制造了障礙和困難。

（二）“惡意訴訟”式案件呈現的特點

結合天津市檢察機關辦理的“惡意訴訟”式案件，發現這一類案件具備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案件涉及的法律關系呈典型性。目前，司法實踐中接觸到的典型“惡意訴訟”式案件主要涉及建筑合同、房屋買賣、借款合同糾紛等。通過分析，我們發現，典型“惡意訴訟”式案件大都涉及經濟往來或者關乎民生的房產交易，或者是對當事人產生重大影響的經濟關系。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①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各類經濟法律關系越發復雜，各類經濟糾紛不斷出現，人民群眾法律觀念逐漸加強，越來越傾向于運用法律來解決爭端；②經濟糾紛一類的案件，涉及經濟關系往往比較復雜，權利、義務關系比較混亂，當事人往往采取虛構事實，偽造、變造證據，篡改合同等“惡意訴訟”的典型手段；③經濟案件往往涉及案件執行問題，當事人通過“惡意訴訟”的手段阻撓或者拖延案件執行。例如上文提到的房屋買賣合同申訴案中，申訴人系被申訴人的親屬，被申訴人系外來務工人員，沒有取得天津市常住居民戶口，按照當時相關政策，無法購買住房，遂利用申訴人的身份買了一處二手房，后申訴人屢次向被申訴人施壓，并逼迫被申訴人寫下承認房屋為申訴人的字條，意欲取得房屋所有權。在審判機關沒有支持其主張的情況下，申訴人持該字條向人民檢察院申訴。

2.申請檢察機關抗訴率高。“惡意訴訟”式案件由于當事人啟動司法程序目的的不正當性，當事人申請檢察機關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的比率非常高。由于“惡意訴訟”式案件的當事人對于其訴訟目的的不正當性是明知或者應當知道的，因此，其對于判決結果往往也有一定的心理預期，往往會通過進一步申訴的方式來混淆視聽，達到自己的不正當目的。

3.案件具有隱蔽性和手段多樣性。“惡意訴訟”式案件形式上往往都符合程序法的一般要求，立案審查階段被發現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因惡意訴訟當事人的精心準備及訴訟技巧，也難判斷當事人是否系惡意訴訟。同時，由于民事訴訟本身誰主張誰舉證，當事人自治原則的特點，以及優勢證據的舉證原則，導致了惡意訴訟當事人進行惡意訴訟的手段也趨多樣性，主要表現為：①單方欺詐，如虛構事實，偽造、變造證據、篡改合同等；②非法利用法律程序，如干擾、阻礙、拖延原判決的執行。在天津市檢察機關辦理的兩起典型“惡意訴訟”式案件中，當事人雙方系夫妻關系，婚姻關系破裂后，由于財產問題產生糾紛，雙方之間為了謀求自身不正當利益，為了給對方制造麻煩和壓力，相互多次偽造欠條對方，經審判機關審理后，雙方當事人均欲通過檢察機關申訴的方式達到自己獲得利益的目的，均為當事人通過偽造欠條等證據來達到不正當的目的。

4.當事人履行自身權利、義務往往存在瑕疵。“惡意訴訟”式案件的產生，往往是由于當事人在履行自身權利、義務，或者做出民事行為時有瑕疵，由此給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造成了可乘之機。在天津市檢察機關辦理的同類型案件中，幾乎所有案件都是由于當事人在做出民事行為的時候，或由于盲目自信或由于疏忽大意，沒有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完善自己的行為，給對方留下了可以利用的漏洞，從而造成自身利益受損。

5.“惡意訴訟”式案件往往是當事人利用現行法律、制度的漏洞制造事端。由于我國法律體系還在建設階段，目前許多法律、制度存在不健全的地方，“惡意訴訟”式案件的當事人往往利用這些漏洞，制造事端。特別是在鑒定領域，由于我國目前法律對于鑒定資質、級別、救濟渠道等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當事人往往通過偽造合同字據、多方鑒定、重復鑒定的方式，干擾訴訟程序，達到自己的目的。例如上面提到的離婚財產糾紛案件，雙方當事人互相多次偽造欠條等證據以對方，并且雙方多次找不同的鑒定機構進行鑒定，并利用鑒定結果之間的差異反復申訴，纏訴鬧訪，嚴重擾亂了司法秩序。

四、檢察機關在司法實踐中處理“惡意訴訟”式案件的幾點建議

如上所述，“惡意訴訟”式案件在司法實踐中產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針對目前“惡意訴訟”式案件數量不斷上升的現實情況，為了維護法律適用的穩定性，保證審判的公信力，節約司法資源，結合實踐中檢察機關處理“惡意訴訟”式案件的實際情況，對于“惡意訴訟”式案件的處理，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一）完善相關制度，遏制惡意訴訟式案件

“惡意訴訟”式案件之所以呈現出逐漸上升的趨勢，其主要原因在于對惡意訴訟者懲戒的法律制度仍不完善，惡意訴訟者的違法成本過低。按照我國目前的法律規定，惡意訴訟者進行惡意訴訟承擔的最嚴重的訴訟風險是訴訟請求被駁回，其經濟損失主要是訴訟費用。即使惡意訴訟當事人被認定為“偽造、毀滅證據，妨礙了人民法院審理案件”，依相關規定，也僅處以15日以下司法拘留，1000元以下罰款。除此以外，法律針對惡意訴訟行為再無其他處罰手段。正因如此，許多惡意訴訟人要么懷著僥幸心理，要么“有恃無恐”。加大惡意訴訟當事人的司法成本，是防止惡意訴訟不斷擴大的有效途徑之一。因此，我國應當進一步完善相關訴訟法律制度。

1.完善惡意訴訟的民事法律制裁制度。通過設立相應刑法罪名或量刑幅度，對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后果的惡意訴訟當事人實施相應的刑事制裁，以刑事懲罰威懾力達到遏制惡意訴訟的目的。

2.完善案外人參加訴訟制度。在訴訟程序中對有證據證明訴訟正在或將要損害其合法利益的案外人，賦予該案外人提訟或參加訴訟的權利。

3.完善第三人申訴制度，準許利害關系人可以向有關機關申訴，或者直接賦予第三人申請再審、申請檢察機關抗訴的權利。

4.可以嘗試在民事法律中設定惡意訴訟侵權制度，對于惡意訴訟導致對方當事人遭受損害的情形，要追究惡意訴訟人的責任，要求其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該損害賠償范圍不僅包括受害人參加訴訟所有的花費，還應當包括精神損害賠償。

（二）建立“惡意訴訟”式案件信息共享機制

即對于可能存在惡意訴訟情況的案件，檢察機關辦案人員應當與原審法院合議庭進行溝通。由于“惡意訴訟”式案件具有隱蔽性和手段多樣性的特點，因此，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不易察覺和發現，特別是在民行檢察辦案環節，由于我國民行檢察采取事后監督和書面審查的模式，因此，往往對于當事人是否存在“惡意訴訟”行為不易察覺。在訴訟實踐中，原審法院往往是案件的實際發生地或關聯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距離案件的發生、發展以及案件相關當事人均較后序法院為近，并且，在原審法院的訴訟過程中，由于當事人距離糾紛發生的時間近，往往準備不充分，對于案件事實的描述較為客觀，比較容易判斷出當事人是否存在惡意訴訟的情況。因此，應當建立一定的信息共享機制，促進后序法院審判人員、檢察人員與原審法院審判人員進行充分溝通與交流，有利于充分了解案件的真實情況，判斷是否存在惡意訴訟的情況。

（三）完善檢察機關民行檢察辦案制度，加強對“對惡意訴訟”式案件的監督

“惡意訴訟”式案件對于司法機關公正審判具有重大影響，對“惡意訴訟”式案件的監督也集中體現檢察機關民行檢察部門對于保障當事人權利、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視，是民行檢察部門行使法律監督權的重要體現。因此，民行檢察部門對于當事人申訴的案件應當予以充分的重視，建立相應的機制，形成制度化，對于屬于“惡意訴訟”的案件要堅決按照法律規定進行處理，該抗訴的抗訴，該駁回的駁回，并且要及時發現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違法違紀、瀆職侵權的問題及線索。具體表現為：

1.要建立“惡意訴訟”式案件預警機制，即承辦人在審查案件的過程中，要時刻保持警惕，及時發現可能存在“惡意訴訟”情況的案件，并及時上報。

2.要建立“惡意訴訟”式案件溝通機制，即承辦人要積極與原審、后序審判人員及時交流案件信息，了解案件處理的相關情況以及案件背景，分析是否具備形成“惡意訴訟”的原因。

3.要建立“惡意訴訟”式案件集體討論機制，即對于可能存在“惡意訴訟”情況的案件都要通過主訴會、案務會的形式由全體干警參與討論、研究決定。

4.要建立“惡意訴訟”式案件類案分析研究機制，對于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惡意訴訟”式案件進行類案研究，總結其內在規律，分析哪些訴訟情況容易發生“惡意訴訟”，從而引起辦案人員的警覺和重視。

（四）積極完善、探索對于調解的監督

隨著《民事訴訟法》的修改，調解也逐步納入到民行檢察監督范圍內。調解系雙方當事人在法庭的主持下自愿達成的，在司法實踐中，往往雙方當事人互相串通“惡意訴訟”，然后通過調解結案的方式損害第三人的利益。對于調解結案的案件，民行檢察監督目前還處于嘗試階段，應當建立一定的辦案機制，在審查過程中，應當予以高度重視，審慎處理，及時與原審法院進行溝通，詳細了解案件是否可能存在通過“惡意訴訟”損害第三人利益的情況，并及時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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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s Handling "Malicious Litigation" Cases

Wang Zijian